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城集團
戰略情報局（OSS）為在1947年9月成立的中央情報局（CIA）提供了藍圖。戰爭結束後，杜魯門希望解散所有那些在和平時期沒有用武之地的機構，OSS的負責人威廉・多諾萬於是致信給杜魯門的預算主任，爭辯說OSS在因原子彈出現帶來的全新政治現實中仍大有可為。這成為了籌建CIA的基礎，部分也是基於格雷戈里・貝特森提出的理由。根據來自研究檔案庫的一份文件《中央情報局的誕生》（The Birth of Central Intelligence），裡面提到了貝特森曾向多諾萬陳述說：
“...可以預期原子彈將會改變戰爭的平衡和國際壓力之間的和平手段。他說，這將使顛覆性策略、游擊戰術、社會與經濟操縱、外交力量以及明面或暗面的宣傳變得舉足輕重。所以，各國將會採納這些間接的戰爭方式。正因如此，外國經濟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戰略情報局的重要性將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還要不容小覷。這個國家不能僅憑陸軍和海軍來自衛。應該要有第三個機構來將這些職能結合起來，並運用秘密行動、經濟控制跟心理施壓來介入新形態的戰爭。但是，貝特森認為他並沒有曲高寡合，而且這第三個機構應該隸屬在國務院之下。”（註1）
CIA的成立該歸功於由一群記者、政治家、政府官員組成的富有影響力的遊說團體的努力，這個團體又被叫做喬治城集團（Georgetown Set）。又名維斯納幫（Wisner Gang）的這個團體的早期成員主要都是出身自OSS，例如弗蘭克・維斯納（Frank Wisner）、菲利普・葛瑞姆（Philip Graham）、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湯姆・布雷登（Tom Braden）、史都華・艾爾索普（Stewart Alsop）還有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在接下來幾年裡還有其他人陸陸續續參與進來，包括詹姆斯・安格頓（James Jesus Angleton）、查爾斯・波倫（Chip Bohlen）、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骷髏會成員埃夫里爾・哈里曼、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艾倫・杜勒斯也經常加入他們的例行聚會。
前世界銀行主席約翰・麥克洛伊是洛克菲勒與福特基金會的主席。他亦是CFR主席，後來這個職位被大衛・洛克菲勒接替，後者與他一起作為大通銀行董事合作無間（註2）。麥克洛伊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是IG・法本的法律顧問。他與埃夫里爾・哈里曼交情甚篤，並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擔任過顧問。在與德國打交道時，麥克洛伊與保羅・沃伯格和他在美國的弟弟詹姆斯・沃伯格密切合作。他在1936年動身前往柏林會見了魯道夫・赫斯，他還在柏林奧運會上與希特勒和赫曼・戈林熱絡交流。
1941年，骷髏會成員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提拔麥克洛伊成為他的戰爭部助理部長。麥克洛伊後來出面阻止了對納粹戰犯的處刑，他還和親納粹的法國海軍元帥達爾朗（Admiral Darlan）勾結，甚至將加州的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他更否決了可以拯救囚犯的轟炸納粹集中營的建議，理由是“耗費的成本與任何可能的回報不符”，就連對二戰期間想要走避美國的猶太難民他都不願網開一面（註3）。在二戰後，麥克洛伊出手從法國那邊保住了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
