骷髏會
儘管希特勒宣稱要對抗邪惡的“猶太人”威脅，但命喪大屠殺的卻幾乎都是無辜的猶太人，而被指控應為《紀要》中的任何陰謀負責的猶太銀行家卻都平安無事。納粹政權的崛起說到底也只是為了犧牲那些嚴守教規的猶太人的惡毒陰謀的一部分，如此一來才能引起全世界的譴責，好合理化猶太復國主義的政治議程：建立以色列國。實際上，大屠殺的大部份受害者皆為“正統派猶太人”，他們是沙巴蒂人的頭號大敵（註1）。據估計，這些人大概佔了所有受害者中的50－70%（註2）。
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猶太”銀行家與資助希特勒掌權的金融家根本都是同一批人，而且他們全都有鮮明的沙巴蒂背景和傾向。查理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認定這個“兄弟會”的中心是由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創立的洛克菲勒家族。約翰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後來的美孚石油）的董事長和國家城市銀行（後來的花旗銀行）創辦人，他還是擁有庫恩洛布銀行（Kuhn Loeb）的沃伯格（Warburgs）的銀行夥伴。他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也是臭名昭著的耶魯大學骷髏會（Skull and Bones）的成員。骷髏會是國際性的死亡兄弟會（Brotherhood of Death）秘密社團的美國主要分支，這些秘密社團包括了衍生出納粹黨的圖勒會。亞歷山德拉・羅賓斯（Alexandra Robbins）曾形容骷髏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秘密社團”，這個社團一直由全國最具影響力的二十來個家族主導，例如布希家族（Bush）、邦迪家族（Bundy）、哈里曼家族（Harriman）、羅德家族（Lord）、菲利普家族（Phelps）、 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塔虎脫家族（Taft）以及惠特尼家族（Whitney），這些家族往往都樂於互相通婚（註3）。
英格蘭銀行的神秘主義行長蒙塔古・諾曼（Montagu Norman）與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沙赫特狼狽為奸，代表洛克菲勒、沃伯格還有哈里曼這些家族資助希特勒政權異軍突起（註4）。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理人兼家族朋友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為強盜大亨愛德華・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的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提供了融資，希夫也將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俄羅斯得勢背後扮演要角。哈里曼是日後的大政治家與骷髏會成員埃夫里爾・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的父親。
埃夫里爾・哈里曼和老布希的祖父、骷髏會成員喬治・赫伯特・沃克（George Herbert Walker）在1919年一起創辦了哈里曼企業（W. A. Harriman & Co），為引導美國的資金流入德國穿針引線。沃克在1926年讓他同樣隸屬骷髏會的女婿普雷斯科特・布希（Prescott Bush）當上了哈里曼企業的副總裁。1931年，哈里曼企業與布朗兄弟（Brown Brothers）合併，誕生了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mpany），它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合夥人都是骷髏會成員。蒙塔古・諾曼也是布朗兄弟的合夥人和哈里曼及普雷斯科特・布希的朋友。普雷斯科特・布希則是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高級合夥人。如同亞歷山德拉・羅賓斯解釋說：“通過這些企業，骷髏會為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堅實的資金支持，整個社會隨後也開始隨著納粹起舞——如今則是跟隨新納粹。”（註5）然而，美國政府終究還是調查了赫伯特・沃克和普雷斯科特・布希，並且根據《對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查封了聯合銀行（Union baking）的所有股份，包括普雷斯科特・布希的持股，他的帝國一直處心積慮在為納粹德國著想，並極大地幫助了德國準備好打仗。
