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維斯托克研究所
根據該領域的先驅之一的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方法的控制論（cybernetics）是“人類在過去兩千年來從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上咬下的最大一口。”（註1）貝特森是控制論小組（Cybernetics Group）的領導成員，這個小組是CIA旗下的一個項目，其既刺激了個人電腦的發展，也為CIA的MK-Ultra“精神控制”計劃做出了貢獻。MK-Ultra計劃的構想最初是從納粹份子的優生學實踐引進到美國，其中包括了對精神分裂症成因的精神病學研究，這些研究試圖解釋曾害得尼采發瘋的神經梅毒的病灶。MK-Ultra是CIA與納粹彼此間長久持續合作的延伸，這樣的合作自二戰結束後就未曾少過。
當聯合情報局（Joint Intelligence Objectives Agency）在1945年成立並直接開始負責迴紋針行動（Operation Paperclip）時，CIA罄竹難書的人類行為改變研究Mk-Ultra計劃的前身便拉開了序幕。迴紋針行動是OSS轄下的計劃，由後來接任CIA局長的艾倫・杜勒斯主導，旨在爭搶第三帝國的納粹人才。杜勒斯曾在瑞士伯爾尼服役，他同時也是情報組織的瑞士局長。透過迴紋針行動，超過一千五百名德國科學家、技術人員、工程師被從納粹德國及其它國家轉移到二戰後的美國重操舊業。
在戰爭結束之際，納粹的精神病學家們紛紛在諾曼・蒙塔古和約翰・羅林斯・里斯（John Rawlings Rees）的監督下從德國獲救，里斯是戰時的心理戰單位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醫生（註2）。Mk-Ultra開展於20世紀50年代，這是一個由塔維斯托克研究所、蘇格蘭禮共濟會、CIA還有英國、美國、加拿大和其它聯合國機構一同參與的行為控制研究計劃。被圓桌會議的RIIA成立於1920年的倫敦牛津大學的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常被其成員稱作是一間“隱形大學”，它在二戰期間變成了英國陸軍的精神科部門（註3）。
這家診所的名字是取自贊助人－赫赫有名的羅素家族的第十一代貝爾福德公爵、塔維斯托克侯爵赫布蘭德・羅素（Herbrand Russell），他和伯特蘭・羅素有同一位祖父。赫布蘭德的兒子，第十二代貝爾福德男爵、塔維斯托克勳爵黑斯廷斯・羅素（Hastings Russell）是成立於1939年的極右派政黨英國人民黨（British Peoples Party）的資助者，該黨的領導班底都出身自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的不列顛法西斯聯盟。正是黑斯廷斯・羅素接洽了帶著和談使命在二戰期間飛來的魯道夫・赫斯。很多人認為赫斯其實是卡爾・豪瑟夫找來的打入惡名昭彰的蘇聯“紅色樂隊”（Red Orchestra）網絡的雙面諜，此外他著名的德國出逃行動還得到了MI6、阿萊斯特・克勞利及其友人、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說的作者伊恩・弗萊明的幫助，當然還有赫斯的共濟會朋友漢密爾頓公爵（Duke of Hamilton），這個人也是豪瑟夫的兒子阿爾布雷克特（Albrecht）的好友（註4）。
後繼的塔維斯托克人類關係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是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創立於1946年，從塔維斯托克診所自立門戶。據前英國情報局特務約翰・科爾曼說，美國之所以會陷入二戰就是因為塔維斯托克研究所從中作梗，而這都是協力建立OSS的庫爾特・勒溫博士（Dr. Kurt Lewin）的主意。塔維斯托克研究所在英國漸漸有了名氣是出於它對佛洛伊德與其同行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動力學理論的擁護。表面上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是一個研究群體行為與組織行為的慈善機構，主要從事社會科學跟應用心理學方面的教育、研究及諮詢工作。它的客戶主要是公共組織，包括歐盟、幾個英國政府部門和ㄧ些私人客戶。該研究所的網絡現在已經從蘇塞克斯大學延伸至了美國的史丹佛研究所（SRI）、伊色冷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MIT、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喬治城大學的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國空軍情報部還有蘭德公司（註5）。
法蘭克福學派
