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機合一
與MK-Ultra計劃一樣，個人電腦是控制論小組旨在研究出一種終極的社會控制工具所產生的計劃。由於不難想見社會上的不少人可能會擔憂家家戶戶皆有的電腦會為“老大哥”大開方便之門，所以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務必要與加州的新科技文化保持一致，好把電腦行銷成實現個人解放的工具。“精神進化”是這一切背後的核心觀念，透過聯網來讓地球上的每個人互相聯繫，並且匯聚人類知識直至總和，網際網絡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集體意識，這就是卡巴拉的千禧年之盼的頂點，人將由此成為或創造出一個上帝。
這是一個企圖締造魔像的神秘學計劃，就好像弗蘭肯斯坦博士想要利用沒有生命的材料創造生命。控制論小組的所有努力都是依據自人類的頭腦其實就是一部機器的荒謬信念，再加上另一種巴別塔般的盲信，即它的功能可以被進行逆向工程研究，最終被電腦超越。此一又被其成員稱為“人機工程”（Man-Machine Project）的計劃的先驅是以數學和電腦科學方面的建樹聞名於世的其中一位控制論小組領導者，約翰・馮・諾伊曼。據傑佛瑞・斯坦伯格在《從控制論到利特爾頓》（From Cybernetics to Littleton）中指出：
“對約翰・馮・諾伊曼和諾伯特・維納來說，控制論小組的核心計劃就是電腦的發展，還有將高速電腦與所謂的人工智能相結合，進而從字面上‘編程’人類的願景。所有這些投入都是奠基在馮・諾伊曼最熱切地提出的那不可動搖卻荒謬透頂的信念，亦即人類的心智沒有什麼神聖可言，人腦本身就是一台機器，它的功能可以被電腦複製並勝過。”
馮・諾伊曼的導師是控制論先驅諾伯特・維納（1894－1964）。維納後來協助開拓了控制論、機器人、電腦控制和自動化這些領域的理論。在《上帝與魔像》（God and Golem, Inc.）一書中，維納將上帝的創造力拿來與人類創造機器，機器最終又自我複製進行了比較。維納認為，對這些想法的抵制同樣也根植於曾經被用來誣衊魔法的偏見，使人一說到這些東西就會聯想起黑彌撒（Black Mass），與之相似的還有洛伊拉比（Rabbi Loew）的魔像故事與歌德的《魔法師的學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依照維納的說法：“如果我們堅持信守這些禁忌，我們也許會獲得保守且堅實的思想家的美譽，但這對進一步擴展我們的知識卻無甚益處。這屬於科學的範疇——有智慧的文學家和誠實的牧師——都應該嘗試從實驗的角度來看待異端與被禁止的意見，即便他最後還是要拒絕它們。”（註1）
靠著維納的名聲，MIT成功招募來了一批認知科學研究團隊，隊員幾乎都是神經心理學研究人員跟研究神經系統方面的數學和物理學者。沃倫・麥卡洛克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安綴亞・普哈瑞奇的同事，還有後來為電腦科學與人工智能作出重大貢獻的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馮・諾伊曼對通用電腦的概念成型功不可沒，他還幫助開發了世上第一台電子通用計算機伊尼亞克（ENIAC）。他也是神經網絡概念發展的巨匠，這可謂是網際網絡的前身。
追根究底，網際網絡的願景是脫胎自威廉・詹姆斯這位美國超驗主義者抱持的有關於世界靈魂的神秘學說，以及莫里斯・巴克的“宇宙意識”。法國哲學家涂爾幹也在1912年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裡主張，社會本身可以說是構成了一種更高級的智慧，因為它在空間和時間上超越了個體侷限。其它前例還包括了H.G・威爾斯所說的“世界大腦”。在《世界大腦》（World Brain）這部收錄了發表於1936－38年間的一系列論文與講稿的文集裡，威爾斯描述了他對一個嶄新、自由、綜合、權威且永久的“世界百科全書”的期待，他確信它可以幫助“世界公民”更加充分利用遍地的資訊資源，並以此促進世界大同。以提倡“媒介就是信息”和“地球村”而聞名的加拿大媒體理論家馬素・麥克魯漢更預測網際網絡將成為“意識的延伸領域”。根據麥可魯漢在《古騰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中所說：
“下一個媒介，無論它會是什麼——它都很有可能成為人類意識的延伸——它會把電視納為其內容而非環境，同時也將電視轉變成一種藝術形式。作為研究和通訊工具的電腦在檢索、淘汰大眾圖書機構、取用個人百科全書、翻入專線來快速制定銷售數據這些方面都大有可為。”（註2）
在劍橋大學攻讀傳統三藝（trivium）的時候，麥克魯漢踏出了使他最終在1937年皈依羅馬天主教的第一步，那就是他開始閱讀G.K・卻斯特頓的作品。麥克魯漢爾後又結識了耶穌會會士沃爾特・奧格（Walter J. Ong），後者之後將會以麥克魯漢引起他興趣的一個主題撰寫博士論文。奧格後來也成為了一位著名的通訊跟技術權威。
