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派詩人
鑒於其與左派或進步派的關係，20世紀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常被認為是針對50年代的嚴苛死板美國文化的積極革新，這也導致了對像是越南這些地方的不智之舉。然而，它真正的核心乃是被控制論小組與CIA的MK-Ultra計劃預謀好的、屬於法蘭克福學派的佛洛伊德－馬克思主義文化（FreudoMarxist）顛覆計劃。實際上，阿道斯・赫胥黎是這個議程最主要的理論家，他致力宣揚迷幻藥的“神秘”潛力，以便追求他在《美麗新世界》中提出的烏托邦噩夢，在那本書裡人人都沉溺於吸毒和性愛，而且大家都“熱愛他們的奴役”。赫胥黎曾在1961年的舊金山加州醫學院（California Medical School）的演講上解釋說：
“等到了下一代左右，就會誕生一種藥理學方法來讓人們熱愛為奴，並且在不痛不癢的情況下實現獨裁統治，可以說這會為整個社會創造一種無痛的集中營，人們會任由自由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但他們將甘之如飴，因為他們的任何造反渴望都會被宣傳、洗腦或通過藥理學方法增強的思想灌輸化解掉，這似乎就是最後的革命。”（註1）
據菲利克斯・福克斯（Felix J. Fuchs）指出：“對於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s）系統中的通訊與控制研究以及它們對社會的充分影響，正如諾伯特・維納的著作所述，對約翰・巴思（John Barth）、唐納・巴泰勒米（Donald Barthelme）、托馬斯・平瓊（Thomas Pynchon）、威廉・柏洛茲或庫爾特・馮內古特這些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註2）就如同約翰・蓋格（John Geiger）發現的那樣，如果你仔細去閱讀赫胥黎、蒂莫西・利里、威廉・柏洛茲和垮掉派的作品，你就會在其中發現控制論的先驅格雷・沃爾特（Grey Walter）的影子（註3）。作為出生於美國的英國神經生理學家兼機器人學家，沃爾特以受邀嘉賓的身份出席了第十屆與1953年的最後一屆的美國梅西控制論會議（Macy cybernetics conferences）。只須快速瀏覽《裸體午餐》（1959），便可以知道柏洛茲肯定是沃爾特的《活著的大腦》（The Living Brain）的忠實讀者，但是據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控制論大腦》（The Cybernetic Brain）裡解釋說：“正是柏洛茲將控制論帶往了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向。”（註4）
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迷幻藥擴散而掀起的嬉皮士潮流和更大規模的反主流文化運動開始融合了早期的垮掉派運動的元素。所謂垮掉的一代指的是二戰後的一群美國作家，他們大多在50年代大紅大紫，並為自己博得了新波希米亞主義者的名聲，他們提倡不再因循守舊和擁護自發的創意。不過，最重要的是垮掉派詩人抗議的不僅僅是社會對淫穢的壓抑，他們同時更將自己的態度化為了實際行動。
艾倫・金斯伯格曾形容他們的行為是“一場宇宙陰謀的一部分...其用心是要復活失落的藝術或失落的知識，又或者是失落的意識。”（註5）盧西安・卡爾（Lucian Carr）、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和金斯伯格提出了一種被他們稱為“新視野”（New Vision）的理念，呼求未經審查的自我表達、使用可以擴張心神的藥物還有透過藝術來實現世界大同。跨掉派詩人是從前衛派那裡繼承來了這些想法。許多垮掉派作家都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其中包括格瑞戈里・柯爾索（Gregory Corso）與艾倫・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在他的作品中引用過很多這些前輩，例如阿波利奈爾跟安德烈・布勒東。金斯伯格和柯爾索在巴黎見到了他們的英雄，達達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先驅崔斯坦・查拉、杜象、曼・雷還有本傑明・佩雷特（Benjamin Péret），為了表達他們的欽慕，金斯伯格甚至親吻了杜象的腳，柯爾索則割斷了杜象的領帶（註6）。
垮掉的一代的領軍人物與最主要的一位後現代作家，曾被譽為“在政治上最尖銳、最具文化影響力且又在20世紀的創新藝術家中一支獨秀”的是金斯伯格的情人，威廉・柏洛茲（註7）。柏洛茲曾就讀於哈佛大學，後來又到維也納入讀醫學院。由於在1942年想要報名OSS和美國海軍參加二戰卻接連被拒，於是他主動退學。後來他漸漸染上毒癮，這也影響了他餘生從事過的各種工作。1943年，他在紐約居住期間認識了金斯伯格與凱魯亞克。
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金斯伯格在那裡結識了凱魯亞克，後者的《路途上》（On The Road）被認為是戰後垮掉派與反主流文化世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金斯伯格和凱魯亞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那段期間曾受過萊昂內爾・特里林的指導，他據弗朗西絲・桑達斯揭露是CIA的“文化冷戰”專案僱用的“非共產主義左派”之一。特里林還參與編輯《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它原本是美國共產黨的喉舌，但在史達林成為蘇聯領導人後就改旗易幟成了堅定不移的反共期刊。柏洛茲跟凱魯亞克後來因為沒有及時通報盧西安・卡爾涉有重嫌的謀殺案而陷入了法律糾紛，卡爾也是特里林的學生。卡爾謀殺了大衛・卡默勒（David Kammerer），這個人是柏洛茲的童年好友，他一直不肯放棄且使人困擾地想要追求卡爾。
凱魯亞克本人亦患有精神疾病。他在1942年進入美國商船學院（United States Merchant Marine），接著在1943年加入海軍，可是只服了八天的役就被列入病兵名單。根據他的醫療報告，凱魯亞克聲稱“他因為頭痛要求服用阿司匹林，他們就診斷我是痴呆症然後把我送來這裡。”按照體檢醫師的說法，凱魯亞克很難以接受軍旅生活，這裡引述凱魯亞克自己的話說：“我無法忍受；我喜歡獨自一人。”兩天後，他被診斷為有“人格分裂”所以光榮退伍（註8）。
