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約瑟夫・坎伯：神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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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ICHARD SMO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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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令父母必須絞盡腦汁想出來回答懞懂無知的孩子的答案，或許就是神話最初的由來。其中有些問題甚至很難解答：為什麼水是溼的？為什麼火是熱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怎麼來的？上帝是誰？因為人們都喜歡講故事，所以父母也會為了滿足這些好奇心而編故事，這些故事往往牽強附會、精心編造且有時極為美麗。在這之中最好的一些故事將代代相傳，形成全球神話的主體。

即便如此，這種解釋也無法回答我們為什麼神話的力量是如此深植人心。這些故事憑什麼可以被一代又一代的流傳數千年？它們到底有什麼意義，又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對於神話及其宗教近親的現代研究始於啟蒙運動，當時的博學家已開始著手整理非西方民族的傳統。他們也試圖從這些傳統中找到共通的元素，由他們提出來的大多數解釋在今天看來都相當天真又簡化。

例如，19世紀的英國作家哈格雷夫・詹寧斯（Hargrave Jennings）就從“陰莖崇拜”（phallicism），一種對性力、太陽以及火焰的敬拜中看到了一切宗教的起源。著有《金枝》（The Golden Bough）且身為人類學先驅之一的弗雷澤（J.G. Frazer）則主張神話，特別是那些牽涉死亡與復活的故事，都僅僅是對生長、枯萎、新芽這樣年復一年的植物性週期的重述而已（這種觀點早在公元1世紀就被普魯塔克〔Plutarch〕提到並嘲笑過）。

20世紀的其中一位社會學之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堅持宗教無非就是社會力量的原始抽象化和內化：“一般說來，社會對世人心靈的影響無疑具有引起神聖感所需的一切。一個社會之於它的成員就好比神之於信徒。”瑞士精神病學家榮格（C.G. Jung）相信神話和宗教表達了一種深層思想，這被他稱為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

所有這些觀點都沒有錯。神話與宗教的確充斥了很多性主題，社會也會利用普遍的神話來團結共同體。看似普遍的潛在神話模式同樣存在，甚至還能含括居住在天涯海角或封閉孤立的族群。但這些也都只是部分的真理。

最全面——也最著名——的神話討論還是要數美國學者約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87）的著作。坎伯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和《神的面具》（Masks of God）等作品，以及接受記者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的《神話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節目電視採訪時所提出的見解，在20世紀擁有拔得頭籌的影響力，在許多方面也堪稱最廣泛且全面。

不同於他那些傾向於以一維的方式（社會作用力產物、集體潛意識的表達等）看待神話的前輩，坎伯坦率地承認神話是具有這些功能沒錯。他在《面具》的最後一卷〈創造神話〉（Creative Mythology）中寫道：

“神話的第一個功能是喚醒對於這個宇宙的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恐懼而迷人的奧祕）的清醒認識，第二是營造一種解釋性的圖像，如同當代人所知。莎士比亞曾定義他的藝術就像是‘握住鏡子、將它舉起照向大自然’，這同樣適用於神話。這是對覺醒的意識力量的揭示，這力量也是使之得以維繫的本源。

然而，第三個功能是為了強制執行道德秩序，以便把個體塑造成符合他所處的地理和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群體的要求。”

這幾句話總結了自坎伯時代以來的神話理論，但它們都不足囊括全景。他繼續說道：“神話的第四個，也是最重要最關鍵的功能...是為了促使個體的誠實本性的彰顯與展開，這契合著（d）他自己（微觀世界）、（c）他的文化（中觀世界）、（b）宇宙（宏觀世界）、（a）令人敬畏的終極奧祕，其存在於他與所有事物自身之內與之外。”對坎伯而言，神話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培養個人的潛能。這亦是他的工作最側重的一個重點。

英雄

承接榮格的坎伯繼續將夢境與神話聯繫在一起，強調神話主題是如何出現在凡常人們的夢中，甚至包括那些從未聽過原版故事的人。而且每個人其實都是英雄，大家都在日常生活的考驗中不斷重演著這些主題。“伊底帕斯的最新化身，美女與野獸的浪漫故事或是今天下午四十二街第五大道的拐角，統統都在等待著改變發生的契機。”

這句引文出自1949年版的《千面英雄》，它是坎伯最有影響力的作品。這部作品概述了所謂的英雄之旅（hero’s journey），其源自於世界各地的神話跟傳說，並且激發了各式各樣的書籍和電影，像是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的《星際大戰》（Star Wars）系列。這趟旅程的大意是這樣：一個人，通常是一個平淡無奇的人，經由一次召喚突然被從他或她的日常生活中解脫出來。這個召喚的形式可能是夢境、動物、神、或是逆境：但丁在《神曲》裡就是從昏迷中醒來時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片黑暗森林，他必須想辦法逃出生天。

