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the-bloody-baron-von-ungern-sternberg-madman-or-mystic
BY RICHARD SPENCE
“我的名字已被仇恨和恐懼籠罩，以至再沒有人可以判斷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謊言、什麼是歷史、什麼是神話。”（註1）
——羅曼・費奧多羅維奇・馮・恩琴・史登伯格男爵，1921年
在蒙古流傳著一個關於戰士王子貝蒂梵（Beltis-Van）的傳說，他以兇狠與殘酷著稱，“在他被發現陳屍在烏利亞蘇特山（Uliasutay）之前，他已經踐踏了大量的人血。”（註2）謀殺他的兇手們將這位王子及其追隨者的屍體深埋在地底，在用重石覆蓋墳墓的同時還施加了“咒語和驅邪，以免他們的靈魂再次帶著死亡與毀滅捲土重來。”相傳這些法術會一直緊緊束縛這些可怕的靈魂，直到再有人血滴落到這個地方。
這個故事接著要從1921年初繼續：“一群俄羅斯人來到了這座陰森的葬墓附近，並且犯下了幾樁謀殺，讓鮮血浸染下去。”（註3）對有些人而言，光是這就已經解釋了往後將發生的故事。
幾乎就在同一時刻，一位新興的軍閥忽然異軍突起，他會在接下來的六個月將死亡與恐怖傳遍蒙古的草原跟山脈，甚至是西伯利亞的鄰近地區。這個人更被蒙古人尊為查干・布爾汗（Tsagan Burkhan），也就是“戰爭之神”的化身（註4）。
後來，達賴喇嘛十三世還宣稱他是捍衛佛教信仰的“憤怒之神”大黑天（Mahakala）的顯靈（註5）。這個人在歷史上有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叫做“瘋狂男爵”或“嗜血男爵”，他的批評者更不吝於直接稱他為殺人魔或徹頭徹尾的精神病患。
這個充滿非議的人就是羅曼・費奧多羅維奇・馮・恩琴・史登伯格男爵（Baron Roman Fedorovich von Ungern-Sternberg）。這裡將先簡單對他的功業勾勒幾筆。在俄羅斯革命後，恩琴男爵在東西伯利亞找到了他的去處，他決定與當地的反布爾什維克“白軍”運動攜手合作。然而，由於他的極端君主主義情結又喜好自行其是，他在這個團隊裡始終都是一個我行我素的傢伙。
他在1920年率領著由俄羅斯人、蒙古人、韃靼人及其他部隊混編的“亞洲騎兵師”殺入蒙古曠野，那是一片正在緊鑼密鼓反抗中國統治的土地。在把蒙古人拉攏到旗下後，恩琴在1921年2月初從一支龐大的中國駐軍手中奪取了蒙古首都烏爾加（今烏蘭巴托）的控制權，實現了一場宛如奇蹟般的勝利。接著他恢復了蒙古人的精神與世俗領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Jebtsundamba Khutukhtu Bogdo Gegen）或更簡短地叫做博克多汗（Bodgo Khan）的地位，並將自己確立為統治外蒙古的軍閥，讓零零散散的白俄羅斯分遣隊可以找到一處落腳之地。
圍繞在他身邊的心腹圈子充斥著一群心狠手辣的趨炎附勢之徒和算命師，他展開了恐怖統治，猶太人、確實或莫須有的紅軍份子以及數以百計引起男爵不悅或懷疑的人紛紛落難（註6）。同年6月，他悍然發動對蘇聯西伯利亞的進攻，最終他卻被紅軍俘虜，經過審判後在9月17日被處以槍決。
本文將重點介紹恩琴男爵的真實故事，還有所謂的神秘主義對他的所作所為產生的影響。一個尤為關鍵的問題是他被人們指責的“瘋狂”，無論到底是全部還是些微，這其實都是他對秘儀佛教及其它信仰的誤解所造成的結果。
背景和早年
雖然男爵大半的一生都在為羅曼諾夫皇室效勞，但從血統上來說他卻是一個德國人。他在1886年1月10日（新式紀年）以羅伯特・尼古拉斯・馬克西米利安・馮・恩琴・史登伯格（Robert Nicholaus Maximilian von Ungern-Sternberg）之名出生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在受俄羅斯統治的愛沙尼亞，他的父親西奧多・倫納德・魯道夫・馮・恩琴・史登伯格（Teodor Leonard Rudolf von Ungern-Sternberg）在沙皇的貴族名單中為他的兒子取了羅曼・費奧多羅維奇的名字。恩琴・史登伯格家族是一個歷史悠久且傑出的家族。這位男爵的家譜至少可以往前追溯一千年，他還曾向他的布爾什維克俘虜者吹噓說，他有七十二位祖先皆為俄羅斯奮勇捐軀（註7）。
