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為重新評估ㄧ切“維多利亞式”的道德價值奠定了基礎，這也成了布盧姆茨伯里派耕耘“波希米亞主義”的依據。有意思的是，“波希米亞”擁有一語雙關的含義，因為波希米亞人就像摩拉維亞人一樣，都是沙巴蒂教派在歐洲的堡壘。馬克・大衛・貝爾（Marc David Baer）在他極其出彩的歷史著作《沙巴蒂人：猶太皈依者、穆斯林革命份子與世俗派土耳其人》（The Dönme: Jewish Converts, Muslim Revolutionaries, and Secular Turks）中揭露了一個由在暗地間繼續奉行卡巴拉，在公開場合卻假裝改宗的群體所建立的複雜國際網絡和秘密通信管道。即便沒有確切的證據，但布盧姆茨伯里派的組織嚴密性以及它們對“罪”這個觀念的排斥，在在都表明它們很可能也是隱秘的沙巴蒂人。
佛洛伊德和布盧姆茨伯里派的交情始於1910年，他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精神分析師時就已是該團體的核心成員，同時他也是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的一員，這間英國出版社是由倫納德・吳爾芙（Leonard Woolf）和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創辦於1917年，是一家很正式的精神分析讀物出版社。除了出版布盧姆茨伯里派成員的作品，霍加斯出版社也負責各種精神分析著作，包括翻譯來自外國特別是俄羅斯的作品。有證據指出，倫納德・吳爾芙與同屬布盧姆茨伯里派的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利頓・斯特拉赫都很有興趣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精神分析學方法（註1）。
正如泰德・威爾森（Ted Wilson）在《布盧姆茨伯里派、佛洛伊德與庸俗的激情》（Bloomsbury, Freud, and the Vulgar Passions）中所解釋的那樣，根據倫納德・吳爾芙，在歐洲歷史上對文明價值觀的抵觸可以追溯到“罪惡感”的誕生，他聲稱這正“說明了威權政治觀的僵硬性與持久性”（註2）。據吳爾芙說，我們可以這麼評價佛洛伊德：
“人們也許會質疑佛洛伊德的許多假設以及他出色的複雜心理解讀的真實性，但無可置疑的是他對心理學的貢獻，透過他對有意識與無意識思維如何運作的分析，可以說和牛頓跟達爾文對科學的貢獻一樣新穎且重要。就好比牛頓和達爾文的發現或學說都深刻影響了思想與知識的領域，使他們自幼接受的傳統科學都遠不能及，因此佛洛伊德的潛意識發現具有極大意義，不僅僅是對個人心理學而言，還包括宗教、倫理、政治還有社會學。若要從他所有的貢獻舉出中最根本也最深遠的一項，那絕非他對罪惡感的研究莫屬。”（註3）
佛洛伊德和威廉・詹姆斯是在1909年於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舉辦的一場心理學家座談會上首次認識。與會的其他心理學家也都在不久後各自嶄露頭角，其中包括卡爾・榮格、阿爾弗雷德・阿德勒還有恩斯特・瓊斯（Ernest Jones），他與佛洛伊德同行。佛洛伊德自然是這次座談會的明星，詹姆斯有來參加的這一回也被他收錄進了自己的《心理分析五講》（Five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佛洛伊德出生在普日博爾的摩拉維亞鎮，他的父母都是加利西亞猶太人。據大衛・巴肯（David Bakan）在《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與猶太神秘傳統》（Sigmund Freud and The Jewish Mystical Tradition）中指出，佛洛伊德也是一位“秘密的沙巴蒂人”，這亦解釋了他對神秘學和卡巴拉的廣泛興趣。誠如弗雷德里克・克魯斯（Frederick C. Crews）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投書的文章〈神智學的告解〉（The Consolation of Theosophy II）所述，有些學者認為佛洛伊德是藉由回憶起被遺忘創傷進行的治療法的開創人之一，而這種方法的開山祖師是法蘭茲・梅斯梅爾（註4）。
亞當・克拉博利（Adam Crabtree）在《從梅斯梅爾到佛洛伊德：催眠和心理治療的起源》（From Mesmer to Freud: Magnetic Sleep and the Roots of Psychological Healing）裡主張，梅斯梅爾透過人為催眠誘導出恍惚狀態，從而最先揭示了造成種種莫名其妙的念頭或衝動產生之緣由的潛意識心理活動影響。喬納森・米勒（Jonathan Miller）則重新回溯了心理學家是如何一步步去除催眠術的神秘學色彩，並將其簡化成單純的催眠，進而為潛意識心理功能研究鋪平道路的過程（註5）。
