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Ultra計劃
當《迷幻藥之夢：LSD的完整社會史－CIA、60年代、超脫》（Acid Dreams: The Complete Social History of LSD: The CIA, The Sixties, and Beyond）的作者馬丁・李被問到他是否有發現過秘密社團涉入Mk-Ultra計劃時，他的回答是確實有這麼一回事，但他並沒有把這些寫入書中。然而，他卻向提問者解釋說：
“關於秘密社團——嗯，如果你願意的話，其實CIA就可以被算作是一個秘密社團。在CIA之中有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團在運作。共濟會員、馬耳他騎士以及其它團體的人都在CIA裡面。這些五花八門的秘密社團不僅在CIA，而且更滲入了企業界、參謀長聯席會議、FBI、國防部等不一而足。假如我們能深入瞭解這些秘密社團，那可能會有助於描繪出權力精英的不同派系。我認為這至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說，對於無產階級——我們這些普羅大眾來說——扶輪社、共濟會並不意味著任何什麼。但如果是最高級別的成員，那麼你打交道的對象就肯定是最具影響力且有權有勢的人。就這個角度來說，也許研究這些團體可以為梳理統治精英的不同派別提供一些啟示。”
李還提到，據綽號“LSD佬強尼”（Johnny Appleseed of LSD）的CIA間諜哈伯德船長（Captain Al Hubbard）說，發現LSD的瑞士科學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曾是一個20世紀30年代的與魯道夫・史代納的人智學有關的小團體的一員，這個團體想要研製出一種“和平藥丸”（peace pill）來幫助全人類。在注意到納粹政權開始嶄露頭角後，這些人便開始埋首研究ㄧ些類似LSD的東西，但始終秘而不宣。霍夫曼是在1943年發現了麥角酰二乙胺或稱LSD，那時他正以化學家的身份為沃伯格（S.G. Warburg）的瑞士製藥公司山德士（Sandoz AB）工作。不過，霍夫曼最早其實是在1938年就用麥角胺合成出了LSD，麥角胺是亞瑟・斯托爾（Arthur Stoll）利用麥角（ergot）製成的化學製品，這是一種通常生長在黑麥上的穀物真菌。如同李所發現的那樣，山德士因為一系列卡特爾協議而與IG・法本有所牽扯，後者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都經營著一個專門研究迷幻藥的特別秘密部門，並且納粹醫生也在達豪集中營中用麥司卡林進行了精神控制實驗。因此，李總結說：“我們可以確信，納粹的高階指揮官已經對這些物質有所認識。”（註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OSS的杜勒斯一直駐紮在伯爾尼，他在OSS的其中一位助手是詹姆斯・沃伯格。杜勒斯曾拜訪過巴塞爾的山德士公司以便直接瞭解LSD的用途與影響效果（註2）。1950年4月20日，受杜勒斯指揮的CIA批准了一個情報項目，以評估LSD在秘密行動中的可用之處，這就是藍鳥計劃（Bluebird）。杜勒斯和科學情報辦公室（Office for Scientific Intelligence）主任理查德・赫姆斯（Richard Helms）在1953年4月13日一起揭開了一項研究項目，這是由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主持的“針對生物與化學物質的秘密應用研究”。
MK-Ultra計劃研究“精神控制”藥物的理由在表面上是為了對抗東方集團，據說是出於要應對蘇聯、中國和北韓在韓戰中對美軍戰俘使用這種技術（註3）。現有的證據表明，MK-Ultra計劃嘗試了多種操縱個體心理狀態跟改變大腦功能的方法，包括暗中投藥及其它化學品、催眠、感官剝離、隔離、口頭與性虐待還有各式各樣的酷刑（註4）。這些實驗包括向CIA僱員、軍方人員、醫生、其他政府人員和普通民眾提供LSD，好研究他們的反應。受試者通常都對此毫不知情。儘管黑手黨犯罪也被當作實驗對象，但CIA卻認為太過深入對這種組織胡作非為不是明智之舉。相反的，CIA挑中了“社會邊緣人”，例如妓女、毒癮者、精神病患和其他邊緣人，畢竟就算他們發現CIA對自己為非作歹，也幾乎都無力保護自己（註5）。
