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戴希特勒的團體
在1918年的停火協議生效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總算結束了，德國士兵紛紛卸甲返家，回到那個早已因為戰爭蹂躪而百廢待興的國家。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市遭受了特別嚴重的破壞，街道上到處都是無事可做的失業退伍士兵，還有一些互相分裂的政黨在為黨員資格爭鋒相對。
正是在這種時局下，二十九歲的退伍軍人希特勒接觸了圖勒會（Thule Gesellschaft）的成員，其表面上是一個致力於研究與推廣德國傳統文學的無害讀書會。但是，這個社團主要是由富裕的保守派、熱切的民族主義者和反猶人士組成，它實際上已經相當地涉入激進政治、種族神秘主義跟神秘學，更何況它的標誌——還是一個卍疊在一把劍上面。
這個社團是另一個更神秘的日耳曼協會（Germanenorden）的幕前組織，日耳曼協會據說是古老的條頓騎士團的繼承者，仿照共濟會的該團體的分支遍佈德國。據信這些會館都承襲了已遭取締的巴伐利亞光明會的議程，其根本原則是“目的將合理化手段”。換言之，這些成員可以假裝是出於任何意圖或假扮成任何人、採用任何哲學、編織任何謊言、撒謊、偷盜、欺騙甚至是殺人，只要能夠實現組織的目標統統皆可。
在圖勒會成員的鼓勵下，一位名叫安東・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的慕尼黑鎖匠和工具製造商開始向工人宣揚政治。為人謙遜的德萊克斯勒創立了德國工人黨（Deutsche Arbeiterpartei），值得注意的是工業界和軍方的保守派一直在向該黨提供秘密援助。
無法以藝術家的身份一展長才的希特勒只能靠著為卡爾・梅爾上尉（Karl Mayr）擔任軍方間諜來謀生。“有天，我收到總部的命令要我去探一探‘德國工人黨’這個政黨的背景，它在近期正好有會議要召開....我要去那裡見識一番，然後把所聞所見呈報上去。”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回憶說。在抵達了斯特內克布雷（Sterneckerbrau）的啤酒館後，起初他並沒有什麼太深刻的印象。“我在那裡見到了大約二十至二十五個人，大多出身社會下層，”希特勒寫道。然而，這位年輕的軍方間諜卻在接下來令這個小團體感到“大為吃驚”，因為他站起身來出言反對呼求讓巴伐利亞與普魯士斷絕關係的提案。對這個才剛起步的政黨的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頗感興趣的軍方允許希特勒加入該黨，並且還開始資助這個政黨。他於是就這樣成為了該黨的第七位註冊黨員。
希特勒在黨內的工作起初獲得了梅爾上尉的情報單位以及圖勒會的熱心反共份子與神秘主義者的資金支持。資金是通過神秘學叢書出版商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輸送，他曾被希特勒讚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創始人”。埃卡特很快就將這位新成員介紹給了慕尼黑的右派社交圈和他在圖勒會的知識份子朋友。據《時代生活叢書》（Time-Life Books）的編輯們指出：“迪特里希・埃卡特接手了原名《慕尼黑觀察家報》的《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的主編一職，這份報刊接收著圖勒會與部分是來自梅爾的秘密軍方帳戶的贊助。”
作家約瑟夫・法洛（Joseph P. Farrell）認為，埃卡特和未來的元首副手馬丁・鮑曼之間的聯繫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希特勒是被刻意操縱並安排掌權，他被遠比他強大的幕後力量暗中利用，而且當他的使命一完成，他就又被蓄意倒台與拋棄。”堅毅的希特勒一有了錢就迅速駕馭了德國工人黨，接著很快發展到有三千名黨員。1920年4月，希特勒將這個黨的黨名改成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縮寫為納粹。
在1923年的那場又被叫做啤酒館暴動的政變未遂結束後，希特勒跟他的人馬統統入獄，一時間納粹黨似乎委靡不振。僅僅九個月後他就獲釋，然後希特勒開始以更有效、合法且活躍的方式重新帶領納粹黨，最終使得該黨在1932年7月成為了德國第一大黨。
