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帝國崛起：陰謀統治美國的秘密社團－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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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the Fourth Reich: The Secret Societies That Threaten to Take Over America

《第四帝國崛起：陰謀統治美國的秘密社團》

Jim Mars

吉姆・馬爾斯

謹以本書獻給我的父親、我的叔叔以及所有為了他們的國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捐軀的士兵。他們理應得到更好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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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終於在柏林嚥下最後一口氣。

到處都是俄羅斯的炮火連番轟炸下的隆隆炮聲，被對準的目標正是只剩下斷垣殘壁的這座首都。就在前一天，一則特別糟糕的消息伴隨著炮火一起被傳入了元首耳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這會他正藏身在帝國總理府的地下掩體。希特勒得知，他的軸心國盟友，義大利的法西斯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已經被義大利的抵抗戰士俘虜。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克拉拉・佩塔奇旋即遭到處決，他們的屍體被懸吊在米蘭廣場的燈柱上。這則消息格外令希特勒感到心煩意亂，因為僅僅就在幾個小時前，他才在元首地堡舉行了一次小小的民事儀式，與愛娃・布勞恩正式結為夫妻。

希特勒早在事到如今已前就曾發誓過死也不會讓自己被活捉，他並再次向他的隨行人員重申，他和他的新娘絕不會“淪為娛樂那群歇斯底里的猶太人的景觀”。他已做好準備要迎接自己的末路，他向剩下的女秘書們分發好毒膠囊，當然還有布隆迪，他最愛的這隻德國牧羊犬也逃不了被毒死一途。另外兩隻家犬則被ㄧㄧ槍殺。

囑咐著最後的遺囑，他說道：“我和我的妻子——為了不受被俘和投降之恥辱——決定就此自我了斷。”他下令他們的遺體要被立刻焚化，但希特勒仍然表現得像是位一戰士兵與堅決的政治鬥士，他明確表示他和他的哲學不會就這樣悄聲無息地離開世界舞台。他繼續說：“因為有我軍士兵的壯烈成仁，還有我與他們一起攜手赴死，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光榮種子無論如何都會從德國的歷史脫胎換骨，進而實現一個真正的國際共同體。”

希特勒隨後朝著他的隨行人員走去，大多是女性，他一邊以聽不見的聲音喃喃自語一邊和她們握手致意。當時在場的其中一位秘書，特勞德爾・榮格（Frau Traudl Junge）回憶說，希特勒的目光“似乎不在這裡，而是遠遠看向了地堡的牆壁之外。”

大概在4月30日的下午三點鐘，希特勒的隨行人員聽見從他們領導人的房間傳出一聲槍響。過了一會，希特勒的貼身男僕，黨衛軍突擊隊大隊領袖赫因茲・林格（Heinz Linge）與一個穿著整齊、帶著要包裹遺體的毛毯的人一起出現了。這位希特勒的私人秘書、納粹黨領袖兼希特勒亡故後的帝國最有權勢的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就跟在那位女性的遺體後面。兩具遺體被運送到花園，待放置到一座炮坑中後便淋上汽油點火燃燒。然而，這些遺骸卻從未被發現，據說是因為炮火過於猛烈。蘇聯的國旗在當晚就已經飄揚在國會大廈上面，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國這回是徹底完了。

希特勒的出逃

根據眾所週知的公開報導，希特勒經常使用替身，也就是找來長相與他非常相似的人來出席某些公共場合。希特勒在貝希斯特加登的貝格霍夫（Berghof）的女僕寶琳・克勒（Pauline Koehler）就堅持，希特勒至少有三名替身。

