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異教主義
在20世紀60年代日益風行的享樂主義其實一點都不新鮮。這不過是古老的殘花敗柳的死灰復燃，並往往使人產生輕世肆志之想。它從根本上就是出發自錯誤的信念，即人的良知並非出於天生的善性，反而只是被外界的社會強加的冀求。如此順理成章就會認為，這個宇宙壓根就沒有神聖的秩序在冥冥中指引，它無非就是一個偶然的產物，因此充斥著混亂，所以除了追求自我的享樂以外，沒有其它任何規則應該被遵守。同樣的教義也可以在古代神秘學派與古希臘的狄奧尼索斯崇拜者的酒神節身上發現，後來這又被換湯不換藥成了新異教主義（neopaganism）和新紀元運動。
現代異教，或曰新異教主義是對古代多神宗教的復興嘗試，但又經常被佐以現代詮釋。弗雷澤關於垂死之神和神聖國王的論文對很多受神秘學啟發的作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包括羅伯特・格雷夫斯、葉慈、H.P・洛夫克拉夫特、佛洛伊德、詹姆斯・喬伊斯、海明威、D.H・勞倫斯、阿萊斯特・克勞利、埃茲拉・龐德與尤利烏斯・埃佛拉。T.S・艾略特在他的詩作《荒原》的注釋中就承認了自己受益於弗雷澤甚多。另一個同樣掀起很大影響的人是瑪格麗特・莫瑞（Margaret Murray），她是以研究作為“異教殘餘”的巫術見長的理論家，代表作有《歐洲巫術文明》（The Witch-Cult in Europ）。
借用弗雷澤對垂死之神的論點，現代異教的“有角之神”是冥府的主人與太陽，至於月亮則是一位女神。這位垂死之神在冬至降生，等到貝爾丹火焰節（Beltane）的時辰與女神完成聖婚，然後便在夏至死去，化為“神聖國王”為大地帶來生機（註1）。根據弗雷澤，身為垂死之神的人間化身的神聖國王最初是一個被選中來統治一段時日的凡人，但他命中注定要承受奉獻給大地的犧牲之苦，於是另一位新國王又會被選來接替他統治一段時日。瑪格麗特・莫瑞利用弗雷澤的作品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有許多不幸殞命的英國國王其實都是背地的異教徒和巫師，他們的死亡是人類獻祭的重演，這也是弗雷澤論述的核心。
實際上，正如它在流行文化中展現的那樣，新紀元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雜亂無章的一連串滲透到流行文化表面的思想與實踐，但它們卻都源自於秘密社團與神秘組織的暗流湧動，其中有些可能一般人根本聽都沒聽過。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新紀元運動根植於20世紀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註2），伴隨著各種新興宗教運動，它們借鑒了神智學、人智學、禪宗、瑜珈、占星學、替代療法和精神銜接（spirit channeling）。新義教主義與撒旦教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份（註3）。
主要是透過他在推廣混沌主義（Discordianism）中的作用，羅伯特・安東・威爾遜（Robert Anton Wilson）對新異教主義和新紀元運動產生了無可抹滅的影響，這個被稱為混沌主義的偽宗教綱領有部分是上承自他和羅伯特・謝伊（Robert Shea）合著的《光明會三部曲》（The Illuminatus! Trilogy）。不過混沌主義真正是始於格雷戈・希爾（Greg Hill，他又綽號叫小馬拉克利〔Malaclypse the Younger〕或Mal-2）與凱瑞・桑利（Kerry Thornley，又名奧瑪爾・海亞姆・雷文赫斯特〔Omar Khayyam Ravenhurst〕或奧瑪爾勳爵），他們兩人出於對人文主義、無神論、黑魔法、催眠術和共同幽默感等共通興趣而走在一道。
威爾遜非常喜愛文學，他特別欣賞埃茲拉・龐德、威廉・柏洛茲和詹姆斯・喬伊斯，他更多次以後者為題撰述與演講。作為利里的長期合作者且和他一樣堪稱迷幻藥文化的代言人，威爾遜對神秘主義、陰謀論、平行宇宙，還有威廉・賴希、巴克敏斯特・富勒、阿萊斯特・克勞利、查爾斯・福特這些人的思想感到著迷不已。在半自傳式的《宇宙扳機》（Cosmic Trigger I）中，威爾遜探討了巴伐利亞光明會陰謀論，他對之採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態度。這本書還考察了共濟會、混沌主義、蘇菲派、未來學、禪宗、丹尼斯和泰瑞司・麥肯南、傑克・帕森斯、阿萊斯特・克勞利、喬治・葛吉夫、瑜珈以及其它許多主題。威爾遜還在書一開頭就感謝了被他認為是其中一位“在這條路上的指引之光”的艾倫・沃茨。
《宇宙扳機》提到了威爾遜過去深陷“自我誘導的大腦劇變”的經歷，同時還有他早年生活的一些插曲。威爾遜為他的經歷找出了幾種解釋，例如星際ESP連接，他認為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進入了所謂的“真實通道”，並自稱他在那時與天狼星人建立了心靈感應。同樣的，據威爾遜說，他認識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訴他，共濟會33級的秘密就是這個組織其實一直在與來自天狼星的實體進行接觸（註4）。當被問及這些實體是否“真實”時，那個人回答說，他們看上去絕對“足夠逼真”（註5）。如同威爾遜觀察到：
“仙子－妖精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在天主教徒眼裡是聖潔處女、在靈性主義者眼裡是死去的親屬、在科幻迷眼裡是UFO、再偏執狂眼裡是黑衣人、在受虐狂眼裡是惡魔、在多愁善感的人眼裡是神聖的愛人、在邏輯學家眼裡是純粹的概念、在富於幽默感的人眼裡是來自天堂馬戲團的小丑、在精神病學家眼裡是精神病症狀、在哲學家眼裡是更高的智慧、在數學家和認識論者眼裡是數字跟悖論。對懷疑論者來說，他們甚至完全是隱形的。”（註6）
《光明會三部曲》贏得了1986年的普羅米修斯名人堂科幻獎。三部曲總共包括《金字塔之眼》（The Eye in the Pyramid）、《金蘋果》（The Golden Apple）和《利維坦》（Leviathan），它們是從1975年9月才開始被三集單獨出版。這部三部曲是諷刺性、後現代並受科幻影響的冒險故事，其中充斥了毒品、性、洛夫克拉夫特式的神祇、卡巴拉與陰謀論，這些統統都和作者們筆下的光明會有關。三部曲在最後才透露，一直以來奮力與光明會鬥爭的混沌教派（Discordians）原來早已被光明監督者（Illuminatus Primus）滲透，純粹是為了保持平衡，雙方才始終鬥個沒完沒了。他是“真正的”光明會的表率，而光明會的宗旨就是要把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做任何事情的觀念宣揚出去。