事實上，是西方工業和銀行界的富有生意人確保了希特勒的成功。在希特勒於1932年的選舉敗給興登堡後，有三十九位商界領袖，包括克虜伯（Krupp）、西門子（Siemens）、蒂森（Thyssen）、博世（Bosch）這些大家都不會陌生的人都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懇請年邁的保羅・馮・興登堡總統能夠任命希特勒為總理。1933年1月，透過銀行家庫爾特・弗雷塔斯・馮・施羅德男爵（Kurt Freiherr von Schroeder）的從中斡旋與德國貴族、工業家以及軍官的妥協，希特勒正式獲任德國總理。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的這筆交易是在1933年1月4日於施羅德的家裡拍板定案。當時在場的有不少知名工業家，至少有一位是德意志銀行的董事，還有I.G・法本公司（I. G. Farben）的赫爾曼・施密茨（ Hermann Schmitz）與代表法本董事會的喬治・馮・施尼茨勒博士（Dr. Georg von Schnitzler）。據作家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指出，同樣出席的還有紐約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New York law firm Sullivan and Cromwell）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與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他們代表的是施羅德銀行。這個說法在其他研究人員那裡仍有爭議。
彼時的德國是一個自由共和國，其國民受教育與文化素養程度都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在魏瑪共和國的聯合政府帶領下，這個國家處於和平狀態，並一邊享受著民主自由帶來的欣欣向榮。
奇怪的是，希特勒卻一反傳統，決定不在德國國會大廈的辦公室上班，後來國會大廈在1933年2月27日遭遇了祝融之災。在那個步調悠閒而溫和的時代，這件事對德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絲毫不亞於2001年世貿大樓被撞擊對美國人民的震撼。希特勒將這次火災歸咎於共產主義恐怖份子，警方隨後在大廈內逮捕了一位名叫馬里納斯・范・德・呂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語無倫次、赤裸半身的荷蘭青年。他們說他身上帶著一張荷蘭共產黨的黨證，這位青年也在經過一段時間羈押後承認自己就是縱火犯。然而，後來的調查卻顯示僅憑一個人根本無法造成這麼大的火勢，更遑論是穿過通道來將爆炸裝置帶進國會大廈，那條通道通向的是希特勒的親密戰友，赫爾曼・戈林的辦公室。
儘管官方對火災的調查結果在很多方面都令人起疑，但“政府認為如今的情勢已對國家和民族的存續構成嚴重威脅”的言論仍然出台了。執法機構不但迅速收拾了共產黨人，甚至連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都沒有被放過。不出一個月，仍舊驚魂未定的德國國會就在希特勒敦促下，於1933年3月24日以四百四十ㄧ比九十四投票通過《授權法案》，這是希特勒實施獨裁統治的起點。
納粹政府利用《授權法案》要求登記國民身份證和種族貌相、拱上相當於國土安全部長的自己人（黨衛軍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沒收槍支以及隨後在集中營進行了大規模的謀殺與監禁。“當德國醒來時，”英國記者道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ed）寫道：“那裡的人會赫然發現自己的家再也不是他原來的那座城堡了。他可以私下被扣押，得不到任何警方的保障，甚至是在沒有明確指控的情況下被無限期拘留；他的財產可能會被沒收，他的口頭跟書面通訊會被監聽和審查；他不再有權利與自己的同胞偶遇，他的報紙或許已經不能自由表達意見。”
希特勒的金融家，尤其是那些普魯士軍官對希特勒不斷擴張的權力感到非常吃驚，特別是有大約三百萬名衝鋒隊（SA）成員正在他們的領袖恩斯特・羅姆的指揮下等待希特勒的命令。軍方於是提出了一項協議——只要衝鋒隊的權力能被打破，那麼軍方將願意向希特勒效忠。希特勒同意了，所以他在1934年6月30日捏造了策劃革命的指控，依此將羅姆與數百名棕衫隊成員一網打盡，衝鋒隊就這樣漸漸沒戲唱了。德國軍方現在開始宣誓效忠希特勒，而不是他們的國家。由於大規模的宣傳與對政府報復的恐懼，德國人民已經再不敢有怨言，這下希特勒終於可以對原先是德國領土的波蘭發動入侵。
極具啟發意味的是，希特勒並不是在連藉口的都沒有的情況下就直接侵略波蘭。因為“偽旗”（flase-flag）行動已經全都就位。穿著波蘭軍服的黨衛軍士兵首先襲擊了格利維采（Gleiwitz）的德國廣播電台，於是希特勒便據此宣布要對入侵德國領土的波蘭士兵展開反擊。德國想要使國家社會主義在世界上變得更固若金湯，最終這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隨著興登堡在1934年8月2日以八十歲歲高齡過世，希特勒合併了總統與總理的辦公室，並且自封為全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絕對的領袖——元首——一人高居全德國之上。
