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ICHARD SPENCE
1921年，在穿越蒙古廢墟的路上，流亡他鄉的波蘭作家費迪南德・奧森多夫斯基（Ferdinand Ossendowski）親眼目睹了他的蒙古嚮導們的一連串奇怪行為。他們突然在茫茫荒野中讓駱駝停下，然後開始非常認真地祈禱，與此同時一陣怪異的寂靜正籠罩著動物和周遭的一切。這些蒙古人後來解釋說，“每當世界之王（King of the World）在他的地底宮殿禱告並思索地上所有人的命運”的時候，他們就會進行這番儀式（註1）。
從各個喇嘛那裡，奧森多夫斯基得知世界之王是非常神秘卻據說真實存在的“阿加森”（Agharti）王國的統治者。他還被告知，阿加森保存著“學識淵博的班智達（佛教術語中的藝術與技藝大師）刻寫的石碑，上面記載了我們的星球與其它世界的全部學藝。”（註2）任何人只要能夠闖入地底世界，就可以得到令人望塵莫及的知識與力量。
奧森多夫斯基並不是一個平淡無奇的傾聽者，他在1921年成為了“瘋狂男爵”羅曼・馮・恩琴・史登伯格（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的重要顧問，這位男爵曾在外蒙古首都烏爾加建立過一個短命的政權（註3）。自封為佛教戰士的男爵夢想在亞洲領導一場聖戰，他甚至嘗試要聯繫“世界之王”好尋得強力支持。
奧森多夫斯基的聲譽後來遭到了像是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人的抨擊（註4）。赫定還宣稱這整個阿加森的故事都是剽竊自法國神秘主義者聖伊夫（Joseph Alexandre St.-Yves d’Alveydre）更早以前的作品（註5）。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真的，但赫定這位經驗豐富的失落城市探險家並沒有否定這個隱秘王國存在的可能性；相反，他很可能一直在暗中尋覓它的蹤影。
不管怎麼說，一片神話般的土地藏匿於廣闊的中亞——或是它的地底下的故事並非奧森多夫斯基的發明，這片土地又被叫做阿加森、雅戈泰、香格里拉或最常見的香巴拉（註6）。有些人相信它是一個被古老的先進種族佔據的真實地底王國，其他人則認為它是只有開悟的人才能進入的精神領域。香巴拉傳說與佛教傳統緊密相依，這種傳統大概把它放置在印度北部的某個地方。傳說還聲稱，香巴拉國王和他的所向披靡大軍終有一日會現身征服邪惡，迎來一個由純粹的佛法引導的黃金時代。如前所說，羅曼・馮・恩琴伯爵把自己當作是這場“香巴拉戰爭”的揭竿者，覬覦這份殊榮的還不止他一人。
一個隱藏的先進知識和技術寶庫不僅會勾起探險家跟神秘主義者的好奇心。獲取並利用這些知識的潛力並未被政治家與情報人員看漏眼，其中首先就包括蘇聯。但無論引起布爾什維克注意的究竟是什麼，它也必然會引起英國的察覺，而既然兩大強權都在探頭探腦，美國人、德國人和日本人當然也不會落於人後。
本文將會重點介紹三個人，其中兩個是俄羅斯人一個是美國人：俗稱“布爾什維克的神秘學教授”的亞歷山大・瓦希爾維奇・巴琴科（Aleksandr Vasil’evich Barchenko）、集藝術家－神秘主義者－探險家於一身的尼古拉斯・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經常被認為是印第安納・瓊斯原型的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Roy Chapman Andrews）。儘管這三個人從來沒見過面，但每個人都參與了翻越蒙古沙漠與喜馬拉雅山的高山峽谷的失落文明與古代民族追尋之旅。巴琴科和洛里奇尋找的具體對象是香巴拉。正如我們將要看到，這些探險仍只是牽涉秘密社團與許多間諜的陰謀跟隱秘議程的冰山一角而已。到底是誰為了什麼人——又為什麼——要為這些事情如此耗費心力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布爾什維克的神秘學教授”亞歷山大・巴琴科