他的家譜透露了一點心理不穩，甚至是瘋狂的線索。比如說，他的一位18世紀晚期的祖先弗雷赫爾・奧托・萊因霍爾德・路德維希・馮・恩琴・史登伯格（Freiherr Otto Reinhold Ludwig von Ungern-Sternberg）就以沉船禍首和殺人兇手、最終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等死而惡名昭彰（註8）。羅曼的父親也因為暴虐和殘忍所以享有“惡人”的名聲，這既導致了他的離婚，他甚至被禁止對他的孩子施予任何“影響”（註9）。
對於羅曼・馮・恩琴・史登伯格本人的心理狀態，顯然只有精神科醫生才有資格做出精神錯亂的診斷，但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可能了（註10）。不過，尚且對男爵抱持著ㄧ點正面看法的親歷者德米特里・佩辛（Dmitry Pershin）仍認為恩琴深受“精神異常”困擾，這使得他時而會連“最不值一提的挑釁”都經受不住、大發雷霆，往往會造成可怕的後果（註11）。後來有的說法聲稱羅曼的異常行為是頸部受過刀傷的後遺症，但他的叛逆、暴力傾向卻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顯露。他在讀書時就已經是個問題人物；在精英子弟的海軍軍校中，他面臨了起碼二十五項得被驅逐出校的紀律指控（註12）。他的受教過程造成他畢生厭惡“思考”，這被他認為是“懦弱”的行為（註13）。
作為親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低級軍官，他為自己博得了暴力的麻煩製造者的名聲，而且它還嗜酒如命。話雖是這樣，他仍舊因為戰傷和莽夫之勇而獲得了勳章。借用他的一位上司的話來說，年輕的男爵是一個“意氣用事的戰士”，他“為戰爭而活”而且始終恪守著自己的一套“基本原則”（註14）。後來他漸漸受到神秘主義與玄學的影響，其中尤以東方的舶來品為最。
身為神秘戰士的男爵
他的這種興趣究竟是從何時何地開始尚不明確。如果恩琴的信仰說得上是佛教的話，那也應該是神秘的西藏金剛乘或密宗。年輕的羅曼是在日俄戰爭期間以步兵服役的時候初識東方，他在1908－1914年都在西伯利亞和蒙古擔任哥薩克軍官。據他自述，他就是在那時組建了一個為沙皇效命並一邊與邪惡的革命作鬥爭的“軍事佛教徒組織”。該組織的規則包括了要堅持獨身以及可以“無限制地使用酒精、大麻與鴉片”（註15），允許後者是為了幫助他們緩解過度操勞的“身性”，但正如男爵自己也承認，這招實在不怎麼管用。他在蒙古的時候倒是嚴格禁止飲酒。不過，他還是宣稱自己召集來了“三百個無畏且兇狠之士”，其中有些人曾跟德國打過仗，還有些布爾什維克的人一直跟著他直到1921年。
恩琴在1913年結束了他的服役。他獨自一人踏上外蒙古的廣闊土地，當時那裡已經宣布脫離中國獨立。根據一種說法，他開始指揮起剛剛起步的蒙古騎兵部隊，另一種說法則聲稱他加入了殘酷不仁的反中國叛亂份子丹畢堅贊（Ja Lama）的匪軍。他的一位同志回憶說：“若有某個傢伙看見恩琴，那個人一定會覺得自己回到了中世紀...；（他是）對他的十字軍祖輩的返祖，對戰爭抱持著相同的渴望，對超自然事物抱持的相同的信念。”（註16）另一位回憶者還說他表現出了“對佛教的濃厚興趣”，他親自學習蒙古語還經常拜訪喇嘛算命師（註17）。據後來不情不願地入伍男爵軍隊的德米特里・阿洛辛（Dmitri Aloishin）說，恩琴的“佛教導師教授他輪迴轉世的觀念，結果他愈發堅信當他屠戮虛弱之人時其實都是在為他們行善，因為他們會在下輩子變得更加強壯。”（註18）