希特勒有沒有可能也在地堡的最後一刻用上了替身？畢竟，確實有少數幾個人作證聲稱是狂熱的納粹份子代替他赴死，他們很樂意取悅他們的俘虜者——無論是俄羅斯人、英國人或美國人——來在領導人的死亡這件事上耍詐。愛娃・布勞恩的妹夫赫爾曼・菲格萊因（Hermann Fegelein）的奇怪處決會與他對希特勒利用替身的出逃計劃的瞭解有關嗎？菲格萊因當時已經離開了地堡，但當他後來被黨衛軍搜索隊抓到時又卻又爭辯說他本已打算回來。他後來在總理府花園被行刑隊處決。可是，就在幾天前希特勒才在敦促其他人趕緊離開地堡。“出去！都出去！”他叫喊說。“快去南德，我會留在這裡。不管事情會變得怎樣。”是什麼讓菲格萊因成為了例外？

菲格萊因知道這個秘密的證據來自於克里斯蒂娜・萊曼（Kristina Reiman），這位女演員曾在4月27日於柏林跟他見過面。她後來告訴作家格倫・英菲爾德（Glenn B. Infield）說：“他顯得非常焦慮。我們一起共飲了幾杯，然後他不斷重複說柏林有兩位希特勒....我還以為他是喝醉了。然而，就在我起身離開前，他卻說如果元首發現他知道這個秘密，那麼希特勒一定會殺他滅口。”

要偽造希特勒的死亡其實非常簡單。在他據稱的自殺之前，希特勒的替身隨時都有可能被帶進地堡。在希特勒讓愛娃吞下毒藥後——或者這個愛娃也是替身——穿著元首的衣服的替身同時飲彈自盡與服用毒藥，接著鮑曼來為遺體蓋毯，不知情的男僕林格負責整理。

希特勒可以從起居室的書房溜到另一間小會議室，裡面有可以直通上方花園的樓梯。希特勒已經指示林格“要至少等過了十分鐘後才能進入房間”。就在林格與其他隨員在希特勒的書房外的走廊等待時，元首的黨員與武裝黨衛軍護衛隊完全能夠趁機突圍去某個靜僻的外地，等待夜晚過去。

在夜幕的掩護下，希特勒可以沿著戈林大街（Hermann Goering Strasse）行駛，然後穿過蒂爾加滕（Tiergarten）來到靠近希特勒廣場（Adolf Hitler Platz）的動物園車站（Zoo Station）。他們可以從那裡繼續朝著鐵路走向帝國體育場（Reichssportfeld），接著越過施恩多夫施特拉斯（Scharndorfestrasse）抵達皮舍爾斯多夫橋（Piechelsdorf Bridge），再步行ㄧ會就到了哈弗爾河，那裡平時就是Ju-25運輸機出勤的地方。

事實上，確實有一架Ju-25在前一夜就接獲從元首地堡發出的無線電指令降落在了哈弗爾，之後它又在當晚再次起飛。作家英菲爾德懷疑這是為了第二天晚上所做的預先演練。

一旦飛離柏林後，這架飛機幾乎可以將希特勒帶往任何不直接受盟軍控制的領土——像是瑞士、西班牙或其它任何友好的地點。

但這真的有可能嗎？

傳統的歷史聲稱希特勒和愛娃已在地堡自盡身亡——整個故事就到此劃下句點，儘管自戰爭結束以降就不斷有一些誘人的消息一再傳出。據報導，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在1945年7月17日的波茨坦會議期間親口告訴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希特勒並沒有自殺，反而很可能已經逃之夭夭。俄羅斯人在多年後公佈了據說是希特勒屍首的照片，但這卻與他們早先的說法矛盾，即希特勒和他的情婦的遺體被立刻焚化。

時值今日，雖然希特勒的命運仍舊是一個耐人尋味且毫無疑問還會被繼續爭論許久的謎題，但它其實已經無關緊要，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唯獨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的遺產——國家社會主義——仍然安然无恙。

這個關於納粹如何坐擁先進科技、歷史上最龐大的寶藏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步入尾聲時逃過正義制裁的故事可能是20世紀以來最驚心動魄卻未為人知的故事。

從林登・詹森一直到喬治・布希時代，總有一些人成天在嚷嚷“美國”（Amerika）已經變成了“法西斯”。包括本作者在內的大多數人乍聽之下都會認為這是危言聳聽。不幸的是，正如我們即將會看到，事實也許正好相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打敗的是德國人...但不是納粹。他們只是不得不轉移陣地罷了。現在他們分散了全世界的各個角落，有許多人來到美國並且滲透了德懷特・艾森豪總統口中的“軍事工業複合體”。