巴琴科出生於1881年的埃利茨（Elets），他從早年就顯露出了對“超自然現象”的興趣。部分是神秘學家、部分是科學家、部分是探險家，也許還有一點點的騙子，但巴科琴最重要的身份仍是探索者。他的興趣集中在挖掘史前文明的失落知識，他相信其遺留下來的遺跡依舊尚在。在1901－1905年就讀醫學院期間，巴琴科開始接觸了共濟會與神智學圈子及其秘儀學說。他的一位教授認識上述的聖伊夫，因此他也向自己的學生介紹了阿加森/香巴拉的傳說。
聖伊夫的著作推廣了名為共治主義（Synarchy）的神秘政治學說，傳聞這正是隱秘王國的子民實行的體制。按照最鬆散的定義，共治主義意味著“秘密社團統治”或開明精英施政。這個想法在19世紀晚期得到了法國神秘主義者熱拉爾・昂科斯（Gerard Encausse）的附和，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帕普斯（Papus），他將它與另一股神秘潮流馬丁主義（Martinism）相結合，形成了準共濟會性質的馬丁教團（Ordre Martiniste et Synarchie，註7）。帕普斯在1900－1905年間拜訪了俄羅斯，為他的組織建立分部，他甚至向羅曼諾夫皇室招攬新血（註8）。更有意思的是，帕普斯同時充當了法國的“勢力代理人”以對抗德國針對俄國精英策劃的陰謀，他秘密地為社會革命煽風點火。帕普斯的一位同事後來更聲稱馬丁主義是“蘇維埃的萌芽”（註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巴琴科以記者與作家的身份維生。就在這時，他加入了馬丁教團與“玫瑰十字卡巴拉會”（Kabbalistic Order of the Rose & Cross，註10）。他對神秘學日趨濃厚的興趣涵蓋了手相、塔羅牌、煉金術、催眠、“輻射能量”、占星學和思想閱讀。他在1911年以“思想轉移”為題撰寫了《自然與人民》（Priroda i liudi）一文（註11）。他創作的文學作品包括兩部“奇幻”小說：《黑博士》（Doktor Chernyi）與《來自黑暗》（Iz mrak）。他在文學中的另一個自我，亞歷山大・尼科拉維奇・切爾尼博士（Dr. Aleksandr Nikolaevich Chernyi）在西藏跟印度旅行多年，投身在神秘的聖雄（mahatmas）腳底下研究奧祕知識。巴琴科自己也夢想著做同樣的事情。
在短暫為一戰服役後，巴琴科回到了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他在那裡與神秘學圈子走得更近。一位自稱的東方神秘主義大師也在這時頻繁光顧彼得格勒，他就是喬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目前尚不清楚巴琴科是否有與他直接接觸，但他對葛吉夫的教誨非常瞭解，同時兩者也會在往後的歲月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走到一起。
雖然巴琴科對1917年的推翻沙皇事件表示歡迎，可是他卻對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頗有微詞。即使如此，為了在後十月革命時代謀生，他開始為波羅的海艦隊（Baltic Fleet）的革命水手們開課講授秘儀主題。他把香巴拉當作“原始共產主義”的例子，是史前的“偉大人民聯邦”的一部份（註12）。這種布爾什維克用語與他私底下的為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一個名為“獅身人面像”（Sphinx）的社團裡，巴琴科與馬丁主義者、神智學者及被蘇維埃政權視為大敵的“基督徒和平主義者”比肩而坐。他後來承認，這個團體曾包庇“白軍的陰謀”，並且幫助過鮑里斯・薩文科夫（Boris Savinkov）這等好戰的反布爾什維克人士（註13）。薩文科夫與英國跟法國的間諜關係緊密，包括王牌間諜西德尼・賴利（Sidney Reilly），後者協助了1918年失敗的推翻列寧計劃。
計劃失敗招來的其中一個後果便是“紅色恐怖”，這是由布爾什維克的祕密警察契卡掀起的一輪血腥報復。因此，當巴琴科在1918年秋天收到彼得格勒契卡辦公室的傳票時，這實在不是什麼好兆頭。然而，他赫然發現原來那裡也有一群馬丁主義者和神秘學愛好者，他們壓根沒有想把他當作反革命份子的意思（註15）。
