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了異教祭司所擁有的稀世珍寶的神聖知識，究竟是否已隨著他們的神殿一去不返？它是否還有機會繼續造福人類，又或者它早已被深埋在歲月的廢土之下，被埋葬在曾因它的榮光而顯得光耀奪目的聖所之中？
“在埃及，”奧利根寫道：“哲學家們懷有崇高而秘密的知識，那是對上帝的本質的敬意。”當尤利安談到七光神（Seven-Rayed God）的神聖神秘學派的隱秘啟蒙儀式，而且祂可以透過自己的本性救贖眾生的靈魂時，他的弦外之意到底是什麼？有哪些神學家才能夠有幸明白尤利安不敢明言的那些深刻道理？如果這種內在的教義總是在大眾面前諱莫高深，而他們只是被一套簡單的密碼搪塞過去，那麼這會不會很有可能其實還包括了現代文明的方方面面——哲學、倫理、宗教以及科學，所有他們的信念據以為準的理論與原則的真正含義實則都不為他們所知？人類從古老的民族那繼承下來的技藝與科學是否在光鮮亮麗的表象之下，還隱藏著只有最睿智的智者才能夠一窺的奧祕？顯然確實是如此。
任何哲學體系的孰優孰劣都只能通過成果的出眾與否來評斷。神秘學派已經向世人提供了如此之多偉大的思想、蒙福的靈魂、無可挑剔的高潔志士，這些人的教誨即使經過物換星移卻依舊是時人的靈性、智慧和道德標竿，光是這點就足夠證明它們的文化優越性。各個神秘學校的啟蒙者在過去可以說是名副其實地砌成了一道由這些超人（supermen）與超女（superwomen）搭成的一條連接天地的金鏈。他們就是《荷馬史詩》中被宙斯吹噓說他可以將其用來從奧林匹斯山的頂峰把宇宙的各個部分牢牢固定的“金鏈”。伊西斯的兒女們是當之為愧的閃爍之鏈——他們是科學和哲學的奠基人，藝術與工藝的保護者，依託他們超凡的神性力量豎立起來的全世界的宗教都是在向他們致敬。這些開山祖師的教義塑造了無數代人的生活，這群啟蒙導師著實見證了靈性文化在過去始終——還有在未來依舊——會作為人類世界的神聖典章永垂不朽。
那些胸懷超越世人所能理解之大志的人往往必須面對無知群眾的迫害，在這些群眾的心中沒有任何神聖的理想主義，但正是因為有這種精神才激發進步與各種從謬誤中去蕪存菁的理性能力。因此，大部份啟蒙導師最後幾乎都難以善終。畢達哥拉斯被釘上十字架，他的大學也被燒個精光、希帕提婭被從她的坐車跩下，撕成碎片、雅克・德・莫萊雖被世人銘記卻躲不過火刑、薩佛納羅拉在佛羅倫薩廣場上被燒死、伽利略被迫害到非得卑躬屈膝、布魯諾被宗教裁判所送上火場、羅傑・培根只能在牢房裡暗地進行實驗，還得將他的知識隱藏在密碼之下、但丁不得不從他心愛的城市流亡、弗朗西斯・培根要時時刻刻提防迫害降臨、卡格里奧斯特羅則是如今最受誹謗的人——所有這些長長一列的偉人都只是一再證明了人類對待自己的同胞能有多麼殘忍。這個世界總是對傻子頌聲載道，對思想家充耳不聞。不過有時還是會有例外，譬如聖日耳曼伯爵這位從多次審判中成功脫身的哲學家，他就憑著自己純粹超凡的天才贏得了比較可以高枕無憂的地位。但即便是如此傑出的伯爵——他的睿智絕對值得被這個世界深深敬佩——卻仍然無法逃過被冒名者、騙子跟冒險家利用來巧立名目的命運。從這一連串以古代智慧的代表登上世界舞台的無數不朽男女中，有三個最為突出的例子值得詳細討論：第一位是古往今來最卓著的女哲學家、第二位是自基督教時代以來最受詆毀與迫害的一個人、第三位是古代智慧最震古爍今的代表。
希帕提婭