現在他有了一個已經準備就緒投入戰爭生產的龐大且強盛的工業基礎，同時還對他的命令照單全收。這個基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逼近尾末的時候就已經相當成熟，這實在應該感謝西方資本的湧入。“1933年之前和之後的歐洲戰爭之所以能打起，在很大程度上都得歸功於華爾街在20世紀20年代財政援助，這些援助締造了德國的卡特爾體系，還有來自美國知名公司的技術援助...從而建立了德國國防軍，”金融調查人員兼作家安東尼・薩頓（Antony C. Sutton）寫道，他繼續補充說：“美國資本主義在1940年以前為德國的戰爭準備所作出的貢獻只能以不可思議來形容了。”（舉例來說，1934年德國僅產出了三十萬噸天然石油產品與合成汽油。但到了1944年，靠著從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轉移給I.G・法本氫化技術，德國竟生產了六百五十萬噸石油，其中85%是合成油）
美國資本主義與德國公司的水乳交融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時出現了兩個項目：《道威斯計劃》（1924）和《楊格計劃》（1928）。由美國精心設計的這兩個計劃幾乎保證了剛剛起步的納粹黨將可高枕無憂。《道威斯計劃》旨在重新商談德國的戰爭賠款，以盟軍賠款委員會（Allied Reparations Committee）主席查爾斯・道威斯（Charles G. Dawes）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計劃曾被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Carroll Quigley）形容為“幾乎是J.P・摩根的別出心裁。”這個計劃利用美國提供的貸款來創建並鞏固德國的鋼鐵跟化工巨頭，聯合鋼鐵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和I.G・法本，它們也都是希特勒的鐵桿支持者。這曾引起德國人的憤怒與沮喪，因為這無異於讓外國控制德國的財政——希特勒經常在他的演講中提起這一事實——而且因為最終的賠償金金額一直沒有商定，所以這個計劃的結束看似遙遙無期。該計劃的後繼者《楊格計劃》的名字出自摩根的代理人歐文・楊格（Owen D. Young），它向德國聲討了沉重的賠款，這也加劇了德國國內對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的支持。
資助德國違反《凡爾賽條約》重新武裝自己最終會被證明是一樁有利可圖的交易，因為它動搖了歐洲的和平。希特勒的主要贊助者，德國鋼鐵大亨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曾說過：“我是在確信了要反對《楊格計劃》是天方夜譚之後，為了避免德國走向徹底崩潰一途，才決定轉向國家社會主義。”
德國與同盟國之間的融資是由總部設於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BIS）負責控制。國際清算銀行是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德國經濟復興背後的金融天才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的美夢成真（他在1930年為抗議《楊格計劃》辭職，但在1933年又被希特勒重新任命）。雖然他的父親是美國公民，但亞爾馬因為他母親當時回來的關係所以是出生在德國，他的名字則取自一位著名的美國編輯與政治家。正是沙赫特扮演了希特勒與德國工業家們之間的持久紐帶。
國際清算銀行是由多國合作管理，歷史學家奎格利曾稱它是銀行家的“體系頂點”，它負責秘密交換信息與籌劃即將到來的戰爭。其中一個在美國資本幫助下於一戰後的德國建立起來的企業巨頭便是染料工業利益集團（Internationale Gesellschaft Farbenindustrie A. G.），更多人知道的還是它的簡稱I.G・法本。由六家化學公司合併於1926年的這家公司是赫爾曼・施密茨的心血結晶，他也成為了該公司的總裁。在他的帶領下，法本一舉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這家公司在納粹統治期間甚至被被譽為是一個“國中之國”。