麥克洛伊設法扳回了ㄧ些納粹戰犯的死刑判決，並讓其他戰犯得以早釋。其中一位戰犯就是富可敵國的德國實業家，阿爾弗雷德・克虜伯，他的同志有前去阿根廷的奧托・斯科爾茲內與沙赫特，後者的名字也繼續出現在了亞里斯多德・歐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的薪資單中（註4）。克虜伯還通過查爾斯・波倫的曾叔，美國內戰時的將軍亨利・波倫（Henry Bohlen）有血統上的關係，他是內戰時期聯盟國的第一位外裔（德國）將軍。克虜伯帝國的名聲因為在二戰期間殘酷強迫奴隸勞動所以在戰後飽受指責。預估計，有七萬名為克虜伯工作的人死於集中營守衛的虐待（註5）。克虜伯最終被判定是重大戰犯，判處十二年徒刑且一切財產沒收。1951，麥克洛伊宣布克虜伯獲釋，並且財產盡數奉還，於是他又變成了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
麥克洛伊是CFR在1954－1970年的主席，之後被大衛・洛克菲勒接替。由於他在法律界的地位、他與洛克菲勒家族的關係又身兼總統顧問，他有時又被譽為是“美國建制派主席”（註6）。麥克洛伊與包括喬治・凱南和查爾斯・波倫在內的其他喬治城集團成員ㄧ起被尊為六位“智者”，這群美國政府官員同時也是東海岸的外交政策機構班底，他們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遏止共產主義集團的政策，他們也提出了各種機構與倡議，諸如北約、世界銀行還有馬歇爾計畫。這六位朋友的其他幾人分別是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骷髏會成員埃夫里爾・哈里曼和羅伯特・洛維特（Robert A. Lovett），他是從羅斯福到林登・約翰遜的美國總統的重要外交顧問。
據著有《是誰出錢？CIA與文化冷戰》（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的弗朗西絲・桑達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指出，喬治城集團扶植了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這是CIA企圖吸收“非共產主義左派份子”來遏止共產主義的計劃。桑達斯從CIA的發薪單上發現了非常多知識份子，包括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與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朱利安・赫胥黎、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羅伯特・洛維爾（Robert Lowell）、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瑪莉・麥卡錫（Mary McCarthy）、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亞瑟・施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以及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
涉入這個計劃的還有布盧姆茨伯里派與劍橋使徒會的人。被稱為“蘇聯通”的喬治城集團會定期在波倫位在喬治城的家中舉行會議，喬治・基南和以撒・柏林都是常客。柏林是俄羅斯裔的英國猶太哲學家，他還被牽扯進了20世紀50年代的金・費爾比間諜醜聞。金・費爾比是聖約翰・費爾比的兒子，也是英國情報單位的高階官員，並且一直扮演雙面諜直到最終叛逃蘇聯。費爾比與另外三位進入使徒會的劍橋畢業生之一，在1951年間諜案開始引起注意後大家才發現，他們一直在向克格勃提供情報。又被叫做劍橋五傑的這幾個傢伙包括了MI5軍官安東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他是威爾弗里德・布朗特的侄孫。
查爾斯・波倫在戰後被任命為駐法國大使，他在那裡協助指導CCF的國際秘書處。伯特蘭・羅素是CCF的五位榮譽主席之一。CCF是阿瑟・柯斯勒、威廉・多諾萬與艾倫・杜勒斯同心協力的傑作。這些人經過一系列會議討論後決定替CCF成立了一份旗艦知識期刊，這就是日後的《萍水相逢》（Encounter）。後來成為新保守主義運動喉舌的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與史蒂芬・斯賓德（Stephen Spender）都是這份雜誌的主編，後者是一位與布盧姆茨伯里派有關聯的費邊社成員。斯賓德也和W.H・奧登及阿道斯・赫胥黎的朋友克里斯多福・伊舍伍走得很近，伊舍伍曾是英國的情報人員。這兩人都是同性戀者，他們後來在德國的魏瑪生活過一段時間，斯賓德以詩人的身份大紅大紫，但他的詩詞卻流露出了他的戀童癖傾向。“無論世事如何紛擾，”他寫說：“我都不會形單影隻。我的身旁一定會伴有ㄧ個男孩、一張車票或是一場革命。”（註7）