催眠術本身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它無非就是將某人置於咒語的施展之下，這早已被巫師、靈媒、薩滿、佛教徒和瑜伽師行之有了上千年。佛洛伊德本人在維也納也是以催眠性治療師的身份出名，他的療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賴於催眠術，他認為這種方法在本質上可以說是“神秘的”（註6）。佛洛伊德曾嘗試過充滿神秘性質的撫慰療法，他還試探過占卜者的本事。他曾向他的傳記作家恩斯特・瓊斯透露，他確實相信“不受距離限制的千里眼”和“死者靈魂的現身”都是有可能的（註7）。佛洛伊德甚至帶著他的家人，以及另外三名分析師舉行過降神會。他練習數字命理學，並對心靈感應深信不疑。在《夢境與神秘主義》（Dreams and Occultism）中，他這麼說道：“依我之見，通過將潛意識插入屬於物理和屬於被稱為‘心理’的範疇之間，心理分析為心靈感應這樣的現象確立了根基。”（註8）
曾與佛洛伊德共事的卡爾・榮格也極為認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猶太神秘學起源，他曾說過，如果想要瞭解佛洛伊德理論的由來：
“...人們將不得不先去深入理解猶太人的思想史。這將引領我們超越猶太正統派，轉而進入哈西迪主義的地下世界...接著再直面難懂的卡巴拉，其至今仍舊是一塊尚未被開發的心理學處女地。”（註9）
佛洛伊德的理論太過強調性，特別是亂倫，這也反映在了沙巴蒂人的反律法論（antinomianism）中。可以說，佛洛伊德用心理學術語重新包裝了法蘭克主義的教義，依此主張傳統道德是施加於童年期間的對性衝動的不自然壓抑。佛洛伊德認為，驅動著我們的其實一直是潛意識衝動，主要是性慾。在1913年出版的引發軒然大波的《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中，佛洛伊德以希臘神話的伊底帕斯為母題對亂倫進行了理論化解釋，伊底帕斯在無意間弒父娶母，同時他還研究了古埃及的亂倫跟轉世儀式。他利用伊底帕斯的衝突為例，指出人們內心深處都有亂倫的渴望，但亦必須壓抑這股慾望。
在他的開創性著作《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佛洛伊德將這個困境視為文明與個人之間的永恆拉鋸。人類的許多原始本能，譬如殺人慾跟貪得無厭的性慾顯然都對社會上的其他人的福祉有害無益。作為結果，文明於是頒佈法律來壓抑這些本能。然而，佛洛伊德相信這個舉動也在文明人心中種下了一股永久的憤恨不平。人們之所以會罹患神經官能症，就是因為他們再也無法忍受這些“本能”遭到壓抑後帶來的挫折感。
佛洛伊德也讀過尼采，兩人的作品的相似之處在他開始拓展門派的時候就已經被人注意到了。佛洛伊德和尼采互有一位共同的熟人，那就是在俄羅斯出生的精神分析師兼作家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é）。對各種知識都感興趣的莎樂美結識了很多有頭有臉的西方知識份子，這也為她贏得了有點類似蛇蠍美人的美譽。她自稱尼采對她愛慕不已，但她拒絕了後者的求婚。她憑藉自己所寫的一部毀譽半參的尼采傳記博得了一些名氣，這本書也是對尼采這一生的第一本重要研究。拜倒在莎樂美石榴裙下的人還有理查・華格納與萊納・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他們都被曾被譽為是數一數二的德語詩人。里爾克是葛吉夫的合作者，俄羅斯作曲家托馬斯・德・哈特曼（Thomas de Hartmann）的好友。
費邊社
布盧姆茨伯里派對維多利亞式道德的反抗亦是受啟發自費邊社，這個團體的宗旨則是根據約翰・拉斯金的想法發展而來。費邊社又是從新生活社（Fellowship of the New Life）分裂出來，後者是一個由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包括安妮・貝贊特及心靈研究學會成員組成的組織。費邊社的成員都是社會主義者，但他們的策略與卡爾・馬克思不同，因為他們主張以“漸進的必然性學說”來統治世界。換言之，他們的目標會在“不打破社會連續性或使社會問題劇變”的情況下實現，這需要的是滲透教育機構、政府機構以及政黨（註10）。
接替布拉瓦茨基的安妮・貝贊特是費邊社的主要發言人。貝贊特從1884年開始與愛德華・艾威林（Edward Aveling）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者是將馬克思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第一人。他後來還和馬克思的女兒，埃莉諾・馬克思（Eleanor Marx）同居，這些關係網都被西奧多・羅伊斯窺探著。費邊社的重要成員有蕭伯納、羅素、朱利安和著有《美麗新世界》的阿道斯・赫胥黎、H.G・威爾斯。身為知名的費邊社成員兼作家的蕭伯納曾透露，這夥人樂於透過“秘密行動、陰謀詭計、顛覆活動以及佯裝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實現目標（註11）。蕭伯納的情婦弗洛倫斯・法爾（Florence Farr）是黃金黎明的一員。威爾斯是英國一戰期間的外交情報頭子，他也是羅茲和米爾納的圓桌會議的創始元老之一。令他名垂青史的還是他的科幻小說，例如《時間機器》（1895）、《隱形人》（1898）、《世界大戰》（1898）。威爾斯還寫過一本《公開的陰謀論：世界革命藍圖》（Open Conspiracy: Blue Prints for a World Revolution），他在書中說道：