他們帶著來自歐洲的戰利品一起逃了，其中包括火箭科學還有其它更奇特的技術。其中有些技術是如此先進，以至於至今仍被美國政府列為機密。

納粹的科學和意識形態都在一群自稱的全球主義者的提攜與幫助下在二戰後被帶到了美國，而也正是那群人率先創造了國家社會主義。這些人的議程遵循著古老的巴伐利亞光明會的意志，長久以來人們都相信這個組織在喬治・華盛頓那個時代的不久以後就消失了。但就算組織已死，它的信念依然可以苟且偷生——不論以何種方式，只要能妥善利用財富就仍能握住權力與實現控制。種入美國的納粹主義種子已經在冷戰期間茁壯出了一個全新的國度，它在今日更變成了史無前例的超級大國，但它同時也在世界各國之間產生了越來越難以彌合的仇恨，以及本國公民彼此間的分化與歧見。

在基督之後的第三千年之初，按照大部份的標準，曾經享有自由的美利堅憲政共和國如今已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是屬於第三帝國的締造者們的帝國——第四帝國。如果這個結論聽起來似乎很難以令人接受且不可置信，那麼請先繼續閱讀下去。必須注意的是，本書並無意要提倡任何政治理念，更沒有打算推廣陰謀論或什麼隱秘的議程。本書所做的只是根據一系列確鑿的事實來得出某些結論，縱使它們可能會很令人不適且離經叛道。

但首先，我們需要先來釐清一些術語。

術語的定義

大家當然都聽過第三帝國，但是第一跟第二帝國又是什麼呢？第一帝國又名神聖羅馬帝國，雖然它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開創這個帝國的法蘭克國王查理一世又被稱作查理曼大帝，他在公元800年接受了教宗聖良三世（Pope Leo III）加冕，在此之前他已征服與併吞了歐洲大部份地區，包括德國、瑞士、奧地利、低地國和部分法國、義大利與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君主制帝國是以羅馬帝國為藍本，由皇帝（kaisers）或凱撒（caesars）進行統治，它一直維繫到1806年拿破崙率兵進入柏林為止。

奧托・馮・俾斯麥創立了第二帝國，他作為普魯士首相在1871年打敗拿破侖三世，成為超過三百個國家臣服在他腳下的“鐵血宰相”。以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為首的俾斯麥帝國一直延續至1918年，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兵敗，於是德國與奧匈帝國的中央大國（Center Powers）宣告滅亡。

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掌權後便宣布大德意志為第三帝國（Third Reich），Reich是德文中的“帝國”。有趣的是，如果用小寫來寫“r”的時候，reich的意思就變成了“富有”或“財富”。因此，所謂的帝國其實也意味著“富人的帝國”。

“納粹”（Nazi）這個稱呼源自“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的簡稱，亦即“國家”（NAtional）的第一個音節與“社會主義”（soZlalist）的第二個音節，其全稱為Nationalosozialisti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這個被希特勒一手打造的激進小黨後來卻變成了禍害全世界的法西斯體制。納粹主義是一種哲學，最近的一本詞典將納粹定義為一個“持有極端種族主義或或專制觀點或表現橫蠻”要不就是“屬於任何類似於納粹黨的組織”的人。

其中一版的《美國傳統英語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對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是“一種主張或實施極右派專政的哲學或政府體制，其典型是國家與公司領導的合併，加上好戰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請務必記住，法西斯主義的典型特徵是國家與公司領導的混合。

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發明了“法西斯主義”（fascism）一詞，這是取自法西斯組織黑衫軍（Fascisti）。這個術語的由來是古羅馬的象徵物束棒（fasces），其為一綑上面駕著斧頭的棍棒。它是中央權威的象徵。在法西斯主義下，個人完全從屬於國家，國家又通常是被單一領導統治。

