在考慮古代太空人這個概念之前，我們得先來思考人類的起源。傳統科學究竟是如何阻礙了認識我們這個物種的起源，還有這對我們的未來又意味著什麼？
達爾文主義怕火煉
與正吵個翻天的人類起源之爭相比，這個世界是如何誕生或某些衛星是否是人造物體這些問題似乎都顯得好微不足道。這場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英國自然主義者查爾斯・達爾文在他1895年發表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出的理論。達爾文在這本書裡對地球生命的出現提出了一個簡單明確的解釋——所有生命都是經過一連串出於隨機基因突變，再加上被稱為自然選擇的過程的生物學變化演變而來。按照這個假說，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物種往往最能生存下來。儘管達爾文從未明確表示人類是猿類的後代，但他的追隨者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無怪乎引來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口誅筆伐。適者生存的觀念或許是達爾文主義最深植人心的原則，它已在學校裡被教導了好幾代人。
演化論的論調大家都耳熟能詳——先是魚類演化成兩棲類、兩棲類演化成爬蟲類、爬蟲類演化成鳥類和哺乳類，後者最終又演化成人類。“然而，相比起向學童解釋這一概念——只需配上可愛的插圖和猿人排排站的圖片（從肩膀塌陷的那些一路過渡到可以直立的）即可，可是要證明它卻困難得多，”著有《創世紀種族》（The Genesis Race）的威爾・哈特（Will Hart）告誡說。事實上，達爾文的理論始終免不了爭議，因為確如哈特強調：“它是迄今世上唯一一個尚未通過嚴格科學標準證明的科學理論。”
即使經過一百年來的努力，也沒有人能夠藉由化石證據來確實證明達爾文的理論。不過，大部份的學校仍繼續教授達爾文演化論，爭議也因而無休無止。已故的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曾指出：“每一位古生物學家都心知肚明，化石紀錄對於介於中間的演化形式有很嚴重的缺失；（物種的）主要群體該有的過渡階段全都找不到。”
達爾文從來沒有斷言人類是演化自猿類，這完全是他的追隨者擅自得出的結論。達爾文本人甚至坦承自己的理論存在很大的漏洞。“如果有任何現今存在的複雜器官可以被證明根本不可能是形成自連續多次微小的改變，那我的理論就肯定會被推翻，”他在《物種起源》裡寫道。
由於複雜器官的這種無可置疑的痕跡卻實始終沒有被找到，ㄧ些享有盛名的科學家便開始依此作為反對人類演化理論的證據。理海大學的生物學教授邁克爾・貝恩（Michael Behe）在仔細研究了凝血機制、纖毛、人體免疫系統、細胞間物質轉移與核苷酸後下了結論，這些人類生理學功能實在是太過“難以置信的複雜”，不可能是從“缺乏完備”的上一代自然選擇下來的結果。智能設計論的支持者緊緊抓住了貝恩的研究，好替他們的信仰做辯護。
2005年，貝恩將他的“不可複製複雜性”理論搬上了賓夕法尼亞州的法庭，要求該學區應該將智能設計論與演化論一起包含入科學課程。美國地方法院法官約翰・瓊斯三世（John E. Jones III），他是一位由喬治・布希總統在2002年任命的保守共和黨人，判定貝恩的要求違憲，因為該教授的主張已經不是科學，而是另一種創造論，是已被“整個科學界所拒絕”的宗教信仰。
重寫人類編年史
縱使貝恩的想法被法院駁回，但他在人類的演變及其與演化論是否相符的這個問題上是否透露了一絲真知灼見呢？畢竟，我們完全有理由質疑我們的演化年代表，因為它總是要一修再修。舉例來說，2012年初在東帝汶的一座石灰岩洞穴發現了四萬兩千年前的魚鉤跟魚骨，這說明人類比原先以為的要早三萬年就開始進行熟練的深海捕撈活動。其中一位發現者是出身澳洲國立大學的考古與自然歷史系的蘇・奧康納（Sue O’Connor），她告訴媒體：“過去從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人類在四萬兩千年前究竟是使用（什麼）海航技術來捕魚。”
合著非主流歷史鉅作《太古文明》（Civilization One）的暢銷書作者艾倫・巴特勒（Alan Butler）和克里斯托弗・奈特（Christopher Knight）舉出了更進一步的證據證明人類種族的演化遠比我們所以為的還要悠久。巴特勒和奈特提到了冰島雷克雅維克的基因解碼公司（deCODE Genetics）研究人員主持的大規模基因製圖工作，其可以確定將近三萬名冰島婦女的遺傳基因產生差異的起源。這是通過計算DNA的差異與正常DNA的數目來確定的。這項研究證實差異產生於大約三百萬年前，遠早於現代人類被認為開始演化的時間。
對DNA的研究也支持這種遺傳聯繫可以在多樣性群體中發現的觀點，指向在早期發生過廣泛的遷徙與遺傳混合。作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為這般千里迢迢的旅行找到了佐證。在人類DNA研究中，DNA線粒體會攜帶一種罕見的遺傳標記或單倍群，又稱為單倍群X（haplogroup X）。單倍群X2堪稱相當罕見，它已被發現於高加索山脈地區和地中海，令人驚訝的是，它還包括了生活在蘇必利湖附近的奧傑布瓦印第安人（Ojibwa）。
血液的分析結果反而會使人愈發相信大西洋中部的一座島嶼的存在。在他1978年的《我們的外太空祖先》（Our Ancestors Came from Outer Space）中，曾協助構思並設計飛向月球的阿波羅太空船的航空工程師莫里斯・查特蘭（Maurice Chatelain）舉出了大英博物館保存的五個印加木乃伊不但在血型上和他們的美洲鄰居不相像，反而卻與西班牙跟法國大西洋沿岸的巴斯克人相同，其中一個木乃伊甚至擁有在地球上難得可貴的Rh因子。不幸的是，這項由英國科學家在1952年進行的有去研究已經無法重現，因為這些木乃伊後來皆毀於大英博物館的地下室水管爆裂。目前尚不清楚這起事故是否確有其事。查特蘭還指出，瑪雅人和印加人製作木乃伊的方式與埃及人與蘇美爾人如出一撤。
在中國發現的骨頭化石經碳測年確定已有超過一萬一千五百年歷史，同時它們還透露在過去曾有未知類型的人形生物與現代人類同時生活。馬鹿洞人的名字是取自現已滅絕的常被他們烹煮與食用的馬鹿，他們的化石表現出了兼具現代人類和其它生物的不尋常混合特徵。在該遺址出土的石器還證明他們是工具製造者。
馬鹿洞人的化石顯露出了像現代人類一樣又長又寬的高大額葉。但他們與現代人類不同，有突出的眉脊、厚實的顱骨、平坦的上臉與寬鼻子、缺乏像人的下巴的醒目下顎、符合冰河時期人類標準的適中尺寸大腦、較大的臼齒、原始的短頂葉，還有與接收感官信息相關的頭頂腦葉。“這些都是我們數十萬年前的祖先的原始特徵，”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的考古學家戴倫・庫爾諾（Darren Curnoe）說。這些混合的特徵使科學家在是要把他們歸類成一種新物種或是另一種不太尋常的現代人類之間左右為難。“簡而言之，從解剖學上來說他們在人類演化樹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庫爾諾說。
2010年，考古學家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西北四十英里處的巴特米爾克溪（Buttermilk Creek）發現了遺址證據，證明人類早在十五萬年前——比過去普遍公認的要走一千五百年就已經踏上美洲。“這是北美最古老的確切考古遺址，”這個團隊的負責人，德克薩斯州A＆M大學的美洲先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First Americans）主任邁克爾・沃特斯（Michael R. Waters）說。
關於達爾文主義的爭論並不僅限於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然而，任何挑戰正統演化論的主流科學家和學者卻經常被排除在辯論之外，他們甚至會被解僱，嚴酷地提醒我們現狀的不可寬容性。
叛逆科學家的探求
