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只被歸類入歷史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注腳，但納粹副元首魯道夫・赫斯的1941年謎案仍對精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所作所為提供了珍貴的一瞥。
為了締結和平，濃眉大眼的赫斯選擇在1941年5月獨自駕機飛往英國。傳統觀點對赫斯出走的解釋無非都是，由於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中日益邊緣化，他試圖透過未經授權的訪英行動來親自談判結束戰爭，甚至是爭取英國的援助來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好令元首再次刮目相看。希特勒怒不可遏地將赫斯斥為瘋子，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則更善意地把赫斯的和談嘗試稱作“瘋狂的悲天憫人之舉”。
赫斯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定犯有“違背和平罪”，他的餘生完全是在柏林的斯潘道監獄度過。1987年8月，英國軍方宣布赫斯已自殺身亡，但實情究竟如何仍被持續爭論。近來的幾項對於赫斯的研究表明，這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其實有著更為深刻的含義，他突然且神秘的死亡更放大了這一點，因為當時他似乎已快要獲釋出獄。
魯道夫・赫斯出生在1894年的埃及，他是一位德國進口商人的兒子。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並遊歷各地，然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入德軍，與阿道夫・希特勒下士在同一兵團服役。他遭遇過兩次負傷，之後又轉戰戰鬥機飛行員，但戰爭在他真正能夠大顯身手之前就結束了。
戰爭結束後，回到慕尼黑的赫斯準備幫助準軍事化的自由軍團（Freikorps）的退伍軍人推翻一個短命的共產黨地方政府。在協助粉碎共產黨之後，赫斯又加入圖勒會，並開始報讀慕尼黑大學，他在那裡邂逅了自己未來的妻子，以及那個遲早會對希特勒和他產生深遠影響的人：卡爾・豪瑟夫教授。
按照作家威廉・布拉姆利的說法，豪瑟夫教授是維利會（Vril）成員，這是一個依據英國玫瑰十字會員布爾沃・利頓勳爵（Bulward Litton）的作品成立的秘密社團，這部作品談論的是一個曾在遙遠的過去拜訪地球的雅利安“超級種族”。作為赫斯跟希特勒的導師，豪瑟夫在成為一戰時的德軍將軍之前曾前往遠東旅行。“他與富有影響力的日本商人與政治家的早期交誼，對德日軸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成至關重要，”作家彼得・列文達（Peter Levenda）寫道。由於預期早晚得和美國兵戎相見，豪瑟夫也是最早與南美各國政府打交道的納粹要員。這些關係都有助於後來那些戰犯從歐洲出逃。
身為慕尼黑大學的教授，豪瑟夫奠定了希特勒的德國“生存空間”（Lebensraum）學說。即使他獲得了“希特勒背後的那個人”的美譽，而且豪瑟夫的地緣政治觀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希特勒接受，但這些都還是得先經過赫斯之口才可成矣。“我（對希特勒）的影響，只有透過赫斯才能實現，”他在1945年這麼告訴他的美國俘虜者說。
赫斯和豪瑟夫皆是在德國工人黨的一次啤酒館會議上認識希特勒。當新興的納粹黨試圖在1923年攫取巴伐利亞的統治權力，那時赫斯就已經站在希特勒的身旁。眼見政變失利，赫斯駕車躲往奧地利，並在那裡被圖勒會的軍事派系成員收留。