不過，英雄畢竟有自由意志，他也許會拒絕聽從召喚。這會造成自我僵化的懲罰，有時會象徵性地以被石化來表示，正如坎伯所說：“當她被從耶和華的城市召喚出去時，羅得的妻子因為回頭所以變成了鹽柱。”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固著（fixation），代表“徒勞地拒不面對幼稚的自我，及其所屬的情感關係領域。”我們總是可以從身邊看到類似的例子：死媽寶、畢不了業拿不到文憑的學生、永遠沉溺在緬懷已經過去的球場榮耀時刻的高中橄欖球英雄。

那些接受召喚的人則會獲得某種超自然幫助。在《神曲》中，迷失在黑暗森林的但丁就是被一隻灰狗（中世紀的基督象徵）從狼群中救出，然後見到了直到但丁那時都仍是最偉大古典詩人的維吉爾（Vergil）。這種精神指導可以是男性或女性，動物或仙子。對西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來說，一個最受歡迎的這種角色是蜘蛛女（Spider Woman），而在許多基督教神話中扮演幫助者的是聖母。對英雄的日常旅程的這種幫助還可以會以一種更微妙的方式出現：譬如一位老師或大師，甚至連一本書都可以充當這個關鍵節骨眼的完美嚮導。

有了這等幫助後，英雄已經準備好跨過第一道門檻，亦即已知與未知、日常世界與異世界之間的界限。坎伯告訴我們，這個異世界的陰暗之境是“潛意識內容投射的自由領域”。佔據這些領域的可以是惡魔、食人魔或其它危險生物；英雄甚至可能會遇到會引誘他一步步走向毀滅的勾引者，例如《奧德賽》的塞壬。如果他沒能打倒食人魔或戰勝自己對這個誘人魔物的渴望，那麼就輪到他被消滅了。假使他成功過了這道檻，進入坎伯所說的“鯨魚腹中”，接下來他仍得先遭到消滅。但是在這裡，消滅才正是一個關鍵。鯨魚腹中的比喻是源自《約拿書》，故事中的先知主人公因為拒不面對命運，被一條“大魚”吞下肚，困在裡面長達三天。約拿在這段期間只得向主禱告，同意接受他的使命：“我所許的願，我必償還。”（2:9）。大魚然後便將他吐在陸地上。

死亡＆復活

坎伯和很多評論家一樣，對死亡與重生在旅程中的作用尤其感興趣。先知已經以他的舊身份死過一次，現在他變得煥然一新。坎伯引用了神秘主義者阿南達・庫瑪拉斯旺米（Ananda K. Coomaraswamy）的話寫道：“沒有生物可以不經消逝就徹悟更高程度的本質。”這個道理對所有這些死亡－復活神話中最家喻戶曉的那個——基督的故事也不例外。福音書強調基督前往耶路撒冷為的就是被釘上十字架，如此一來他才能歷經死亡獲得重生。在這個神話裡，耶路撒冷相當於人類的精神之巔，是異世界，食人魔則是祭司、文士和彼拉多。基督在痛苦和羞辱之下被處死，但又在三天後浴火重生。

不過，英雄在獲得新生之前通常得先在異世界歷經波折——要執行任務、斬妖除魔。相對應的例子是基督教神話的“基督落陰府”（harrowing of hell），這是基督在復活之前曾先下到幽冥世界並打敗撒旦，解救了被囚禁在那裡的義人。

英雄並不總是能贏得勝利，但無論如何他也不會失敗。哪怕然後他就死掉了，他最後也會帶著嶄新且榮耀的姿態凱旋歸來。

一旦成功克服考驗，英雄就可以面見女神。對於那些還未準備好的人來說，這絕不是好事。坎伯引證了希臘神話的阿克泰翁（Actaeon），不小心在森林裡絆倒的這位獵人看見了正在沐浴的女神黛安娜。由於這是一場不期而遇，阿克泰翁必須付出代價：黛安娜把他變成了一頭公鹿，接著他被自己的獵犬撕成碎片。

這個故事凸顯了英雄之旅的兩個側面：他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點（包括慾望）和女神的雙重性。女神貌美如花也溫柔婉約，但她也可以是蛇蠍美人。英雄不能只選擇性地碰見其中一面。坎伯舉了19世紀的印度聖人拉瑪克里斯納（Ramakrishna）為例，他在異象中看見一位美麗孕婦從恆河現身。沒想到她在分娩完後卻變成了怪物，直接把嬰兒抓到她的下巴前，大快朵頤。這位女神生下了一切，但她很快又會在分娩結束後重新吞噬一切。只要英雄能夠面對並接受女神的這種模棱兩可又令人敬畏的本質，那麼他就可以在一場hieros gamos或曰神聖婚禮中迎娶她，這象徵存在於每個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兩性本質的統一。在吸收了女神的力量後，英雄現在必須向父親贖罪。坎伯解釋說：

