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2日，倫敦市民惶恐不安地聽著在他們城市的上空作響的嗡嗡聲。當聲音嘎然而止的時候，他們還會更加震撼，因為就在不久之後一場巨大的爆炸旋即撼動了東倫敦的麥爾安德街區（Mile End），造成八名平民死亡。
這是V-1火箭的初次亮相——它是今日巡航導彈的先驅。
使倫敦如臨大敵的V-1和後來的V-2火箭是證明德國戰爭科技的兩個絕佳示例。這些復仇武器（Vergeltungswaffe）是在德國的秘密火箭設施佩內明德（Peenemunde）開發，並在諾曼地登陸後投入實用。從1944年6月12日一直到8月20日，超過八千枚V-1火箭（每枚都攜帶了一噸的炸藥）朝向倫敦傾巢而出，造成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人傷亡，七萬五千座建築物倒塌。數量較少的V-2火箭不同於V-1，它無法在飛行過程中被目擊、聽見或攔截——它也在英國首都造成了一萬多人傷亡。
除了復仇武器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在武器技術方面還有其它科學突破。德國人的聰明才智與雷厲風行使他們幾乎可以克服任何困難。光是比對軍備工業的數據就足以作為借鏡。即使盟軍不斷轟炸，但1945年初的坦克、輕型武器、艦艇以及飛機的總產量卻都還高於德國正無戰不勝、美國又尚未參戰的1941年。
技術突破幾乎在每個領域都有所乍現，這種速度與質量都非常令人震驚。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在美國流行的塑膠最初是納粹德國的發明。酚醛樹脂、聚苯乙烯、有機玻璃、聚乙烯（奠定了今天的塑膠袋和吸管）、聚酰胺（尼龍）與醛醇（一種聚乙烯醇衍生物）全都是戰時的產物。各式各樣的塑膠是由一群公司聯盟負責生產，不過掌握領導權的是I.G・法本，這家公司在1941年成功合成了美沙冬又被叫做“哌替啶”的杜冷丁。
大多數美國人要等到20世紀50年代初才見得著的電視早已在納粹德國高度發展。僅在當初就有超過十五萬人透過柏林的二十八座公共放映室觀看了電視清晰轉播的1936年奧運會。他們所盯著的是配有Fernseh 180式陰極射線管投影的電子屏幕，可以呈現四十八英吋乘以四十二英寸的影像。德國的芬瑟公司（Fernseh）在1939年研發出了一種小型電視系統，讓飛行員可以在開火後引導炸彈和導彈的走向。這套系統被應用於防空瀑布火箭（Wasserfall）。“有許多次測試都失敗了，”作家約瑟夫・法洛指出。“但在戰爭已幾近落幕之際，被柏林的盟軍俘虜的德國科學家成功完成了電視制導的‘公噸’（Tonne）導彈的測試，測試攻擊的目標是一張小女孩的臉部特寫照片。這次試驗的成功，對於在場的盟軍人員來說無疑令人印象深刻且極為震撼。”
打響戰火的坦克不僅僅是支援部兵的裝甲推土機，它被進一步發展成由燃氣輪機驅動的獨立厚重裝甲機器，並裝配有即使在移動時也能保持文風不動的槍砲、液壓動力系統還有對生化攻擊的防禦機制。有些德國坦克是如此先進，甚至直到20世紀70年代都仍被ㄧ些國家用於實戰。為了應對現代坦克的威脅，德國人想出了一種非常簡單卻高效的方法，那就是裝有成形裝藥（hollow charge）的便攜式火箭砲，譬如坦克殺手（Panzerschreck bazooka）跟易於生產的反坦克榴彈發射器（Panzerfaust），後者是今日火箭推進榴彈（RPG）的祖宗。堪稱創新的九毫米德國MP-40衝鋒槍在戰時被廣泛投入，它的後繼者MP-43和MP-44突擊步槍更是當今無處不在的AK-47的前輩。到了戰爭後期，ㄧ些MP-44s突擊步槍更裝載了一種古早卻有用的夜視鏡，這玩意又被暱稱叫吸血鬼。
隨著戰爭在1945年宣告結束，美國的軍事情報人員無不對盟軍在德國的研究設施發現的技術瞠目結舌。超音速火箭、神經毒氣、噴氣式飛機、導彈、隱形科技、硬化裝甲——甚至是飛碟——都還只是納粹的實驗室、工坊和工廠取得的突破性技術的冰山一角而已。巨大的Me-264轟炸機被命名為“美國轟炸機”，三節火箭更被稱作“火星火箭”，僅從這些名字就足以一窺納粹科學家的野心。
誠如受人尊敬的英國歷史學家巴瑞・皮特（Barrie Pitt）指出：“納粹的戰爭機器竭盡所能汲取最新的科學知識，隨著戰事持續，進一步的成果清單已經增長到了其極驚人的程度。從發射空氣‘炮彈’的槍砲到被大家津津樂道的飛碟；還有可以將五十碼外的人致死的聲波、可以對著死角開火的槍支以及其它‘在黑暗中依舊精準’的玩意——這是一份令人深深懾服的清單。”據皮特表示，即使其中有些德國科技在當時的研發進展仍不夠理想，但“也有的已經危險地接近完成階段，它們完全有可能扭轉戰爭結果。”
前波蘭軍事記者伊格爾・韋特科夫斯基（Igor Witkowski）曾稱德國的戰時研究是“我們文明史上最偉大的技術飛躍。”他說德國人對愛因斯坦置之不理，反而締造了一種基於量子理論的科學方法。“別忘了，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相對論物理學及其對宇宙的詮釋都被納粹斥為猶太物理學。德國是量子力學的誕生地。德國人選擇從與其他人不同的思路來看待重力（與其它東西）。也許，這給他們帶來了甚至是那些青睞相對論的科學家都不曾想過的成果，”韋特科夫斯基解釋說，得益於共產主義的垮台，他在近來終於可以查閱德國的那些戰時文件。
我們該想想，飛機在戰爭剛開始時都還只是木骨架搭著帆布製成的東西。但到了1945年，德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投入全金屬噴氣式戰鬥機——Me-262的國家，再後來還有世上第一架直升機與垂直起降飛機。
由於德國科學家狂熱地投身入完善V-2火箭與其它更多秘密武器，黨衛軍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遂開始考慮將他的黨衛軍從正常的黨團和國家控制手中脫離出來。“希特勒在1944年春天批准了希姆萊提出的建立黨衛軍專屬的工業體系的提議，這是為了使黨衛軍能再也不受國家預算擺佈，”納粹軍備部長阿爾伯特・詩佩爾寫道。採用了往後被CIA依循的套路，黨衛軍的領導人們成立了許多商業前沿跟其它組織——它們有很多動用了集中營的勞動力——來創造能夠支持黨衛軍活動的滾滾財源。被這些年輕氣盛、雄心勃勃的黨衛軍領導人指揮的高度獨立團體既不要求也不希望與德國的高官產生任何牽扯。他們的目標是要打造一套經濟基礎，以便在德國戰敗後繼續追求納粹的夙願。
軍備部長施佩爾承認，的確存在他對其實質一無所知的武器研發項目。他坦承在1944年有一項黨衛軍計劃為了建造秘密武器工廠所以動用了三千五百名集中營工人，但這卻被對他隱瞞。施佩爾甚至就秘密武器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它們在戰爭結束時已被黨衛軍成功研製，而我沒有得到半點風聲。”
雖然V-2火箭計劃確實是在德國陸軍的支持下進行，還有Me-262戰鬥機也是德國空軍授意，不過它們最終都被轉移到黨衛軍的控制之下。“長話短說，任何真的顯露出潛力的武器系統——特別是那些似乎代表了當時最先進技術的空前突破的東西——最後都會受到黨衛軍的監督，”《詹氏防務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的航空編輯與航太顧問尼克・庫克（Nick Cook）指出。秘密項目被黨衛軍的狂熱份子牢牢把持，工廠和研究設施則散落在農村土地上面——或是下面，因此完全可以想像除了希姆萊和他的高級副手，遠遠超過V型火箭的武器均是在其他人一概不知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即將在1945年完工的其它值得注意的納粹秘密武器包括Me-163戰鬥機、垂直起落的草蛇火箭戰鬥機、噴氣動力飛翼的霍頓Ho-IX戰鬥機和三角翼的利皮施DM-1（Lippisch DM-1）。有人聲稱，ㄧ些絕密的納粹武器研發項目已被移駕到德國境外，來到波蘭的布利茲納（Blizna）等地——盟軍機組人員正是在這裡首次遭遇了臭名昭彰的“火焰戰鬥機”（foo-fighters），這是一群時常跟蹤盟軍轟炸機的小型發光球體。“火焰戰鬥機”很快便引起了美國新聞媒體的注意。《紐約時報》在1944年12月13日報導了一則盟軍遠征軍最高統帥部核可的新聞。標題是《神秘的浮空球體是納粹的最新空中武器》（Floating Mystery Ball Is New Nazi Air Weapon）的這篇報導說道：
“據美國空軍的飛行員報告，他們在德國領空遭遇了一種銀色的球體。這些球體要不是單獨就是成簇出現。有時它們會呈現半透明狀。
這種新裝置顯然是一種防空武器，就好像是裝飾在聖誕樹上的大顆玻璃球一樣。目前沒有任何資訊可以它們為何要表現得像是天空中的星星、它們是何方神聖又抱持著什麼目的。”
根據作家雷納托・韋斯科（Renato Vesco），“火焰戰鬥機”的真面目其實是火球（Feuerbal），它是“一種非常原始的飛行機器...呈圓形並裝甲，看起來多多少少像是龜殼，並有特殊的噴氣渦輪發動機提供動力，發動機也是扁平狀與圓形，它的運作原理...會產生出耀眼的火焰光環...它在起飛後是通過無線電控制，接著它會自動跟蹤敵機，被它們的廢氣所吸引，並且在不發生碰撞的情況下湊得很近，好癱瘓它們的雷達設備。”韋斯科聲稱火球的基本原理爾後也被應用在被稱為球狀閃電（Kugelblitz）的“對稱圓形飛機”身上，這款自動戰鬥機更是“時下飛碟的真正原型”。他表示這種創新的飛行器在完成“一次戰時的僥倖任務”後便被撤退的黨衛軍部隊銷毀了。
