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ICHARD SPENCE
不管你怎麼評價伊格納茨・蒂莫西・特雷比奇・林肯（Ignatius Timothy Trebitsch-Lincoln）這個人，都得承認他擁有常人難以相媲美的一生。伊格納茨・特雷比奇的故事始於1879年的匈牙利，他是一個富有的正統猶太家庭的孩子。時隔六十四年後，他以作為釋照空（Abbot Chao Kung）的身份在上海與世長辭。至少我們所知道的是這樣。特雷比奇在一生中曾使用過無數化名，還扮演過演員、小偷、犯罪、基督教傳教士、聖公會牧師、佛教和尚、國會議員、石油大亨、逃犯、自命的天才、國際間諜、軍閥顧問甚至是陰謀家。這些還只是我們可以肯定的部分。
特雷比奇的流浪一生已經至少催生了六部傳記，包括他自己的《一位冒險家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n Adventurer，1932）。截至目前為止，最全面的一部還是要數伯納德・沃瑟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1988年的《特雷比奇・林肯不為人知的ㄧ生》（The Secret Lives of Trebitsch Lincoln）。但即使是沃瑟斯坦的嘔心瀝血之作也無法填補全部的空白。與其它大部份傳記一樣，他筆下的特雷比奇是一個變色龍般的自大狂，且他對名利的追求亦幾乎都已失敗收場。總之，特雷比奇是一個精神不穩定卻又極度自信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虛偽、陰險的惡棍。
這就是特雷比奇・林肯，但或許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無論是他自己宣稱的任何事情，還是任何有關於他的事情，都必須要審慎以對，對待林肯的那些標準觀點也許有些操之過急，以至於把ㄧ些“沒有憑據”的說法全都直接斥為純粹的妄想了。
相比之下，像是法國神秘主義者勒內・蓋農（Rene Guenon）和讓・羅賓（Jean Robin）這些作家卻看見了特雷比奇更為詭祕且險惡的一面。對蓋農來說，特雷比奇很顯然是“反啟蒙力量（Counter-Initiation）的走卒”，是試圖阻撓和誤導人類啟蒙的隱秘勢力的手下。羅賓聲稱他為可怕的“七十二未知至高者”（72 Unknown Superiors）賣命，隸屬這些人的組織包括了神秘的青龍會（Green Dragon Society，註1）羅賓及其他人甚至還相信他曾影響過阿道夫・希特勒（註2）。歷史學家吉多・普雷帕拉塔（Guido Preparata）更直言特雷比奇是“納粹主義的助產士”（註3）。普雷帕拉塔堅持特雷比奇“既不是間諜也不是冒名頂替者，（但是）很可能就像（亞歷山大・海爾芬〔Alexander Helphand〕）格爾方德一樣是一位精通顛覆活動藝術的‘專家’，他們那些人都屬於一個更廣闊的僱傭軍網絡，其通過權力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形成了起來。”（註4）起碼可以說，這是一個有趣的可能性，但不是一個容易證明的可能性。
特雷比奇・林肯的生平太過冗長，因此本文只會總結性地討論。我們要將重點擺在有關於他個人及其事蹟的這兩個神秘領域。首先，特雷比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牽涉了間諜活動？其次，他與秘密社團和神秘學又有什麼關係，還有這是如何影響了他對佛教跟西藏的迷戀？
身為間諜的特雷比奇・林肯
沃瑟斯坦認為特雷比奇的秘密特務身份基本上都是子虛烏有，而且沒有“哪怕是一絲令人信服的證據”可以證明林肯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從事過間諜活動（註5）。然而，平心而論，秘密活動就其本質當然很難被證明存在。如果做得夠好，這些活動甚至不應該留下任何罪證。