每當出了什麼事的時候，異教徒都會高呼“讚歎狄斯科耳狄亞！”（Hail Discordia!），以表對混沌主義的這位混亂女神的崇敬。瑪戈特・阿德勒（Margot Adler）在《摘下月亮》（Drawing Down the Moon）中提供了第一次全面審視現代美國自然宗教的機會，混沌主義的創始人凱瑞・桑利是第一個用“異教”來稱呼這些以“自然”宗教自居的神秘學運動的人。瑪戈特是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孫女，阿爾弗雷德是米特里諾維奇的同事以及佛洛伊德跟克勞利的合作者。
又被叫做新異教主義的現代異教主義是一波當代宗教運動，其受影響或自稱是沿襲自歐洲與中東的前現代垂死之男神和女神的異教信仰。根據歷史學家卡蘿爾・庫薩克（Carole Cusack），威卡教的創始人傑拉德・加德納對現代異教復興有不賞之功，威卡教的儀式則是他與阿萊斯特・克勞利的共同心血（註7）。在他去世前不久，克勞利讓加德納晉升到了OTO的VII級，他還發佈了一份章程表示加德納可以主持初步的啟蒙儀式（註8）。在克勞利於1947年過世後，加德納成為了歐洲OTO的首席代表。
威卡教立基於對女神和他的伴侶“有角之神”的崇拜，後者被認為就是古時候的垂死之神，但他與路西法的關係則被極力否認。威卡教試圖重振瑪格麗特・莫瑞的《歐洲巫術文明》的前提，亦即代表了古代歐洲巫術的在地下世界掙扎求生的中世紀巫術。雖然加德納聲稱自己是被古老的巫師艾丹・凱利（Aidan Kelley）引領認識威卡教，但事實證明他並沒有復興一個古老宗教，而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加德納的主要靈感來源是克勞利和黃金黎明的儀式魔法，再加上流行的民間傳說與神話作品，譬如查爾斯・里蘭德（Charles Leland）的《阿卡迪亞》（Aradia）跟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註9）。
加德納的秘書兼夥伴艾德里斯・沙阿在20世紀50年代末與倫敦的威卡教圈子有所往來。沙阿在1961年遇見了戈登・沃森的好友羅伯特・格雷夫斯，他後來寫信告訴他自己正在研究狂喜宗教，而且還一直在“參加...英國的女巫主持的實驗，例如吃蘑菇之類的。”（註10）格雷夫斯鼓勵沙阿向西方讀者出版他那位關於蘇菲派的書，於是《蘇菲派》正式在1964年問世，格雷夫斯為此書撰寫了序言。沙阿在1960年創立了他的八角出版社（Octagon Press），它的第一本出版物是沙阿以筆名傑克・布雷斯林（Jack L. Bracelin）撰寫的傳記《傑拉德・加德納巫師》（Gerald Gardner, Witch）。八角出版社的名字是取自葛吉夫的九型人格圖（Enneagram）。1962年，在《蘇菲派》出版的幾年前，沙阿就與依照葛吉夫和鄔斯賓斯基的教誨形成的教團成員有了交誼。有篇新聞文章曾敘述過沙阿對中亞的一座秘密修道院的拜訪，該修道院實行著類似葛吉夫教導的實踐。據說，這座修道院在英國有它的代表。
鄔斯賓斯基最早的其中一位學生雷吉・霍爾（Reggie Hoare）自1924年以來便一直在參與葛吉夫的工作，他並透過那篇文章和沙阿取得了聯繫。通過霍爾，沙阿又被介紹給其他葛吉夫信徒，包括葛吉夫的著名弟子約翰・班尼特。根據班尼特的說法：“雷吉是一個非常謹小慎微的人，他多年來在情報機構接受了資訊評估方面的訓練，我接受了他的保證，並且也相信他說的沙阿正背負著一個對於西方非常重要的使命，我們應該盡全力幫助他。”（註11）班尼特確信沙阿是阿富汗的“薩姆格修道院”的真正使者，這就是葛吉夫曾經提過的兄弟會。格雷夫斯在他執筆的序言中形容沙阿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高尚男性後裔”，而且他還繼承了“他的哈里發祖先的秘密奧義。事實上，他是蘇菲道團（Sufi Tariqa）的大長老...”然而，格雷夫斯亦承認這其實是“一種假象：他當然是我們的一員，而不是穆斯林。”（註12）
如今益發流行的“異教”和“新異教”這些術語，依照它們被理解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追溯到世界大同教會（Church of All Worlds，CAW）的聯合創辦人奧伯隆・澤爾・拉文霍特（Oberon Zell-Ravenheart）。從以1967年為始的早期幾期《綠蛋》（Green Egg）開始，他就使用這兩個術語來稱呼這不斷增長的運動。CAW誕生於1961年，最初只是一群高中好友在討論艾茵・蘭德和亞伯拉罕・馬斯洛的作品，最後他們更轉而進行超感知實驗。奧伯隆・澤爾・拉文霍特跟他的妻子摩妮・葛洛里（Morning Glory）分別在CAW擔任“主教”與女大祭司。這個教會的宗旨是要喚醒蓋亞女神，並藉由採取負責任管理方式的部落社區來讓她的孩子重新團員在一起，同時誘發意識的進化。澤爾・拉文霍特他在1970年就已先於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獨自闡述了蓋亞假說（Gaia Thesis，他的拼法是“Gaea”）。
作為所謂古代垂死之神崇拜的遺緒，威卡教的儀式都是舉行在四大歡慶（Greater Sabbats）期間，包括獻主節（2月2日）、沃普爾吉斯之夜（4月30日）、豐收節（8月1日）、萬聖節（10月31日）。另四個小歡慶則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與古代儀式一樣，威卡教宣稱自己是一個奉生殖力為根本的宗教，它會為了“神聖女性”崇拜而進行性儀式，祭司與女祭司會以“男神”和“女神”的身份在儀式上結合。這在古時候又被叫做Hieros Gamos，或是聖婚。
威卡教的啟蒙有三個等級。初心者會被要求禁食幾日，接著要在梳洗過後赤裸身體（sky-clad）前來，蒙住眼睛且雙手綁著儀式繩索。一旦這位候選人被大家認可，他或她就會受到啟蒙者的歡迎，後者會跪下來親吻新人的雙腳、陰莖/子宮、胸部跟陰脣。在第二等級，候選人需要找到一位契合的異性伴侶。二階儀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包含了一場被稱為“女神傳說”的神秘戲劇，啟蒙者與其他成員要負責在劇中將女神的後裔引入冥府。
威卡教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等級叫做大禮儀（Great Rite），只授予兩個已經是伴侶的人。在它被要求以“寓意”的方式進行時，兩人的結合可以透過儀式將匕首插入聖杯來象徵性的表示。或者，兩人可以決定扮演男神和女神，展開他們的“神聖”性結合，大祭司會“寓意”的把第三級授予他的伴侶，女大祭司則會以“真實”的方式回報給他。大禮儀儀式的最後部分是在其他成員都已經離開的情形下私自完成。這些儀式甚至可能包括由家庭成員互相進行的亂倫，象徵又被視為父女或母子的垂死之神與女神（註13）。雖說根據加德納的規定，威卡教的慣例是一個男人必須得由女人啟蒙，反之亦然，但父母可以啟蒙同性別的孩子（註14）。
