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達主義
在表述對傳統道德的否定這方面，藝術作為媒介所發揮的作用可謂無人能出其右。就如同拉瑞・席納爾（Larry Shiner）在《藝術的誕生：一部文化史》（The Invention of Art: A Cultural History）中所證明的，“藝術”（art）這個觀念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西方發明。西方世俗主義衍生出了一股奉行“藝術”之名的狂妄自大，而且它需要找到新的禮拜方式來取代基督教上帝。由於缺乏任何眾所公認的關於更高真理的定義，“藝術”顯然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神秘主義，藝術家負責帶領我們認識更高境界的靈性知識，這些都可以通過他們的鬼斧神工開顯出來。因此，“為藝術而藝術”的態度從此誕生，藝術終於脫離了它原來一直被認為司職的功能：裝飾和娛樂。
最終，所謂藝術可以傳達更高層次真理的說法，也已經被變成了用以破壞西方傳統道德體系及其對“罪”這個觀念的理解的特洛伊木馬。正如蘇珊・桑塔（Susan Sontag）所解釋說：
“大部份的現代藝術都不斷在拉低決定何事何物屬於駭人（terrible）的底限。深受往日習慣熏陶的我們都無法忍受去看到或聽到這種東西，因為它實在太令人震驚、痛苦且尷尬，如今藝術已經改變了道德。”（註1）
前衛與現代藝術尤其為虛無主義做了最好的宣傳，地下神秘學世界的能人也一直在這一切背後推波助瀾。現代主義代表的是解離感——毋寧說是精神分裂症——這正是虛無主義否定了意義的必要性後造成的結果。它不僅否棄了人類擁有認識道德的內在天賦，甚至包括美這個觀念也要被丟掉，所以它也刻意與傳統美學分庭抗禮。由於它只能產出一堆醜陋又令人不安的東西，所以它也只能藉由故作姿態來獲得掌聲，這種精英主義宣稱唯有受過教育的人才能夠理解這樣的作品。它憑著聲稱要窮盡人類的可能性而獲得認可，同時還利用模棱兩可的術語來包裝自己，標榜自己是“藝術”。
畢卡索和布拉克的立體主義、瓦西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德國表現主義、菲利波・馬里內蒂（Filippo Marinetti）的未來主義（Futurism）運動，所有這些都為戰後的前衛文化奠定了根基，也就是現代主義的標誌。有很多藝術家都親身參與前衛運動，這段歷史可以一直從達達主義（Dada）再到情境主義者（Situationists）以至後現代藝術家。未來主義涵蓋了無政府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打從一開始，未來主義就深受蒲魯東、巴枯寧、尼采以及特別是法西蘭運動的共治主義者喬治・索雷爾的著作影響，其餘的還有查爾斯・莫拉斯與莫里斯・巴雷斯，就是他跟帕普斯ㄧ起復興了馬丁教團。
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在未來主義運動中的交匯深根於索雷爾的暴力政治革新觀，這個觀點的門生遍佈政治領域。馬里內蒂後來成為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者。除了索雷爾，威廉・詹姆斯與亨利・柏格森也深深影響了墨索里尼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思想（註2）詹姆斯和柏格森都與喬瓦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等義大利原始法西斯主義者（protofascists）有密切的交誼（註3）。墨索里尼本人也對詹姆斯讚譽有加，他認為他對法西斯主義的願景有重要的貢獻（註4）。但欽佩詹姆斯的並不只有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他甚至也受到了德國或英國的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的不列顛法西斯聯盟（Union of British Fascists），還有美國法西斯份子的稱頌。
甘地和墨索里尼在1931年12月相識並一見如故，甘地非常讚賞這位領袖“願意為窮人服務，反對超級城市化（superurbanization），他努力實現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協調，他對他的人民滿懷著熱愛。”（註5）根據現存的文件顯示，墨索里尼在1917年時曾被MI5以每個星期支付一百英鎊（相當於今天的六千英鎊）的價格僱用，讓他透過宣傳攻勢來確保義大利繼續在一戰的同盟國方作戰。授權這筆錢給墨索里尼的人是國會議員兼MI5在羅馬的代表，塞繆爾・霍爾（Sir Samuel Hoare）。在戰爭結束後，通過選舉舞弊和他臭名昭著的暴力黑衫軍，墨索里尼如願掌權，在20世紀20年代中葉建立起了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註6）。據墨索里尼的猶太女友瑪格麗塔・薩爾法季（Margherita Sarfatti）說，尼采是促使他從社會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的原因。