《萍水相逢》刊登了朱利安・赫胥黎、艾倫・塔特（Allen Tate）、勞勃・潘・華倫（Robert Penn Warren）、W.H・奧登、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賈雅普拉卡什・納拉揚（Jayaprakash Naryan）、傳統主義史家米爾恰・伊利亞德、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吉多・普羅旺斯（Guido Piovene）的文章。1952年4月，CCF在巴黎舉辦了為時一個月的藝術博覽會，主題叫做《20世紀的曠世傑作》（Masterpieces of the 20th Century）。為了向世界證明美國文化對比蘇聯文化的優越性，CIA大手筆資助美國的爵士樂隊、歌劇演奏會以及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歐洲巡演。CIA還贊助了非裔美國歌劇演員李奧汀・普萊絲（Leontyne Price），她曾戲稱自己是“維斯納的巧克力妹妹”（註8）。
這場博覽會為各路現代主義運動提供了最棒的舞台。表演會是以波士頓交響樂團表演的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為開場，同樣被搬出來的頭牌還有荀白克、開創無調性音樂的奧本・伯格、保羅・亨德密特、德布希，德布西是帕普斯、聖伊夫、約瑟芬・佩拉當創立的玫瑰識字卡巴拉會的一員。神智學者古斯塔夫・馬勒的作曲也被搬上舞台表演，這場在巴黎舉辦的盛會還展覽了葛楚・史坦最早的作品和維吉爾・湯姆森的《三幕劇中的四聖徒》（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巴黎的出展活動則弄來了馬蒂斯、德蘭、塞尚、秀拉、夏卡爾、康丁斯基及其他幾位20世紀的現代主義先驅的作品。
正是CIA將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這個新興的現代主義藝術運動推而廣之，包括傑克遜・波洛克、羅伯特・馬瑟韋爾、威廉・德・庫寧與馬克・羅斯科的作品都登上了巴黎博覽會。由洛克菲勒家族打造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對於現代主義藝術的發展和收藏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它經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現代藝術博物館。湯姆・布萊登（Tom Braden）在1947－1949年是納爾遜・洛克菲勒娉用的MoMA執行秘書，之後他加入了CIA，情報局則通過費菲爾基金會（Fairfield Foundation）這個幕前組織持續資助MoMA。CIA特務唐納・詹姆遜（Donald Jameson）曾開玩笑說：“至於抽象表現主義，我很樂意說完全是CIA締造了這一切，好看看明日的紐約和蘇荷市到底會如何天翻地覆！”（註9）
馬耳他騎士團
CIA與馬耳他騎士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該騎士團在中世紀原來叫做醫院騎士團，它繼承了聖殿騎士團的領地與財富。馬耳他騎士團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一個獨特的教廷實體，雖然它除了在羅馬有一個小總部以外沒有任何屬地，但它卻享有民族國家的地位。它有自己的貨幣、郵票、憲法還可以向經認可的外交使團發放護照。該組織的總大師在教廷中相當於紅衣主教，而且還被四十一個國家認可是尊貴的長官。馬耳他騎士團的重要成員有李・艾科卡（Lee Iacocca）、亞歷山大・馬倫齊斯（Alexandre de Marenches，瓦勒里・德斯坦的法國情報局局長，德斯坦也是馬耳他騎士）、領導凱勒奇伯爵的共治主義者團體－國際泛歐聯盟的奧托・馮・哈布斯堡。
自卡格里奧斯特羅伯爵以來，馬耳他騎士團一直與馬丁主義跟光明會的幕前組織菲利戴菲斯禮有著密切的關係，有說法是菲利戴菲斯禮就是被馬耳他騎士、大東方與聯誼會館成員謝德比安成立的（註10）。OTO的成員也不乏深諳各種秘儀傳統的智慧與知識的高深之輩，其中包括馬耳他騎士和馬丁主義者。據拉斯・貝蘭特（Russ Bellant）說：“儘管它是一個天主教組織，一位貨真價實的馬耳他騎士卻不諱言該騎士團是一個共濟會式的團體。這位總大師擁有五十多年的資歷，他就是在幾年前才過世的查爾斯・皮切爾（Charles Pichel），他曾是希特勒的助將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Ernst Hanfstaengl）的顧問。”（註11）