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研究項目可以說是跟著法蘭克福學派的銜尾相隨，這是一個以猶太人為主的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學派，後來他們都在希特勒下令關閉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後相繼逃離德國。這個學派的人大多都是在研讀與綜合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佛洛伊德、韋伯以及盧卡奇等不同思想家的作品，還有研究跟批判自佛洛伊德思想發展而來的文化。法蘭克福學派最知名的支持者包括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媒體理論家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赫伯特・馬爾庫塞、瓦特・本雅明和尤爾根・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開創“群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研究的庫爾特・勒溫博士是美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他也對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工作有很大影響。
在希特勒於1933年掌權後，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先後從德國逃往日內瓦，然後又在1935年再赴紐約，他們在那裡成為了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合作對象。他們也和其它流亡大學互相聯繫，新學院是在1933年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成立，它為被義大利法西斯或納粹德國剝奪教職的學者提供避風港。
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大部份皆出身自被同化的猶太家庭。儘管保留了猶太身份，但他們都接受世俗主義，而且從他們對傳統道德、尤其是性道德進行重新解釋的共識與理論就可以看出，他們必定是起源自沙巴蒂人。至於他們對宗教的看法，以瓦特・本雅明為例就知道，那也是充滿了神秘傾向。法蘭克福學派歷史學家馬丁・傑伊（Martin Jay）就承認，該學派抱持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形成自這些人的猶太身份。傑伊還坦言，卡巴拉其實也產生了一些影響，正如學派的其中一位成員尤爾根・哈伯馬斯曾指出的那樣。傑伊總結說：
“尤爾根・哈伯馬斯最近提出了他的觀點認為，猶太文化傳統與通常被認為源出於新教虔敬主義的德國唯心主義在某些層面上存在著驚人相似之處。對理解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至為重要的其中一個重要相似之處是古老的卡巴拉關鍵，亦即認為是言說（speech）而非圖像（picture）才是接近上帝的唯一方式。神聖的希伯來語與流散猶太人的世俗言語之間的隔閡，對那些不信任當代話語世界的猶太人產生了影響。哈伯馬斯覺得這與唯心主義對經驗現實的批判類似，這在黑格爾辯證法中達到了它的高度...同樣的這也可能因為（法蘭克福學派）準備接受（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來證明，它對被同化的猶太知識份子特別有吸引力。”（註6）
大名鼎鼎的心理學家卡爾・榮格也和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有交情。學者們自過去二十年來終於慢慢注意到神秘學一直以來被忽視的影響力，他們挑出了在這方面對20世紀影響最為深遠的五個人：H.P・布拉瓦茨基、魯道夫・史代納、喬治・葛吉夫、勒內・蓋農以及卡爾・榮格。榮格的祖父約翰・西格蒙德・榮格（Johann Sigmund Jung，1745－1824）是光明會成員（註7）。榮格自言他的祖父是共濟會員，而且他的紋章上還繡有玫瑰十字會與共濟會的象徵主義主題。在他的自傳中，榮格把自己之所以成為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的開山祖師的深層原因歸功於他的祖先，美茵茲的榮格醫生（Dr. Carl Jung of Mainz，？－1645），他說這位祖先是玫瑰十字會員兼煉金術士米歇爾・邁爾（Michael Maier）的追隨者（註8）。
榮格深信自己被上帝選中為傳達水瓶座時代即將到來的先知，這個觀念也的確正是因為他而在20世紀60－70年代成為了反主流文化的柱石（註9）。據理查德・諾爾（Richard Noll）在《雅利安基督：卡爾・榮格未為人知的故事》（The Aryan Christ: The Secret Life of Carl Jung）中指出，早期的榮格深受神智學、太陽崇拜、種族民族主義（völkisch）影響，這多少左右了他提出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和原型（archetypes）等觀念（註10）。對榮格影響深遠的有布拉瓦茨基的玄奧著作、米德（G.R.S. Mead）的諾斯底主義、赫耳墨斯主義和密特拉主義研究。榮格對昆達利尼的鑽研也被認為是結合西方心理學與東方昆達利尼修行的里程碑。
榮格還跟CIA合作，即便他在1934年曾公開抨擊佛洛伊德是“奸險的猶太心理學”擁護者，他在1938年的《沃坦》（Wotan）裡更讚美希特勒是一位“有遠見、擁有不可思議力量且充滿靈性的偉大薩滿。”美國的軍事情報單位斷定榮格是納粹同情者的說法沒有事實根據，並讓他去為OSS工作，他在那裡被艾倫・杜勒斯稱為“448號特務”。榮格的忠實學生瑪麗・班克羅夫特（Mary Bancroft）還是杜勒斯在伯爾尼工作時的情婦。班克羅夫特曾親切地稱呼榮格是一個“性象徵”，即使他已不年輕，但他還是利用了穿針引線的機會來對杜勒斯進行個案研究，他認為這個人“非常堅韌不拔”。杜勒斯後來評論說：“沒有人可以清楚知道，榮格教授究竟在戰時為盟軍做出了多大的貢獻。”（註11）