不過，即使是墨索里尼也不忘指出：“法西斯主義在第一階段應被恰當地稱之為社團主義（corporatism） ，因為它有賴於國家與公司權力的結合。”在本書的其餘部分，法西斯主義都將被定義為國家與公司權力的結合。

在法西斯義大利與納粹德國，國家對公司享有牢牢控制。至於在如今的美國則是公司徹底掌控了國家。

就結果而言，兩者並無區別。

墨索里尼說過：“主張社會只存在於個人福祉和自由之上的精神似乎並不符合自然...如果古典自由主義可以被概括為個人主義，那麼法西斯主義就是政府主義。”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羅耀拉學院（Loyola College）的經濟系教授托馬斯・迪洛倫佐（Thomas J. DiLorenzo）寫道：“認識到這一點極為重要，那就是作為一種經濟體系，法西斯主義曾在20世紀20－30年代風靡一時。個別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惡行後來受到譴責，可是經濟法西斯主義的實踐卻從未如此。”

政黨政治、口號以及社會問題經常被利用來分散群眾的注意力。世界精英其實一直都只交易一樣商品：權力。他們渴求獲得並保持因巨大財富而來的主宰權力，這通常都是通過對基本資源的壟斷所得逞。政治與社會問題對全球主義統治精英來說簡直輕如鴻毛，因為他們始終都能在公司業務和政府服務之間無往不利。對財富及隨之而來的權力與控制的渴求，驅動著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所有現代世界事件背後都有商業與銀行業的參一腳。這便是曾被希特勒和前總統喬治・布希提到過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基礎。

在21世紀的美國，許多神志清楚的人目睹了彷彿是二戰前德國的歷史重演：重要的國家結構被破壞、緊急立法、秘密國家安全機構坐大、槍支和人民都開始受到控管，再加上被慷慨激昂的民族主義推進的先發制人侵略戰爭。

或許這只是巧合，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但這也有可能是一個按照某些人的明確議程實行的隱秘計劃。

共產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之爭

 

正如本人在《秘密之治》（Rule by Secrecy）裡所述，將美國建設成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強國的那批金融權貴就是創造共產主義的同一批人。在1905年的革命失敗後，上千名俄羅斯活動份子被流放，其中包括革命者列夫・托洛茨基與弗拉基米爾・列寧。經過多年的革新嘗試，因為聖彼得堡發生的被很多人懷疑是英國特務幕後煽動的騷亂，沙皇終於在1917年3月15日宣布退位。

1917年1月，卡爾・馬克思的狂熱追隨者，托洛茨基住進了新澤西州貝永（Bayonne）的標準石油公司提供的免租金屋舍。他也在紐約市擔任共產報刊《新世界報》（The New World）的記者。托洛茨基在1905年從俄羅斯逃往法國，當時他因為參與革命而被驅逐出境。“他很快就發現，富有的華爾街銀行家非常樂意提供俄國革命所需的資金，”記者威廉・斯蒂爾（William T. Still）寫說。

這些銀行家的其中之一便是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他的家人在德國法蘭克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住。根據《紐約新聞報》（New York Journal- American）：“雅各布的孫子約翰・希夫（John Schiff）估計，這位老人為俄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付出了大約兩千萬美元。”希夫本人是洛克菲勒手下的銀行家，他曾在1904－05年的日俄戰爭資助日本人佔領滿洲，同時他也派出自己的代表喬治・基南（George Kennan）前往俄羅斯去促進反沙皇的革命。另一個人是參議員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他是美聯儲的創始人保羅・沃伯格（Paul Warburg）的庫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 Company）的律師。魯特是詭祕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名譽主席與前國務卿，他在政府公職和他在紐約市的律師執業之間如魚得水，依照1919年9月2日的國會紀錄，他個人又資助了另一筆兩千萬美元。