自願返回德國的赫斯後來被控犯有叛國罪，於是跟希特勒一起被關進蘭茨貝格監獄。出於當時的政治風向，兩人都僅僅被關了一年便重獲自由。在他們入獄的那段時間，赫斯成為了希特勒的好知己，他甚至還幫助希特勒完成《我的奮鬥》一書。赫斯對這本書所做的編輯、改寫和校正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有些研究人員更認為應該把他當作共同作者。“據我所知，那本書有好幾章實際上都是赫斯的傑作，”豪瑟夫在1945年如實向審訊者相告。
赫斯在1925年納粹黨重組後變成了希特勒的私人秘書。此後他一路節節高升直到1933年，才在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不久，他就被任命為副元首。正是赫斯首先發明了“希特勒萬歲！”的行禮，他也是以“我的元首”稱呼希特勒的第一人。
此外，作為納粹秘密內閣會議（Geheimer Kabinettsrat）——以及帝國國防部理事會的一員，赫斯對德國原子彈的秘密研發工作瞭若指掌。在他飛抵英國後，英國內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對他所做的訪問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件武器遲早會落入我們手中...我只能說它的可怕將是史無前例的，”赫斯透露說。
很顯然，赫斯遠比一般報導的還要更加不可小覷和神通廣大。他可以說是最接近希特勒的人，後者願意將自己的願望與信念對他坦白無私。在1939年的戰爭前夕，赫斯甚至被授命為順位僅次於赫爾曼・戈林的希特勒接班人。
魯道夫・赫斯的非凡權勢和地位都令我們不得不仔細審查他結局淒涼的英國行及其後果。林恩・皮克特（Lynn Picknett）、克萊夫・普萊斯（Clive Prince）、史蒂芬・普里爾（Stephen Prior）——這三位英國作家就在2001年對此進行了一番研究。“費不了多少功夫便可以發現，從1941年開始的整個赫斯事件從頭到尾都充滿了矛盾與反常，顯見英國當局迫切想要隱瞞某些事情。”他們總結說。“既然當局急於隱瞞真相，那麼按照常識這肯定代表它們認定這個秘密不適合被公眾知道，即便過了六十年後依舊。”
對赫斯出走的詳細研究清楚表明，整起事件絕不只是一個狂想家的突發奇想。德國方面有證據指出精心預謀的可能。赫斯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仔細策劃出走，他甚至讓著名的飛機設計師威利・梅塞施密特（Willy Messerschmitt）改造了一架雙引擎的Bf-110戰鬥機。赫斯還接受了梅塞施密特的首席飛行員，也是希特勒的私人飛行員的漢斯・鮑爾（Hans Baur）的特殊飛行訓練——這證明希特勒ㄧ定知道赫斯的計劃。赫斯帶著豪瑟夫及其子阿爾布雷克特・豪瑟夫（Albrecht Haushofer）的名片起飛，這是他肩負和平使命的另一個線索，因為老豪瑟夫長久以來都在倡導與英國的友好關係才是德國的政治基石。
根據法國學者米歇爾・伯特蘭（Michel Bertrand）與讓・安杰利尼（Jean Angelini，兩人共用筆名讓・米歇爾・恩格爾伯特〔Jean-Michel Angebert〕），豪瑟夫把英國神秘學團體黃金黎明（Golden Dawn）的成員跟支持和平協議者的名單交給了赫斯，其中包括漢彌爾頓公爵、貝德福德公爵還有伊馮・柯克派屈克爵士（Sir Ivone Kirkpatrick）。與英國最負盛名的神秘主義者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the Beast” Crowley）淵源頗深的黃金黎明是使納粹主義獲益良多的神智學會的產物，它也與圖勒會有密切聯繫。