奧格向麥克魯漢介紹了他的朋友，耶穌會會士皮埃爾・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被人稱作“天主教的達爾文”的德日進是超人類主義與新紀元運動史上的關鍵人物。但德日進版本的演化論是更為神秘的。因融合基督教與演化論而享有盛名的德日進熟讀亨利・柏格森的《創造演化論》（The Creative Evolution），他後來自言，“它是一把吞噬心靈與靈魂的熾熱催化劑。”（註4）在20世紀30年代，不是梵蒂岡，而是他所隸屬的耶穌會自己下令禁止德日進出版任何宗教作品或是開班講課。然而，在當上教宗後不久，庇護十二世說服耶穌會解除這項禁令，於是德日進便可以在戰後於曾被德國蹂躪的巴黎開講。庇護十二世也與斯貝爾曼主教合作幫助納粹戰犯逃脫制裁，他還授予了OSS頭子比爾・多諾萬聖西爾維斯特大十字勳章。
德日進曾接受過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的熏陶，他參與了北京人與皮爾當人的難堪挖掘活動，後者是試圖證實達爾文演化論真實性的歷史上最誇張的學術醜聞。德日進與出身赫胥黎家族的朱利安・赫胥黎交情很好，朱利安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祖父托馬斯・赫胥黎一直是達爾文理論的擁護者，暱稱“達爾文的鬥牛犬”。朱利安為德日進的《人的現象》（Phenomenon of Man）撰寫了導言，按照朱利安的講法：“演化說到底就是物質開始意識到自身的過程。”（註5）
在它因為與納粹主義的牽扯所以揹上惡名之後，朱利安是第一個使用“超人”一詞來重塑優生學的人。朱利安在1957年寫道：
“到目前為止，正如霍布斯所言，人類的生命始終是那麼‘骯髒、野蠻又短暫’；絕大多數人（如果他們沒有年紀輕輕就死去的話）都得受苦受難...我們有理由相信，希望還是存在，我們仍有很大的可能去突破我們現有的侷限與悲慘挫折...只要他願意，人類這個物種完全可以超越自身——這不只是零星的、這個人在這個程度上，然後那個人在另一個程度上而已，而是全體的人類ㄧ起。”
德日進、朱利安・赫胥黎與聲名顯赫的20世紀優生學家費奧多西・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一起簽署了《優生學宣言》（Eugenics Manifesto），多布然斯基在現代演化綜論上的成果對如今的科學有很大影響。德日進對他的學說的優生學基礎更是毫無悔意：
“直到如今，我們仍然肯定放任我們的種族肆意發展，但對於怎樣的醫生與道德因素必須取代自然選擇的原始力量，還有我們是否應該壓制它們的這一問題卻思考得太少。在未來幾個世紀，一個符合我們個性標準的高尚人類形式優生學應該被發現與拓寬。對個體的優生學應用終將擴散至整個社會。”（註6）
實際上，德日進的思想可謂是對卡巴拉的現代詮釋，其篤信人類進化的頂點就是最終成為上帝。德日進將科學的演化觀念應用至基督教的被提靈性觀念身上，主張科技會為人類迎來最後的精神進化。據他說，這就是基督的工作。德日進的信仰也調和了主張萬物皆有靈的泛神論。
德日進又被人稱為“網際網絡的守護聖人”，因為他堅信人類遲早會透過這項技術創造出心智界（Noosphere），這是一種崇高無上的意識（註7）。心智界這個詞彙源出希臘文Nous，意為精神。按照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存有的源頭乃是太ㄧ或曰無限，它是萬物的源泉。太ㄧ流衍出了精神，這是其自身的完美映像與現存一切事物的原型。精神是人類的心智所能接觸到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是最純粹的智慧本身。精神也被叫做德謬歌（Demiurge），這是綻放或構建物質世界使之得以存在的能量。與精神同被算在德謬歌範疇內的其它秩序性原理還包括了邏各斯（“道”）。據《人之牧者》（Poimandres）解釋說，精神既是光明也是火焰。邏各斯是上帝的兒子，他與天父ㄧ起構成了精神。
德日進極力提倡奧米茄點理論（Omega Point Theory），其假定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會通過被合併成一個“平面精神”（planetized spirit）來進入更高層次的進化程度。德日進認為，奧米茄點就相當於基督徒的邏各斯，亦即基督，他會包容萬物，用《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的話來說就是“出於上帝的上帝”與“藉著祂，一切的事都成了。”不過，人類必須透過電腦科技來將他們的集體智性融合成一個超級心智，這是宇宙性的集體進化的第一步。德日進就電腦與“控制論這門年輕科學”做了簡短但熱切的著述（註8）。在說明德日進的願景何以重要時，艾瑞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資訊時代的神話、魔法與神秘主義》中解釋說：