坐在曾被她的父親，數學家塞翁（Theon）享有的哲學之席上，不朽的希帕提婭多年來一直是新柏拉圖主義的亞歷山卓學派（Alexandrian School）的領軍人物。她因自己的學識與魅力名聞遐邇，亦深受亞歷山卓市民的愛戴，城裡的法官也經常來向她請教，這個高貴的女人更以最偉大的異教烈士的身份在歷史記載中脫穎而出。作為普魯塔克的魔法學徒且在柏拉圖學院有極高造詣，希帕提婭最終因為與北埃及的基督教擁護者的據理力爭而走投無路。儘管她的著作早在穆斯林燒掉亞歷山大圖書館之前便已亡佚，但仍然可以從其他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一些它們的蛛絲馬跡。希帕提婭顯然寫過一篇對於丟番圖（Diophantus）的《算術》（Arithmetic）的評論，另一篇則是討論托勒密的《天體規律》（Astronomical Canon），第三部是關於別加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 of Perga） 的《圓錐曲線》（Conics）。多利買主教辛奈西斯（Synesius）是她忠實的朋友，他曾寫求助希帕提婭幫忙建造星盤和潛望鏡。認識到她的超群智慧後，許多國家的飽學之士都曾蜂擁至她講課的學院。
《塞貝斯石碑》，引自維努斯（Vænius）《人生道德論》（Theatro Moral de la Vida Humana）。
根據傳說，《塞貝斯石碑》（Tablet of Cebes）是塞貝斯（Cebes）和杰倫迪奧（Gerundio）之間的對話，其據說是一塊立於雅典或底比斯的克洛諾斯神殿的古老石碑，上面描繪了人類生活的全部進步。《塞貝斯石碑》的作者是蘇格拉底的學生，生活在大約公元前390年。這個世界在其中被繪畫成一座大山，在那裡還有數不清的人，他們都為了尋找真理與不朽所以向上攀登。隱藏在雲端之上的就是人類的夙願——真正的快樂。這些人物與群體按排列如下：（1）生命之牆的大門（2）天才或智者（3）謊言（4）意見、慾望跟歡樂（5）財富（6）強者（7）性慾、貪得無厭、奉承（8）憂愁（9）悲傷（10）苦難（11）哀思（12）憤怒或絕望（13）不幸之家（14）懺悔（15）真知灼見（16）虛假之言（17）虛偽教義（18）詩人、演說家、幾何學家等（19）沒有節制、性放縱與輿論（20）通往真實教義之路（21）節制和耐心（22）真實教義（23）真理與說服（24）科學和美德（25）幸福（26）智者的最高（第一）快樂（27）懶惰跟迷途。
有不少作家將希帕提婭的教導當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基督教；事實上她撕下了覆蓋在這個新宗教身上的神秘面紗，反而以極為淺顯易懂的方式闡述其最難解的原則，結果很多才剛皈依的基督徒就又紛紛轉投到她門下。希帕提婭不僅證明了基督教的異教起源，她甚至通過解釋造就各種現象的自然規律，從而戳穿了被基督徒奉為神意的奇蹟。
就在那時，區利羅（Cyril）——他後來將以三位一體教義的創始人為人所知——並且更因他的熱忱而被封聖——正好是亞歷山卓主教。眼見希帕提婭不斷威脅著基督教信仰的傳播，區利羅——至少是間接地——成了害她落入悲慘結局的肇因。雖然他始終都沒有被戴上她的謀害者的罪名，但鐵證如山的事實仍舊表明他同樣沒有努力阻止踰矩與野蠻罪行。唯一可以為他辯護的藉口是，他被狂熱主義的魔咒蒙蔽了雙眼，所以區利羅認為希帕提婭是與魔鬼狼狽為奸的巫女。與他的其它傳世絕作相比，查爾斯・金斯利筆下的希帕提婭卻在那部同名作品中顯得非常孩子氣。無需贅言，僅僅是對這位處女哲學家的淺薄歷史記載，便足可證明她的美德、正直以及對真理與正確的原則的絕對忠誠。
縱使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基督教智者確實可以輕易免於犯罪暴徒的指控，可是區利羅的無情仇恨卻毫無疑問傳達給了他的那些更狂熱的道友，特別是一群來自尼特里亞（Nitrian）沙漠的僧侶。在洗眼恭讀者彼得（Peter the Reader）這個野蠻的文盲帶領下，他們公然在街上趁著希帕提婭要從學院走回家時襲擊了她。她們把這個無助的女人從坐車拖下，把她抓去該撒利亞教堂（Cæsarean Church）。在撕破她的衣服後，他們用棍棒打死了她，然後又用牡蠣殼將她從骨去肉，殘缺不全的屍首最後被帶到一個叫做辛德隆（Cindron）的地方，燒成灰燼。