沙赫特的全名是亞爾馬・賀拉斯・格里萊・沙赫特。雖然出生在德國，但他早年幾乎都是在布魯克林生活，同時他與華爾街有著很緊密的聯繫（註6）。沙赫特與諾曼一同成立了國際清算銀行（BIS），成立於1930年的BIS是一個各國政府間的中央銀行，以“促進國際貨幣跟金融合作，並充當各國央行的銀行”為己任。在《暗通款曲：納粹－美國的貨幣陰謀，1933－1949》（Trading With the Enemy: The Nazi American Money Plot 1933-1949）這本書中，查理斯・海厄姆披露了紐澤西州標準石油公司對BIS的影響。正如海厄姆所解釋，BIS假託《楊格計劃》（Young Plan）使其在表面上看似是為了協助德國向一戰的協約國償還賠款，但“這家銀行很快就變成了完全相反的工具。它成了美國和英國的資金漏斗，將大筆金錢源源不絕注入希特勒的金庫，幫助他打造戰爭機器。”（註7）
當希特勒在1932年的民主選舉敗給馮・興登堡（von Hindenburg）後，包括阿爾弗雷德・克虜伯（Alfred Krupp）、西門子（Siemens）、弗里茲・蒂森（Fritz Thyssen）、勞勃・博世（Robert Bosch）在內的三十九名商界領袖竟集體向興登堡發出請願，懇請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這項決定希特勒能否入閣的決議最終是在1933年1月4於銀行家庫爾特・馮・施羅德男爵（Baron Kurt von Schroeder）的家中拍板定案，施羅德則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達成協議，讓由哈里曼家族主導的一百五十家企業辛迪加來協調德美之間的所有貿易（註8）。
古斯塔夫・克虜伯（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是克虜伯家族的掌門人，這是一個有著四百年歷史的著名德國望族，以生產鋼鐵和為德軍製造彈藥跟武器聞名。古斯塔夫起初反對希特勒，但他在1930年被沙赫特說服，然後幾乎在一間就變成了“鐵桿納粹粉”，而他的兒子兼繼承人阿爾弗雷德更加入了黨衛軍（註9）。1934年，阿道夫・希特勒任命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為戰爭經濟部長。就在同年的晚些時候，黨衛軍更允許他強迫四萬五千名俄羅斯平民到他的鋼鐵廠工作，他的煤礦裡還有十二萬名戰俘。
在1933年的一場會議上，約翰・福斯特的弟弟艾倫・杜勒斯會見了代表施羅德銀行的紐約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Sullivan and Cromwell）。CFR主席杜勒斯後來還成為了大名鼎鼎的CIA頭子。同樣是在1933年，在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幫助下，杜勒斯在聖約翰・費爾比（Harry St. John “Jack” Philby）的相助下為標準石油公司贏得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合同，費爾比還假意皈依伊斯蘭教，然後為自己取了“阿卜杜拉”這個名字。據洛夫圖斯（Loftus）和阿隆（Aarons）指出，杜勒斯與費爾比和伊本・沙特（Ibn Saud）ㄧ起“扮演了石油、財富、國際影響力方面的秘密巨頭，他們在幕後工作，將希特勒推上世界舞台。”（註10）也正是杜勒斯在君士坦丁堡工作時的1921年將後來證明《錫安長老會紀要》屬於偽造的“消息來源”提供了《泰晤士報》（註11）。
作為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艾倫和約翰・福斯特也代表德國化工巨頭IG・法本做事，這家企業在戰時為德國作出了無可抹滅的貢獻。IG・法本也是納粹的全球軍事與經濟間諜機構，及其心理和經濟戰計劃的急先鋒。IG・法本甚至還生產了用於納粹集中營的齊克隆B毒氣。IG・法本和洛克菲勒的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實際上根本是同一家企業，是個兼併過上百次的卡特爾大鰐。直到1937年時，它都還是由洛克菲勒的合夥人沃伯格負責領導。從1933年開始，馬克斯・沃伯格也直接為沙赫特服務，聽憑納粹政權的帝國銀行囑咐，1938年他才移民到美國。IG・法本跟外國企業簽署了超過兩百項卡特爾協議，譬如標準石油、杜邦、美鋁、陶氏化學及其它美企。
納粹黃金
納粹在戰爭結束前便意識到了已經無力回天，它們遂在1945年制定了一項應急計劃，讓它們能在1945年投降盟軍後繼續保存元氣和那些政治議程。在1946年因為戰爭罪被判處死刑後，納粹雅利安秘學的首席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曾揚言：“不出十五年，人們就會再次談論起我們，納粹主義會在二十年內再度死灰復燃。”（註12）換句話說，納粹正在為了籌備第四帝國（Fourth Reich）的誕生。正如美軍的反情報組織在後來發現的那樣，有一場絕密會議在1944年8月10日的斯特拉斯堡紅屋酒店（Hotel Maison Rouge）悄悄舉行了，出席這場會議的有納粹最強大的工業、政治與商業利益巨亨。這場會議是副元首馬丁・鮑曼精心籌備一年來的最高潮。會議主席施義德博士（Dr. Scheid）是其中一位最高階的黨衛軍軍官，他在會上宣布：
“德國已經在法國的戰事上節節敗退。今後，德國工業界務必要為將在戰爭結束後沓至而來的經濟動盪預作準備。所有工業家都必須顧好他們在國外的關係與企業，每個人都要做好自己的份內事，但不能引起任何人注意。這還不是全部。我們得要為納粹黨準備好資金，黨會面臨一段被驅逐到地下的時間。”（註13）