金斯伯格的母親娜歐蜜（Naomi）因為精神分裂而住進了臭名昭彰的羅克蘭州立醫院（Rockland State Hospital）。娜歐蜜是共產主義者，金斯伯格的父親路易（Louis）則是社會主義者。娜歐蜜時而會幻想羅斯福總統把電線插到了她的頭上，然後又從她的背後通電。娜歐蜜經常會赤裸身體在房子周圍漫遊，正如傳記作家比爾・摩根（Bill Morgan）所寫，不可避免的：“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娜歐蜜沒有和她的兒子發生性關係，她也ㄧ定非常接近越過那條線了。”（註9）他與他母親的關係，還有她的精神病疾病構成了他最重要的兩部作品的靈感，它們分別是《嚎囂》（Howl）和他的長篇自傳詩《獻給娜歐蜜・金斯伯格的祈禱文》（Kaddish for Naomi Ginsberg）。
金斯伯格本人也被診斷出患有相同的疾病。金斯伯格在1949年6月因為他朋友犯下的罪行而被誤捕，因為贓物被偷藏在了金斯伯格的公寓裡。為了避免監禁判決，特里林請來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院長一起為這位精神殘疾人士辯護，讓金斯伯格被改判成必須入住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註10）。該研究所的主任是前猶太裔的納粹醫生法蘭茲・卡爾曼，他是恩斯特・盧丁醫生的學生，盧丁則是納粹德國的種族衛生政策的奠基者之一。經營這家研究所的是隸屬蘇格蘭禮的癡呆症現場代表研究會的諾蘭・劉易斯博士。這家研究所還參與了美國陸軍的麥司卡林秘密實驗（註11）。身為研究所所長的劉易斯博士的身旁總是圍繞著各個科學家，例如後來的專案人員保羅・霍奇，他也是最早研究並就LSD與麥司卡林發表調查成果的兩位先驅之ㄧ。劉易斯之後在普林斯頓籌辦了新澤西州精神病研究所（New Jersey 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漢弗萊・奧斯蒙德醫生（Dr. Humphry Osmond）在1961年以第三任全職主任的身份來到了這裡（註12）。
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對金斯伯格頗感興趣，因為就在一年多以前，當他還住在哈林區的公寓的時候，有一天他在自慰結束後開始讀起威廉・布萊克的詩時突然產生了幻聽（這後來被稱為他的“布萊克異象”）。起初，金斯伯格聲稱自己聽到了上帝的聲音，可是他後來又把那個聲音解釋成是布萊克本人在朗誦他的《啊，向日葵》（Ah, Sunflower）和《迷途女孩》（Little Girl Lost），金斯伯格還說那聽起來很像是“來自遙遠古代的聲音”。這樣的經歷一連持續了好幾天。金斯伯格相信他已經見證了宇宙本身是如何相互聯繫。他自稱這些異象並非是因為使用藥物所致，但他倒是曾嘗試過各種藥物想要再體驗一次這種感覺（註13）。
他把自己最膾炙人口的詩作《嚎囂》獻給了精神病研究所的卡爾・所羅門（Carl Solomon）。所羅門在1944年加入美國海事管理機構（United States Maritime Service），他也在旅行的過程中接觸過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這些理念將會持續伴隨他這一生。此後不久，所羅門卻自願選擇被體制化，這是他身為達達主義者的挫敗。“你是誰？”這是所羅門在第一次見到金斯伯格時問他的話。金斯伯格回答說：“我是梅什金王子（Prince Myshkin），”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癡》中的聖愚（holy fool）。“你又是誰？”這回換成金斯柏格問道。“我是基里洛夫（Kirillov），”所羅門答說，這是《白癡》裡的一個抱持虛無主義的角色，他曾在書中宣布“我會堅持我的意志”，結果他自殺了（註14）。所羅門最著名的的其中一部作品是《精神病院報告：電擊病人的後遺症》（Report from the Asylum: Afterthoughts of a Shock Patient）。
金斯伯格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就一直沉溺於嘗試藥物，他想要以此來實現他和他的朋友們口中的“新視野”，他取用過的藥物清單都被井然有序地保留了下來。他和柏洛茲一起試驗過嗎啡，也跟爵士樂迷一起抽大麻。金斯伯格與其他垮掉派詩人早在50年代初就嘗試了烏羽玉和死藤水。金斯伯格在1955年10月搬到舊金山，然後他在六號畫廊（Six Gallery）首次朗讀了《嚎囂》，他在這首詩中追憶著自己與柏瑞茲及其他垮掉派詩人的回憶，他更讚揚他們是他那個時代“最耀眼的一群人”：“黎明時分，他們拖著身子穿行過黑鬼的街道上，探求著能夠化解戾氣的解方。”金斯伯格的朗讀獲得了在場聽眾的一致好評，這標誌著後來被稱作舊金山文藝復興（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的開端，以及金斯伯格以作家身份走紅的開始。
柏洛茲以他對武器的病態痴迷而眾所週知。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在手邊添置了大量的手槍、步槍和散彈槍，他在枕頭下藏了一把.38口徑的手槍，而且除非全副武裝否則他絕不踏出家門半步，除了手槍，他還要帶上錘棒、偽裝成信用卡的刀片還有鋼鞭。他似乎並非完全不瞭解自己的武器究竟可以造成怎樣的特定傷害、致命傷或其它傷害。而且他還喜歡握著一把裡頭藏劍的拐杖，他的另一把拐杖甚至可以發射子彈（註15）。
看起來很有可能的是，OSS謝絕柏洛茲其實只是為了讓他能更有效地進行地下滲透活動。永遠都穿西裝打領帶、披著風衣並頭戴紳士帽的柏洛茲不管怎麼說都更像是霍華德・亨特（E. Howard Hunt），而不是一個激進的波希米亞人。柏洛茲的作品大部份都是半自傳性質，其中有不少內容都是在談論各種活動與旅行，這多少暗示了情報工作的存在。這些作品主要是參照了他作為海洛因成癮者的經歷，那是他在旅居墨西哥城、倫敦、巴黎、柏林、南美亞馬遜和摩洛哥的丹吉爾期間的嗜好。他的《裸體午餐》詳盡描述了又名“代理人李”的威廉・李（William Lee）的故事，他是柏洛茲在小說中的另一個自我，這可能是他對自己替CIA秘密服務的自白，同時這個角色也暴露了他的施虐癖。柏洛茲還喜歡怪異地自稱是“滅絕者”，這應該與他從事過的許多奇怪工作有關。