在愛諾思研討會（Eranos）上榮格也成為了核心人物，這是一個涵蓋心理學、宗教、哲學與靈性的知識討論會。該團體是由奧爾加・福祿培爾・卡普頓（Olga Froebe-Kapteyn）在1933年發起，每年都會在她位在瑞士阿斯科納（Ascona）附近的地產舉辦會議，這是一個重要的波希米亞激進主義中心。1900年，亨利・埃登科本（Henri Oedenkoven）和艾達・霍夫曼（Ida Hofmann）在距離阿斯科納不遠的地方開闢了真理山（Monte Verità）烏托邦公社，這個公社後來成為了波希米亞主義、神秘主義、實驗性超現實主義、異教主義、女權主義、和平主義、天體主義、精神分析學與替代療法魚龍混雜的早期新紀元運動天堂。在1900－1920年這段期間，遍佈在它周圍的社區和安置計劃成了許多名人的短期或長期之家，從藝術家到作家誰人不缺，比如保羅・克利、赫曼・黑塞還有像彼得・克魯泡特金這樣家喻戶曉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這裡更有伊莎朵拉・鄧肯這樣的舞蹈家，以及心理學家與神智學家，例如魯道夫・史代納。甚至連列寧與托洛茨基都曾到此一遊。
克勞利的OTO在阿斯科納擁有一間女性專屬會館。羅伊斯在1916年搬到瑞士巴塞爾，他在這裡建立了OTO的“超理性總會館與神聖聖殿”（Anational Grand Lodge and Mystic Temple）還有在真理山的赫耳墨斯光之兄弟會。1917年，羅伊斯在那裡召開了一場會議，會議涉及很多主題，包括沒有民族主義的社會、婦女權利、神秘的共濟會、藝術舞蹈、儀式跟宗教。
阿斯科納的代表人物是佛洛伊德的學生與榮格的朋友，奧托・格羅斯醫生（Dr. Otto Gross），他也是馬克斯・韋伯的圈子成員，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喬治・盧卡奇也是其中一員。受過他影響的人有卡夫卡、馬丁・布柏、阿爾瑪・馬勒（Alma Mahler），她是作曲家兼神智學會成員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的妻子（註12）。榮格聲稱，當他試著分析格羅斯後，他的整個世界觀都受到了震撼，讓他久久無法自己。格羅斯的座右銘是借自尼采的話：“無所壓抑”。依據他對尼采與佛洛伊德的理解，格羅斯的宏願是要復興異教女神崇拜，好通過“性革命和狂歡”來帶來一個“性烏托邦”（註13）。榮格曾致信給佛洛伊德說：
“格羅斯醫生告訴我，他到底還是在徹底把人們都變成性淫亂者之前選擇收旗卷傘。他認為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夫一妻制都是壓抑的表現。真正健康的神經狀態就是性淫亂。因此，他將您與尼采相提並論。”（註14）
格羅斯參加了當時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身為一名精神分析師，格羅斯是佛洛伊德最早的門生之一，但是當格羅斯想要從佛洛伊德的理論總結出激進的政治結論時，他們在第一次精神分析大會上最後是不歡而散。佛洛伊德的英國弟子恩斯特・瓊斯曾形容格羅斯是：
“...我所見過最具浪漫理想的天才，他親身展示了天才與瘋子是如何只有一線之隔，在我眼前的他簡直就像是在受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錯亂所苦，彷彿結局只剩下殺人、失蹤和自殺。”（註15）
正如伊麗莎白・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在《波希米亞人》（Bohemians）中所言，瘋狂對波希米亞人而言極為普遍，至於格羅斯：“還有他的那些尼采主義同胞都模糊了瘋子與先知之間的區別。尼采本人已經發瘋，格羅斯則是一場青年運動的英雄，對該運動的支持者來說，發瘋是一項特權，精神病院卻是父權制國家的壓迫工具。”（註17）由於從年輕時就是一個波希米亞式的吸毒者以及自由戀愛倡導者，格羅斯有時還被認為是20世紀反文化運動的奠基人。他在1900年作為船醫工作時正沉迷於可卡因，並且直到死前都是癮君子。他雖多次進入診所求助，可是沒有一次成功戒毒。格羅斯還捲入了許多醜聞，包括他有非婚生子女。他曾跟弗里達・威克利（Frieda Weekly）有染，後者之後和D.H・勞倫斯私奔、共度餘生。
福祿培爾・卡普頓是在著名的德國宗教史學家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1869－1937）建議下成立愛諾思，奧托是宗教心理學的早期理論家。多年來被愛諾思討論過的主題包括了東西方瑜伽與冥想、古代太陽崇拜、諾斯底式與早期基督教的光之象徵主義、人與和平、創世跟結構思想以及夢境的真理。幾年來持續參與該團體的人有印度教學者海因里希・齊默爾（Heinrich Zimmer）、希臘神話學者卡爾・克倫尼（Karl Kerényi）、傳統主義者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諾斯底主義學者吉爾斯・奎斯佩爾（Gilles Quispel）、哥舒姆・肖勒姆以及伊斯蘭蘇菲派與伊斯瑪儀派學者亨利・科爾賓（Henry Corbin）。