“馬耳他騎士團可能是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俱樂部，”社會史學家史蒂芬・伯明罕（Stephen Birmingham）寫道。“他們不但是天主教貴族...（他們）可以直接拿起話筒與教宗話家常。”（註12）馬丁・李（Martin A. Lee）在他的文章《他們將如願以償》（Their Will Be Done）中指出，馬耳他騎士團是CIA和梵蒂岡彼此最重要的溝通渠道之一，其能夠將資金轉入和轉出CIA跟梵蒂岡都無法直接進入的國家（註13）。
美國馬耳他騎士團成立於1927年。馬耳他騎士團，尤其是法蘭茲・馮・巴本男爵（Baron Franz von Papen）在希特勒的崛起過程中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馮・巴本甚至在納粹黨的支持下於1932年獲任德國總理。他在同年6月下令解散國會，要求重新選舉，之後納粹黨便成為了國會最大黨。在與希特勒會晤後，巴本說服馮・興登堡總統提拔希特勒成為總理，於是他就在1933年正式獲得此職。巴本則在一旁擔任他的副總理。他曾在紐倫堡審判中被控對發動侵略戰爭負有責任，最後卻是無罪釋放，還從戰後的第一任總理，康拉德・艾德諾那裡領到了豐厚的退休金。
正如弗朗索瓦斯・赫維所解釋的那樣：“可以肯定的是，主要分布在歐洲、北、中、南美洲的數千名馬耳他騎士儼然是當今世上最強大也最反動的組織成員。”（註14）約翰・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這位騎士團成員甚至曾在1934年夥同摩根銀行的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幕後資助了一場發生在美國的功虧一簣的法西斯政變。方濟各・斯貝爾曼（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在1941年被任命為騎士團的大保護者和精神顧問，他與教宗庇護十二世合作幫助許多納粹戰犯逃脫審判。斯貝爾曼靠著他無與倫比的影響力而在紐約工作期間贏得了“大人”（the Powerhouse）的綽號。他曾作東邀約過許多知名人物，譬如甘迺迪、伯納德・巴魯克、大衛・沃爾什（David I. Walsh）、約翰・威廉・麥考馬克（John William McCormack）以及其他多位政治家、藝人與神職人員。
雖說斯貝爾曼經常批評被他認為“不道德”或“不雅”的電影，但他的一位傳記作者約翰・寇尼（John Cooney）卻援引了四位受訪者指證斯貝爾曼其實是一位同性戀，記者米開朗基羅・席格納爾（Michelangelo Signorile）更直呼斯貝爾曼為“美國天主教會歷史上最臭名昭彰、權傾一時且沉溺肉慾的同性戀者之一。”（註15）埃德加・胡佛的傳記作者柯特・金特里（Curt Gentry）也提出，在胡佛的文件曾記錄了“無數對於斯貝爾曼沉浸於同性性行為的指控。”（註16）
據弗雷德里克・朗洛（Frederic Laurent）解釋說，打從1943年以來：“羅馬教廷就已經變成了英美間諜在義大利活躍的秘密中心。”（註17）馬耳他騎士成員兼OSS頭子的威廉・多諾萬早在1941年便與梵蒂岡建立了情報聯繫，當時他正安排道明會神父菲利克斯・莫里安（Felix A. Morlion）從里斯本避難到了紐約。莫里安與若翰・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即日後的保祿六世有著深厚的交誼。庇護十二世在1944年授予了多諾萬聖大額我略教宗騎士團勳章，這是最古老也最負盛名的教宗騎士團，該勳章從古至今只有一百多人曾獲頒過，享有這份殊榮的人都“曾藉由武器、作品或高尚的行為傳播信仰、捍衛並擁護教會。”（註18）