這位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女性啟蒙家就這樣在公元415年死於非命，她在亞歷山卓的新柏拉圖主義學院同樣未能倖免於難。對於希帕提婭的追憶，或許只以亞歷山卓的聖凱瑟琳（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的形象保存在了羅馬天主教會的聖徒崇拜之中。
卡格里奧斯特羅伯爵
“神聖”的卡格里奧斯特羅這一刻是巴黎的偶像，下一刻又孤身一人身陷宗教裁判所的地牢，他就像流星一樣在法國眼前一閃而過。根據他在巴士底監獄坐牢期間所寫的回憶錄，亞歷山德羅・卡格里奧斯特羅出生於馬耳他的一個雖是貴族但卻名不見經傳的家庭。他在阿拉伯長大與接受教育，其師為阿托塔斯（Altotas），此人精通多種哲學與科學，也是超驗技法的佼佼者。儘管卡格里奧斯特羅的傳記作家通常會嘲笑這個說法，但他們卻完全沒有就他豐富的奧術知識提出任何合理的解釋。
由於被汙名化成冒名者和江湖騙子，他施展的奇蹟被指責是戲法，他的慷慨大方被懷疑是別有所圖，卡格里奧斯特羅伯爵無可置辯是現代史上最受誹謗的人。
“出於懷疑，”特羅布里奇（W. H. K. Trowbridge）寫說：“神秘與魔法，加之他出色的個性都令卡格里奧斯特羅屢屢成為謗議的目標。這些惡言如排山倒海而來，直到他終於成為模糊、成見、誹謗的養子，可以說是施加在他身上的簡直就是私刑。一百多年來，他的形象一直徘徊在恥辱的絞刑架上，傳統的衛道士正準備要詛咒任何打算為他解縛的人。他的命運始終與他的名聲相伴。他在歷史上被記住，但不是因為他做過什麼，更多是因為他被人做過什麼。”（參見《卡格里奧斯特羅：魔法大師的輝煌與痛苦》〔Cagliostro, the Splendour and Misery of a Master of Magic〕）
“神聖的”卡格里奧斯特羅，引自烏敦（Houdon）的卡格里奧斯特羅半身像。
卡格里奧斯特羅伯爵據描述是一個身材不高，但肩膀寬厚且胸部結實的人。他的頭很大，滿頭的黑髮從他寬闊又高挺的前額向後梳去。他的瞳孔烏黑，非常亮麗，當他就一些深刻的問題聊得興起時，他的瞳孔會放大，眉毛也會抬起，然後他還會像鬢獅一樣搖搖頭。他的手和腳都很纖細——這是出生高貴的標誌——而他的整個人都散發著威嚴又好學。他總是精力充沛，可以完成非常多工作。他的打扮則顯得有些奇怪，由於他向來喜歡用他那取之不竭的錢包樂善好施，所以他還有“窮人的好爸爸”的美譽，但他從來不接受任何人送的東西，他唯一稱得上是富麗堂皇的就只有他在蘇迪埃街（Rue d, la Sourdière）上的一座結合宮殿的聖殿。據他自己說，他是在聖日耳曼伯爵的引領下進入神秘學派。他周遊列國，並且在古巴比倫和尼尼微的廢墟邂逅了深諳人類生命的所有秘密的智者。
按照流行的觀點，卡格里奧斯特羅的真名是朱塞佩・巴爾薩莫（Giuseppe Balsamo），而且他是西西里人。然而，近年來人們對於這種說法是否符合事實開始有所質疑。最起碼目前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堆積在不幸的伯爵身上的那些充滿辱罵的長篇大論根本就搞錯人了。朱塞佩・巴爾薩莫出生在1743年，他的父母都誠實而謙虛。打自少年時代起，他就表現出了自私的一面，甚至是犯罪傾向，然後他再犯下一系列惡作劇後便消失了蹤影。特羅布里奇（見前引）充分證明了卡格里奧斯特羅與朱塞佩・巴爾薩莫不是同一個人，這形同於化解了對他的那些最嚴厲的指控。在被判進巴士底監獄服刑的六個月後，卡格里奧斯特羅在審判上洗刷了他在著名的“王后項鏈”（Queen's Necklace）竊案中的嫌疑，後來事實更證明他其實是預先警告了羅昂紅衣主教（de Rohan）這樁犯案會發生。不過，就算法國的法庭宣告被告無罪，有位藝術家——這人可真是有小聰明多過有智慧——卻還是故意要醜化卡格里奧斯特羅——他畫了一幅肖像，畫中的卡格里奧斯特羅手裡拿著一條項鍊。卡格里奧斯特羅的審判被稱為法國大革命的序幕。這場審判掀開了人們對瑪麗・安東妮和路易十六積怨已久的不滿，更致使後來爆發了恐怖統治時期的大屠殺。在他的小冊子《卡格里奧斯特羅和他的埃及禮共濟會》（Cagliostro and His Egyptian Rite of Freemasonry）中，亨利・埃文斯（Henry R. Evans）也竭力為這個備受迫害的人辯護，反駁被不公正地與他的名字湊在一塊的罵名。