縱使經過六十多年來公眾已經習於不予採信任何有關於飛碟或不明飛行物的說法，可是擺在面前的證據卻使這種飛行器存在的事實變得斬釘截鐵。顯然，納粹正在摸索嶄新且奇異的能源技術。火球這項非凡的成果可能是第一次提供了深入納粹超級科學核心的公開一瞥。
有幾位作家皆曾動筆討論過納粹飛碟的發展，英國作家W.A・哈賓森（W. A. Harbinson）宣稱他從戰後德國的文刊中得知了一位名叫魯道夫・施里弗（Rudolph Schriever）的前空軍工程師。按照哈賓森從《明鏡周刊》（Der Spiegel）、《星期日圖片報》（Bild am Sonntag）、《國際航空期刊》（Luftfahrt International）以及其它德國刊物獲得的資訊，施里弗據稱在1941年設計了一款“飛頂”的原型，它在1942年6月進行了試飛。施里弗說他在1944年建造了一架更大的噴氣式飛機，他的幫手有克勞斯・哈伯默爾（Klaus Habermohl）、奧托・米思（Otto Miethe）還有義大利人朱塞佩・貝朗索博士（Dr. Giuseppe Belluzzo）。這款飛碟的圖紙被收錄進了1959年英國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秘密武器及其後續發展》（German Secret Weap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ir Later Development），它的作者是曾在德國帝國專利局工作並接觸過許多原始設計圖和文件的工程師魯道夫・蘭薩少校（Rudolph Lusar）。蘭薩描述這款飛碟的外觀是一個獨立的圓環，在駕駛艙旁有可調節的噴嘴。整架飛行器高一百零五英尺，可垂直或水平飛行，具體取決於噴氣機所處的位置。
施里弗說後來盟軍佔領德國使他的“飛盤”實驗隨之告終，所有設備和設計圖要不是丟失就是毀損。然而，喬治・克萊因（Georg Klein）卻告訴戰後的德國媒體，他曾親眼目睹施里弗圓盤或類似的東西在1945年2月的試飛。據報導施里弗去世於20世紀50年代末，另外根據1975年的《國際航空期刊》，在他的所有物中包括了各種與大型飛碟有關的筆記與草圖。這份期刊還指出，施里弗自始自終都堅持他的飛碟在戰爭結束前就已經成真了。這種可能性得到了英國作家布萊恩・福特（Brian Ford）的同意，他寫說：“‘飛碟’這玩意本來就已經走到了逼近最終成型階段的程度，事實上可能在小型盤狀飛行器這方面確實有些進展，不過它們肯定在落入敵人手裡之前被催毀了。”
1954年5月27日的一份CIA報告似乎證實了這些說法。正如尼克・雷德芬（Nick Redfern）在他1998年的著作《FBI檔案：揭露聯邦調查局的絕密UFO調查》（The FBI Files: The FBI’s UFO Top Secrets Exposed）中所提到，這份文件聲稱：“有一家德國報紙（未進一步確定）日前採訪了著名的德國工程師與飛行器專家喬治・克萊因，談及了他在1941－1945年參與的‘飛碟’研製實驗。克萊因說第一架有人駕駛‘飛碟’是在1945年展開試飛，並在三分鐘內達到了一千三百英里的時速。這些實驗結果產生了三種設計——由米思設計的一種圓盤形飛行器，直徑一百三十五英尺，不會旋轉；另一種是哈伯默爾和施里弗的由大型園環構成的設計，置於其中心的是圓形的固定駕駛艙。當蘇聯人佔領布拉格時，德國人搶先摧毀了‘飛碟’計劃的每一絲痕跡，於是再也沒有人聽說過哈伯默爾和他的助手。施里弗不久之前才在不萊梅去世，過去他曾在那裡生活。蘇聯設法在布雷斯勞（Breslau）俘獲了一架米思設計的飛碟，他本人則逃到了法國。據信，他目前人在美國。”德國不明飛行物的另一位發明候選人是奧地利科學家維克托・勳伯格（Victor Schauberger），他在被納粹綁架後在1940年設計出了多款“飛盤”，它們採用了無焰也無煙的被稱為“抗磁性”的電磁推進方式。據報導，勳伯格在戰後曾短暫地為美國政府工作，之後死於自然原因。他在去世之前曾說過這麼一句話：“他們從我這裡奪走了一切，所有的一切。”沒有人知道他口中的他們究竟是納粹還是盟軍。
美國陸軍中將內森・唐寧（Nathan Twining）在二戰結束後不久作出的公開評論清楚表明，有人正在操縱那些非常規的圓盤狀飛行器，當時他人在陸軍航空兵物資司令部（Army Air Forces’ Air Material Command，AMC）任職。
在戰爭完了兩年後的1947年中葉，歐洲和美國都傳出了“飛碟”的目擊記錄。唐寧將軍寫道：“所報告的現象確鑿無疑，而非幻覺或編造所能解釋。”他接著描述了這些圓盤的特徵，亦即具有“高度的攀升性、機動性（尤其是轉圈能力）以及在被友方飛機和雷達偵測或接處到的時候表現出的回避行為，這不由得令人相信這些物體是手動操縱、自動駕駛或遠端操控的可能性。”
作為對這種激進科技的現實分析，唐寧總結道：“在美國現有的知識範圍內——提供廣泛詳盡的研發指導——打造一架符合上述描述、足以達到亞音速七千英里的人為駕駛飛行器是有可能的。”
如果20世紀40年代的科技知識已足夠先進到可以製造可行的飛碟，那公眾也肯定是聞所未聞。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名為國家安全的“幌子”就被放置在了這個主題上面。不過最令人著迷的是發生在1961年9月的最早也是紀錄最詳盡的其中一件神秘綁架事件，後來當貝蒂（Betty）和巴尼・希爾（Barney Hill）夫婦接受催眠時竟回憶起他們是被身穿黑色制度的人綁架入圓盤飛行器裡。巴尼・希爾堅持那些傢伙是身穿閃亮的黑色上衣、領帶和帽子的“德國納粹”。
在有人急於宣稱所有UFO都是納粹的秘密科技之前，著實應該先認真翻閱豐富的公開文獻，這些文獻證明雖然有些飛碟，特別是在二戰後的那幾年裡的或許確實是納粹的實驗飛行器，但對這些材料的客觀審查都說明其實仍存在著ㄧ些更難以解釋的來源。
納粹科技的另一個驚人且令人不寒而慄的方面則涉及他們對核武器的研究。研究人員兼作家的法洛依據東德流出的文件得出結論認為，納粹與原子彈的距離遠比戰後作家所以為得都還要更近。他首先提起了認為德國人既沒有天賦、也沒有能力生產可實用的原子彈的觀點——大家都知道突擊隊員催毀了挪威重水廠的故事——這無非是為了分散公眾對駭人真相注意力的“盟軍傳奇”罷了。“所有證據全都指出，在戰爭期間存在過一個龐大、資金充沛且極為保密的德國同位素濃縮計劃，這是一個納粹在戰時成功掩藏、接著又被盟軍傳奇在戰後繼續掩蓋的計劃，”法洛寫道，在闡明傳統說法主張“德國沒能獲得原子彈，是因其從來沒有搞出一座能正常運轉的反應堆，這完全是一個科學廢話，因為只有在想要提煉鈽的情況下才會需要反應堆。假如一個人想要製造的是一枚鈾彈，那麼就無需選擇如此不必要又昂貴的選擇。”
此外，曾參與納粹原子彈計劃的物理學家庫爾特・迪布納（Kurt Diebner）也說過一句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話。在戰後被扣押在英國的農莊（Farm Hall）且被情報部門偷偷竊聽的迪布納談到了一種“光化學過程”，可以無需仰仗離心機來濃縮鈾。由於沒有一位現代研究人員瞭解迪布納所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也許意味著納粹已經發現了一種即使到今天仍被列為機密的同位素分離與鈾濃縮方法。
核子科學家卡爾・沃茨（Karl Wirtz）更透露納粹已經找出了一種濃縮鈾的方法，他也在農莊被暗中竊聽。在得知原子彈已在廣島引爆後，發現原子裂變現象的奧托・哈恩（Otto Hahn）評論說：“他們一定完成了鈾同位素分離，所以他們辦到這種事。”沃茨復議說：“他們果然也是，”這清楚表明他深知德國這邊的分離進展。據法洛指出：“因此，出於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困難和美國參戰後的政治與軍事現實，德國人決定專心研發鈾彈，因為這是獲得原子彈最好、最直接又技術上最簡易的途徑。”
基於他的研究，法洛寫道：“美國在鈽彈方面的進展，從（物理學家）費米成功在芝加哥大學的壁球場試驗了一個能夠正常運作的反應堆的那一刻起，似乎都相當順遂，可是直到戰爭後期才被發現為了用鈽製造炸彈，臨界質量必須以比盟軍現有的任何引信技術所能實現的都還要快的速度引發才行。而且容許的誤差幅度非常小，因為內爆裝置中的引信必須盡可能接近同時點火，於是盟軍工程師在鈽彈的研發工作上陷入了一籌莫展。我已概述了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就已開發並成功測試了鈾彈。”法洛如此下結論說。
法洛的觀點絕非孤掌難鳴。2005年，柏林歷史學家雷納・卡爾什（Rainer Karlsch）在《希特勒的原子彈》（Hitlers Bombe）一書中宣稱，納粹在圖林根的奧爾德魯夫附近的呂根島試爆了核武器，聲名狼藉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就在圖林根。據報導，在這些試爆期間，有很多囚犯都在黨衛軍的命令之下被滅口。卡爾什提出的證據主要包括了“試爆”的“憑證”還有1941年的鈽武器專利。他還聲稱在遺址的土壤中有放射性痕跡。然而，德國政府在2006年2月卻發佈報告說，即便考慮到1986年初俄羅斯車諾比核事故造成的上升現象，該地點的輻射水平其實並無異狀。