冰河時代也同樣充滿爭議，距離我們最近的（更新世）冰河時期因為20世紀福斯公司的三部動畫電影而變得家喻戶曉。作家和電腦科學家庫爾特・約曼（Kurt Johmann）注意到，對於冰河時期的傳統觀念都把它當作是從北極一直延伸到倫敦與紐約的厚達兩英里的冰層，並且在大約兩萬年前達到頂峰。由於大量的水被凍結為冰，全世界的海平面比現今還要低上四百五十英尺，水面下降連帶浮出了陸橋，令史前人類得以在世界各地遷徙。
“不妨可以稱其為三種成見——所謂巨大的冰蓋、大大降下的海平面、白令海峽陸橋，印第安人就是藉它遠赴而來——這是屬於冰河時期的神聖三位一體，”約曼寫道。“對於接受過教育的普通美國人來說，這個神聖三位一體的真實性不容置疑。畢竟，不僅是學校的洗腦教育，各式各樣的書籍、雜誌和電視節目（包括電影等虛構題材，還有號稱的科學節目）也都在強化這種信念，它們都令冰河時期的存在顯得理所當然。”
“直到最近我終於閱讀了《大災變》（Cataclysm!，作者為艾倫〔D. S. Allan〕和迪萊爾〔J. B. Delair〕），以前我一直假定那些冰蓋的確存在，正如關於冰河時期的信仰體系所教導，以及我長久以來被洗腦相信得那樣。然而，《大災變》的作者們卻宣稱這些冰蓋根本是子虛烏有，構成了冰蓋的主要物理證據的漂移沉積物和划痕都可以更好地被用潮水流動（實際上是大洪水）來解釋，而不是冰蓋移動。”
約曼認為，潮水流動之所以會被冰蓋移動取而代之，是因為大洪水意味著災變論（catastrophism），冰蓋移動則傾向於漸進論（gradualism）。“相比起災變論，漸進論的教條更符合建制派的利益，”他寫說。與之類似的，靈長類動物與現代人類之間的“缺失的環節”也為現代科學帶來了許多問題，這暗示我們對於人類種族的歷史與起源的理解可能其實都不是那麼毫無疑義。傳統科學是否真的掩蓋了關於人類種族的故事的陌生真相？
在他們1993年的暢銷書《被禁止的考古學：關於人類起源與意識演化的考古學全球之旅》（Forbidden Archeolog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中，邁克爾・克萊默（Michael A. Cremo）和理查德・湯普森（Richard L. Thompson）都同意，科學界可能打壓了ㄧ些令人震驚的證據。克萊默是曾就讀華盛頓大學的美國海軍退伍士兵，湯普森在1974年獲得康奈爾大學數學博士學位，他們都從印度教《吠陀經》的角度探討了創世論這一主題。基於對這些古籍的研究，以及過去兩個世紀在世界各地發現的諸多考古異常，他們於是得出結論認為，人類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數百萬甚至數十億年。但他們同時也指出這些證據無不遭到了打壓。不用說，傳統主義者批評他們的研究全是依託拿不上檯面的標本和文物的偽科學。
不過，喬治・德・桑提拉納（Giorgio de Santillana）跟赫沙・馮・戴程德（Hertha von Dechend）兩位科學家也注意到了這種科學上的傲慢。他們在1969年的開創性作品《哈姆雷特的石磨》（Hamlet’s Mill）的序言裡評論說：“現在的專家們都無法真正理解民俗神話，他們自認為自己無需為此花費功夫——那些東西都是廢話，只有自己最聰明。”
克萊默和湯普森提供了一個科學打壓證據的例子，這是20世紀60年代在墨西哥城東南方七十五英里的霍亞勒克（Hueyatlaco）出土的複雜石器。這些工具可與歐洲的克羅馬儂人最好的作品相媲美，另外在附近的埃爾奧諾（El Horno）遺址還發現了更多工具。毫無疑問，這兩堆工具都是出土自同一年齡層的岩層，但這些工具引起爭議的正是它們的年齡——它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差不多二十五萬年前。
由考古學家維吉妮亞・史蒂恩・麥金泰爾（Virginia Steen-McIntyre）領導的美國地質調查小組利用四種不同的測年方法確定了這個數字，其中包括鈾系測年法、裂變痕跡定年法、水化層測年法還有礦物風化研究，他們的研究亦得到了多項同行評審的證實。假如這個年份被接受，“它不但會徹底改寫新世界的人類學，而且還會顛覆人類起源的故事，”克萊默和湯普森指出。“在霍亞勒克出土的成果顯示當時的人類有能力製造複雜工具，但這與人類直到十萬年前才從非洲出現的說法不符。”
當她試圖發表她的團隊得到的結論時，史蒂恩・麥金泰爾招致了一面倒的封鎖與嘲諷。在1976年所寫的註記中，她說道：“我從ㄧ些八卦聽來，（團隊成員）哈爾（Hal）、羅爾德（Roald）和我被某些圈子視為機會主義者與招搖賣騙者，這全都是因為霍亞勒克，我仍然在因為這樁打擊受罪。”很快她便發現，她開始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處處碰壁。
在寫給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富爾布萊特（H. J. Fullbright）的信中，史蒂恩・麥金泰爾為她的處境進行了申辯：“我們關於霍亞勒克遺址的論文是真正的重磅炸彈。它會把考古學家通常相信的人類在新世界的歷史拉長十倍之多。更糟糕的是，在遺址發現的工具十分明確顯示出了智人的特徵，可是按照目前的理論，智人在當時尚未演化，更遑論是現身在新世界。”
“考古學家對霍勒亞克感到一片譁然，他們甚至拒絕考慮它。我從二手資料了解到，我被這個專業領域的其他人當作是（1）無能（2）搞大新聞的人（3）機會主義者（4）不誠實的人（5）傻瓜。很明顯，這些意見都無助於我的專業聲譽！我現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影印出來的霍勒亞克論文不要再冠上我的名字，這樣人們才可以自行明辦是非。”史蒂恩・麥金泰爾並沒有得到回覆。她的論文沒有被發表，就連還給她也沒有。
雖然她的小組最後終於得以在1975年的人類學會議上發表論文，但關於霍勒亞克的論文直到1981年才正式刊登在科學期刊《第四紀研究》（Quaternary Research，第十六期，p.1-17）。
隔了一段時間後，史蒂恩・麥金泰爾將她的論文交給另一家科學出版社，但她也不忘提醒一旦調查結果果真被接受，到時所有人類學教科書都得重寫。編輯則回應她說，儘管她會考慮刊登她的論文，但他相信她八成難以從大多數考古學家那裡得到客觀評論。這位編輯的理路基本上是循環論證：因為人人都知道智人是三至五萬年前才從歐亞大陸演化出來，所以任何可以追溯到二十五萬年前的工具或文物都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都知道智人是三至五萬年前才從歐亞大陸演化出來。
克萊默和湯普森對史蒂恩・麥金泰爾的案例作出了評論：“這真的是打開了一面窗口，讓我們得以一窺古人類學證據被打壓的實際社會過程，其中涉及了大量的衝突與傷害。”即使是克萊默與湯普森也因為此案而進退維谷。“我們曾試著要取得許可去複製出版物中的霍勒亞克文物的照片，”他們寫道。“結果我們被告知，要是我們想要提起二十五萬年這個幾乎徘徊在瘋狂邊緣的數字，那麼就休想拿到許可。”
在1997年由《哈珀雜誌》（Harper’s Magazine）進行、但後來只見於《中西部碑文期刊》（Midwestern Epigraphic Journal）的採訪中，史蒂恩・麥金泰爾被問到了為什麼德高望重的科學家，甚至是政府機構都要誓死抵制與當前科學世界觀不符的事物。“因為這已經變得與演化論太過糾纏不清：一旦接受了一個，你又必須再接受另一個，”她答道，並補充說達爾文理論終究只是一個理論，而且“是一個搖搖欲墜的理論。”
麥金泰爾繼續指出：“當演化論開始得出其邏輯結論時，無可避免唯一的道德詮釋就是‘適者生存’。基於科學理由，我不喜歡它：它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基於哲學跟宗教理由，我仍不喜歡它。我尤其不喜歡它是因為它毀了我的職業...那位負責霍勒亞克挖掘活動的考古學家拒絕我們二十五萬年前的地質學測年，她堅持現代人類，這些工具的製造者，在二十五萬年前根本就還沒有演化...這是一個從理論走向證據，然後又把不合觀感的證據剃除掉的經典例子。”