有研究卡格里奧斯特羅的真實生平與神秘“死亡”的真誠研究人員認為，那些詆毀他的故事其實是宗教裁判所的詭計，以便正當化對他的迫害。對卡格里奧斯特羅的指控基本上都是他試圖在羅馬建立一個共濟會會館——僅此而已。其它所有控訴了無新意。出於某些未公開的理由，教宗把卡格里奧斯特羅的死刑改成了終生監禁。這一舉動表明卡格里奧斯特羅一直被他的敵人牢牢控制著。傳聞說他在幾年後死在聖萊奧城堡的宗教裁判所地牢，但這不太可能。也有謠言聲稱他逃了，並且根據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卡格里奧斯特羅逃到了印度，他的那些在政治纏身的歐洲得不到賞識的天賦在這裡全都大不相同。
在創立了埃及禮後，卡格里奧斯特羅宣布既然女性都曾經可以在古代神秘學派裡暢通無阻，那更沒有理由把她們排除在現代社團之外。朗巴爾王妃（Princesse de Lamballe）大度地接受了他的秘密社團的榮譽女主人頭銜，而且在她的啟蒙儀式那晚，法國宮廷最重要的人物都沒有缺席。這件了不起的事吸引了巴黎共濟會會館的注意，它們的代表真誠地想要瞭解共濟會神秘學派，於是挑選了學富五車的東方學家熱貝林（Court de Gébelin）作為發言人，它們也邀請卡格里奧斯特羅參加會議，讓他能助一臂之力解決一些關於共濟會哲學的重要問題。伯爵同樣欣然接受邀請。
1785年5月10日，卡格里奧斯特羅應邀出席參加會議，他靠著自己的威嚴與樸直贏得了眾人一片好評。對於熱貝林來說，只需要經過幾句話他就能意識到自己不只是在和同道學者，而是在與一個不知道比他高出多少的人交談。卡格里奧斯特羅忽然語出驚人，這與在場所有人過去所聽過的都完全不同，每個人都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卡格里奧斯特羅宣稱玫瑰十字是神秘學派古老且真實的象徵，然後他在對它的原始象徵意義進行了一番簡短的描述後，又開始解釋這些字母的含義，甚至以一種圖解的方式預測了法國的未來，毋庸置疑這位發言者是一個真正有洞察力跟超自然本領的人。藉著字母與字母表的奇怪排列，卡格里奧斯特羅詳細預言了即將到來的恐怖革命與君主制的垮台，並娓娓道出皇室成員的命運。他還料定了拿破崙的出現與第一帝國的崛起。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證明，更高層次的知識絕非遙不可及。
當他在之後被捕並移送到巴士底監獄後，卡格里奧斯特羅在牢房的牆上留下了一條神秘信息，經過解讀後上面寫著：“1789年，身陷囫圇的巴士底監獄會在7月14日被你們拉下。”卡格里奧斯特羅是聖殿騎士團的神秘代理人，這位玫瑰十字會員擁有極其淵博的學問，這從埃及禮共濟會的深刻性就可以知道。因此，卡格里奧斯特羅至今仍是歷史上最怪異的人物之一——他的朋友相信他是一個永生者，甚至曾經參加過那場迦南的婚宴，而他的敵人則抨擊他是魔鬼的化身！亞歷山大・杜馬斯（Alexandre Dumas）在《王后的項鍊》（The Queen's Necklace）裡對他的預言能力作出了非常充分地描述。他嘗試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服務這個世界卻不成，反倒招來了橫跨數個世紀的迫害，即便是這位如此優秀的人傑也沒能完成手上的偉大工作，卻讓位給了他的那位更成功的同胞，聖日耳曼伯爵。