前面提到的丹畢堅贊和男爵彼此之間的相似性似乎不只是巧合。丹畢堅贊又被叫做“手持毛瑟槍的喇嘛”，他自恃是西蒙古的大王。這位“好戰的佛教徒”喜歡剝下不幸的俘虜的心臟，然後把它們盛裝在骷髏形狀的碗裡好祭祀（bali）“西藏的恐怖諸神”，這令他的恐怖名聲深植人心（註19）。在恩琴來到這裡之前，在1912年夏天的科布多城（Kobdo）就發生了這樣一次“密宗”的儀式性屠殺。該城的俄羅斯領事在1914年2月逮捕了丹畢堅贊和哥薩克部隊，很可能也包括恩琴，這群俘虜隨後都被送往俄羅斯流放。丹畢堅贊是否扮演了男爵的榜樣，甚至是宗教靈感呢？
在恩琴往後的蒙古逍遙時光中，藏人佔據了一個非常顯著的位置。活佛把自己視為那片長年飄雪之地的子嗣，而在烏爾加也存在著一個小型的藏人社區。這些人中大概有一百多人組成了男爵部隊的特別中隊（sotnia），他們在中國守軍的鼻子底下劫掠博格多（Bogdo），在對烏爾加的進攻中立下汗馬功勞。中國人和蒙古人都深信這番戰果肯定是有巫術在背後加持。這群藏人一向與男爵的其他部隊保持距離；顯然其他人也因為他們有使用鍍金的骷髏器皿的習慣而對他們退避三舍，這可能與丹畢堅贊在獻祭儀式上所用的器皿類似。
與藏人的這層紐帶還為男爵與拉薩跟達賴喇嘛牽上了線，比如他就曾向後者致信。在他在蒙古掌握的權力瓦解後，恩琴還妄想要帶領他的殘部前往遙遠的西藏，為佛教的聖人賣命（註20）。如此艱苦、無異於自殺的跋涉是挑起男爵最終遭到叛變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恩琴的帳下一同征討蒙古的另有五十名左右的日本士兵。這增加了他是日本帝國主義馬前卒的指控，儘管很明顯日本軍方確實有在監視男爵並認為他可能有點用處，但同樣可信的是他們並沒有真的把他掌控在手中。即使如此，他的日本小隊伍仍舊享有特別好的口糧跟飲酒特權（註21）。日本軍方的記錄顯示，這些人“大部份都是不重要的冒險家”，他們都是自願行動，但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仍不清楚（註22）。他們的指揮官，鈴木少校或上尉（Suzuki）是在1919年的“泛蒙古大會”（Pan-Mongol Congress）上與男爵相識，結下了一段不平凡且私密的友誼。
一個有趣的可能性是，鈴木不是天皇軍隊的使者，而是滲透入其中的秘密社團的成員，如同黑龍會或是更隱秘的青龍會。後者的信仰基礎是秘儀佛教，它的泛亞洲、泛佛教議程亦與恩琴的個人信仰相吻合（註23）。男爵堅信西方已經陷入了靈性上的困境，並且正在進入道德與文化崩解的階段。俄羅斯革命只是如此高度腐朽的證明而已。唯有在東方，特別是在佛教身上他才能看見一股能夠抵抗這種衰敗、然後恢復西方的靈性秩序的力量。
男爵的喇嘛與算命師
恩琴對各種形式的占卜都極為著迷。據說他甚至會隨身攜帶一副塔羅牌，即使是激烈的戰鬥也不例外。如上所述，他在科博多與一群喇嘛占卜者為伍，在烏爾加他也找來了ㄧ小批算命師（tsurukhaichi）、巫師和薩滿（註24）。阿洛辛曾回憶，男爵的占卜者會以燒烤綿羊的肩胛骨來占卜，靠著產生的龜裂來“確定部隊應該駐紮在何處，以及如何抗敵”（註25）。在其它場合，恩琴會命令他的部隊停駐在“古老蒙古預言談及的各個地方”（註26）。
男爵的專職醫生里比克（Dr. N. M. Riabukhin）曾指責這群算命師“無恥、骯髒、無知又卑躬屈膝”，他並譴責恩琴如果沒有他們的建議，“就根本拿捏不定任何重要決策”。這群算命師說服他相信自己是戰爭之神查干・布爾汗。在白人軍官鮑里斯・沃科夫（Boris Volkov）眼裡，男爵的種種心態只是證明了“他想像自己是俄羅斯救世主的愚蠢心態”（註27）。
在他朝著赤化的西伯利亞前進之前，恩琴斥資了兩萬塊錢來娉請千百位喇嘛“為他在寺廟裡提供精心的服務，還有獲得他們的神秘力量幫助”（註28）。有位沉溺藥物的薩滿對男爵的大禍臨頭有著非常準確的預言，並說服他準備抵擋災難性的入侵（註29）。但這群算師命最終卻辜負了他，他們錯誤地建議應該延遲兩天進攻恰克圖（Troitskosavsk）這座關鍵的邊境城鎮（註30）。此舉讓紅軍有機會調來增援並擊退進攻，後來更有軍官賄賂一位布里亞特算命師讓他改變他的預測，導致恩琴撤回進一步的進軍，然後班師回到蒙古（註31）。