儘管在紐倫堡審判期間，納粹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施佩爾被問到了發生在奧爾德魯夫的一次神秘爆炸事件，但關於核試驗的重要信息最終仍是一無所獲，無論這究竟是因為它從未發生過，還是戰後的掩蓋實在太徹底。
主流歷史學家深受德國和美國精心編織的表面故事支配，他們仍舊不相信納粹掌握的核知識已經到了可以實際試爆的地步。不過，來自各方的消息來源卻有證據表明，納粹確實曾意圖在戰爭逼近尾聲之際施展核打擊，其中就包括1945年6月29日的《華盛頓郵報》刊登的新聞報導，其中透露了盟軍在挪威的驚人發現：
“R.A.F（英國皇家空軍）官員今日表示，在戰爭落幕的時候，德國人已經幾乎完成了從奧斯陸附近的‘巨大空軍基地’出擊轟炸紐約的準備工作。
四十架可以飛行七千英里的巨型轟炸機都在這座基地——‘這是我至今見過最大的一座空軍基地，’一位官員說。
它們是亨克爾公司（Heinkel）生產的最新型轟炸機，現在都已被拆除來研究。德國的地勤人員表示，這些轟炸機都已準備好飛往紐約執行任務。”
還應該指出的是，納粹有兩架Ju-390轟炸機的原型機，這是Ju-290經過改裝後的六引擎龐然大物，據說它們已經飛向滿洲的日本基地。
有一架Ju-390曾在1944年末從法國波爾多的一座基地起飛飛到距離紐約市僅有十二英里的地方，它拍下了天際線的照片，然後折返——完成了三十二小時不間斷的飛行。
這些巨型轟炸機本來要裝配的是什麼武器？在戰爭結束後，佔領當局發現了德國空軍主持的一項可行性研究，探討原子彈引爆會對紐約曼哈頓島產生什麼影響。納粹假想的基礎是一枚十五至十七千噸的原子彈，與落在廣島的那枚小男孩鈾彈的差不多重。
假如納粹德國真的握有核武器，那對之進行試爆是一定得要的，而且有不同的消息來源均表露確實有這麼一回事。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在他於1945年4月被游擊隊擊斃的不久前寫下了一份“政治遺囑”，他在其中這麼說道：“唯一的希望是奇蹟武器。我們到了現在還誇口這種威脅似乎顯得可笑又不合時宜，因為它在現實中一點影子也沒有。但眾所週知大規模殺傷性炸彈已經準備就緒。憑借他纖細的智慧，希特勒可能會在短短幾天內下令執行這一可怕的攻擊，因為他充滿了信心...炸彈好像有三枚——每一枚都會一鳴驚人。它們的製造都非常複雜，而且曠日費時。”
墨索里尼提到了三枚炸彈實在很耐人尋味，因為這呼應了一位前俄羅斯軍事翻譯員的證詞，他曾在1945年負責代表蘇聯接受日本投降的羅季翁・雅科夫列維奇・馬利諾夫斯基（Marshal Rodion Malinovsky）手下做事。如同德國雜誌《明鏡周刊》在1992年報導，皮奧特・蒂倫科（Piotr Titarenko）曾致信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表示，落在日本的原子彈其實有三枚。其中一枚在1945年8月9日的原爆發生之前就落在了長崎，可是未有引爆，隨後它便被日本官員交給蘇聯。如果蒂倫科的說法屬實，那麼這就意味著美國在1945年的夏天已有三枚原子彈。然而，在羅斯福總統於1945年4月12日去世的幾天後，曼哈頓計劃負責人羅伯特・奧本海默卻在提交的報告中指出，目前的濃縮鈾存量根本不足以產生臨界質量，進而製造原子彈。
英國的新聞報導亦指出納粹極可能在1944年試爆了原子彈。據1945年8月11日的倫敦《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已準備好面對德國在1944年8月向這個國家施展原子彈打擊的可能性。現在可以透露的是，關於這種炸彈的預期效果的細節已在一份高度機密的備忘錄中被披露，該備忘錄於那年夏天被交給了蘇格蘭場的負責人、省級部隊的警察長和國防部門的高級官員。”另一個奇怪的故事也登上了1944年10月14日的英國《每日郵報》，其標題是《柏林‘沉默’的六十鐘頭，沒有任何通訊》（Berlin Is ‘Silent’ 60 Hours, Still No Phones）。由斯德哥爾摩記者提交的這篇報導提到柏林的電話通訊無故癱瘓了三天：“對此沒有任何解釋，這次事故持續的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久。”報導最後寫道：“另外，可以負責任地認為如果癱瘓完全是轟炸造成的技術毀損所致，就像德國人事後宣稱的那樣，那照道理也不應該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原狀。”現代的讀者都會知道，這種癱瘓只可能是由與核爆有關的電磁脈衝引起的結果。
其它有趣的德國原子彈線索則以三份獨立的情報報告的形式呈現了出來。其一是1945年8月19日的美軍情報報告，題為《德國原子彈的調查、研究、發展以及實際應用》（Investigations, Research, Developments and Practical Use of the German Atomic Bomb），報告詳細介紹了一位名叫漢斯・金瑟（Hans Zinsser）的德國飛行員的經歷，他是一位火箭專家，那時他正駕駛著一架亨克爾轟炸機飛越德國北部。請注意，他的經歷與柏林發生通訊癱瘓的時間剛好吻合。據金瑟報告說：
“時間是1944年10月初，我剛從距離原子彈試爆場有約十二至十五英里遠的盧德維格斯盧斯特（Ludwigslust，位於呂貝克南方）起飛，突然我注意到整個天空都被強烈且刺眼的亮光劃破，持續了差不多兩秒。
清晰可見的壓力波逃出了因爆炸形成的雲層，在它變得容易看見的時候，該波的直徑大概有一米，雲層的顏色一直在變化...爆炸雲的顏色呈現出了一種近乎藍紫色的色調。紅色的輪圈在其中顯露，然後又飛快地變成看起來不是很乾淨的烏雲。我當下的位置也可以感受到燃燒的感覺...既像是有人在推又像是有人在拉...大約過了一小時後...這裡變得完全是烏雲密佈（此刻的海拔約在三千至四千米之間）。一團形似蘑菇的雲（海拔七千米左右）來勢洶洶地爆炸發生的地方升起，但看不見任何相連點。強烈的電氣干擾使無線電通訊徹底失靈，由於P-38戰鬥機正在維滕貝格－梅爾斯堡出沒，所以我不得不調頭飛往北方，在爆炸雲的底下倒有更好的視野。備註：我個人仍想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實驗要挑選在如此擁擠的地方進行。”
再來是義大利軍官路易吉・羅馬薩（Luigi Romersa）的報告，他自稱自己在1944年10月11－12日親臨了“分解炸彈”的試爆現場。羅馬薩獲得了德國高級指揮部的通行證，所以他可以參觀呂根島上的試爆場。羅馬薩本人是墨索里尼的特使，後者自從在希特勒向他提到他“擁有一種將使全世界大為吃驚的炸彈”後就一直想要瞭解更多信息。
按照羅馬薩的說法，他和其他人被告知“分解炸彈”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炸彈”並且“任何東西都擋不住它。”他們被送到距離實際試爆地點約有一英里的地堡，他還被警告小心放射性影響。“約莫在下午四點，一窩陰影從暮色中現身，朝著我們的地堡奔來，”羅馬薩回憶說。“他們是一群穿著奇怪‘潛水服’的士兵，他們一進來便迅速把門關上。‘一切都糟透了，’其中一人說道，然後他脫掉了防護服。我們最終也都得穿上渾白、粗糙的纖維大衣。我說不好這是用什麼材質製成，但我想可能是石棉。帽子上還有一塊Glimmerglas（雲母玻璃？）擋在眼前。”
在探查試爆現場後，羅馬薩說：“我在一小時前見到的那些房屋瓦舍現在全都消失無蹤，化為了微不足道的碎粒。我們越接近爆炸點，破壞程度就越可怕。草地的顏色已經變得宛如皮革，為數不多仍舊挺立的樹木已經幾乎沒剩下幾片樹葉。”
僅從他之後來到美國，並被授予很高級別的安全許可的這一事實，就可知羅馬薩此人的可信度。第三份報告來自1944年12月14日，但要等到1978年才被NSA解密，它的標題是《關於原子分裂炸彈的報告》（Reports on the Atom-splitting Bomb），據稱是日本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發回東京總部的報告被截獲並解碼後的結果。它寫道：
“這種炸彈的效果是革命性的，它將顛覆迄今為止的一切尋常戰爭規則。我向你們發送了一份檔案，裡面歸納了所有那些關於原子分裂炸彈的報告。事實上，德國陸軍早在1943年6月便在庫爾斯克東南方一百五十英里處對俄羅斯人實行了一種全新武器的試驗。雖然迎擊的是一整個俄軍第十九步兵團，但只耗費了區區幾枚炸彈（每枚最多也只有五公斤重），他們就被消滅得一個也不剩。接下來的內容是來自賢二中校（Kenji）的報告，他曾擔任過匈牙利隨員的顧問，並且...偶然在上述事件發生過後，在這個國家親睹了實際現場：‘炮彈爆炸（範圍內）的所有人和馬都被燒得焦黑，甚至連他們的彈藥都跟著引爆了。另外，同樣類型的戰爭彈藥也在克里米亞動用過。當時俄羅斯人指責那是毒氣，並抗議德國一旦再次使用，他們也會投入毒氣還以顏色。’英國當局在最近也警告國民要提防德國的原子分裂炸彈襲擊。美國當局同樣警告稱，美國東海岸很可能會變成某種導彈盲目攻擊的目標...”