馬里內蒂渴望利用未來主義來實現藝術與社會的現代化。因此，這場運動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讚揚現代性，它的主要標誌則是科技，包括汽車、飛機跟大城市。馬里內蒂的現代性偶像崇拜被他自己叫做“現代崇拜”（modernolatry），這種崇拜的基本信念就是相信科技可以從根本上令人類脫胎換骨。未來主義企圖發起一場全面的“革命”，不僅是在文學、戲劇、音樂等不同形式的藝術領域，也包括政治、時尚、烹飪、數學以及其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註8）。
達達主義的發起者是一群時常在蘇黎世伏爾泰酒館（Cabaret Voltaire）舉辦聚會的藝術家與詩人。達達主義拒斥理性與邏輯，反而鼓吹無意義、非理性和直覺。達達主義源自於充滿生氣的東歐藝術傳統，特別是羅馬尼亞，隨著一批猶太藝術家——崔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馬塞爾・詹科（Marcel Janco）和麗葉・詹科（Iuliu Janco）、亞塞・西格爾（Arthur Segal）等人開始到蘇黎士定居，這股風潮也跟著襲捲了瑞士。伏爾泰酒館提供了極具實現性的藝術家們登台的機會，其中有很多人對後世影響深遠，包括瓦西里・康丁斯基、保羅・克利（Paul Klee）、喬治歐・德・奇里訶（Giorgio de Chirico）、蘇菲・陶柏・阿爾普（Sophie Taeuber-Arp）和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
這場與激進左派有政治關係的運動是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既得殖民利益者的抗議，同時也是對藝術和社會中的文化－知識一致性（conformity）的反對，達達主義者認為這正是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所以，達達主義者利用反藝術文化的作品來反抗主宰藝術的主流標準，因而也表達了反戰政治的渴望。馬塞爾・詹科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羅馬尼亞猶太知識份子之一，他曾回憶過當時的情形：“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所有的一切都必須被廢除，我們要在變回白板（tabula rasa）後重新來過。我們從伏爾泰酒館開始顛覆所有常識、輿論、教育、規章、博物館、良好的品味，簡單來說，只要是主流的秩序都要打掉重來。”（註9）
也許這一時期最廣為人知的藝術作品就是杜象（Marcel Duchamp）的《噴泉》，這是一個上面留著“R. Mutt”簽名的瓷質小便斗。它在1917年被提交到紐約獨立藝術家協會（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的展覽上時曾一度引起眾人譁然，但在歷經反覆討論這件作品到底能不能算是藝術品之後，它終究遭到了評審會的拒絕。杜象的《噴泉》現在被一些藝術史學家和前衛理論家視為20世紀“藝術”的重要里程碑。為此，杜象曾在後來抱怨：“那些作品仍舊被當作藝術品崇敬，這只意味著我在完全取消藝術這個問題上的失敗。”（註10）
前衛派
根據布朗大學的報刊，由阿爾弗雷德・理查德・歐雷吉（Alfred Richard Orage）負責編輯的《新時代》（The New Age）雜誌“對1907－1922年這段期間的現代主義文學與藝術發展有著無可抹滅的貢獻。”（註11）作為阿萊斯特・克勞利的朋友，歐雷吉也認識蕭伯納、羅素和懷海德。在喬治・葛吉夫的得意門生鄔斯賓斯基（P.D. Ouspensky）力薦下，歐雷吉亦曾與葛吉夫共事。在解釋葛吉夫的重要性時，彼得・華盛頓（Peter Washington）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狒狒》（Madame Blavatsky’s Baboon）中聲稱葛吉夫是布拉瓦茨基最重要的接班人，亦即他口中的“西方上師的誕生”：
“假如說神智學代表了歐洲在20世紀初的理想主義傾向——這股潮流產生了國際聯盟、社會民主與青年運動——那麼葛吉夫就是與之互補的野蠻主義與原始主義迷戀的化身，法西斯政治觀、勞倫斯的小說以及史特拉汶斯基的早期芭蕾舞劇均體現在其身上。”（註12）