據馬克・西德奇維克（Mark Sedgwick）在《反對現代世界：傳統主義與20世紀的秘密思想史》（Against the Modern World: Traditionalism and the Secret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指出，羅馬尼亞學者米爾恰・伊利亞德（1907－1986）是傳統主義史上的重要人物（註18）。他最初是對神智學和聖馬丁的著作感興趣，並在1927年成為了尤利烏斯・埃佛拉跟阿圖羅・雷吉尼的右派秘儀組織－UR的追隨者。就像他的好朋友埃佛拉，伊利亞德也被雷吉尼引薦去閱讀蓋農的作品（註19）。
精神分裂症
在其聲勢最如日中天的那會，優生學得到了各方知名人士的支持，除了溫斯頓・邱吉爾、西奧多・羅斯福、赫伯特・胡佛之外還有一群絕不可謂人少的費邊社成員，包括哈維洛克・艾利斯、H.G・威爾斯、蕭伯納、凱因斯、希德尼・韋伯（Sidney Webb）還有其他受他們的影響的人，例如性學家諾曼・海爾（Norman Haire）、性教育家瑪麗亞・斯特普（Marie Stopes）和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塞繆爾・霍爾與斯特普同為馬爾薩斯聯盟（Malthusian League）的成員，這個團體的誕生該歸功於安妮・貝贊特。在阿道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裡，馬爾薩斯聯盟更是構成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桑格的導師哈維洛克・艾利斯是美國控制生育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的創辦人，它後來就成了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
優生學在許多學院和大學也變成了正式的學科，而且還從許多來源獲得了大量資金贊助（註20）。三次國際優生學大會（International Eugenics Conferences）為全球優生學家們提供了共商大計的場所，1912年是在倫敦，1921、1923年是在紐約。美國最初是在20世紀初開始實施優生學政策。從20世紀20年代－30年代又有其它國家陸續針對特定精神病患實施優生絕育，包括比利時、巴西、加拿大、日本和瑞典。
優生學的具體實施方式會因國而異。不過，流行於20世紀初的ㄧ些方式大多涉及識別與分類個人及其家人的身份，譬如窮人、精神病患者、失明者、聾啞人、發育障礙者、蕩婦、同性戀、被認定為“墮落”或“不適繁衍”的特定種族群體（如納粹德國的吉普賽人和猶太人），這些個人或群體會遭到隔離或收容，最後絕育、安樂死甚至是大規模謀殺。
除了在一些國家實踐，優生學也透過國際優生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ugenic Organizations）形成了國際規模。它在科學方面的研究則是由威廉皇帝人類學、人類遺傳學、優生學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冷泉港卡內基實驗進化研究所（Cold Spring Harbour 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Experimental Evolution）、優生學檔案局（Eugenics Record Office）在主導。
優生學研究的大部份資金都來自約翰・D・洛克菲勒創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該基金會為這個家族深謀遠慮的社會變革計劃服務。洛克菲勒家族在洛克菲勒廣場（Rockefeller Plaza）的正前方擺設了一尊一眼就能認出來的青銅鍍金普羅米修斯像，他們的路西法崇拜在此一覽無遺。在後面的花崗岩牆上有一句出自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題詞：“普羅米修斯，諸藝之師，他為凡人帶來了使未來風光明媚的火種。”
一戰結束後，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資助德國的精神病遺傳學發展。這個領域將精神病學與優生學相契合，或者更具體地說是承襲了倫敦的高爾頓實驗室（Galton Laboratory）及其在英美的姐妹優生學社團的種族淨化、種族衛生學或種族完善理念。洛克菲勒基金會還在德國的慕尼黑創建了威廉皇帝精神病學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sychiatry，前稱克雷佩林研究所〔Kraepelin Institute〕）和威廉皇帝人類學、人類遺傳學、優生學研究所。
克雷佩林研究所起初是由保羅・沃伯格的舅子，庫恩・洛布銀行家族的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和克虜伯家族的掌門古斯塔夫・克虜伯（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發起的。這間研究所的名字是取自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他被認為是現代精神病學的祖師爺（註21）。曾被佛洛伊德評價是精神病學的“超級教宗”的克雷佩林在20世紀初可以說是主宰了這個領域，儘管後來他被佛洛伊德的風頭給蓋過了。他曾一度聘請奧托・格羅斯擔任自己的助手，但之後因為後者的行為乖張與毒癮所以解僱了他。克雷佩林相信精神疾病基本上是生物與遺傳功能障礙所致，他還提出了很有名的克雷佩林二分法，它把19世紀讓人頭疼的精神病術語化繁為簡成了兩個類別：躁鬱症和失智症（“過早痴呆”或“過早躁狂”），這在現在又被稱作精神分裂症。