這份日本報告對原子的分裂進行了非常準確的描述，它最後說道：“德國的原子分裂裝置就是紐曼分解器（Neuman disintegrator）。巨大的能量會被引導到原子的中心部分，產生每平方英寸數萬噸的原子壓力。該裝置可以分裂鈾等相對不穩定的原子，而且它會釋放爆炸性的原子能...換言之，這種炸彈的力量來源就是被釋放的原子能。”
日本報告中的一些內容顯然有誤，例如對裂變與聚變炸彈的混淆還有庫爾斯克進攻的日期，實際上是在1943年7月5日才發動。儘管存在這些錯誤，但顯然日本情報部門確信德國人在東線戰場動用了革命性的武器。
但如果納粹真的在東線戰場部署了戰術核武器或其它超級武器，那為什麼蘇聯人卻要對此三緘其口？法洛的看法是，納粹之所以動用這些武器，很可能是因為俄羅斯人在納粹的意識形態中被直接劃定為“非人類”。在二戰造成的五千萬人傷亡中有一半都發生在俄羅斯，這個國度甚至還遭遇過幾次大規模爆炸，比如摧毀塞瓦斯托波爾要塞的那次，它們從來都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據信，那座有一百英尺深的地下彈藥掩體是被古斯塔夫重型鐵道炮的幸運一擊擊毀，這副長達三十一又二分之一英寸的德國鐵路重炮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炮。
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從未承認過這些攻擊，無疑是顧忌陷入恐慌和疲戰的俄羅斯人會變成一盤散沙。在東線戰場使用超級武器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問題始終缺乏曝光。來自俄羅斯的準確戰地消息在戰爭期間一向難以取得，這在冷戰時更是如此。公開核武器或非常規武器的消息“將成為史達林政府的宣傳災難”，法洛指出。“面對在常規戰爭中具有優越戰術與作戰能力的敵人，紅軍已非得訴諸威脅處決逃兵來維持軍隊秩序和紀律，以防大規模臨陣脫逃。一旦大家知道共產俄羅斯的大敵居然擁有且使用了這等武器，可以想見俄羅斯人的士氣一定會土崩瓦解，使史達林在戰局中變得更為不利，甚至是導致他的政權被推翻。”
倘若納粹的確握有可實用的原子武器，那它們有沒有可能最終落入了美國手裡？現存的文件證明美國的秘密原子彈研究項目－曼哈頓計劃在1945年中的時候根本無法生產出足夠的濃縮鈾來製造原子彈。由於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僅僅試爆了一枚鈽彈，因此研究人員無不好奇美國是從哪裡弄來了在不到一個月後朝日本投下的鈾彈。有人猜測，其實美國投下的正是納粹的原子彈或利用納粹的濃縮鈾製成的原子彈。
在1945年7月16日的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試爆的三位一體原子彈是一枚鈽彈，那為什麼美國卻決定在1945年8月6日對日本一出手就派出小男孩（它是未經試爆核實的鈾彈）？“對於美國人為何無需對‘小男孩’先行測試的合理解釋是...美國完全不必多此一舉，因為它的德國設計者已經做過了，”法洛推測。德國作家埃德加・邁爾（Edgar Meyer）和托馬斯・梅納（Thomas Mehner）提出的證詞也支持這樣的看法，因為那位“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就相信，落在日本的那枚原子彈是“德國貨”。當然，在盛行已久的堅持德國在戰爭結束時都還造不出原子彈的盟軍傳奇面前，絲毫沒有商量這種觀點的餘地。
那麼納粹又是從哪裡獲得原子彈所需的濃縮鈾？一個可能的來源是曼弗雷德・馮・阿登納男爵（Baron Manfred von Ardenne）的地下實驗室，就建在柏林郊外的利希特費爾德（Lichterfelde），實驗室裡擺放了一台兩百萬伏特的靜電產生器和一台迴旋加速器。馮・阿登納跟弗里茨・豪特曼斯（Fritz Houtermans）在1941年就合力計算出了製造鈾-235所需要的臨界質量。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參觀過這座實驗室，當時他熱情討論了一種能夠扭轉德國處境的嶄新奇蹟武器。
有些研究人員認為，納粹對鈾彈的研發能夠保密得如此徹底，特別是因為這項研究並不直接隸屬於德國的軍工體系，而是以德國郵政局來掩人耳目。根據著有充分引經據典的《臨界質量：納粹德國是如何向美國的原子彈獻上濃縮鈾》（Critical Mass: How Nazi Germany Surrendered Enriched Uranium for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Bomb）的卡特・普利姆頓・海德里克（Carter Plymton Hydrick）：“所有阿登納統轄的設施...都是由同一個人贊助並持續提供資金，那個人就是帝國郵政部長兼帝國核子事務研究委員會成員的威廉・奧內佐格（Wilhelm Ohnesorge）。”
據報導，希特勒曾經說過，他的黨和軍方領導人總是擔心如何才能贏得戰爭，但是他的郵政部長卻為他捎來了致勝方案。
法洛解釋說，帝國郵政局“享有豐沛的財源，因而完全可以為（濃縮鈾）計劃提供ㄧ定量必要的資金，它無論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實實在在的‘黑預算’。”
另一個可能的來源是I.G・法本的設立在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營－奧斯威辛集中營附近的大型丁腈橡膠合成廠。選擇該地點是因為這裡靠近交通樞紐、鐵路與河流，再加上就在一旁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還能供應奴隸勞動力。這個地方被相中也是基於認定盟軍不會轟炸一座集中營的假定，這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然而，有幾件事實——卻在紐倫堡審判期間得到了確認——先是總共投入了在今天超過二十億美元的金錢；這座工廠的建造和運作更動輒了三十萬名奴隸勞工；它甚至還消耗了比柏林都還多的電力，可是結果它最後卻連一磅的丁腈橡膠或合成橡膠都沒有生產出來過。
既然如此，這座工廠到底在生產什麼？“該工廠具有濃縮鈾工廠的所有特徵，”海德里克指出，他補充說：“德國原子彈計劃的各個詳細部分都可以在高度保密下進行，考慮到鮑曼與奧內佐格的親密交情，甚至是對其他高階納粹份子也是如此；施密茨是I.G・法本的所有者、（魯道夫）赫斯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ueller）是蓋世太保頭子之一，負責監督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勞動力供應。”
有一種理論認為，某些納粹份子在戰爭末期已安排將濃縮鈾庫存都運輸到美國，以換取起訴豁免權。納粹的傳奇潛艇——U-234在這個運輸理論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U-234最初是被設計為水雷船，但它卻被改裝成貨船來深入敵方水域履行任務：將德國的最後一批貨物交給其盟友日本。它在1945年3月從基爾（Kiel）起航，上面最不尋常的貨物就是幾名德國高官，包括發明原子彈引信的海因茨・施利克博士（Dr. Heinz Schlicke）及兩名日本軍官——空軍上校上野宗司（Genzo Shosi）和海軍上校秀雄友永（Hideo Tomonaga）。這艘潛艇重達兩百四十公噸的貨物清單涵蓋兩架已拆卸的Me-262噴氣式戰鬥機、十條含有五百六十千克氧化鈾的金襯圓筒、裝“水”的木桶和紅外線引信。
1945年5月14日，即德國投降六天後，U-234遭到美國薩頓號航母（USS Sutton）攔截並俘虜。奇怪的是，該潛艇先前已多次被盟軍飛機發現，但它們卻都沒有開火。這只意味著這次遭遇與投降都是事先談妥的。現在，謎團開始了。是誰發出了這道向敵人投降的命令，又為什麼是對美國人？在抵達新罕布什爾州的朴茨茅斯後，潛艇上的一些貨物還突然不見了蹤影。
兩名日本軍官在獲知潛艇的船長計劃投降後便動手自我了斷，然後被隆重地安葬在大海。但最可疑的還是兩架Me-262還有氧化鈾都不見了。事實上，當美國海軍自行清點U-234的貨單時，只剩下了不到七十噸的貨物。
科羅拉多州的環境科學家維爾瑪・亨特博士（Dr. Velma Hunt）聲稱她發現這艘U型潛艇曾在緬因州的南波特蘭秘密停駐，那是在1945年5月14－17日的某個時間點，可疑的貨物應該就是在那時被卸下。那些鈾是否在後來被用去製造原子彈，是一個始終充滿爭議的謎。
庫克指出，金襯圓筒裡的鈾正在散發伽瑪輻射，這意味著通常無害的鈾氧化物已經通過可運作的核反應堆被進行了濃縮。“不過，正式地說，德國還沒有一座可以完成這樣任務的核反應堆，”庫克寫說。“（至少）不存在於施佩爾負責的範圍內。”
法洛進一步解釋說：“鈾是一種腐蝕性很強的金屬，如果與其它不穩定元素接觸就會很容易被污染，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是使用金襯圓筒。黃金的放射性屏蔽效果與鉛一樣好，但與鉛不同的是，它又是一種高純度且穩定的元素，所以在長期儲存或運輸高度濃縮鈾和純鈾，比如航運時，它會是首選。因此，U-234上的氧化鈾實際上是高度濃縮鈾，很可能是高濃縮的鈾-235，其已處在最後階段，也許距離武器等級或炸彈金屬化僅剩一步之遙（要是它已處於武器級純度的話）。”
使法洛的推論更顯可信的是一則關於U-234的德國船員的逸事。其中一些船員在看到日本軍官帶著標有“U-235”記號的貨物時都不禁覺得好笑，他們以為是這兩位日本客人把潛艇的號碼搞錯了。有些人相信這些標籤證明了鈾235的存在，這是自然界中唯一已知可以引起擴張核裂變反應的同位素——換句話說，這是鈾裂變原子彈會需要的元素。經過提取過程並提高其中鈾235比例的鈾叫被叫做濃縮鈾。
U-234上的無線電通訊員沃爾夫岡・赫希菲爾德（Wolfgang Hirschfeld）曾透露，該潛艇是“遵照最高級別的命令行動，直接來自元首總部。”他還在戰後吐露，船上的人員都認為日本在他們於1945年3月離開德國之前已經成功試爆了一枚原子彈。U-234最終在1947年11月落得了極不光彩的結局，當時它被被魚雷擊中，然後魂斷科德角。
海德里克發佈了從國家檔案館找到的文件的副本，裡面呈現了曼哈頓計劃與U-234的聯繫。其中一份文件是海軍作戰指揮官的秘密電報，指示三個人去接管潛艇的貨物。除了兩名海軍軍官外，還有陸軍工程兵團的約翰・萬斯少校（Major John E. Vance），曼哈頓計劃就是在該兵團轄下運作。
在萬斯拜訪過後幾天，貨物清單上的鈾便不再被海軍保管。另外，在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後，曼哈頓情報人員之間的電訊記錄表明，一個據稱是“萬斯”的人正在試驗一批擄獲來的鈾粉末。“突然有另一個‘萬斯’正在耍弄鈾粉末——況且還是‘擄獲’來的鈾粉末——這也未免太巧了，”海德里克說。