沙赫特與鮑曼及沙赫特的女婿奧托・斯科爾茲內（Otto Skorzeny）緊密合作，後者是希特勒的明星突擊隊員，他負責將納粹的資產運往歐洲以外的安全地區，然後他還建立了惡名昭彰的敖德薩網絡（ODESSA）。斯科爾茲內也跟很多顯赫的前納粹份子一樣，在戰後繼續被美國僱用來做骯臟事。另一個傢伙是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他是最高級別的東部前線軍事情報官員，並在戰後創立了“蓋倫組織”（the Gehlen Organization），其在OSS及後來的CIA內部運作。蓋倫精心挑選了三百五十名前德國情報人員來為他做事，這個數字最終增加到了總共四千名臥底特工。
根據約翰・科爾曼（John Coleman）的說法，CIA的前身OSS是圓桌會議的產物（註14）。1941年7月11日，威廉・多諾萬（William “Wild Bill” Donovan）創立了情報協調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COI），它的紐約總部就在洛克菲勒中心，並由艾倫・杜勒斯負責領導。杜勒斯接用的辦公室在此前一直是英國MI6的行動駐點。COI在1942年變成了OSS，之後CIA在1947年呱呱墜地，杜勒斯更在1952年成為了CIA的首位文人局長，也是迄今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
正如卡爾・奧格斯比（Carl Oglesby）所言，儘管人們普遍相信納粹已經全軍覆沒，“但在1990年呈現出來的證據卻表明事實恰恰相反...納粹主義並沒有隨著無條件投降而消失，因為它實際上已經取得了對盟軍有限但卻最為重要的勝利，但除了直接參與其中的美國人，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註15）蓋倫組織後來演變成了德國聯邦情報局（BND），這個西德的情報單位似乎代表了納粹計劃在戰敗的德國重奪權勢的努力。許多前納粹份子在調查中得到了敖德薩成員的袒護。格哈德・施羅德博士（Dr. Gerhard Schroeder）曾和沙赫特一起為第三帝國做事，後來他卻當上了波恩（Bonn）政府的內政部長。曾在猶太事務部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工作並協助起草了1935年《紐倫堡法案》（Nuremberg laws）的漢斯・格羅布克（Hans Globke）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了康拉德・艾德諾總理（Konrad Adenauer）的國安顧問，據《衛報》報導，他是“CIA與NATO的主要聯絡人”（註16）。庫爾特・喬治・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自1933年以來一直都是納粹份子，他在1968年當選西德總理，還有其他許多前納粹份子也繼續在西德政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歐洲聯盟
沙赫特也是由康登霍維・凱勒奇伯爵（Count Coudenhove-Kalergi）與奧托・馮・哈布斯堡（Archduke Otto von Habsburg）共同創立並領導的國際泛歐聯盟（Pan-European Union，PEU）的第一個成員。凱勒奇伯爵是奧地利政治家兼哲學家，他還是歐洲一體化的先驅，是企圖建立一個統一歐洲的共治主義團體的秘密領袖（註17）。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是共治主義的奠基人聖伊夫・達勒維德的核心願景，這是他在自己討論共治主義的第一本書《東方之鑰》（Keys to the East）中開門見山的主題。聖伊夫告訴我們，隨著伊斯蘭教崛起成為世界強權，軟弱無力、支離破碎又崇尚唯物主義的西方已岌岌可危，因此歐洲需要團結一致變成一個共治主義國度。
受到馬丁主義和柏拉圖《理想國》影響，聖伊夫設想了一個由社團主義（corporatist）政府負責統治的歐洲聯邦，該政府以代表經濟權力、司法權力和科學界的三個理事會組成，它們可說是被形而上地捆綁在一起。作為這個政府概念的一部分，聖伊夫為神秘學秘密社團賦予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社團的成員必須是在幕後為政府提供建議的神諭者。他認為玫瑰十字會在中世紀的歐洲就完美地履行了這樣的角色，同樣參與其中的還有共濟會及其它據稱是傳承自聖殿騎士團的團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丁教團因為政治緣故發生分裂。共治帝國運動（Synarchic Empire Movement，MSE）在1930年從中分離出來，其主張是廢除議會制並以共治取而代之（註18）。MSE的領導人是維維恩・波斯特爾・德・馬斯（Vivien Postel du Mas）跟珍妮・卡努杜（Jeanne Canudo），世人對他們的認識大抵都是積極的歐洲一體化推廣者。波斯特爾・德・馬斯是法國神秘主義者勒內・盧比斯（René Adolphe Schwaller de Lubicz）創設的守望者（Watchers）成員。盧比斯是神智學與聖伊夫的共治主義的追隨者。雖然生母為猶太人，盧比斯仍和其他神智學會成員一起成立了一個右派反猶的神秘學組織，這個組織被他取名叫Les Veilleurs，“守望者”，年輕的魯道夫・史代納也是其中一員（註19）