依據一些理論，英國情報部門曾企圖利用赫斯的神秘學信仰，好誘使他飛往英國。怪的是，這個計劃既牽涉到克勞利，還動輒了英國情報特務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他後來創作了膾炙人口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說。“通過弗萊明認識的瑞士占星學家，赫斯也開始在對英國傳達和平使命這方面聽從占星學建議（同樣也依靠豪瑟夫和自1935年即為赫斯做事的占星學顧問與神秘主義者恩斯特・舒爾特・施特勞斯博士〔Dr. Ernst Schulte-Strathaus〕）。”列文達寫說。“1941年5月10日被認為是一個合適的日期，因為金牛座的六顆行星會在那天發生不同尋常的排列（占卜者們幾個月來一直對此言之鑿鑿）。”一旦抵達英國，同為神秘主義者的克勞利就會親自去審訊赫斯。
對於這個令人瞠目結舌的計劃的線索，可以從納粹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施佩爾在幾年後寫下的記述找到：“在斯潘道監獄，赫斯曾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證，他受到了超自然力量的托夢。”無論赫斯的動機究竟為何，很明顯英國和德國雙方都早已知道他將出走。事實上，豪瑟夫的兒子跟赫斯皆曾寫信給漢彌爾頓公爵，赫斯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期間找到後者進行了短暫攀談，以期能打開和平談判，甚至是建立起與國王喬治六世的直接聯繫。
遵照政府的命令，漢彌爾頓並沒有回信。然而，小豪瑟夫寫給漢彌爾頓的信被呈交給了英國外交大臣費利克斯勳爵（Lord Halifax）與空軍部長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Sir Archibald Sinclair）。“兩位部長都支持和平協議，這個協議必須對邱吉爾保密與保持距離，”皮克特、普萊斯和普里爾寫道。“所以，雖然可以說漢彌爾頓向他的上司展示了這封信，但他們選擇對此保持沉默的事實卻被忽略了。”
應該記住的是，溫莎家族一直對他們的德國血統極為敏感。與他們的遠親維持和平是他們在戰爭歲月的夙願。英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在2000年確證了伊麗莎白王太后與費利克斯勳爵彼此的私人書信，其中表露出了對邱吉爾的敵意以及只要君主制能夠繼續屹立，服從納粹統治也未嘗不可的看法。甚至連與大英帝國的建設者們緊密相連的邱吉爾都明確表示，戰爭的目的是阻止德國——而不是納粹。“你必須明白，這場戰爭不是針對希特勒或國家社會主義，”邱吉爾說道：“而是要抵禦德國人民的力量，不管它是被掌握在希特勒還是耶穌會神父手中，都得被一勞永逸粉碎。”
在寫給羅伯特・布斯比勳爵（Lord Robert Boothby）的信中，邱吉爾解釋說：“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犯下的不可饒恕罪行乃是她試圖讓自己的經濟權力掙脫出世界貿易體系，並打造自個兒的交易機制，這將剝奪世界金融強權的獲利機會。”
同樣必須回顧的是，儘管不列顛戰役（Battle of Britain）在1941年取得了勝利，但英國卻在經濟上身陷囹圄且幾乎就要支撐不住。希特勒在當時簡直勢不可擋，納粹最終打贏戰爭變得實屬意料之中。貴族、工業家、銀行家，更不用說是王室都非常渴望和平。“赫斯並沒有憑空想像一個和平團體，”皮克特、普萊斯和普里爾總結說：“這也並非MI6的編造，它的實際程度（包括王室成員）可以解釋為什麼赫斯事件的這麼多細節會被——而且持續到今天——徹底掩蓋。”
至於希特勒這邊，彼時的德國正向俄羅斯摩拳擦掌，他可不希望事情演變成兩線作戰，重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覆轍。希特勒希望英國成為反共盟友。“唯有有了英國（作為盟友），我們的背部才得以安全，屆時（對俄羅斯的）新一波日耳曼入侵方可展開，”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換言之，希特勒在進攻俄羅斯前需要先與英國締結和平。