為了避免在路易斯安那州被捕或被判處偽製麻醉品處方的罪名，柏洛茲逃往了墨西哥，他的1950年都是在墨西哥城大學（Mexico City College）度過，他的同學巴洛（R.H. Barlow）是洛夫克拉夫特與羅伯特・霍華德的朋友。霍華德・亨特也在同年成為了墨西哥城的駐地站長，他負責在那裡監督他的摯友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此人曾在1951－52年間替CIA工作。亨特在墨西哥協助促成瓜地馬拉政變，這場秘密行動成功推翻了瓜國的民選總統哈科沃・阿本斯。
人在墨西哥的柏洛茲因為喝醉酒，在一場扮演“威廉・泰爾”（William Tell）的遊戲中“失手”槍殺了他的妻子。事後他哀嘆說：“我一直生活在持續不斷的被佔有的威脅下，我需要不停地阻止自己被佔有、被控制。瓊（Joan）的死迫使我不得不直面那個入侵者，那醜陋的靈魂，就是這害得我陷入了一場終其一生的鬥爭，我除了寫下這一切之外什麼也做不了。”（註16）直到1992年，柏洛茲都還試著尋求納瓦霍薩滿的幫助，幫他把那“醜陋的靈魂”驅逐出去。柏洛茲還事先向薩滿警告了他會面臨的挑戰，因為他“得要面對的是整個美國資本主義、洛克菲勒、CIA...所有那些傢伙，尤其是赫茲。”（註17）後來他告訴金斯伯格：“這些狗屁倒灶的事全都和美國的大亨有關。威廉・倫道夫・赫茲（William Randolph Hearst）、洛克菲勒還有美國的所有那些貪得無厭的階級。那是想要獨佔一切、貪婪成性的邪惡，非常醜陋的邪惡，醜陋的美國人。那是已經不能再更糟糕的醜陋的美國人。這就是它的本質。”（註18）
柏洛茲離開墨西哥後在南美洲漂泊了數個月，其間他和金斯伯格一起嘗試死藤水，其中的活性成分就是DMT，據說它可以增強心靈的感應能力。他還在那時認識了沃森的合作夥伴兼哈佛大學的民族植物學家理查・舒爾茲。舒爾茲無論是他的一生還是著作都影響了非常多著名人物，譬如艾倫・金斯伯格跟蒂莫西・利里。舒爾茲的著作《諸神的植物：它們的神聖性、治癒與致幻能力》（The Plants of the Gods: Their Sacred, Healing, and Hallucinogenic Powers）是他和LSD化學家艾伯特・霍夫曼合著的成果，這也被認為是他最受歡迎的作品。
柏洛茲對神秘學的著迷也伴隨了他的一生。早在孩提時代，柏洛茲就有過異象體驗，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一直都對靈魂、超自然這些東西深信不疑，就跟我的母親一樣。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很奇怪的家庭。”（註19）他深入研究巫術以期能瞭解這些異象，同時他也研讀西藏密宗以及大量關於這一主題的作品，例如約翰・伍道夫爵士翻譯的《大涅槃密宗》（Mahanirvana Tantra）。他對占星學與瑜珈亦有一番心得，有時他會把自己深鎖在房間裡一連數日，他的朋友常在這時聽見他一邊用默讀般的聲音呢喃，一邊繼續進行瑜珈練習（註20）。柏洛茲還對威廉・賴希的生命力理論很感興趣。
柏洛茲之所以熱衷於蘇菲派可能是因為他很喜歡掛在嘴邊的、出自11世紀的伊斯瑪儀派恐怖組織－阿薩辛領袖，哈桑・沙巴的一句話：“一切皆空，一切皆允”。柏洛茲在1954年前往丹吉爾，並在這方面的權威布里昂・蓋辛（Brion Gysin）帶領下接觸了摩洛哥本土的秘密魔法。蓋辛聲稱，在柏洛茲的頭上經常圍繞著一圈奇怪的光暈：“一團怪異的藍光時常會從他的帽緣邊閃過。”（註21）丹尼爾當地的西班牙男孩都稱呼柏洛茲是“隱形人”（El Hombre Invisible）。
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是柏洛茲的好友，鮑爾斯亦是葛楚・史坦的文學與藝術圈中的一份子，以及史蒂芬・斯賓德跟克里斯多福・伊舍伍的友人，他還將柏洛茲介紹給了艾哈邁德・亞庫比（Ahmed Yacoubi，1928－1985）這位摩洛哥畫家與說書人。柏洛茲非常喜歡亞庫比，因為後者對魔法的鑽研極為深入，而亞庫比也認為柏洛茲是一位偉大的魔法師。儘管柏洛茲和鮑爾斯的妻子珍（Jane）並不怎麼處得來，但與他自己的摩洛哥女友夏麗法（Sherifa）相處“卻沒有任何困難”：“她相信我是一個巫師、一個魔法師甚至是聖人。”（註22）
柏洛茲曾如此盛讚蓋辛：“他是一位無可取代的啟發者，是他引領我認識了ㄧ整個充滿魔法的宇宙...我們一起共度過非常難以言喻的幻象。”（註23）柏洛茲和蓋辛在1959年ㄧ道從丹吉爾來到了巴黎的“節奏飯店”（Beat Hotel），他們在那裡進行了占卜、鏡面透視（mirror-gazing）及其它神秘學實驗。對於他們的超自然成果，柏洛茲曾這麼回憶：“那是一段激動人心的時期，非常、非常有意思。對我來說，魔法以及整個神秘學就意味著無盡的樂趣！那些事情真的很叫人興奮，簡直是傑出。我還沒在這方面碰上過什麼意外，不過也不能太走火入魔。”（註24）事實上確實有一次意外，那是他的一個朋友正在偷看，沒想到一個靈體真的現身了。巴勒斯說：“他瞪大眼睛，喊了聲‘靠腰！’，然後就跑出去了。”（註25）
蓋辛和柏洛茲還根據阿爾・哈伯德（Al Hubbard）首次提出的概念設計了“造夢機”（Dream Machine），以此配合LSD實驗產生的“心境與場景”（set and setting，註26）。造夢機是受控制論先驅格雷・沃爾特在《活著的大腦》中介紹過的高速閃光燈實驗啟發的裝置。沃爾特專注研究當時還屬於新興領域的腦電圖（EEG），這是ㄧ種利用附著在頭皮上的電極來檢測大腦和腦波的技術。沃爾特發現特定速率的燈光閃爍或閃光可以與腦波同步，進而產生各種奇形怪狀的顏色與圖案。造夢機就是一種快速閃光燈裝置，它可以透過視覺刺激來讓對象進入瞌睡狀態，這是從睡著前到睡著之間的過渡期。
柏洛茲經常在他的寫作中提到閃爍，他還把這種散文風格融入進了他的“切割手法”（cut-up）實驗（註27）。柏洛茲和蓋辛搞出了一種融合魔法與文學技巧的“切割手法”，而且它確實可以奏效。柏洛茲的方法是先在特定的地方拍照與錄音，接著再到別的地方播放這些錄音，從而“篡改現實”，據他說這樣就可以引起“事故、火災或物移”（註28）。他對山達基教的倫敦總部發動了這樣的襲擊，這也害得那些人不得不在幾個月後搬離到另一個地方。同樣的，他還利用變出“令人難以容忍、無緣無故出現的毒起司蛋糕”搞砸了蘇豪區的一間咖啡廳。柏洛茲甚至來來回回拍攝照片折騰了六趟，直到他們最後終於精疲力竭。”（註29）
