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學的秘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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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ICHARD SMO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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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學的歷史就很多方面來說都極具爭議。關於占星學到底有沒有用這個問題很快便被淹沒在了其它一籮筐問題之下，例如人類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以及決定我們命運的恆星與行星究竟是善是惡，又或者兩者皆是。對於這些問題的爭論至少已經有了數千年之久。

不過在我們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還是應該先來認識ㄧ下占星學。既然如此，我們也必須得重新想像古人到底從天空中看見了什麼，又是如何對其作出解釋。首先，古人注意到了在天空中有七顆天體一直在圍繞地球移動（但今天的我們會說，是看起來像是在移動）。這七顆天體分別是太陽、月亮及其它五顆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還有土星。其餘的行星均非肉眼所能見（除了天王星，它在某些情況下看得見）。

7這個數字非常有意思：恐怕沒有其他任何數字能像它一樣為這麼多傳說和神秘籠罩。但這個數字為何如此重要，卻一直沒有得到清楚的解釋。在討論到使數字7如此獨一無二的眾多原因時，顯然其中有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在他的傑作《魔法與實驗科學史》（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中，林恩・桑戴克（Lynn Thorndike）就寫道：“數字7毫無疑問是最隨處可見的一個神聖而神秘的數字，但凡美德和完美都被加諸於它。除了以主宰這個世界的那七顆行星來解釋以外，再不可能有其它更能令人滿意的解答了。”

因此，我們現在有了一個以七顆行星構成的系統，然後它們會以同心圓的方式圍繞地球轉動。太陽在這些天體中最為重要；月亮次之。古人觀察到的太陽在天空中的移動路徑就被稱為黃道。當太陽完成一圈的路徑，回到天空的同一個點時，月亮的旋轉週期已經過了十二回（太陽年一年時長365.242天，月亮年則為354.37天）。所以一個太陽年要動輒超過十二個月，這使得陽曆年與陰曆年很難相互調和。但12終究是最接近的數字，所以把一年劃分成十二個月也合情合理。將黃道分成十二個部分同樣也有它的道理，這些部分被以星座標示出來，而星座又被賦予了特定的稱呼，通常都是動物。它們也就是現在俗稱的黃道十二宮。

占星學在歷史上的流變

人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計算這些東西的？這整個系統又是何時確立的？將一個陽曆年劃分成十二個月的做法似乎該歸功於埃及人（他們還增加了ㄧ些閏日，以便把十二個陰曆月補足到365天）。不過公認的傳統都傾向占星學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具體的時間很難確定，但有一個細節還是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東西。多年來，太陽一直在進行相對於黃道十二宮的緩慢移動，而且每隔兩一千百五十年，春分會落在的星座就會發生輪替。太陽回到黃道中的同一地點的完整週期大約是兩萬五千八百年（又稱為柏拉圖年〔Platonic year〕，因為柏拉圖是第一個在他的對話錄《蒂邁歐篇》〔Timaeus〕裡提到它的人）。

黃道的起點始於春分點——白羊座的零度。但是在春分時（這是從北半球，亦即占星學發源地的角度來看），太陽卻沒有在白羊座零度的方向升起，而且這種情形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事實上，這是從公元前2000年左右開始的現象（今天的太陽會從雙魚座或水瓶座的方向升起，這取決於你聽信誰的說法）。由於這是黃道的自然起點，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建立這個系統的人必定是從這裡開始。這麼一來就能夠推測，我們所知道的占星學是誕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美索不達米亞。

另外，我們對占星學的最早證據也的確是來自於這個地方。雖然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引述一段記載說，巴比倫人已經追蹤和記錄各種星星有了四十九萬年之久，但現存最古老的占星學證據是來自公元前第二個千年。這個證據是一份預兆表，它將種種自然現象，特別是行星位置的變化與地球上發生的事情對照了起來。舉個例子：“當月亮出現在木星的方位...國王就會在那一年死去，或是發生日蝕。一位偉大的國王將會逝去。當木星進入月亮正中間的方位時，阿巴魯（Abarrú）就會出事。”——差不多就是這樣。