MK-Ultra計劃是從1952年真正開始，阿道斯・赫胥黎正是在這一年在漢弗萊・奧斯蒙德醫生（Dr. Humphrey Osmond）的陪同下回到美國，被杜勒斯帶來的奧斯蒙德在這項計劃中發揮了醒目作用（註6）。1952年，與阿布拉姆・賀佛爾（Abram Hoffer）及其他人合作的奧斯蒙德開始研究起迷幻藥，尤其是麥司卡林和LSD，同時他也在加拿大薩省的韋伯恩精神病院（Weyburn Mental Hospital）尋找治療精神分裂症的方法。奧斯蒙德將麥司卡林與腎上腺素分子的相似性關聯起來，他在一個理論中暗示精神分裂症可能是一種自我陶醉（selfintoxication）的形式。他認為麥司卡林可以讓一個理智的人體驗精神分裂症的感受，並建議可以將其用來培訓醫生和護士，這樣他們便可以更好瞭解病人。奧斯蒙德是最早開始使用“擬精神病”（psychotomimetic）這個術語的人之一，意思是模仿、誘導的精神病或精神錯亂，後來這被CIA跟軍方出於各自的目的所用。
奧斯蒙德的前同事約翰・史密瑟斯（John Smythies）曾向赫胥黎推薦他的麥司卡林實驗。史密瑟斯是赫胥黎的朋友，克里斯多福・伊舍伍、理查德・道金斯、格雷厄姆・格林的親戚。在讀過了奧斯蒙德的學術論文後，赫胥黎才首次認識到了麥司卡林這個烏羽玉內含的活性成分，赫胥黎在1952年向他寫了一封信，自陳願意擔任實驗對象。赫胥黎在信中解釋了他的動機是源於他堅信大腦其實是一個框限住意識的“減壓閥”，所以他希望可以利用麥司卡林來體驗更高程度的意識狀態（註7）。奧斯蒙德在1953年向赫胥黎贈送了一批麥司卡林好供其使用。次年，赫胥黎就在書名取自威廉・布萊克的一首詩的《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裡公然宣稱致幻藥物可以“擴大意識”。赫胥黎將神秘體驗與精神分裂症進行了典型的比較：
“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好似是永遠受麥司卡林影響的人，因此無法停下見到他一介凡夫俗子而無法面對、無法解釋的現實體驗...（而且）被嚇壞了的他會為這種無休無止的奇怪感尋找解釋，它極為強烈，不知是人類自己的行為還是宇宙惡意的表現，於是只能倒向最絕望的辦法，從這一側最極端的兇殘暴力到另一側最極端的緊張症或心理自殺。”（註8）
1955年10月，赫胥黎利用LSD產生了一次他自認為比整本《眾妙之門》中的任何一次都還要深刻的體驗。向奧斯蒙德和赫胥黎介紹LSD的人是阿爾弗雷德・哈伯德，他曾在戰時以OSS的“特別調查人員”身份工作。據信哈伯德在多年來還替加拿大特勤局、美國司法部以及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做事。素有“LSD佬強尼”之稱的哈伯德在20世紀50年代嘗試過LSD後從此為之死心塌地，據說他在此前曾經見到天使在異象中出現並告訴他人類的變革時刻已近在眼前。當他第一次讀到關於LSD的消息時，他立刻斷定這玩意肯定與異象有關，於是他在1951年進行了第一次嘗試。透過他廣泛的人脈，甚至包括教宗，他自己吹噓說他已“啟發”了多達六千人去品嚐LSD（註9）。
擬精神病藥
赫胥黎之後又結識了安綴亞・普哈瑞奇（Andrija Puharich），他是另一位MK-Ultra計劃的關鍵人物，身處在CIA踏入迷幻藥與神秘學領域的實驗最邊緣。使有時也被稱為“美國新紀元運動之父”的普哈瑞奇聲名大噪的是他把以色列靈媒尤里・蓋勒（Uri Geller）請來美國接受科學研究。普哈瑞奇本人是催眠術與微電子學方面的專家。1942－1946年，他以陸軍專業訓練計劃（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成員的身份就讀於西北大學。他提出的“神經傳導理論”（Theory of Nerve Conduction）主張神經元在低於紅外線而高於雷達頻譜的超短波帶（ultrashortwave bands）中會產生輻射與吸收能量的作用。普哈瑞奇於是得出結論認為，神經元其實是一種無線接收－發射器，這代表它可以將一個人的思想傳輸給另一個人。普哈瑞奇的理論獲得了包括何塞・戴爾嘎多（Jose Delgado）在內的幾位頂尖科學家的一致好評，戴爾嘎多往後還成了CIA在動物腦中植物電子工具好影響牠們的行為的研究先驅之一。雖然普哈瑞奇的本意是要成為醫生，不過他在實習期間也攬下了山德士公司贊助的數位藥物（digatoid drugs）研究（註10）。據普哈瑞奇本人說，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被情報機構認定是個可造之材，所以他被招募進“企鵝計劃”（Project Penguin），來對那些擁有“精神力量”的人進行實驗。據他說，負責這個項目的人是雷克斯福德・丹尼爾斯（Rexford Daniels），他擁有一家研究特定領域的公司，普哈瑞奇可以堪稱是這個領域的世界級權威：研究擴散的電磁輻射如何相互干擾，還有可能對人類產生什麼有害的環境影響（註11）。