負責指導慕尼黑的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兩間威廉皇帝研究所的是瑞士法西斯精神病學家恩斯特・盧丁（Ernst Rüdin），從旁協助的還有他的門生奧特馬爾・馮・費許爾（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和法蘭茲・卡爾曼（Franz J. Kallmann）。提出了“經驗遺傳預測”（empirical genetic prognosis）的盧丁曾擔任過瑞士精神病學家兼優生學家尤金・布魯勒（The Hidden Shelf）的助手，後者的思想理論源自斯賓諾莎與尼采（註22）。布魯勒最有名的貢獻就是他對精神疾病的研究以及“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自閉症”這些術語的發明。出於對催眠術的好奇，布魯勒也對佛洛伊德的著作很有興趣（註23）。布魯勒在20世紀初的另一名助手是卡爾・榮格，這兩人皆為佛洛伊德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早期成員。受到佛洛伊德啟發的布魯勒是最早應用精神分析來治療病患的人之一。佛洛伊德自己也承認，布魯勒對他的理論的接受在那時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註24）。
1932年，盧丁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被任命為全球性的優生學基金會（Eugenics Federation）主席。在希特勒掌權後，他的政權更指派盧丁為種族衛生學會（Racial Hygiene Society）負責人。作為向黨衛軍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負責的遺傳學家工作組的成員，盧丁和他的同事制定了納粹絕育法。根據估計，這項法律造成了將近二十二萬至二十六萬九千五百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到絕育或殺害。這一總數據信佔據了1939－1945年間居住在德國的全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73－100%。
諷刺的是，雖然他是盧丁的學生，卡爾曼卻還是在1936年從德國逃往美國，因為他被發現擁有猶太血統。卡爾曼曾主張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親屬進行稽查，以便找出並絕育所有帶有如此隱性基因的“未發病帶源者”。事實上，由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生命科學院助理院長－阿里爾・達瓦西（Ariel Darvasi）教授與紐約范恩斯坦醫學研究所的托德・倫茨博士（Dr. Todd Lencz）合作在2013年進行的一項發表在《自然》上的研究表明，變種的DNST3基因令德系猶太人要比非猶太人有高出40%的機率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
盧丁後來遭到美國拘留並在“去納粹化”審判後於1947年獲釋，他在審判上還獲得了過去的同事卡爾曼的辯護。即使如此，盧丁仍被認為是對納粹的罪行負有重責的設計師，比臭名昭彰的約瑟夫・門格勒有過之而無不及，後者曾參加過他的講座並被他的研究所僱用。奧特馬爾・費許爾的助手門格勒在1943年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療指導，他在這座集中營進行了病原體、毒害、精神科藥物還有麥司卡林的實驗。身為洛克菲勒在柏林的威廉皇帝研究所的戰時主任，費許爾從德國科學基金會（German Research）理事會那裡弄來了給門格勒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做實驗的資金（註27）。
門格勒在戰後成為了納粹獵人的頭號目標之一，他們一路追著他來到了南美洲，但是費許爾卻逃過了起訴，因為卡爾曼願意在去納粹化審判中為他辯護。卡爾曼攜手費許爾和其它前納粹份子成立了美國人類遺傳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正是出自該學會。卡爾曼還當上了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New York State Psychiatric Institute）的主任，該研究所隸屬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即MK-Ultra實驗的老家。
精神病研究所的主任諾蘭・劉易斯博士（Dr. Nolan D.C. Lewis）是蘇格蘭禮共濟會員，他從1934年開始加盟洛克菲勒家族贊助的精神病遺傳學研究。1936年，劉易斯出席了蘇格蘭禮的癡呆症現場代表研究會（Field Representative of Research on Dementia Praecox），他在會上向蘇格蘭禮北方最高委員會報告了“十四個受最高委員會資助的研究項目的進展。”（註28）劉易斯博士是美國的第一位執業精神分析師，佛洛伊德甚至認可他可以在不做個人分析的情況下直接進行分析。如果不是第一，劉易斯肯定也是美國最早的其中幾位實驗麥司卡林的精神病學家之一（註29）。1945年，劉易斯和出身伊利諾州大學的陸軍上校兼精神分析師，保羅・施羅德（Paul L. Schroeder）還有麥吉爾大學的Mk-Ultra實驗參與者尤恩・卡梅倫博士（Dr. Ewen Cameron）一起受邀參加紐倫堡審判，以便對魯道夫・赫斯進行精神評估（註30）。