確保西線的和平可能是希特勒的當務之急。根據前蘇聯軍事情報官員弗拉基米爾・雷岑（Vladimir Rezun，筆名維克多・蘇沃洛夫〔Viktor Suvorov〕），希特勒是被迫在1941年6月對蘇聯先發制人，以防止史達林在7月對西歐發動大舉入侵。
蘇沃洛夫的作品以十八種語言發行過八十七種版本，但卻鮮少被美國的大眾媒體公司提及，即使他的說法顛覆了傳統的歷史。大多數人都被告知說史達林天真地相信希特勒，並且對希特勒的進攻感到驚訝萬分。
在他的戰後回憶錄裡，蘇沃洛夫引述了從1941年就任蘇聯海軍元帥且身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的尼古拉・庫茲涅佐夫（Admiral N. G. Kuznetsov）的話：“於我而言，只有一件事可以十分篤定——史達林不僅沒有排除與希特勒的德國一戰的可能性，相反的，他認真考慮過這場戰爭...它勢必會爆發...史達林早已開始為戰爭做準備...那是各式各樣的準備工作——起頭的日期...還是他自己決定好的。沒想到希特勒打亂了他的算盤。”縱然蘇沃洛夫的結論與看待希特勒進攻俄羅斯的傳統觀點格格不入，但他提供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論點。蘇沃洛夫指出，截至1941年6月，史達林已經沿著俄羅斯的歐洲邊境部署了大量軍隊與物資，這不是為了保家衛國，而是要向西歐用兵。史達林的打算是動用武力來將共產主義帶給歐洲，這是他在1939年的演講就表達過的計劃。“過去二十年來的經驗表明，共產主義運動在和平時期向來無法壯大到足以奪取政權。只有發生重大戰事才能確保黨的專政。”史達林說。
當德國人在1941年6月22日開始進攻的時候，他們可以動用的不過是區區三千三百五十輛坦克，大部份配載的還都是輕型裝甲與槍械，相形下俄羅斯卻有兩萬四千輛配備優質裝甲與武器的坦克，退休的美國國防部官員丹尼爾・米歇爾（Daniel W. Michaels）寫道：“史達林要在他安排好的時間與地點發動攻擊。出於這個目的，蘇聯積極研發最先進的進攻性武器系統，主要是坦克、飛機和空降部隊，這從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結果德國人的‘巴巴羅薩行動’讓史達林意欲‘解放’整個歐洲的詳細計劃功虧一簣。”
蘇沃洛夫支持他的論點，他指出俄羅斯軍隊採取的姿態是要進攻而非防守，這導致了德國在前期的旗開得勝；俄羅斯軍隊準備了東歐地圖，但不是為了保衛俄國；俄羅斯軍隊刊登的俄國－德國宣傳都充滿了像是“停止運輸，否則我將開火”這類標語；而且史達林的高階指揮官都沒有為巴巴羅薩行動造成的大潰敗負責，因為他們都只是奉史達林的命行事。
蘇沃洛夫總結道：“史達林是一個敵視西方的龐大帝國統治者，但這卻是在西方的使力下鑄成的。即使如此，史達林仍舊能夠保持他天真又信任的名聲，希特勒則是作為終極侵略者在歷史上揹負千古罵名。在西方出版的大量書籍秉持的論調無不都是史達林根本沒有做好與希特勒打仗的準備。”
他還聲稱史達林的戰爭機器的資源受到了嚴重低估。“即便蒙受巨大損失，但它依然有足夠的力量撤退並重新聚集元氣去兵臨柏林。假如沒有在6月22日遭受那麼大的損失，如果數百架飛機和數千輛坦克都沒有毀掉，那麼實施第一次進攻的會不會從國防軍變成紅軍呢？德軍有這種提供後撤空間的領土嗎？它是否擁有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與時間，能在承受蘇聯的第一次突襲後重整鼓舞？”
也許對蘇沃洛夫的主張最有力的支持就來自希特勒本人。“早在1940年，人們就已愈發清楚地意識到克里姆林宮的意圖是統治全歐洲，這意味著毀滅。我早已說過，蘇聯的軍事力量正在東方竄起，這從德國只有幾個師團部署在與蘇聯接壤的省份時就開始了。只有盲人才會看不見這發生在世界歷史的獨特維度上的軍事集結情形。這是不為了保護受些威脅的事物，而是為了攻擊那些似乎無法自衛的事物....今天的我恐怕會這麼說：若是這股超過兩萬輛坦克、數百個師、成千上萬名炮兵和超過一萬架飛機的浪潮沒有被第三帝國擋下，那麼歐洲便會萬劫不復，”元首在1941年12月11日的演講中說道，那會他正在宣布向美國宣戰。