在這群契卡官員中最重要的就是康斯坦丁・康斯坦諾維奇・弗拉基米羅夫（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Vladimirov），他自恃是“心理學家”，他會在蘇聯體制中宣揚巴琴科這個人與他的思想。從表面上來看，弗拉基米羅夫似乎只是招募巴琴科來擔任神秘學圈子中的線人，不過事情恐怕並非如此簡單。
弗拉基米羅夫自己的忠誠就值得懷疑。他很快就介入了兩個英國人的案子，哈羅德・雷納（Harold Rayner）和特納（G.H. Turner）兩人因涉嫌刺殺彼得格勒契卡頭子莫伊塞・烏里茨基（Moisei Uritsky）而在1918年8月被捕。真正開槍的人其實是前面提到過的鮑里斯・薩文科夫的追隨者。更好玩的是，弗拉基米羅夫和他的同志們顯然抓錯了人，然後他們錯抓的人還沒有被處決，反而以某種方式逃過了無產階級的正義審判，安然脫身回英國。
之後，弗拉基米羅夫開始與第二個英國人的遺孀交往，她也被確認是一名英國間諜。作為結果，他一回頭才發現自己已經被踢出契卡，但不知何故後來又恢復舊職。然而，弗拉基米羅夫在1927年再次被捕並被斥為英國間諜遭槍決，他的門徒巴琴科將在十年後步上其後塵（註16）。那麼，弗拉基米羅夫在1918年把他的神秘主義同道招募進契卡，會不會其實只是一位英國間諜意欲將志同道合的巴琴科牽扯入另一樁更秘密的陰謀？
還有一個轉折點是有些人堅稱弗拉基米羅夫與另一位秘密特務雅科夫・布魯姆金（Yakov Blumkin）實際上是同一個人（註17）。這種說法顯然站不住腳，但是布魯姆金和弗拉基米羅夫在1918年的時候的確都是在同一個陰暗圈子鬼鬼祟祟。通過這些圈子，布魯姆金也認識了巴琴科。因此，有理由懷疑布魯姆金可能是另一個英國的雙面諜。被指責是契卡叛徒的他在1918年7月刺殺了德國駐莫斯科大學，儘管如此他仍像弗拉基米羅夫一樣很快就在蘇聯情報部門中安然無事。不過，就在弗拉基米羅夫死去一年後，布魯姆金就被冠上托洛茨基派的陰謀黨羽帶到了行刑隊面前。
巴琴科在蘇聯學術界也有知音。有了這樣的支持，他在1921－22年率隊遠征了北極圈北方的遙遠科拉半島，他在那裡發現了遠古的岩畫和巨石建築（註18）。這些發現令他更加確信與神秘的香巴拉有關的先進史前文明的概念。早在1920年，巴琴科便四處尋求批准去進行前往蒙古與西藏尋找“紅色香巴拉”的“科學宣傳”（註19）。他認為如果能找到那些古老科學與智慧，莫斯科的影響力就可以擴張至整個亞洲。這場早期的遊說行動最終無功而返，但它也許影響了莫斯科在20世紀20年代派遣兩名波羅的海水手，他們都是巴琴科的前“學生”，前去秘密訪問西藏的決定（註20）。
就在同一時間，巴琴科創立了一個名叫“團結勞動者兄弟會”（Edinoe Trudovoe Bratstvo，ETB）的“共濟會式”組織。這個新兄弟會的成員包括弗拉基米羅夫及其他許多現役或退役的契卡份子。有一個不是正式成員的傢伙也和ETB密切交流，他就是以蘇聯情報特務身份回到馬鞍上的雅科夫・布魯姆金。
這個組織的名字與另一個更早之前由葛吉夫的追隨者成立的團體有著奇特的相似，那就是團結勞動者聯盟（Edinoe Trudovoe Sodruzhstvo），ETB的其中一名重要成員桑德羅夫斯基（P.S. Shandarovskii）正是葛吉夫的信徒（註21）。蘇聯雕塑家謝爾蓋・梅爾庫羅夫（Sergei Merkurov）還是葛吉夫的表弟，這是另一個可能有蹊蹺的關聯（註22）。耐人尋味的是，據說葛吉夫與英國情報單位互通有無，他疑似多年來一直在中亞與近東為英國效命（註23）。不可否認，葛吉夫在革命前的俄羅斯的學生中就有英國作曲家保羅・杜克斯爵士（Sir Paul Dukes），他不只對葛吉夫感興趣，秘儀佛教主義與西藏同樣為他所好。杜克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入MI1c（MI6），他在1919年的大部份時間都是在領導彼得格勒的英國間諜網絡（註24）。巴琴科跟弗拉基米羅夫是否與此有關呢？
直到目前為止，ETB最重要的成員乃是契卡的大佬格列布・伊凡諾維奇・博基（Gleb Ivanovich Bokii），他是一位資深的布爾什維克，對神秘學同樣熱心。另外，他亦是“玫瑰十字卡巴拉會”的前革命班底。奇怪的是，批准他在該組織的晉升的人不是誰，恰恰就是亞歷山大・巴琴科（註25）。還有更引人遐想的，博基在烏里茨基歸天後接管了彼得格勒契卡，當巴琴科在1918年被“招攬”進來的時候就是他在主持。話雖如此，這兩個人發誓他們在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以前從未謀面。博基甚至承認，對他來說革命早已隨著列寧在1924年的逝世化為了泡影。越來越多的幻滅導致他開始反對史達林，並且支持巴琴科的計劃，他也坦承這些計劃包括間諜活動（註26）。