按照亞歷克西斯・布格尼洛（Alexis Bugnolo）的說法，保祿六世隸屬於獻祭網絡，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紅衣主教蘭帕拉（Cardinal Rampolla），這位主教據說是OTO的重要成員。《第五十二論：OTO宣言》列出了所有曾經參加過OTO集會的名字，裡面甚至還上溯了ㄧ些更久遠以前的人，包括梅林、伊底帕斯、但丁、帕拉塞爾蘇斯、雅各・波姆、約翰・迪伊、培根、安德烈與伊萊亞斯・阿什莫爾。據稱的近代參與者則有歌德、尼采、帕普斯、哈格雷夫・詹寧斯、卡爾・凱爾納、弗蘭茲・哈特曼、紅衣主教蘭帕拉。當利奧十三世在1903年逝世後，當時的人們幾乎都以為蘭帕拉會成為下一任教宗。他本來也眼看有這個機會，但奧地利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卻在最後一刻的教宗選舉上動用了否決權（Jus exclusivae）。克雷格・海姆畢希納（Craig Heimbichner）在2003年8月的《天主教家庭報》（Catholic Family News）上提到了朱恩主教（Monsignor Jouin）這個人，據說是他親自請求法蘭茲皇帝動用否決權，而且他還掌握了ㄧ些證據可以證明蘭帕拉與共濟會有非同小可的關係（註19）。
怪的是，曾擔任良十三世的國務樞機卿的蘭帕拉卻在1884年發表了《人類救主》（Humanum Genus）這篇通諭嚴辭抨擊共濟會。就和在他之前的庇護九世一樣，良十三世特別重視把《阿爾塔文迪塔》公諸於世，其據稱是由馬志尼親自撰寫的最高階的義大利燒炭黨會館的文件。這份文件起先是被雅克・克雷蒂諾・喬利（Jacques Crétineau-Joly）公佈在他的《教會與革命》（The Church and the Revolution）裡面。後來它又被喬治・狄隆（George F. Dillon）這位教士在1885年出版的《敵基督對教會及基督教文明的戰爭》（The War of Anti-Christ with the Church and Christian Civilization）推廣到了英語世界。令人震驚的是，這份文件詳細介紹了共濟會滲透天主教會的陰謀，而且最終的目標是要扶植一位共濟會教宗。在其1819年針對成員所寫的〈永久訓令〉中，《阿爾塔文迪塔》寫道：
“我們最後的結局就是伏爾泰和法國大革命，以及天主教甚至基督教思想的永遠毀滅...天主教可以儘管負隅頑抗。它已經見證過了不少最冷酷無情、讓人膽戰心驚的對手，它經常懷著充滿惡意的樂趣朝著那些千夫所指的傢伙的墳前潑灑聖水...至於教宗，無論他是誰，都別想在秘密社團其門而入。秘密社團才是會首先找上教會，然後征服...我們所從事的這項工作非一日、一月甚至一年所能完成。這可能要耗費許多年，更遑論是持續一個世紀，但無論我們折損多少精兵，戰鬥都還會持續...我們並非是出於一己之私才想佔有教宗，使他們成為臣服我們原則的新人，成為我們思想的傳播者...就如同猶太人苦苦盼望彌賽亞，我們應該希冀且渴望的是一位符合我們意願的教宗。”（註20）
布格尼洛提到的那個網絡曾被奧斯丁・艾弗萊博士（Dr. Austen Ivereigh）在《偉大改革者：方濟各和一位激進教宗的誕生》（The Great Reformer: Francis and the Making of a Radical Pope）中首次披露，據說正是這個網絡力保紅衣主教喬治・馬里奧・伯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的候選資格，他後來就成了現任教宗方濟各。根據布格尼洛，這群人的目標是要毀滅天主教會。正如布格尼洛證明，導致這個網絡產生的原因就是蘭帕多當初在教宗選舉上敗給了庇護十世。後來蘭帕多的支持者都被庇護十世提拔與任命為主教，而庇護十世的追隨者則得到了蘭帕多的任命。這不禁讓人猜測這個聖職到底是被兩人共同把持，還是蘭帕多一人說了算（註21）。
教宗保祿六世繼續主持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直到他在1965年宣布閉會，他實施了多項改革，包括放寬教會對共濟會的立場。他身邊就有一堆共濟會員，包括樞機國務卿兼紅衣主教讓・羅佑（Jean Villot）、帕斯誇利・馬基（Pasquale Macchi），他是保祿的榮譽主教與私人秘書，在羅佑復職後又成為紅衣主教，還有另一位紅衣主教奧斯定・貝亞（Augustin Bea），他是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的樞機國務卿（註22）。
被保祿六世任命的紅衣主教阿尼巴萊・布格尼尼（Annibale Bugnini）甚至制定了一套新的禮拜儀式。他毫不顧忌以印在美鈔背面的那句共濟會格言來命名他的新彌撒，於是就有了“Novus Ordo Missae”，這是“新時代彌撒”的拉丁文版本。在新彌撒就緒後，路德會的代表史密斯博士（Dr. Smith）更曾誇口說：“我們已經完成了自馬丁・路德以來的工作。”布格尼尼自己則解釋他制定新彌撒的用意是為了“使我們天主教的祈禱和禮拜儀式中剝去一切可能造成兄弟們分裂的絆腳石，以防又有新教徒於焉而生。”（註23）