“他從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寫作中就已經開始強調無線電、電影和電視的全球影響力，同時他也讓人們注意起‘那些令人震撼的電子計算機的日新月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德日進已認識到了全球電子化與電腦大腦的誕生前景，在當時甚至很少有工程師會認真考慮網絡計算機的可能性。或者正如同珍妮佛・科布・克萊斯伯格（Jennifer Cobb Kreisberg）在《連線》中開誠布公的那番話所說：‘德日進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已經預見了網際網絡。’”（註9）
堅持等到人類開始在更複雜的社會網絡中自我組織，心智界就會逐漸覺醒並達到他稱之為奧米茄點的歷史目標，這是他心目中體現著宇宙進化的最複雜的意識，德日進為人工智能的藍圖奠定了基礎。德日進呼籲人類應該締造一個“相互強化的意識領域，那是獻給超視域與超理念的座駕、支撐和工具。”（註10）換句話說，人類需要開始動手打造心智界。這實際上就是要求人類去創造上帝，那隻懸掛在人類社會的金字塔之上、一元美鈔背後的全視之眼，它的全知與智慧都來自於記錄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而來的數據累積。據感恩至死樂團的前作詞人兼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創辦成員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說：“德日進所說的話其實可以被用簡單幾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截至目前為止，一切演化的重點都是圍繞在要誕下一個心智性的集體生命。”（註11）
德日進也深深影響了亞瑟・C・克拉克，後者在他1968年的小說《2001：太空漫游》中探討了超人類主義思想，它的改編成果更被譽為是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電影之一（註11）。德日進的名字和奧米茄點均在亞瑟・克拉克跟史蒂芬・巴科斯特（Stephen Baxter）合著的《來日之光》（The Light of Other Days）裡被稍稍提及過。克拉克在60年代還預言，在不久的將來，“超智能”機器將會使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皆可“無拘無束、享樂主義的社會”成為可能（註12）。按照克拉克在《童年的終結》（Childhood’s End）中提出的觀點，人類最終的命運就是要同其他智慧種族一起聚合成一個宇宙意識。
在1962年的《未來印象》（Profiles of the Future）中，克拉克預測H.G・威爾斯的世界大腦構想將會分成兩個階段實現。克拉克把第一階段確定為世界圖書館，或威爾斯口中的宇宙百科全書的建立，等到2000年時每個人都可以藉由他們家裡的電腦終端訪問這座圖書館。在第二階段，世界圖書館會被嵌入世界大腦，這是一種超智慧的人工智能超級電腦，有了它的出謀劃策，人類就可以解決世上的各種紛紛擾擾。他建議一旦超級大國都已經成熟到願意以彼此合作來取代拳腳相向，屆時這樣的超級電腦就可以被安裝在美國與蘇聯的前國防辦公室。克拉克預言，“世界大腦”會在2100年大功告成（註14）。
亞瑟・克拉克和OTO的羅伯特・海萊因還有以撒・艾西莫夫被並稱為科幻小說的“三巨頭”（註15）。在艾西莫夫的開創性短篇小說《最後的問題》（The Last Question，收錄於《機器人之夢》〔Robot Dreams〕）中，人類決定將其集體意識融合入自己的造物：一台全能的宇宙電腦。由此蛻變出的智能花費了無盡的時間來找到“最後的問題”的答案，這個問題即是“熵是否能夠被逆轉”。當這個智能最終發現熵的確可以被逆轉後，它便選擇了這麼做：“要有光。”
阿帕網
隨著控制論造就了MK-Ultra計劃的啟動與個人電腦的發展，兩個看似互不搭嘎的生命歷程將會繼續緊密相依。證實了普哈瑞奇的超自然現象研究的史丹佛研究所（SRI）也在個人電腦的興起背後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根據前英國情報官員約翰・科爾曼，SRI“可以被看作是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用以統治美國的王冠上的‘明珠’。”（註16）總部設於加州門洛帕克的SRI世界上最大的科研機構之一，它受到美國情報機構的直接資助，尤其是CIA的技術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Technical Services）和研究辦公室（Office Research）。最初是作為加州史丹佛大學的招商研究手段而設立的SRI後來也開始接受軍事與情報合同，其中有許多都屬於機密等級。