史蒂恩・麥金泰爾相信她提出的證據之所以會被那位上級回絕，完全是因為“她是一個握有影響力的人士，正是我本人恰恰缺乏的。她是一個人類學家，畢業於拉德克利夫大學和哈佛大學，還擁有有頭有臉的朋友；而我只是一個剛從愛達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地質學家，甚至連工作都還沒有著落。”那位上級的名字是辛西婭・歐文・威廉姆斯（Cynthia Irwin-Williams），她領導了霍勒亞克的最初挖掘行動。雖然她與麥金泰爾爆發了爭執，並批評後者“不負責任”，但她卻從未把調查結果的最終報告公諸於世。
史密森尼學會的掩蓋
來自墨西哥的地質學證據被打壓可能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例子，這意味著教條阻礙了創見，但問題是當這些發現被劫持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呢？研究人員兼歷史學家的馬丁・杜特爾（Martin Doutré）講述了他在1999年與一名前國家公園管理員的對話，當時他們人在亞利桑那州的切爾利峽谷國家古蹟（Canyon de Chelly National Monument）。“那是在一場暴雨過後，峽谷遭到了嚴重的沖刷，有些地方還露出了許多骷髏。所有公園工作人員都被叫上陣來收集與裝箱這些新發現的遺骨。然而，有一點令人不快的是，所有工作都是在史密森尼學會和FBI的監督下進行。工作人員全都被禁止攜帶攝影設備到現場，就連早上抵達或晚上離開時都要經過FBI的全身搜查。所有遺骨跟文物都被史密森尼學會仔細打包然後帶走。工作人員被迫簽署保密協議，承諾不會披露與他們在峽谷的活動有關的任何事情。”
在後續的電子郵件交流中，這位前國家公園僱員提供了更多詳細資訊。她說在其中一座墳墓裡有一個“男性，身高約七英尺，他有六根手指和六根腳趾...牙齒跟人類無異，除了沒有犬齒，並且還有超大的臼齒與門牙。這位死者的下顎碩大且厚實，顱骨又高又大，還有一副大眼窩。他的手指骨修長，但是手不大。連帶埋葬在裡面的還有美麗的陶器和精緻編織的籃子——我以前從未見過類似的東西，以及一條纖維羽毛項鏈。史密森尼學會的人說他看起來彷彿才剛剛死去，但卻已有六千年的歷史。這些骨頭很乾淨，卻不易碎...”令她的描述格外有趣的是，《撒母耳記》21:18-22就提到了一群與歌利亞有關的六根手指又六根腳趾的巨人。
有些人懷疑史密森尼學會在紐約市有一座巨大地下倉庫，裡面擺滿了成千上萬會令傳統歷史感到尷尬不已的遺骨、物品和材料。“令人震驚的是，美國人民被公然拒之於意義非凡的考古證據之外，它們本來很快就能澄清與長久以來的地域歷史有關的謎團，”杜特爾說。“即便北美考古學已經停滯甚至倒退了一百三十年，但其實當局手裡掌握著所有足以撥亂反正的必要證據，可是這一切卻被持續保密，完全不讓美國的社會大眾知道分毫。”
已故的范涅・德洛利亞（Vine Deloria）是一位活躍的歷史學家，也是1969年的《卡斯特為你們的罪而死：印第安宣言》（Custer Died for Your Sins: An Indian Manifesto）一書的作者，他同樣指責史密森尼學會壓制了價值重大的歷史信息。“也許，讓那些廢墟和遺跡不要再受到史密森尼學會的束縛會更好，因為它們為《法櫃奇兵》電影的結局——存在一座保存地球歷史的真正秘密的巨大倉庫，提供了可信的依據。”他寫道。“現代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幾乎關上了我們想像力的大門，把北美的過往解釋成平淡無奇的文化，即使那明明是保有不尋常風度的民族締造的偉大文化。誕生於19世紀的史密森尼學會是古代墓地的盜墓賊，其打造了一面單向門，無數的遺骨就因為這扇門重新甦醒。除了政府官員，這扇門及其內容物價值的一切幾乎都被掩蓋。在這些遺骨中甚至埋藏著這些官員所不想知道的、關於久遠過去的奧祕的答案。”
英國科學家詹姆斯・史密森尼（James Smithson）創立了史密森尼學會，爾後該學會被遺贈給美國，儘管實際會址從未更改過。自美國政府從1836年開始資助與管理史密森尼學會以來，該機構從未在各種富有爭議的奇怪發現中缺席。在19世紀初，遷入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先行者們發現了大量被廢棄的土方工程，這一般被統稱為土墩（mounds）。這群先行者相信土墩的建造者是消失在歷史長河的複雜種族。1848年，史密森尼學會在其出版的第一本書《密西西比河谷的古代土墩》（Ancient Monuments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中就提到了這堆神秘的土墩。這本書的作者們更總結說，它們的建造者絕不可能是至今仍生活在這一地區的野蠻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據作家兼行遍各地的古老城市與文化研究者大衛・哈徹・柴爾德里斯說，中西部的許多遠古土墩和金字塔表明曾有一個古老且複雜的文化蓬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這個文化不僅與歐洲及其它地區有過接觸，而且按照柴爾德里斯的說法，很多土墩更埋葬著七至八英尺高的巨人，他們身穿全套盔甲，有時身邊還伴有金銀財寶。
這不是唯一一次怪異的大型遺體被發現，或是令人嘆為觀止的發現被史密森尼學會一掃而過。根據一些報導，在19世紀80年代曾有一群古文物研究者在賓夕法尼亞州布拉德福德縣的塞爾（Sayre）的一座墳塚挖出了頭上長角的頭骨。這個奇怪的頭骨是七英尺高的遺骨的一部分，據估計這具遺體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下葬。報導聲稱遺骨之後被送到費城的美洲調查博物館（American Investigating Museum），那裡收藏的許多發現都會讓人質疑傳統人類學，結果它們要不是失竊，就是再也沒出現過。
1924年，一位古生物學家在內華達州的洛夫洛克洞穴（Lovelock Cave）發現了紅髮巨人的遺骨，這印證了聲稱有一群紅髮巨人在約莫一萬五千年前生活在那裡的印第安傳說。根據傳說，當第一批印第安人抵達當地時，已經有巨人在那一地居住。這些巨人被描述成惡毒且難以接近的食人族，結果巨人在隨後的戰爭一敗塗地，最後走投無路只得躲進洞穴。由於他們拒絕投降，印第安人遂在洞口堆滿灌木叢，然後縱火燃燒。試圖逃跑的巨人被箭射，其他人則在洞穴裡面窒息身亡。
從1911年以來，這座洞穴富含的蝙蝠糞被利用來製造火藥，這導致大多數遺骨都被摧毀了。但是，1924年的一次探險確實找到了兩個巨人的木乃伊遺骸——分別是一個六英尺半高的女性與一個八英尺多高的男性。據報導，在內華達州溫尼馬卡（Winnemucca）的一間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還可以看見出土自那座洞穴的文物，但沒有木乃伊。
當肯定的證據都從教科書上被刪除的時候，我們真的能夠想像在我們之前曾經存在比我們還要高大的其他種族嗎？還有另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史密森尼學會對古文物的打壓。已故的博物學家兼作家伊凡・桑德森（Ivan T. Sanderson）分享了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申雅島（island of Shemya）上的故事，當時工程團隊在建造簡易機場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了巨大的人類遺骨。與正常的八英寸相比，挖出來的頭骨從骨底到骨冠差不多有二十四英寸。怪的是，所有頭骨都有穿孔的痕跡（用粗鈍的工具在頭骨上戳洞有釋放邪靈的含義）。據說這些遺骨都被送往史密森尼學會，雖然這個發現無疑不可等閒視之，但學會卻從未發佈任何進一步消息。桑德斯於是問道：“難道這些人就真的這麼不願意重寫所有教科書嗎？”
史密森尼學會還涉入了其它令人詫異的發現，例如1944年德國五金商人瓦爾德馬爾・朱爾斯魯德（Waldemar Julsrud）在墨西哥城以北約一百七十五英里的阿坎巴羅（Acámbaro）發現的文物。瓦爾德馬爾在1923年合夥找到了一處最初被認為屬於塔拉斯卡文化（Tarascan）的遺址，這一發現引起了舉世矚目，因為它後來被整明實際上是屬於一個全新的印第安文化——丘皮卡羅文明（Chupicauro），其在墨西哥繁榮發展的時間大約要比塔拉斯卡文化要早一千年。