法本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九十三個國家設有子公司、辦事處和代表。二戰期間駐點歐洲的CBS新聞記者保羅・曼寧（Paul Manning）曾披露過施密茨的關係網，他指出這位法本的負責人一度“持有與洛克菲勒家族不相上下的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股票。”在1939年戰爭爆發時，法本的公司規模已經翻了一倍，獲得了對其它三百八十家德國公司與五百多家外國公司的參與和管理權。如此增長著實該歸功於在美國的債券銷售，包括今日花旗銀行前身的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就提供了三千萬美元。
法本的專利產品齊克隆B（Zyklon-B）是一種原酸毒氣，曾被投放在奧斯威辛、馬伊達內克、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淋浴間”來屠殺那些受難者。該公司在此之前已經接獲訂單要生產一氧化碳，這要用來處置德國安樂死計劃下的各種病患與精神病患者。
美國與納粹德國之間的密切商業聯繫的另一個例子是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總裁沃爾特・泰格爾（Walter C. Teagle），該公司的所有人是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Chase Bank）。泰格爾也是美國I.G化工公司（American I. G. Chemical Corporation）的董事，它是I.G・法本的子公司，後來它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通用苯胺與膠片公司（General Aniline and Film，GAF），以便與其德國所有者保持距離。
通過洛克菲勒的銀行與石油利益關係，泰格爾在戰前就已讓他的上司賺得盆滿缽盈。“（泰格爾）在四乙基鉛（tetraethyl lead）這方面一直與法本維持著合作，這是一種用於航空汽油的添加劑，”作家查爾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寫道。“少了這玩意，就是（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的空軍也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有標準石油、杜邦和通用汽車有辦法供應這項原料。泰格爾從旁幫助（法本總裁）施密茨買到這種珍貴原料，他曾在1938年前往倫敦並向英國的標準石油子公司乙基（Ethyl）‘借’來了五百噸。隔年，施密茨和他的合夥人回到倫敦並獲得了價值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回報。這下子，希特勒的空軍便可以轟炸自作孽的倫敦了。另外，透過向日本提供四乙基鉛，泰格爾也讓日本人得已角逐第二次世界大戰。”
由於這些四乙基鉛的交易醜聞在1938年曝光，泰格爾辭去了GAF公司的職位，接替他的是未來的國防部長詹姆斯・福瑞斯特（James V. Forrestal）。怪的是，協助創立國家復興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的也同樣是這位泰格爾，這是羅斯福總統在新政期間建立的意在監督美國公司的機構之一。倘若美國工業界的領袖真的像他們公開宣稱的那樣反對社會主義，那麼這可真是一個讓人摸不著頭緒的選擇。
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葉，既然政府、軍隊還有德國卡特爾集團現在都已緊緊聯繫在一起，希特勒知道是時候可以加強他對國際銀行家和商人的影響力了。即便他自稱有意將德國企業國有化與削弱國際商業和金融的勢力，但希特勒最初卻就是靠著這些企業贊助者的資助才能走到今天，那些贊助者都將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看作是全球共產主義的必要替代品。
“他對普勞大眾的吸引力提供了一個使工人階級遠離共產主義的機會，”著有《誰資助了希特勒》（Who Financed Hitler）的詹姆斯・普爾（James Pool）寫說。就連在美國，也存在著一種努力處心積慮地想將納粹主義推銷給大眾，與此同時經濟間諜活動也在緊鑼密鼓。泰格爾與法本的總裁施密茨一起娉請了知名的紐約公關人員伊比・李（Ivy Lee）來把美國公司的專有信息交給德國，然後在另一邊操作美國的新聞報導，掩蓋納粹主義不得見光的一面。截至20世紀30年代末，負責在美國宣揚親納粹宣傳的李每年就能得到兩萬五千美元的報酬。向李支付付款的是法本的子公司美國I.G，並借道李在大通銀行的公司帳戶來匯入他在紐約信託公司（New York Trust Company）的個人帳戶。“這些都是掙在美國、受美國董事監督的資金，但卻是花在替納粹對美國宣傳上。”作家薩頓說。