史丹佛大學所進行的研究與MIT的計算機工作有關，其始於MIT工程學院院長萬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1890－1974）。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任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SRD）的負責人，幾乎所有戰時的軍事研發計劃都是在其主導之下進行，包括曼哈頓計劃的開工與早期階段。他的這個部門一般都被認為是贏得戰爭的關鍵之一。他同時也因為模擬計算機方面的成就聞名於工程學，之後他更創立了雷神公司（Raytheon）。
使布希名留青史的還有他發明的延伸記憶體（Memex），這是一種可調整的微縮膠卷播放器，在結構上類似萬維網（World Wide Web）。1945年，布希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可以這麼想〉（As We May Think）的文章，他在文中預測：
“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供個人使用機械化私有文件與圖書庫的設備。它只需要一個名字，僅需隨意地輸入字碼，‘延伸記憶體’就會把結果搜尋出來。延伸記憶體是個人用來儲存他的所有書籍、記錄和通信的設備，而且它的機械化設計可以便於快速且靈活的查閱。這可以說是對一個人的記憶容量的私人擴大加強機制。”（註17）
帕羅奧多的史丹佛大學和MIT的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很多研究都受到了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的贊助。1952年，參加過幾次梅西基金會會議的MIT院長傑羅姆・威斯納博士（Dr. Jerome Wiesner）接任該校的電子研究實驗室（Research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s，RLE）管理職務，控制論小組的主要成員大多都已入駐實驗室。RLF很快便催生出了人工智能實驗室（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DARPA原先是由艾森豪總統在1958年創立的高等研究計劃署（ARPA），當時它的宗旨是要提出與執行研究、發展能夠擴大技術與科學前沿，並且遠遠超出當時軍事需要的各種項目。
ARPA資助了阿帕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ARPANET）的誕生，它是網際網絡的前身。就在阿帕網正被緊鑼密鼓籌備的同時，出身NASA且是維納的控制論狂熱愛好者的火箭專家羅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在20世紀60年代跟著最早的一批計算機一同被調往五角大廈。儘管泰勒是一名實驗心理學家與數學家，他早期的職業生涯致力於大腦與聽覺神經系統的研究。泰勒成為了五角大廈的科學管理專員，並負責替國防部決定該為什麼研究提供資金，為哪些大學實驗室、公司或個別科學家立項。
泰勒在1962年底認識了ARPA新成立的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負責人利克萊德（J.C.R. Licklider）。擁有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學位的利克萊德又名“計算機佬強尼”，亦是控制論跟人工智能（AI）的早期先聲。他尤其值得被人們銘記的是，他是最早預見如今已被廣泛應用的現代風格的交互計算機（interactive computing）的人之一，他作為網際網路的先驅也同樣被世人津津樂道，他甚至早在全球電腦網絡實際誕生之前就已對它有了先見之明。利克萊德妥善利用他的研究經費來完成了很多事情，這些成果不僅包括了今天通用的圖形用戶介面，還有最著名的奠定日後網際網絡基礎的阿帕網。利克萊德在他1960年的獨創性論文《人機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中預卜了交戶計算機的來臨：
“可以期待，在不遠的將來人類的大腦會與計算機器緊密結合在一起，由此產生的共生關係會以人腦從未設想過的方式處理數據，這更會與我們今日所熟悉的信息處理機大相徑庭。”（註18）