史特拉汶斯基極富爭議的芭蕾舞劇《春之祭》的靈感是源自俄羅斯神秘主義者尼古拉斯・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他是歐雷吉的摯友。洛里奇跟他的妻子海倫娜（Helena）是最早將布拉瓦茨基的《秘密教義》翻譯成俄文的人。1919年，洛里奇搬家到倫敦，在那裡他加入了安妮・貝贊特領導的神智學會。作為一位多產的藝術家，洛里奇的畫作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博物館皆有展出。洛里奇還是主張保護藝術作品、學術機構、歷史遺址的《洛里奇協定》（Roerich's Pact）這項國際協議的起草人，他因此被提名諾貝爾和平奬。
依照一些研究人員的說法，洛里奇在一戰爆發前就已是帕普斯的馬丁教團在聖彼得堡的成員（註13）。同樣的，洛里奇對馬丁主義與共治主義的興趣也能從他和哈維・斯賓塞・劉易斯（Harvey Spencer Lewis）的古老神秘玫瑰十字會（Antiquus Mysticusque Ordo Rosae Crucis，AMORC）的關係中發現。古老神秘玫瑰十字會成立於1915年的紐約，它從OTO發展而來並大量借用了神智學及黃金黎明的學說。它自稱是公開的玫瑰十字會，其歷史可以追溯回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古代神秘學派的學校。AMORC更進一步宣稱玫瑰十字主義早在1694年就被總大師約翰內斯・克卜勒（Johannes Kelpius）帶到了費城，他是雅各布・齊默爾曼的追隨者，齊默爾曼則是本傑明・弗利的沙巴蒂人圈子－燈塔學社的一員，該學社的成員包括煉金術士范・海爾蒙特、亨利・摩爾、約翰・杜里還有賓夕法尼亞州的開拓人威廉・潘。
正如它的副標題〈異教俄羅斯的餘影〉所表明，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的主題是異教的垂死之神崇拜，慶祝這位神祇復活的時候就是傳統上的復活節。在這齣戲劇中，史特拉汶斯基則將儀式與活人獻祭聯繫了起來。這齣芭蕾舞劇在1913年的香榭麗舍大劇院首度公演，它的音樂與編舞在當時引起了觀眾的騷動。話雖如此，史特拉汶斯基的這部作品仍迅速走紅，並被認為是現代主義音樂的分水嶺。
歐雷吉在1903年與霍爾布魯克・傑克遜（Holbrook Jackson）ㄧ起創立了利茲藝術俱樂部（Leeds Arts Club），這間俱樂部尤其歡迎幾位激進思想家的作品，像是蕭伯納——他和歐雷吉相識於1898年——以及尼采哲學、女權主義、神智學、藝術與詩歌，它於是成為了一戰前英國的現代主義文化中心。利茲藝術俱樂部除了對激進政治、唯靈論、藝術還有早期的精神分析學有興趣之外，最重要的是抽象藝術也同樣深受俱樂部的喜愛。
1907年，歐雷吉從利茲遷居到倫敦，他成為了極具影響力的文化與政治期刊《新時代》的編輯。在1908－1914年間，《新時代》是英國首屈一指的小型雜誌，並且在開拓英國前衛派這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這份雜誌在最初創刊自1894年時只是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出版物而已，但歐雷吉和傑克遜對它進行了重新定位，結果它反而變成了宣揚尼采、費邊社會主義及後來的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的刊物。歐雷吉將這份雜誌提升到了討論哲學的高度，尤其是柏拉圖與愛德華・卡彭特的思想。《新時代》的投稿者圈子高度緊密又影響廣泛，率先為佛洛伊德理論喝彩的也是歐雷吉和他的同事，歐雷吉曾稱讚佛洛伊德的思想是“前途一片光明的黎明時代科學，”他並慶賀它遲早會成為“全人類的靈知”（註15）。
菲利波・馬里內蒂也是歐雷吉的《新時代》投稿者。馬里內蒂曾數次拜訪倫敦，這座城市是他眼裡的“未來主義之都的典範”，他還在倫敦舉辦過未來主義音樂的展覽、講座還有表演活動。在馬里內蒂的影響下，一份短命的文學雜誌《報導》（Blat）橫空出世。這份雜誌被認為是英國現代主義藝術運動的象徵，也是公認的一戰前的開創性現代主義雜誌（註16）。
《報導》的創辦人是英國畫家兼作家的韋德・劉易斯（Wyndham Lewis）。劉易斯是比阿特麗斯・黑斯廷斯（Beatrice Hastings）的情人之一，這是艾蜜莉・黑格（Emily Alice Haigh）的筆名，她曾和歐雷吉同居過一段時間。出生於倫敦並在南非長大的比阿特麗斯在戰前搬家到了巴黎，她在那裡成為了波希米亞圈子中的成員，這該多虧於她和畢卡索在巴黎最早認識的其中一名朋友，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的交情。雅各布將畢卡索介紹給了紀堯姆・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後者又把他引薦給了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雅各布也是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讓・雨果（Jean Hugo）、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跟藝術家亞美迪歐・莫迪里安尼（Amedeo Modigliani）的好友。身為雙性戀的比阿特麗斯既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朋友也是戀人，凱瑟琳是D.H・勞倫斯的友人，勞倫斯的作品起初就是在《新時代》上發表。比阿特麗斯和莫迪里安尼共住一間公寓，也當過他的模特兒。