朱爾斯魯德在1944年發現包括超過三萬三千件陶瓷和石製文物，如雕像與黑曜石刀。這些雕像的驚人之處它們展示了人類與疑似是恐龍的大型爬蟲類。與其它奇怪的生物在一起的還有蘇美爾人、埃及人、留著鬍鬚的高加索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亞人的雕像。
儘管碳測年跟熱釋光測試都顯示這些雕像可以被追溯到六千五百年前，但是史密森尼學會的官員仍然很快就宣布這整件事都是騙局。當研究人員約翰・蒂爾尼（John H. Tierney）近來根據《資訊自由法》提起請求時，史密森尼學會更宣稱所有有關朱爾斯魯德的檔案都丟失了。
丹尼斯・斯威夫特（Dennis Swift）在他的網站Dinosaursandman.com寫過有關於他造訪阿坎巴羅的文章。他說：“瓦爾德馬爾在他的書中（出版於1947年）猜測，這些龐大的陶瓷和石製文物是被一群歷經天災地變的人埋葬的。他推測曾經發生過一場大災變，它改變了地球的地貌，同時也消滅了古代文明。他最與科學家最激烈衝突的主張是，人類曾與恐龍共同生活。即便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朱爾斯魯德絕非胡說八道，但他的書甫一出版後仍然受到了權威們的訕笑。”
1955年，新罕布什爾基恩州立大學的歷史與人類學教授、著有《地球的地殼移動與古代海王的地圖》（Earth’s Shifting Crust and 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的查爾斯・哈普古德（Charles Hapgood）花了幾個月在阿坎巴羅研究朱爾斯魯德的收藏。為了明辦這些雕像到底是不是騙局，哈普古德鎖定了當地的一間1930年才蓋好的房子。
據丹尼斯・斯威夫特說：“他們找到了一間現在被警察局長擁有的房子，並請求獲准從他家的地板向下挖掘。他們得到了允許，於是他們從臥室硬質混凝土地板往下開挖了六英尺的深坑，挖出了數十個極具爭議的物品。由於這棟房子是二十五年前完工，所以這證明了朱爾斯魯德的清白，駁斥了騙局理論與所有（兩份指責偽造的報導）指控的要點。”
還有一個長久以來的謎團——或陰謀——則是源自在上個世紀初的大峽谷北端出土了古埃及文物的報導。依據1909年4月5日《鳳凰城公報》（Phoenix Gazette）的一篇頭條報導，史密森尼學會資助的探險隊在一座“距離托瓦爾（El Tovar Crystal）的（科羅拉多）河流四十二英里處”的洞穴發現了“巨大的地下碉堡”。文章繼續指出，是史密森尼學會三十歲的僱員金凱德（G. E. Kinkaid）在幾個月前在科羅拉多河划船時發現了洞穴，洞穴幾乎完全無法進入：它的入口峽谷谷壁的一千四百八十六英尺下方。
在成功擠入洞穴後，金凱德發現了之後被他運回華盛頓特區的木乃伊和遺物。《公報》引述了金凱德的自述寫道：“在所有的甕或門口的牆壁，還有石碑都佈滿了象形文字，這是引領史密森尼學會走向尚未找到的答案的關鍵。石碑上的雕刻可能與這群人信奉的宗教有什麼關係，亞利桑那州南部也發現過類似的象形文字。在繪畫作品中只出現了兩隻動物，其中一隻顯然是史前生物。”金凱德的報告還指出，在一間大房間裡有全是男性的木乃伊，他都被“樹皮織物”包裹住。
其它房間保存了烹飪器具以及儲藏室，有間聞起來“有蛇的味道”的房間似乎充滿了氣體或化學物質。據估計，這座洞穴可以讓至少五萬人舒服地入住。金凱德的報告說道：“這個地下空間實在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公報》的文章還指出，另一位史密森尼學會的考古學家喬丹（S. A. Jordan）正在對洞穴進行額外搜索，他發現的證據強烈表明洞穴的居住者“來自東方，很可能是埃及，可以上溯到拉美西斯時代。”科學家們發現了數百間房間，它們都通過主通道串聯的其它通道互相連接。其中一些房間陳列著“從不為這一地區的土著認識的物品，它們的起源毋庸置疑在東方。戰爭武器和銅製樂器都相當鋒利且堅硬如鋼，這說明這些異鄉人擁有高度的文明。”
這篇文章的結論很令人吃驚。它強調，如果考古學家的理論是“這些象形文字石碑的翻譯結果可以破解這群史前北美族群的奧祕、他們的古代藝術、他們是誰又來自哪裡的話，那麼埃及與尼羅河，還有亞利桑那州跟科羅拉多州（將會）被歷史悠久的鏈條串在一起，這簡直就是最瘋狂的小說家的幻想。”遺憾的是，具有百年歷史的《鳳凰公報》的報導似乎是這起發現唯一的實證。有人宣稱這個故事純屬騙局，史密森尼學會的官員則拒絕繼續進行任何此一類探險，也不願再就峽谷中的埃及文物表示意見。
但謎團依舊陰魂不散。有一位不希望讓自己的名字牽涉入此事的年輕人，他在20世紀90年代末正以背包客的身份在大峽谷北端旅行，他在那時意外碰到了幾塊混凝土平台。讀過埃及人物故事的他猜測這些平台可能是給起重機用的，方便它們從陡峭岩壁上的洞穴吊出沉重的文物。創立世界探險家俱樂部（World Explorers Club）的大衛・哈徹・柴爾德里斯對此做過一番調查。在掌握了大峽谷的地圖後，柴爾德里斯和其他俱樂部成員報告道：
“仔細研究地圖，我們驚訝地發現峽谷北側的大部份地區都有埃及名字。在九十四英里長的溪流跟三一溪（Trinity Creek）周邊的一些地區（顯然都是岩層）的地名就包括了塞特之塔（Tower of Set）、拉之塔（Tower of Ra）、荷魯斯神殿（Horus Temple）、傲西里斯神殿（Osiris Temple）跟伊西斯神殿（Isis Temple）。鬼屋峽谷（Haunted Canyon）涵蓋的地名有胡夫金字塔（Cheops Pyramid）、佛陀廊（Buddha Cloister）、佛陀廟（Buddha Temple）、馬努神殿（Manu Temple）和濕婆神殿（Shiva Temple）。這些地名和大峽谷所謂的埃及文物有什麼關聯嗎？我們詢問了一位大峽谷當地的國家考古學家，他告訴我們早期的探險家都喜歡用埃及和印度的名字來命名，但由於危險的洞穴很多，這個地區確實是徒步旅行者以及遊客的禁區。事實上，這整個充滿埃及與印度名字的大峽谷地區都是禁區——沒有人可以隨隨便便進來。我們只能得出結論，這裡就是寶庫的所在地。然而直到今日，這個地區依舊古怪地不向徒步旅行者開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連國家公園的人員都不得其門而入。梵蒂岡一直以來都被指責把很多文物和古籍藏在了巨大的地窖裡，不讓外人查看。這些秘密寶庫往往在歷史或宗教上很有爭議性，它們會被天主教掩蓋據說就是因為有損教會的權威，要不然就是可能會使它們的官方正典受到挑戰。可悲的是，有大量的證據指出史密森尼學會也是半斤八兩。”
騙局與偽造
除了困擾達爾文演化論的各種不一致之處，許多錯誤的發現也貶損了嘗試解決“失落的環節”的努力。
舉例來說，荷蘭解剖學家歐仁・杜布瓦（Marie Eugène François Thomas DuBois）在1887年移居到荷屬東印度群島，並加入荷蘭軍隊擔任醫官。在兩名軍隊工程師與ㄧ些強迫勞工的幫助下，杜布瓦在1890年將他對化石的研究轉移到了爪哇島，那裡在兩年前出土了人類頭骨。杜布瓦的工人在那裡發現了一具殘缺不全的遺骨，搜索範圍擴大後又在梭羅河岸邊找到了上面還有三顆牙齒的部分齶骨。進一步的搜索繼續發現了臼齒、完整的顱骨與大腿骨。杜布瓦在1894年發表了他對化石的紀錄，他聲稱它們來自同一個生物，經過重新拼湊，就出現了構築人類與猿類之間的聯繫的他口中的Pithecanthropus erectus，“直立猿人”。這些化石又被非正式地取名叫爪哇猿人。
杜布瓦的理論即使在他於1895年返回歐洲後也沒有得到全盤認可。有些科學家指責大腿骨與頭蓋骨根本沒有關係，它們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個體。其他人只是反對杜布瓦宣稱該標本就是作為缺失的環節的中級靈長類動物。由於爭議繁雜，杜布瓦在世紀之交後便不再談論爪哇猿人，並把化石擺在遠離公眾視線的自家裡。到了今天，爪哇猿人已被與其它化石發現歸為一類，同屬於高大的史前直立人。