由於有關他是共濟會的控訴，布格尼尼最終被保祿六世流放到伊朗。但保羅本人卻在1967年3月6日的紐約聯合國大會演講上暗示了類似的忠誠：
“你們的使命不只是要召來一些人，而是要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成為可能。任何人都不能不意識到逐漸建立一個能夠在司法與政治方面採取行動的‘世界權威’的重要性。你們所有國際組織、公職人員、新聞人員、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代表都必須認識到，你們全都有責任參與建設新世界秩序。”
戰爭結束後還未當上教宗的保祿六世仍和CIA維持緊密合作，合作的牽線人是詹姆斯・安格頓，他是喬治城集團的重要成員與馬耳他騎士。安格斯頓是反間諜活動的長期領導人，也是CIA的梵蒂岡與以色列分部的負責人。安格斯頓亦負責聯絡以色列的摩薩德跟以色列國家安全局（Shin Bet）的特務，這段重要的關係一直是他後來職業生涯中的業務。安格斯頓後來也成為了勒夫斯頓帝國（Lovestone Empire）這個由杰伊・勒夫斯頓（Jay Lovestone）搞出來的CIA網絡的代表。原先是美國共產黨黨魁，爾後又是工會領導人的勒夫斯頓與外國工會互相合作，利用秘密資金打造了一套全球反共公會體系。
當他晉升成該組織的領導後，馬耳他騎士艾倫・杜勒斯遂開始大力仰仗萊茵哈德・蓋倫的服務（註25）。馬耳他騎士團在1948年向蓋倫授予了最高榮譽－馬耳他大十字勳章（Gran Croci Al Merito Conplacca）。縱使蓋倫不是天主教徒，但他仍因為“在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身先士卒”所以獲得褒獎（註26）。此後蓋倫被美國人扶植成為西德的秘密單位，德國聯邦情報局的負責人，這個單位隸屬在西德總理阿登納的領導下，後者曾從馬耳他騎士團總大師基吉親王（Prince Chigi）手中獲頒馬耳他大十字勳章。1950年，麥克洛伊被賦予了挑選西德特勤局的新局長的任務，在他與維斯納進行過一番討論之後，他看中了蓋倫。
安格斯頓也是埃茲拉・龐德的好朋友，他們在義大利認識，那是安格斯頓度過童年的地方。同樣是詩人的安格斯頓和龐德、E.E・卡明斯、T.S・艾略特等人有著熱絡的往來。安德斯頓曾向耶魯大學引薦龐德，他還承辦了這座大學的文學雜誌《狂怒》（Furioso）。義大利政府在二戰期間曾僱用龐德主持無線電台好詆毀美國，特別是猶太人。作為結果，龐德在1945年於義大利被美軍以叛國罪逮捕，之後他被拘留在華盛頓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他在那裡成了MK-Ultra計劃的精神病學家溫弗雷德・歐費霍瑟醫生的病人。
據弗朗西絲・桑達斯解釋說，溫格斯頓是“P源”（the P source，此處的“P”指的是“教授”）的重要環節，這指的是CIA與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之間的紐帶。“知識份子，或是特定某些知識份子總是對情報部門充滿浪漫想像，”卡洛・布萊曼（Carol Brightman）說。“在特別是耶魯的某些校園，為情報部門工作過才能算得上是有見識。”（註27）藝術家和情報單位的交橫綢繆有著悠久的傳統，過去的例子就包括曾在一戰時替英國特勤局工作的毛姆、為MI5做事的格雷厄姆・格林、MI6的約瑟夫・康拉德。其他人還有伊恩・弗萊明和約翰・勒卡雷。安格斯頓的其中一位門生，科德・邁耶爾（Cord Meyer）在受艾倫・杜勒斯邀請進入CIA之前曾擔任《耶魯文學雜誌》（Yale Lit）的編輯並在《大西洋月刊》刊載短篇小說。根據黛博拉・戴維斯（Deborah Davis）1979年的著作《凱瑟琳大帝》（Katharine the Great），邁耶爾是知更鳥行動（Operation Mockingbird）的“主要打手”，這是由維斯納領導的一個旨在滲透媒體與電影產業的CIA計劃。