當然，書寫歷史的總是勝利者，所以希特勒對蘇聯的進攻到底是純粹的侵略或有必要的先發制人，大概還要被爭論好些年。但假使希特勒真的是為了應對蘇聯即將發動的攻擊，那麼這將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置於完全異樣的背景之下。這想必能解釋希特勒為什麼要違背他自己在《我的奮鬥》警告過的兩線作戰。這也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富蘭克林・羅斯福會呼應全球主義者的呼求，公然違反《中立法》（Neutrality Acts）在1935、1936、1937年提供軍火給蘇聯。到了1940年底，由於整個歐洲都幾乎處在德國的控制之下，並且英國危在旦夕，所以他們已經決心要阻止希特勒。
希特勒清楚地指出他看見了旨在挫敗1941年的和平談判的陰謀。在赫斯抵達蘇格蘭的不到一個星期前，他在德國國會大廈的一次演說上宣稱：“我與英國達成諒解的所有努力都因為一小撮集團的用計而付諸東流，不管那究竟是出於仇恨還是物質利益，每一項德國提出的和解建議都被回絕，那些人從不避諱要訴諸戰爭，這就是實情。”
皮克特、普萊斯和普里爾甚至爭辯說，海獅作戰（Seelowe）——那個擬議的入侵英國行動——“打從開始就是在作秀”，是希特勒試圖分散史達林注意力的聲東擊西之計，它掩護了入侵蘇聯所需的人員與裝備動員。這種策略的發揮從一個事實可見端倪，即希特勒時常就最小的細節問題干涉他手下的將軍，根據德國軍事史學家埃格伯特・基澤（Egbert Kieser），他其實從未對入侵英國的計劃表露任何真正的興趣。按照這幾位作家與其他歷史學家的見解，希特勒是刻意下達令人捉摸不透的命令，阻止德國繼續朝著敦克爾克前進，令英國軍隊得已逃離歐洲大陸。希特勒希望讓他未來的盟友完好無損。這是赫斯的和平協議的前奏。1941年5月10日，當ME-110抵達在蘇格蘭時，他的打算是要降落在漢彌爾頓的老家附近的簡易機場，然後與反邱吉爾派系進行和平談判，再飛往返家的第一站瑞典。這個派系計劃要推翻邱吉爾，並與德國達成停火協議。
這個說法可能沒有像它乍聽下得那麼荒謬。據皮克特、普萊斯和普里爾指出：“戰後對邱吉爾的奢侈神化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他就任首相的至少前兩年，他在政治上一直處於非常不穩固的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眾所皆知——用比較溫和的方式來說——他沒有得到國王的支持與信賴。”
邱吉爾可能會遭遇內部政變的問題曾被FBI局長埃德加・胡佛提報給羅斯福總統。在寫於赫斯起行一個星期前的背忘錄中，胡佛告訴羅斯福：“根據報告，溫莎公爵簽署了一份協議，其大意是如果德國打贏戰爭，赫爾曼・戈林會利用他控制的軍隊推翻希特勒，並接著扶植溫莎公爵成為英國國王。”
有趣的是，赫斯穿過了英國沿岸雷達網最薄弱的環節，而且他兩度飛越皇家空軍基地都沒有驚起任何反應——這暗示肯定有某人下達了指示，以便他能順利到來。但他錯過了著陸點，因為燃料不足被迫降落在格拉斯哥南部的一座農莊。手無寸鐵的他在彈跳過程中摔斷了腳裸，接著被一位手持甘草叉的農夫逮個正著。國土警衛隊很快趕來，整樁秘密行動於是告吹。雖然赫斯起初聲稱自己是一位名叫阿爾弗雷德・霍恩的德國空軍飛行員，但這番詭計ㄧ下就被識破了。這位“霍恩先生”一直要求他要去面見漢彌爾頓公爵。
整場計劃對所有牽涉其中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困窘。包括希特勒在內的每個人都不得不趕緊切割。畢竟，要是希特勒承認他正在準備與英國媾和，那麼這就會讓史達林察覺德國對俄羅斯的入侵已迫在眉睫。
英國情報部門旋即發現自己在赫斯事件陷入了兩難局面。“MI6支持與德國進行和平談判，因為它認為共產黨才是真正的敵人，”三位作者指出：“但是SOE（英國特別行動處）卻贊成與史達林攜手對抗希特勒。由首相親自下令成立的SOE想當然是站在邱吉爾那邊。”這種競爭關係導致了赫斯在被移送入獄時的奇怪情形。他被先後轉移到各個地方，不同人對他的下落的說法彼此矛盾。在赫斯最後被關入倫敦塔之前，實在有很多曖昧不清的動作。