關於這個預測有兩點頗值得注意。首先，它關注的是重大事件，例如飢荒或國王之死，沒有任何我們耳熟能詳的個人占星學的蹤影。其次，這是一個歸納式的推論：當一件事發生時，另一件事也會跟著發生。儘管嚴格說來這稱不上是什麼嚴謹的科學推論，但它其實就像科學推理一樣，試圖找出某件事——行星的關係——與另一件事——地球上的事件之間的內在關係。至於一件事到底為什麼會引起另一件事的原因則一言難盡。不過，正如西方哲學一再發現，因果關係這個概念至今仍舊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正是希臘人使占星學變成了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模樣。據吉姆・泰斯特（Jim Tester）在他的《西洋占星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Astrology）中指出，我們熟悉的從白羊座到雙魚座的十二個星座是在公元前5世紀，亦即希臘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正式落定。（至少在西方）也肯定是希臘人率先提出了命理占星學（natal astrology，或者更學術地說是星命學〔genethlialogy〕）。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當時的科學並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涇渭分明。占星學與天文學在過去是同一回事，兩位最偉大的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 of Nicaea）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也都是占星學家（直到17世紀，天文學家仍一直都同時身兼占星學家）。就連氣象學也被算作是同一門學科，天上的行星亦會被利用來預測天氣。亞里斯多德曾在他的《政治學》（Politics）裡提起了一個有關希臘哲學家泰利斯（Thales）的故事，他“因為對天上的星星瞭若指掌，所以他在寒冬時就預判了來年的橄欖將會豐收；於是，儘管他儲蓄不多，但他還是將家底全都拿出來租下了希俄斯與米利都的所有榨油設備，他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就租到了設備，因為當時沒有人看好橄欖油生意。隨著豐收季到來，許多人才一下子驚覺大事不妙，這時他便按照自己滿意的價格讓那些設備租出得去，賺得盆滿缽滿。因此，他向全世界證明了哲學家只要想要，他們其實很容易就可以發大財，只不過他們志不在此。”

醫學同樣也與占星學息息相關。將人類作為微觀世界（microcosm）同作為宏觀世界（macrocosm）的宇宙對照起來的觀念在古代非常普遍，這也令希臘人將黃道十二宮的不同星座與人體的不同部分分別作了對應。星座排列之首的白羊座對應的是頭，尾末的雙魚座對應的是腳。這使醫生能夠根據患者的星盤以及行星位置來診斷疾病並對症下藥。占星學與醫學的關係延續了很久，一直持續到18世紀。在此之前，甚至連最喜歡懷疑的人都承認，出於醫療目的咨詢占星學確有其用。有些因為預測失準而遭到指責的占星學家，也會反咬是醫生自己的醫術有問題。

命理占星學最受歡迎，其在公元前的幾個世紀還有公元後的世紀之初非常流行。希臘化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興起就是發生在這一時期，這是一個技術與智慧突飛猛進的時候，就像今天的我們。這也是一個政治合併的時代：原來的許多獨立小城邦紛紛在亞歷山大大帝及其繼承人的帶領下團結起來，爾後又被羅馬帝國併吞。在我們這個時代，世界也正在變得越來越一體化——唯獨個人反倒變得原子化了。

這些事實或許可以解釋堤喀（Tyche）或福爾圖娜（Fortuna）這些女神的地位為什麼會在那幾個世紀蒸蒸日上——她們的反覆無常似乎正反映了人們對難以預料世間旦夕禍福的心情。這也是個人占星學——尤其是生辰星盤（natal horoscope）——開始在西方文化佔據一席之地的時候。相比起過去幾個世紀，人們正變得愈來愈以一種確定性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的命運。

眾神＆行星的領域

如同我們所知，在過去行星都被認為是在以同心圓的方式繞著地球轉。據說，人的靈魂在出生時會依次降下穿梭過所有這些行星，並會因此沾染上這些行星的特質。行星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在黃道的位置都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與性格。

現代占星學家幾乎不會同意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這門學問真的管用，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很少有其它更清楚或更明智的解釋了。我們可以把這個靈魂降下的說法看作是隱喻，它是在說明人的性格是如何被黃道中的星體所干涉。就像大部份的隱喻，這麼做能使人更容易理解它要解釋的東西——但請記住，它終究只是一個隱喻。

如前所說，占星學自古以來就一直備受爭議，這從上面介紹的內容就可見端倪。在人們相信靈魂會下降穿梭過行星的時代，甚至連行星本身都被奉若神明。柏拉圖曾在他的《蒂邁歐篇》中提到，真正創造人類的是眾星之神（planetary gods），而非至高的上帝（按照柏拉圖的解釋，完美無瑕的上帝不可能會創造出像人類這樣有缺陷的東西）。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也相信行星其實是較低層級的神祇。

如果這是真的，那這些神靈到底是何方神聖，還有他們又會如何對待我們呢？在柏拉圖看來，眾星之神都是很複雜的傢伙，我們是性善或性惡都跟他們有關。後來的思想家對他們採取了更負面的態度。《赫耳墨斯文集》（The Hermetic texts）——這是一系列據稱保存了古埃及人智慧的古代晚期典籍——就指責這些天國大門的守護者是人性之惡的罪魁禍首。其中有一部赫耳墨斯文本還描述了靈魂在因死亡獲得解放後，重新飛升穿梭過行星（剛好與出生時的下降穿梭相反）時的情景：“然後，人要衝破宇宙的框架，在第一區交出活躍與止息的能量；第二區交出邪惡的詭計，現在它已不起作用，”就這樣穿過七個領域。每一個領域都有與其代表行星相連的罪惡——“活躍與止息的能量”與月亮有關，這些能量會在月份中來回拉鋸，而“邪惡的詭計”則與水星有關，他是狡猾之神。諾斯底派也將這些居間的行星掌權者視為在靈性上囚禁人類的邪惡“執政官”（archons）。