但是，作家亨利・史蒂文斯（Henry Stevens）卻發現了更為讓人不安的掩飾跡象。在收到國家檔案館的一份否認U-234有載運任何裝有核裂變材料的容器的聲明後，史蒂文斯立刻回想起這艘潛艇曾向薩頓號投降，於是他寫信給華盛頓海軍造船廠的海軍歷史中心（Naval Historical Center），請求提供U-234的貨物清單。付出了五美元的縮微膠卷費，史蒂文斯收到的竟只是一份與國家檔案館幾乎相同的清單，頂多差在裡面列出了氧化鈾筒。清單中的這種差異，只能以肯定是有人篡改了文件來解釋。
曼哈頓科學家正在研究的鈽彈需要在三千分之一秒內達到臨界質量，這遠遠超乎那時可用的引信能負荷的程度。根據法洛的說法，有證據支持或不可缺的引信其實是從U-234的乘客施利克博士那裡取得的。來自海軍作戰部長的密訊已指示朴茨茅斯當局，待U-234投降被俘，海軍軍官要火速將施利克博士和他的引信帶往華盛頓。一旦抵達那裡，博士就要向“阿爾瓦雷茨先生”講解他的引信，這裡指的顯然是路易斯・阿爾瓦雷茨博士（Dr. Luis Walter Alvarez），一直以來他都被認為是替鈽彈解決引信難題的功臣。阿瓦爾雷茨和他的學生勞倫斯・約翰遜（Lawrence Johnson）因為發明了用於三位一體試爆與長崎原爆的球形內爆所需的電橋式電雷管（exploding-bridgewire detonators）而享有盛名。
1945年3月3日，羅斯福總統收到了來自南卡羅萊納州民主黨參議員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的一份不祥備忘錄，他是羅斯福長久以來的知己。這份“總統備忘錄”直言：“據我所知，曼哈頓計劃已經投入接近二十億美元，但仍無明確的成果保證...相比起承認失敗，即便是優秀的科學家也寧願繼續力拼到底。”後來出任國務卿與最高法院法官的伯恩斯此時表達了許多人的擔憂，那就是原子彈計劃並不樂觀，甚至可能會被證明是徒勞無功。伯恩斯可能也讀過了1944年12月28日的一封信，洛斯阿拉莫斯的首席冶金學家埃里克・傑特（Eric Jette）在信中對恐怕缺乏足夠的鈾來製造原子彈表示了保留態度。他寫道：“過去三個月（對武器級鈾）的裝運研究說明...依照目前的速度，我們將在2月7日之前獲得十公斤，5月1日之前獲得十五公斤。”據海德里克指出，在洛斯阿拉莫斯，即濃縮鈾被製成原子彈原料的地方任職的冶金學家愛德華・哈梅爾（Edward Hammel）更坦言，在直到原子彈落在廣島的不到一個月前，他們手上的濃縮鈾存量都仍然屈指可數。
朝廣島落下的小男孩本身攜帶了六十四點十五公斤的濃縮鈾，幾乎是自1944年中以來田納西州橡樹嶺的濃縮鈾設施全天候運轉才能產出的量。濃縮鈾之所以如此稀缺的一個解釋是，這種可裂變材料有部分被恩里科・費米在華盛頓漢福德的反應堆拿出生產鈽了。
面對必須在進攻日本本土之前製造出原子彈，曼哈頓計劃的負責人們的壓力鐵定是如排山倒海。如果潛艇上的貨物確實包括了鈾-235和施利克博士的引信，那麼這就為美國解決了曼哈頓計劃面臨的兩個燃眉之急——缺乏足夠數量的鈾與引信。美國的原子彈製造者現在可以大大鬆一口氣，曼哈頓計劃的兩個難題都在U-234投降後迎刃而解。“事實上，U-234抵達美國時帶來了五百六十公斤的鈾，這堆鈾已經過濃縮，並被繼續用於之後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彈，除了那些執迷不悟的人，這幾乎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海德里克總結說。雖然U-234的投降究竟是出於偶然被俘還是有預謀的德國－美國技術轉移尚有爭議，不過證據卻強烈指向後者。
從U-234上獲得的額外鈾庫存將能供應曼哈頓計劃想都不敢想的量，相當於八枚廣島原子彈。這也說明德國的核計劃要比傳統歷史學家所認為的先進得多。在1945年7月下旬，原子彈的部件——或許還有額外的德國鈾彈——在從加州秘密且匆忙地出行後，都已經被印第安納波利斯號（USS Indianapolis）運往了太平洋的天寧島。運送完這批致命的貨物，這艘波特蘭級的重型巡洋艦遭受了美國海軍史上最慘重的單次海上戰損，它被徘徊在菲律賓的一艘日本潛艇擊沉，成為最後一艘沉沒在二戰的美國軍艦。
法洛懷疑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可能載運了遠遠不止是美國原子彈的東西——除了鈾和引信之外，它也許還送來了德國原子彈。他的猜測得到了史蒂文斯的支持，後者寫道：“還未實用的德國原子彈在1945年5月歐洲戰爭結束後就落入美國手中，那是新墨西哥州的‘第一次’原子武器試爆的兩個月之前。這對美國人來說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他們所需要做的只是給原子彈裝上新的尾鰭，再重新粉刷，接下來朝日本扔去。當然，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美國科學家都獲得了褒揚。”
可是，要是納粹已然搞出了可用的原子彈，那為何它沒有被拿來對付日益逼近的盟軍呢？一個解答似乎是由於缺少可靠的發射系統。納粹的V-3炮是一種長達一百五十毫米的光滑槍砲，又被稱作蜈蚣，它原本被設計來是要向倫敦發射大鰭尾炮彈以及它的多級A-10火箭，但它在這裡也派不上用場。韋特科夫斯基曾對約瑟夫・甘迺迪中尉（Joseph Kennedy）的危險飛行表示過懷疑，他是後來那位總統的哥哥，他那回起飛可能就是為了死裡嘗試摧毀法國米摩耶克斯堡（Mimoyecques）的V-3陣地。至於大型六引擎轟炸機的所在地，挪威巨型機場也還沒有完工。
史蒂文斯對此深表認同，他確信第三帝國製造了一枚原子彈。“德國人確實製造了原子彈，”他強調說。“他們不但製造原子彈，還弄出了鈾以及其它迄今仍被保密的原子武器。在第三帝國已行將就木的那段時間，德國人真正無法做到的是替這些核武器找到適合的輸送系統。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從失誤、背叛到無能皆有。”
納粹領導人肯定想得到，若真的動用了核武器，那麼德國ㄧ定會迎來被徹底毀滅的結局。就算倫敦或紐約在1945年的春天遭到消滅也已經無法對戰局產生實質性影響，而盟軍的報復將是不可想像的。此外，納粹的高階份子，例如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在戰爭結束時已經成為德國第二有權勢的人，他當然意識得到戰爭的失敗，並且積極渴求利用先進技術來作為與西方盟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海德里克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可能性，那就是U-234是故意被鮑曼下令去向美國投降好換取豁免，並使納粹的研究得已延續。儘管有人批評海德里克對原子彈及其雷管的技術描述有誤，但他梳理的有關核技術如何被從德國轉移到美國的大量文件卻讓人信服。海德里克的說法得到了法洛的贊同，他寫道：“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情況就是（額外的鈾與原子彈）都來源於納粹德國，由納粹黨部領導鮑曼和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Hans Kammler）一手主導。”
但法洛對於納粹為何沒有使用原子彈卻提出了更可怕的猜想。考慮到納粹對量子物理學和能量操縱的研究，法洛推測他們的原子彈其實是“正在被開發成某種更具破壞性的東西的引爆裝置”。因為戰後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散落的納粹超級科學計劃得已重構，所以問題來了，“他們的先進技術到底發展到了什麼地步？”這是一個從來沒有公開答案的懸問。
然而，這個懸問的答案卻可以通過研究德國高科技武器項目的負責人，漢斯・卡姆勒工程博士來找到。
卡姆勒這個名字在今天已幾乎被世人遺忘，但他卻可能在發展和隱瞞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科技秘密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卡姆勒鑽研火箭與能量操縱並不是出於什麼更崇高的目的，他所想的僅僅是為了尋找新的武器。
卡姆勒出生在1901年，他在一所技術大學獲得工程學學位後便開始為德國空軍部工作。再加入黨衛軍後，他負責管理黨衛軍的財務與建設直到1942年，他晉升黨衛軍的經濟和行政中心辦公室（Wirtschafts und Verwaltungshauptamt，WVHA）的C部門（Group C）負責人，該中心辦公室是黑衫軍團的五個關鍵分支之一，這個分支統籌了所有經濟企業以及集中與滅絕營。卡姆勒從1943年開始掌控所有“特殊任務”，其中包括“卡姆勒特別建設”——這是要建造秘密地下設施與新異武器的計劃。他的官方頭銜是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或中將，他一直經營著第三帝國在戰爭期間最寶貴的秘密。
在1943年中旬，黨衛軍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向軍備部長施佩爾寫了一封信。“我得向您告知，我身為黨衛軍全國領袖...將特此負責A-4儀器的製造，”這封信寫道。A-4火箭是希特勒後來對V-2火箭的稱呼。希姆萊接著讓卡姆勒負責該項目，它可說是德國最秘密的高階武器系統之一。由於不斷面臨盟軍空襲的侵擾，卡姆勒在1944年底已經把武器研究轉移到了地下工廠和特別集中營。
“因此——就在戰爭結束的幾個星期以前——他已經成為一切重要武器的總管，”施佩爾寫說，他還哀嘆希姆萊的黨衛軍已逐漸完全控制了德國的武器、生產與研究。
為了履行他的新職責，卡姆勒創建了黨衛軍特別指揮部（SS Sonderkommando），其不受尋常的德國軍方和官僚機構干涉。“卡姆勒建立的‘特別計劃辦公室’，簡直就是美國空軍的那些年輕有為的上校在20世紀70－80年代搞出來的隱秘計劃的先驅，”庫克指出說。這個部門是“一個富滿遠見的地方，在這裡想像力可以自由發揮，不受任何問責限制。說實話，正是這樣的地方才能使發現反重力技術這亦看似不可能的成就化為可能。”
卡姆勒還運用了美國的科幻小說夢寐以求的計算機技術。“卡姆勒博士可以利用康拉德・楚澤博士（Dr. Konrad Zuse）優越的知識與他開發的硬體跟軟體，”史蒂文斯寫道。“雖說有我們耳熟能詳的計算機工業和那些‘歷史’，但最早的數字計算機和第一款可編程語言Plankaikuel都是楚澤博士在1938年的成果。他在開發磁帶作為計算機存儲媒介這方面亦有重要貢獻。等到1944年，德國人已在使用楚澤設計的Z-3計算機來為佩內明德和北豪森的V-2火箭繪製彈道。”史蒂文斯花了超過十五年的時間研究第三帝國最神秘的技術，比如飛碟，他寫道：“一套全新的研究、生產指揮還有控制結構已在戰爭步入尾聲時樹立，它淡化或取代了我們通常認為在把持第三帝國的那些人物，舉例來說，像是赫爾曼・戈林和阿爾伯特・施佩爾。”卡姆勒和他的特別指揮部掌握了帝國的最先進科技儲存庫，這遠不止有飛碟跟火箭而已。