劉易斯以抽象幾何的藝術風格而為人們津津樂道。這種風格曾被他的朋友艾茲拉・龐德稱為“漩渦主義”（Vorticism），並受到了馬里內蒂的未來主義影響（註17）。艾茲拉・龐德的詩歌在《報導》上頗受歡迎，他本人是一位外籍美國人與早期現代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龐德是葉慈的好朋友，他還協助發掘並影響了艾略特、喬伊斯、佛洛斯特、海明威等人的作品。他與杜象、崔斯坦・查拉、費爾南・雷捷及其他達達主義與超現實主義者也結下了友誼，還有貝西・昆汀（Basil Bunting）、海明威和他的妻子哈德利（Hadley）。龐德相信導致一戰發生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金融資本主義，而法西斯主義是改革的工具，道格拉斯（C.H. Douglas）的社會信用理念則是解決方案，他在《新時代》雜誌的辦公室認識了後者。一戰結束後，傑克遜向道格拉斯介紹了歐雷吉，道格拉斯擁護社會信用哲學，他後來也為《新時代》撰寫經濟學文章。
見證了ㄧ戰的殘酷後，龐德對英國失去了信心並在1924年遷居到義大利，在20世紀30－40年代他都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擁護者，他也相當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同時他還為另一位太陽之子的成員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的刊物撰文。莫斯利不僅非常喜愛阿萊斯特・克勞利，他更是不列顛法西斯聯盟的創始人（註18）。1920年，莫斯利娶了圓桌會議成員寇松侯爵的女兒辛西亞女士（Lady Cynthia Curzon）。辛西亞在1933年去世，之後莫斯利便再娶了他的情婦黛安娜・米特福德（Diana Mitford），她就是那臭名昭彰的米特福德六姐妹的一員，她們皆因極富爭議且旖旎的生活聞名。黛安娜和奧斯瓦爾德在1936年的德國秘密結婚，他們舉辦婚禮的地點是約瑟夫・戈培爾在柏林的宅邸，希特勒也有到場參加婚宴。
黛安娜的妹妹，潔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嫁給了溫斯頓・邱吉爾的侄子埃斯蒙德・羅米利（Esmond Romilly）。尤妮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1914-1948）出生在安大略省的斯瓦斯蒂卡鎮，她的家族在那邊擁有金礦，她最出名的就是她對希特勒的崇拜與兩人的友誼關係。在英國向德國宣戰的幾天後，她開槍自殺但不成，最後在高本的西高地鄉野醫院（West Highland Cottage Hospital）因肺炎球菌性腦膜炎過世。然而，調查記者馬丁・布萊特（Martin Bright）卻在《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一篇文章中透露，有證據指出尤妮蒂的病況可能是編出來的，這其實是為了掩蓋她生下了希特勒的孩子（註19）。
另一位投稿者是英國醫生哈維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1859 –1939）。他在1883年加入新生活社，見到了像是卡爾・馬克思的女兒埃莉諾、愛德華・卡彭特、蕭伯納和安妮・貝贊特等社會改革者。艾利斯是高爾頓研究所（Galton Institute）的主席，他還非常支持優生學。他曾擔任過優生教育協會（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的副主席，他寫道：
“最終，無論如何都會出現一種無分私人與公眾之分的普行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每個人的個人處境、生理與心理狀況、正常與病態情形都必須要登記在案，如此一來我們才可以對一個種族中的適合者和不適合者進行最有益的指導。”（註20）
艾利斯也是性學（sexology）之父，他挑戰了他那個時代對於自慰和同性戀的性“禁忌”，為性觀念革命奠下了基礎。艾利斯在1897年出版的《性倒錯》（Sexual Inversion）是第一本探討同性戀的英文醫學教科書，裡面研究了男同性戀的性行為，包括發生在男人與男孩之間的。埃利斯娶了英國作家兼婦女權利支持者伊迪絲・艾利斯（Edith Lees）。打從一開始，這場婚姻就很反常，因為伊迪絲是公開的女同性戀。他們的“開放式婚姻”是艾利斯的自傳《我的ㄧ生》（My Life）的中心主題。艾利斯還發展了自體性行為和自戀這些概念，後來也為佛洛伊德進一步研究。