某些“缺失的環節”才是不折不扣的騙局。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皮爾當人，它是1912年在英國東薩塞克斯的皮爾當（Piltdown）發現的大顱骨和頭骨。在英國業餘考古學家查爾斯・道森（Charles Dawson）聲稱他從礦坑工人那裡接獲這具遺體後，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發現又被叫做Eoanthropus dawsoni或道森的最早的人（Dawson’s dawn-man）。
但是，皮爾當人卻在1953年被揭露是一樁大騙局，根本不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缺失的環節。道森和包括創作大名鼎鼎的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小說家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在內的其他人都被懷疑故意將現代人類的骨頭和猩猩的齶骨拼在一起，好偽造缺失的環節。許多人揣測皮爾當人可能不是單人犯案，而是一群人為了證明達爾文理論所做的愚蠢努力。皮爾當人騙局一度成功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在它被公佈出來的時候，科學界一直猜想現代人類的大腦發展先於現代雜食性飲食出現之前。這個偽造物恰好提供了適合該理論的證據。
隨著1974年在伊索比亞阿法爾三角（Afar Triangle）發現原始人類南方古猿女性的骨頭，公眾對人類學的認識程度也開始有所提高。美國古人類學家唐納・約翰遜（Donald Johanson）在莫里斯・泰伊布（Maurice Taieb）和伊夫・科彭斯（Yves Coppens）的協助下為這個新發現取了名字叫做露西，這是來自他在那一天晚上聆聽的披頭四樂團的《露西在綴滿鑽石的天空》。露西是一個三英尺半高的兩足動物，最初被認為只是另一種南方古猿，這是上新世晚期出現的人種。經過其它接二連三地發現之後，她反而開始被認定是一個獨立的物種。
在露西被發現後的幾個月裡，約翰遜的團隊還發現了至少來自十三個人的史前人類牙齒與骨頭，這些人被統稱叫做333號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333）。這些化石據估已有三百二十萬年歷史，代表了如今稱為阿法南方古猿的物種。因為這個物種可能比尼安德塔人還有直立人都更為古老，所以約翰遜的化石群有時又被稱作第一個人類家族。
科林・格羅夫斯（Colin P. Groves）、查爾斯・奧克斯納德（Charles E. Oxnard）、路易・李基（Louis Leakey）這些學者都同意南方古猿在形態學上與人類可謂天差地別。格羅夫斯評論說，若是要解釋露西和現代人類的關係，那需要的是“非達爾文式”的依據。
傳統科學現在也接受尼安德塔人是一個完全獨立於人類的種族。在1997年對挖掘自德國尼安德河谷（Neander）的化石進行線粒體DNA（mtDNA）分析後的結論是，尼安德塔人對現代人類基因組的貢獻並不大。
如果經驗證據都不支持達爾文演化論，那我們究竟該如何解釋自己的存在？原始人（Hominids）是一個用於描述與人類密切相關的猿類的術語，當靈長類的家譜在大約四十五萬年前開始分裂時，它就以緩慢而穩定的速度不斷在演化，並在更新世晚期締造了許多獨立的分支物種。有趣的是，這段變化發生的時間剛好就是蘇美爾泥板敘述的外星人開始操縱人類DNA的時候。
被金錢控制的研究
那些試圖反對傳統思想的人有禍了。很多獨立研究人員都表示，似乎存在著一個企圖壓制任何與流行說法相衝突的發現的陰謀。現在我們來考慮一下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的托馬斯・李（Thomas E. Lee）的下場。20世紀50年代初，李在休倫湖的馬尼圖林島發現了被凍結在冰塊裡的複雜石器。事實證明，這些工具起碼有六萬五千年之久，有的甚至可能遠達十二萬五千年，完全違背了傳統理論精心為這類工具編造好的年代。在他有了這一發現之後，李聲稱他被從自己的職位“逼退”，他的研究也被篡改，甚至沒人願意公佈他的發現。他發現的大部份文物都在儲物箱裡“憑空消失”，就連博物館館長也因為拒絕開除李所以跟著被掃地出門。
“李的情況並非孤例，”克萊默和湯普林在《被禁止的考古學》中說道。“科學界一直存在著一種知識過濾器，它會把所有不受歡迎的證據篩選掉。這個知識過濾的過程已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一位特別惱怒的研究人員更在最近寫道：“睜大眼睛看清楚，像是史密森尼學會和國家地理學會這些最初由精英設立的機構，它們都在竭盡所能駁斥、歪曲或是簡單地無視任何有助於啟發人們關於他們的真正起源的科學證據。”
邁克爾・克萊默坦言，他看多了科學證據遭到不法或褻職對待的情形。“你可以找到許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例子。無論是誰都會傾向於否定那些不符合他們世界觀的東西，這是人的本性，”他說。克萊默引用了聖地亞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位年輕古生物學兼古代鯨魚骨頭專家的話，當他被問及他是否曾在任何骨頭上發現人類活動的痕跡時，這位科學家回答說：“我傾向於對任何與人類有關的東西敬而遠之，因為那太具爭議了。”
克萊默對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加拿大古人類學家戴維森・布萊克（Davidson Black）也抱持懷疑態度，後者曾到中國進行研究，並主張人類起源於亞洲，特別是中國與西藏。布萊克和他的上級與基金會之間的通信說明，布萊克的工作是更廣泛的議程的一部分。其中一封書信寫道：“...因此，我們可以獲得有關於我們（人類）此類行為的資訊，這有助於更廣泛且有益的控制。”克萊默認為，這透露了這些研究乃是被有具體用意的資金把持著。“是誰在控制？”這是克萊默迫切想知道的問題。
“操縱的動機其實並不那麼難以理解，”《崛起的亞特蘭提斯》（Atlantis Rising）雜誌的出版人道格拉斯・凱尼恩（J. Douglas Kenyon）說。“有很多社會權力都與我們是誰和是什麼息息相關，”他說。“曾有人說知識就是力量。你也可以說力量就是知識。有些人掌握了非同一般的力量和威望，這讓他們能夠決定攸關我們社會的議程。他們會想要抵制改變一點都不令人覺得奇怪。”
凱尼恩相信，今日的科學家已經變成了虛似的牧師階級，他們正在行使著他們的先輩曾嘗試在工業科學革命中從根深蒂固的宗教機構手裡奪取的權利與特權。他們從世界格局上為我們的文明定了基調與方向，他說。“如果你今天想要瞭解什麼東西，你通常不會去找牧師或靈性人士，因為他們已經說服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是一非常機械的地方，一切都可被當今公認的物理跟化學定律解釋。我相信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意識到，他們所呈現的世界觀其實並無法解釋人類經驗的一切。”
《昔日的世界》（Worlds Before Our Own）的作者布拉德・史泰格（Brad Steiger）寫道：“考古學家、人類學家以及熱衷於參與‘人類起源’遊戲的其他各式專家往往不甚情願，也只有偶爾才會承認來自史前的獨特遺骨和文化證據竟然出現在它們不應該在的遙遠過往和地方。這些充滿挑戰性的文物打破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向公眾展示了有序演化路線。正因如此，這些證據大多都被掩埋在現場報告、被遺忘的儲藏室還有灰塵遍地的檔案館，一直有人懷疑有大量被壓制、忽視與錯位的史前文化證據的存在，這些證據足以顛覆對人類起源的既定解釋，並為我們就身為人類到底意味著什麼提供更明確的意義。”
隨著時間來到20世紀初，知識界已經鞏固了對達爾文理論的擁戴。對於心懷抱負的考古學家或人類學家而言，明白地忽略或無視任何非正統的證據，而不是挑戰現狀很快就變得一點都不得馬虎。這種態度在今天更是如日中天。