博基在1924年就已經控制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後名契卡）的“特別部門”（Spetsotdel）。這個部分專門處理密碼，它還包括了一個精英單位－第七部門（7th Section），其負責研究從催眠術、ESP到雪人等等超自然現象（註27）。特別部門還保管著所謂的“黑色檔案”，這是蘇聯領導人的個人檔案，裡面對性方面的事情也掌握得清清楚楚，理所當然屬於神秘學範疇的事物也沒有被漏掉（註28）。
除去個人好奇心，博基熱衷超自然研究也有實際動機。心靈感應提供了向駐守外國的特務發送與接收信息的完美手段。同樣的，我們今天俗稱的遙視更讓間諜可以在不出莫斯科的情況下監視它的帝國主義敵人。催眠術與精神控制在宣傳方面極具潛力。為了探索這些問題，博基讓巴琴科直接使用聯合實驗醫學研究所（All-Union Institute for Experimental Medicine）的特殊“神經能量學”（neuroenergetics）實驗室（註29）。
不過，巴琴科和ETB真正念茲在茲的還是與香巴拉建立聯繫。為了這個目的，他利用博基的幫助並且夥同了其它神秘團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亞洲兄弟會”（Great Brotherhood of Asia）。他與至少兩名兄弟會成員有接觸，一個是西藏喇嘛納迦・納文（Naga Naven），他自稱是香巴拉的直接代表，另一個是蒙古官員卡揚・錫瓦（Khayan Khirva），他是日後的蒙古秘密警察頭子（註30）。錫瓦將在這個領域與雅科夫・布魯姆金並肩作戰。
多虧博基弄來了秘密資金，香巴拉探險隊終於可以在1925年春天準備就緒。博基選擇讓布魯姆金來領導探險隊的秘密情報工作（註31）。但這個計劃還是遭到了反對聲浪。不堪入耳的謠言把博基說成是嗜飲人血的危險墮落份子（註32），他的一個主要對手就是OGPU的外國情報部門（INO）負責人米哈伊爾・特萊瑟（Mikhail Trilesser）。他覺得所有超出蘇聯國境之外的活動都屬於他的管轄範圍。到了那年夏天，巴琴科的香巴拉探險已差不多胎死腹中。但真的是如此嗎？
1925年9月，一位謙卑的穆斯林朝聖者借道帕米爾進入了英國控制的克什米爾。事實上，這位朝聖者就是雅科夫・布魯姆金，當時他正要前往更偏遠的拉達克，與尼古拉斯・洛里奇領導的探險隊會合。洛里奇的目標是要踏入西藏，並且與香巴拉取得聯繫。然而，在翻越邊境後不久，布魯姆金就被部落警察逮到了。顯然，有人事先向英國人通風報信。這個狡猾的契卡份子很快就打扮成蒙古喇嘛來逃過一劫，趕往洛里奇那兒去。無論如何，這便是布魯姆金後來講述的說法。可是也許還有另一種解釋。在與洛里奇會合之前，那陣短暫的逮捕與僥倖逃跑或許也為布魯姆金提供了方便，以便他偷偷與英國情報人員接應。
俄羅斯畫家、神智學家、哲學家，尼古拉斯・洛里奇
出生在1874年的聖彼得堡的尼古拉斯・洛里奇在今天的西方是知名的畫家、熱心的瑜珈和佛教倡導者。他肯定也是一位神智學家，或許還是馬丁主義者（註33）。他甚至還是蘇聯的秘密特務。他的一些崇拜者對此仍有爭論，而且或許洛里奇利用布爾什維克的程度，就如同後者利用他一樣多。即使如此，他與蘇聯情報界的關係依舊極為廣泛，所以難以否認（註34）。在革命襲捲俄羅斯的時候，洛里奇已經離開了這個國家，他對這個偉大的社會實驗興趣缺缺。他在1920年加入了倫敦當地的神智學社群，其領導人是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貝贊特及其追隨者公開支持印度獨立，這使得她們受到了英國國安當局的注意。到了20世紀初，莫斯科已經成為了亞洲的反英活動的主要恩主，而在MI6的德斯蒙德・莫頓（Desmond Morton，他後來是邱吉爾最信任的間諜之一）看來，“幾乎所有這些神智學家和神智學社團都在某種程度上青睞布爾什維克主義、印度革命者還有其它令人不快的活動。”（註35）