巴黎出版商莫里斯・吉羅迪亞斯（Maurice Girodias）是他們的共治主義的重要見證，他曾形容卡努杜是“身居在激進和社會主義黨派背後的神秘學策士，一位投身女性共濟會和廣泛女性事業的好戰冒險家。”（註20）吉羅迪亞斯原名莫里斯・卡亨（Maurice Kahane）出生在巴黎，父母分別為猶太人與天主教徒。其父傑克・卡亨（Jack Kahane）創辦了方尖碑出版社（Obelisk Press），這家出版社出版了亨利・米勒1934年的小說《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它由於對性的描寫太露骨以至無法在美國上市。方尖碑出版社還出版過阿內絲・尼恩（Anaïs Nin）的《虛偽季節》（Winter of Artifice，1939）、詹姆斯・喬伊斯的《子孫遍地》（Childers Everywhere）和《一分錢一首詩》（Pomes Penyeach，1932）。莫里斯曾接手它，但後來又放棄去另創奧林匹亞出版社（Olympia Press），繼續出版亨利・米勒與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情色作品，還有威廉・柏洛茲（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體午餐》（Naked Lunch）。
吉羅迪亞斯開始與這些陰謀產生糾葛要說回他在1935年加入巴黎神智學會的時候，他在那裡參加了由德・馬斯和卡努杜帶領一群打扮成聖殿騎士、穿紅斗篷和馬靴的人主辦的講座。吉羅迪亞斯回憶了當時的沙龍情景說：“我看見，有科學家、公司董事及銀行家都在仔細聆聽他說話。”（註21）吉羅迪亞斯被告知，他們都是“抱有各種政治觀點的神智學者，他們和凱勒奇伯爵有聯繫...他是泛歐聯盟的主席...這些人的目標是要籌組一個泛歐政黨，然後從歐洲開始在全世界建立一個服膺於靈性主義思想的社會。”（註22）
凱勒奇伯爵亦是守望者的成員。在1968年的《共治與權力》（Synarchy and Power）中，安德烈・厄爾曼（André Ulmann）和亨利・阿澤（Henri Azeau）採訪了一名MSE成員，他聲稱這個運動“要歸功於凱勒奇伯爵和他的泛歐主義思想。”（註23）德・馬斯也在和吉羅迪亞斯的談話中承認凱勒奇伯爵是對他與卡努杜的計劃貢獻最大的兩個人之一。卡努杜的歐洲青年遺產運動（Estates General of European Youth）能夠成氣候恐怕也離不開他的支持（註24）。
凱勒奇伯爵的父親也是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的密友。凱勒奇曾在他的《回憶錄》（Memoirs）裡寫道：
“在1924年初，我們接到了一通來自路易・德・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Louis de Rothschild）的致電；他的一位朋友馬克斯・沃伯格來自漢堡，他讀過我的書且想要認識我。令我驚訝的是，沃伯格不請自來向我們送來了六萬金馬克，正是這筆錢才使這場運動得以度過起初的那三年...馬克斯・沃伯格是我認識過最傑出也最聰明的其中一人，他對於資助這些運動很有自己的原則。他終其一生都對泛歐思想富有興趣。馬克斯・沃伯格還趁著1925年的美國行，向我介紹了保羅・沃伯格與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註25）
在1922年的維也納成立大會有超過六千名代表到場，PEU呼籲解散西歐的所有民族國家，並以羅馬或拿破崙帝國為藍本建立一個單一歐洲政權。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大會講台背後就擺放著拿破崙、馬志尼跟尼采的肖像（註26）。凱勒奇的運動是在1926年的維也納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法國第三共和時期擔任過十一次總理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則在1927年當選名譽主席。出席會議的來賓包括了艾伯特・愛因斯坦、湯馬斯・曼、佛洛伊德、康拉德・艾德諾以及喬治・龐畢度（註27）。
凱勒奇在戰爭期間仍繼續向巴黎－倫敦一方呼籲歐洲一體化，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中的虛構抵抗英雄維克多・拉塞（Victor Laszlo）就是以他為原型改編。他對歐洲一體化的疾呼得到了艾倫・杜勒斯、威廉・多諾萬還有邱吉爾的支持，後者從1930年以來便致力於推動歐洲統一和主持歐洲峰會（Congress of Europe）。邱吉爾還替凱勒奇的書《一個征服世界的靈感》（An Idea Conquers the World）寫了序。