英國作家唐納・麥考米克（Donald MacCormick，又名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卻堅定主張特雷比奇確實是ㄧ名間諜。如果說沃瑟斯坦很少會偏離充滿可靠性（或者其實並不可靠？）的官方文件，那麼麥考米克則是雷切地接受各種非正式且未必有根據的消息來源，包括謠言與傳聞。不過，麥考米克本人是英國海軍情報官員，他擁有與不得見光的世界及其居民打交道的第一手經驗。
麥考米克懷疑特雷比奇早年的宗教皈依和旅行（1897－1902）是在為情搜活動作掩護，儘管無法確定是為了誰（註6）。這同樣也適用於他後來皈依佛教。
麥考米克接受了特雷比奇在早年曾經拜訪過南美洲的說法，而沃瑟斯坦認為“這個故事缺乏其它獨立的佐證。”（註7）麥考米克相信特雷比奇去過阿根廷，與他照面的是一位名叫艾薩克・羅伯茨（Isaac Roberts）的威爾斯移民。據麥考米克說，羅伯茨將年輕的特雷比奇引薦給了正開始嶄露頭角的英國政治家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註8）。麥考米克更進一步指出，特雷比奇對戰前歐洲社會境況的調查實際上是為勞合・喬治所做的政治情搜（註9）。麥考米克還說，特雷比奇曾擔任勞合・喬治的秘密石油顧問，與這個領域打交道也讓他認識，而且很可能是受僱給了臭名昭彰的“死亡商人”巴西爾・扎哈洛夫（Basil Zaharoff，註10）。早在1909年就有另一個消息來源聲稱特雷比奇跟扎哈洛夫關係親密，當然這也沒有實質證據（註11）。根據引述了艾薩克・羅伯茨的證詞的麥考米克，扎哈洛夫、勞合・喬治、特雷比奇是一個“鐵三角”，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另一個人的秘密”（註12）。例如，扎哈洛夫很清楚特雷比奇是間諜，並且不只是為了他自己和那個微不足道的威爾斯人，他其實也為德國人做事。麥考米克認為，特雷比奇早從1911年就已經開始向德國人兜售情報。
一戰是特雷比奇人生的轉捩點。從1897年左右抵達倫敦起，他便開始攀附英國聖公會並如願獲得英國國籍，甚至在1910年參選議員。但1914年卻使事情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特雷比奇犯了偽造罪，更令事情雪上加霜的是他試圖為英國和德國的情報部門當雙面諜。逃往中立國美國後，他以身為ㄧ名國際間諜的聳人聽聞又非常反英的懺悔而在紐約引起轟動。他的自白吐露了戰爭的秘密肇因與英國在其中的卑鄙作為。在經過被捕和長時間延宕以及登上媒體版面的越獄後，他在1916年被引渡至英國，在那裡被以偽造罪收押入獄。林肯先生在接下來幾年對英國的仇恨只與他的陛下對他的厭惡成正比，但也許這都只是表面上看上去如此。
有一種相反的觀點就認為，特雷比奇與英國的形同陌路是精心設計好的障眼法。按照這種說法，特雷比奇一直是英國的秘密特務，或許直到鞠躬盡瘁。普通的英國官員對此毫不知情，他受到了誹謗與騷擾也其實都是刻意為之；因此，在搖身一變變成大英帝國的仇敵後，他漸漸得到了帝國的真正敵人的關注跟信賴。
乍看下這是一個荒謬十足的想法，但話不要說得這麼絕。舉例來說，負責海軍情報部門的威廉・雷金納德・霍爾上將（William Reginald “Blinker” Hall）在1914年12月就當場就擒了笨拙地嘗試在英國和德國兩頭做雙面諜的特雷比奇。結果霍爾不但沒有逮捕他，反而建議特雷比奇趕緊利用護照的剩餘期限前往紐約。鑒於特雷比奇即將因偽造罪被捕，這不失為一個中肯且及時的建議。如前所說，特雷比奇一到美國後便開始宣揚反英言論，並試圖與德國皇帝的官員與間諜交好。這恰恰是早在特雷比奇之前幾個月就已來到美國的英國特務——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的慣用伎倆。雖然克勞利從未少做過他顯眼的叛逆行徑，但他也從來沒遭受英國政府的報復。