1943年，普哈瑞奇在緬因州的卡姆登（Camden）創辦了生物電學圓桌基金會（Round Table Foundation of Electrobiology），它是陸軍的超心理學實驗的幕前機構（註12）。該基金會還得到了普哈瑞奇的老友，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的鼎力支持（註13）。普哈瑞奇的同事有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他在紐約的貝爾維尤醫院（Bellevue Hospital）工作，還是大腦電子植入物的早期提倡者。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曾稱麥卡洛克這位控制論小組的元老是“美國控制論者的指導精神”（註14）。另一名助手是約翰・海斯・哈蒙德（John Hays Hammond），他據說是尼古拉・特斯拉的唯一傳人（註15）。
除此以外，普哈瑞奇也對心理操縱技巧進行了秘密研究，包括使用致幻藥物、牽涉心靈技巧的軍事與情報手段。普哈瑞奇在1952年11月和五角大樓的官員展開了一場談話，這場談話後來被以《超感官知覺在心理戰中的可能潛力評估》（An Evaluation of the Possible Usefulness of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in Psychological Warfare）為名發表。在普哈瑞奇人在馬里蘭州阿伯丁的埃奇伍德陸軍化學中心（Army Chemical Center）工作時，圓桌基金會一直在全力運作，該機構與MK-Ultra計劃牽連極深，而且它還藉由迴紋針行動僱用了多名納粹科學家（註16）。
據稱，普哈瑞奇在埃奇伍德一直致力於從事化學與生物戰的相關研究（註17）。普哈瑞奇在這段時間認識了不少高官與官員，大部份都來自五角大樓、CIA和海軍情報局。當時的埃奇伍德還在進行藍鳥計劃/洋薊計劃（ARTICHOKE），這是CIA從1951年8月20日展開的研究審問方法的項目。另一個在1952－1974年間的埃奇伍德的阿森納（Arsenal）持續進行的MK-Ultra程序是112計劃（Project 112）。總計有六千名士兵被調來測試了兩百五十五種生物與化學製劑。這些製劑包括二苯乙醇酸-3-喹嚀環酯（BZ），這是羅氏公司在1952年研發的一款化學武器，芥子毒氣跟劑量很高的LSD也都被派上。在後來於參議院舉行的關於人體實驗的聽證會上，艾倫・勞森（Allan Lawson）這位前受刑人與受試者親自作證聲稱：“任何自願參與的說法...都是人體實驗中最殘忍的謊言。”（註18）
然而，根據可靠的報導，他在埃奇伍德被要求參與的任務事實上是可以刺激心靈能力的化學物質的開發研究。據普哈瑞奇的圓桌基金會的其中一位最早成員，且曾和普哈瑞奇一起合作研究致幻劑的赫胥黎說：
“...無論別人怎麼指責普哈瑞奇，都無可否認他是一個絕頂聰明、勤奮好學又高度進取的人。他的願望是通過現代藥理學、電子學與物理學方法來再現薩滿進入遙視旅行狀態時的條件。”（註19）
普哈瑞奇在1952年12月為他的實驗室帶來了一位名叫維諾博士（Dr. D.G. Vinod）的印度神秘主義者，他可以聯繫一群自稱為九神（Nine）或九之法則（the Nine Principles）的無形實體。九神也宣稱自己就是九柱神（Ennead），即埃及萬神殿的九位主要神祇。根據普哈瑞奇，九神與“人類對上帝這個觀念的認識”有著直接關係，而且“宇宙也是在九神的旨意下運作。在這群主宰者和無數行星文明之間，都是他們的信使。”九神宣布自己就是上帝，他們並聲稱“上帝與我們同在，祂是九之法則的上帝。”（註20）
普哈瑞奇的圓桌基金會的其它成員也參加了在1953年進一步舉行的降神會，九神告訴他們，他們被選中來推動九神對地球的議程。出席降神會的人有亨利和喬治・傑克遜、愛麗絲・布瑞弗（Alice Bouverie）、馬塞拉・杜邦（Marcella Du Pont）、卡爾・貝茨（Carl Betz）、溫妮・貝克（Vonnie Beck）還有亞瑟・楊（Arthur M. Young）和他的妻子露絲。馬塞拉・杜邦是富有的杜邦家族的人，愛麗絲・布瑞弗原名艾娃・阿斯特・愛麗絲・穆里爾（Ava Alice Muriel Astor），她是約翰・雅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的後嗣，她的父親約翰・雅各・阿斯特四世上校（Colonel John Jacob Astor IV）葬身在鐵達尼號。愛麗絲的第一任丈夫塞爾日・奧巴倫斯基親王（Prince Serge Obolensky）曾是俄羅斯帝國陸軍的軍官，後來更成為OSS的才幹。