但若說恩琴受到超自然的影響——甚至是誤導，那持平的說他其實也很懂得該如何利用它來獲得優勢。在他最後一次出兵烏爾加前，他先派出算命師進入這座城市，然後讓他們散佈他即將率命而來、而且這位白人男爵刀槍不入又可以憑空現身與消失的謠言，來讓“中國守軍陷入迷信的恐懼”（註32）。他還下令在周圍的山丘上佈置夜間篝火，他的蒙古手下則負責告訴那些中國人，這些是恩琴正在向亡靈獻祭的篝火，那些亡靈都迫不及待要向中國人索命（註33）。
男爵非比尋常的氣質早早就讓神秘哲學家赫爾曼・凱瑟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深感折服，他在童年時就認識羅曼和他的兄弟康斯坦丁。凱瑟林後來稱男爵是“我三生有幸能夠認識的一位奇人”，但同時也是一個身負矛盾之人（註34）。他認為恩琴是一個“本性被抽離...在天國與地獄的虛空之間的人，”並且他“擁有無以倫比的直覺與慈愛”卻也“有著最深刻的形而上殘酷天賦。”（註35）凱瑟林相信，男爵的形上學思想與“西藏人和印度人密切相關。”（註36）凱瑟林更確信，羅曼擁有“第二視覺”（second sight）與“未卜先知”等神秘能力。
凱瑟林並不是唯一得出這般結論的人。多年後，法西斯主義者兼神秘哲學家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也認為恩琴男爵應該擁有“超能力”，其中包括遙視和可以“直接窺視他人靈魂”的能力（註37）。費迪南德・奧森多夫斯基（Ferdynand Ossendowski）亦宣稱他可以用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來證實這一點。“我可以俯視你的靈魂，知曉一切。”男爵當時這麼對他說，然後他又告訴奧森多夫斯基，他的性命是無虞的（註38）。
其他認識恩琴的人也復述了同樣的證詞。阿洛辛雖然認為男爵肯定是瘋了，可是他也承認他彷彿有“閱讀人們思想的危險能力”（註39）。他還提到了恩琴是如何通過凝視每個人的臉來檢驗新兵：“看了一會後，他就會開始咆哮：‘你可以入伍’、‘滾回去照顧家畜’、‘砍了這傢伙’。”（註40）據里比克自述，在他們第一次會面的時候，“男爵簡直就像是要躍入我的靈魂一樣。”（註41）另一位匿名的軍官回憶道：“恩琴會用獵人般的雙眼緊盯每個人，”使所有跟他碰上的人都不由得心生畏懼（註42）。在蒙古服役的波蘭士兵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維茨（Alexander Alexandrowicz）對男爵的“第二視覺”深信不疑，他相信正是這樣的天賦才讓他“能在區區幾分鐘之內洞悉任何對象。”（註43）
神秘的費迪南德・奧森多夫斯基
在營造出恩琴男爵的主流形象這方面，恐怕沒有人比前面提到的波蘭作家費迪南德・奧森多夫斯基出力更多了。儘管如此，他卻遠遠不是一個無可挑剔的消息來源。在與男爵相遇之前，奧森多夫斯基曾有一段作為間諜、欺詐性文件的偽造者與傳播者的漫漫過往。他幾乎肯定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奧克瑞納（Okhrana）的特務。在1917－18年間，他牽涉了臭名昭彰的《西森文件》（Sisson Documents）曝光事件，這是一份偽造（就算內容可能為真）的關於德國－布爾什維克互相勾結的文件（註44）。奧森多夫斯基接著到西伯利亞為白軍的“最高統治者”高爾察克（Admiral Kolchak）擔任經濟顧問，可能還包括間諜。爾後奧森多夫斯基又作為紅潮難民落難蒙古。在他1922年出版的名著《野獸、人類與眾神》（Beasts, Men and Gods）中，奧森多夫斯基生動描述了他與“嗜血男爵”的初次見面，而且他還對眼前的這個人表露出了一點同情。話雖如此，奧森多夫斯基很明白“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危險人物”，而且“我感到有些惶恐，恩琴男爵的每一次動作都透露著恐怖。”（註45）奧森多夫斯基對男爵統治下的烏爾加彌漫的恐懼氣氛也沒有避諱，他談到了恩琴的手下都是多麼兇殘，比如神經病的“扼殺者”列昂尼德・西帕伊洛夫（Leonid Sipailov）、同樣令人反感的葉夫尼根・布爾杜科夫斯基（Evgeny Burdukovsky）還有虐待狂克林根貝格博士（Dr. Klingenberg）。奧森多夫斯基爐火純青的見風轉舵本事是讓他能在如此兇險的環境下保命的祕訣。