其他投稿人還包括希萊爾・貝洛克，他最著名的就是他對天主教信仰的堅持以及和G.K・卻特斯頓的合著作品。卻特斯頓是王爾德跟蕭伯納的朋友，他是一名英國作家和基督教護教者，他筆下最家喻戶曉的就是身兼偵探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這個角色。卻特斯頓最值得銘記的仍是他被收錄進詼諧風趣的《告誡兒童故事》（Cautionary Tales for Children）裡的詩文。馬穆杜克・皮克索（Marmaduke Pickthall）也很重要，他是一個受到D.H・勞倫斯、H.G・威爾斯、E.M・福斯特敬重的小說家，而且他還翻譯過《古蘭經》。皮克索在1917年西倫敦諾丁山的穆斯林文學社（Muslim Literary Societ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穆斯林與進步》（Islam and Progress）的演講，演講結束後他便正式宣布皈依伊斯蘭教。他還參與了阿赫邁底亞運動（Ahmadiyya）的行動穆斯林使命計劃（Working Muslim Mission），這個計劃在猶太東方學家戈特利布・威爾海姆・萊特納博士（Dr. Gottlieb Wilhelm Leitner）的幫助下在1889年建造了一座清真寺。
《新時代》的投稿者尚有一群似乎意氣相投的猶太作家。例如英國精神分析學家、猶太復國主義者與費邊社成員，並以在英國推廣精神分析學知名的大衛・艾德（David Eder）、英國哲學家和雕塑家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的秘書安東尼・盧多維奇（Anthony Ludovici），他後來成了《新時代》投稿人奧斯卡・利維（Dr. Oscar Levy）的學生，利維是德國的猶太醫生與作家。利維也是有名的尼采學者，他還編纂了《尼采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撰文對猶太教口誅筆伐的他深受亞瑟・德・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的種族主義理論影響，儘管他也極為欽佩英國的第一任猶太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
黑手黨
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投稿者是塞爾維亞神秘主義者，迪米特里・米特里諾維奇（Dimitrije Mitrinovic），他曾就讀慕尼黑大學並與瓦西里・康丁斯基和青騎士（Blaue Reiter）這個團體都有交情。此外，康丁斯基的〈論藝術的靈性〉（On the Spiritual In Art）也是發表在《新時代》上面。康丁斯基是里爾克的助手－托馬斯・德・哈特曼的至交，哈特曼亦曾跟葛吉夫合作過。除了受到鄔斯賓斯機和葛吉夫影響，米特里諾維奇還與歐雷吉以及克勞利都認識，後者在日記裡曾提到他在1931年的柏林見過米特里諾維奇（註21）。
米特里諾維奇在年輕的時候投身於波士尼亞青年運動（Young Bosnia），這個運動的靈感是源於馬志尼掀起的各種青年運動。波士尼亞青年運動反對奧匈帝國並呼求塞爾維亞政府的援助，而黑手黨也從旁幫助，該運動遂在塞爾維亞軍隊的訓練下變成了一個嚴密的組織，亦與共濟會有聯繫。表面上是為了報復奧地利在1908年併吞了塞爾維亞人聲稱擁有的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因此黑手黨在1914年6月28日的薩拉熱窩刺殺了奧地利斐迪南大公，使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米特里諾維奇的烏托邦和彌賽亞思想引起了歐雷吉的《新時代》讀者的注意，同時也在米特里維奇自己編輯的《新亞特蘭提斯》（The New Atlantis）上得到了反響。為了建立一個普世的烏托邦，米特里諾維奇就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開始倡導起了諸如基爾特社會主義、傑克遜的社會信用制度等準法西斯思想，它們都在渴求打造歐洲共同體的共治主義者之間炙手可熱。在發展他的設想時，米特里諾維奇還借鑒了法國馬丁主義者和占星學家法柏瑞・歐勒維的觀點。歐勒維曾被拿破崙僱用做顧問，而且他還影響過埃利法斯・利維跟聖伊夫・達勒維德，透過他們，他又反過來啟發了帕普斯。