1962年8月，利克萊德在一系列討論圍繞“星際電腦網絡”這個幾乎包含了當今網絡的一切，例如雲計算的概念的備忘錄中提出了最早的全球電腦網絡構想（註19）。在1962－1964年擔任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IPTO）主任的那段期間，他說服伊凡・蘇澤蘭（Ivan Sutherland）、羅伯特・泰勒和勞倫斯・羅伯特（Lawrence G. Roberts）相信，一個無所不包的電腦網絡的概念絕不是紙上談兵。
同一期間，利克萊德還出資贊助了MIT的MAC計劃（Project MAC），該計劃研發了世界上第一套電腦分時系統CTSS，這讓許多用戶可以同時從終端操作一台大型電腦。MAC計劃（全稱為Multiple Access Computer, Machine Aided Cognitions, or Man and Computer）是在DARPA的出資下於1963年啟動。這個計劃主要關注的是視覺、機械運動、操作和語言方面的問題，這些都是要打造一台更為智能的機器所需注重的關鍵。該計劃招募了一批“AI團隊”，其中包括出任主任的馬文・閔斯基（Marvin Minsky）還有發明Lisp的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電腦科學家馬文・閔斯基是MIT電腦科學與人工智能實驗室（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AI laboratory）的聯合創辦人，他並就人類與人工智能自20世紀60年代以降的關係有過一番闡述。
泰勒曾經在華盛頓特區為NASA工作，當時甘迺迪政府大力支持各式各樣的科學項目，譬如1962年末提出的旨在實現載人登月的阿波羅計劃。泰勒在1965年從NASA調往ARPA，他起初擔任伊凡・蘇澤蘭的助手，也負責為全美主要大學和企業研究中心的先進電腦研究項目提供資金。ARPA支持的電腦項目就包括了對分時系統的研究。泰勒本人希望建立一套電腦網絡，將ARPA資助的所有項目互相連接。泰勒在五角大廈的辦公室有一個與MIT的分時系統連接的終端，另一個終端連接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伯克利分時系統，第三個終端則連接加州聖莫尼卡的系統開發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泰勒注意到，這每一套系統都會開拓一個用戶社區，但它們卻無法彼此交流（註20）。1968年，成為MAC計劃負責人的利克萊德和泰勒合作發表了《作為通信設備的電腦》（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其中闡述了網際網絡最終會演變什麼模樣的未來。這份論文開頭就說：“幾年後，人們將能通過機器進行比面對面更富成效的溝通。”（註21）
《全球概覽》
SRI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主任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 ，他曾娉請阿爾弗雷德・哈伯德擔當“特別調查辦理人”（註22）。威利斯・哈曼還是門洛帕克的先進研究國際基金會（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y，IFAS）的副主席，該基金會是哈伯德的心血結晶。IFAS的創始人與主席是梅朗・斯杜拉洛夫（Myron J. Stolaroff），出生於新墨西哥羅斯威爾的斯杜拉洛夫在史丹佛大學獲得了電氣工程碩士學位，他從1946－1960年都在安培公司（Ampex）工作，這是在舊金山南谷最早出現的高科技公司之一。斯杜拉洛夫也認識戈登・沃森，他還在傑拉德・赫爾德的介紹下接觸迷幻藥，後來他更前往溫哥華參加哈伯德的LSD會議（註23）。IFAS的董事會成員包括了哈伯德、漢弗萊・奧斯蒙德、阿布拉姆・賀佛爾（註24）。
在斯杜拉洛夫擔任主席的時候，IFAS進行了一連串試圖測量LSD、麥司卡林以及其它藥物對創造力的影響的研究。據約翰・馬可夫（John Markoff）在《睡鼠說了啥：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如何塑造個人電腦產業》（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中解釋說，這個基金會存在的真正目的其實是要讓醫療機構接受LSD。實驗小組依據針對一百五十三名對象的調查得出了一份熱情洋溢的研究報告，據信83%服用過LSD的人都發現他們獲得了持久的益處。其中提到發生變化的行為包括：對愛的表達提升（78%）、拿捏敵意關係（69%）、瞭解自我和他人（88%）、改善人際關係（72%）、焦慮減少（66%）、自信心增強（71%）、用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世界（83%）。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員發現其還具有產生宗教體驗的效果，從而引發“對更高層次的力量或終極實相的深刻認識。”（註25）