聖日耳曼伯爵
18世紀初的歐洲外交界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無人能出其右的歷史人物——他的事蹟幾乎就是神秘的同義詞，對他的同時代人，甚至是往後的調查人員而言，他的真實身份都始終是一個未解之謎。聖日耳曼伯爵是他那個時代公認的傑出學者與語言學家，從化學、歷史到吟詩作賦，他可謂是多才多藝。他擅長多種樂器，他創作過的眾多作品中還有一部是短篇歌劇。他也是一位頗具天份的藝術家，他每每能在畫布上揮灑出閃閃發光的效果，據說是因為他特意為把珍珠母粉調配進了顏料。他的作畫甚至能栩栩如生重現繪畫對象的服飾上的珍貴寶石的光澤，令世人無不感到嘖嘖稱奇。他的語言能力更是堪稱超自然，他可以講出一口流利的德語、英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帶有皮埃蒙特（Piedmontese）口音的法語、希臘語、拉丁語、梵語、阿拉伯語、漢語，以至於無論他造訪哪裡，當地人都會以為他是本地人。他的雙手靈巧程度亦很不得了：他可以用兩隻手同時書寫同一篇文章。當把兩張紙疊在一起，用燈光背後照射過去，就會發現它們的內文完全疊合。
外西凡尼亞的拉科齊王子（Prince Rákóczy），聖日耳曼伯爵。
自稱為聖日耳曼伯爵的這位神秘高人據稱生於1710年，埃克爾恩弗爾德（Eckernforde）的教堂紀錄顯示他過世於1784年，可是他卻參加了1785年的共濟會會議並在1788年現身在維也納。對聖日耳曼伯爵的最後一次史料提及是在1882年，當時他正在前往印度前夕。
作為歷史學家，聖日耳曼伯爵對兩千年前的歷史擁有不可思議的博學，他甚至自述說他曾在過去幾個世紀的ㄧ些私密事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他幫助梅斯梅爾發展了催眠術理論，很可能他才是這門科學的開拓者。他對化學有非常深入的見解，這讓他可以將有瑕疵的鑽石及其它寶石變得完全無瑕——他曾在1757年應路易十五的要求當場表演過。他也被認為是一位無可匹敵的藝術評論家，並經常被人請去鑒別某幅畫作是否確實出自偉大畫家之筆。他聲稱自己擁有傳說中的長生不老藥，這有蓬巴杜夫人的證詞為證，後者宣稱自己偶然發現他曾向宮廷裡的一位女士贈送一種珍貴的液體，使她的青春活力與美麗都超過了正常來說的二十五歲。
令他聲名大噪的還有他料事如神的預言。他向瑪麗・安東妮預言了法國君主制的末日，同時他也早已知道皇室在革命後不會有好下場。然而，證明伯爵的天才的真正證據還是要說到他對歐洲局勢的透徹把握，以及他與外交對手鬥智的精湛本領。他曾被一連數個歐洲政府僱用以秘密特務的身份行事，其中包括法國，而且無時無刻都帶著憑證的他也能夠輕易打入那些最獨一無二的圈子。在她最出色的專著《聖日耳曼伯爵，國王夫婦的秘密》（The Comte de St.-Germain, the Secret of Kings, Mrs）中，庫珀・奧克利（Cooper-Oakley）列出了這個非凡之人在1710－1822年間使用過的重要化名。
“在這段期間，”她寫道：“我們的聖日耳曼伯爵偽裝成了孟菲拉侯爵、貝拉馬爾伯爵或威尼斯的阿瑪、比薩的謝瓦利埃・夏寧、米蘭和萊比錫的謝瓦利埃・韋爾登、熱那亞與里窩那的索蒂科夫伯爵、麓施瓦爾巴赫和特羅斯多夫的格拉夫・薩羅格、德累斯頓普林斯・拉科齊，還有巴黎、海牙、倫敦跟聖彼得堡的聖日耳曼伯爵。”很顯然，聖日耳曼伯爵是出於政治秘密工作才要採用這麼多化名，歷史學家相信這也是他終其一生的主要使命。