蘇格蘭禮的戰略家溫弗雷德・歐費霍瑟醫生（Dr. Winfred Overholser）是聖伊麗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的院長，這家醫院是華盛頓特區的聯邦醫院，為蘇格蘭禮的精神病學研究提供全面指導。當時人還是OSS頭子的威廉・多諾萬在1942年籌建了一支由著名美國科學家組成的團隊，並要求他們研製“吐真劑”。歐費霍瑟醫生被任命為研究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利用伊麗莎白醫院的設施與工作人員對各種藥物的影響進行研究，包括酒精、麥司卡林、巴比妥酸鹽、咖啡因、烏羽玉以及東莨菪鹼。最終，大麻被公認為是最有效的一樣。OSS的文件提到了吸食菸草與大麻的混合物將會引發“不負責任的狀態，導致對象變得喋喋不休且暢所欲言。”（註31）
歐費霍瑟醫生在1948年為倫敦衛生部的國際心理健康會議出任“討論主席”，與會者都是世界級的精神病學與心理學大家。這場會議的幕後推動者是國家心理衛生組織（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它是由諾曼・蒙塔古在辭去英格蘭銀行行長後於1944年成立。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FMH）就是在這場會議上宣告誕生，諾曼獲選主席，負責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約翰・羅林斯・里斯醫生與卡爾・榮格則是副主席。里斯在二戰期間為戰爭部工作，並負責OSS官員的心理戰培訓。里斯與塔維斯托克的同行亨利・迪克斯（Henry Dicks）一道在秘密監獄看顧魯道夫・赫斯，那是他在被俘後遭關押的地方。里斯顯然與赫斯多有互動，後者的日記經常提到他和“里斯上校”的談話，赫斯指控他的這位關押者企圖對他進行毒害、給予毒品還有“催眠”（註32）。
實際上，正是國際心理健康會議確立了現代精神病學這門專業。會上的第一位發言人是人類學家兼神秘主義者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她是WFMH在1956－57年的主席。米德和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維持了一段從1936－1950年的婚姻，後者在戰時曾為OSS工作。最終，“應用”人類學從OSS開始成了政府立案的項目，旨在研究控制平民百姓的手段。OSS在戰爭期間僱用了二十多位人類學家，截至1947年已有高達四分之三的專業人類學家都在“替政府進行與戰爭有關的工作”，無論是全職還是兼職（註33）。貝特森是與OSS合作的不二之選，因為他早期的人類學研究主題就是“分裂演化”（schismogenesis），亦即研究社會是如何分裂與失調。換個方式來說，就是瞭解如何分而治之。作為東南亞的“心理規劃師”（psychological planner），貝特森在戰時的大部份時間都是在緬甸和泰國的秘密地點，還有中國、印度、錫蘭設計並負責“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無線電廣播。
使瑪格麗特・米德聲名大噪的是她在1928年發表的極具爭議性的《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這本書討論的是薩摩亞島青少年的性心理發展。米德還透過對庫爾特・勒溫的學生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的贊助，從而為現代女權主義運動出了一份力。米德和後來也當上WFMH主席的勞倫斯・法蘭克（Lawrence K. Frank）一起起草了創會聲明，這份聲明被他們取名為《第一國際會議宣言》（Manifesto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心理健康的目標已從對個人健康的關注逐漸擴大至社會健康的更大使命...心理健康的概念將與世界秩序及世界共同體一同向前邁進。”（註34）
最與WFMH密切合作的兩個聯合國機構分別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優生學戰略家朱利安・赫胥黎爵士（Sir Julian Huxley）是阿道斯・赫胥黎的同母哥哥，也是教科文組織的第一任主任。朱利安曾宣稱：“底層階級的繁衍速度實在太快。因此...不能讓他們輕易獲得救濟或醫療服務，以免失去了最後一次自然選擇的機會，不然他們的孩子會太容易被生下來或逃過夭折；長期失業將是克制生育率的最好辦法。”（註35）赫胥黎進一步闡述了教科文組織的宗旨：
“事到如今，非優生選擇對人類文明的影響極可能會百害無一益；要命的遺傳性愚蠢、身體虛弱、精神不穩和疾病傾向都存在於人類這個物種身上，這將被證明是對現實進展的沉重負擔。因此，雖然任何激進的優生政策在無論政治或心理上都難以執行，但它終究是正確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應當仔細研擬優生疑難，並且積極教育公眾這些問題，讓原本難以想像的這種話題至少可以先前進到成為可以稍微引人思索的程度。”（註36）
教科文組織還設立了一個名字取自那位玫瑰十字會高人的康米紐斯獎章（Comenius Medal），專門頒發給再教育研究與創新領域有傑出成就的人士。
控制論小組