柏洛茲的《裸體午餐》曾被《時代》評選入“1923－2005年的最佳百大英文小說”，其最初是由共治主義者莫里斯・吉羅迪亞斯的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當這本書在1959年問世時，它還成為了美國的最後一例猥褻文學官司的對象。由於美國的猥褻法（obscenity laws），格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發行的完整版本要一直等到1962年。格羅夫出版社的創辦人巴尼・羅塞特（Barney Rosset），他是社會研究新學院的畢業生。1959年，羅塞特和他的律師查爾斯・倫巴爾（Charles Rembar）在法庭上據理力爭，終於推翻了對《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北回歸線》跟《芬妮希爾》（Fanny Hill）的禁令。《芬妮希爾》是在1748年的倫敦首次出版，它也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散文色情作品，以及被起訴或禁止過最多次的書籍之一。《北回歸線》和《芬妮希爾》都是由傑克・卡亨的方尖碑出版社與他的兒子吉羅迪亞斯的奧林匹亞出版社負責發行。
格羅夫出版社之後也出版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裡面甚至附上了美國上訴法院的法官弗雷德里克・范・佩爾特・布萊恩（Frederick van Pelt Bryan）的完整意見書，它首度確立了所謂“重要社會或文學價值”的標準，以作為對猥褻指控的駁斥。格羅夫出版社也是薩德侯爵的完整全集的美國獨家出版商。格羅夫出版社在20世紀60年代接連出版了麥爾坎X、法蘭茲・法農與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作品。這家出版社還在1982年發行了馬丁・李的《迷幻藥之夢：LSD的完整社會史－CIA、60年代、超脫》。
吉羅迪亞斯向亨利・米勒介紹了格羅夫出版社，米勒就是1961年出版的《北回歸線》的作者。這部作品掀起了一系列關於猥褻問題的訴訟，使美國的色情法在20世紀60年代陷入了考驗。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在1964年做出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援引言論自由與第一修正案來宣布這本書並非只是淫穢之物，米勒在美國出版跟發行小說的權利終於得到了肯定。1966年，在聽取了他的朋友艾倫・金斯伯格與普利茲獎得主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證詞後，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柏洛茲的《裸體午餐》具有社會價值。儘管這本書的內容充斥了兒童謀殺與戀童癖行為。它現在更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的經典文學名著。
迷幻藥實驗
艾倫・金斯伯格的表哥奧斯卡・詹格（Oscar Janiger）出席過梅西會議，他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他以在1954－1962年這段期間研究LSD聞名，他也向卡萊・葛倫（Cary Grant）與阿道斯・赫胥黎推薦了LSD。金斯伯格本人則是被他的朋友格雷戈里・貝特森介紹了LSD。最早向貝特森提供LSD的是梅西基金會的LSD愛好者哈羅德・阿伯拉姆森（Harold Abramson）。貝特森後來成為了帕羅奧多退伍軍人醫院（Palo Alto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的致幻藥物實驗診所主任（註30）。與貝特森頗有交情的約翰・李利（John Lilly）也是利里與金斯伯格的好友。在讀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後，李利毅然決然放棄物理學轉而研究生物學，最終更投身入神經生理學。李利在1952年研究了感官剝離箱的影響，他同時向情報界介紹了他取得的成果（註31）。威廉・赫特在1980年主演的電影《變形博士》（Altered States）就是改編自他的故事。
1963年，貝特森被娉為李利的溝通研究所（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副研究主任，該研究所研究的對象是維京群島的海豚（註32）。經過在感官剝離箱中試驗LSD和氯胺酮，李利開始相信他可以和被他稱為地球暗號控制局（Earth Coincidence Control Office）的外星人進行精神接觸，這些外星人默默指導了他的一生，並引導他去瞭解海豚，海豚是外星人與人類之間的通靈管道。他相信這些外星人正在為了保全有機生命、抵抗被稱作固態生命形式（solid state lifeforms）的人工智慧而行動（註33）。李利顯然也嘗試向海豚餵食LSD，他還講述過一個關於一隻海豚試圖勾引一名男子在儲水箱裡與牠發生性關係的故事（註34）。雖然李利暗示他是因為政府介入才不得不離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但他在1958年成立的以研究海豚為旨的溝通研究所仍然獲得了空軍、NASA、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和海軍等單位的贊助（註35）。
在受控的實驗條件下，1959年貝特森在史丹佛大學讓金斯伯格體驗了LSD。接受了柏洛茲對格雷・沃爾特裝置的建議，金斯伯格把腦電圖機連接上高速閃光觀測儀，一邊聽著華格納和葛楚・史坦的錄音。結果金斯伯格歷經了一次相當糟糕的旅程，這也啟發了他創作《麥角酸》（Lysergic Acid），他曾就這首詩這麼說過：
“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我是一張巨大蜘蛛網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斑點，而且那隻蜘蛛正在慢慢地朝我爬來，那蜘蛛到底是上帝還是魔鬼——我實在無法確定——但我在那裡很無助。我想我正被困在一個超出我控制的巨大網子或網絡裡面，也許它是在考驗我，又或許它來自另一顆星球，甚至是某個超級政府或宇宙軍隊或科幻小說中的老大哥所為。”