但V-2火箭項目才是卡姆勒直接關切的對象。卡姆勒和沃納・馮・布朗及其上司空軍少將沃爾特・多恩伯格（Walter Dornberger）緊密合作。自1940年以來就是黨衛軍成員的馮・布朗擁有黨衛軍突擊大隊領袖，或者說是少校的身份。
對V-2火箭的進展深感震驚的英國轟炸機司令部在1943年8月16－17日派遣了五百九十七架轟炸機連夜轟炸，目標是佩內明德——它是建立在靠近德國與波蘭邊界、奧得河河口上的一座小島的德國最高機密的火箭設施。由於導航的“婁子”，佩內明德的大部份地下與偽裝部分都沒怎麼損壞。布萊恩・福特描述了結果：“即使如此，島上仍有八百人遇害...經過此事，人們意識到最好將一些設施分散在全德國；因此理論開拓設施搬到了加爾米施－帕滕基興，研發設施去北豪森和布萊歇羅德，主要的風洞與輔助設備被調往科黑爾，那是慕尼黑以南約二十四英里處。它隨後被起名為實驗水廠計劃（Wasserbau Versuchsanstalt Kochelsee）——說得上是那時最了不起的長程火箭研發中心。”
合著《黑月：阿波羅計劃與告密者》（Dark Moon: Apollo and the Whistleblowers）的瑪麗・班尼特（Mary Bennett）和大衛・珀西（David S. Percy）推測英國對佩內明德的空襲並沒有摧毀V型火箭據點，只不過是迫使它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以保全火箭計劃。他們展示了由於襲擊目標設定錯誤，空襲打中的是北半島，但不是主要設施所在地。兩位作者還指出，在因空襲死亡的八百人中，大約有一半都是集中營的俄羅斯勞工，另一半是技術人員與其家眷。這次空襲結束後，無可取代的赫爾曼・奧伯特（Hermann Oberth）便被移駕到鄰近維滕貝格的安全的賴因斯多夫（Reinsdorf）繼續他的工作。
“最高級別的指示似乎都是針對人員，而且肯定不是V-2火箭的生產設施。十分明顯，這些火箭、計劃與零件都沒有受到影響，”他們說道。似乎是有位高權重的人希望能在戰後奪得這些納粹科技。
尼克・庫克也察覺到了這些驚人的科技與神秘的漢斯・卡姆勒之間的關係。“透過卡姆勒的蹤跡，有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絕望的納粹為了贏得戰爭，已不惜試遍了各種世界各國從未設想過的科學形式，”他寫道。“就在這個思想熔爐的某個地方，一項新技術誕生了；它已被掩蓋了超過一個半世紀。”
有關這項革命性技術的一個線索牽涉了被俘虜的物理學家沃爾特・格拉赫（Walter Gerlach），他是在戰後被帶往美國的科學家之一。格拉赫參與過德國的原子彈研究，但他的背景顯露了更為深奧的知識。
格拉赫在1921年獲得諾貝爾獎，不是因為核研究，而是磁性自旋極化（magnetic spin polarization），也就是與磁場原子中的電子動量打交道。這種研究幾乎與原子彈沒有任何關係，但卻與能量操縱牽扯甚深，包括反重力。
格拉赫的學生希爾根貝格（O. C. Hilgenberg）在1931年發表了一篇名為《關於旋轉介質中的重力、漩渦和波》（About Gravitation, Vortices and Waves in Rotating Media）的論文，它展示了格拉赫研究的重點。“可是，格拉赫在戰爭結束後，他去世於1979年，卻再也沒有回到這些主題，也幾乎不曾再提過它們；簡直就像是他被禁止這麼做，”庫克說。有意思的是，格拉赫的戰時研究日記被美國當局沒收，時值今日仍列為機密。
庫克和波蘭軍事記者韋特科夫斯基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合作追蹤卡姆勒和他的絕密納粹能源研究，一路來到靠近捷克斯洛伐克邊界的下西里西亞的華沙以西二十一英里處的溫塞斯勞斯礦山（Wenzeslaus Mine）。這座礦山坐落在路德維科維奇－克洛茨基（Ludwikowice Klodzkie），原名路德維奇多爾夫（Ludwigsdorf）。這個地方非常安全，因為它位在德國境外，但仍屬於大第三帝國的疆土。此外，卡姆勒會講捷克語。
在他們的旅程中，韋特科夫斯基透露他獲得了一份原屬機密的蘇聯文件，裡面詳細記錄了魯道夫・舒斯特（Rudolf Schuster）在戰後的審訊，他曾經是納粹版的國土安全部－帝國國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的一員。舒斯特聲稱他在1944年6月奉命轉到一個特別疏散司令部，名叫1945年總體計劃（General Plan 1945），是馬丁・鮑曼成立來撤離帝國的寶貴科學與技術。舒斯特雖然不了解該計劃的總體議程，但這些疏散行動大多選擇在溫塞斯勞斯礦山地區。
舒斯特的證詞加上其它信息，在在都使庫克不由得相信鮑曼的疏散計劃正是納粹最大的秘密之一。“從來沒有任何有關特別疏散司令部存在的官方資料，”他寫說。恰是這場未被承認的疏散行動拯救了帝國最珍貴的科技。一抵達礦區，庫克和韋特科夫斯基就發現了黨衛軍的秘密實驗與生產設施的遺留物，甚至還包括一個巨大的早期超導體材料。
溫塞斯勞斯礦山在1931年遭遇了那樁令波蘭政府倒台並被接管的譁變。隨著波蘭被佔領，礦山也被納粹重新修復成一座龐大的科學中心。“這整個區域的中心位於主礦井，它被證明是一個深谷的內側，只能藉由兩個‘山口’進入，”韋特科夫斯基指出。“由於還可以看見其中殘留的瞭望塔，很明顯這整個地區都曾經受到嚴密保護，而且這些配置使得山谷被與外界完全隔絕了。”這座有大約三百碼的山谷被鐵路一分為二，並佈置著各種建築、混凝土與守衛站，許多還都被泥土和樹木掩蓋，充當偽裝。該遺址在今日已幾乎是廢墟，到處都長滿了樹木跟植被。
庫克認為，“德國人費了很大的勁來確保這個地方看起來跟上個世紀的採礦活動剛開始時一模一樣，這清楚說明這裡在戰時曾上演著深奧的秘密...幾乎所有關於溫塞斯勞斯礦山的信息都來自（黨衛軍將軍）斯波倫伯格（Jakob Sporrenberg，他被任命去指揮1945年總體計劃的疏散司令部的‘北方路線’）。黨衛軍負責監督，奴隸勞工辛勤勞動，三環的檢查站和全副武裝的守衛把這裡與外界分隔了開來。”斯波倫伯格的證詞與宣誓書是對於發生在礦山的奇怪實驗的唯一記述，這是他在戰後的波蘭受審時供出的。之後他被判有戰爭罪，遭到處決。
在戰爭到了最後關頭，大部份的當地人都被向西撤離。有很多難民在逃離俄羅斯人的過程中戰死，或是被那有史以來最冷的其中一次寒冬凍死。今天生活在當地的大多數人都是新住民，他們都不知道戰爭期間的礦山發生過什麼。
中央礦井一直向下延伸到原始礦井，還有德國人開挖的其它地下設施迷宮。但最吸引庫克和韋特科夫斯基注意的是一個巨大的圓形混凝土結構。綠色的迷彩塗料仍可以在它的邊緣身上看見。這個圓形結構是由十二根厚柱構成，它們支撐著直徑約九十英尺的十二邊形鋼筋混凝土圓環。
起初，韋特科夫斯基認為這可能是冷卻塔的遺骸。但他在看到了1934年拍攝的顯示出該地區不同位置的冷卻塔的照片後，他便放棄了這個想法。接下來他又懷疑這個結構應該是“捕繩草”，也就是類似測試直升機和其它懸停飛機的場所。不過，這個答案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他們發現有一條含有厚實電纜的混凝土管道一路通向發電站。明白高壓電絕不能用於可能產生易燃氣體的礦井——韋科特夫斯基和庫克現在可以斷定這個結構與採礦毫無瓜葛，但肯定與黨衛軍軍官斯波倫伯格向他的審問者供出的奇怪實驗有關。
這些實驗的主角是一個鐘形的物體——它的代號恰如其分地就叫做鐘（Die Glocke）——並被安置在地底下數百英尺的混凝土空間內。根據韋特科夫斯基與庫克的研究，鐘是由堅硬的重金屬製成的圓筒形物體，頂部還有蓋圓形的蓋子勾住或夾在上面。厚實的電纜會將來自外部的大量電力輸入內室。鐘的內部是一個類似熱水瓶的管子，它被用鉛包裹，並浸泡在金屬液體中。鐘本身在操作過程中會被陶瓷材料覆蓋，顯然是為了達到絕緣效果。在它的內部，兩個裝滿水銀與紫羅蘭色物質的反向旋轉氣缸會釋放旋轉能量，產生奇怪的ㄍ磷光藍光跟嗡嗡聲響，這讓操作者又為它取了一個暱稱叫做蜂窩。
基於磷光的出現以及操作者據報告會產生神經系統癱瘓、頭痛和渾身金屬味的痛苦，韋特科夫斯基判斷鐘的操作涉及了碘化輻射與非常強烈的能量磁場。科學家在進行鐘的實驗時曾嘗試將各種植物和動物放到能量場內。“在1944年11－12月的初步實驗期間，幾乎所有實驗樣本都被摧毀了，”庫克指出。“組織內會直接形成結晶物質，使它們被從自身內部毀滅；包括血液在內的液體則會凝結並分離成明顯的蒸餾狀態。”
關於鐘到底是什麼的信息可謂寥寥無幾。然而，它卻在第三帝國被賦予了最高——也許還是最獨特的機密等級。一些被俘獲的文件顯示，與鐘有關的實驗似乎是在研究某種決定戰爭的武器（Kriegsentscheidend）。包括V型火箭在內的大部份絕密德國武器都被歸類為決定戰爭一類，代表對戰爭的走向極為重要。
造成鐘的消息得之不易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參與該項目的科學家都已不在。“黨衛軍在1945年4月28日－5月4日這段期間將他們通通槍殺了，”韋特科夫斯基解釋說。“記錄顯示那裡有六十二人，其中很多是德國人。沒有任何倖存者，這一點都不讓人感到奇怪...很顯然，有人用盡心力清理了一切。”這真是一場噩夢——納粹正在玩弄宇宙這棟大廈的基石。但實情還更為糟糕。
若要深入瞭解鐘的目的，就必須先簡略地一瞥尖端科學與量子物理學的神奇世界。雖然關於能量操縱的討論和文章——無論是冷核聚變、反重力還是自由能源——令人洩氣地在美國基本上都仍是科幻小說的題材，但其實有許多可靠的作家都曾探討過這個主題。
在他出版於2003年的著作《贏得冷戰：後9/11世界的先進武器、戰略與概念》（Winning the War: Advanced Weapons, Strategies, and Concepts for the Post-9/11 World）中，約翰・亞歷山大上校（Colonel John B. Alexander）指出說：“超導體量子力學與重力之間的潛在聯繫已被近期的量子重力研究推論出來。操縱重力的另一個方法則涉及發揮量子真空ZPE場（真空場中的零點能）。其中一種操控ZPE的實驗需要利用超高強度的激光照射磁化真空。如若其中有任何一者取得成功，那這將會徹底顛覆地球的能源問題以及使太空旅行成為可能，從而改變我們與宇宙的關係。”
從我們周圍的環境獲取控制權——還有力量——的想法並不新鮮。美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湯森・布朗（Thomas Townsend Brown）就提出過這樣的設想，他在20世紀20年代依照自己的理解，亦即當電容容器被一百千伏或更高的伏特充分通電時，帶電電容會朝向正極移動來進行了反重力實驗。布朗認為，所有的物質就本質上都是一種“電氣條件”。“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宇宙的具體模樣只不過是能量的集合，它本身乃是非常無形的。”