霍華德・亨特（E. Howard Hunt）這位臭名遠播的CIA間諜則著有《東方之別》（East of Farewell）、《黑暗極限》（Limit of Darkness）與《城市裡的陌生人》（Stranger in Town），最後這本書讓他獲得了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亨特之所以後來聲名狼藉是因為他是甘迺迪遇刺事件的嫌疑人，而且他和哥頓・利迪（G. Gordon Liddy）還都是水門事件的“白宮堵漏者”（plumbers）。亨特是骷髏會成員兼馬耳他騎士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朋友，後者在1955年創辦了政治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其對保守主義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就像他在長春藤聯盟的一些同學，巴克利在1951年被招募進CIA，他服務了兩年，曾以特別行動科的政治行動專家的身份在墨西哥市待上一年，亨特是他的直屬上司（註28）。當時亨特正在協助瓜地馬拉政變，結果成功推翻了民選的哈科沃・阿本斯總統（Jacobo Arbenz）。
法西斯國際
安格斯頓在二戰結束之際救出了義大利法西斯份子朱尼奧・瓦雷里奧・博爾蓋塞（Junio Valerio Borghese），他是墨索里尼政權的海軍指揮官。博爾蓋塞後來因與納粹狼狽為奸被判刑，但他以戰爭期間的輝煌征戰為理由獲得減刑。博爾蓋塞出生在其中一個極為強大的黑貴族（Black Nobility）家族，亦即博爾蓋塞家族（House of Borghese），保祿五世便是出身此家，該家族亦與梵蒂岡有密切聯繫。憑著他作為戰爭英雄的身份，博爾蓋塞成為了親法西斯的ㄧ些反共團體的名義表率，這還令他得到了“黑王子”（Black Prince）的綽號。博爾塞蓋曾為尤利烏斯・埃佛拉的《廢墟裡的人們》（Men Among the Ruins）寫過導論，這本書的主題乃是埃佛拉的新法西斯貴族制政治意識形態。
埃佛拉的作品在戰後受到義大利新法西斯運動擁護者的高度推崇。義大利社會運動（Italian Social Movement，MSI）就是受埃佛拉的思想啟發，被墨索里尼的支持者成立於1946年。MSI被認為是墨索里尼的共和法西斯黨（PFR）及原來的國家法西斯黨（PNF）的繼承者。從戰爭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MSI一直是歐洲極右派的主要黨羽。在MSI的倡議下，歐洲社會運動（European Social Movement，ESM）在1951年正式以新法西斯主義歐洲聯盟的姿態成立。MSI也是其它更激進的組織，如新歐洲秩序（New European Order，ESM）、長槍黨（Falange）、社會主義帝國黨（Socialist Reich Party，SRP）的一部分。
SRP是二戰後的西德的新法西斯政黨，其作為一個公開的同情納粹黨是分裂自屬於保守派的德意志帝國黨（German Right Party，DKP-DRP）。SRP受到了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Hans-Ulrich Rudel）這樣的前德國空軍英雄的支持，他是戰後新納粹風潮中的當紅炸子雞之一。魯德爾在1945年逃往阿根廷，在庇隆政府的庇護下成為該國龐大的納粹社區中深得人心的要員。他還在那裡當上了同志社（Kameradenwerk）這個救援組織的頭領，該組織負責幫助納粹逃犯與戰犯逃離歐洲。在奧托・斯科爾茲內的相助下，魯德爾在從阿根廷招募來大量前納粹份子去埃及接掌重要職位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魯德爾是薩維特里・黛維（Savitri Devi）的摯友，這是希臘作家馬西米亞妮・波塔斯（Maximiani Portas）的化名，她是古德里克・克拉克在《黑太陽：雅利安崇拜、秘儀納粹主義與身份政治》（Black Sun: Aryan Cults, Esoteric Naz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中所稱的“希特勒邪教”（Hitlerism）在戰後的主要傳人。黛維以她神秘學版的納粹主義贏得了不少新納粹圈子的喝彩。她從印度教汲取了許多觀念，並極力神化雅利安種族，她甚至宣稱希特勒是毗濕奴的化身。
黛維是世界國家社會主義聯盟（World Un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s，WUNS）的創始元老之一。這個組織誕生於1962年，當時創立了美國納粹黨（ANP）的海軍指揮官喬治・林肯・洛克威爾會見了國家社會主義運動（NSM）的領袖科林・喬丹（Colin Jordan）。科林和洛克威爾都同意要建立一個國際網絡，好協調全球各地的新納粹組織。於是，來自美國、英國、法國（由黛維代表）、西德、奧地利和比利時的新納粹份子便在1962年共同簽署了《科茨沃爾德宣言》（Cotswold Declaration）。往後十年又有更多國家的成員加入，包括阿根廷、澳洲、智利、愛爾蘭、南非、日本等等。