控制論小組是CIA和英國情報單位的大規模群眾控制實驗的保護傘，它們試驗了各種迷幻藥物，包括LSD來蓄意創造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與此同時個人電腦的發展也正在緊鑼密鼓，兩條軌跡一直都在互相交叉。這個項目最為知名的面目便是70年代的CIA“Mk-Ultra”計劃。
控制論小組的非正式成立可以追溯回一場在1942年的紐約舉行的會議，會議的發起人是CIA的幕前組織梅西基金會（Josiah Macy Foundation）的醫療主任，法蘭克・弗萊蒙・史密斯（Frank Fremont-Smith）。弗萊蒙・史密斯是WFMH的常任聯合主任，他與里斯是同事（註37）。對里斯領導的這個組織（WFMH）的成立有功的蒙塔古・諾曼手下的代理人，克拉倫斯・米哈利斯（Clarence G. Michalis）也成了梅西基金會的董事。里斯與瑪格麗特・米德、勞倫斯・法蘭克、弗萊曼・史密斯還有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麥克斯・默克海霍一起在1948年夏天的巴黎提出了WFMH的構想，控制論小組的核心圈子也是由此形成。參與這場會議的人還有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庫爾特・勒溫。
控制論的概念是源自於美國軍方在二戰期間的數學與工程學交叉研究（註38）。控制論小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出一套能夠預測與控制人類行為的科學。阿圖羅・羅森布勒斯（Arturo Rosenblueth）是梅西基金會的核心圈子的重要成員，他代表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他的導師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提出建議，呼籲召集一群科學家來合作進行社會控制實驗，其基本假設是人腦只是比較複雜點了的輸入/輸出機器，而且人類行為實際上可以從個人和社會層面被進行編程。
馮・諾伊曼是“曼哈頓工程”最重要的數學顧問，他也親赴了1945年戲劇性的第一次原子彈試爆。在戰時的壓力下，諾依曼為計算機設計出了全新的邏輯組織模式，大大推進了這項技術的進步（註39）。馮・諾伊曼還在1943年出版了他的開創性著作《賽局理論與經濟行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其中介紹了該如何將數學應用到社會科學。諾伯特・維納是一名神童，年僅十七歲就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來他和伯特蘭・羅素成為同學，並當上MIT的數學教授。維納在二戰期間埋首數學模型，試圖預測納粹戰鬥機的飛行模式，這也奠下了控制論的基礎。就是維納本人發明了“控制論”這個術語，它是借用自古希臘文的“操舵手”（cyber），向來與政治或統治這些觀念有關。維納自述控制論是關於“機器和生物的控制與交流的學問”（註40）。
維納寫了兩本書，它們都將控制論定義為一門跨學科的科學研究領域。他的第一本書是1948年出版的《控制論，或動物與機器的控制和傳播》（Cybernetics, or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維納在這本書中試圖結合在當時仍很新穎的幾種不同學科：數位電子計算（digital electronic computing）、資訊理論、早期的神經網絡研究、反饋系統（feedback systems）以及心理學、精神病學、決策理論、社會科學。他在1950年發表的第二本書題為《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控制論最先出現在精神病學領域，不過很快便擴散到其它地方，包括機器人、工程、生物計算、管理、政治、靈性、娛樂、藝術、戲劇、建築和教育（註41）。維納的控制論研究影響了格雷戈里・貝特森與瑪格麗特・米德，然後又通過他們繼續影響人類學、社會學跟教育學（註42）。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也在《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HOW WE BECAME TH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台灣時報出版）中對這個概念大書特書，控制論在很多學科中都有專家，但維納曾“清楚表示過控制論還有更廣闊的含義，他明確澄清了它的宇宙意義。”（註43）
梅西基金會對在1950年被研究發表的“權威性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特別感興趣，這項研究的發起者是國際社會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這是以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諾為首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新基金會。“權威性人格”的觀念是來自奧地利心理學家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1897–1957）的理論，他被認為是精神病學史上最激進的人物之一。賴希在抵達美國後創造了“生命力”（orgone）一詞，這是“高潮”（orgasm）和“有機體”（organism）的組合字，他以此來稱呼他相信自己已經發現、且在過去被其他人以“神”稱之的原始宇宙能量。他從1940年開始建造“生命能量蓄勢器”（orgone energy accumulators），坐在他這部裝置裡的病患就可以恢復健康，後來連報紙都開始報導了這能治癒癌症的“性盒子”。