布朗的見解與美國電氣工程師尼古拉・特斯拉的理論不謀而合，後者在1888年發現了可以產生交流電（AC）傳輸的旋轉磁場。特斯拉預見到，只要通過簡單地利用地球的自然磁場能量，就可以獲得取之不盡又用之不竭的自由能源。
早在旋轉磁場的概念開始在科學界普及之前，特斯拉就在1908年聲稱：
“每個可測量的原子都不同於纖細的流體，其僅僅通過旋轉運動即可填充所有空間，宛如平靜湖泊中的一股水渦。透過攪起此種流體，以太就會開始變得物質化。它的運動會漸漸平息，主要的物質將恢復原狀（靜止）。
如此一來，人類似乎可以利用媒介的能量與合適的介質來啟動跟停止以太旋風，使物質成形又消失。在他的指揮下，他幾乎無需費一點功夫，舊的世界就會消散，新的世界也要誕生。他可以改變這顆星球的大小、控制它的季節、調整它與太陽的距離、引導它照著他的意願踏上前往宇宙深處的永恆旅程。他可以讓不同的行星彼此碰撞，進而孕育出（屬於）他的恆星與星辰、他的熱量與光，他亦可以用無限種方式創造生命。隨意掌控物質的形成與消滅將會是人類最偉大的創舉，這將使他變成物理創造的主人，令他得以改寫自己的終極命運。”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零星反重力刊物報導又進一步支持了納粹的反重力或其它超級科技被轉手給盟軍的說法。自那以後，後來與能量操縱有關的新聞全都被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制查禁。瑞士航空期刊《世界航空評論》（Interavia Aerospace Review）在1956年刊登了一篇題為〈邁向沒有壓力或拉力...甚至是重力的飛行〉（Towards Flight Without Stress or Strain . . . or Weight）的文章。這篇文章載有華盛頓特區的日期欄，它寫道：“電子重力的研究，追尋它的來源與控制方法，已經來到了一個將對全人類產生深遠影響的階段。或許最驚人也最直接的影響便是飛機、導彈和各種形式的自由空間飛行活動。”這篇文章補充說：“世界上每個主要國家都有立案研究重力，有的已經持續超過三十年。”它還提到，除了理論研究之外，對“處於超冷凍和噴射電子流的超導體狀態的物質，特殊磁場效應（以及）原子殼的電力力學的研究”也已經進入實證階段。這篇文章還指出，藉由“激活”它們，這項研究所使用的一些材料的重量被減輕了足有30%。但是，它也對即將發生的情形有所預感：“對此處的‘激活’究竟是何意，還有這項研究是在哪一個國家進行都出於安全理由無法公佈。”
太平洋國家實驗室（Pacific National Laboratory）的研究人員在20世紀80年代末證明了超導體可以產生反重力效應，他們用液氮冷卻一個陶瓷超導體，並使圓形磁鐵懸浮在半空中。
根據《世界航空評論》的文章，一些參與這項前沿研究的公司包括了李爾公司（Lear, Inc.）、格倫・L・馬丁公司（Glenn L. Martin Company）、斯佩里－蘭德公司（Sperry-Rand Corporation）、貝爾飛機公司（Bell Aircraft）、克拉克電子實驗室（Clarke Electronics Laboratories）和通用電氣公司（U.S.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這些公司的名字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庫克在他2001年的《零點能》（Zero Point energy）裡引用了另一本1956年的雜誌的文章，文裡提到勞倫斯・貝爾（Lawrence D. Bel）、喬治・特林布爾（George S. Trimble）、威廉・李爾（William P. Lear）這些航空專家都正在投入“核燃料與抵消重力設備”的研究。這篇文章出自一本匿名出版物，文章的標題是《G-引擎就在不遠的將來！》（The G-Engines Are Coming!），讓人可以約略瞥見那項令人難以置信的新技術。
“飛船內的所有物質均會受到船體本身的重力影響，”李爾被引述說。“這麼一來，不管你加速或改變航向的速度有多快，你的身體都不會感受到脫離地面的巨大速度與加速度。”
對於能量操縱的公開討論在20世紀60－70年代已幾乎遭到封閉，被斥為純屬妄想或陰謀論。不過，顯而易見的是，這方面的研究仍在政府和軍方內秘密進行。這些是否都應該歸功於來自納粹的超級科學？
前紐西蘭商業飛行員、理論家兼宣揚全球能量網絡存在的布魯斯・卡西（Bruce L. Cathie）曾在1971年寫道：“我知道，（我提出的全球能量網絡）系統在某個環節包含了（愛因斯坦的）統一場真相的線索，他相信這個場貫穿於萬物。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這個線索早就被在我之前的那些科學家發現了...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對該理論蘊含的數學概念的實際應用進行全面研究。”卡西還推測：
“唯一能夠穿梭遙遠太空的方法就是利用操縱或改變空間結構本身的手段；改變時空的幾何矩陣，正是這矩陣使我們產生了形式與距離的幻覺
...其實距離也是幻覺。時間是令空間持續抱持分離的唯一方法。假如可以在無限短的時間或是‘零時間’內從太空中的這一頭移動到另一頭，那麼根據我們意識的理解，這兩頭將會形成同時存在的狀態。透過加快幾何時間，我們可以讓遙遠的遠方化為咫尺之內。這就是UFO的秘密——它們靠著改變周圍的時空維度，並在時空中重新定位來旅行。”
美國政府試驗這種技術的其中一個線索發生在1980年12月，當時貝蒂・卡什（Betty Cash）、維基・蘭德勒姆（Vickie Landrum）和他七歲的孫子科比（Colby）在德州霍夫曼小鎮附近目擊了一個巨大、發光的菱形物體在空中盤旋。三個人堅稱那個軍方的CH-47直升機就在那個物體身旁如影隨形，該地區的其他目擊者也可以佐證。幾天後，這三個人都經歷了痛苦的發腫、皮膚水皰、頭痛、噁心、脫髮跟所有強烈的電磁輻射症狀。這三名受害者在1985年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出兩千萬美元求償，但他們的訴訟在第二年被駁回，理由是政府否認擁有任何此類的飛行器。
另一個較為小眾的非凡能量操縱示例來自20世紀70年代偶然發現單原子（monatomic）元素的鳳凰城棉農大衛・哈德森（David Hudson）。他的發現後來衍生了幾篇探討原子結構、原子核變形與電磁學的奧祕的論文。哈德森本人還靠著他的“軌道重排單原子元素”（Orbitally Rearranged Monatomic Elements，ORME）獲得了十一項全球專利。
哈德森發現這種單原子物質的原子核能夠以一種極不尋常的方式作用。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會開始旋轉並創造出奇怪的變形形狀。怪的是，當這些原子核旋轉時，它們又會自行發生碎裂。
舉例來說，元素銠-103中的原子核就以二比一的比例發生變形，這使得它的長度變成了寬度的兩倍，並進入高速自旋狀態。當所有電子都處於原子核控制的時候，原子核便會達到“向上”或高自旋態。一旦形成了一種交互關係，電子會漸漸變成白光，個別原子則分崩離析，產生出白色的單原子粉末。
經過熱重分析，結果發現當它被化約成這種白色粉末時，哈德森的單原子物質樣本失去了44%的原始重量。通過加熱或冷卻，它還會再增加或減輕重量。“經過反覆退火，我們可以讓這種材料的重量變得小於它在秤上時的重量，”哈德森說：“...或者我們可以使它的重量變成其初始重量的三百－四百倍，這取決於我們是要加熱還是冷卻它...如果你把白色粉末放在石英缸上，然後加熱到可與石英融合的程度，它就會變為黑色並恢復全部重量。這根本說不通，不可能，不應該會發生這種事。但真的就是如此。”
據英國作家勞倫斯・加德納（Laurence Gardner）指出：“哈德森之後被要求將粉末變回一塊金屬來扭轉這個過程。這幾乎是要要求某人從一匙蘋果醬變回蘋果——根本是天方夜譚！早期的實驗造成了一些災難性的後果...到了1995年底，困難已經被克服，那顆比喻中的蘋果真的可以從蘋果醬恢復原貌。從這一點來看，毫無疑問的是利用非黃金的金屬物品製造黃金是絕對可能的（就像古老的冶金學傳說所言）。從一塊被認定為鐵、硅和鋁的樣品開始，就可以弄出一塊純金。歷經數個世紀的實驗、試錯、挫折與失敗，遠古的賢者之石終於被重新發現了。”
加德納透過豐富的材料將白金粉末與煉金術士、傳說中的聖殿騎士團、所羅門王的寶藏、以色列人的嗎哪、摩西以及古埃及聯繫了起來。這些聯繫的重要性將會在下一章浮現。
等到20世紀90年代初，尼爾斯・波爾研究所（Niels Bohr Institute）、阿貢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和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ies）發表的科學論文皆證實了這些高自旋單原子元素的存在，還有它們作為超導體的能力。
哈德森還會見了德州奧斯丁的先進學術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主任哈羅德・普索夫博士（Dr. Hal Puthoff）。普索夫對零點能和作為零點波動力的重力有著無人能及的研究。他與其他科學家推測，只要能夠充分利用，光是一只空咖啡杯中的原子空間就可以釋放出足以把地球上的海洋煮沸的能量。
普索夫更推測，在兩個維度上作用會導致物質失去44%的重力，這與哈德森發現的減重效果完全相同。當哈德森的元素被證明在加熱時可以實現小於零的重力吸引，普索夫於是得出結論，那些粉末其實是能夠彎曲時間與空間的“奇異物質”（exotic matter）。這種材料具有反重力特性，這從秤量它的秤居然比沒放東西的時候還輕即可見一斑。這代表這個物質將它的反重力特性傳導給了秤。
哈德森更透過超導體看見了永續能量存在的證據。“你實際上是以施加電磁場來啟動超導體，”他說。“它會藉由在內部匯聚光來響應，並且在周圍產生一個更大的邁斯納場（沃爾特・邁斯納〔Walter Meissner〕在1933年發現超導體內流動的光會產生一個不包括外部磁場的電磁場能量）。你可以把你的磁鐵放下，然後就這麼一走了之。一百年後再回來，它仍舊會和你離開時一樣完好如初。它的速度永遠不會減慢。這裡不會再有任何阻力；它是永恆的運動，將永無止盡持續下去。”
這項新技術牽涉了對基本能量的操縱與控制。有些科學家相信，在原子和亞原子水平上實現這種控制將可以帶來超乎新的推進技術更多的回報。它會正式打開反重力、無限的自由能源、治療愛滋病與癌症等疾病、終結衰老、超光速甚至是跨維度跟時間旅行的大門。