歐洲聯盟的誕生是奠基自約瑟夫・雷廷格（Joseph Retinger）發起的歐洲運動（European Movement），他也是受CIA資助成立的畢德堡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的創會元老。雷廷格在1946年協助建立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European League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ELEC），該組織致力於鞏固共同市場，是歐盟的前身。雷廷格隨後被美國駐英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帶去美國，以確保ELEC能得到支持。雷廷格還拜訪了大衛和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及CIA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ELEC很快便獲得了法國總統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與赫爾曼・阿布斯（Hermann Abs）的附和，兩人皆是促使納粹在戰後維繫權力的關鍵人物。阿布斯在納粹得勢期間進入了德意志銀行董事會，他並擔任IG・法本的監理會成員。阿布斯負責將《馬歇爾計畫》的援助金引入德國工業，他直到1948年都有效管控著德國經濟復甦。據前猶太奴隸勞工顧問、歷史學家米歇爾・平托・杜斯欽斯基博士（Dr. Michael Pinto-Duschinsky）指出：“德國經濟的連續性與戰後歐洲的經濟情況很令人吃驚。納粹經濟體系中曾經的一些重要人物現在都成了歐盟的主要建設者。”（註28）
1948年5月，歐洲統一運動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Movements for European Unity）在海牙召開歐洲高峰會，討論有關歐盟的事宜。作為結果，歐洲一體化運動（European Movement）終於在1948年10月正式敲響。雷廷格後來出任歐洲一體化運動的名譽秘書長，該運動扮演了各個推崇歐洲一體化的組織的協調平台，包括ELEC。1947年，凱勒奇發起了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ary Union，EPU），其在高峰會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其他也發揮積極作用的重要政治人物還包括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跟康拉德・艾德諾，他們都是EPU的虔誠追隨者。EPU之後與歐洲一體化運動合併，凱勒奇則在1952年當選它的名譽主席。
凱勒奇和CIA局長艾倫・杜勒斯在1949年合力創立歐洲聯盟美國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a United Europe，ACUE），稍後參與進來的人有CFR主席喬治・富蘭克林（George Franklin）、湯姆・布萊登（Tom Braden）以及威廉・多諾萬。“後來呢，”雷廷格回憶說：“每當我們的歐洲一體化運動有難時，杜勒斯永遠是美國友人中最二話不說出手相助的一位。”（註29）根據安布洛斯・埃文斯・派里特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還有解密的美國政府文件，“歐洲一體化運動的領導人——雷廷格、富有遠見的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前匈牙利總理亨利・斯巴克（Henri Spaak）——他們都被美國這邊的資助人視為僱傭打手。作為一項秘密行動，美國的角色得到了妥善隱藏。ACUE的資金有來自福特與洛克菲勒基金會，還有和美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商業團體。”（註30）
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努力促使了《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誕生，它產生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為歐洲的問世奠下依據。舒曼在1958年成為了歐洲議會的首任議長。不過，高級公署（High Authority）署長卻是讓・莫內（Jean Monnet），這個機構才是這場運動背後的主要推手。莫內是戰後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商人與經濟學家。維維恩・波斯特爾・德・馬斯曾在1936年告訴當時與凱勒奇一道的莫里斯・吉羅迪亞斯，莫內是共治主義議程的重要推動者。另一位厄爾曼和阿澤的MSE成員還形容莫內是一位“真正的共治主義者...對於真正的知情人來說，他的身份從來不需要質疑。”（註31）凱勒奇在1955年提出要將貝多芬的《歡樂頌》選為歐洲合眾國國歌，這個建議最終在十六年後被歐盟委員會採納。凱勒奇也很積極地參與了帶有十二顆星星的歐盟標誌的設計。這些星星的數目與成員國數量無關，卻顯然具有神秘學意義，譬如以色列十二支派、十二門徒與黃道十二宮等等（註32）。
朝聖山學社