對自然演化所進行的科學探究的缺陷，是否也為這種科學失真現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在有跡象表明，有那麼ㄧ小撮富裕且有權勢的人不斷在處心積慮要破壞真正的科學調查。“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那段短暫時間，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業曾參與、最終放棄了人類學領域，”鮑林格林州立大學的人類學家凱文・瓊斯・克恩（Kevin Jones-Kern）說。“然而，就在那段關鍵時期，通過它們適度的撥款，人類學的進程仍級大地受到了影響。”
洛克菲勒家族與其他富有的精英美國家族一道，譬如梅隆家族（Mellons）、卡內基家族（Carnegies）還有蓋蒂家族（Gettys），透過直接資助與基金會取得了對諸多前列大學的深入控制。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步步進逼，這些資金終將斷炊，於是某些類型的科學家，像是人類學家便面臨了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處境。教師職位僧多粥少，能爭取到資金的田野工作機會更是少之又少。那些與大學和公司合作的人通常都會在考察內容與方式上處處受限。“此後，相對優渥的社會科學類資金仍在持續注入，但卻是以更加控制且針對性的方式。這次變革的其中一個受害者就是本來就已經拿不到太多洛克菲勒資金的人類學，”瓊斯・克恩說。
“儘管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人類學只有半吊子的關注，但其相對溫和的參與跟影響卻深遠而持久。從贊助與出版經典研究讀物、培養一整代的民族學家到鞏固會造就未來幾代人類學家的大學科系，洛克菲勒基金會對這個在1934年還被眾人看不上眼的領域影響不可謂不大，”克恩寫道。因此，雖然比爾斯利・呂姆爾（Beardsley Ruml）、埃德蒙・戴（Edmund Day）、塞德諾・沃克（Sydnor Walker）以及他們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紐約辦公室悄悄工作的同事在人類學歷史上通常不會被認為是什麼重要人物，但他們其實理當是才對，”他總結說。不用說，如果某人幫助另一個人搞定了什麼東西，那麼他肯定會對這個東西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
這些家族的權力對科學調查的影響，可以從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的成員與主席名單中可見一斑，該委員會主導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它的成員包括美國國會與總統的政策顧問：切斯特・伯納德（，Chester I. Barnard，洛克菲勒基金會）、德特列夫・布朗克（Detlev W. Bronk，洛克菲勒大學）、查爾斯・多拉德（Charles Dollard，紐約卡內基公司）、蓋福德・史蒂弗（H. Guyford Stever，卡內基梅隆大學）。對科學研究的微妙控制的一個例子是就連如今越來越成熟且被接受的DNA研究，學術界卻仍舊排斥把深入的DNA分析納入考古研究。相反的，現在的重點都放在利用碳測年和傳統的文物分類來吻合預定的演化路徑，通常都始於兩百萬或更早年前。
除此之外，這些機構在從古人類學方面研究至少一百萬年以前的人類也是限制重重。伯克利大學和南方衛理公會大學至少有兩項關於更近期的化石研究的提案國家科學基金會回絕，理由是因為相對較晚近的原始人類化石不多，所以這些研究“缺乏足夠的科學價值”。
1971年，當還是大學生的唐納・約翰遜找到露西的骨頭時，他立刻宣布了我們的祖先在演化鏈上發生了分裂，令傳統人類學家感到相當懊惱，他們居然反譏他還只是個小毛頭就敢提出這般驚天大論。這為古代原始人類研究奠定了更為保守的假設風氣，而媒體也積極把任何關於演化論的非正統觀點斥為離經叛道。這些會都是設計好的嗎？無論無何純粹的科學現在都逃不過資金的擺佈，公眾和學術界更被刻意從任何非達爾文理論分散了注意力。
值得注意的是，約翰遜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該大學是洛克菲勒略施小惠的受惠者，他還獲得了國家牙科和顱面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ental Research）的獎學金，指導他撰寫一篇關於牙齒的論文。靠著從國家科學基金會、李基基金會（L.S.B. Leakey Foundation）和國家地理學會獲得的資金，約翰遜又接著前往伊索比亞、葉門、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約旦跟桑坦尼亞展開他的研究。
19世紀，巨大的獅身人面雕像，例如長有翅膀的公牛和有人臉的獅子都在過去是亞述國王薩爾貢二世（Sargon II）的宮殿遺址被挖了出來，這位國王曾在公元前721－705年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約翰・D・洛克菲勒買下了挖到的大部份藝術品，然後運回紐約。洛克菲勒家族對北美的藝術與社會科學的興趣，也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歐洲與中東的興趣類似。有一個名叫Yad Hanadiv的基金會，其意思在希伯來文中是“恩主”，就是為了紀念埃德蒙・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而在1958年成立。根據它的網站，恩主基金會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慈善信託代表，繼承了埃德蒙・羅斯柴爾德男爵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支持巴勒斯坦猶太人復國的傳統。”該基金會自從成立以來便一直是由一個羅氏自家成員組成的咨詢委員會負責指導。每年會有多達十二項羅斯柴爾德獎學金頒發給自然、實用、生命科學與工程，人文科學跟社會科學則有八項。
在過去一個世紀，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巴勒斯坦考古挖掘活動最大的資助者，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馬薩達（Masada）挖掘行動實際上又被稱為埃德蒙・羅斯柴爾德馬薩達挖掘工程（Edmond de Rothschild Masada Dig）。據ㄧ些消息來源報導，羅斯柴爾德家族相信他們是蘇美爾國王寧錄的後裔，他是《聖經》中諾亞的曾孫。據知名的家譜出版物《勃克貴族年鑑》（Burke's Peerage）紀錄，有一位出生在1922年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新生兒就被取名叫艾伯特・阿姆謝爾・所羅門・寧錄・羅斯柴爾德（Albert Anselm Salomon Nimrod Rothschild）。
1974年，一位巴勒斯坦的貝都因牧羊人在探索一座洞穴的時候意外發現了七個裝有捲軸的罐子。他以區區幾美元的價格將這些羊皮紙賣給了古董商人。後來，這一發現的消息傳到了希伯來大學考古學家伊加爾・亞丁（Yigael Yadin）耳裡，後者不惜抵押掉自己的房子，迅速趕到危險的阿拉伯地區尋找羊皮紙。他設法為自已的大學找到了七捲，並火速把它們發表出來。
考古學家在1947－1960年間陸續從巴勒斯坦的十二座洞穴找到了九百七十二份《聖經》與非《聖經》捲軸。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這些又被叫做《死海古卷》的捲軸其實也深受洛克菲勒家族的荼毒。儘管很多捲軸都已經順利出版，“但其餘的捲軸卻不是這樣，”《聖經》學者兼前情報分析師派翠西亞・艾迪（Patricia Eddy）說。“巴勒斯坦的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館很快就攪和進來，並千方百計從約旦政府那裡弄走了其餘的捲軸...後者曾禁止猶太學者查閱古猶太捲軸。今天，握有這些捲軸的是以色列，這該歸功於1976年六日戰爭存放它們的地方易手...這些捲軸基本上都還未被發表（且）沒有人知道是否全部的捲軸都已被尋獲。有可能有些還在貝都因人手上，或是被他們糟蹋了。”