既然科學家已經確信重力和時間能量相互關聯的不同側面，那麼鐘也極有可能曾被用於時間旅行實驗。這種可能性不是像它聽上去的那般天馬行空，因為有很多聲名顯赫的科學家和作家都曾認真考慮過時間旅行的可能性。
康奈爾大學的行星研究實驗室（Laboratory for Planetary Studies）主任、天文學家兼普利茲獎得主卡爾・薩根（Carl Sagan）在他於1996年去世之前曾被人問起時間旅行，他的回答是這樣的：
“現在的我們正身處在一個經典、奇妙的科學時刻，而我們都不知道，辯論的雙方到底爭執的是什麼，真正利害攸關的是非常神秘且深刻的事物。
如果我們能夠回到過去，那肯定是令人瞠目結舌的創舉。首先，歷史將會成為一門實驗科學，顯然在今天它尚不是。我們一向對自身過往、自然以及起源的見解恐怕會令人感到眼花繚亂。另一方面，我們將面臨因干涉所產生的因果關係上的深刻悖論。我不知道這到底可不可能，但它肯定值得探索。”
珍妮・蘭德爾斯（Jenny Randles）是一位推崇科學的英國作家，她在2005年的《打破時間之牆》（Breaking the Time Bar-rier）一書中介紹了近來引人矚目的例子，說明了時間旅行的可能性。她指出：“至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場圍繞建造時光機的競賽就一直如火如荼地在進行。”在討論了時空中的“蟲洞”與其它可能的時間旅行方式後，她說：“...依照我們的物理學認識——如果你移動得比光速更快，那你就可以超越光正好在傳播的事件流。由於是這些事件的發生才形成了我們所說的時間，所以通過比光速更快的速度，你便可以穿越時間。超光速的宇宙飛船實際上就可以兼差當時光機了。”在今日已有不止一位科學家聲稱自己打破了光速屏障，但都缺乏官方認可。
納粹的時間旅行，這個可怕的想法聽起來十分荒謬，但科學就是科學，鐘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
也難怪某些有權有勢的人要不惜一切攫取或掩蓋這些知識。這樣的嘗試始於二戰末期，當時勝利者都躍躍欲試想要探究納粹超級科學的秘密。
很顯然，美國軍方的某些人士熱衷於學習納粹的秘密，誠如休・克納少將（Hugh J. Knerr）在1945年寫給美國戰略空軍在歐洲的指揮官，卡爾・斯帕茨中將（Carl Spaatz）的信中說道：“對德國科學與工業企業的佔領揭露了我們在許多領域都令人震驚的落後的事實。要是我們不趁這個機會帶走這些儀器與人才，並且迅速恢復研究，那麼等到我們終於要掩飾那已被探勘的領域之時，我們唯恐早已晚了好些年。”
讓我們回想喬治・巴頓將軍（George S. Patton）的第三集團軍是多麼匆忙地駛入捷克斯洛伐克，明明歐洲戰事在那會已經差不多大勢已定。“真是魯莽之舉，有些人會說這是一次在軍事與政治上都沒有道理的決定，盟軍不選擇直攻柏林，反而奔向德國中南部和布拉格，但這卻符合美國的情資所掌握、卡姆勒的黨衛軍特戰隊握有的黑計劃與秘密武器帝國。”法洛寫道。
弗農・鮑文（Vernon Bowen）在20世紀50年代寫過一本被美國政府列為禁書的以UFO為主題的書，他透露了巴頓手下的一名軍官，查爾斯・里德上校（Charles H. Reed）是如何在戰爭結束時策劃了從西班牙騎術學院解救一群利比扎馬的行動，1963年的迪士尼電影《白馬將軍》（Miracle of the White Stallions）就歌詠了這一事件。據鮑文指出，在里德拯救這些馬匹的同時，“他肩負著任務要說服德國情報局的負責人向美國轉交埋在捷克－奧地利邊界的大量文件——這些文件直到今天仍被保密。”這些文件會不會就是卡姆勒的技術文件呢？
同盟國拒絕黨衛軍頭子希姆萊最後一刻的投降提議可能不是像主流歷史學家所說的，是因為那是“絕望的大規模劊子手企圖逃避他不可避免的命運”，而是出於希姆萊早已失去了對超級科技的控制。畢竟，像希姆萊這麼高調的人是很難被允許在戰後繼續苟且偷生的。根據報導，他在1945年5月23日喬裝成德國陸軍士兵，在試圖偷偷穿越英國人的勢力範圍時被逮個正著。
另一方面，漢斯・卡姆勒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公眾所知，儘管他在納粹的戰犯名單中可不是個小貨色，再怎麼說他可是參與了集中營及其毒氣室的建造，還有對華沙猶太區的整肅。“與希姆萊不同的是，”庫克指出：“卡姆勒擁有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具體的東西。隨著時間來到（1945年）4月初，希特勒與希姆萊都已經將第三帝國的秘密武器體系歸到了他的掌控之下——那些可都是在三大強權的發明清單中都找不到媲美對象的武器，這些國家現在正在從東方與西方向位於中心的德國步步進逼。”
“卡姆勒的代表可能已與OSS（美國戰略情報局）蘇黎世處長艾倫・杜勒斯達成了這筆交易，甚至是跟巴頓將軍本人，”法洛揣測。如果當初締結這筆交易的人是巴頓，那他無疑沒能活著看到結果。1945年12月9日，巴頓正坐在他的1939年凱迪拉克出行的時候與一台迎來轉來的重達兩噸多重的軍用卡車發生車禍，造成巴頓頭部受傷。巴頓的司機和另一名乘客，他的參謀長霍伯特・蓋伊（Hobart “Hap” Gay）都無甚大礙。頸部以下癱瘓的巴頓立即被送往德國海德堡的一間軍醫院，最後他在12月21日驟然去世。
打自戰爭結束以降，各種陰謀論就一直環繞著巴頓之死——其中之一便是主張他是被自己的政府暗算了。大部份的理論都把目光集中在他生前不斷鼓吹的事情，即美國應該與俄羅斯開戰並且終結共產主義，他甚至還公開呼籲要赦免納粹份子以重建德國。
由於巴頓的部隊已直搗納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研究中心，他很可能已經意識到了卡姆勒和他的納粹超級武器，法洛認為若巴頓是被故意滅口，“那麼這一點（納粹的超級科學知識）想必是最合理的動機。”
對於能量操縱這般非凡能力的知識究竟是否已經隨著那些納粹高官ㄧ同覆亡於戰火？思考一下漢斯・卡姆勒的命運，在戰爭即將落幕之際，卡姆勒已毫不掩飾他打算利用他控制的V-2科學家跟火箭來與盟軍達成協議。在卡姆勒的命令下，一輛載著火箭與五百名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特別列車在一百名黨衛軍士兵的重重護衛下，在1945年4月2日出發前往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區。據馮・布朗和多恩伯格說，卡姆勒企圖“與美國人或其他盟軍討價還價，用德國先進的火箭專家換取自己的小命。”
“（卡姆勒）曾在4月初來向我道別，”納粹軍備部長施佩爾回憶說。“在我們這段為時四年的交情中，卡姆勒這是第一次一反平常的那般單刀直入。相反，他似乎很不安，說話語帶保留，一直含糊地暗示為什麼我應該和他一起前去慕尼黑。他說黨衛軍正在盡力擺脫這場災難。然而，他本人有意與美國人談妥。為了換取他們的自由保證，他會向他們提供我們的噴氣式飛機的完整技術，還有A-4火箭與其它重要發明...”
1945年4月4日，當馮・布朗催促卡姆勒儘快恢復火箭研究時，這位黨衛軍軍官卻突然悄悄宣布他將要“無限期”消失。他的確言行一致：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見過卡姆勒。眾所週知，馮・布朗、多恩伯格以及其他科學家與V-2火箭最後都來到了美國，在沒有卡姆勒幫助的情況下成為後者的現代太空計劃的骨幹。
讓・米歇爾（Jean Michel）是朵拉集中營的囚犯，為卡姆勒的火箭計劃充當奴隸勞動力，他曾就卡姆勒寫道：“這位黨衛軍秘密武器帝國的首領、希姆萊的心腹，在往後卻消失得無影無蹤。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位集中營建築師、毒氣室建造者、朵拉的劊子手、所有黨衛軍導彈的總負責人在現在卻已遭到了遺忘。人們會追問鮑曼的下落、門格爾的下落；可是據我所知，在今天沒有人會對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際遇感興趣。”米歇爾和其他人一樣想知道：“為什麼施佩爾口中的那個‘冷漠殘酷的工於心計之人’會忽然願意放棄他耐心累積的王牌？”
在戰爭結束之時，卡姆勒“把握時機去察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前線，”韋特科夫斯基寫道。“在這次視察之後，他是何去何從就成了謎。也許他已經死了，但這永遠沒有史料傳世。”
關於卡姆勒的死因有各種不同說法，而且往往互相矛盾。其中一個版本聲稱他在德國投降兩天後就在布拉格和比爾森之間的森林自殺，另一個版本則說他是在布拉格交由自己的黨衛軍助手了結。還有一個版本的說法是他在與捷克游擊隊員的火拼中喪生。紅十字會最初報導卡姆勒“失蹤”，爾後又因為一位親屬的證詞改成“死亡”。有關卡姆勒的各種死亡報告的一個共通點是，他最後一次現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北部，靠近溫塞斯勞斯礦山——還有鐘。儘管找不到遺體，但似乎沒有人打算去探究卡姆勒生死的真相。而且與他的上司鮑曼不同，卡姆勒也沒有被紐倫堡審判列入缺席名單。
卡姆勒並非孤單一人。數十名高階前黨衛軍或黨員都不見蹤影，他們很多都和先進科技計劃有關。
卡姆勒和他的同伴會不會利用了像鐘這樣令人震撼的武器計劃逃過了一劫？掌控這種秘密技術的人當然有能力與盟軍中的其中一國達成協議。
既然秘密項目掌握在狂熱的黨衛軍手上，工廠和研究設施又分散在農村地上——或是地下——因此完全可以想像，除了希姆萊、鮑曼跟卡姆勒，恐怕不會有多少人知道飛碟、鈾武器、鐘以及其它超級科技。一向高調的希姆萊的命運早在1943年就已經被淘汰出局，鮑曼和卡姆勒則仍然懸而未決。“有證據表明美國與納粹政府的高官有所勾結——這種勾結一直延伸到了U-234載運的那些物品，自那時起，它的軍官、船員與乘客——就不斷被由與在大西洋兩岸皆有既得利益的強大黨派維持著。”海德里克說。
假如美國的統治精英集團的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佔有了納粹的超級科學，那麼這一定也要價不菲——但這是那些戰前的親納粹同情者都願意接受的。當美國當局認識到納粹科學的另類與非線性物理學時，其ㄧ定明白這完全超出了大多數美國科學家因循的框架，這就是為什麼要招募這麼多德國人進入美國。
“問題在於，”一位政府內部人士回憶說：“當美國人把那些東西全都帶回家時，他們才發現為時已晚，那些東西已經感染了病毒——一旦從你接受起科學研究開始，你也會逐漸接受那種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
納粹領導人對神秘學或ㄧ些隱秘的主題深感興趣——從古代文物到史前高科技種族的傳說——這些都有被詳細記載。在戰爭即將結束時，他們對超級科學的探索其實很可能也是在重新發掘某些驚人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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