確如蓋辛所言：“隨著時間來到1968年...高速閃光燈已經變得到處都是。藥物文化已然佔領了一切。肯・凱西（Ken Kesey）在他的迷幻藥派對中展示了閃燈光的效用，他會讓來賓一邊品嚐LSD、酷愛（Kool-Aid），一邊聆聽感恩至死樂團的音樂。”（註36）在聽說了利里在哈佛主持的賽洛西賓實驗後，金斯伯格也不禁開始躍躍欲試。利里與金斯伯格都樂觀地深信迷幻藥有可以幫助人們“開竅”的美處，金斯伯格更說服利里去招募流行藝術家和知識份子來嘗試這些藥物。利里後來不諱言地說：“從金斯伯格現身在我家門前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再也不一樣了。整個計劃在那之後完全變了個樣，我的生活也是，我從此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註37）如同著有《悠閒社會》（White Hand Society）的彼得・康納斯（Peter Conners）指出，利里不僅在與金斯伯格合作的過程中逐漸放棄堅持他的研究所需要的合理科學方法，這也讓他被哈佛解僱，但他卻開始傾向於“他從艾倫那裡獲得的嬉皮與詩意的語言，”這使得他在反主流文化運動中的聲譽開花結果（註38）。然後他們一起開始浩浩蕩蕩地開始向其他知識份子跟藝術家推廣迷幻藥（註39）。
金斯伯格在1962年離開哈佛後加入了利里在米爾布魯克（Millbrook）的實驗社區，那裡是紐約州北部的一個靜僻之地。利里在米爾布魯克的那段期間也替威廉・梅隆・希區考克（William Mellon Hitchcock）的CIA幕前組織－內在自由國際基金會（IFIF）工作，它之後又更名為卡斯蒂利亞基金會（Castilia Foundation，註40）。據《風暴天堂》的作者杰伊・史蒂文斯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只要是嬉皮士就絕不會錯過米爾布魯克。每到週末，就往往會有上百人在那邊閒晃。那些人可以是奇怪的紐約城市客、波希米亞人、闊佬或德國人。你叫得出來的那些名字幾乎能在米爾布魯克找到。”（註41）拜訪過這裡的音樂家有梅納・弗格森（Maynard Ferguson）、史特夫・斯瓦羅（Steve Swallow）、查爾斯・洛依德（Charles Lloyd）和查爾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其他的訪客還有艾倫・沃茨（Alan Watts）、精神病學家漢弗萊・奧斯蒙德、R.D・萊恩（R.D. Laing）、漫畫家索爾・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還有薇瓦・霍夫曼（Viva Superstar），她是安迪・沃荷的紐約市前衛派藝術界的泰斗（註42）。
基於他對藏傳佛教的興趣，金斯伯格在1962年跟著蓋瑞・施奈德（Gary Snyder）同行遊歷印度，然後他還見到了達賴喇嘛，並聽取了後者對LSD的看法（註43）。金斯伯格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位老師是丘揚創巴，他創立的那洛巴學院（Naropa Institute）就是現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那洛巴大學（Naropa University），他也對香巴拉這個觀念進行了激進的翻新。丘揚創巴和傑拉德・尤克（Gerald Yorke）維持著合作關係，後者是老道的英國情報特務，亦是阿萊斯特・克勞利的密友兼秘書。根據《衛報》的蒂姆・卡明斯（Tim Cummings）報導，尤克被認為是“將藏傳佛教傳入西方的一把手”（註44）。丘揚創巴分別娉用了金斯伯格與柏洛茲在那洛巴學院教授詩歌跟文學。丘揚創巴的門生有不少名人，包括荷西・阿圭勒斯（José Argüelles）、肯恩・威爾伯（Ken Wilber）、大衛・岱伊達（David Deida）、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大衛・鮑伊以及瓊妮・蜜雪兒（Joni Mitchell），她1976年的專輯《海吉拉》（Hejira）裡的〈街頭避難所〉（Refuge of the Roads）就提起了丘揚創巴。
丘揚創巴也對舊金山文藝復興的另一位關鍵人物，艾倫・沃茨的作品深感興趣，沃茨則喜愛東方哲學。當IFIF在1963年提交法人組織註冊申請書時，利里是它指定的總裁，阿爾珀特是主任，岡瑟・韋爾（Gunther Weil）、拉爾夫・梅茨納（Ralph Metzner）、喬治・利特溫（George Litwin）、沃爾特・休斯頓・克拉克（Walter Houston Clark）、休斯頓・史密斯還有艾倫・沃茨都是董事會成員。身為阿道斯・赫胥黎的朋友，沃茨也被貝特森介紹了LSD，他也為貝特森的精神分裂症研究擔任顧問（註45）。沃茨是出生於英國的哲學家，他後來變成了禪宗哲學推廣者，而且他還開辦了太平洋電台（Pacifica FM），它是最早引進滾石樂團、披頭四、動物樂團這些英倫搖滾的電台之一。沃茨早在年輕時即已對佛教萌生興趣，他也試著加入隸屬於神智學會的倫敦佛教協會（London Buddhist Lodge），協會的經營者是克里斯瑪・韓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參與其中的更有有名的神秘主義者，譬如尼古拉斯・洛里奇與布拉瓦茨基的首席繼承人，愛麗絲・貝利。
沃茨在政治上是一個右派，他會趁著有空閒的時候去向迪米特里・米特里諾維奇拜師，後者是來自歐雷吉的《新時代》同好圈的富有影響力的波士尼亞神秘主義者。沃茨本人亦是米特里諾維奇的新不列顛組織（New Britain）的成員。新不列顛脫胎自新歐洲同盟（New Europe Group），該同盟是在米特里諾維奇的倡導下於1931年成立，與倫敦的阿德勒學會關係密切。新不列顛拒斥資本主義，擁護社會信貸、福利國家、一個統一的歐洲、魯道夫・史代納的三政共和運動（Threefold Commonwealth）與基督教。
沃茨出席了倫敦大學在1936年舉辦的世界信仰大會（World Congress of Faiths），他在那裡認識了著述探討佛教、禪宗和真言宗的日本作家鈴木大拙，這些作品對向西方傳播禪宗與真言宗不可謂不重要。鈴木大拙在1911年與神智學者比阿特麗斯・厄斯金・萊恩（Beatrice Erskine Lane）結婚，她跟美國和日本的巴哈伊信仰有很頻繁的來往。鈴木大拙後來加入了阿德爾的神智學會，並且一直是極為活躍的一員。鈴木大拙曾為史威登堡寫過一本書，他甚至誇讚他是“北境的佛陀”（註46）。沃茨在1945年成為聖公會牧師，但在1950年就卸下了牧師之職，部分是因為他的婚外情，但也是因為他難以調和自己的佛教信仰。後來他又結識了約瑟夫・坎伯和他的妻子珍・埃德曼（Jean Erdman）及作曲家約翰・凱吉。