亞歷克斯・桑德斯還提到了威卡教的亂倫傳統，他從1963年開始進入加德納派威卡教（Gardnerian Wicca），之後他另立門派，是為亞歷克斯派威卡教（Alexandrian Wicca）。桑德斯聲稱他的祖母曾渾身赤裸站在畫在廚房地板上的一個圓圈裡，然後她叫桑德斯走進圈子並脫掉衣服，讓他把頭埋入大腿之間。她拿來了一把鐮刀，劃過他的會陰處（介於肛門與陰囊），接著開口說道：“從現在起，你也是我們的一份子。”接下來他便繼續接受“啟蒙儀式”。他的祖母據說是一位世襲女巫，是最後一位自稱為“巫師之王”的威爾斯統治者歐文・格林杜爾（Owain Glynder）的後裔。
戀童癖和亂倫在由加文・弗羅斯特（Gavin Frost）與伊馮娜・弗羅斯特（Yvonne Frost）在1968年創立的威卡教會＆學校（Church and School of Wicca）中亦屢見不鮮。弗羅斯特夫婦在威卡社群中有很多朋友，其中便包括奧伯隆・澤爾。弗羅斯特夫婦合著了幾本關於魔法、威卡教以及有關主題的書，譬如首次付梓於1972年的《女巫聖經》（Witch’s Bible），後來它又以《好女巫聖經》（Good Witch’s Bible）之名再版出版。《女巫聖經》宣稱小孩子在到了青春期時就已經準備好可以面對性啟蒙，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生理方面已經成熟得可以進行生殖行為”。女孩子在這時應該被給予兩個不同大小的木製陰莖並熟悉如何使用它們，以便準備好在一個月後初次性交。它還指出，如果她們在使用時有任何不適或困難，那應該積極向父親或指導者求助（註15）。另一方面，男孩子也要接受他們的指導者的教導，有時這會是他們的母親，仔細學習如何進行性行為與什麼舉止在初夜才是合適的。
殺死國王
澤爾選擇用“異教徒”來形容CAW是受到了凱瑞・桑利的啟發，桑利是混沌教派（Discordian Society）的創始人，他與甘迺迪遇刺事件有些蹊蹺，陰謀理論家經常懷疑這場刺殺行動是典型的“神聖國王”獻祭。桑利和希爾在1957年的一間保齡球館裡曾就混亂這個東西有過一番論辯。桑利相信亂中有序，猶如共濟會的訓言Ordo ab Chao（“秩序出於混亂”）。格雷戈認為，秩序只是人類投射到現實的一種信念，但現實的真貌仍是混亂。他們把混亂本身比作是狄斯科耳狄亞，她就是羅馬人供奉的厄里斯、希臘人心中的不和諧女神。混沌教派的成立是緊接在它的第一本聖書《混沌法則》（Principia Discordia）在1965年出版之後。
對於混沌主義是否應該僅僅被當作是對宗教的戲仿還有一些爭論。然而，根據羅伯特・安東・威爾遜：“許多人都以為混沌主義是一個偽裝成新興宗教的複雜玩笑，但我更願意將它視為一個偽裝成複雜玩笑的新興宗教。”（註16）混沌教派善以不敬的幽默來宣揚其哲學，同時避免自己的信仰滑落為“教條主義”。它們最喜歡的玩笑就是編造一系列關於光明會的虛假傳說，該組織在《混沌法則》中被說成是阿薩辛教派的繼承者。
誠如阿德勒指出，有些人就像羅伯特・安東・威爾遜那樣，宣稱這整個異教運動都是以桑利的狄斯科耳狄亞為中心在運作，她也是羅馬人敬拜的厄里斯（註17）。威爾遜本人相當熱衷於異教主義，他在《摘下月亮》裡澄清了新異教徒與混沌教徒彼此的相異與相似之處：“大部份異教運動都是始於玩笑，然後隨著人們逐漸從中領悟了些什麼，它們才開始變得嚴肅起來。混沌主義則有一個防止自身變得過於嚴肅的自我審查機制。”（註18）
然而，除了他活潑風趣的性格之外，桑利卻也被深深捲入了甘迺迪遇刺事件這個陌生又陰暗的世界裡面。桑利是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的朋友，他們兩人曾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同袍。在奧斯華因為刺殺甘迺迪被捕之前，桑利還以他們的友誼寫下了《逍遙勇士》（The Idle Warriors）一書。奧斯華是在1957年參加路易斯安那州民間航空巡邏隊為期兩星期的夏令營時被CIA特務大衛・費里（David Ferrie）相中（註19）。在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拍攝的《誰殺了甘迺迪》（JFK）中，喬・佩西（Joe Pecci）精湛詮釋了又以戀童嗜好廣為人知的費里這個怪人。作為一位職業的美國情報人員，費里與甘迺迪遇刺一案有難分難解的關係，他更是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主導的調查的頭號懷疑對象。費里還是一位業餘催眠師，他因此被懷疑是代表MK-Ultra計劃對奧斯華施以操控的負責人（註20）。
艾倫・杜勒斯在艾森豪時代的1960年成立了一個叫做四十號行動（Operation 40）的暗殺小組，後來它又被副總統尼克森持續主管直到1961年。四十號行動在豬玀灣事件發生了吃重的作用，它還策反了一批前巴蒂斯塔（Batista）政權的情報官員、心腹佞臣和僱傭兵。小組成員包括法蘭克・斯特格斯（Frank Sturgis）、之後扮演水門案竊賊的CIA官員霍華德・亨特、參與處決切・格瓦拉的菲利克斯・羅德里奎（Felix Rodriguez，註21）。四十號行動甚至在奧托・斯科爾茲內的指揮下在瓜地馬拉、巴西及阿根廷接連出擊（註22）。
與奧斯華在同一星期被吸收的還有另一個人，他便是日後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大毒販的巴瑞・塞爾（Barry Seal，註23）。塞爾是伊朗門事件的關鍵人物，該事件牽涉了與尼加拉瓜的可卡因交易，其被作為秘密行動的一部分好為對抗蘇聯的阿富汗“聖戰者”暗地籌措資金。接受這些資金的人就是奧薩瑪・賓・拉登（註24）。
1957年，奧斯華在日本的厚木空軍基地擔任雷達技師，這座基地是CIA在遠東的總部。凱瑞也在1959年作為雷達技師抵達同一座空軍基地，但他們入駐的時間錯開了。凱瑞在《逍遙勇士》中詳細描述了混亂與不服從是如何充斥於那座基地，他顯然沒有意識到那種喧囂躁動的氛圍是LSD一直在不知不覺間被使用造成的後果。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厚木就是CIA進行大規模LSD實驗的兩個海外試驗地之一（註25）。同樣的，美國陸軍在1961年召開了第三機會行動（Operation Third Chance），對駐紮在歐洲軍事基地，特別是德國的美軍部隊進行LSD實驗。這些實驗包括了心理與肉體折磨，還有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士兵試驗審訊技巧，以及研究士兵在戰鬥情況下的行為。類似的LSD軍隊實驗亦在1962年以常禮帽行動（Derby Hat）為代號在亞洲和夏威夷的一些美軍基地進行過（註26）。