另一個提供納粹進行宣傳與情報活動的堅實渠道是漢堡－美洲航運公司（Hamburg-Amerika shipping line）。德意志銀行的首腦馬克斯・沃伯格曾和普雷斯科特・布希（Prescott Bush）共乘過該公司的輪船，他是後來的兩位美國總統的父親與祖父。馬克斯・沃伯格也是第一任美聯儲主席兼在一戰期間負責美國財政的保羅・沃伯格的哥哥。美國I.G化工公司不僅僅充當了資金來源，它實際上在整個戰時一直是納粹重要的情報渠道，正如法本總裁施密茨的侄子、法本董事馬克斯・伊格納（Max Ilgner）指出說。他寫道：“我們不斷從那裡（美國I.G）掌握的廣泛資訊對於我們觀察美國的時局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自從戰爭開打以來，它更是政府、經濟和軍方機構的重要情報來源。”
“I.G・法本及其全球網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活躍的真實故事，從來都沒有真正被披露，”作家薩頓說道。“由於盟軍取勝已無可避免，關鍵的文件資料也都在1945年遭到銷毀。”
銀行界，包括外國金融機構，都為希特勒跟他的納粹黨供應了鞏固與宣揚他們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資金。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庫爾特・弗雷塔斯・馮・施羅德男爵的銀行在英國與美國都扮演著德國金融代理人的角色。安東尼・薩頓就解釋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如何處理施羅德銀行在美國投放的貸款。事實上，杜勒斯除了向洛克菲勒－施羅德合夥的投資公司，施羅德－洛克菲勒公司（Schroeder-Rockefeller Company）提供法律服務，他在1927－1934年還是GAF的董事會成員。即使在戰時，GAF仍然是法本的子公司。施羅德是科隆的銀行龍頭－斯坦公司（J. H. Stein & Company）的強力首腦，其一直以來都在向納粹提供財政支持，以期後者能夠阻擋共產主義蔓延。希特勒曾對施羅德說過：“國家社會主義絕不會嘗試任何愚蠢的經濟實驗。”——換句話說，除了在雄辯上，他不會動銀行界一根寒毛。
希特勒與銀行界彼此的脣齒相依可以追溯到納粹黨的早期。“1924年元旦，德國財政的命運都決繫在了帝國的國家貨幣專員亞爾馬・沙赫特和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的私人會議上，”作家約翰・托蘭德（John Toland）寫說。“沙赫特已經廢除了緊急資金，他開門見山地直說了德國絕望的財政狀況。”他接著提議開設一家僅次於德意志銀行的德國信貸銀行，但它將以英鎊發行票據。沙赫特請求諾曼為這家新銀行提供一半的資金。“僅僅在四十八小時內，諾曼不但以極其低廉的利率正式批准了貸款，他甚至還說服ㄧ群倫敦銀行家接受遠遠超過貸款的帳單...”托蘭德寫道。
就在施羅德家裡召開的那場將希特勒拱上權力寶座的會談結束的一年後，納粹官員兼意識形態權威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會見了倫敦施羅德銀行的總經理蒂亞克斯（T. C. Tiarks），後者也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
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曾在1934年初向倫敦金融城的一群精英掛保證，希特勒的政權絕對是一個前程似錦的體制。在沒有任何異議的情況下，這群人都同意要向希特勒提供秘密財政幫助，直到諾曼能夠說服英國政府放棄親法政策，從而更有利於德國。
因此，理論上應該處於交戰狀態的這兩個國家的這些強權銀行家卻發展出了一種古怪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在戰爭期間都從未斷絕。當然，這只有對那些不瞭解世界統治精英彼此的經濟合作的人來說才真的要大驚小怪。
沙赫特在1938年12月曾以訪客的身份前往英國拜訪諾曼・蒙塔古的宅邸。這次訪問的對外宣稱是完全個人的行為。一個月後，諾曼趁著去瑞士的路上順道拜訪沙赫特，後者也禮尚往來投以熱情款待。雖然兩人談話的內容從未公開，但據傳他們試圖磋商一項能夠解決德國外債與擴大其市場的共同政策。還有傳言說，英國銀行家可能會向德國貸出大概三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出口信貸。薩頓如此解釋了這種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在20世紀20－30年代，美聯儲、英格蘭銀行、德意志銀行跟法蘭西銀行通過間接操控貨幣供應與塑造金融環境，都或多或少影響了它們各自國家的政治機構。直接影響則是藉著向政治家與政黨提供或撤回政治資金支持來實現。”