希夫和魯特亦非孤軍奮戰。據曾參與布爾什維克的早期活動的亞森・德・古爾維奇（Arsene de Goulevitch）在日後寫道：“在私下的交談中，我被告知（阿爾弗雷德）米爾納（Alfred Milner）勳爵捐獻了超過兩千一百萬盧布來支持俄國革命。”米爾納是德裔的英國政治家，也是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的圓桌會議（Round Tables）的主幹，這個團體是外交關係協會的前身。成立於1915年的美國國際集團（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AIC）同樣對俄國革命多有贊助。AIC的董事代表了洛克菲勒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杜邦家族（Du Ponts）、庫恩家族（Kuhns）、洛布家族（Loebs）、哈里曼家族（Harrimans）還有美聯儲的利益，當然還有美聯儲的創始人弗蘭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跟喬治・赫伯特・沃克（George Herbert Walker），他是喬治・布希的外祖父。

托洛茨基在1917年3月27日乘船離開美國——就在美國參戰的幾天前——同時他還帶著將近三百名革命者與華爾街的資金。托洛茨基的真名是列夫・達維多維奇・布隆施泰因，他曾被英國特務監視，後者懷疑他早在維也納逗留的時候就與德國情報部門牽上了線。在離開紐約前的一次演講中，托洛茨基表示：“我將會回到俄羅斯推翻臨時政府，並且結束與德國的戰爭。”

當載著托洛茨基及其人馬的船隻停靠在新斯科細亞省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時，他們連同手上的資金都被加拿大當局扣押，因為當局正確地擔憂一旦俄國革命事成，德軍就會有更多餘力在西線與之交戰。但這個完全值得充分研議的憂慮卻被伍羅德・威爾遜總統的另一個人格，愛德華・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l House）化解了，他告訴英國特勤局的負責人威廉・韋斯曼爵士（Sir William Wiseman），威爾遜希望托洛茨基能儘快獲釋。於是美國踏進戰爭還不到一個月，英國海軍部就在1917年4月21日下令釋放托洛茨基，他拿著威爾遜授權的美國護照，繼續往俄羅斯出發，展開了一趟改變歷史的旅程。

就在同一時間，列寧也正忙著流亡。據斯蒂爾說，他在德國人的幫助下，連同一百五十名訓練有素的革命者“帶著至少五百萬美元從瑞士坐進了那班臭名昭彰的‘密封列車’。”這輛火車不受阻撓地穿過德國，完全由德國銀行家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他是保羅・沃伯格的弟弟，保羅籌劃了美聯儲並控制美國在一戰期間的融資）還有德國高級指揮部（German High Command）精心策劃。就像托洛茨基，列寧被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r Kerensky）的政府列為德國特務，這是在沙皇退位後成立的第二屆臨時政府。1917年11月，列寧和托洛茨基在西方資金的支持下煽動了一場成功的叛亂，讓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俄國政府。

但是共產主義者對俄羅斯的控制並不徹底。“紅軍”和“白軍”的衝突一直持續到1922年，造成俄羅斯兩千八百萬生靈塗炭跟許多戰爭損失。在建立了第三國際或曰共產國際後，列寧在1924年因中風去世，共產國際是一個為在全世界輸出共產主義而誕生的組織。托洛茨基在史達林展開獨裁統治後逃出俄羅斯，然後在1940年被史達林的特務在墨西哥所殺。

ㄧ些陰謀論作家已經察覺了向布爾什維克提供資金的雙重目的。很明顯，像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者勢必會讓俄羅斯退出戰爭，這對德國是一大福音。而且受全球主義者支持的共產主義還能達成他們要在資本主義西方與社會主義東方之間製造緊張局勢的計劃。

切斯特頓（A. K. Chesterson）是一位右派的英國記者與政治家，他在1933年加入了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eley）的不列顛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他認為如果要理解政治，就必須從研究權力精英著手。“這些精英更青睞私下行事，鮮少成為攝影師的焦點，因此可以從他們僱用的代理人來推斷他們對各種事件的影響。”他曾在《公正》（Candor）雜誌上寫道：“眼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看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本作者相信它們其實有共同利益，最終也會合併成一個單一的世界控制體系。”