米特里諾維奇的學說可以說是超人類主義者的預表，他認為這整個世界與人類其實都是一個有機體，或者用他的話來說：“是一個正在不斷自我認識的偉大心智。”（註22）為了實現他的願景，康丁斯基和米特里維奇在1914年合作開辦了一本名為《從雅利安歐洲迎向人類的未來》（Towards the Mankind of the Future through Aryan Europe）的年鑑。據他的傳記作家安德魯・里格比（Andrew Rigby）說，米特里諾維奇對於世界與人類進化史的思想可以上承自布拉瓦茨基的《秘密教義》與魯道夫・史代納的學說（註23）。對米特里諾維奇而言，人類意識進化的每個階段都牽涉著這個種族的優生發育，從東方一路來到西方，從中國及印度穿過中東、希臘、羅馬，直至歐洲和美洲。
作為共治主義者希冀建立歐洲聯盟的反映，米特里諾維奇解釋說：“...不必懷疑，這個神聖的使命是由歐洲來履行。歐洲是被選中的...無論是出於天意還是命運，而且這最終也會是人類的意志所向，世界終將統合成一個整體，有如所有器官統合成一個人體。”（註24）只有歐洲與雅利安人能夠“開闢一個堅實的世界體系，令每個種族和國家都能在其中各司其職。”（註25）“歐洲聯盟，歐洲的綜合體是使世界統一的人類聯盟誕生的前提。”（註26）
即便他的理論帶有反猶色彩，但米特里諾維奇卻特別注重猶太人要扮演的角色：
“從‘埃及’的有色人種造就出了一群非常特別的人，他們是猶太人或以色列人，他們被‘選中’來為使自己成為白人的‘使命’服務；如此艱巨的優生任務需要他們‘出埃及’，換句話說，就是要拋開疑慮，完成實際的生理與心理昇華，神聖的規則已經為他們要扮演的角色做好準備，那就是成為世界王國的繼承或統治種族。”（註27）
為了實現他的宏願，米特里諾維奇與亨利・柏格森、H.G・威爾斯、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畢卡索、馬里內蒂、安托納爾・弗朗士（Anatole France）、蕭伯納、克努特・漢森（Knut Hamsun）都結下了交情。米特里諾維奇還接觸了很多猶太投稿者，包括作曲家阿諾・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卡巴拉學者哥舒姆・肖勒姆、猶太復國主義者兼存在主義者馬丁・布柏（Martin Buber），他是馬克思的親戚（註28）。
布柏曾讚揚尼采是“創造者”與“生命的使者”（註29）。尼采的親猶主義（philo-Semitism）呼籲普魯士軍官階級應該和最聰明的猶太人通婚，他的暴力反民粹主義與泛日耳曼份子的種族民族主義（volkism）格格不入，因此對不少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產生了獨特的吸引力。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e Herzl）將尼采的榮譽觀與做人之道融入進了他的猶太復國主義哲學。尼采和赫茨爾都反對基督教上帝，認為祂是更原始的酒神式神祇耶和華的退化版，使原本的以色列部落神誤打誤撞變成了世界性的基督教懦弱受難者。
米特里諾維奇與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ㄧ起發起了阿德勒學會（Adler’s Society，世界阿德勒心理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的英國分會），而阿德勒則創立了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流派。阿德勒曾經在阿萊斯特・克勞利的協助下為他的病患排憂解難（註30）。在與佛洛伊德及其同事的合作過程中，阿德勒成為了精神分析運動的奠基人之一，他也是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的核心成員。在佛洛伊德看來，阿德勒甚至是“那裡唯一的一個人格”（註31）。阿德勒、佛洛伊德和榮格都被認為是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的三位開山祖師，這種心理學強調潛意識和心理動力（psychodynamics），他們因而亦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三位偉大心理學家/哲學家之一。
超現實主義
在一戰劃下句點後，繼蓋農之後的另一位最重要的傳統主義者，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1898 – 1974）也開始被前衛派吸引，並與馬里內蒂的未來主義有過一段短暫的邂逅。埃佛拉是一位神秘主義者、哲學家以及義大利右派的共治主義史中的大人物。他曾受過柏拉圖、雅各・波姆、戈比諾、尼采還有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影響，後者的代表作《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就是被他翻譯成義大利文。埃佛拉的著作涵蓋的主題包括赫耳墨斯主義、戰爭形上學（metaphysics of war）、性魔法、密宗、佛教、道教與聖杯。