洛里奇認為英國對西藏的影響是他必須打擊的邪惡，其它種種事情最終使得他在1920年走向莫斯科。洛里奇的妻子艾蓮娜（Elena）是一個靈媒，她接收到了來自一個自稱叫摩亞大師（Master Morya或Allal Ming）的實體的信息，他聲稱自己是大白兄弟會（Great White Brotherhood）的成員與“西藏的靈性導師”（註36）。摩亞大師說服洛里奇相信他是實現“偉大計劃”的關鍵，這個計劃意圖建立起一個囊括西藏、蒙古、部分中國和大部份西伯利亞的泛佛教國家。計劃的第一階段是“香巴拉戰爭”，其後“隱形的香巴拉王國將會在地上顯現”（註37）。這個計劃幾乎與恩琴男爵同時設想的完全相同。然而，當恩琴企圖透過向無神論的布爾什維克宣戰來建立他的新秩序時，洛里奇的指引者卻鼓勵他把蘇聯當做盟友，將列寧視為一個嶄新、開明的時代的徵兆。或許世界之王是在對沖他的賭注吧。
同一時間，洛里奇收獲了一位追隨者，此人是年輕的俄羅斯神智學家弗拉基米爾・阿納托列維奇・希巴耶夫（Vladimir Anatol’evich Shibaev）。希巴耶夫剛好也是共產國際與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合作牽線人。他向其他蘇聯官員介紹了洛里奇，並鼓勵他們將印度作為實現偉大計劃的第一步。倫敦的MI5一直在密切關注希巴耶夫和他跟洛里奇的交往（註38）。
洛里奇在1920年10月遷居到紐約。他們藉此躲避英國當局的敵意監視，並一邊拉攏美國富人的支持。其中一位贊助者是華爾街銀行家路易・利維・霍奇（Louis Levy Horch），他協助創立了洛里奇博物館（Roerich Museum）並成為了這位神秘主義者的財務總管與堅定支持者。當然，霍奇也有屬於自己的秘密生活。這位成功的商人在美國政界人脈開闊，他還是契卡/OGPU的地下人員（註39）。
洛里奇接著在1923年末又搬到印度的大吉嶺。這讓他們置身在了居住在錫金附近的英國“政治住民”弗雷德里克・馬歇姆・貝利（Frederick Marsham Bailey）的監視，他亦是一個非常熟悉俄羅斯在中亞的一舉一動的人。
1925年春天，洛里奇準備好要帶領他的探險家深入喜馬拉雅山及其它地區。這與巴琴科的計劃的共時性似乎不僅僅是巧合，而且也毫無疑問與其中的惡意阻撓有關。打著美國的旗幟並手拿美國人出的錢令洛裡奇不至於淪為蘇聯的馬前卒。不過，有趣的是博基跟巴琴科的朋友布魯姆金應該也和洛里奇有些交情。不管他和英國人的關係到底如何，布魯姆金是否一直和他在莫斯科的有人保持著聯繫？總而言之，他和洛里奇將會漫遊至西藏的邊緣（但從未抵達拉薩），接著繼續進入新疆與蒙古。他們甚至有時間到莫斯科一趟，洛里奇在那裡可以見到更多蘇聯官員。事實上，無論洛里奇有沒有自覺，他的探險隊自始自終都是處在莫斯科的操舵之下。
英國人並沒有放過這個機會。MI6利用其在莫斯科大使館的其中一名線人亞瑟・伯伯里（Arthur V. Burbury）監視著亞洲的紅色活動。倫敦一方在1928年得到結論認為，洛里奇已經可以說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卓越成就”的“啟發者”了（註40）。
印第安納・瓊斯的真人原型，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
與巴琴科和洛里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人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對神秘學與超自然就沒有那麼明顯的興趣（註41）。誠然，鑒於他對超自然奧祕的好奇，他還是會對這一類事情有些注意。出生在1884年的威斯康星州，安德魯斯從很早就對追求知識與冒險情有獨鍾。他在一戰期間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學位，還有探險家俱樂部（Explorer’s Club）的入會資格，然後他到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MNH）就業。