由於革命後的俄羅斯處於各方混戰的狀態，因此很難派遣一個官方代表團出使俄國。有鑒於此，美國金融家決定以紅十字會來掩人耳目。這個團體的其中一個負責人是拉蒙德・羅賓斯（Raymond Robins）被形容是“布爾什維克和美國政府的中介人”和“列寧唯一願意常常看見的人，他憑著自己的個性在這位無情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列寧顯然也意識到自己被利用了。“國家沒有步上我們預期的正軌，”他寫說。“這就好比一個人看著像是在駕駛與掌舵，但汽車卻沒有按照理想的方向行駛，它正在遵照另一股力量的意願轉向。”這另一股“力量”就是幕後安排共產主義誕生的全球主義者，“壟斷金融資本家”這是列寧對他們恰如其分的稱呼。

“當代歷史最偉大的其中一個神話，就是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受壓迫群眾反抗統治階級的人民起義，”作家愛德華・格里芬（G. Edward Griffin）寫道。“...然而，真正的規劃、領導，特別是融資全都是來自俄羅斯之外，主要是德國、英國和美國的金融家。”

俄羅斯的特權精英在1918年的逃亡潮為歐洲和美國的首府帶來了不小的衝擊。“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呼喊使西方的工業、銀行與商業資本家不由得打了個冷顫，他們都是被蒙在鼓裡的人。這種恐懼通過他們的政治代表、員工等跟著滲入了家家戶戶。

時常令陰謀論研究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為什麼像摩根家族、沃伯格家族、希夫家族還有洛克菲勒家族這些金融世家能夠容忍，更不用說是支持一種公然向他們的地位與財富叫板的意識形態。作家加里・艾倫（Gary Allen）解釋說：“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我們有一群世界上最富可敵國且有權有勢的傢伙正在向一場宣布要剝奪他們財產的運動提供資金，這些人有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沃伯格家族、摩根家族、哈里曼家族及米爾納家族。但這些人顯然不畏懼共產主義。既然他們不僅不畏懼反而還主動資助它，那肯定是因為他們實質上駕馭著它，這是很合乎邏輯的設想。除此之外還可能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釋嗎？”

西方民主國家與東方共產國家的敵意在從1918年到20世紀末的這段期間產生了無數次緊張局勢，甚至有失控的傾向。ㄧ些研究人員認為，全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威脅促使這些全球主義者開始轉向德國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資助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的崛起，並認定一個整裝待發的德國將可阻擋共產主義染指歐洲。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幾乎與共產主義沒什麼差別的社會主義形式，只不過它被限制在國家疆域的範圍內。利用國家社會主義，全球主義者即可迫使各國互相對立。但隨著德國在波蘭、低地國還有法國屢戰屢捷，這些全球主義者猛然發覺他們居然又重蹈了當初對共產主義者的覆轍。德國的全面勝利營造的全球國家社會主義體系，將導致緊張局勢和為了最大化利潤與控制的必要衝突從此銷聲匿跡。他們同時也擔心史達林的蘇聯當真會大舉進攻西歐，唯有希特勒的德國有能力阻止這件事。

這些全球主義者已在某種程度上做好了設想，即軸心國一旦在阻止了俄羅斯對歐洲的侵略以後，就應該輸掉戰爭。他們還開始制定了一種戰後且更新的新形式國家社會主義，這次它將依賴的不是種族主義和人種學說。與協助締造了德國納粹主義的金融家跟資本主義者一道，這些全球主義者開始著手打造第四帝國。

陰謀論研究者長久以來就在懷疑這股德國影響力的其中一個元素就是耶魯大學的秘密兄弟會－骷髏會（Skull and Bones）。又名322分會、死亡兄弟會、社團、骨頭和骷髏會或更簡單地直接叫做骷髏會的這個社團是在1832年被威廉・亨廷頓・羅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和阿爾馮索・塔夫脫（Alphonso Taft）從德國引入耶魯。