聖日耳曼伯爵的身高中等，身體比例相當均勻，面貌規矩又耐看。他的膚色偏黝黑，髮色也黑，雖然經常塗粉。他穿著樸素，通常是一襲黑，但他的衣服都很合身且品質很好。他肯定對鑽石格外情有獨鍾，所以他不僅把鑽石戴在戒指上，還包括他的手錶和鏈子、他的鼻煙盒跟扣子。有位珠寶商曾估計光是他的鞋扣大概就價值二十萬法郎。伯爵經常被形容為中年人，不過臉上一點皺紋也沒有，而且身體硬朗。他不吃葷也不沾酒，實際上他幾乎沒有在別人面前用膳過。縱然他在法國宮廷中被一些貴族視為騙子與假貨，但路易十五卻嚴厲譴責過一位中傷他的朝臣。他的行為極為優雅且尊貴，他對每樣事情都可以做到最完美的把握，這些都透露了他擁有一種“從出生起”就有的優美與文化素養。這位才子還有讓人不敢置信與難以忘懷的預料能力，他能直接在審問者開口提問前就連最細微的細節都全部交代清楚。透過類似於心靈感應的天賦，他能夠感覺到有哪座遙遠的城市或州需要他過去，而且根據記載他有一種使人詫異的習慣，不只是在他自己住的房子，他還喜歡不像常人那樣先敲過門就現身在朋友的家裡，之後他又會以類似的方式離開。
聖日耳曼伯爵遊歷過很多國家。在彼得三世統制俄羅斯的1737－1742年，那時的他正在波斯國王的宮廷作貴賓。烏娜・亨內希（Una Birch）曾就他的旅行寫說：
“聖日耳曼伯爵花了很長的時間踏遍了許多國家。從波斯到法國，加爾各答到羅馬，他無論到哪裡都名聲顯赫且受人尊敬。霍勒斯・渥波爾（Horace Walpole）在1745年的倫敦和他對談過、克萊夫（Clive）在1756年的印度認識他、阿德瑪爾夫人（Madame d'Adhémar）聲稱她在1789年的巴黎遇見了他，那是在他據稱已經過世的五年後，還有其他人也自稱在19世紀初見過他。他和歐洲各國的統治者都認識且親密，亦是各國傑出之輩的榮幸之友。他也會被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或書信提到，並總被當作是一個神秘人物。腓特烈大帝、伏爾泰、蓬巴杜夫人、盧梭、查塔姆和渥波爾都認識他，他們每個人都對他的來歷感到非常好奇。不過，在他現身在世界面前的那數十載，卻無人可以說清為什麼他會以倫敦的詹姆斯黨人、聖彼得堡的陰謀家、巴黎的煉金術士和圖畫鑑賞家或是那不勒斯的俄羅斯將軍這些身份四處穿梭。掩飾住他的所作所為的帷幕不時也會被拉開，於是我們便可以看到他如何在凡爾賽宮的音樂廳拉琴、在倫敦與渥波爾談天說地、坐在腓特烈的柏林圖書館或在萊茵河畔的洞穴中舉行燭光會議。”（參見《19世紀》〔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8年1月出版）
聖日耳曼伯爵共濟會早期活動中的重要人物。話雖如此，總有一些聲音，也許這是別有用心，一直要否認他與共濟會之間的關係。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亞瑟・偉特的《共濟會的秘密傳統》。
在對這個主題作出了相當貶低的評論後，這位作者原想補充他的文章，卻錯印了一幅不是聖日耳曼伯爵的雕像圖片，他顯然根本無法區分那位偉大的明哲與另一位法國將軍。聖日耳曼伯爵無可置疑既是共濟會員也是聖殿騎士；事實上，卡格里奧斯特羅就說過他是在聖日耳曼伯爵帶領下加入聖殿騎士團。許多與聖日耳曼伯爵有關的傑出人士都是高階的共濟會員，而且他們彼此間的討論也有足夠的記錄可證，證實他是精通共濟會傳說的大師。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他與玫瑰十字會的關係——興許是這個組織的實際領袖。
聖日耳曼伯爵對東方神秘主義的原則極為瞭解。他親身實踐東方的冥想與聚精會神修行，他曾有幾次被人看到雙腳交叉坐著，雙手以像是印度佛像的方式合攏。他還會跑到喜馬拉雅山的中心去休息，那裡是他定期遠離世事塵囂的地方。有一次他宣稱他會在印度駐留八十五年，然後才會再回到歐洲工作。在其它不同場合，他也承認自己是在奉更上乘且強大的力量的命令行事。他沒有說出來的是，這個優越的力量其實就是神秘學校，是後者將他送入世間好完成一項具體的使命。聖日耳曼伯爵和弗朗西斯・培根可以說是秘密兄弟會在過去兩千年來派入人世的兩位最偉大的使者。