斯杜拉洛夫深信，如果被用作於生產安培產品的環節，LSD肯定可以激發工程師和藝術家的創造力，進而提振公司業務。IFAS之後安排了包括一些頂尖工程師在內的三百五十人嘗試第一次迷幻藥體驗。斯圖爾特・布蘭特（Stewart Brand）是IFAS的其中一位實驗對象，他率先搭上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動的順風車推廣了“個人電腦”一詞，他創造的這個術語是他心目中使個人掙得權利的工具。布蘭特深受馬素・麥克魯漢影響，當然還有控制論夢想家諾伯特・維納及建築師兼設計師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後者最有名的就是球形屋頂（designs of biospheres）的設計。如同《電腦：資訊機器的歷史》（Computer: A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Machine）解釋得那樣，個人電腦在很大程度上是發源於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加州的“電腦解放”（computer liberation）運動的產物。從20世紀50年代伊始，電腦曾一度被看作是龐大、集中化的官僚機構的象徵。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機器神話：權力的五角大廈》（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he Pentagon of Power）中寫道，那些賣力要打造超人機器的電腦科學家曾備受譴責，因為這些東西終究都會與人類自由為敵。然而，不出十年這樣的懷疑便完全反轉，電腦反而被視為解放的象徵。
在克利夫頓・法迪曼（Clifton Fadiman）的引領下，布蘭特在IFAS嘗試了LSD的滋味。法迪曼是利里在哈佛大學的同事理查德・阿爾珀特博士的學生，後來又成為哈曼的助教。在史丹佛大學獲得心理學學位後，法迪曼最後到舊金山州立大學展開教職。他在基金會的研究重點是信仰、態度與行為在服用LSD後的改變。在20世紀50年代還在史丹佛大學讀書的時候，布蘭特就已經讀過了赫胥黎的《眾妙之門》，後來他也見到了作者本人。在史丹佛大學開始學習生物學之前，布蘭特曾就讀於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這是新罕布什爾州的知名美國私立預科學校，亦是美國最古老的中學之一。《經濟學人》曾形容這所學校屬於英國和美國的“私立精英學校階層”，伊頓公學跟哈囉學院都榜上有名。埃克塞特的學生名單可謂赫赫有名，包括臉書（Facebook）創辦人馬克・祖克伯、小說家約翰・歐文、《達文西密碼》與以共濟會為題材的《失落的符號》的作者丹・布朗。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由銀行家約翰・菲利普斯博士（Dr. John Phillips）創辦於1781年，他是美國公理會創始人喬治・菲利普斯牧師（Rev. George Phillips）的曾孫。菲利普斯在1630年與約翰・溫斯羅普一同乘坐阿貝拉號，後者是推動馬薩諸塞州殖民地成立的其中一位領軍人物，這是繼普利茅斯殖民地後的另一個主要定居點。溫斯羅普是一位煉金術士，也是聲名在外的巫師約翰・迪伊的追隨者（註26）。溫斯羅普同時還是塞繆爾・哈特利布的圈中人之一，這個圈子是由一個以沙巴蒂・薩維的使命為業的國際玫瑰十字會網絡所組成的。康米紐斯後來婉拒了溫斯羅普要他就任成立於1636年的哈佛校長的邀請，之後康米紐斯搬去了瑞典（註27）。
身為美國陸軍的士兵，布蘭特接受了傘兵與步兵訓練。在他的值期邁向結束之際，他又到五角大廈擔當攝影師，接著在1961年遵令去越南。1962年，他一邊在舊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學習設計，另一邊也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攻讀攝影。由於他認識一些波希米亞派的朋友，同時他也已經嘗試過烏羽玉，另外他在服役時亦經常光顧紐約市。他喜歡和那裡的垮掉派份子一同遊玩，譬如格德・斯特恩（Gerd Stern），此人多媒體藝術的先鋒。斯特恩認識艾倫・金斯伯格和卡爾・所羅門，畢竟他們在1949年時都是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的病人，負責該研究所的蘇格蘭禮的諾蘭・劉易斯（註28）。斯特恩亦與馬素・麥克魯漢合作，在哈佛教育學院教授傳播和媒體，並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藝術項目做顧問（註29）。