他早期的探險將他引領他到了中國，這無疑是1918年的新任務決定的結果。他以一位“博物學家”的身份到處旅行，但他真正的身份是美國海軍情報局（ONI）的軍官，他被發配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註42）。安德魯斯是一個出色的間諜，他對自己究竟在那裡做了些什麼絕口不提，但他至少曾進行過兩次“偵察”之旅，進入動盪不安的蒙古，拜訪首都烏爾加（恩琴男爵很快就會接管這裡），並在俄羅斯內戰正酣的時候犯險來到西伯利亞（註43）。安德魯斯隨後編製了一幅“亞洲俄羅斯的南部邊界地區”地圖，為美國陸軍軍事情報部門（MID）所使用（註44）。在他的漫漫旅行中，安德魯斯是否曾聽聞過阿加森/香巴拉的風聲，如同奧森多夫斯基、洛里奇和巴琴科？
安德魯斯在1919年春天離開海軍，他甫一回到美國就開始為MID服務。他在北京的前上司，美國海軍隨員指揮官吉利斯（I.V. Gillis）極力擔保安德魯斯是“能在必要情況下，依靠本事和勇氣來判斷”的人才，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位同事更向MID拍胸保證，安德魯斯是“美國唯一的蒙古通”（註45）。
安德魯斯在1922－1930年五度率隊進入戈壁沙漠跟蒙古的比鄰地區。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在MNH的資助之下開跋，而且還有很不錯的化石發現，包括最早的恐龍蛋。然而，探險隊的目標不是動物化石，而是早期人類活動的證據。安德魯斯在博物館的上司亨利・菲爾費爾德・奧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相信人類起源於東亞或中亞的某地。他的一些理論與神志學家的說法遙相呼應，或許他本人就是神智學者（註46）。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安德魯斯最有趣的決定就是他在1925年初率著人馬深入蒙古西部。這個“地圖製做”團隊包括了美國陸軍軍官弗雷德・巴特勒中尉（Lt. Fred Butler）與英國軍官羅賓森中尉（Lt. H.O. Robinson），他原本待在英國的駐北京大使館（註47）。巴特勒的後續報告也有被呈上給MID過目（註48）。
安德魯斯可能從另一位探險家那裡打聽來了關於洛里奇的活動的資訊，他闊步過中亞的荒地，見著了奧森多夫斯基的剋星，斯文・赫定。這位瑞典人告訴安德魯斯，他的遠征是為了替漢莎航空公司“探查”從中亞到北京的航線，但不管怎樣，安德魯斯盡職地向MID報告了他與赫定的談話內容。
最終，香巴拉仍舊隱沒於世，或者至少看起來是如此。洛里奇和安德魯斯都有過充實的一生，最後分別在1947年與1960年過世。巴琴科、博基跟ETB的兄弟們則沒有那麼幸運。他們所有人都沒能躲過1930年末的大清洗，為他們沒有犯過——或其實真有的——罪行受到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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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Ferdinand Ossendowski, Beasts, Men and Gods (New York: E. P. Dutton, 1922), 300.
2. Ibid., 311.
3. Richard Spence, “The ‘Bloody’ Baron von Ungern-Sternberg: Madman or Mystic?” New Dawn, No. 108 (May-June 2008), 31-36.
4. Sven Hedin, Ossendowski und die Wahrheit (Leipzig: Brockhaus, 1925).
5. Joseph Alexandre St.-Yves d’Alveydre, Mission de l’Inde (1910). D’Alveydre, arguably,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wo other works: Edward Bulwer-Lytton’s The Coming Race (1870) and fellow Frenchman Louis Jacolliot’s Les Fils de Dieu (1873).