皮克斯、普萊斯和普里爾引入了另一個謎團——喬治六世最小的弟弟，肯特公爵（Duke of Kant）喬治的死亡，他是自15世紀以來的第一位在服役期間往生的王室成員。這位公爵與其他王室成員一樣是納粹崇拜者，並且很可能參與了談和派系的和平談判。他還為他的王兄擔任非官方的情報員（值得注意的是，喬治國王在1939年的西倫敦奧林匹亞廳冊封公爵為英國共濟會總大師）。
從表面上來看，公爵是因為常見的戰時空難而在1942年8月25日喪生。據報導，他當時搭乘的桑德蘭水上飛機（Sunderland flyingboat）墜毀在了蘇格蘭凱瑟尼斯的一處名叫老鷹岩（Eagles Rock）的低矮山丘。對於這起事故的官方報告是，本來水上飛機正載著公爵前往冰島鼓舞士氣，但飛行員出於“未知的原因”突然改變航向，接著在沒有確定水面高度的情況下徑直穿過雲層，撞上山坡。然而，由調查法庭呈交的關於這起事故完整細節的文件已經憑空消失，這樣的怪象比比皆是。
公爵的座機在墜毀時顯然正處於上升過程，這表明它可能曾從鄰近的莫爾湖（Loch More）起飛，距離那裡不遠就是布雷莫爾旅館（Braemore Lodge），被俘的赫斯曾在那駐足。其次，當官方名冊被拿來和證人與一名倖存者的陳述比較時，大家才發現飛機上還有一名下落不名的乘客。
綜合這些因素再加上其它各種證據——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全都可以佐證揣測，即反邱吉爾的談和派系一直暗中潛伏到了1942年中期，那時英國的戰爭底氣正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他們試圖在安排公爵和魯道夫・赫斯飛往瑞典之前，正式宣布推翻邱吉爾政府的談和計劃。當然，由於飛機失事，這個計劃從來沒有成真。不過這究竟是意外還是人為尚無法斷定。
如果赫斯也跟著死在公爵的座機上，那這會對邱吉爾造成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解釋一個被認為是他們的珍貴囚犯的人現在卻一命嗚呼。任何調查都會暴露英國社會的上流份子，甚至是王室都支持和平協議。
故事到了這裡才要進入更奇怪的部分。皮克特、普萊斯和普里爾在他們的書中蒐集了證據——包括赫斯在同一時間的不同地點被人們目擊，還有官方報告的不一致——表明赫斯在飛機失事之前很可能已經被準備好了替身。
“我們相信在1942年的夏天其實有兩個赫斯，一個在蘇格蘭，一個在威爾斯阿波加文尼的梅迪芙醫院（Maindiff Court），”他們寫道。真正的赫斯已在事故中喪生，他的替身則在紐倫堡接受審判並到斯潘道服刑。但即使是這幾位精明的作者也承認這種主張存在巨大的缺陷。“縱使它看起來完全符合證據，但必須承認很難相信會有一個人願意假借赫斯之名去受審，更不用說是在最嚴酷且絕望的環境下繼續在餘下漫長的一生中誆騙，”他們評論說。
魯道夫・赫斯有替身的想法並不新鮮，對之早已有過各種理論。有人認為，是一個長相神似的人出於家人的安危考量才被逼扮演赫斯。另外也有人主張赫斯的替身是一個德國人——不論那人到底是誰，德語顯然是他的母語——而且他還是忠貞的納粹，他深信他的這番詭計對黨是十分必要的，特別是因為他很有機會為奠基第四帝國做出貢獻。
但皮克特、普萊斯和普里爾卻提出了一個最具挑戰性的解釋，他們發現前CIA局長、外交關係協會創始人兼戰後的高級德國專員，艾倫・杜勒斯曾派遣唐納・埃文・卡梅倫醫生（Dr. Donald Ewen Cameron）前往紐倫堡檢查赫斯。杜勒斯讓卡梅倫知道他懷疑被關押在德國的赫斯是假貨，真正的赫斯早已被邱吉爾秘密處決。由於知道赫斯早年有戰傷，杜勒斯希望卡梅倫特別注意那位囚犯的胸前是否有傷疤。耐人尋味的是，紐倫堡的英國軍方拒絕讓他做這樣的檢查。