凱勒奇也隸屬於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這個學社將法西斯社團主義經濟哲學重新包裝成了“新自由主義”，在今天又以保守主義作掩飾，並以私有化、緊縮政策以及打擊“大政府”之名大肆蹂躪世界。“新自由主義”一詞被定義為“對價格機制、自由企業、競爭制度及強大且公正的國家的認可。”（註33）新自由主義的第一種形式，即古典新自由主義是淵源於古典自由主義，奠基人大多是兩次大戰之間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像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他們深怕當時歐洲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政府對自由的威脅，並試圖重申“自由”的重要，這便是新自由主義的基礎。
1947年，哈耶克邀請了三十六位主要是經濟學家的學者在瑞士佩勒蘭山聚會，共商古典自由主義的現狀和可能的未來。會議的受邀者包括亨利・賽門斯（Henry Simons），他教導過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後者日後在洛克菲勒資助的芝加哥大學混得生龍活虎、美國的前費邊社社會主義者兼圓桌會議成員沃爾特・李普曼、領導維也納亞里斯多德學會（Viennese Aristotelian Society）的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塞斯、曾在1940－46年擔任皇家學會會長的英格蘭銀行高級官員約翰・克拉弗（Sir John Clapham）和奧托・馮・哈布斯堡，他既是奧匈王位繼承人也是凱勒奇的PEU共同創辦人。
哈耶克想集思廣益該如何對抗國家管制和馬克思或凱因斯主義在全球的席捲。凱因斯經濟學是布盧姆茨伯里派兼劍橋使徒會成員約翰・凱因斯的學說，他被公認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和20世紀最富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除了擔任經濟學家，凱因斯還是英國優生教育協會的主席與英格蘭銀行的董事。
在20世紀30年代，凱因斯帶頭掀起了經濟思想革命，一舉翻轉古典經濟學的陳舊觀念，即相信自由市場會在短期或中期內自動造就充分就業。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經常爭辯說，私營部門的決策有時反而卻導致宏觀經濟上的效率低下，因此需要政府出手干預，尤其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才能穩定商業週期中的生產活動。《時代》在1999年將凱因斯列入20世紀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百大名人榜，附上的評論寫道：“他認為政府應該大手撒出其手上並沒有的錢的激進想法，也許其實挽救了資本主義。”
二戰結束後，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所作所為，這項主張如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信譽，共產主義在西歐開始風靡人心。許多人認為工業國有化是一個明智之舉。然而，哈耶克通過將政府對自由政府的任何干預都與極權主義相提並論，從而將法西斯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強烈反彈挪用入了經濟哲學領域（註34）。哈耶克因此闡述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它否定政府以任何形式涉入經濟事宜，呼籲放任企業絕對自由，放鬆對工業的管制以及取消設會計劃。
傅利曼和哈耶克一起成立朝聖山學社來協調各個國際性的智庫跟基金會，宣揚它們的貪婪企業哲學。傅利曼被譽為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最富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但在他的批評者眼裡，他的“貨幣主義”理論卻只為智利、以色列、美國和其它國家帶來了經濟災難。在洛克菲勒資助的芝加哥大學，傅利曼協助營造了一個智識共同體，催生了很多諾貝爾獎得主，這就是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旋即變成了美國擴張其帝國野心的詭計，透過踏伐“共產主義”，美國鞏固了作為它的對立面的新自由主義，讓美國企業可以到外國盡情剝削。正如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在《經濟殺手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台灣時報出版〕）中所曝光的那樣，世界銀行和IMF都會刻意說好提供貸款，好令借款國有錢來僱用美國的工程公司，例如貝泰（Bechtel）與哈利伯頓（Halliburton）去“發展”它們的國家。然後為了確保它們即便越來越貧困仍能償還款項，新自由主義政策會要求政府減少開支、阻止國家對工業國有化並解除管制，讓這些受害國更難以抵擋貪婪西方企業的大舉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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