其他富有的精英亦對考古學施加了他們的影響力。譬如，唐納・約翰遜就和蓋蒂家族卷入了奇怪的糾葛。出身德州的考古學家喬恩・卡爾布（Jon Kalb）多年來都在研究伊索比亞的地質窪地，他並幫助約翰遜獲得研究資金，他在自己2001年出版的《骨頭交易大冒險》（Adventures in the Bone Trade）中提到嫁給戈登・蓋蒂（Gordon Getty）、繼承了蓋蒂家族石油財富的安・蓋蒂（Ann Getty）參與了約翰遜的工作。他寫道：
“蓋蒂夫人當時正在加州伯克利大學選修（提姆）懷特（Tim White，他是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古人類學家，也是約翰遜的助手）的課，然後她很快也加入了（約翰遜的挖掘）團隊。她成了懷特熱心積極的擁護者，並且在前往伊索比亞期間（搭乘她專屬的波音727），她還能夠大手筆捐款給國家博物館，這讓她對伊索比亞政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對約翰遜來說更糟的是，蓋蒂先生是IHO（人類起源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uman Origins〕，它為約翰遜的大部份項目提供資金）最大的捐獻人和董事會成員。1994年4月，蓋蒂突然撤回了對研究所的支持，並指責約翰遜對資金與人員的管理都太過差勁。由於蓋蒂承攬了IHO將近兩百萬美元的年度預算的一半，因此他的出走被媒體大肆報導，從《華爾街日報》到《倫敦時報》都在議論紛紛。”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並不是唯一受到強大壓力左右的正統科學份子。2012年1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十六位科學家的聯名信，其中包括對全球暖化的“鐵證如山”提出異議而辭去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職位的諾貝爾物理學奬得主伊瓦爾・賈埃弗（Ivar Giaever）。這群科學家寫道，“無可辯駁的科學事實”反對全球暖化是人禍所致的說法。他們表示，已經有愈來愈多科學家對廣泛宣傳且危言聳聽的全球暖化論調提出懷疑，這些論調可能會被利用於向公眾徵收新的碳稅，但他們往往因為“害怕升不了職——或是更糟”所以不敢公然表達意見。
“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抱持這樣的憂慮，”這封聯名信說。2003年，《氣候研究》（Climate Research）期刊的編輯克里斯・弗雷塔斯博士（Dr. Chris de Freitas）勇敢發表了一篇經過同行審評的文章，這篇文章政治不正確（但事實正確）的結論是，在過去一千年來的氣候變遷背景下，近來的暖化並非什麼異常現象。宣揚暖化的國際勢力迅速動作，要讓弗雷塔斯博士丟掉他的編輯飯碗且被從大學解雇。幸運的是，弗雷塔斯博士保住了大學的職位。
CIA的角色
當唐納・約翰遜與他的團隊抵達伊索比亞，開始展開他家喻戶曉的考古挖掘的時候，就在他到來的幾天前伊索比亞統治者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才剛被軍事政變推翻。在約翰遜踏上該國時，他曾向伊索比亞古物管理局局長貝基萊・內古西（Bekele Negussie）請求實地調查許可，後者先前曾因政治原因拒絕了約翰遜的請求。
據後來變成約翰遜的競爭對手的喬恩・卡爾布回憶說，內古西有一天在午餐時間來到他的辦公室，並告訴他約翰遜指責卡爾布是一位CIA特務，並且從一個名為鍛爐（FORGE）的CIA幕前組織接收秘密資金。內古西說，約翰遜還指稱卡爾布以某種方式與美國大使館私通。對卡爾布的指控困擾了他很多年，最終更導致他被伊索比亞驅逐出境。此後他也討論了其他科學家是如何受到類似的指控。約翰遜則堅稱卡爾布的說法純屬一派胡言，雖然他承認他跟其他在外國的許多科學家有時會被美國政府的官員問及ㄧ些他國事務。
卡爾布真的如約翰遜指控的那樣是CIA特務嗎？或者還有其他人在秘密為該機構工作？CIA或許以某種方式涉入了考古界，以便進入世上許多難以接近的地方。事實上，根據政府委員會的說法，對CIA牽涉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活動的指控並非完全是無端生事。迂迴的名叫情報活動政府運作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或簡稱為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的主席，民主黨參議員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在1976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CIA已經滲透了泰半美國學術界：
“CIA現在正在攏絡數百名美國學者，他們除了提供線索，有時還會投入於情報目的，偶爾還會為了在國外進行宣傳而著書立述。這些學者散落在美國的一百多所學院、大學與相關研究所。在大部份機構中，撇除當事人，沒有其他人會知道這些與CIA的牽連。在其它例子中，至少有一名大學教員清楚他的學校的學術圈有在為情報活動服務。此外，還有一些國外的美國學者也在為情報活動賣命，主要是收集情報。縱然今天的比例已不如1966年來得誇張，但這仍沒有阻止學術界向情報活動的滑落。”
這份報告繼續指出，丘奇委員會對於CIA沒有十分重視其把學術界和有關機構牽扯入情報活動可能帶來的危險感到“憂慮”。人文科學、國家科學基金會與CIA之間的這種聯繫直到今日仍在持續。2004年，應《資訊自由法》要求，電子隱私資訊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EPIC）獲得了國家科學基金會和CIA彼此討論對數學跟物理科學的合資資助的解密備忘錄，它還被冠在了打擊恐怖主義的標題之下。
我們可以合理假設，CIA參與科學活動是為了保證國家安全。但它對科學的參與是否其實還出於更多控制企圖，例如捍衛關於我們這個物種起源的官方敘事？
有些研究人員把CIA放在了這架金錢旋轉木馬的正中心，它從高等教育機構和基金會開始，然後是各種會議、慈善與教育協會，再串聯到學生團體、報章雜誌及大眾媒體。
要是有人非常清楚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外星干預事實，而且又不希望將這些信息公諸於眾，那麼他們鐵定會盡力將考古與生物學研究侷限在最早的兩百萬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範圍而已。這些位居萬人之上的人果真為了阻止我們發現人類的真正起源，所以操縱了科學嗎？
爭論不休的人類起源
自從達爾文的作品問世以降，公眾向來都被告知說人類是在一千五百萬至三千萬年前從猿類慢慢演化而來。然而，當加州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艾倫・威爾森（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薩里奇（Vincent Sarich）在1967年透過免疫學研究來比較非洲猿類與人類血液中的蛋白質反應時，他們的實驗卻證明人類和猿類早從五百萬年前就已經開始分家。當然，這些結果招來了人類學家的一片罵聲。