《逍遙勇士》的主角是一位對蘇聯抱有欽慕之情的士兵。正如桑利所說，他撰寫這部小說來探討奧斯華在現實中為何也是如此的可能原因，所以他嘗試去從奧斯華的角度思考（註27）。在刺殺事件發生後，桑利又寫了一本非虛構類的《奧斯華》（Oswald），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附和了華倫委員會堅持的“獨行刺客”理論，該委員會是由前CIA局長艾倫・杜勒斯領導的對甘迺迪遇刺案的官方調查。不過，吉姆・加里森卻在1968年傳喚桑利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因為他堅信桑利和奧斯華一起參與了CIA的行動。
在他於1961年搬家到紐奧良後，桑利在一場“派對”上認識了大衛・費里、克萊・肖（Clay Shaw）、蓋伊・班尼斯特（Guy Banister）。這三人皆被加里森懷疑是反甘迺迪陰謀的主謀，涉入這樁陰謀的還有黑手黨、反卡斯楚活動家、作家、藝術家、波希米亞人、納粹與同性戀次文化份子。據研究人員洛倫・科爾曼（Loren Coleman）指出：“在奧斯華還在紐奧良的最後一個星期，他與大衛・費里一同參加了多場在私人住宅與公寓舉行的儀式性派對。”（註28）據說費里是黑魔法儀式的實踐者，這些儀式涉及要獻祭動物、鮮血祭祀和同性戀儀式。費里也是北美使徒復古教會（Apostolic Old Catholic Church of North America）的大神父，研究人員吉姆・基思曾推測這個教會實際上是OTO的諾斯底天主教會的前沿組織。吉姆・加里森則懷疑該教會是CIA的幕前組織（註29）。
奧利佛・史東提出理論認為，是CIA下手謀害了甘迺迪，因為它有感總統正考慮要關閉該組織，或是打算報復豬玀灣事件的失敗。但這些理由加起來似乎都還不夠具說服力。這整起事件更有可能是一種黑魔法儀式。加里森對於這場暗殺的結論是“一齣同性戀式的驚悚謀殺，再加上完美犯案的一絲興奮。”（註31）雷蒙・布爾斯羅斯牧師（Raymond Broshears）是紐奧良同性戀群體的活躍成員，也是大衛・費里過去的室友，他在1963年秋天在紐奧良與桑利、奧斯華、克萊・肖、費里聚首在一起。據布爾斯羅斯說，奧斯華是一名同性戀，至於桑利則“始終堅持他絕不是同性戀，但我敢說他肯定是，不然我得向全世界問問，如果他真不是，那他幹嘛去同志酒吧？”（註32）
布爾斯羅斯還說，桑利與奧斯華其實相像得“令人覺得可怕”（註33）。加里森認為桑利曾在1961－1963年這段期間冒充過奧斯華。桑利在紐奧良的住家距離奧斯華只有幾個街區，有幾位目擊者都曾見到他們形影不離。其中一位目擊者是芭芭拉・里德（Barbara Reid），她是巫毒教女祭司與桑利的混沌教派成員，而且跟過程教會也“關係匪淺”（註34）。居住在那個街區的人曾多次看到桑利現身在奧斯華的公寓，事實上由於這樣的情況是如此頻繁，他們甚至根本分不出這一家的男主人到底是奧斯華還是桑利。
六度分隔理論
提出“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人是匈牙利作家弗里杰西・考林蒂（Frigyes Karinthy），他是H.G・威爾斯的崇拜者。六度分隔理論強調，透過人人彼此的介紹，每個人或每件事互相之間的距離其實只有六步甚至更短。換句話說，世界上的任兩個人都可以經由最多六個“朋友的朋友”發現彼此的聯繫。雖然這個理論已被證明是一個“學術都市傳說”（註35），但這個概念卻很適用於描繪涉嫌刺殺甘迺迪的緊密陰謀網絡。
除了其它眾多聯繫，這個陰謀黨羽還因為奧斯華的好友，石油地質學家兼教授喬治・德・莫倫席特（George de Mohrenschildt）而與新納粹份子扯上了關聯。在他於1977年去世後，人們在莫倫席特的公事包裡找到了一本地址簿，名列其中的名字包括了戈登・沃森，後者亦與至少六個涉嫌參與刺殺甘迺迪的人有聯繫，其中就有查爾斯・傑克遜（C.D. Jackson）和亨利・魯斯。另一個被登記在地址簿上的名字叫做“喬治・布希”（註36）。威廉・巴克利與CBS的威廉・佩利均可見於裡頭（註37）。
儘管德・莫倫席特否認他對納粹有任何同情，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申請加入OSS仍被駁回，因為根據前CIA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的備忘錄，他“被指控為納粹的間諜特務。”（註38）即使如此，莫倫席特的哥哥迪米特里（Dimitri）卻是一個堅定的反共主義者，而且他是OSS的成員，也是CIA的自由歐洲電台與美解委（Amcomlib，又名自由電台）的奠基人之一（註39）。二戰結束後，莫倫席特移民到委內瑞拉，在那裡替潘特佩克石油公司（Pantepec Oil）工作，其所有者是骷髏會的威廉・巴克利一家。
除了布希家族，莫倫席特還認識布維爾家族，比如年輕時的賈桂琳・布維爾（Jacqueline Bouvier），她就是後來的甘迺迪夫人。賈桂琳從小就把莫倫席特叫做“喬治叔叔”，並經常親暱地坐在他的膝蓋上玩耍（註40）。他還是賈桂琳的阿姨伊迪絲・布維爾・比爾（Edith Bouvier Beale）的朋友，伊迪絲是一位社交名媛與業餘歌手，素來以古怪的生活方式聞名。她的一生以及與女兒小伊迪絲的關係是1975年的紀錄片《灰色花園》（Grey Gardens）的故事內容，這部紀錄片揭開了她們在紐約東漢普頓的一座廢棄豪宅中的怪異生活。這座豪宅充滿了跳蚤，還盤踞著好多貓咪跟浣熊，甚至連自來水都已經被切斷，到處都堆滿垃圾和腐爛的東西。根據《視與聽》（Sight and Sound）在2014年所作的調查，《灰色花園》被電影評論家評為有史以來第九偉大的紀錄片。
莫倫席特和達拉斯的石油巨頭們交情甚好，例如克林特・馬爾基森（Clint Murchison）、H.L・亨特（H.L. Hunt）、約翰・梅克姆（John W. Mecom Sr.）、席德・理查德森（Sid Richardson，註41）。瑪德琳・鄧肯・布朗（Madeleine Duncan Brown）曾出面爆料稱自己與林登・詹森總統一直暗地維持著婚外情甚至育有一子，她說在甘迺迪出事的那一晚，她出席了馬爾基森在達拉斯的家裡舉辦的派對，共襄盛舉的還有詹森與許多權貴，如約翰・麥克洛伊、埃德加・胡佛、理查・尼克森、H.L・亨特、席德・理查德森。按照布朗的說法，在詹森與這幾個男人打過照面後，他親口告訴她說：“到了明天，那些該死的甘迺迪派就再也不會使我難堪了。這不是威脅，這是承諾。”（註42）
莫倫席特與CIA有很多方面的聯繫，他經常在國際間旅行，旅行結束後他又會向CIA在達拉斯的國內聯絡部門（Domestic Contacts Division）的特務沃爾頓・莫爾（J. Walton Moore）匯報（註43）。1977年3月29日，莫倫席特接受作家愛德華・杰伊・愛潑斯坦（Edward Jay Epstein）採訪，他透露莫爾在1962年就已經批准他去見了奧斯華。“要是沒有摩爾當初的批准，我恐怕再過一百萬年都不會跟奧斯華有交集，”莫倫席特說。“有太多事情都不是三言兩句就能說得清。”（註44）就在那天下午，莫倫席特被發現陳屍於他在佛羅里達州的房子裡，據說他用霰彈槍朝自己的頭部開了槍。驗屍官最後判決的結果是自殺。