“...我相信，首先會出現一個聰明人雲集的組織，並且很可能的是，那些抱持不同社會與政治目標的富人會對大多數現行的政治控制機制採取不予以理會的態度，或僅僅是利用其作為階段性的工具，單單只是一群人朝著某個方向發起運動，他們就會驚奇地發現大眾都跟著隨之起舞...他們將會以各種方式來影響和控制表面上的政府機構。”（註12）
羅素和他的先行者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還有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都是分析哲學的創始人。他更被看作是20世紀最重要的其中一位邏輯學家。他與懷海德合著《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企圖為數學建構完備的邏輯基礎。富有影響力的羅素家族一直都是英國最負盛名的貴族之一，這個世襲貴族身份可以追溯回貝德福德公爵（Dukes of Bedford），她隨著都鐸王朝的崛起而跟著飛黃騰達。羅素本人是第一任羅素伯爵約翰・羅素（John Russell）的後代，約翰曾在19世紀40－60年代出任過兩次英國首相。布盧姆茨伯里是倫敦市中心的一區，它在17－18世紀被羅素家族翻新成了一個時尚住宅區。
羅素亦是與布盧姆茨伯里派走得很近的知識份子秘密社團－劍橋使徒會（Cambridge Apostles）的一份子。使徒會是由劍橋大學生喬治・湯姆林遜（George Tomlinson）成立於1820年，他後來成為了第一任直布羅陀主教。布盧姆茨伯里派的凱因斯、倫納德、利頓・斯特拉赫和他的弟弟詹姆斯、E.M・福斯特、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皆為使徒會成員。使徒會成員清一色都是同性戀者，他們著迷於“柏拉圖式戀情”，哈勒姆和丁尼生就是其中的一對知名佳偶。使徒會的人還包括了一連串維多利亞時代的才子，這裡僅舉幾位，達爾文的哥哥伊拉斯謨（Erasmus）、詩人亞瑟・海拉姆（Arthur Hallam）、丁尼生、貝爾福勳爵和哲學家亨利・西德奇維克（Henry Sidgwick），此人還是威廉・詹姆斯的形上學協會的成員。西德奇維克在他的回憶錄裡提過使徒會，他說“對這個社團的依戀是我人生中最強烈的一次團體情誼。”（註13）
布盧姆茨伯里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布盧姆茨伯里派堅決抵制的“維多利亞式道德”恰恰是它們的祖輩，克拉朋教派所塑造出來的（註14）。“克拉朋教派”這個稱呼是詹姆斯・史蒂芬（James Stephen）在1844年的一篇文章中的發明，該文章對它們的成就表示了讚許與浪漫化。史蒂芬的兒子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是維吉尼亞・吳爾芙的父親。史蒂芬的第一任妻子哈里特・瑪麗安（Harriet Marian，1840–1875）是雅典娜俱樂部成員威廉・梅克比斯・薩克萊（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女兒，薩克萊以諷刺作品聞名，尤其是《浮華世界》（Vanity Fair）。史蒂芬後來再娶了維吉尼亞的母親，茱莉亞・史蒂芬（Julia Prinsep Duckworth Stephen），她是前拉斐爾派畫家們的模特兒。維吉尼亞嫁給了倫納德・吳爾芙，他的父親西德尼・吳爾芙（Sidney Woolf）是一名猶太律師與女王的法律顧問。維吉尼亞的姊姊凡妮莎（Vanessa）則嫁給了布盧姆茨伯里派的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
倫納德和維吉尼亞・吳爾芙，以及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與他的同性戀愛人維根斯坦、作家D.H・勞倫斯、E.M・福斯特、羅傑・弗萊（Roger Fry）、利頓・斯特拉赫這些人構成了布盧姆茨伯里派的核心（註15）。斯特拉赫的名字是取自他父親的朋友利頓伯爵，亦即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的兒子與聖伊夫・達勒維德的朋友。利頓伯爵的兒子娶了朱迪絲・布倫特・利頓（Judith Blunt-Lytton），她是威爾弗里德・布朗特與安妮夫人的女兒，也是詩人拜倫的孫女。這幾個人大多自己也是，或純粹是與神智學會頗為走近，包括D.H・勞倫斯、葉慈、路易斯・卡羅、柯南・道邇、傑克・倫敦、E.M・福斯特、詹姆斯・喬伊斯、艾略特、亨利・米勒、寇特・馮內果、珍・古德、愛迪生、皮特・蒙德里安、高更、瓦西里・康丁斯基、保羅・克利、古斯塔夫・馬勒。