這並沒有阻止勒內・蓋農將特雷比奇和克勞利稱為一對“兄弟檔”，他們兩人都在倫敦與柏林之間扮演雙面諜，同時也都是反啟蒙力量的打手（註13）。當然，與克勞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雷比奇最終待罪入獄。對此一個最簡單的回答是，特雷比奇是一個真正的叛徒，克勞利則假意是。或者，也許在這位自封的野獸成功在美國打入德國的人脈圈子時，特雷比奇卻沒有。他的德國同事對他似乎未有多少在乎，更不用說是因拉攏他而得到獎賞。那麼，特雷比奇的引渡與受審會不會其實是掩蓋跟懲罰失敗間諜的止損舉措？
特雷比奇曾經且依舊是英國間諜的想法在法國圈子裡特別受歡迎。據麥考米克指出，法國人自1914年以來就一直在懷疑他，當時他們發現他正打著阿爾及利亞石油的主意，可能是奉著背信棄義的英國佬（Perfide Albion）之命（註14）。蓋農就贊同這點，他還注意到了特雷比奇與中亞的英國特務的聯繫。法國作家羅伯特・布沙爾（Robert Boucard）在1937年就提出特雷比奇和勞倫斯（T. E. Lawrence）與格特魯德・貝爾（Gertrude Bell）一樣都是情報單位的人（註15）。特雷比奇的名字在20年代晚期的一些報導中常與勞倫斯並列。印度政府在1929年1月還不得不發表官方聲明否認這兩位冒險家涉嫌參與發生在阿富汗的麻煩（註16）。據說特雷比奇還以蘇聯代理人的身份在這些地方放長線釣大魚——正如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個指控將從別處獲得坐實。
吉多・普雷帕拉塔是特雷比奇英國間諜說最堅定的擁護者。他特別提起了特雷比奇在戰後德國的活動。普雷帕拉塔甚至還懷疑特雷比奇究竟是在英國坐牢，還是只不過是被暫時擱置下來等待新任務。沃瑟斯坦擁有林肯入獄多久的清楚記錄，但他和普雷帕拉塔都同意他被剝奪了英國國籍，並在1919年夏天被驅逐出境。
一如往常，他在戰後的柏林重新起身，當時魏瑪共和國正在緊緊維繫權力。不知何故，他突然對右派的陰謀黨羽充滿了信心。在1920年3月的卡普政變，政變者一度奪取了柏林控制權，但才撐了幾天便鎩羽敗逃。作為革命政權的新聞主管，特雷比奇曾短暫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他更夢想一舉當上未來的宣傳部長（類似戈培爾）。特雷比奇在卡普政變中的角色相當曖昧不清，有些人覺得他只是一個煽動者，但一份送達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卻宣稱他是“卡普政變的籌劃者”和“整場革命的領導者”（註17）。羅賓相信特雷比奇在他與德國軍國主義者的短暫聯盟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是他說服他們相信帝國的“富國強兵之道”在東方，這不知是巧合還是故意地和另一位曾在早期影響過納粹的“地緣政治學家”卡爾・豪瑟夫（Karl Haushofer）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理論不謀而合（註18）。羅賓認為特雷比奇跟豪瑟夫一樣都是希特勒和納粹的“啟發者”，也都是“七十二綠人”或“未知至高者”的手下（註19）。對於後者，他聲稱其與晦澀不明的青龍會（Green Dragon Society）與傳說中的阿加森王國（Agharthi）有關。
希特勒－特雷比奇的紐帶是亨內克・卡德爾（Hennecke Kardel）的精心傑作，他曾在20年代初透露特雷比奇的真實身份其實是摩西・平克爾斯（Moses Pinkeles），一位據稱曾資助過早期納粹運動的神秘猶太人（註20）。平克爾斯究竟是誰或是什麼始終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但很顯然他不會是到過中國冒險和從事間諜活動的特雷比奇。