在1963年2月22日的一場派對上，被莫倫席特帶來認識白俄羅斯人社區的奧斯華結識了露絲・海德（Ruth Hyde）與米歇爾・佩恩（Michael Paine），因為這段交情，他們兩人在甘迺迪遇刺後都變得格外引人注目。米歇爾・佩恩是露絲・福布斯・佩恩與她在嫁給亞瑟・楊之前的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兒子，楊是哈里・埃弗雷特・史密斯的好友，他還參加過普哈瑞奇的降神會。露絲・福布斯也是瑪麗・班克羅夫特的至交，瑪麗是卡爾・榮格的忠實學生與前CIA局長艾倫・杜勒斯的情婦，杜勒斯則是華倫委員會的負責人。米歇爾・佩恩設法在他繼父的老公司貝爾德事隆（Bell Helicopter）在德州沃思堡的分廠謀得一份差事。在當時，貝爾公司的研究是由前納粹將軍沃爾特・多恩伯格（Walter Dornberger）負責，他與他的學生沃納・馮・布朗一起藉著迴紋針行動來到美國。
露絲・福布斯・佩恩的第一任丈夫米歇爾・佩恩的父親是喬治・萊曼・佩恩（George Lyman Paine Jr），後者的太祖父就是與其他同為《獨立宣言》起草者一樣都是共濟會員的羅伯特・崔特・佩恩（Robert Treat Paine）。崔特家族在可以追溯到五月花號的英國殖民地中擁有悠久的歷史。萊曼曾經是托派的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的同事，伯納姆是霍華德・亨特的朋友。伯納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負責為OSS工作，在他轉向右派並被視為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知識喉舌之前，伯納姆曾與托洛茨基為友，並與西德尼・胡克一起協力在1953年創立了美國工人黨。1955年，伯納姆幫助威廉・F・巴克利在《國家評論》找到一份職務，巴克利曾盛讚伯納姆是“自創刊以來，對《國家評論》貢獻最為良多的知識份子。”（註45）
伯納姆也曾被形容是“骯髒手段的公然擁護者”（註46）。當弗蘭克・維斯納決定在1953年實施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來推翻伊朗的民選總統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他當即向伯納姆諮詢了一些歷史教訓，因為他認為此時此刻需要的是“一點馬基維利技巧”。在他1943年的那本成為CIA戰略家人手一本的交戰手冊的《馬基維利主義者：自由的衛士》（The Machiavellians, Defenders of Freedom）中，除了馬基維利，他還借鑒了例如加埃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維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ereto）、羅伯特・米契爾斯（Robert Michels）還有墨索里尼的偶像喬治・索雷爾等法西斯恐怖主義奠基者的思想，藉以“挑戰平等主義的政治理論，並且論證精英統治的長久性與必然性。”（註47）1983年，伯納姆被雷根總統授予了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伯納姆也是霍華德・亨特的摯友，亨特曾授命將流亡美國的古巴領袖們包裝成極具代表性的流亡政府，並且將在豬玀灣入侵成功後組建臨時政府接管古巴。亨特在豬玀灣事件後變成了艾倫・杜勒斯的私人助理。根據塔德・肖爾茨（Tad Szulc），亨特在1963年8－9月被任命為墨西哥城的CIA暫理局長的時候，奧斯華恰巧也在那裡（註48）。
奧斯華在露絲・海德的幫忙下在德州教科書倉庫（Texas School Book Depository）找到了一份工作，與此同時他的妻子瑪麗娜（Marina）和孩子都繼續住在德州的歐文（Irving）。當刺殺事件發生時，露絲和米歇爾帶著警方找到了奧斯華藏槍的地方，他們還提供了大量的證據，比如奧斯華拿著他的步槍擺出姿態的著名照片等等。然而，有關米歇爾與露絲及其父母的檔案都被華倫委員會封存，甚至連加里森都無法調閱。事實上，露絲的哥哥之後更成為了羅伯特・安東・威爾遜一家的家庭醫生（註49）。
加里森懷疑臭名昭彰的那張奧斯華一手握著步槍，另一手拿著共產主義報刊《每日工人》（The Daily Worker）的照片很有可能是桑利夥同其他人偽造的。奧斯華本人始終否認這張照片的真實性，他聲稱他的臉被跟另一個人的身體疊合在了一起。加里森還認為，桑利創作《逍遙勇士》的用意就是為了要把奧斯華描繪成共產主義的同情者，這種手法在情報界又被稱作“綿羊浴”（sheepdipping，註50）。
混沌宣言
桑利的其他CIA聯繫人包括他在1957年邂逅的戈登・諾沃爾（Gordon Novel），當時桑利已在南加州大學加入了德爾塔兄弟會（Delta Sigma Phi）。在他宣稱自己曾在1963年為CIA做事且認識奧斯華與傑克・魯比（Jack Ruby）後，諾沃爾此人也引起了加里森的注意（註51）。諾沃爾曾在1961年2月負責協助蓋伊・班尼斯特和大衛・費里從斯倫貝限公司（Schlumberger Company）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彈藥倉採買軍火。儘管加里森娉請諾沃爾前來幫助調查，但諾沃爾後來承認：“我當時其實是一邊擔任加里森的安全負責人，一邊替白宮工作來暗中破壞加里森的行動。”（註52）諾沃爾後來又為汽車業高管約翰・德洛萊安（John DeLorean）和美國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Ramsey Clark）擔綱調查員，在1993年的韋科慘案（Waco Siege）過後，他繼續為大衛教派（Branch Davidians）的倖存者擔任法律顧問。作為一名私人調查員，諾沃爾還為包括麥可・傑克森和克勞德・范・達美（Jean-Claude Van Damme）等名人指點迷津。
被政府派去診察在奧斯華可以接受審判前就將他槍殺的傑克・魯比的是美國精神病學家路易斯・喬利恩・韋斯特醫生（Dr. Louis Jolyon West）。身為空軍與CIA的洗腦專家，韋斯特親身參與過MK-Ultra計劃，他曾替一頭大象注射LSD，隨後又將其殺死（註53）。韋斯特曾在英國塔維斯托克研究所學習群體動力學，然後他又在史丹佛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Behavioral Sciences，1966－69）擔任研究人員，並在海特－艾許伯里進行實地工作。他的朋友阿道斯・赫胥黎建議韋斯特應該嘗試在動用LSD之前先對他的MK-Ultra計劃實驗對象施展催眠，此舉是為了對他們產生“催眠性的誘導，好將由藥物引發的經驗引導向特定的意欲方向。”韋斯特相信毒品的禁止與供應會是控制群眾的好辦法，用他自己的話說：“誠如阿道斯・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所預見，有選擇地利用毒品將能多管齊下的對被統治者進行控制。”（註54）韋斯特往後又當上了美國家庭基金會（American Family Foundation）的主任，該基金會是警惕邪教網絡（Cult Awareness Network，CAN）的母組織。