但古怪的事情還不止如此。卡梅倫醫生是一位蘇格蘭人，在戰爭結束前他在麥基爾大學的艾倫紀念學院（Allen Memorial Institute）開創了洗腦技術，其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後來他繼續擔任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負責人與世界精神醫學會（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第一屆主席。他也參與了CIA的MK-Ultra精神控制計劃。許多研究人員都猜測，杜勒斯選擇卡梅倫醫生去調查赫斯，可能是因為他知道或懷疑那個冒充赫斯的人真的被洗腦成相信他是納粹副元首。精神控制實驗早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尤其是在歐洲，這我們之後就會看到——遠遠超乎大多數人的想像。既然任何有能力的醫生都可以檢查傷疤，那為什麼杜勒斯偏偏要挑選洗腦專家去調查赫斯？
這番詭計還可以解釋赫斯在紐倫堡審判上的古怪行徑，他在審判期間一再聲稱自己忘記了這個忘記了那個，這對一個沒有歷經過赫斯的真實生活的人來說很是方便。一旦和平計劃出事，所有常見的掩蓋方法都派上了用場——文件消失或被束之高閣在公眾監督之外、證人被迫三緘其口、多種來自權威來源的“理論”開始不經而走。
有一個線索可以指出在赫斯事件背後正有一場地緣政治大戲正在上演，那就是肯特公爵在他出事，以及真正的赫斯也許展開流亡之前最後一次共同進餐的對象，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Prince Bernhard）。那時英國王室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城堡（Balmoral Castle）舉辦了一場不甚尋常的聚會，除了公爵和伯恩哈德親王，喬治六世跟伊麗莎白女王都有出席。
伯恩哈德的在場引起了研究人員的興趣。伯恩哈德親王創立了畢德堡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它會邀請世界各地的政商名流在不具名的情況下一同來聚會。博哈恩德曾是納粹黨衛軍成員，也是I.G・法本在巴黎的僱員。他在1937年迎娶了荷蘭的朱麗安娜公主（Princess Juliana），之後他和英國的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勳爵（Lord Victor Rothschild）一起成為了荷蘭殻牌石油公司的主要股東與負責人。
在德國入侵荷蘭後，這對王室夫婦落難到倫敦。在戰爭結束後，羅斯柴爾德與歐洲統一運動（European Movement for Unity）創始人，波蘭社會主義者約瑟夫・羅伊特林格博士（Dr. Joseph Hieronim Retinger）慫恿伯恩哈德成立畢德堡俱樂部。這位親王一直擔任該組織的主席直到1976年，當時他收了洛克希德公司大筆的錢來幫忙其在荷蘭的飛機銷售的事宜曝光，於是他只得走人。
伯恩哈德到底是支持英國王室以及和平協議，還是在為邱吉爾一方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已不可考。但這已足夠說明全球精英的陰謀詭計。和平協議現在已沒有指望，全球主義者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國家社會主義。毫無疑問，赫斯在入侵俄羅斯前夕的失敗和平使命造成了不必要的兩線作戰，導致了希特勒最終的敗北。在赫斯前途多舛的出走失敗後，馬丁・鮑曼頂替了他在納粹中的地位，對於後者我們會在後面討論。包括希姆萊和鮑曼在內的一些納粹領導人對於取勝已經越來越沒把握，並開始為他們的將來自作打算。他們把目光轉向了關於前所未有的奇蹟武器（Wunderwaffen）的科學研究，這也許足以扭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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