埃佛拉後來憑著他的繪畫與詩歌成為了義大利達達主義的代表，他也結交了崔斯坦・查拉（原名塞繆爾或森美・羅辛托〔Samy Rosenstock〕），後者是這場運動的其中一名發起人與核心人物。出於他的努力，查拉締造了一份涵蓋全歐洲的“達達大師”名單。根據漢斯・里克特（Hans Richter），其中包括了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布勒東、埃佛拉、史特拉汶斯基（註32）。
安德烈・布勒東是脫胎自一戰時的達達主義的超現實主義運動領導者，該運動最重要的中心便是巴黎。從20世紀20年代伊始，這場運動橫掃全球，最終影響了好多國家的視覺藝術、文學、電影、音樂，甚至是語言、政治思想與實踐、哲學及社會理論。布勒東曾斷言，超現實主義是一場踏踏實實的革命運動。超現實主義者還崇尚馬克思辯證法和法蘭克福學派的作品，例如瓦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所有受到超現實主義者愛戴的法國詩人，比如雨果、內瓦爾、波特萊爾、蘭波、洛特雷阿蒙、馬拉美、傑利和阿波利奈爾，以及其他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他們全部都可以與史威登堡和埃利法斯・利維的神秘主義扯上關係（註33）。布勒東自己就深受利維的名言“唯有天才能讓想像力與理性變得如魚得水”影響。對布勒東來說，所有的藝術，哪怕是最現實主義的藝術也都是源於魔法。不過，最為不可思議的藝術必須表現出心靈對外在現實的勝利（註34）。作為一種展現“非理性”的方式，超現實主義者喜歡嘗試自動書寫或自動主義（automatism），這是一種意識流的寫作方式，他們發表了不少這些看起來像是在做夢的作品。正如納迪亞・克查（Nadia Choucha）在《超現實主義與神秘學：薩滿教、魔法、煉金術和一場藝術運動的誕生》（Surrealism and the Occult: Shamanism, Magic, Alchemy, and the Birth of an Artistic Movement）中指出：“自動主義的做派是借用了自由聯想法（free association）的心理技巧，還有唯靈論的靈媒，這些都被認為是釋放創造力與靈感的最佳方法。”（註35）
還有一個與超現實主義者有關的人是喬治・巴代伊（George Bataille），黑格爾、佛洛伊德、馬克思、薩德侯爵及尼采對他有深遠的啟發，他也曾撰文為尼采辯護說他的思想遭到了納粹的曲解（註36）。在《尼采的瘋狂》（Nietzsche’s Madness）中，巴代伊說：“他徹悟了只有瘋狂可以成就完人，因此他必須作出抉擇，但不是在瘋狂與理性之間，而是在‘有理由打鼾的噩夢’的謊言和自制與勝利的意志之間。”（註37）
為這個世界帶來了“虐待狂”（sadism）與“施虐者”（sadist）這些詞彙的薩德侯爵（De Sade）以他驚世駭俗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The 120 Days of Sodom）名聞天下。這部作品完成於1785年，它講述了一個關於四位富有的墮落好色之徒決定在狂歡中體驗肆無忌憚的性滿足的故事。他們將自己深藏進了一座閉塞的城堡，並抓來了其中大部份都還是少男少女的四十六名受害者，又娉來了四位女老鴇回憶他們的生活與冒險經歷。這幾個女人講出的故事就變成了該如何對這些受害者施以性虐待與折磨的靈感，隨著暴行愈演愈烈，他們最後通通在殘殺中死去。
深受活人獻祭吸引的巴代伊創立了秘密社團－無頭者（Acéphale），其象徵是一個沒有頭的人。傳聞稱，巴代伊和其他無頭者的成員每個都願意成為創社儀式的活祭犧牲品，但沒有人願意擔任劊子手（註38）。這個社團的成員也會討論尼采、佛洛伊德和薩德侯爵的著作。巴代伊自己的作品被歸類為“踰越文學”。他的小說《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是以筆名奧克勳爵（Lord Auch，字面意思是拉屎）出版，它最初被視為純粹的色情作品，而具有自傳性質的《中午之藍》（Blue of Noon）則探討了亂倫、戀屍癖和政治。
埃佛拉是在1927年左右接觸傳統主義，那是在他加入了阿圖羅・雷吉尼（Arturo Reghini）建立的神智學聯盟（Theosophical League）之後，雷吉尼是一位鑽研煉金術、魔法與通神術的羅馬神秘主義者，也曾與蓋農有書信往來。雷吉尼在1902年加入巴勒摩的孟菲斯禮，並在1905年的佛羅倫薩創設了義大利大東方的正式分會，路西法會館（Lucifer lodge）。義大利大東方成立於1805年，加里波底與馬志尼都是該會的總大師（註39）。1912年，雷吉尼進入了義大利世界哲人禮（Universal Philosophic Rite of Italy）的最高委員會，並在1914年獲得蘇格蘭禮身份，1921年晉升至33級。