亞瑟・楊是第一架貝爾直升機的設計師，也是一位極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他深受懷海德關於精神進化的過程哲學之惠，並提出學說將達爾文主義與傳統智慧、榮格原型理論、神智學、占星學、瑜珈及神話互相結合。楊娶了波士頓福布斯家族的露絲・福布斯（Ruth Forbes），她是愛默生的曾孫女。露絲還是瑪麗・班克羅夫特的摯友，後者是榮格的忠實學生與艾倫・杜勒斯、之後又是亨利・魯斯的情婦。
1945年，普哈瑞奇寫了一本書題叫《神聖的蘑菇：通往永恆之門的鑰匙與超越心靈感應》（The Sacred Mushroom: Key to the Door of Eternity and Beyond Telepathy）。在《神聖的蘑菇》裡，普哈瑞奇講述了他如何在1945年收到靈媒哈里・史東（Harry Stone）的談話稿，這位靈媒被一個靈體，他們後來認為是生活在四千六百年前的拉何泰普（Rahótep）上身了。令普哈瑞奇感到著迷的是，史東曾經提到一種可以將意識與身體分離的植物。史東在接下來的三年裡開始口說埃及語、書寫象形文字，並且他還介紹了毒繩傘這神奇的蘑菇在埃及宗教與占卜中的作用。
史東繪畫的那種植物看起來像是蘑菇，他說出的描述則符合毒繩傘或曾被戈登・沃森（Gordon Wasson）記錄過的墨西哥薩滿口中的蒼蠅鵝膏（fly agaric）。沃森在1957年的《生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尋找魔幻蘑菇》（Seeking the Magic Mushroom）的文章，勾起了世人對迷幻藥的興趣，這篇文章首次將精神活化蘑菇的知識公諸於眾。沃森曾是摩根大通的副總，也擔任過CFR主席，他和艾倫・杜勒斯關係匪淺。沃森和亨利・魯斯——這位骷髏會成員與《生活》雜誌創辦人——都是CIA的幕前組織，世紀俱樂部（Century Club）的長期會員，其他會員還有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沃爾特・李普曼、喬治・凱南（註21）。近來，阿道斯・赫胥黎也被發現是世紀俱樂部的會員（註22）。
開創《時代－生活》（Time-Life）的亨利・戴維森（Henry P. Davison Jr）也是骷髏會成員，亦是沃森在摩根大通的老闆。《時代－生活》背後的另一位骷髏會成員是布里頓・哈登（Briton Hadden），他和戴維森、魯斯一起建立了這個品牌。戴維斯跟魯斯在1946年讓傑克遜（C.D. Jackson）當上了《時代－生活》的副總。傑克遜是CIA用來滲透媒體的知更鳥行動的主要辦事人。與沃森有所牽連的骷髏會成員名單可謂是長長一串，其中還包括像埃夫里爾・哈里曼這樣的人，他曾在CFR與沃森共事（註23），當時他是主席（註24）。
沃森亦是英國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1895－1985）的好友。格雷夫斯以他對希臘神話的分析與解讀、他關於自己早年生活的回憶錄以及《我，克勞狄烏斯》（I, Claudius）與《克勞狄烏斯封神記》（Claudius the God）名滿天下，他寫的這幾本書被BBC改編成了在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和美國非常受歡迎的電視劇。格雷夫斯是“阿拉伯的”勞倫斯在牛津大學就讀時的同伴。出自格雷夫斯之手的《白女神》（The White Goddess）是現代異教與威卡教的經典之作，他在書中介紹了一位受月相盈虧啟發並表示的歐洲女神，她是其他各個歐洲女神跟異教神話的起源。
羅伯特・格雷夫斯在1952年向沃森寄送了一篇從一家製藥公司的報紙剪貼下來的文章，它曾被理查・舒爾茲（Richard Evans Schultes）在數十年前的一本期刊上發表過，他在文中介紹了墨西哥南部山區的原住民使用精神活化蘑菇的情形。正是這些信息讓沃森、舒爾茲還有瑞士化學家艾伯特・霍夫曼聚在了一起。沃森是從1955年開始研究馬薩特克（Mazatec）如何使用蘑菇。