1951年初，沃茨搬家到加州，他進入了舊金山的加利福尼亞整合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現在沃茨終於有機會將禪宗推廣給反傳統世代。沃茨在1951－1957年的任教期間與施皮格爾貝格（Spiegelberg）是同事，他是希特勒德國的難民與史丹佛大學的亞洲宗教教授，他曾和魯道夫・奧托、保羅・田立克、馬丁・海德格、卡爾・榮格一同共讀，另外她也像約瑟夫・坎伯一樣有幸參加過榮格的愛諾思會議。施皮格爾貝格在1951年邀請了斯瑞・奧賓羅多的弟子哈里達斯・克德里（Haridas Chaudhuri）來學院任教。
沃茨認為“雙重束縛”（double binds）或曰道德要求害得這個社會喘不過氣，而這恰恰對一個人展現真實自我而言是很不合理或背道而馳的，所以才會有挫折感與神經官能症產生，這被佛教徒稱之為苦（dukkha）。這個想法也被貝特森和他的同事沿用來解釋精神分裂症。根據艾倫・沃茨的解釋，雙重束縛長久以來其實一直被禪宗視為是一種療癒方法。禪師會有目的地對弟子施加雙重束縛，以期能讓他們獲得覺悟（satori）。公案（koan）是這方面最常被用上的一種技巧，它會提出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來引導弟子認識到真理終究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唯有直觀才能把握（註47）。
雖說沃茨廣為人知的是他對禪宗的興趣，不過他也閱讀和討論吠檀多、“新物理學”（the new physics）、控制論、語義學、過程哲學、自然史還有性人類學。沃茨在1957年出版了他最家喻戶曉的其中一本書《禪宗之路》（The Way of Zen）。借助禪宗的處世之道與哲學背景，沃茨直接借鑒了阿爾弗雷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作品中的語義學觀念和諾伯特・維納出版不久的關於控制論的早期作品。沃茨將控制論的原理與禪宗生活進行了直接類比。這本書賣得非常好，最終更成為了現代經典，他日後也因此有邀約不斷的巡迴演講。1958年，沃茨和他的父親一起到歐洲巡講，他還見了卡爾・榮格。
格雷戈里・貝特森在帕羅奧多退伍軍人醫院有一位一流的新秀是曾經是精神病患的作家，肯・凱西。肯・凱西與後來當上感恩至死樂團作曲家的羅伯特・亨特一樣是從史丹佛的利奧・霍利斯特博士（Dr. Leo Hollister）那拿到了LSD。這玩意據說就是從那時起開始“超出CIA的控制”傳播開來（註48）。凱西從1959年開始自願擔任受CIA的MK-Ultra計劃贊助的醫學實驗的試驗對象。凱西詳細記錄下了他的多次用藥體驗，既有在MK-Ultra計劃研究期間也有他往後的私人實驗期間。作為醫學白老鼠的這段經驗也讓凱西在1962年創作了《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凱西一直在持續進行自己的實驗，他還廣邀親朋好友一同參與，這群人也被戲稱叫做“歡樂搗蛋客”（The Merry Pranksters）。這些人對塑造20世紀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頗有貢獻，在1964年的夏季那會這群人正乘著一輛名叫“更遠”（Further）的迷幻藥校車展開越野之旅。搗蛋客對50年代垮掉的一代與60年代的迷幻藥風潮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當時駕駛那輛校車的人是尼爾・卡薩迪（Neal Cassady），艾倫・金斯伯格也跟著一起奔走了一段時日，他們還順道拜訪了傑克・凱魯亞克。這群搗蛋客當然也有去米爾布魯克見了見蒂莫西・利里。
感恩至死樂團在1965年的處女秀是凱西名副其實的“迷幻藥實驗”。這一系列以LSD的宣傳和實驗為中心的派對後來在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的《電子酷愛迷幻藥實驗》（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得到了推廣。感恩至死樂團的領隊傑瑞・加西亞（Jerry Garcia）在門洛公園長大，那裡是與塔維斯托克有關的史丹佛研究所的所在地，其為CIA承擔了廣泛的情報行動，尤其是關於心靈感應與遙視的實驗。同一個樂團的比爾・克洛伊茨曼（Bill Kreutzmann）在青少年時就在高中見過了阿道斯・赫胥黎，正是後者鼓勵他學習打鼓。另一位樂團成員鮑勃・維爾（Bob Weir）是波希米亞俱樂部（Bohemian Club）的一員，他甚至在這個秘密俱樂部的年度狂歡上登台演出過（註49）。
感恩至死樂團的團員就是在其中一場派對上邂逅了綽號“熊”的奧斯利・斯坦利（Owsley Stanley），他是肯・凱西跟歡樂搗蛋客們的主要LSD供應商，以及感恩至死樂團的錄音師（註50）。奧斯利在十五歲的時候就主動應徵到華盛頓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工作。正如科林・羅斯（Colin Ross）在《CIA的醫生》（The CIA Doctors）中指出，溫弗雷德・歐費霍瑟透過蘇格蘭禮委員會資助了這間醫院的LSD研究，同時它也是這整個精神控制網絡的中樞（註51）。聖伊麗莎白醫院是刺殺總統未遂者、連環殺人犯或其它聯邦犯案主謀的監禁場所，例如艾茲拉・龐德和襲擊隆納・雷根的小約翰・欣克利。
儘管如此，奧斯利還是到維吉尼亞大學就讀了一段時間，接著又在1956年入伍美國空軍，之後他搬到洛杉磯為帕薩迪納（Pasadena）當地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工作，這間實驗室的創立者是傑克・帕森斯（Jack Parsons，註52）。利里曾對奧斯利說過：“我曾在我們這個時代最超凡入聖的聖賢門下拜師學藝：赫胥黎、赫德、戈文達喇嘛（Lama Govinda）、斯里・克里希納・普雷姆（Sri Krishna Prem）、艾倫・沃茨——而且我得老實說，A.O.S.3樂團那群大學畢不了業的傢伙從來就沒有寫過比垃圾更好（或更糟）的東西，不過他們對於神聖設計（divine design）的認識倒比我聽過的任何人都要多。”（註53）
嬉皮士