斯特恩、布蘭特和其他藝術家組成了所謂的USCO，即“我們的公司”（The Company of Us），這是一個面向國際推廣多媒體藝術的媒體藝術坊。他們都很受麥克魯漢影響，並在他們的作品中頻繁使用高速閃光燈、投影儀與錄音帶這些技術。格德的個人作品和他與USCO合作的多媒體成品都曾在現代藝術博物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古根海姆博物館、塔特博物館、維也納藝術館、喬治・蓬皮度中心出展過。他的其它值得一提的經歷還有他做過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的經紀人、《花花公子》撰稿人和《蒂莫西・利里迷幻劇場》（Timothy Leary Psychedelic Theater）的製作人。
布蘭特在他的探索過程中曾與兩個不同的印第安部落一起生活，分別是俄勒岡州西爾科特人（Silcots）和西南沙漠的納瓦霍人。對於後者，他曾說過：“在有一晚納瓦霍人的烏羽玉儀式上，我領悟了關於這群人的一切。”（註30）肯・凱西的小說《飛越杜鵑窩》裡那位罹患精神分裂症的印第安酋長就是來自這個保留區，據說布蘭特曾以攝影記者的身份在那裡工作過。布蘭特深受凱西的小說啟發，他認為酋長與精神病醫院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反映了政府跟印第安保留區的拉扯（註31）。
出於他們的共同愛好，布蘭特在1963年主動聯繫了凱西，邀請他加入歡樂搗蛋客。湯姆・沃爾夫在《電子酷愛迷幻藥實驗》的一開頭就提起了布蘭特。在那段合作期間，布蘭特籌劃了既有搖滾表演也有燈光秀的迷幻之旅音樂祭（Trips Festival），它還是感恩至死樂團在舊金山最早登台演出的舞台之一。按照杰伊・史蒂文斯在《風暴天堂》裡的說法，凱西和那些迷幻藥實驗，特別是迷幻之旅音樂祭其實都是來自海特－艾許伯里的文化爆炸催化劑：“這就像是打開了一個開關，讓聚集在舊金山灣區能量全都噴湧而出。”（註32）
布蘭特創辦了從1968年一直發行到1971年的《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ue），它會刊登並推廣有助於公社生活的方便產品或工具，並且幫助“讀者脫胎換骨成為富有能力、創造力的人。”據約翰・馬可夫在《睡鼠說了啥》中指出：“這份商品目錄最終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觀點，讓他們開始相信電腦技術可以用於政治革命及環境保護等目標。”（註33）
1974年，布蘭特發表了一系列以《控制論前沿》（II Cybernetic Frontiers）為題的論文。其中有兩篇的內容是他對格雷戈里・貝特森的採訪。誠如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中所說：“貝特森後來成為了典型的加州哲學家，他一邊是伊色冷的居民，一邊又是《全球概覽》的守護聖人。”布蘭特的另一篇更長的論文《狂熱生活與電腦流氓的象徵性死亡》（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首次刊登在1972年的《滾石》雜誌，該文掀起了史無前例的影響，它鄭重宣布：“無論是好是壞，電腦都正在向人們直撲而來。”作為這篇文章造就的直接結果，布蘭特被認為對電腦駭客次文化的產生有著很大的貢獻（註34）。
布蘭特的學識源自他對國防部旗下的ARPA進行的研究的瞭解。早在1972年，布蘭特就在《滾石》上發表的那同一篇文章談到了ARPA資助的研究在那段期間取得的其中一項成果，允許眾多用戶同時“在線”操作一台電腦的“分時系統”。布蘭特還討論到了“網絡”的一個流行功能，那就是史丹佛人工智能實驗室新聞串聯服務，任何用戶都可以登錄到上面然後通過網絡獲取新聞。正如布蘭特極具先見之明地指出：“報紙（以目前的形式而言）能做到的就這麼多了。”此外，他還預料到由於大量信息都可以被數字化和傳輸，音樂研究者往後也可以利用“網絡”來交流專輯。於是他再次指出：“唱片行（以目前的形式）同樣也就這樣了。”
所見即所得
ARPA的羅伯特・泰勒在全錄帕羅奧多研究中心（Xerox PARC）創建了電腦科學實驗室（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並從1970年作為其負責人直到1983年，然後他又成立與管理迪吉多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的系統研究中心（Systems Research Center）直到1996年。全錄是一家位於帕羅奧多的研發公司，它因為對現代電腦的重大貢獻所以享有盛名，包括圖形用戶界面（GUI）、視覺化視窗與圖標，再來還有鼠標操作系統。全錄娉用了鄰近的SRI的增強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的許多員工，隨著研究所的資金愈發受到DARPA和NASA的投入，來自美國空軍的比例也相應地開始漸少。