眾星之神的這種曖昧不明的特質也招致了一些對占星學的非議。公元3世紀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普羅提諾（Plotinus）就批評如果行星真的是神，那麼宣稱他們會作惡（據說有些行星，特別是火星與土星最作惡多端）無疑更荒謬不已。事實上，普羅提諾並沒有完全否定占星學，他相信占星學有用處，因為行星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從它們身上反映出宇宙整體的和諧。不過他的批評也不是針對占星學；他在《九章集》（Enneads）中討論這個問題的章節題為〈始作俑者是星宿？〉，這表明使他感到有問題的地方是行星是否能被斷定是引發事情的原因（因果關係的難題再次出現）。

自由意志 vs 命運

 

相形之下，普羅提諾的弟子波爾斐利（Porphyry）倒非常熱衷占星學（他甚至為此寫過三卷書，但現在都失傳了）。在面對自由意志與命運的問題時，波爾斐利採用了一些柏拉圖說過的話來論證兩者可以並行不悖：是靈魂先在投胎之前就為自己安排好了命運，但這種命運一旦到出生在地球上後就不能改變，並可以藉由星盤反映出來。

俄利根（Origen）是3世紀的早期教父，他也很關心自由意志這個問題。就像大多數基督教神學家，他努力維護主張自由意志的教義，對任何可能反對它的說法予以駁斥。然而，他亦沒能完全放棄占星學，因為一旦他這麼做了，那就意味著他要放棄整個自然哲學（在當時這兩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

俄利根還認為，如果占星學家想要作出完全準備的預測，那他對星盤的計算就必須分毫不差——而且得在四分鐘內搞定。當時的技術條件顯然沒辦法讓他們如願；那時的時間計算都是由日晷或水鐘來負責，它們都無法很精確。因此，俄利根宣布：占星學超廢。

如果我們願意退一步來看待這個問題，那我們便會發現根據我們現在的所知，占星學在過去大多數時候確實沒什麼用，畢竟有觀測星體方面的侷限性（沒有望遠鏡），而且人們對外行星（outer planets）也一無所知。我們還可以再加上占星學家本身可能會犯下的數學錯誤，這不管在什麼時候都很難免有之。16世紀的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也曾受到他的占星朋友嘲笑，因為他對星圖的計算亂七八糟。

無論如何，基督教對占星學的態度總是很矛盾，但往往帶有敵意。當占星學實踐者已經走得與巫術太近，並且開始就自由意志與神權說三道四時，他們就會遭到譴責。儘管如此，星象學依舊是中世紀學業課程的重要部分，這可能是因為它終究是天主教會承襲自古典時代以來的“七藝”之一（有謠言說，梵蒂岡的教宗浴缸裝飾著黃道十二宮的圖徽，但無人能證實）。

雖然還可以在更詳細地介紹從古至今的占星學史，但沒有必要折騰這麼多篇幅。有些問題放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問題，沒有人會再覺得行星是神，所以我們更無需去思考它們是善是惡。現在的電腦也可以更準確地計算星圖，有很多專用的軟體可供使用，或是在網絡上亦有許多免費網站（astrodienst.com）。最後，即使自由意志與宿命論的爭執仍舊困擾著我們，但由於這個問題已經沒有太多神學上的必要性，所以我們也沒必要再繼續像前人一樣為了捍衛上帝而爭論得喋喋不休。

科學對占星學的驗證

儘管是這樣，但我們還是不免會問說，占星學到底有沒有用？是否有任何真正的科學研究曾去核實過占星學的有效性？其實沒有太多。有些研究試圖找出星圖與人格測試（personality tests）會否存在關聯，但結果一無所獲（當然，被作用研究前提的人格測試本身是否就已釐清了所有含糊不清性也是個問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肖恩・卡爾森（Shawn Carlson）曾設計過一項很有名的研究，其結果發表在了1985年的《自然》（Natural）雜誌上，這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占星學沒有用。然而，哥廷根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希伯特・厄特爾（Suitbert Ertel）卻重新評估了卡爾森的研究，並在2009年發表到《科學探索期刊》（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的研究中一反卡爾森的結論，認為占星學確實有用。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法國研究人員米歇爾・高奎林（Michel Gauquelin），他嘗試將出生星盤的行星位置與特定職業的成就關聯起來。他以法國國立醫學科學院的一千一百名成員的星盤為樣本做統計，看看會不會有什麼行星特質呈現出超出統計概率範圍的結果。事實上，高奎林發現，土星在醫生們的星盤中都處於特別顯著的位置，已經超出了偶然所能解釋的程度。他針對運動員進行的研究也呈現出了類似的“火星效應”（Mars Effect）。