這項財政控制的資金來自國際清算銀行，根據該銀行的章程與各國政府的同意，就算它背後的各個所有者處於戰爭狀態，它也不必遭到關閉、停業或譴責。這些所有者包括屬於摩根的紐約第一國家銀行（它的董事有哈羅德・范德比爾特〔Harold S. Vanderbilt〕和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kie〕）、英格蘭銀行、德意志銀行、義大利銀行、法蘭西銀行及其它中央銀行。“這間銀行（BIS）很快就變成了...來自美國和英國的資金湧入希特勒國庫的金錢漏斗，也是這些錢讓希特勒可以打造他的戰爭機器，”海厄姆寫道。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響，國際清算銀行已經深受納粹擺佈，其董事包括施密茨、施羅德、沃爾特・芬克博士（Dr. Walter Funk）還有德意志銀行的埃米爾・普爾（Emil Puhl）。
當納粹在1939年大軍開進捷克斯洛伐克時，捷克國家銀行的官員把價值四千八百萬美元的黃金託付給了英格蘭銀行負責保管。在納粹的壓力下，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卻毫不猶豫地同意將這堆黃金轉移到瑞士，然後它就落入了納粹在那裡開設的帳戶，好讓德國可以繼續購買必要的戰爭物資。
儘管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末就已經重新展開軍事化，可是納粹仍然在尋求英國的支持，甚至是受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縱（Rothschild-dominated）的英格蘭銀行。英格蘭銀行官員的親納粹傾向會在下一節有更具體的介紹。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時期的各種商業聯繫關係，不妨來看看國際電話與電報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ITT）的德國總裁格哈特・韋斯特里克（Gerhardt Westrick），他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親密夥伴以及直到1945年都還是德國福特汽車公司負責人的海因里希・艾伯特博士（Dr. Heinrich Albert）的合夥人。ITT的其中兩位董事分別是德國銀行家施羅德與瓦爾特・施倫堡（Walter Schellenberg），這個人是納粹蓋世太保——納粹的Geheime Staatspolizei或曰秘密警察的反間諜頭子。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三年間，ITT一直在向德國輸出資訊和戰爭物資，包括每月多達五萬枚的火炮引信。
透過研究洛克菲勒家族擁有的大通銀行，即如今美國最大的企業銀行－摩根大通銀行，還可以揭示出更多美國與納粹的商業聯繫。查爾斯・海厄姆說明了洛克菲勒家族是如何掌控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該公司的德國戶頭與他們自己的大通銀行，還有紐約國家城市銀行（NCB）關係緊密，後者也時常與斯特林公司（Sterling Products）、通用苯胺與膠片公司（I.G・法本子公司）、瑞典北歐斯安銀行（SKF）以及ITT斡旋，ITT的高管索斯特斯・貝恩（Sosthenes Behn）是NCB的董事。標準石油德國子公司的兩位高管卡爾・林德曼（Karl Lindemann）和埃米爾・弗赫里希（Emil Helfferich）皆為希姆萊的蓋世太保朋友圈的著名人士——既是首屈一指的金融家——也是BIS的施羅德男爵的密友與同事。
據作家威廉・布拉姆利（William Bramley）指出，更進一步的銀行聯繫又涉及德國銀行家馬克斯・沃伯格和他的弟弟保羅・沃伯格，後者曾在美國建立美聯儲這方面發揮過汗馬功勞。兩人同樣都是I.G・法本的董事。法本的梅茨（H. A. Metz）是沃伯格的曼哈頓銀行（Bank of Manhattan）的董事，這家銀行後來變成了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頓銀行的一部分。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與法本維持著卡特爾合作。法本的其中一位美國董事米切爾（C. E. Mitchell）亦是美聯儲和沃伯格的國家城市銀行的董事。法本總裁赫爾曼・施密茨出任過德意志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的董事。施密茨在1929年經過董事會投票獲選為今花旗銀行的國家城市銀行總裁。
20世紀30年代的許多英國和美國人其實都頗為認同納粹的意識形態。