“英雄去面見父親即意味著張開他的靈魂去超越恐怖，然後他將會變得成熟，終於明白發生在這個浩瀚無情的宇宙裡的令人作嘔又瘋狂的悲劇，是如何在存在（Being）的威嚴中被成全。英雄帶著特定的盲點超越生命，這讓他得以暫時瞥見根源。他看到了父親的臉，一切豁然開朗——這是這兩人的贖罪。”

作為這種遭遇的經典例子，坎伯引述了《約伯記》。約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可是他卻陷入了無妄之災——但他卻不知道原因何在——結果他的財產、家園還有子女全都沒了。這部經文的大部份內容都是堅持自己行得正的約伯與安慰他的人之間的對話，他們一直試圖說服他相信一定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使主降下這些飛來橫禍。到了最後，主“從旋風中”回應約伯，要求他解釋宇宙不可思議的運作原理：“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38:4）約伯無言以對，只能感嘆：“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42:6）

《約伯記》至今仍是對於神聖正義這個概念最為深刻的神義論（theodicy）討論。但它確實是一部神秘又讓人困惑的作品。榮格在他的《答約伯》（Answer to Job）中把主的顯現視作某種對力量的懇求——懇求那能使一切各歸其位的神聖力量——但是如同上面的段落所暗示的那樣，坎伯卻以更深刻且細緻的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在任何傳統意義上都找不到解答。坎伯把重點放在正義與不義上面，而且《聖經》自己也說得很明白：“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以賽亞書》45:7）《舊約》的上帝經常被人們嘲笑——就像榮格也喜歡這麼做——因為祂一向任性又喜怒無常，但《舊約》之所以偉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它毫不避諱一個難以理解的真理，即善與惡都是同樣來自於太一。女神的雙重性與陽性氣質也是如此。

在面對並克服這些挑戰後，有志者如今成了大師，現在他有了可以在魔法世界與日常世界隨意穿梭的能力。再來他要歷經回歸的過程。當他衣錦還鄉時，他會帶著仙丹一起回來——這是可以療癒這個世界的恩惠。

世界如何運轉

關於英雄之旅和坎伯在書中對其它神話的研究當然還有很多東西可說。但現在我們該來做點反思了。首先，坎伯身為一位思想家無疑比他的前輩榮格要更加深刻，或者說起碼不是那麼自相矛盾。身為受過傳統訓練的精神病學家的榮格，當他在不得不面對自己的思想的形上學含義時，他往往選擇不願踰矩。他願意就自我（Self）的原型（archetype）——這個整體且完備的心靈形式——上帝的映像高談闊論，但他就是不願更進一步上解釋帝究竟實不實存於心靈之外。坎伯則沒有這麼曖昧不清：

“來到我們身邊的神話人物...並非僅是潛意識的表徵...而是還包括了某些精神原則的發揮和有意的陳述，其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中一直以人形的面貌和神經結構保持不變。一言以蔽之，流行於環宇的教誨都說，這個世界的有形結構——所有事物跟存有——都是誕生自一股無處不在的力量的影響，這股力量在所有事物猶存的時候維繫與充實它們，但它們最終都會消散。”

對於人類的靈性教誨，很難再做出比這更清楚或更簡潔的總結了。坎伯不但告訴我們這些神話不只是我們的心靈在自說自話；它們其實也是在說明這個世界運轉的原理。

這不免引起了一個叫人困惑的問題。既然神話具有宇宙意義，如果它真的存在任何有意義的內容，那麼它就必須得超出狹隘的個人自身利益關切。很容易就可以發現英雄之旅是如何與生命不同階段的考驗相對應。但如果只是這樣，那麼英雄之旅就無異於只是在喃喃自語。這還遠遠不夠。就像神話告訴我們，英雄最終都會為社會帶來一些好消息。他的旅程的意義與價值必須考慮到集體，就算不是普世的話。

儘管坎伯承認了這一事實，但有時他似乎仍把個人願景看得比集體更重。

在今天，幸運的是，集體神話已經裂解在了任何地方，甚至都稱不上是個人（既苟活，便殘喘！〔sauve qui peut〕）的東西也可以成為人的指引之光。瘋人院確實人滿為患；精神分析學家和百萬富翁亦到處都是。然而，任何腦子還清醒的人都可以到他墮落的教堂外轉一圈，他會看到在這個已經被清理過卻仍在清理中的世界舞台上還是不缺一群有志之士：這些人所組成的偉大團體在過去和今天都一直在扮演著指導。