加里森後來懷疑混沌教派很有可能其實根本就是CIA的檯面組織。尤其使人心生疑竇的是桑利曾公開慶祝甘迺迪死於非命，他甚至曾以如下這種方式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凱瑞・桑利。老子策劃了這起暗殺——你說我是怎麼辦到的？”（註56）然後就在刺殺事件發生不到兩個星期，桑利便搬到了維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市，就在CIA的總部附近。在桑利矢口否認他自1959年以後與奧斯華有過任何接觸後，加里森最終不得不指控桑利做了偽證。後來，加里森的繼任者、知名歌手與電影演員小哈利・康尼克（Harry Connick, Jr. ）的父親老哈里・康尼克（Harry Connick, Sr.）放棄了偽證起訴。
就在加里森的辦公室，格雷戈・希爾和他的好友蘭恩・克林杰（Lane Caplinger）用影印機復印了一本早期原版的《混沌宣言》，克林杰是這間辦公室的打字員。蘭恩・克林杰的妹妹格瑞絲・薩布麗斯基（Grace Zabriskie）後來成為了桑利的眾多情人之一，桑利還曾為她寫過一本名為《格瑞絲可否賞光一遊》（Can Grace Come Out to Play）的書。坊間傳言格瑞絲正是巴布・狄倫的《像一塊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的靈感來源，而且其中的歌詞“你曾經如此快樂/衣衫襤褸的拿破崙和他的落魄話”就是在暗示桑利（註57）。格瑞絲的父親擁有大名鼎鼎的法式同志酒吧，離鄉者咖啡廳（Café Lafitte in Exile），自幼在紐奧良長大的她曾聲稱，田納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還有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這些人都曾經拜訪過她們一家（註58）。後來她在好萊塢大紅大紫，出演過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譬如《諾瑪・蕊》（Norma Rae）、《油炸綠番茄》（Fried Green Tomatoes）、《雙峰》（Twin Peaks，她在片中飾演悲情的勞拉・帕默〔Laura Palmer〕患有精神問題的母親）、《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三妻大丈夫》（Big Love）和《聖女魔咒》（Charmed），最後這部影集描述的是又被喚作“迷人精”（The Charmed Ones）的三姐妹的故事，她們同時也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善良女巫。
即使桑利再三堅持自己與刺殺陰謀斷然無關，但他從70年代中期卻開始出現了偏執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狀，或許他已經淪為了“精神控制”的受害者，於是他轉而嚷嚷自己確實有參與其中，而且還記得住那些細節。在1992年接受八卦節目《時事秀》（A Current Affair）採訪的時候，桑利承認早在刺殺事件發生以前：“我就老早想要把他開槍打死。我非常非常想要擊斃那傢伙...我要他死，然後我就會接著動手自我了結。要是我有機會，我一定會拿著一把步槍埋伏在那裡，等待時機扣下板機。”
協助安排這次採訪的是桑利的朋友桑德拉・倫敦（Sondra London），她更常被大家叫起的名字是埃里辛・艾斯特拉（Erisian Elestria）。使倫敦為時人所議論的是她的綽號“連環殺手迷妹”（Serial Killer Groupie），按照倫敦自己的解釋，她是因為她的囚禁連環殺手前男友舍費爾（G.J. Schaefer）的關係才開始對罪犯產生興趣，之後兩人還合力完成了幾部虛構作品。倫敦也找到了另一名連環殺手丹尼・羅林（Danny Rolling），當然她也與後者墜入愛河。羅林的瘋狂殺戮激發了編劇凱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創作出1996年大受歡迎的電影《驚聲尖叫》（Scream）的劇本。倫敦與羅林合著了《連環殺手的養成：蓋恩斯維爾殺人魔的真實故事》（The Making of a Serial Killer: The Real Story of the Gainesville Murders），這本書是由菲爾書屋（Feral House）出版，並收錄有羅林在監獄中手繪的五十張圖畫。菲爾書屋還在2004年發行了倫敦對於吸血鬼的研究成果《真實吸血鬼》（True Vampires），書中的插圖是出自有“巴黎吸血鬼”之稱的法國食人殺手尼古拉斯・克勞茲（Nicolas Claux）之手。
在1998年的桑利追悼會上，倫敦高聲宣布他的真愛終究還是她，她也是真正有資格繼承遺產的人（註59）。桑利在1992－1998年這段期間曾參加過一系列與倫敦對談的訪談，他在這些談話中回憶了他對於甘迺迪遇刺事件的認知，這些現在都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註60）。倫敦和桑利合作撰寫了《刺殺甘迺迪陰謀自白》（Confessions of a Conspiracy to Assassinate JFK），不過正如加里森的證詞所示，桑利的供詞很少是直接應答，反而大多都是笨拙且曲折的言語。桑利的自白看起來反倒更像是一種混沌教派式的伎倆，真相與廢話被同時混合在一起，令它顯得好像是一個玩笑。
桑利在他的自白中提到他曾與兩個神秘的中年男子會見過數次，他們的名字分別是“加里・柯爾斯坦”（Gary Kirstein）跟“斯利姆・布魯克斯”（Slim Brooks）。加里向桑利自稱他是出身自中西部的一個德裔家庭，而且他是一個納粹份子。他們在一起時討論過的各種奇怪話題就包括了如何暗殺甘迺迪、後者的信仰以及被那時的桑利厭惡至極的施政政策。桑利後來逐漸相信，柯爾斯坦實際上應該是一位高階的CIA官員，他的真實身份就是後來現身在水門事件的竊盜霍華德・亨特。根據亨特的自傳，他曾與桑利同時在厚木空軍基地服役。