舒爾茲被認為是現代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之父，並且很快就當上了哈佛植物博物館（Harvard Botanical Museum）的館長。舒爾茲在發現DMT（二甲基色胺）擁有致幻效果這方面也有貢獻。陪同哥倫布第二次航向新大陸的西班牙修士拉蒙・保羅（Ramón Paul）是第一個記錄原住民使用“科胡巴”（kohhobba）來與精神世界溝通的人。英國化學家理查德・曼斯克（Richard Manske）在1931年初次合成出了DMT，肌肉注射的色胺致幻劑則在20世紀50－60年代被一些研究人員做了實驗。第一個用英文就這個主題著述的人應該是匈牙利研究人員史蒂芬・斯扎拉（Stephen Szara），當時他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工作。斯扎拉早在1956年就刊文討論過DMT，然後他在往後十一年又至少寫了十二篇論文探討烷基化色胺（alkylated tryptamines）的藥理學。斯扎拉在1961年寫說：
“我在1955年開始對烷基化色胺衍生物的致幻潛力感興趣，那時我正讀到海地人用紅心木（Piptadenia peregrina）種子製成的鼻煙粉的化學分析，他們在宗教儀式中使用它們來產生神秘狀態，使他們能夠和神靈交流...”（註25）
1955年，沃森向普哈瑞奇提起了他在墨西哥發現的蘑菇的占卦潛力，並邀請他加入那年夏天的瓦哈卡探險隊，這趟旅程曾被1957年的《生活》報導過，但因為還有要事在身，普哈瑞奇婉拒了。不過，等到了1955年的秋天，普哈瑞奇已有充沛的蘑菇供應自己做實驗。
普哈瑞奇的圓桌基金會成員，紐約社交名媛愛麗絲・布瑞弗曾在一次使用通靈板（Ouija board）的恍惚狀態實驗中通過心靈感應聯絡上了沃森的墨西哥薩滿瑪麗亞・薩賓娜（Maria Sabina），她正確地告訴他們可以在緬因州附近找到毒繩傘。
當阿道斯・赫胥黎得知沃森的發現後，沃森在摩根銀行的辦公室便變成了一個常駐據點。繼1957年沃森在《生活》發表文章之後，他和他的妻子在法國真菌學家羅傑・海姆（Roger Heim）陪同下進行了後續探險，後者確定了幾種蘑菇屬於裸蓋菇屬。海姆在法國培育蘑菇，然後把樣品送去給艾伯特・霍夫曼，他從裸蓋墨西哥蘑菇分離出了活性的賽洛西賓。霍夫曼在發現過程中也得到了幫助，因為他願意提取出蘑菇提煉物，好驗證活性化合物確實存在。霍夫曼的雇主山德士公司向全世界的醫師和臨床醫生營銷與銷售純淨的賽洛西賓，以用於迷幻心理治療。
沃森因此被公認是民族植物學的鼻祖，這門研究精神活化蘑菇的靈性用途的學問激勵了日後的泰瑞司・麥肯南（Terence McKenna）和約翰・阿列佐（John Allegro）等研究者。作為一名《死海古卷》學者，阿列佐因為他在1970年寫的暢銷書《神聖蘑菇與十字架》（The Sacred Mushroom and the Cross）而揹上了偽科學家的罵名，這本書主張基督教的根源其實是蘑菇崇拜。沃森在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迷幻評論》（The Psychedelic Review）上寫道，這種魔幻蘑菇“可以讓你們的眼界變得更開闊，遠勝於我們的雙眼平常所能見，超越生活的視野，在時間上前後旅行，探入其它存在的世界，甚至是認識上帝。”（註26）1967年，沃森又出版了《索麻：不朽的神聖蘑菇》（Soma: Divine Mushroom of Immortality），指出古代吠陀具有麻醉效果的索麻就是這種魔幻蘑菇。
迷幻藥
據史蒂文・諾沃克（Steven J. Novak）指出，恰是赫胥黎的《眾妙之門》把服用麥司卡林和LSD的行為重新定義成了可能會帶來治療效果的神秘體驗。由於“擬精神病”這個術語不利於將這些藥物推銷給新興的反主流文化，奧斯蒙德與赫胥黎於是發明了“迷幻藥”（psychedelic）一詞，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思維釋放”。發現LSD的化學家艾伯特・霍夫曼認為奧斯蒙德的決定非常正確，他並駁斥了ㄧ些已發表的報告中對於自然發生的與LSD引起的精神疾病之間的關係（註27）。
“迷幻藥”這個用語後來被赫胥黎的門徒，美國心理學家蒂莫西・利里繼續簇擁，他是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之一。利里顯然是因為讀了沃森在《生活》上的文章所以才對迷幻藥萌生興趣。在1960年夏天首次嘗試了迷幻蘑菇（psilocybin mushrooms）後，利里收到了一份赫胥黎的《眾妙之門》副本，他相信這本書證實了自己所親歷的一切，“而且不止這些”（註28）。利里也和哈伯德開始接觸，並私下買來大量的LSD（註29）。