神智學作家弗朗西斯・烏德尼（E. Francis Udny）相信聖日耳曼伯爵絕不是外西凡尼亞的拉科齊王子的兒子，若從年齡來考量他反而更可能是王子本人，而這位王子又眾所週知擁有深刻的哲學與神秘稟性。這位作家還認為，聖日耳曼伯爵施展了像是培根在1626年、拉科齊在1735年所做過的“哲學死亡”，所以伯爵才在1784年去世。他更主張聖日耳曼伯爵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巴利斯伯爵與霍佩西伯爵（Count Hompesch），他是馬耳他騎士團的末代總大師。大家都知道，歐洲秘密社團的許多成員都曾基於各個目的假死。隸屬未知哲學家古老秘社的米歇爾・內伊（Marshal Ney）逃過了行刑隊並化名彼得・斯圖亞特・內伊（Peter Stuart Ney）在北卡羅萊納州生活與任教三十多年。P.S・內伊直到臨終前才告訴主治醫生洛克（Locke），他就是法國的米歇爾・內伊。在一篇關於不可思議的聖日耳曼伯爵真實身份的總結文章中，安德魯・朗格（Andrew Lang）寫說：
“聖日耳曼伯爵真的在1780－85年那段期間裡的黑森的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 of Hesse）的宮殿駕鶴西歸了嗎？另一方面，他是否在法國大革命時逃出了格羅斯利（Grosley）認為他在那邊見到他的監獄？他是不是在大概1860年就認識了利頓勳爵（Lord Lytton）？他是達賴喇嘛的神秘莫斯科顧問嗎？誰知道？總之，他肯定是18世紀的回憶錄作家們眼中陰魂不散的鬼火。”（參見《歷史之謎》〔Historical Mysteries〕）
美國歷史番外篇
人們經常會問起這個問題，那就是培根在《新亞特蘭提斯》中提出的偉大文明願景是否很快就會開始在新世界的大地上屹立？想當然，歐洲的秘密社團都渴求在美洲大陸開闢一個“生於自由，為人人平等奮鬥的嶄新國度”。美國歷史早期的兩件事就證明了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幕後的實體在指導其人民與宗教的命運。它們創造出國家就是為了傳播這些理念，那些國家只要還忠於這些理念即可繁榮昌盛；反之則破國亡家，就像舊亞特蘭提斯已不再“認識神”一樣。
在他令人欽佩的短文《我們的國旗》（Our Flag）裡，羅伯特・艾倫・坎貝爾（Robert Allen Campbell）重新審視了美國歷史上看似不起眼卻最為意義重大的一個事件的細節——亦即1775年的殖民地旗設計案。這個故事涉及一位神秘之人，關於他除了知道他和喬治・華盛頓將軍跟本傑明・富蘭克林博士很熟以外，沒有其它任何信息。下面這段對他的敘述引自坎貝爾的短文：
“對於這位老紳士我們所知甚少；就是連編寫這段文字的材料也壓根沒有提到他叫什麼名字，因為他只被統一稱作‘教授’。他的年紀顯然遠已超過從心之年；他常常說起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歷史，簡直就像他曾親眼見證過一般；可是他仍然精神抖擻、充滿活力又積極——善良、和藹、思緒清晰——無論是在哪方面都與他正值巔峰時期一樣強勢且有力。他很高大，身材很好，舉止輕盈且非常端莊；他很講究禮貌、優雅跟威嚴。考量到殖民地的風俗，他在那時的生活方式可謂非常奇特；他從不吃肉、鳥或魚；他從來不吃任何‘綠色的東西’，或是任何根莖和沒煮熟的玩意；他滴酒不沾，葡萄酒或啤酒都不碰；他的飲食僅限於穀物及其製品、在陽光下於莖上成熟的果實、堅果、溫茶與蜂蜜，還有糖或甜食。