威爾森在20世紀80年代初又因為提交了有關線粒體夏娃（mitochondrial Eve）的論文，再次惹得他的傳統同行一片惱火，這篇論文主張所有現代人種都是分化自同一個族群，與此同時較為古老的尼安德塔人與直立人都已經滅絕。線粒體DNA是線粒體中的基因，是存在於每個細胞而非細胞核內的能量產生器，並且會母傳子。在比對了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士後，威爾森和他的同事確認所有現代人類都是演化自大約十五萬年前非洲的一位“幸運母親”。ㄧ些聰明人也許會覺得她的名字才應該是露西。鑒於蘇美爾人的人類創造故事，這一發現的意義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威爾森的主張蘊含著極為極端的含義：現代人類是突然從約莫二十萬到三十萬年前的一個非洲族群演化而成。按照威爾森以前的學生馬克・斯托金（Mark Stoneking）的解釋，這個理論認為我們“是從五萬至十萬年前開始散播並且走出非洲，然後在沒有任何雜交的情況下完全取代了在更早以前遷徙出非洲的古老族群。支持這一假設的證據是，解剖學上最早的現代人類化石來自非洲，而且來自非洲以外的早期現代人類化石通常都與非洲的化石，而不是同一地區的其它古老人類化石更為相似。”
經過科學家的千夫所指，威爾森和薩里奇的演化世界觀最終佔了上風。斯托金解釋了科學最後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結論的根本原因：
“說到底，解決爭論的不是修辭，而是更多的證據與分析。今天廣泛被接受的我們與其它猿類的關係的看法...和薩里奇跟威爾森在四十多年前發表的結果非常相近：我們與非洲猿類曾有過非常親密的關係，直到大約五至七百萬年前分道揚鑣。人們可以在這裡看見與看待我們與猿類的關係的早期錯誤觀點相同的邏輯：與其他族群相比，人們總渴望把‘我們’看作是特別的，這裡的‘我們’指的是歐洲人——我們肯定需要這般漫長的時間才能變得如此特別。”
即使線粒體夏娃衝擊了我們對深植人心的人類演化的先入之見，但斯托金也指出，自從那篇論文被發表以來，還沒有任何證據與論文相矛盾。“對當代人群的mtDMA變異的分析基本上都一致同意：她大約生活在十五至二十萬年前的非洲，然後現代人類是在五萬至十萬年前從非洲散播開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古老的非非洲族群向我們提供了他們的mtDNA——這一觀點與我們在二十多年前發表的意見大抵相同。”
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斯托金還提醒讀者傳統科學是如何對待不被歡迎的證據。“對科學與科學家的理想觀點都堅信，每當證據與理論產生矛盾時，無論理論有多悠久或多美好，科學家都必須丟棄舊理論，並提出新的論據來解釋新證據。但誠如任何科學家都明白，現實是長期佔據某一領域的思想一向很難被送走；與此相反，慣常的現象反而是對證據——以及與理論意見相左的科學家不聞不問，”他寫道。
對人類起源的遙視
來自地球之外的早期干預的想法並沒有被學者和作家們接受。接受過被稱為遙視的心靈能力訓練的美國軍方情報人員則親眼看見了最初遍佈於地球的原人。
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1995年，美國陸軍利用了大約二十幾名遙視者成功對前蘇聯及其它國家進行了心靈間諜探測。有些人甚至聲稱，由於雙方動用的心靈間諜最終使得所有秘密都難以保守，於是就連冷戰也僵持不下去了。陸軍訓練出來的其中一位最成功的遙視者是約瑟夫・麥克莫尼格（Joseph McMoneagle），他原本是軍方的星門計劃（Project Stargate）的成員之一。麥克蒙尼格在1984年因為“取得了其它任何來源都難以企及的關鍵與重要情報”給情報界所以被授予了功績勳章（Legion of Merit）。
1983年，與維吉尼亞州法布爾（Faber）的門羅研究所（Monroe Institute）創辦人羅伯特・門羅（Robert A. Monroe）合作，該研究所為許多軍方遙視者確定了基本的出體方向，麥克蒙尼格進行了一次企圖揭開人類起源的嘗試。在一百九十二分鐘的遙視期間，他描述自己看見了似乎是地球原始時代的海岸線。他後來估計這應該是恐龍時代結束後的大概三千萬至五千萬年。在這條海岸線上徘徊著一大群原始人類——他們渾身毛茸，約四英尺高，雖然顱骨的容量尚小，但已經能夠直立行走且他們的眼裡透露了智慧的火花。
令麥克蒙尼格在遙視期間感到驚訝的有兩件事。這些生物似乎可以意識到他的精神體的存在，而且他們並不是起源於那個地方。麥克蒙尼格在他1998年的著作《終極時間機器》（The Ultimate Time Machine）中敘述了他的經歷：
“如此非凡的物種...尤其他們還佇立在那個屏障之地...那個地方應該可以說是陸地與海洋的交界處。他們真的讓我印象深刻...噢...他們是被放到那裡的。他們是突然神秘地出現在那裡。他們並非更早以前的物種的後代，是有人把他們放在那裡...（通過）種子船...不，不對。我雖然想說是船，但那其實不是船。我一直在注視...我...一直盯著瞧...噢，該死，我實在找不到更好的詞彙，姑且就稱它為實驗室吧，這些生物是在實驗室裡被創造出來的。他們實際上是基因設計造就的動物，為什麼有人要這麼做？今天的我們...是否也能辦到這種事情？這就像把基因切割開來，接著再重新把它們黏合在一起。你知道，這就好比是拼接植物...或是嫁接。好玩的是，那些人似乎是透過給混合的DNA或基因部分或片段注入某些東西來構建生命。”
對於這裡的“那些人”是何方神聖，他只說他懷疑自己看見的是某種“植入的景象”，他看到的是外觀精緻、看上去有些像鷹鳥且沒有穿衣服的人形生物，其還擁有大小適中的尾巴與一雙“母鹿般的”眼睛。這種奇怪的生物似乎正在操作一種可以產生能量頻率的閃光燈。就在左思右想的那一刻，麥克蒙尼格脫口說出：“基督在上，這是栽種的光照。”麥克蒙尼格坦言，頓時間一股不安感朝著他身來襲來，這就好像是有人在精心照料花園和種植種子一樣，但是“在播種完畢後，那些人便對這些種子不再有任何關心。”他補充說：“這感覺就像...好吧...把這些種子種在這裡是為了什麼更崇高也更偉大的使命。但沒有必要調閱和檢查這些種子的狀況。他們是生是死，是存續或滅亡都無所謂。”
他說，隨著時間越來越推進，在遙視接近尾聲時他看到了戲劇性的變化，這些矮小的毛茸茸生物無論在體型還是能力等方面都漸漸有了提升。他還提醒說，這類可能會擾亂人們的先入成見的信息都應該小心避免被公開。
關於人類在過去一直被暗中監視的其它證據還可以從《以諾書》中找到，這是一部由與《聖經》文士們同時代的不同作者所寫的猶太經書片段編纂而成的作品。這本書的伊索比亞版本所幸被保存下來，並且在1768年被蘇格蘭人詹姆斯・布魯斯（James Bruce）在伊索比亞尋獲。儘管它在五個世紀以來都被認為是屬於《聖經》的一部分，但《以諾書》最後卻被排除出正典，被〈啟示錄〉取而代之。這兩本書都包含了《聖經》裡的一些最令人費解且充滿爭議的段落。
據《以諾書》第十二章記載：“此前，以諾一直被藏著，沒有任何人子知道他被藏在何處、去過何地、遭遇何事。在那段日子，他只與聖潔者和守望者相處...守望者稱我以諾為抄寫員。主對我說：以諾，正義的抄寫員，去告訴天上的守望者，他們既已背棄了高貴的蒼穹和他們神聖永恆的駐地，玷污女子。他們就像人子，為自己迎娶妻子，並造成了世間極度的敗壞...”
《以諾書》清楚地表明守望者不是人類，他們來自天國，而且人類是被他們傳授知識的“後代”。“除盡所有沉迷淫慾的生靈和守望者的子嗣，他們暴虐欺壓人類，”經書的作者在10:18寫道。同樣的敘述也可見於《創世紀》6:4（參見《新國際版聖經》）：“那時候有偉人（拿非利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霍爾曼聖經詞典》（The Holman Bible Dictionary）對《舊約》中的拿非利人的定義是：“上古時代的英雄，按照大多數詮釋者的說法，他們是天人與人類女性交合產下的混種。”
在他1978年的書中，NASA工程師莫里斯・查特蘭總結道：“難道真的有人會以為天文學、數學、地理測量學以及其它許多科學的種種奇妙知識，都是人類再不靠外力幫助的情況下獨自悟得的嗎？公正的說，接受這些知識都是由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太空人帶來，正如很多傳說與《聖經》告訴我們得那樣，或是人類的進步其實是受惠自姆大陸或亞特蘭提斯等高度發達的文化，甚至是更早以前曾有外部文明從太陽系或遙遠的星系前來拜訪的想法，的確不是那麼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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