在1954－1959年間，利里是奧克蘭的凱撒基金醫院（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的臨床研究與心理學主任，他還設計了“利里測試”（The Leary）這項被CIA用於試驗未來員工的人格測試。利里與CIA僱員法蘭克・巴隆（Frank Barron）亦有交情，後者在政府出資下於1960年成立了哈佛迷幻藥研究中心（Harvard Psychedelic Drug Research Center）。利里也跟著巴隆一起去了哈佛，在那裡成為心理學講師。巴隆替利里管理了一些CIA供應的賽洛西賓和LSD，之後利里開始定期用迷幻藥做實驗，同時也在對照實驗中研究了它們對其他人的影響。
在1960年的某個時候，賽洛西賓已成為了一系列心理學實驗的主題，這些實驗都屬於哈佛賽洛西賓計劃（Harvard Psilocybin Project），主持人是利里與理查德・阿爾珀特博士（Dr. Richard Alpert）。利里後來承認他在當時就已經知道“華盛頓的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贊助了所有這些藥物研究。”（註30）利里自己坦言：“要不是有CIA科學家的遠見，我就得與這裡失之交臂。這不是偶然。這一切都是CIA策劃和編排好的，而我也對其舉雙手支持。”（註31）利里的哈佛同事包括許多CIA僱員，比如接受CIA資助的研究人員馬丁・奧恩（Martin Orne）、前首席OSS心理學家亨利・莫瑞，他曾監督過OSS早期的“自白劑”實驗，他提出的ㄧ些實驗方法也被《權威性人格》的作者們採用。
莫瑞在1959年秋天到1962年夏天的這段期間一直在負責道德上很成問題、受CIA贊助的MK-Ultra實驗，甚至有二十二名本科生被當作白老鼠。撇開其它目的，莫瑞的實驗主要是側重在分析人們在面臨極端壓力時的反應。那些不知情的本科生會遭到莫瑞所謂“毫不留情、全面徹底且極具個人針對性”的攻擊（註32）。刻意攻擊他們的自尊、重視的想法和信念是用來引起高度壓力與痛苦的方法。這些受試者中就包括了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他就是日後專挑學者跟技術專家下手的連環殺手－大學炸彈客（Unabomber）。阿爾斯通・蔡斯（Alston Chase）在他的著作《哈佛與大學炸彈客：一位美國恐怖份子的教育指南》（Harvard and the Unabomber: The Education of an American Terrorist）裡便將卡辛斯基遭受莫瑞如此折磨的經歷與他後來的犯行聯繫了起來。
哈佛賽洛西賓計劃的董座有利里、阿道斯・赫胥黎、約翰・施皮格爾（John Spiegel，後來的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利里在哈佛大學的上司大衛・麥克利蘭（David McClelland）、法蘭克・巴隆、拉爾夫・梅茨納（Ralph Metzner）還有兩個正在參與研究麥司卡林的項目的畢業生。為了幫助他們探索“另一個世界”（Other World），巴隆從加州帶來了一小堆的神秘主義文本。“我認為你們應該從威廉・詹姆斯開始，”他建議說，然後他繼續推薦了史威登堡、喬治・福克斯、法國超現實主義者勒內・達莫爾（Rene Daumal）、道教徒、佛教徒、蘇菲派以及《西藏度亡經》這樣的密宗心理學作品（註33）。
《西藏度亡經》是源自噶瑪林巴（1326－1386）“啟示”的更大教義的書面作品。這部西藏經典旨在引導神秘主義者死後的意識體驗，那就是俗稱的中陰身，即死亡與下一次輪迴之間的間隔期。最初把這部經典翻譯成英文的是沃爾特・埃文斯・溫茲（Walter Evans-Wentz）。雖然經典原名為《中陰得度法》，但沃爾特・溫茲選擇後來那個譯名的原因是他覺得它和埃及的《死者之書》有相似之處。溫茲很熟悉神智學，其也曾被他利用來翻譯這部經典（註34）。榮格的推廣也反映出了對藏傳佛教的誤解，他也用這部經典來討論他的潛意識理論（註35）。1964年，利里、阿爾珀特、梅茨納合著了《迷幻體驗》（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其中改編了溫茲的翻譯成果，最初也是赫胥黎推薦給利里（註36）。