桑利還堅信布魯克斯乃是傑里・米爾頓・布魯克斯（Jerry Milton Brooks），他是20世紀60年代的右派團體“分鐘人”（The Minutemen）的成員，這個團體被加里森懷疑與刺殺事件有關（註61）。蓋伊・班尼斯特是紐奧良的另一位分鐘人成員，他因為公平對待古巴委員會（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而與奧斯華有所聯繫（註62）。桑利還宣稱，“柯爾斯坦”跟“布魯克斯”都早在事情成真的六年前就已經預料尼克森將贏得總統大位，還有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興起，以及查爾斯・曼森和他的邪教組織的竄起。這讓桑利不免開始猜想，美國政府應該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參與促成或支持了這些事件。
加里森也相信CIA滲透混沌教派已久，並把它用作刺殺活動的掩護。桑利亦毫不懷疑他和奧斯華都是MK-Ultra計劃的受害者，而且他的父母更是隱而不宣的納粹份子。他到了後來甚至堅信自己跟奧斯華都是納粹生育計劃的產物，他懷疑他們可能其實是一對兄弟，就像實驗豚鼠一樣。凱瑞覺得他的父母是納粹間諜，他們與神秘的納粹份子進行了這些優生學實驗，最終目的是要創造出合適的滿洲候選人。事實上，桑利認為整個精神分析學都是納粹主義的成果，也是優生學運動的衍生物（註63）。
桑利相信羅伯特・安東・威爾遜就是他的MK-Ultra計劃操縱者。知名的甘迺迪暗殺事件研究者梅・布魯索爾（Mae Brussell）也斷言威爾遜是CIA的特務。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威爾遜只回答說：“啊，就算我是，我也會否認的。”（註64）當時身為《花花公子》雜誌副主編的威爾遜是在1967年認識希爾和桑利，他並幫助塑造了混沌教派的許多信條與教誨（註65）。威爾遜與桑利兩人在1968年公佈了“腦殘計劃”（Operation Mindfuck，OM），亞當・戈里斯（Adam Gorightly）認為桑利在被調查期間故意向加里森聲稱自己是巴伐利亞光明會的手下就是為了“把他折騰得精神錯亂”（註66）。
厄里斯
儘管被看作是一個玩笑，但混沌主義崇拜厄里斯這位混沌女神仍透露出了一股極為真實的力量：混亂、破壞、暴力、痛苦甚至是死亡。混沌主義對各式宗教的影響不可謂無足輕重，比如新異教主義或是像准天才教會（Church of the SubGenius）等其它戲仿的宗教，這足夠證明了其乍看下的愚蠢只是為了掩飾最為黑暗的玩世不恭心態，實際上就是對邪惡的崇尚。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混沌主義已經變得不再那麼像是玩笑，反而更接近於一個貨真價實的宗教。格雷戈・希爾曾在接受瑪戈特・阿德勒採訪時說過：
“厄里斯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女神...一開始我自己表現得就像是個宇宙小丑...但如果你真的開始做起，你就會發現一切都就緒了。等到了適當的時候，無神論和有神論之間的區別已經變得荒謬。界限是被超越的，你超越了一個就會繼續超越另一個，於是我拋棄了過去那種把所有的神都當作幻象的觀念。最後我瞭解到其實是由你自己來決定神是否存在，而若是你決定嚴肅對待混沌女神，那麼這也會引領你經歷一場意境深遠又發人深省的形上學之旅，就好比嚴肅對待耶和華這樣的神一樣。旅行的模樣也許會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超然的。”（註67）
在他受到艾茵・蘭德的小說啟發所以成為客觀主義者之前，桑利曾經在奧斯華的慫恿下擁護馬克思主義，最終他還是放棄了蘭德的無政府主義，轉而發展出自己的禪宗式哲學。桑利還推出了一份叫做《解放瑜珈網絡》（Liberated Yoga Network，LYN）的刊物，他在其中概述了解放瑜珈的原則，包括“提倡性自由、譴責性別歧視、支持性愛秘儀主義”，當然對戀童癖的宣傳也被收錄在裡面。他的《奧斯華》出版於1965年，第一版的《混沌宣言》也接踵問世。在1966年的加州，對“性愛、毒品與不忠”深感興趣的桑利加入了克麗絲塔教派（Kerista），這是一個誕生於海特－艾許伯里的早期自由戀愛式宗教，桑利曾形容它“更為接近東方宗教，以及前基督教時代的西方的所謂異教。”（註68）瑪戈特・阿德勒更認為克麗絲塔教派是“當代文化中的新異教運動的真正開端”（註69）。
克麗絲塔教派提倡開放式關係（polyfidelity）與建立合意社區（公社）。根據卡羅爾・庫薩克（Carole Cusak），就像世界大同教會，克麗絲塔教派的性實踐受到了OTO成員羅伯特・海萊因的科幻小說《異鄉異客》的影響。在這部小說中，一位名叫邁克爾・瓦倫廷・史密斯的火星人類創立了一個普世大同教會，宣揚性解放與所有宗教的真理，最後更因尚未準備好接受他的教誨的心胸狹隘的眾人而殉道（註70）。
桑利身邊的同好可謂是各色各異，有飛虎航空公司（Flying Tiger Airlines，其是CIA的長期資產）的飛行員、MIT的學生、作家、SDS的學生以及鐵馬騎士。桑利的好朋友貝基・格拉澤（Becky Glase）一直在為分鐘人組織“統籌機關槍等軍火”並積極滲透大學校園內的左派團體（註72）。桑利的混沌教派的另一位創始元老是路易絲・萊西（Louise Lacey），她是桑利的《奧斯華》的編輯。萊西參加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混沌小組，這個小組對外自稱的名字是“巴伐利亞光明會”。她在這個社團中的化名是L，F.A.B女士，意思是“他娘的無政府主義婊子”，正如她的朋友埃爾德里奇・克利弗總是如此親暱地稱呼她（註73）。
1976年11月23日是一個神聖的混沌節日，肯尼斯・坎貝爾（Kenneth Campbell）藉機在利物浦舉辦了《光明會三部曲》的長達十小時的改編舞台劇公演。伊麗莎白女王也出席看戲，羅伯特・安東・威爾遜還特別來客串一角以表敬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這麼ㄧ回事：“...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光臨下，我赤裸身體站在那兒，高唱著順行汝意所為即是律法，我總是克制不住自己去想，（阿萊斯特）克勞利在我出生以前究竟對這句話懷著多大的期許。”（註74）
桑利也是准天才教會的主要教友，這是一個美國的推崇UFO的戲仿宗教，作為混沌主義的衍生在20世紀70年代成立。這個教會的靈感是源自羅伯特・安東・威爾遜，他又被推崇為“教宗鮑勃”，而且就像先前的“腦殘計劃”一樣，准天才教會喜歡竭盡諷刺與嘲弄來批評社會，同時隱藏它們真正的神秘學與陰謀根源。威爾遜曾稱這個教會是“最好且唯一真實的宗教”（註75）。據埃里克・戴維斯指出，儘管它們“愚蠢地宣揚著飛碟、俗氣的東西，”但教會“真正隱含的是對美國的魔法思想的深刻探索。”（註76）