6. See, e.g., Jason Jeffrey, “Mystery of Shambhala,” New Dawn, No. 73 (May-June 2002), and Joscelyn Goodwin, Arktos: The Polar Myth in Science, Symbolism and Nazi Survival (Kempton, IL: Adventures Unlimited Press, 1996), 95-104.
7. Ostensibly a school of mystical Christianity, Martinism takes its name from the 18th century French esoteric philosopher, Louis-Claude de Saint-Martin.
8. Markus Osterrieder, “From Synarchy to Shambala: The Role of Political Occultism and Social Messianism in the Activities of Nicholas Roeri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Occult in 20th Century Russia, Berlin, March 2007, 11, n. 68.
9. Ibid., 11, n. 67.
10. Oleg Shishkin, Bitva za Gimalai ( Moscow: Eksmo, 2003), 31.
11. Anton Pervushin, Okkul’tnyi Stalin (Moscow: Yauza, 2006), 133.
12. Aleksandr Andreev, Okkul’tist Strany Sovetov (Moscow: Yauza/Eksmo, 2004), 101.
13. Ibid., 74.
14. On the intrigues of Reilly and Savinkov, see Richard Spence, Trust No One: The Secret World of Sidney Reilly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2), especially, Chapter Nine.
15. Pervushin, 143-144.
16. Andreev, 91.
17. Aleksei Velidov, Pokhozhdeniia terrorista: Odisseia Yakova Bliumkina (Moscow: Sovremnik, 1998), 243.
18. Pervushin, 144-152. The expedition centred on the region of Lovozero-Seidozero.
19. Aleksandr Andreev, Soviet Russia and Tibet: 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 (Leiden: Brill, 2003), 108-109.
20. Andreev, 101.
21. Shishkin, 105-106.
22. Ibid., 259.
23. E.g., Peter Roberts, “Gurdjieff’s Origins,” www.promart.com/g.origins.html, (12 May 2008).
24. See: Sir Paul Dukes, The Story of “ST 25”: Adventure and Romance in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Red Russia (London: Cassell, 1938).
25. Shishkin, 31.
26. Protokol dopros [Interrogation] of Bokii, 18-18 May 1937, in Andreev (2004), 360-361.
27. Shishkin, 177.
28. Ibid., 367.
29. Shishkin, 179, Pervushin, 171-173, and “Barchenko, Aleksandr Vasil’evich,” Liudi i sud’by, memory.pvost.org/pages/barchenko.html.
30. Protokol dopros [Interrogation] of Bokii, 17-18 May 1937, in Andreev (2004), 354-355.
31. Shishkin, 197.
32. Ibid., 203.
33. Osterrieder, 12 and n. 78.
34. Ibid., 1 and n. 3, and Shishkin, passim.
35. Gill Bennett, Churchill’s Man of Mystery: Desmond Morton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Routledge: London, 2007), 72.
36. Osterrieder, 2, 4 and n. 8.
37. Ibid, 1.
38. Shishkin, 48.
39. Shishkin, 68.
40.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notes on July 1928 exchange between India Office and Foreign Office.
41. On Andrews, see: Charles Gallenkamp, Dragon Hunter: Roy Chapman Andrews and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1).
42. Andrews US Passport application, 18 June 1918.
43. Gallenkamp, 72-73.
44. US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MID, 10989-H-12/8, MID to George H. Sherwood, 20 Jan. 1922.
45. MID, 2338-H-12/39, Report from N.A. China, 5 July 1921, and MID 2657-H-158/2, Clarence A. Manning to MID, 8 Nov. 1921.
46. G. de Purucker, Theosophy and Modern Science, Pt. I [Reprint] (Whitefish, MT: Kessinger, 2003), 101.
47. Gallenkamp, 188.
48. MID, 2055-632-5, C of E to G2, 5 April 1926.
49. MID, 2657-D-935/2, HA, 29 April 1927.
本文作者理查德・斯賓塞博士（Dr. Richard B. Spence）為愛達荷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從1986年開始在那裡任教。他的興趣涵蓋當代俄羅斯、軍事、間諜和神秘學歷史，著有《秘密特工666：阿萊斯特・克勞利、英國情報界與神秘學》（Secret Agent 666: Aleister Crow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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