他受過良好教育，非常有涵養，對於各種事情都很瞭解又勤奮好學。他花了很多時間在病人身上，他還持續保存了非常多罕見的舊書與古代手稿，他似乎正在對其進行破譯、翻譯或改寫。這些書本、手稿連同他自己的作品都從未向任何人展示過；他甚至連在與家人的談話中都不會提起它們，除了偶有漫不經心的時候；每當他離開他的房間或飯桌，他就會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深鎖在一個又大又舊式的立方形厚重鐵扣橡木桶裡。他經常獨自散步許久，坐在鄰近山丘的眉頭上，要不就是在一片翠綠或花圃草地中沉思。他過得自由自在——但絕不驕奢淫逸——他的用錢一向無需擔憂。他是一個靜僻的人，不過也是一個極為和善且有趣的家族成員；而且他在家裡似乎可以就任何話題開始議論。簡言之，他是任何人都會注意並尊敬的人，很少有人會覺得他很面熟，但也沒有人會對他提出質疑——像是他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要駐足在這裡，又要往哪裡去。”
絕非巧合的是，大陸會議任命的委員會邀請了各方人士共襄盛舉來設計國旗，其中有一個在劍橋的人就出身自與教授同住的同樣的家庭。華盛頓將軍也加入他們一起討論最適合的象徵。根據他們之間的往來，華盛頓將軍和富蘭克林博士很明顯都認可教授，亦一致同意邀請他作為委員會的積極成員。在隨後的過程中，教授極受禮遇，他的所有建議都立刻被付諸實行。他提出了他認為對新國旗最具象徵意義的設計，於是委員會的其它六名成員便毫不猶豫點頭稱是，當即投票表決贊成教授的提案。在國旗設計案結束以後，教授就悄悄失去了蹤跡，從此再無他的消息。
華盛頓將軍和富蘭克林博士是否把教授當作神秘學校的使者，而該學校長久以來都主宰著這顆星球的政治命運？本傑明・富蘭克林本人是一位哲學家與共濟會員——也許還是玫瑰十字會員。他跟拉法葉侯爵——這個人也充滿神秘——一起形成了當時的時局最重要的兩個中流砥柱，最終使原來的十三個美洲殖民地得已成為自由的獨立國家。富蘭克林博士的哲學成就普爾・理查德（Poor Richard）的《年鑒》（Almanac）中得到了很好的闡述，多年來這位作家都以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之名寫書。他對共濟會的熱情也在安德森的《共濟會憲章》再版裡有過介紹，這是關於這個主題最為罕有且備受爭議的一部作品。
在1776年7月4日那晚，第二件神秘的事情發生了。當時那群人正聚在費城的舊州議會大廳，準備要完成斬斷舊與新國家之間的最後一絲連結的重大任務。這是一個無比嚴峻的時刻，而且有不少在場的人深怕他們會因為如此大膽的行為而付出性命。就在爭辯如火如荼的時候，突然一個氣勢洶洶的聲音出現了。爭辯者紛紛停下並轉過身來看向這位陌生人。這個忽然出現在他們之中，然後用他的言辭震懾住他們的人是誰？他們以前從未看過此人，更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跑進來的，但他高大的身材與蒼白的面容無不令人感到敬畏。他的聲音以聖潔的熱情響起，這位陌生人攪起了他們的靈魂。他的最後一句話仍在整棟建築物裡餘音繞梁：“上帝讓美國自由了！”
當這位陌生人精疲力竭地坐入椅子後，滿堂狂熱的熱誠爆發了。大家一個接一個在羊皮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這就成了《獨立宣言》。但促成這項不朽志業——移開擋在所有與會者眼前的遮幕，並向他們展示了一個嶄新國家的至少其中一部份偉大目的的那個人又在哪裡呢？他失蹤了，再也沒有人見過他，他的身份也永遠成謎。這件往事與古代歷史學家在記載每個新國家誕生時的情景簡直如出一撤。究竟它們是巧合，還是它們其實表明了古老神秘學派的神聖智慧還在這個世上，一如既往地為人類竭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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