賴希也是幾本頗有影響力的著作的作者，包括《法西斯群眾心理學》（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1933）和《性革命》（The Sexual Revolution，1936）。《法西斯群眾心理學》探討了法西斯主義者是如何掌權，並把他們的崛起解釋為性壓抑導致的症狀。在《性革命》中，賴希解釋說性神經病其實就是病出自缺乏正常性行為的滿足感。由於威權國家對這些慾望的壓抑，例如奧威爾的《1984》描述得那樣，自然性行為的缺憾於是產生了神經病。賴希認為這種狀態在以父權家庭為單位構成的資本主義國家最為醒目，在這種情況下，父親的形象在國家會被當作絕對權威看待。
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JC）在1944年5月成立了科學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它的領導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斯・霍克海默。AJC是美國歷史最為悠久的猶太人組織之一，它曾被《紐約時報》稱作“美國猶太團體的教務長”（註44）。1950年發表的《權威性人格》是霍克海默主導的五個名為偏見研究計劃（Studies in Prejudice）的項目中最重要的一個，這些研究從1944年一直持續到了1950年。偏見研究計劃娉用了ㄧ些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他們皆曾在戰時為OSS工作，當然還有西奧多・阿多諾及其他人，他們在霍克海默的領導下重建了紐約的國際社會研究所。
《權威性人格》的合著作者還包括了內特維・桑福德（R. Nevitt Sanford）和威廉・莫洛博士（Dr. William Morrow）。桑福德曾短暫當過倫敦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員。莫洛是庫爾特・勒溫的得意門生，也是法蘭克福學派與塔維斯托克研究所之間的重要紐帶，亦為該項目的研究主任。《權威性人格》的研究動機是納粹大屠殺以及對導致慘劇發生的根本法西斯主義原因的迫切追問。這項研究對美國人進行了數千次採訪，以瞭解他們據稱根深蒂固的威權主義、偏見、反猶主義傾向。威權主義的部分會由F量表（F-scale）衡量，F是“潛在法西斯人格”的縮寫。
《權威性人格》的研究作者採用了亨利・莫瑞（Henry A. Murray，1893–1988）的測試方法，他是一位在哈佛大學任教超過三十年的美國心理學家。莫瑞在1937年成為了哈佛心理診所（Harvard Psychological Clinic）的主任。在這段期間，莫瑞參加了懷海德的講座，後者的過程哲學是他終其一生的哲學與形上學立場。莫瑞在二戰時離開哈佛，轉往OSS擔任中校。1943年，莫瑞在OSS大佬威廉・多諾萬委託下協助完成了《阿道夫・希特勒人格測寫》（Analysis of the Personality of Adolph Hitler）。
莫瑞相信心理學與新興社會科學注定要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據莫瑞說，在一個遵照世界法運行、擁有世界警察跟世界政府的新世界秩序下，美國業已：
“...成為了我們正距離不遠的單一世界的抽象圖景。肩負起這個最後卻也最困難的實驗方向的重任已經落到美國身上：這就是正邪之間的全球決戰。通過推廣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我們將激起地球上所有人的信心，從此不必再擔憂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國民的概念已經過時，必須逐漸讓位給世界公民。”（註45）
權威性人格計劃的四位董事之一，內特維・桑福德在迷幻藥物的實驗以及最終的大規模投入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1965年，桑福德撰寫了《烏托邦主義者：LSD的使用方式與使用者二十五覽》（Utopiates: The Use and Users of LSD 25），由附屬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塔維斯托克出版社出版。透過其主持的官方軍事和情報會議，外加各種非正式與秘密行動，控制論小組跟梅西基金會指導了20世紀50年代的各個美國機構對LSD的傳播。
ㄧ些參與過控制論會議的研究人員之後繼續接洽了由政府資助的、關於LSD心理影響的研究，還有它是否有能成為CIA的MK-Ultra計劃中用作審問和心理操縱工具的潛力。梅西基金會的首席LSD統籌，哈羅德・阿拉伯姆森（Harold Abramson）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精神病學研究者，他也在紐約長島的冷泉港優生學中心工作。阿拉伯姆森在1953年，即MK-Ultra啟動的隔年，向CIA提出了一項需要耗資八萬五千美元的研究，調查LSD對不知情的醫院患者會造成什麼影響。該研究的資金來自梅西基金會，阿拉伯姆森也是最早“相中”弗萊蒙・史密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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