在同樣見證過男爵統治的其他人看來，奧森多夫斯基不僅幸運，甚至稱不上是一位無辜的旁觀者。康斯坦丁・諾斯科夫（Konstantin Noskov）曾經指出，從他抵達蒙古的那一刻開始，奧森多夫斯基這位“教授”就“扮演著一個無人能夠理解的奇怪角色”（註46）。“他干涉所有事情，”諾斯科夫補充說：“他非常熟練地介入、編織複雜的政治陰謀...”佩辛指責奧森多夫斯基是又一個試圖利用恩琴對超自然的痴迷的人，這個觀點也得到了男爵手下的軍官拉夫蘭（K.I. Lavrent’ev）的支持（註47）。透過鼓勵“男爵對神秘主義及其它事物的信仰”，奧森多夫斯基變成了男爵的“顧問”，這或許解釋了後來這位波蘭人何以會成為恩琴的“情報主管”（註48）。
按照佩辛的說法，奧森多夫斯基“渴望佔上能盡可能靠近男爵的位置”，所以“他攫取了所有自己想弄到手的優勢”（註49）。這些優勢包括了金錢與通往滿洲的安全通道，“但也許還不止這些”。里比克醫生和諾斯科夫都記憶奧森多夫斯基似乎是那群難民中唯一的倖存者，其他人都在恩琴的命令下被殺害（註50）。鮑里斯・沃科夫還提到，奧森多夫斯基在男爵下達“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聲名狼藉的第十五號命令背後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既確保了他的小命也為他弄來了一大筆錢（註51）。諾斯科夫更宣稱，奧森多夫斯基才是該命令的實際下達者（註52）。
第十五號命令可謂是恩琴最具體概述的哲學或使命，非常值得仔細研究。由於男爵向來沒有習慣發佈帶有編號的命令，因此十五在這裡意味著什麼十分不明。據阿洛辛說，這個數字與它被下達的日期皆是“學富五車的喇嘛們”的精心之作，都是他們選擇的幸運數字（註53）。基本上，這項命令談論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其意圖掀起一場有增無減的反革命浪潮，這將一舉清除俄羅斯的激進傳染病，然後在已故沙皇的弟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Mikhail Alexandrovich）的帶領下恢復羅曼諾夫家族的王位。和其他許多人一樣，男爵並不知道米哈伊爾已經在1918年6月撒手人寰。這項命令宣布：“如今肆虐地球、意圖直搗人類靈魂的神聖原則的邪惡必須從根本上被摧毀，”而且“還其之道的懲罰只有一個：唯一死刑。”（註54）
不過，真正叫人詬病的還是第九號命令，它聲稱：“共產黨委員、共產黨份子和猶太人，連同他們的家人一概不能留。”男爵對猶太人懷抱著一股病態的仇恨，無論他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他都念念不忘要滅絕這個族群。即使是認為“（恩琴的）無情故事被過分誇大”的佩辛也承認，猶太人遭到大規模屠殺是不爭的事實，而且男爵無疑得為此負責（註55）。沃科夫還認為恩琴是利用大屠殺作為工具，來向流亡者和部隊宣揚反猶主義，不過他的仇恨已經到了幾乎是宗教熱忱的地步。在寫給人在北京的一位白俄羅斯同事的信中，男爵警告了“國際猶太教”，甚至是“猶太資本家”的陰險威脅，他們“無處不在，但又經常被以敵人的身份揭穿。”（註56）等到他受審的時候，男爵還對他的猶太人布爾什維克檢察官埃米爾・亞羅斯拉夫斯基（Emelian Yaroslavsky）堅稱，“共產國際擁有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巴比倫的歷史”（註57）。恩琴在他對猶太人的情感中確實表現得像是納粹的先驅，他怪異的神秘化反現代主義思想也同樣如此。
1921年8月，隨著亞洲騎兵師的絕望軍官們揭竿起義反抗他及其日益減少的忠誠幹部，男爵的專制統治終於宣告結束了。恩琴宛如奇蹟般地逃過了一場屠殺，並在他的蒙古士兵那裡找到一處暫時的最後避難所。雖然他們很快就把他拋棄給即將到來的紅軍，但他們仍不敢動他一根寒毛，因為他們依舊相信他是不能被殺死的查干・布爾汗（註58）。