根據沃茨的說法，加利福尼亞整合學院“是使舊金山文藝復興得以在60年代初蔚為風潮的主因之一。”（註54）舊金山文藝復興所指的是以舊金山為中心的一連串吟詩作賦活動，這個地方由此搖身一變變成了美國前衛派詩人的重鎮，這些前衛派自然也與垮掉派互有淵源。然而，沃茨卻在他的自傳中提到，大約在1960年左右：“...還有很多事情正在蓄勢待發要發生改變，包括宗教、音樂、道德和性，我們對待自然的態度，甚至是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註55）杰伊・史蒂文斯在《風暴天堂》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起初，LSD是被嬉皮士當作鬆弛劑使用。你也許還記得，這就是威廉・柏洛茲留給金斯伯格和凱魯亞克的偉大工程，到了60年代中期它卻成了嬰兒潮世代的情緒包袱。海特區（Haight）奉行的基本原則便是美國社會被操縱的原理。LSD對此提供了最好的透視，而且（如同利里不厭其煩地重申的那樣）它還開闢了一種進行重新編程的可能性；有了LSD，就可以更好地切入這場遊戲、提高防禦水平以及採取更高瞻遠矚的策略。”（註56）
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和其它地方逐漸興盛起來的“地下報紙”（underground press）尤以《舊金山神諭報》（San Francisco Oracle）最為有意思，它總共在1966－1968年的海特－艾許伯里社區發行過十二期。《神諭報》為蓋瑞・施奈德、艾倫・金斯伯格、勞倫斯・費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邁克爾・麥可盧爾（Michael McClure）和其他垮掉派與新興作家提供了寫作空間。得益於這群垮掉派作家的影響力，搖滾音樂界的盛事“舊金山之聲”（San Francisco Sound）也因此大大增加了知名度。這場盛會吸引了無數“嬉皮士”、被剝奪應有權利的年輕人、離家出走的人從全美各地湧入舊金山，帶來了所謂的海特－艾許伯里熱潮以及1967年的那為人津津樂道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當時大家最琅琅上口的歌曲便是媽媽與爸爸合唱團（Mamas and the Papas）的《舊金山》（San Francisco）－“別忘了頭上戴幾朵花”。
邁克爾・鮑溫（Michael Bowen）和艾倫・寇恩（Allen Cohen）一起創辦了《神諭報》，鮑溫是美國垮掉的一代與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代表。鮑溫是一群又被叫做迷幻藥遊騎兵（Psychedelic Rangers）的LSD傳教士的一員，領導這個團體的是一位與CIA有牽連的神秘上師，約翰・斯塔爾・庫克（John Starr Cooke）。庫克和艾倫・杜勒斯的得力助手謝爾曼・肯特（Sherman Kent）在冷戰期間曾有所往來（註57）。庫克憑藉他身為通靈者，並且還擁有附有其前任所有者阿萊斯特・克勞利的手寫注釋的一副塔羅牌而聲名鵲起。他的一些崇拜者聲稱他只需要觸碰一個人的額頭，就可以激發他的沙克蒂或昆達利尼能量。庫克從他在墨西哥庫埃納瓦卡的總部派遣了一批志願者前往北歐和歐洲各地的迷幻藥活動場所（註58）。鮑溫甚至動身前去米爾布魯克招攬利里的人馬，希望他們可以跟他回去墨西哥，庫克在那裡有著對迷幻藥無人能出其右的研究。那些曾經到墨西哥拜訪過庫克的人據說就有拉爾夫・梅茨納、李歐納・柯恩、安綴亞・普哈瑞奇還有西摩・拉扎爾（Seymour Lazare，綽號“頭子”），他是威廉・梅隆・希區考克的富有生意夥伴。
在庫克的指示下，鮑恩在1966年來到海特－艾許伯里定居，並在那兒展開了一項“群聚部落”（Gathering of the Tribes）計劃，這就是最早的萬人聚會（Human Be-In，註59）。萬人聚會是三萬名嬉皮士在舊金山金門公園的盛會，吸引了全國媒體對反主流文化運動的矚目。這場聚會之所以發生，是為了抗議加州的新法律決定禁止LSD。這項新規在1966年10月6日生效，這個日期對於《神諭報》的那夥人來說具有神秘意義（註60）。傑佛森飛船合唱團（Jefferson Airplane）和感恩至死樂團都出席進行了表演，其他到場的反主流文化健將還有喜劇演員迪克・古格里（Dick Gregory）與傑瑞・魯賓（Jerry Rubin）。發言人則包括了蒂莫西・利里，這也是他第一次在舊金山登台、理查德・阿爾珀特（他很快就有了“拉姆・達斯”〔Ram Dass〕這個別名）以及在現場吟誦咒語的艾倫・金斯伯格。
利里在那天下午以他最著名的口頭禪“激發熱情、探索內在、脫離體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作為開場白。在1988年的一次採訪中，利里表示這個口號是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在紐約市的一次午餐期間“說給他聽”的。利里還補充說，麥克魯漢“對各種新點子和市場營銷都非常感興趣，他說著說著就開始哼起了歌，好像是‘迷幻藥正中紅心／五百微克，那意味著花不完，’那是百事可樂的廣告曲調。然後他就說出了那句‘激發熱情、探索內在、脫離體制’。”（註61）
“實際上，”馬丁・李在《迷幻藥之夢》中解釋說：“將激進左派迷幻化才是這一切真正的意圖所在。”（註62）法蘭克福學派的赫伯特・馬爾庫塞是“新左派”（New Left）的大師，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OSS工作，之後繼續進入CIA服務直到1952年。馬爾庫塞後來改到在受洛克菲勒家族資助的哥倫比亞大學的俄羅斯研究所工作，在1958－1965年這段時期他先後在哥倫比亞、哈佛與布蘭戴斯這些學校做過教授，最後他終於落腳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他的著作對知識份子討論流行文化和學術性的流行文化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也許可以稱得上是性革命最具影響力的貢獻者的馬爾庫塞曾經承認，他其實就是在重走威廉・賴希的老路（註63）。馬爾庫塞最著名的作品是《愛慾與文明》（1955）跟《單向度的人》（1964）。光從書名就不難察覺它是在致敬佛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滿》的《愛慾與文明》綜合了馬克思與佛洛伊德的學說。這本書認為歷史的本質並非階級鬥爭，而是我們嘗試壓抑自己的本能的鬥爭。馬爾庫塞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得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的共鳴，而且由於他總是願意在學生的抗議活動中慷慨激昂，所以他很快就獲得了“美國新左派之父”之名。