汽車製造商亨利・福特更可以堪稱是希特勒的指路明燈，尤其是在反猶主義這方面。1920年，福特出版了一本宣揚反猶主義的書《國際猶太人》（The International Jew）。希特勒1924年的《我的奮鬥》就大量援引了福特的著作，他甚至誇讚福特是“一個偉人”。後來福特也變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他竭力為納粹提供資金，並在1938年成為第一位榮獲專門頒發給非德國人的最高獎項的美國人：德國之鷹大十字勳章（Grand Cross of the Supreme Order of the German Eagle）。
福特的兒子埃德塞爾（Edsel）是美國法本與GAF的董事。ITT和福特公司曾在1940年7月於密歇根州的迪爾伯恩（Dearborn）舉行了一次會議，福特公司在會上同意不再繼續為進退維谷的英國製造飛機引擎，而是將為德國生產五噸級的軍用卡車，這便是“德國陸軍運輸的中流砥柱”。在成全納粹的戰爭手段這方面，福特公司並非特例。布拉福德・斯內爾（Bradford Snell）曾在1998年告訴《華盛頓郵報》，納粹軍備部長艾伯特・施佩爾曾經跟他說過，如果沒有通用汽車公司給予的合成燃料技術，希特勒絕不會考慮入侵波蘭。
有家日後的美國公司巨頭也向納粹引薦了登記、分類、分配裝運明細的實用方法，於是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及其他族群紛紛被依此圍捕並送往集中營等死。根據作家埃德溫・布萊克（Edwin Black），希特勒對於先詳細製表再滅絕這些人的設想，“因為一家美國公司與其傳奇性的專制總裁的本事和對利潤的貪婪，而得到了大大增強與實現。這家公司就是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IBM），這位總裁則是托馬斯・沃森（Thomas J. Watson）。”藉由最近發現的納粹文件和前波蘭工人的證詞，布萊克發現原來IBM的技術不只通過它的德國子公司－德霍梅格（Deutsche Hollerith Maschinen Gesellschaft，Dehomag）進行轉移，而且更大程度上還是依靠在波蘭的子公司－華沙的沃森機器公司（Watson Business Machines），其會直接向紐約的IBM總部做匯報。
沃森與他的德國下屬一直保持密切聯繫，他從1933－1939年至少每年都會前去柏林兩次。沃森從未將IBM的機器賣給納粹，而是出租。這意味著所有這些機器都離不開IBM的穿孔卡、零件與相關服務。有趣的是，IBM的穿孔卡在當時還沒有標準化。運送到納粹德國的每一批都是IBM工程師量身設計。“原本可能需要兩星期規劃的鐵路車輛的位置與路線，現在可以依靠龐大的穿孔機網絡來在短短四十八小時內搞定。事實上，IBM的遍及德國在整個歐洲建造的基礎設施，”布萊克寫道。
在美國加入戰爭後，納粹黨員赫爾曼・費林格（Hermann Fellinger）被任命作為敵方財產的監管人。費林格讓沃森機器公司照轉，他把員工原班人馬留下，繼續為IBM盈利。這家子公司依舊在通過IBM的日內瓦辦事處來向紐約總部繳交特許權費與報告。
沃森本人是一位人脈廣大的共濟會員，他在1937年宣布應該“藉由世界貿易來實現世界和平”，與此同時他也被獲命為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會長。也是在同一年，羅斯福總統任命沃森為出訪巴黎國際博覽會的美國代表，希特勒更為沃森頒發了一枚叫做德國鷹之星十字勳章（Merit Cross of the German Eagle with Star）的特殊勳章，它的目的是“褒獎對德意志帝國立有大功的外國人”，“它在希特勒的心目中僅次於德國大十字勳章（German Grand Cross），”埃德溫・布萊克說。
“根據大量出版物的介紹、序言與致謝內容，自從戰爭開始以後，IBM...幾乎阻撓或拒絕配合過幾乎每一位試圖釐清其歷史的主要獨立作家。”他補充說。
與航空英雄查爾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和報業大亨威廉・赫茲（William Randolph Hearst）一道，另一位希特勒的美國支持者是約瑟夫・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他是將來那位總統的父親。甘迺迪在1939年被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但在1940年11月便被召回，因為他不避諱自己對希特勒的青睞。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曾經勸告羅斯福：“前任駐英國大使約瑟夫・甘迺迪和華爾街的經營者本・史密斯（Ben Smith）在過去一段時間曾在法國維琪會面過（納粹空軍總司令）戈林，而且甘迺迪跟史密斯自此以後更為德國的事業捐獻了相當可觀的金錢。他們都非常的反英卻親德。”
戰前試圖在美國實現法西斯獨裁統治的其中一個重要例子，便是發生在羅斯福任職總統期間的政變嘗試。