可惜蘇聯人不吃這一套。在新西伯利亞受審時，他作為一名囚犯表現得相當冷靜，甚至是體面。他已經預見並接受了自己的命運，檢察官執意要判定他是日本的代理人，但他堅決否認。然而，男爵很坦率地承認了大屠殺和其它暴行。對於他的殘暴紀律，他聲稱自己是“繼腓特烈大帝”以後的那套辦法的信徒（註59）。他在走向行刑隊前更許諾，總有一天他會回來。
最後這一點又讓我們想起了奧森多夫斯基，他曾說男爵一直在尋找神秘的地底王國阿加森（Agarthi）跟它謎一般的統治者，“世界之王”（King of the World，註60）。阿加森就是俗稱的雅戈泰與香巴拉，是印度與佛教神話中的神秘仙境。在20世紀初，這個故事又被像是亞歷山大・聖伊夫（Alexandre Saint-Yves d’Alveydre）和尼古拉斯・洛里奇（Nikolai Roerich）這些西方秘儀作家採信與闡述，他們相信它就隱藏在西藏北部或中亞一帶的某個地方。一個有趣的巧合是，恩琴的部隊中有一位軍官叫做弗拉基米爾・康斯坦丁諾維奇・洛里奇（Vladimir Konstantinovich Roerich），他就是尼古拉斯的弟弟。也或許這根本就不是巧合。總之，這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值得在下一篇文章娓娓道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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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Ferdinand Ossendowski, Beasts, Men and Gods [BMG] (New York: Dutton, 1922), 238.
2. Konstantin Noskov, The Black Year: The White Russians in Mongolia in the Year 1921 (Harbin, 1930), 75.
3. Ibid.
4. Tsagan Burkhan roughly translates as “White God” but can also be used to mean “White Buddha.” The use of the term for Ungern seems to have started among his Buriat troops and spread to other Mongols.
5. Markus Osterrieder, “From Synarchy to Shambhala: The Role of Political Occultism and Social Messianism in the Activities of Nicholas Roerich,” presented at “The Occult in 20th Century Russia: Metaphysical Roots of Soviet Civilization,” Munich, March 2007, 10, n. 51.
6. Boris Volkov, About Ungern (trans. Elena Varneck), 6 ,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IA], Stanford, CA,.
7. Izvestiya (23 Sept. 1921). Standard genealogy puts the beginning of the line in the mid-13th century with one Hanss von Ungern or Johannes de Ungaria who took service under the Bishop of Riga: Genealogisches Handbuch des Adels (Glueksburg: C.A. Starke, 1952), 467.