高奎林的研究結果受到了“持懷疑態度的研究者們”的猛烈抨擊，其中有些人試圖實際驗證高奎林的發現——結果證明，高奎林是對的。但後來這些所謂客觀的科學家改變了他們自己的研究參數，以此來使結果變得像是高奎林錯了，這件事甚至在懷疑論者的社群中都造成了很大的醜聞。

所有這些研究激起的熙熙攘攘在在都只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距離對占星學進行真正的科學評估還有很長一段路。占星學家——以及大部份的公眾——都願意相信它，而懷疑論者則一找到機會就會開酸。為了獲得真正可信賴的結果，那些真的想要瞭解真相的人就不能再任由那些只是為了證明各自先入之見的人左右——但我想這並不容易。

以我自己來說，我不是科學家，也沒有對這個或其它任何主題做過科學研究，但我經常被占星學的準確性震驚，無論是對我的私生活還是公共大事都是如此。且讓我舉個例子，2001年的時候，我突發奇想決定根據喬治・布希的總統就職典禮時間製做一張星圖，然後我發現火星發生了嚴重偏位。“我的老天！”我心裡這樣想著。“看來我們恐怕要打仗了。”（火星是戰爭之星）接著我告訴自己：“這太荒謬了，我們上哪去找對手？”後來發生了什麼，大家都知道。

占星學是如何運作的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假如占星學確實有效，那它究竟是為何有效？傳統的說法是，行星會釋放出某種足以影響地球的振動影響。嘲笑者則會反駁說，行星之間的引力（除了太陽和月亮）太小，根本不可能對地球造成任何影響。答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這樣：舊有的神秘學理論並沒有談及引力，再怎麼說它也早於牛頓的引力理論。不管怎樣，榮格（C.G Jung）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概念在今天是最常見的占星學解釋——榮格把共時性定義為發生一系列乍看下毫無關聯性的事件之間的“非因果關係原則”。在他的論文《共時性》（Synchronicity）中，榮格深入討論了占星學。他對數百名已婚夫婦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丈夫的太陽宮與妻子的月亮宮（這是經典的婚姻標配）相關聯的概率竟然是隨機人群的三倍。

可是，榮格的理論還是有很多不足之處。就像他自己也說，共時性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非因果；與此相反，它是一種隱秘的因果——是被榮格稱之為原型（archetypes）的精神力量作祟——使得一些看似無關的重要事件反而產生了關聯。因此，我們又回到了使懷疑論者氣得跳腳的禍根——莫名其妙的原因（occult causes）。但牛頓的引力理論在初出茅廬的時候，其實也曾被那時的懷疑論者譏諷是莫名其妙的原因。於是乎，我們被推向了一個最終但卻非常令人不安的結論——這是一個我已在前面暗示過的結論。因果關係這個概念大有問題，對這個概念的經典批評來自於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他說，當他看到通常被我們認為是某事某物原因的東西時，他卻找不出任何相關性（就像紅色跟圓形的物體沒有任何相關性一樣）。他因此下結論說，因果關係實際上只是一種“常態連結”（constant conjunction）罷了。由於一件事總是緊接在另一件事之後發生（有時會有些微的中斷），所以我們就推測必定是那一件事引起了另一件事。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曾感歎，是休謨將他“從獨斷論的迷夢中敲醒”，他進一步論證說，世界上其實並不存在因果關係，它是人類思維中天生的一種“範疇”（category）或特性，讓我們以這種方式感知世界。

沒有人能夠真的反駁休謨和康德的結論。就連科學如今在斷言因果關係時也已經變得比以往都還要更為謙卑與鬼祟：科學現在更傾向於使用關聯（association）而不是因果（causation）——亦即“吸菸與X的肺癌有關聯”而非“吸菸導致了X得肺癌”——但這充其量只能說明哲學家的批評是多麼切中要害。無論是斷定癌症原因還是諮詢行星戰爭會不會發生，我們追根究底都只是在“常態連結”中不斷打轉。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並不比巴比倫人高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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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史莫利（RICHARD SMOLEY）是《內在基督教：神秘傳統指津》（Inner Christianity: A Guide to the Esoteric Tradition）、《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被禁止的信仰：諾斯底主義的秘密歷史》（Forbidden Faith: The Secret History of Gnosticism）等著作的作者，同時他也是《美國神智學雜誌》（Journal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merica，TSA）的編輯，若想瞭解更多可以前往他的網站www.innerchristianity.com/blo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