（羅素的堂哥塞繆爾・羅素〔Samuel Russell〕對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有著無可抹滅的影響。塔夫脫在1876年是美國的戰爭部長，之後又是司法部長以及駐俄羅斯大使，他也是唯一既擔任過總統又做過大法官的威廉・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的父親。另一位著名的骷髏會成員是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曾被評價是“美國統治階級的核心人物”並且在奠定嶄新的美利堅帝國這方面出力甚多）

有一本小冊子詳細描述了1876年對耶魯的骷髏會總部的一次調查，它又被其它與之競爭的秘密社團戲稱“墳墓”，其中說道：“...它的創始人（羅素）在入讀耶魯以前一直待在德國，他與一位德國社團的領導人物有著深厚的友誼。後來他帶著他一起在這裡建立了分會，骷髏會就是這麼來的。”

此處提到的德國秘密社團很可能就是非常神秘又聲名狼藉的光明會。羅恩・羅森鮑姆（Ron Rosenbaum）曾就讀耶魯大學，他也是為數不多肯嚴肅研究骷髏會的記者之一，他注意到該社團的骷髏與交叉骨標誌恰好也是光明會的官方徽章。在《君子雜誌》（Esquire）的一篇調查文章中，羅森鮑姆寫說：“我似乎確實在骷髏會的儀式起源和那些惡名昭彰的光明會成員之間找到了明確的聯繫...（光明會）是真實存在於歷史上...從1776年直到1785年，其一直是一個秘儀秘密社團，它要比德國共濟會的很多會館都更懷有神祕性的自由思想。”

其他研究人員則認為這個社團根本就是光明會的喬裝，因為它擁有共濟會式的標誌、符號、德式標語，甚至連舉行入會儀式的房間的佈置都和那些與光明會有關的德國共濟會會館相差無幾。骷髏會還習慣裝飾德國的版畫，例如《無論窮或富，皆難免一死》（Ob Arm, Ob Reich, im Tode gleich）。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骷髏會的其中一首傳統會歌就是《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巴伐利亞光明會是在1776年5月1日由亞當・威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創立，它是德國巴伐利亞英戈爾施塔特大學（Ingolstadt University）的教會法（canon law）教授。他的光明會以反對它們眼中的天主教會暴政，以及其所支持的國家政府為志。“人並非生來即惡，”威斯豪普特寫道：“除非他是接受專斷的道德教化。他之所以會變成壞人全是因為宗教、國家和壞榜樣使他誤入歧途。當最終的理性成為人的宗教時，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威斯豪普特也開創了一種哲學，它在希特勒與其他暴君的運用下已經造成了無數可怕的結果。“看好我們的秘密。請記住目的將合理化手段，”他寫道：“而且明智的人應該採取一切手段去為善，正如惡人行惡那般。”因此，對於開明——或“被啟蒙”的人來說——任何可以幫助他們達成目的的手段都是可接受的，不論是欺騙、竊盜、謀殺或是戰爭。

保密是光明會的關鍵。我們組織的巨大力量就在於它的隱蔽。它永遠不會以真名出現在任何地方，而是總是以另一個名字和另一個模樣來掩飾自身。”威斯豪普特說。他不僅主張欺騙公眾，他還提醒他的高階領導人，他們應該要向他們的同黨隱瞞自己的真實所圖：“有時以一種方式說話，有時又以另一種方式說話，這樣一個人就不會讓自己心裡真正的想法背下級的人知悉。”

在加入了慕尼黑的共濟會西奧多會館（Lodge Theodore of Good Counsel）後，威斯豪普特在1777年將它的光明會品牌兜售給了共濟會。這個會館與大東方會館（Grand Orient Lodges）有所關聯，據幾位研究人員說，大東方在光明會滲透共濟會的過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等到1783年，巴伐利亞政府終於認定光明會對現行制度有重大威脅，於是下令查封該組織，這逼得許多成員競相逃離德國，結果卻只是讓他們的哲學被進一步傳播出去。