黛維跟埃佛拉都是米格爾・塞拉諾（Miguel Serrano）的重要嚮導，這個人是神秘的希特勒邪教的又一位健將。他在擔任智利駐維也納與瑞士大使期間結識了德蓋爾（Léon Degrelle）、奧托・斯科爾茲內、魯德爾，他並拜訪過埃佛拉、赫曼・魏爾斯（Herman Wirth）、威廉・蘭迪格（Wilhelm Landig）以及龐德（註28）。他在瑞士又認識了赫曼・黑塞與榮格。塞拉諾也是尼赫魯與英迪拉・甘地的私人朋友。
他甚至吹噓自己是現任達賴喇嘛的“老相識”，後者長期以來一直都有在為CIA做事（註30）。塞拉諾對他們這段引人好奇的關係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我與達賴喇嘛的相識要說回他因為共產中國入侵所以逃離西藏的時候，那時他很年輕，才二十五歲。是我去喜馬拉雅山迎接他，他肯定畢生難忘。後來我們在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喪禮上再度見面。他邀請我去看看達蘭薩拉，他現在住在那裡。我們展開了一場非常有意思的談話，我很高聽得知在佛教傳入西藏以前，藏人其實是一群戰士種族，而且他們信仰的苯教（薩滿教）使用的是與希特勒主義同樣的卍符號。直到今天，英美的情報單位都仍舊無法打入西藏與希特勒德國之間的真正神秘紐帶。”（註31）
MSI與聯盟運動（Union Movement）、德意志帝國黨（Deutsche Reichspartei）、青年歐洲（Jeune Europe）還有公民行動聯盟（Mouvement d’Action Civique）一起在1962年籌組了歐洲國家黨（National Party of Europe，NPE），以整合持續高漲的泛歐民族主義。NPE的構想始於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在二戰後推廣的歐洲國運動（Europe a Nation），這也是對美蘇不斷增長的勢力的反制。歐洲國方針是他領導的聯盟運動的基石。莫斯利從前曾與英國的法西斯主義勢力，不列顛法西斯聯盟關係頗深，不過聯盟運動試圖通過強調歐洲民族主義而不是以國家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好重新定義法西斯主義。歐洲國理念也包括了主張所有歐洲國家都應該團結一致，集中各自的資源，比如它們的殖民地，然後在同一套社團主義制度下ㄧ統成為一個超級大國。
平諾・羅蒂（Pino Rauti）和其他人在1956年從MSI出走創立了新秩序黨（Ordine Nuovo），斯特凡諾・德爾・奇阿伊（Stefano Delle Chiaie）則開闢了民族前鋒黨（National Vanguard）。奇阿伊是鮑格才・史蒂芬（Borghese Stepheno）的親密盟友，也是埃佛拉的忠實追隨者。這兩個組織都是惡名昭彰的短劍行動（Gladio）的關鍵成員，這是由CIA跟北約合作弄起來的國際法西斯暴徒網絡，又被稱為“留守人”（stay-behind），其目的是阻止蘇聯從內部滲透。它們熱衷於發動暴力恐怖襲擊，但卻都嫁禍給共產主義團體，以破壞共產主義在歐洲各地的影響力。在義大利領導這項“緊張戰略”（Strategy of Tension）的人是馬耳他騎士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他還與惡名在外的共濟會P2會館合作，該會館有不少人就是MSI和馬耳他騎士團的成員。奇阿伊自己也是馬耳他騎士兼P2總大師利西奧・傑利（Licio Gelli）的摯友。奇阿伊還涉入了反革命通訊社（Aginter Press），這是一個由奧托・斯科爾茲內代表CIA和蓋倫組織設立的恐怖團體。在1997年的反恐委員會聽證會上，奇阿伊暢談了“黑色法西斯國際”（black fascist International）的問題，他更直言他渴望能夠為“國際革命”的發生奠下基礎。他接著還談到了世界自由民主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並承認自己在新歐洲秩序中也有份（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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