前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是利里極為倚重的權威，他從詹姆斯的假設出發繼續實驗，即藥物可以產生宗教體驗（註37）。利里在哈佛賽洛西賓計劃中總結了康科德監獄實驗（Concord Prison Experiment）與沼澤教堂實驗（Marsh Chapel Experiment）的成果。康科德監獄實驗主要是在評估賽洛西賓結合心理治療是否能促使囚犯在出獄後從此不再從事反社會行為。作為沼澤教堂實驗的一部分，來自波士頓的神學學生志願者被隨機分成兩組，在一項雙盲試驗中一半的學生服用賽洛西賓，另一半服用極大劑量的菸鹼酸。結果幾乎所有實驗組成員都報告說他們歷經了深刻的宗教體驗，因此迷幻藥可以觸發宗教體驗的臆測獲得了實證。
這個實驗的其中一位參與人是宗教學者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史密斯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研究過吠檀多、禪宗和蘇菲派，他對勒內・蓋農跟庫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的傳統主義很有興趣，這也啟發了他對世界宗教的研究。史密斯在年輕的時候還受過傑拉德・赫爾德（Gerald Heard）的作品影響，後者更安排他去見了阿道斯・赫胥黎。利里在1961年新年時節向史密斯介紹了LSD，當時他們都在哈佛人格研究中心（Center for Personality Research at Harvard），史密斯在他的《洗滌感官之門》（Cleansing the Doors of Perception）裡提到了他的體驗。後來史密斯曾形容他的體驗是“我所經歷過最強烈的宇宙回歸。”（註38）
然而，哈佛人格研究中心的其他教授卻在內部會議上對實驗的合法性與安全性表達了擔憂。這項研究也引起了公眾的廣泛注意，許多想要報名實驗的人都因為供過於求而被婉拒，哈佛大學的校園附近甚至出現了利用那些人的好奇心的迷幻藥黑市。這些事情果然還是鬧上了《哈佛深紅》（The Harvard Crimson），輿論的曝光最終導致實驗收場，馬薩諸塞州公共衛生部的調查後來無疾而終，利里和阿爾珀特則被解僱。
深受這些藥物負有的變革可能性的理想主義激勵，利里對學術界的嚴謹感到相當沮喪，而且由於他不計後果地進行實驗和宣揚它們的用途，這使得他與哈佛大學的管理人士產生了衝突。利里曾和麥克利蘭說過：“我們正在玩的是一場叫做科學的遊戲。”但正如杰伊・史蒂文斯（Jay Stevens）在《風暴天堂：LSD＆美國夢》（Storming Heaven: LSD & The American Dream）中指出：“實際上他們在玩的是一場社會運動遊戲，他們的主要對手則是一個聽起來很嚴肅的組織：內在自由國際基金會（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ternal Freedom，IFIF）。”（註39）“在我看來，”艾倫・哈林斯頓（Alan Harringston）在他刊登在《花花公子》上的文章裡寫道：
“IFIF是一群有宗教基礎的社會革命者，他們把這些非比尋常的新藥當作聖餐與靈丹。我想他們大概是渴望在美國建立一個好社會（Good Society）...如此嚴肅地看待這麼一個初出茅廬的團體似乎顯得有些荒謬，但基督和希特勒最初也都是勢單力薄；所有革命者一開始都是很可笑地在穀倉和酒吧裡碰面。那麼始於可以住得近四十個人的墨西哥海岸酒店的這個小團體呢？”（註40）
在1960年夏天首次嘗試了迷幻蘑菇（psilocybin mushrooms）後，利里收到了一份赫胥黎的《眾妙之門》副本，他相信這本書證實了自己所親歷的一切，“而且不止這些”（註41）。利里很快就去見了赫胥黎，兩人相談甚歡。根據他關於哈佛迷幻藥計劃的自傳《倒敘》（Flashbacks），利里被赫胥黎當面說了這樣的話：“你的角色非常簡單，蒂莫西。那就是成為這場進化的拉拉隊長，”他說，不過他接著又補充道：“這些都是進化的問題，不能操之過急。去啟發那些藝術家、作家、詩人、爵士樂手、青樓女子、畫家、有錢的波希米亞人，然後他們就會去啟發聰明的富人。這就是關於文化、美、哲學自由的一切如何被傳承的方式。”（註42）利里還引述了赫胥黎的話說：“這些大腦藥物，成堆成堆地在實驗室生產，它們將會為社會帶來巨大變革。你和我都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在這場變革中有一席之地，我們所能做也就只是盡量宣揚它。進化最大的阻礙，蒂莫西，是《聖經》。”（註43）
利里本人則補充說：“我們已經違背了猶太－基督教的一個上帝、一個宗教、一個現實的承諾，它已詛咒了歐洲和美國有好幾個世紀。藥物促使心靈向多重現實敞開，這無可避免會導致一種宇宙性的多神論觀。我們可以感覺到，基於智慧、本意向善的多元化與科學異教主義的新人文主義式宗教的時代已然到來了。”（註44）