但坎伯事實上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一句一針見血、劃時代的宣言：‘上帝已死’。”我們身處在基督教文明的後期階段，信仰已經失去了很大力量，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再相信它了。雖然基督的受難反映了英雄之旅，但要相信真的有發生過如字面記載的那麼一回事卻也不容易。若直接把福音書當作歷史文本，反而會造成許多問題，何況它們沒有任何（或其它基督教文獻）是由親自認識耶穌的人所寫。這個問題在我們轉向《創世紀》神話時又會變得更加尖銳。

因此，坎伯承認：“在神話普遍失效的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他私人、未被認可、基本卻秘密而有力的夢想萬神殿。”英雄之旅已不是當代社會可以集體歷經的事情，與舊有的神秘宗教大不相同。由於這種孤立情形，“人們不知道自己在朝著什麼方向前進，也不知道是什麼在推動自己。人類的心靈和潛意識區域之間的溝通渠道被切斷，於是我們都被一分為二。”坎伯認為，我們需要發明一套新的象徵來重新實現融合。而且，“這不是單靠意識自身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整個事情需要在另一個層面上進行；這需要經過一段非常漫長且駭人的過程。”

到目前為止，坎伯的看法都沒有問題，但在某種程度上他說得還不夠多。要想瞭解情況，最好的辦法就是重新再看看“神話”這個詞彙。坎伯並沒有把它當成是具貶義的術語：他通常不會說出像是“《創世紀》的故事不過是神話”，而不是什麼真實的東西這樣的話。事實上，“神話”的確擁有這般雙重含義。它可以被追溯到古希臘人，我們正是從他們那裡得到了這個詞彙，他們經常以貶義的方式使用它：“神話（mythoi）就是欺騙，是花言巧語的刺繡。”這是公元前5世紀的詩人品達（Pindar）下的定義。

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它反映並影響了我們今天的認知。無論是對榮格或坎伯還是其他任何人，“神話”所指涉的東西當然不可能是事實上真實。當希臘人和羅馬人開始將他們的故事視為神話時，這其實就意味著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它們。以同樣眼光看待基督教神話的我們也是如此。現代的神話發掘者並沒有打算說服我們相信它向我們闡述了世界的運轉原理，即便他們都同意這在心理學或形上學層面是真確的。

因此，坎伯指出對神話進行改造不只需要成立一套象徵性形象。我們已經有了世界各地的偉大神話形象，恐怕難以再添加更多內容。相反的，這種象徵性形象卻必須在這次翻新中融入我們如今信奉的世界觀，就像14世紀的基督徒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被一堆行星跟恆星包圍。這對相信的人來說就不純粹只是神話，而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即便很少有人敢這麼說，但我們今日的神話依賴的卻是科學世界觀。宇宙大爆炸、無垠的星系、物種演化——這些都是現在我們信奉的現實。正是在這裡，我們面臨了一個問題。雖然這種宏偉的新科學知識讓我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術進步，但它卻無法提供任何有意義的目的。恰恰相反的是：它似乎傾向於無情地證明人類生命的無益與平凡。它踐踏萬事皆有可能這樣的想法，反而堅持一切事物都是微小的粒子以某種確定而奇怪又獨斷的移動方式造成的結果。

所以，西方的心靈發生了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分裂。在一個精確卻狹隘的框架中受教育的有意識心智可以接受這種唯物主義世界觀；很多人甚至除此以外根本接受不了別的。但是，這讓潛意識的叛逆失去了用武之地，而且也無法取得它的認同。如此一來的常見後果就包括失眠、吸毒、病態的貪婪以及權力慾。

這種對意義與目的的渴求，還有與一個比物質現象的總和更廣闊的現實的聯繫，全都表明了確實存在另一個現實。畢竟如果沒有水，你便永遠不會感到口乾舌燥。但與此同時，我們仍覺得有必要將這種更高層次的現實和我們的感官體驗連接起來。為此我們需要的是不同以往的世界觀，它不僅可以發現遙遠的星系，還能讓我們認識到坎伯所說的那股“無處不在的力量”，這些星系就是從這股力量產生出來的。假如有朝一日我們能夠找到這種世界觀，那麼它必定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成為人類的指導。那些帶來這種世界觀的人將會成為新一代的英雄，不過他們也許還沒有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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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2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Joseph Campbell, The Masks of God: Creative Mythology, Viking, 1968.

É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by Karen E. Fields, Free Press, 1995.

​理查德・史莫利（RICHARD SMOLEY）是《內在基督教：神秘傳統指津》（Inner Christianity: A Guide to the Esoteric Tradition）、《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被禁止的信仰：諾斯底主義的秘密歷史》（Forbidden Faith: The Secret History of Gnosticism）等著作的作者，同時他也是《美國神智學雜誌》（Journal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merica，TSA）的編輯，若想瞭解更多可以前往他的網站www.innerchristianity.com/blo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