准天才教會本身可以說是對美國過度盛行的電視傳教（tele-evangelism）的惡搞，教會戲稱這些傳教行為是20世紀50年代盲從風潮的肇因，並且全是出於一個名叫鮑勃・多布斯（J. R. “Bob” Dobbs）的化身之神的旨意。據說原型是20世紀50年代的一位當紅推銷員的長相酷似沃德・克利弗（Ward Cleaver）的鮑勃形象源自那個時代的一幅剪貼畫。根據教會的神話，上帝（耶和華一號〔Jehovah 1〕）曾打算讓多布斯領導一個陰謀集團，然後把所有人都洗腦成只知道為了維持溫飽而工作。然而，多布斯悍然拒絕成為這個集團的一份子，反而決心滲透它並組織反擊運動。那些教會的領袖都宣揚說鮑勃從小就是一個聰慧過人的孩子，他在長大後更前往西藏並四處學習各種宗教傳統，譬如蘇菲派、玫瑰十字會、葛吉夫的第四道和山達基教。
教會提倡“怠惰”，例如應該避免辛勤勞作以及擁抱休閒與性愛，這些事物過往都被由舊神領導的“陰謀集團”給壓制，這些舊神的領袖則是猶格・索托斯，這是一個借用自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蘇魯神話的角色。所以鮑勃又被尊稱為“怠惰大師”。正如1989年的長篇VHS惡搞紀錄片或“傳教電影”《崛起！》（Arise!）所高呼：“趕緊悔改，放下工作，擁抱怠惰，明日即末日，你八成不得好死。”
自從鮑勃這個形象問世以來，他的這張臉已經出現在了世界各地的許多地方，更客串到了塗鴉藝術、高速公路高架橋上以及雅達利ST電腦的圖形字符集裡頭。很多地下樂團和ㄧ些火紅的主流樂團也會在音樂專輯放上他的臉，從退化樂隊到超優合唱團無所不是。他甚至現身在了像《速度與時間大法師》（The Wizard of Speed and Time）這樣的電影與《皮威的遊戲屋》（Pee-wee’s Playhouse）這類電視劇中。
准天才教會亦與彼得・蘭伯恩・威爾森（Peter Lamborn Wilson）創立於1964年的美國摩爾正統教會（Moorish Orthodox Church of America）有點關係（註77）。又名哈基姆・貝（Hakim Bey）的威爾森是一位美國無政府主義作家，他曾與蒂莫西・利里一起在米爾布魯克共度，後來又和羅伯特・安東・威爾遜有過合作（註78）。摩爾正統教會據稱是承襲自諾布爾・德魯・阿里（Noble Drew Ali）建立的美國摩爾科學聖殿（Moorish Science Temple of America）。據哈基姆・貝在《神聖飄移：論伊斯蘭邊緣派》（Sacred Drift: Essays on the Margins of Islam）中所說，德魯家族在1882－1883年間在埃及共濟會總大師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的主持下加入了蘇勒派，阿富汗尼也是盧克索赫耳墨斯兄弟會的成員，而且按照保羅・約翰遜的說法，他還是布拉瓦茨基口中的其中一位“揚升大師”（註79）。
創立伊斯蘭國度（The Nation of Islam）的以利亞・穆罕默德（Elijah Mohammed）曾受過摩爾科學聖殿的一位神秘成員的指導，那個人的名字是華萊士・法德・穆罕默德（Wallace Fard Muhammed），他是一個自稱是上帝的阿拉伯人。根據FBI，法德有多達二十七個不同的化名，而且他還涉及過犯罪行為。在1923年爆發一樁明顯的儀式謀殺醜聞後，法德的一舉一動開始受到更廣泛的關注，據報導犯下那樁罪行的是他早期的一位追隨者羅伯特・卡里姆（Robert Karriem）。卡里姆還援引法德所寫的小冊子《失落的伊斯蘭國度之秘儀》（Secret Rituals of the Lost-Found Nation of Islam）來自辯：“對於那些不信者，務必要直擊心臟。”（註80）卡里姆還告訴辦案人員他原本打算下手殺更多人，他把這稱作“獻祭”。他把法德供奉為“伊斯蘭之神”，並告訴檢方“我殺人全是出於萬般無奈。我不能違背我的神。”（註81）在受審問時，法德則向檢方堅持：“我是宇宙的至高統治者，”之後他便被穿上拘束衣送進軟墊病室，接受精神科檢查了。
確切說起來，法德的宗教信仰是伊斯蘭教、耶和華見證人、諾斯底主義、不明飛行物學、異端基督教、主要由非裔美國人組成的北美共濟會分支－霍爾王子共濟會（Prince Hall Freemasonry）混雜而成的大雜燴（註83）。自那以後，伊斯蘭國度的現任領導人、前卡里普索歌手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更公然採納了山達基教的教義。摩爾正統教會的教友是一群屬於垮掉的一派的猶太人，通過對爵士樂的興趣，他們也漸漸接觸了ㄧ些與摩爾科學聖殿有關的非裔美國音樂家。出生在一個正統猶太家庭的耶魯・讓・辛格（Yale Jean Singer）在20世紀50年代末皈依了伊斯蘭教，他替自己改名叫蘇坦・拜伊（Sultan Rafi Sharif Bey），此後他便一直積極參與摩爾科學聖殿及阿赫邁底亞穆斯林社區（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的活動（註84）。
辛格在1957年與他人合力創立了摩爾蘇菲派貴族會（Noble Order of Moorish Sufis），同時他還結識了沃倫・塔爾塔利亞（Warren Tartaglia，又名瓦利德・塔哈〔Walid al-Taha〕），後者是一位爵士樂手、詩人與海洛因成癮者。他的外祖父哈里・法蘭克（Harry Frank）是一位拉比的兒子，他的外祖母則是艾達・法蘭克（Ida Frank）。辛格介紹塔爾塔利亞認識了摩爾科學聖殿，並將其教義與阿薩辛派的教誨合而為一。他們的追隨者包括了ㄧ些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頗有名氣的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與塔爾塔利亞一起合奏過的音樂家有約瑟夫・拉蒂夫（Yusuf Lateef）、阿特・布雷基（Art Blakey）、吉姆・格林（Jim Green）、弗雷迪・米切爾（Freddie Mitchell）和波尼・波因德克斯特（Pony Poindexter）。哈基姆・貝正是與其他一些新血一同建立了摩爾正統教會（註86）。
摩爾正統教會表面上師從東方基督教的禮拜儀式與虔信傳統，不過它混合了阿薩辛派、拜克塔什教團、密宗與吠陀教的教義（註87）。這個組織的傳承（silsilah，權威系譜）可以追溯到羅菲特・帕沙（Rofelt Pasha），他創立了神秘聖殿高貴古代埃及阿拉伯教團（Ancient Egyptian Arabic Order of the Nobles of the Mystic Shrine，AEAONMS），這是一個非裔美國人版的聖殿兄弟會（Shriners），後面這個兄弟會是霍爾王子共濟會的變體。聖殿兄弟會把自己的系譜上溯回了拜克塔什教團（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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