利里如此執著於迷幻藥可能可以打開心靈的潛力其實就是直接源自於神秘主義。利里曾這麼回答了他以前在哈佛大學的同事、當時正為一家紐約雜誌擔任記者，並向蒂莫西問起他的成功祕訣的查爾斯・斯拉克（Charles Slack）：
利里只用了一個字回答這個問題：浮士德。
“你ㄧ定是在開玩笑，”我不由得這麼說道。
“不，”他回答說：“但它通常都是從玩笑開始沒錯。”
“你的意思是...你不是那個意思吧。你沒有的。”
“不錯，我是那麼做了。”他說：“難道我沒有嗎，埃德（Ed）？”
“他當然是了，”埃德用十分沉穩的聲音說。
“我的老天啊，”我脫口而出。
“但這就當時我所說出口的。”（註45）
如同很多最出彩的LSD傳教士，包括赫胥黎、傑拉德・赫爾德、利里在內的不少人都受到了葛吉夫的深遠影響。葛吉夫相信僧侶、苦行者、瑜珈師透過禁慾修行產生出的心理內容造就了他們的宗教或神秘體驗。相比起這些神秘主義者的苦修，葛吉夫強調學過第四道的人“只需準備好和吞下一顆含有他想要的所有內容的小藥丸即可。藉著這種方式，他完全能夠事半功倍。”（註46）利里也曾就葛吉夫的《第四道教誨》（Fourth Secret Teaching）做過評論：
“在過去二十年，我們這些葛吉夫的粉絲都被《第四道教誨》的謠言弄得心神不寧，據說這本書記載了各種秘密技法與實用方法，快樂的蘇菲大師（葛吉夫）可以用這些方法來遁入簡直是異想天開的不同世界。當然，我們一直都認為這種秘密方法涉及藥物。因此瞭解這個文本絕對十分重要，不僅能夠刺激大腦的藥物是葛吉夫超群且婆娑的智慧的關鍵，而且他之所以對生物鹼避而不談的原因顯然也是為了免於刑事追究，我會很樂意在下一篇論文裡談談這個問題。”（註47）
利里還自視是克勞利的投胎轉世，所以有義務要完成克勞利當年的未竟之業（註48）。他的自傳《吸毒惡魔的懺悔錄》（Confessions of a Drug Fiend）基本上就是克勞利的《吸毒日記》與《自白》的綜合。利里在接受PBS的《深夜美國》（Late Night America）採訪時曾承認：
“嗯，我一直都是阿萊斯特・克勞利的崇拜者；我認為我正在接受他一百多年前開始的工作。而且我認為60年代的人，你知道克勞利說過他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認識自己，還有在愛的授意下‘順行汝意所為’。這真是非常有力的宣言。我很遺憾如今他已經看不到自己受萬眾景仰的模樣了。”
1964年，利里與時裝模特兒馮・施萊布呂格（Nena von Schlebrügge）結婚。潘尼貝克（D.A. Pennebaker）拍攝的短片《你是沒人愛的無名小卒》（You’re Nobody Til Somebody Loves You）就是以此為題。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一年，然後施萊布呂格便與利里離婚。她在1967年嫁給印度－藏傳佛教學者且從前是僧侶的羅伯特・圖爾曼（Robert Thurman），女演員鄔瑪・圖爾曼（Uma Thurman）是他們的女兒。在她童年時期，他們一家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住在印度北阿坎德邦的喜馬拉雅山小鎮阿爾莫拉，與羅伯特・圖爾曼是至交的達賴喇嘛經常到他們家做客。
利里在20世紀60年代末搬到了加州，他結交了很多好萊塢的新朋友。“當他在1967年與第三任妻子羅斯瑪麗・伍德羅夫（Rosemary Woodruff）結婚時，主持婚禮的人是泰德・馬克蘭（Ted Markland）。所有賓客都服用了LSD。”勞拉・曼斯納斯（Laura Mansnerus）寫道（註49）。利里還是諾薇娜・瑞德（Winona Ryder，原名諾薇娜・勞拉・霍羅威茨）的教父，她的父親邁克爾・霍羅威茨（Michael Horowitz）是一位作家、編輯、出版商、古董書商與利里的好友。霍羅威茨和他的妻子一起締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藥物圖書館，菲茨・休・勒德洛紀念圖書館（Fitz Hugh Ludlow）。利里的朋友還包括垮掉派的詩人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科幻小說家菲利普・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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