因此，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與新左派的社會正義訴求交匯在了一塊，以性與藥物為包裝的糖衣炮彈已經浸染了這些左派，使美國年輕人越來越遠離他們的傳統信仰與價值觀。馬爾庫塞在反越戰示威的那段日子創造了“要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的口號。促使馬爾庫塞將性解放、馬克思階級鬥爭以及反戰運動結合起來的關鍵是黑豹黨（Black Panthers）與青年國際黨（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的合作。創立青年國際黨的傑瑞・魯賓、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保羅・克拉斯納（Paul Krassner）和斯圖亞特・阿爾伯特（Stew Albert）等人在1968年齊聚一堂利用媒體宣傳來大力支持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同時也與新左派的革命政治維持著同一陣線。
艾比・霍夫曼在布蘭戴斯大學時是馬爾庫塞的學生，他曾自言馬爾庫塞的政治觀對他影響深遠。青年國際黨最深植人心的宣言包括了傑瑞・魯賓的《放手去做！革命願景》（Do It! Scenarios of the Revolution）與艾比・霍夫曼的《為我們身處的地獄革命》（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按照歷史學家希拉里・拉德納（Hilary Radne）的解釋，它們傳達的信息“非常一致；亦即或許政治永遠無法吸引年輕人，但是國際青年黨深知，性、大麻和好音樂——這種解放的渴望——可以提供一種取代美國清教徒主義的可行革命性生活方式。”（註64）
據約翰・科爾曼說，新左派其實根本是塔維斯托克研究所透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扶植出來的產物（註65）。IPS的資助者是保羅・沃伯格的兒子詹姆斯・沃伯格，他是艾倫・杜勒斯在OSS的助手。誕生於1963年的這間研究所的創立者是馬庫斯・拉斯金（Marcus Raskin），他是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的助理兼福特基金會主席，以及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 Barnet），他則是約翰・麥克洛伊的助手（註66）。麥喬治・邦迪在1961－66年間先後做過甘迺迪和約翰遜的國安顧問，同時也是66－79年的福特基金會主席。他還是骷髏會的成員。根據科爾曼，拉斯金和巴奈特都是訓練有素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畢業生，黑豹黨、以曝光五角大樓文件聞名的蘭德公司僱員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國安委員會的哈爾普林（Halprin）、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左派縱隊（Venceremos）還有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的競選活動都受到了他們的幕後操縱（註67）。
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是20世紀60年代全美無人不知的活動家與激進份子，她也是美國共產黨跟黑豹黨的領袖，作為馬爾庫塞的學生，她曾在電視採訪上回憶說：“正是赫伯特・馬爾庫塞告訴我，我有潛力成為一個大學教師、活動家、學者甚至是革命者。”（註68）在馬爾庫塞的諄諄教誨下，戴維斯花了兩年的時間在法蘭克福大學求學，攻讀西奧多・阿多諾的社會研究所。在她回到美國之前，戴維斯參加了1967年夏天的由塔維斯托克舉辦的解放辯證法討論會（Dialectics of Liberation），其中涉及的主題有政治辯論、詩歌和表演藝術，會議的主持者則有R.D・萊恩、黑豹黨的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艾倫・金斯伯格與馬爾庫塞（註69）。
1971年，黑豹黨領袖、前精神病患者且有強姦前科的埃爾德里奇・克萊弗（Eldridge Cleaver）開始鼓噪民主社會學生陣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的激進派系－地下氣象員去抗議要求把蒂莫西・利里從監獄放出來。SDS和地下氣象員都是IPS網絡的一部分（註70）。在他從監獄獲釋後，利里攜同他的妻子蘿斯瑪麗ㄧ起和克萊弗生活在阿爾及利亞。利里曾在寫給金斯伯格的信中堅持：“黑豹黨是這個世界的希望，”對於克萊弗，他則補充說：“他是一個和藹的天才。真正的天才！他已經開竅了！”（註71）然而，克萊弗後來卻對利里進行了“革命褫奪”（revolutionary arrest），把他打成是宣揚吸毒的反革命份子。克萊弗之後領導了一個叫做埃爾德里奇・克萊弗十字軍（Eldridge Cleaver Crusades）的短命信仰復興運動事業，“這是一個被他稱為‘基督蘭教’（Christlam）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混合體。”（註72）克萊弗最終轉向了右派，成為了摩門教徒與共和黨員。
20世紀60－70年代的另一位知名黑豹黨人士詹姆斯・福爾曼（James Forman）曾與康斯坦西亞・羅米利（Constancia “Dinky” Romilly）同居和照顧兩個孩子，羅米利是潔西卡・米特福德的第二個也是唯一倖存下來的孩子，米特福德出身自臭名昭彰的米特福德姐妹，也都是“太陽之子”的人，她的姊姊尤妮蒂是希特勒的好友。潔西卡的第一任丈夫埃斯蒙德・羅米利是邱吉爾的外甥。福爾曼在70－80年代從實驗院校聯盟（Union of Experiment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獲得了博士學位，該院校聯盟與IPS關係緊密。1964年，隨著幾位主要的非裔美國人活動家陸續參與進來，IPS逐漸成為了民權運動在這個國家的首都的堅實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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