今天有很多研究人員相信光明會依然健在，而且該組織的目標至少就包括了要廢除政府、私有財產、繼承權、民族主義、家庭和有組織宗教。這樣的結論部分是源自於極具爭議的《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它在自1864年問世以來便不斷被反猶主義利用來證明自己的合理性，但它其實是一份光明會的文件，只是後來才為了弄真成假而添加了猶太元素進去。“即便光明會已從公眾視野消失，由威斯豪普特拼湊的這部龐大機器卻可能直到今天都仍然存在。”作家威廉・斯蒂爾評論說。“誠然，只要目標與行動方法猶在。光明會這個名字是否還被沿用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沒有人可以懷疑社會主義，無論它是不是受光明會啟發的產物，在今天已經登上了美國，而社會主義乃是納粹哲學的基石。從看似無害的議案開始，譬如社會保障署（Social Security）以及隨後的各種政府計劃，像是醫療保險、農業補貼、食品券和學生保障，今日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已愈來愈離不開權力集中化的聯邦政府，其自9/11事件以來似乎更加加大了吸吮權力的趨勢。據《今日美國》（USA Today）報導：“自2000年以來，社會計劃的大規模擴展已使接受聯邦政府福利的人數創下了歷史紀錄，其中涵蓋大學補助、食品券還有醫療健保。《今日美國》經過對二十五個主要的政府計劃進行分析後發現，從2000年開始到2005年，這些計劃的參與人數已平均增加17%。”

社會主義登陸美國是因為擁護新世界秩序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已經認識到，任何社會計劃都需要中央權威。而且他們非常清楚，倚仗著他們的財富跟權力，他們可以控制任何中央權威。多年來他們通過分散人心的民族主義來掩飾這種朝向社會主義的漸變。美國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告知，美國是上帝賜予世界的禮物，是自由民主的化身。愛國主義成了煽動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火炬。如今只要是批評外交政策、海外軍事干預甚至是質疑國家政策的人都會立刻被指責不夠愛國。

美國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第四帝國，這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被認為已經失敗的國家社會主義哲學的延續。這個概念對那些看不清現狀、被大眾媒體公司成天的炒作和假新聞搞得團團轉的人而言自然很荒謬，而且這些公司大部份都是由在二戰前支持納粹的同一批家族與公司所有。

今天有很多人在談論“新納粹主義”（neo-Nazism），那是一個旨在復辟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潮。但這是一個不恰當的稱呼。因為這個趨勢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新意。國家社會主義本來就從未死去，法西斯主義哲學一直在現代的美國生龍活虎。不幸的是，現在的年輕一代卻無法理解法西斯主義、公司權力、民主還有民主共和之間的細微差異。

儘管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協助擊敗了德國人，但我們並沒有打敗納粹份子。成千上萬名納粹份子已經通過曾經屬於機密的迴紋針計劃（Project Paperclip）來到美國。其他許多納粹份子和戰犯則是選擇在其它國家落地生根，還有不少人拿著梵蒂岡發放的護照逃了。他們帶來了一些不可思議的技術，例如V-2火箭，但他們同時也把納粹的意識形態帶了進來。這種基於光明會式前提的意識形態主張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其中包括肆意的侵略戰爭與限制個人自由，這些都已“在這自由的土地，在這勇士的家鄉”佔據了一席之地。

高階的納粹份子，還有他們的年輕與狂熱門徒利用從歐洲劫掠而來的戰利品在許多國家建立了幕前公司，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土耳其和阿根廷。光是在瑞士這樣的幕前公司就有超過兩百家，它們在戰前、戰時、戰後都是處理納粹資金的銀行樞紐。利用這些搶來的歐洲財富，裡面可能還包括傳說中的所羅門寶藏，有納粹背景和有納粹思想的人慢慢闖入了美國的公司，一步步收購並鞏固這些公司，最後再令其變成跨國企業集團。他們幾乎沒怎麼受到這些公司領導人的抗拒，這些在過去的歲月曾支持他們的領導當然無法抗拒巨額利益的誘惑。至於其他忙著對“共產主義威脅”如坐針氈的人同樣也沒時間來檢查他們到底在做什麼。隨著時間推移，現在他們都成了這個嶄新的美國的合作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