這個網絡又進一步與黃金黎明有所交集，隸屬該組織的成員有葉慈、昂德・岡昂（Maude Gonne）、康斯坦斯・埃勞德（Constance Lloyd，王爾德的妻子）、亞瑟・偉特、《德古拉》的作者伯蘭・斯托克。其他成員還有女演員弗洛倫斯・法爾、神秘學小說家迪安・福圖（Dion Fortune）以及身兼作家和魔法師的伊斯瑞・瑞格德（Israel Regardie）。素有“波希米亞人中的波希米亞人”的弗洛倫斯・法爾是葉慈、詩人艾茲拉・龐德、劇作家王爾德、藝術家奧伯利・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和潘蜜拉・科爾曼・史密斯（Pamela Colman Smith）、共濟會學者亞瑟・偉特戲劇製作人安妮・奧爾尼曼（Annie Horniman）及其他許多世紀末（Fin de siècle）倫敦文人的朋友與合作者。
作為這些人所暗地從屬的神秘學社團培植的反律法主義結果，由20世紀的代表性人物所組成的這些網絡往往打著挑戰社會舊習的幌子，行宣揚性道德跟公共風化之實。布盧姆茨伯里派對“資產階級的各種積習...維多利亞時代的習俗”的這種社會規範的反對，深深影響了文學、美學、批判主義（criticism）、經濟學還有現代對女權主義、和平主義及性的態度（註16）。這個文人團體“崇尚快樂...他們渴望從各自的私人關係中獲得最大程度的歡愉。如果說這意味著三角關係或更複雜的情感糾葛，那他們也不會避諱。”（註17）據凱因斯說：
“我們徹底摒棄了舊式的道德、規範和傳統智慧。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幾乎就是一群不講道德的人。當然，有些事情在做下去之前確實應該三思而後行。但我們都不覺得自己有任何道德義務，沒有內心的譴責需要去遵從或屈服。若上了天堂，我們也會聲稱唯有我們有資格擔任審理自己的法官。”
舉例來說，D.H・勞倫斯首次發表於1928年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很快就因為其對性的露骨描寫和充滿不堪入目的用字遣詞而臭名遠揚。同樣的，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則探討了對性的“壓抑”這個問題。隨著布盧姆茨伯里派開始鼓勵性解放，維吉尼亞・吳爾芙也不嗇與她在1992年邂逅的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之妻薩克維爾・韋斯特（Sackville-West）發生性關係。韋斯特和她兩人的丈夫都讚同開放式關係，亦都互有情愫，這在布盧姆茨伯里派中算是很常見的情形。然而，悲慘的是有很多現代學者，包括她的侄子與傳記作者昆汀・貝爾（Quentin Bell）都認為她會深受精神疾病折磨都該怪罪於她曾受到性虐待，她和她的姊姊都受到了同母兄弟喬治（George Duckworth）和杰拉德・達克沃斯（Gerald Duckworth）的傷害，吳爾芙曾在她的自傳散文中提到這件事。在她於1941年自殺之前，吳爾芙ㄧ直飽受抑鬱症、躁鬱症和幻聽所苦（註18）。
“原始主義”（primitivist）運動正是萌發自這些圈子，它奠定了這個世紀頭二十年的前衛繪畫、音樂以及文學運動。這場運動的代表有畢卡索的立體主義畫作、赫胥黎與W.H・奧登的摯友史特拉汶斯基以異教為主題的《春之祭》、擅長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的葛楚・史坦的中篇小說《有幸三生》（Melanctha）。
葛楚・史坦對前衛藝術運動的呼應比其他人任何人都多。身為羅素的好友，史坦在威廉・詹姆斯的指導下從哈佛大學畢業。在她們位於巴黎的住所，葛楚・史坦和她的哥哥利奧（Leo）開闢了第一間現代藝術館。他們收購的藏品都是來自1904－1913年間，它們也很便享譽全球。他們的藏品始於高更的《向日葵》和《三個大溪地人》還有塞尚的《沐浴者》與兩幅雷諾瓦的畫。在1905年的上半年，史坦兄妹買下了塞尚的《塞尚夫人像》和德拉克洛瓦的《柏修斯與安朵美達》。就在1905年的秋季沙龍（Salon d’Automne）開幕後不久，史坦兄妹便又買走了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跟畢卡索的《手捧花籃的少女》。截至1906年初，亨利・芒更、皮爾・波納爾、畢卡索、塞尚、雷諾瓦、奧雷諾・杜米埃、馬蒂斯、亨利・德・土魯斯・羅特列克的眾多畫作都已經齊聚一堂在了史坦兄妹的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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