8. Marquis de Custine, Empire of the Czar: A Journey through Eternal Russia (New York: Anchor, 1989), 61-65.
9. Vladimir Pozner, The Bloody Baron: the Story of Ungern-Sternber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50-51.
10. I. V. Ladygin, “Chetyre mifa o barone Ungerne,” http//army.armor.kiev.ua/hist/ungern.shtml.
11. D. Pershin, “Baron Ungern, Urga, i Altan Bulak,” 113, HIA, Stanford.
12. Paul du Quenoy, “Warlordism a la russe: Baron von Ungern-Sternberg’s Anti-Bolshevik Crusade, 1917-21,” Revolutionary Russia, Vol. 16, #2 (December 2003), 4.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excellent overview of Ungern’s career.
13. Pozner, 81-82.
14. Baron Petr N. Vrangel’ (Wrangel), “Yuzhnyi front,” Beloe delo, Vol. V (1927), 12-13.
15. Ossendowski, “With Baron Ungern in Mongolia,” Asia, Vol. 22, #8 (1922), 618.
16. Pershin, 53c.
17. Boris Volkov, “On Ungern,” 45, trans. by Elena Varneck, HIA, Stanford.
18. Dmitri Aloishin, Asian Odyssey (New York: Henry Holt, 1940), 230.
19. Charles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Praeger, 1969), 198.
20. N. M. Riabukhin, “The Story of Baron Ungern Sternberg As Told by His Staff Physician,” 30, trans. by Elena Varneck, HIA, Stanford.
21. Volkov, 47.
22. Fujiko Isono,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21,” Modern Asia Studies, Vol. 10, #3 (1976), 388.
23. My thanks to the late Charles Rice for this information.
24. Pershin, 53c.
25. Aloishin, 228. See also Ossendowski, BMG, 218.
26. Aloishin, 231.
27. Volkov, 5.
28. Aloishin, 258.
29. Osssendowski, “Baron,” 661-662.
30. Riabukhin, 23, and Volkov, 42.
31. Riabukhin., 28.
32. Pershin, 45.
33. Ibid., 49.
34. Pozner, 81.
35. Hermann Keyseling, Creative Understanding (New York: Harper, 1929), 276 and Pozner, 81-82.
36. Ibid.
37. Julius Evola, “Ungern-Sternberg, el Baron Sanguinario,” trans. from Roma (9 Feb. 1973).
38. Ossendowski, “Baron,” 615.
39. Aloishin, 229.
40. Ibid.
41. Riabukhin, 2.
42. Ungernovets, “Memories of Ungern-Sternberg: Memories of a Participant” (c. 1933), 11, trans. by Elena Varneck, Varneck Collection, HIA.
43. Rene Guenon. Theosophy: History of a Pseudo-Religion (Hillsdale, NY: Sophia Perennis, 2001), 311.
44. George Kennan, “The Sisson Document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28, #2 (June 1956), 130-154.
45. Ossendowsky, BMG, 226.
46. Noskov, 14.
47. Pershin, 53c.
48. Osterrieder, 11, n. 70.
49. Pershin, 53c.
50. Noskov, 16.
51. Volkov, 6.
52. Noskov, 26
53. Aloishin, 258.
54. “Order No. 15 issued by Baron Ungern Sternberg,” trans. by Elena Varneck, Varneck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
55. Pershin, 59, 59c, 66, 75. See also Volkov, 15, 20, 26, 50.
56. Ungern to “Grigorii,” (20 May 1921), 7-8, “Letters Captured from Baron Ungern in Mongolia,” HIA, Stanford.
57. “Trial of Ungern,” from Izvestiya (23 Sept. 1921), trans. by Elena Varneck, Varneck Collection, HIA, Stanford.
58. Aloishin, 267-268.
59. “Trial,” Ibid.
60. Ossendowski, BMG, 301-312.
本文作者理查德・史賓塞博士（Dr. Richard B. Spence）為愛達荷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從1986年開始在那裡任教。他的興趣涵蓋當代俄羅斯、軍事、間諜和神秘學歷史，著有《秘密特工666：阿萊斯特・克勞利、英國情報界與神秘學》（Secret Agent 666: Aleister Crow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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