1927年，雷吉尼、埃佛拉及其他神秘主義者一起創立了一個名為UR（Gruppo di Ur） 的秘密社團，該社團企圖透過儀式來激勵義大利法西斯政權重拾羅馬帝國的精神。埃佛拉在《異教帝國主義》（Imperialismo Pagano）中概述了他渴望對法西斯主義進行的改造，他謳歌古羅馬，譴責基督教會、美國民主的世俗普救論（universalism）以及蘇聯的共產主義，並敦促法西斯政權進行反基督教的異教革命。
UR的其中一名成員是曾就性魔法著述立述並開班授課的俄羅斯神秘主義者，瑪麗亞・娜格洛斯卡（Maria Naglowska，註40）。傳說她曾受教於哈西迪派猶太人或拉斯普京，或是據說拉斯普京也是門生的鞭身派（Khlysty）這個俄國教派（註41）。鞭身派力求在狂喜儀式中獲得赦罪的神聖恩典，儀式有時候還會變成性狂歡（註42）。娜格洛斯卡的神秘教誨側重在她所說的三位一體的第三者（Third Term of the Trinity），其中經典的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聖靈（Holy Spirit）被認為是“神聖女性”。她的實踐方法是要通過男性與女性的性結合來達成自然界中的光明和黑暗力量的“和解”。
娜格洛斯卡在1920年左右遷往羅馬，並在那裡認識了埃佛拉（註43）。她在1929年搬去巴黎，然後在當地以她的性魔法為題舉行神秘學研討會。出席這些研討會的人有著名的前衛派作家與藝術家，譬如埃佛拉、威廉・謝布魯克（William Seabrook）、曼・雷（Man Ray）和布勒東。這些人最終又促成了金箭兄弟會（Confrerie de la Flèche d’Or）的誕生（註44）。在她人在巴黎的那段期間，她還創辦了一份名為《飛矢》（La Flèche）的報刊，她和包括埃佛拉在內的其他神秘主義者為在上面撰文。這份報刊也刊載了她的魔法書《綠龍》（Green Dragon）。
埃佛拉曾在他的著作《愛之奧祕：性的形上學》（Eros Mysteries of Love: The Metaphysics of Sex）裡聲稱，娜格洛斯卡經常故弄玄虛，像是她會“刻意透過多此一舉地歌頌撒旦主義來使讀者感到惶惶不安”（註45）。娜格洛斯卡吹噓自己是“撒旦的女人”，甚至宣稱“理性為撒旦服務”。她明確鼓勵她的門徒將撒旦想像成是一種內在於人類的力量，而非一個外在的邪惡、破壞性靈體（註46）。有第一手資料指出，娜格洛斯卡會在儀式中赤裸地躺在祭壇上，然後一名男性成員會在她的生殖器放上一個聖餐杯，並念誦：“我將不惜一切照耀我自己，在一個知道如何藉由貞女之愛來愛我的女人幫助下...我將與同伴一起研究使人醍醐灌頂的性行為，透過將熱能轉化為光，將路西法從撒旦的男性器蓋中釋放出來。”（註47）
娜格洛斯卡在1931年編輯、翻譯並出版了法文版的帕夏爾・貝弗利・蘭多夫的著作集，這個人曾對光之赫耳墨斯兄弟會有過深遠的啟發。她把蘭多夫過去鮮為人知的教義重新發表，使之後來得以對歐洲的魔法產生影響（註48）。就如1959年巴黎的國際超現實主義展（International Surrealist Exhibition）的展目《色情簡錄》（Lexique succinct de l’erotisme）所示，有很多超現實主義者都受到了娜格洛斯卡的影響（註49），蘭多夫的名字也出現在了同一份展目的《色情簡典》（Succinct Lexicon of Eroticism）裡面，這本小冊子的主題是探討愛慾。其中提及娜格洛斯卡的段落是杰勒德・列格朗（Gerard Legrand）應布勒東的要求所寫，他曾協助布勒東完成後者發表在1957年的最後一部作品《魔法藝術》（L’Art Magique）。
埃佛拉抱持著那些秘密社團的內行人也深信不疑的共治主義觀。據埃佛拉說，傳統世界的高級祭司階級並不僅僅是專業的祭司人員，更是皇室本身，在埃佛拉看來，是靈性的權威賦予了世俗的權力。在談到古代魔法儀式的通神本質時，埃佛拉將國王與祭司階級視作聯繫人類社會和諸神的神聖儀式履行者：“超自然元素乃是傳統貴族觀與皇室合法性的基礎：構成一個古老貴族的並不是只有生物遺產或種族因素，而是一種神聖的傳統。”（註50）
1934年，埃佛拉在柏林的紳士俱樂部（Herrenclub）發表了一段講話，他曾這麼說：“在那兒，我找到了我的天然歸宿。”（註51）紳士俱樂部的成員有不少支持納粹的重要工業家，像是弗里茲・蒂森（Fritz Thyssen），以及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這樣的政治家，他是帝國央行的行長以及納粹從崛起到走向戰爭背後的關鍵人物。在義大利於1943年向同盟國投降後，埃佛拉移居德國並在那度過了接下來的戰爭歲月，同時他還為維也納的德意志研究會（SS Ahnenerbe）研究共濟會。埃佛拉擁有黨衛軍身份，這是希姆萊以條頓騎士團為模版創造的一個受“忠誠”與“榮譽”約束的禁慾軍事組織，他相信這個組織是使新國家得以屹立的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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