泰勒在SRI邂逅了同樣富有遠見的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他是法迪曼在IFAS最早的LSD實驗對象之一，同時他也為他的電腦顯示技術研究提供資金（註35）。20世紀60年代初，恩格爾巴特在SRI的增強研究中心（ARC）組建了一支電腦工程師與程序員團隊，法迪曼也是其中一員。他的構想是要讓電腦從僅僅是計算數字搖身一變成為通訊與信息檢索的工具。他希望將萬尼瓦爾・布希的延伸記憶體從理念化為現實，如此這種應用交互技術的機器就可以“增強”使用者的智識。在六年的時間裡，憑藉著NASA與ARPA的資金，恩格爾巴特的團隊開始一步步整合起能夠使這樣一套電腦系統美夢成真的所有元素。
在ARPA當時的主任羅伯特・泰勒督促下，一套名為線上系統（oN-Line System）或簡稱為NLS的完整電腦硬件－軟件系統將在1968年秋天的舊金山聯合電腦會議（Joint Computer Conference）上公開亮相。約有一千名電腦專業人員出席這場會議，這場會議自我介紹的名目是“增強人類智力的研究中心”。恩格爾巴特公開演示的鼠標用戶界面後來又被稱為“原型機之母”，這一切都被斯圖爾特・布蘭特拍了下來。這段九十分鐘的演示基本上展現了現代個人電腦具備的幾乎所有元素，恩格爾巴特堅信任何工具都可以讓人們有更多權利去拯救世界，以一種類似公社的方式使個人獲得自由：多視窗、超文本、圖形、高效導航、指令輸入、視訊會議、電腦鼠標、文字處理、動態文件連結、控制修訂和協作實時編輯器（協同工作）。恩格爾巴特在第一次演示就示範了所有這些被匯集在單一系統上的元素，這次演示立刻引起轟動，亦令全錄公司在20世紀70年代籌劃了類似的項目。
1979年，蘋果公司創始人，年輕的史蒂夫・賈伯斯獲准參觀全錄的內部密室，好一覽其秘密。賈伯斯觀看了全錄的奧羅托電腦（Alto），它集圖標、視窗、資料夾、彈出選單、WYSIWYG（所見即所得）編輯器、本地以太網絡、網絡影印與遊戲、“剪下、複製、貼上”以及Smalltalk程式語言於一身。賈伯斯禁不住地向全錄的員工說道：“你們正坐在一座金礦上面。為什麼你們不用這項技術做點什麼...你們完全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註36）賈伯斯從全錄娉來了一些工程師，最終這促成了麥金塔電腦（Macintosh）與其圖形用戶界面的問世。正如賈伯斯後來吹噓說：“畢卡索曾說過——好的藝術家抄，偉大的藝術家偷——我們一直都在恬不知恥地竊取那些偉大的點子。”（註37）然而，賈伯斯自己也是他大放厥詞的受害者，因為他的點子又反過來被比爾・蓋茨“偷”去創造了微軟的Windows，雖說兩者都徹底顛覆了個人電腦。
賈伯斯是一個典型的掩蓋個人電腦發展背後真正目的的例子，當時他還選擇用奧威爾的《1984》來作為營銷主題，以此表示麥金塔是對老大哥的反抗。賈伯斯也是加州嬉皮文化與技術社區產生化學反應後的一個實例。在1972年從高中畢業後，賈伯斯入讀了俄勒岡州波特蘭的里德學院，這裡也出過不少垮掉派詩人。蓋瑞・施奈德在該校研讀人類學，菲利普・惠倫（Philip Whalen）也在那兒讀書，艾倫・金斯伯格在1955－56年的歲月也在那裡。蓋瑞・施奈德和菲利普・惠倫都在里德學院上過洛伊德・雷諾茲（Lloyd J. Reynolds）的書法課，就連賈伯斯也把自己後來為蘋果電腦設計的秀氣排版的品味歸功於這堂課。據賈伯斯說，布蘭特的《全球概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聖經》”（註38）。他甚至承認：
“服用LSD真是一種深刻的體驗，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之一。LSD向你展示了硬幣的另一面，通常當它被磨損時你就不會再記得它是什麼模樣了，但其實你知道它。它強化了我對真正重要的事情的體會——要締造偉大的事物，而不是只顧著賺錢，我得盡我所能將歷史的洪流與人類的意識導回正軌。”（註39）
蒂莫西・利里也說，他一點都不意外“《時代》雜誌會在關於史蒂夫・賈伯斯的封面故事上兩次放上‘LSD’這個詞彙。”（註40）正如利里解釋：“大家都知道，軟體行業大多是誕生自創造性的衝動，而且大部份的硬體事實上更是直接來自60年代意識運動，”他強調說。
“史蒂夫・賈伯斯去過印度，他在那裡嘗試過很多迷幻藥、研究佛教，他回來後又宣稱愛迪生對人類的影響遠過於佛陀。蓋茨也是哈佛的一位迷幻藥大家。對我來說十分合理的是，如果你用迷幻藥激活了你的大腦，你唯一能夠描述它是什麼感受的方式就是電子化的。”（註41）
據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裡指出：“配上那個最初可以追溯到伊甸園的那顆知識之果的名字（以及六百六十六美元的售價），蘋果公司將普羅米修斯式的虔誠權力夢想交付到了你的手中。”（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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