就在希特勒掌權才過一年，許多富有的美國人都開始讚同應該要以法西斯體制來對抗國際共產主義。其中不少人都對羅斯福總統的社會政策側目而視，並且堅信他是一個秘而不宣的共產主義者。伊雷尼・杜邦（Irénée Du Pont）和通用汽車總裁威廉・克努森（William S. Knudsen）在1934年初開始出資籌劃政變，這將耗資三百萬美元讓裝備精良的恐怖份子推翻總統，仿照又被叫做火十字團（Croix de Feu）的巴黎法西斯運動的模式。
最終令這樁企圖功虧一簣的是海軍陸戰隊的退役少將史沫特萊・巴特勒（Smedley Butler），曾被授勳的這位老兵被這群策劃者主動接近，並簇擁他領導新的軍政府。然而，曾經公開抨擊羅斯福新政的巴特勒證明了自己是一位忠誠的公民，他立刻上報了羅斯福這樁叛國陰謀。“羅斯福...很明白如果他要逮捕摩根和杜邦家族的頭領，那麼這只會讓國家在經濟蕭條期間再添變數，也許還會引發又一場華爾街崩盤。這既不是他任職生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意識到在美國有遠非他所能及的權力存在。”海厄姆寫說。羅斯福決定將消息洩露給媒體，但媒體卻將它視為“荒謬”的謠言。即使如此，ㄧ些主要的策劃者仍然趕緊逃出了這個國家，直到事情終於平息下來。但這件事確實促使國會任命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此事。由於強大的利益牽扯，委員會拖了四年才在最後發佈了一份標有“機密傳閱”的報告。縱然淡化了這場未遂政變的危險性，但委員會的報告承認的確有“某些人企圖在這個國家建立一個法西斯組織”，而且委員會“可以核實巴特勒將軍的所有相關陳述。”
有些研究人員推測，這場衝著羅斯福來的陰謀其實是由支持他掌權的同一群精英家族精心策劃的策略。此舉的用意是要將羅斯福描繪成華爾街的反對者，並讓公眾支持他的政策。假如這場陰謀確實並非空穴來風，那麼這就是強大的商業利益集團在直到1963年以前的最後一次企圖不利於美國總統的公開嘗試。無論到底是不是蓄意策略，這個事件不僅提供了美國未為人知的歷史的一個例子，同時也說明了有權有勢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來顛覆美國的根本。
即使是在當時，ㄧ些精明的美國人也可以清楚察覺到強勢的國家商業領袖與納粹德國的互通有無。美國駐德國大使威廉・多德（William E. Dodd）在他1937年返鄉時就告訴記者：“有一群美國工業家正急於讓一個法西斯國家取代我們的民主政府，以及與德國跟義大利的法西斯政權結為同一陣線。我在柏林的職位讓我有很多機會目睹我們的一些美國統治家族究竟與納粹政權走得有多近。”不只是那些統治家族青睞國家社會主義與法西斯政府，像查爾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傑拉德・史密斯部長（Gerald K. Smith）這些右派煽動者在二戰前就吸引了數千名美國基督徒工人支持者，加入他們的美國優先與聯盟黨（America First and Union Party），並一邊宣揚著國家社會主義和對“猶太人陰謀論”的恐懼。史密斯在20世紀60年代計劃的宗教主題公園迄今仍未實現，但他的“歐薩克基督像”（Christ of the Ozarks）直到今天都吸引了不少遊客來到阿肯色州的尤里卡斯普林斯。在戰爭爆發前總是沒有多少人願意認真對待法西斯主義正在蔓延的警告，就如同今天也很少人願意思考法西斯主義者接管美國的可能性。
成功的政治運動一向需要錢，而且還不是小錢。毫無疑問，希特勒能夠掌權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謝德國的主要銀行——施羅德的科隆銀行、德意志銀行、德國信貸公司以及保險巨頭安聯集團（Allianz）——它們全都和外國銀行與公司有所牽連。美國的知名銀行同樣沒有閒著。海厄姆就闡述了紐約的亨利・施羅德銀行是如何在1936年與洛克菲勒家族達成合夥關係。施羅德－洛克菲勒公司曾被《時代》雜誌評為“羅馬－柏林軸心”的經濟推進器。“艾弗里・洛克菲勒（Avery Rockefeller）擁有施羅德公司42%的股票，”海厄姆報導說。“他們的律師是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約翰・杜勒斯與艾倫・杜勒斯。艾倫・杜勒斯（他後來任職於戰略服務局〔OSS〕）是施羅德的董事。”一位德意志銀行的高管這麼概述了該銀行的一部分戰時貸款：光是在1942年，飛機行業一億五千萬馬克、巴伐利亞汽車工廠（BMW）兩千兩百萬、奔馳（梅塞德斯）一千萬。在1944年貸出的也是差不多的數額。
但是所有這些最緊密的商業聯繫最後都還是化為烏有，因為隨著時間來到1941年，國際社會已經定調要與希特勒分庭抗禮。德國的閃電戰令統治精英一片嘩然，首先是波蘭，接著是歐洲各國接二連三淪為納粹的手下敗將。英國顯然也無法阻止希特勒，他已經磨刀霍霍要向蘇聯發動先發制人的攻勢。簡單來說，希特勒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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