普雷帕拉塔對特雷比奇在卡普政變中的角色另有看法。他認為，英國人利用特雷比奇作為“反暴亂策略的特務，好誹謗、挫敗、揭露及破壞一切反對魏瑪共和國的君主主義陰謀。”（註21）普雷帕拉塔引用了一份英國的報告，其中挑釁性地暗示了特雷比奇是在時任的戰爭部長溫斯頓・邱吉爾煽動或鼓勵下來到德國。”（註22）1921年3月的另一份美國軍事情報報告也提到了特雷比奇－邱吉爾的勾結，其信誓旦旦地宣稱他“過去與現在都仍是英國特務”（註23）。無論是否早已預謀，特雷比奇很快就讓他的君主制共謀者失敗，並帶著他們的檔案潛逃然後賣給捷克政府。
被他從卡普政變中救出來的其中一位“朋友”是普魯士軍官馬克斯・鮑爾（Max Bauer）。在政變過後，鮑爾輾轉來到莫斯科，擔任紅軍的軍事顧問。他會出現在那裡多少與德軍和紅軍的秘密勾結有關，但也有人懷疑鮑爾是在德國和後來的中國擔當蘇聯軍事情報單位的探子。普雷帕拉塔認為鮑爾跟特雷比奇是從1919年開始與蘇聯搭上線，更奇怪的是這兩人在逃出政變後的柏林時還帶著蘇聯大使館的文件（註24）。
林肯先生果然是一名赤色間諜嗎？英國當局曾在1919年推遲他離開英國的時間，直到一個短命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匈牙利崩潰，據說這是因為當局擔心他會回去自己的家鄉參加革命。前述的美國情報報告還聲稱，當右派份子的卡普政變敗相漸現後，特雷比奇遂開始轉移方向，並“企圖在德國實現布爾什維克主義”。透過幫助顛覆社會主義魏瑪政權和它的右派反對者，特雷比奇可能一直是在為莫斯科的利益服務。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報告還提到了更多與布爾什維克有關的陰謀。在1921年4月也傳出消息稱，特雷比奇“積極參與了紅色運動”和“為了蘇聯政府的利益在奧地利與匈牙利活動”（註25）。美國官員因此對於報告中說他要踏上美國感到憂心忡忡。
身為神秘主義者的特雷比奇・林肯
他在10月的時候開始以帕特里克・凱蘭（Patrick Keelan）這個化名抵達中國。他在那裡成為了一連數位軍閥（包括吳佩孚與楊森——譯注）的顧問與財務代理人，他可能也會為任何願意出錢的人施展影響力和兜售情報。麥考米克認為特雷比奇是奉著德國的利益來中國工作，促成此行的是他在前去紐約後結識的一位“熟識”。這個熟識就是阿爾伯特・奧托（Albert T. Otto），這位德裔美國商人顯然對凱蘭/特雷比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讓他不惜贊助他五萬美元（註26）。然而，奧托自己就是一個不單純的人。在1917年之前他曾是克虜伯公司在美國的代表，然後又因為被質疑德國特務而受到調查（註27）。他很可能也在1921年扮演了同樣的角色，為人在柏林的特雷比奇提供資金。
特雷比奇在東方發現，對他的服務感興趣的還有其他人：日本人。“林肯受到日本特務人員的關注很久了，”麥考米克說，其中包括有“滿洲的勞倫斯”之稱的土肥原賢二以及黑龍會的重要人士，該團體為日本帝國提供間諜和顛覆活動服務（註28）。麥考米克相信特雷比奇是黑龍會的“積極合謀者”，但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註29）。
為了徹底摸索這些聯繫，我們得要來釐清特雷比奇與神秘學的關聯。先回到1898年，那時他剛在名義上皈依基督教不久。在短暫回到匈牙利後，他“因為編輯過一些靈性文章的緣故，而對秘儀宗教產生了興趣。”（註30）幾年後，作為肯特郡阿普爾多爾（Appledore）的聖公會牧師，特雷比奇認識了前印度軍官哈羅德・貝克特（Harold Beckett），後者成為了這位年輕牧師的西方神秘學“啟蒙導師”（註31）。貝克特據說曾接觸過歐洲大陸的神秘主義者，諸如安泰爾姆・菲利普（Maitre Philippe）和他的弟子帕普斯（Gerard “Papus” Encausse）。傳說貝克特向他透露的其中一個秘密是，在每個世代都會出現七十二位“真人”（true men，註32）。不論特雷比奇是否相信他自己就是這些選民之一，或是他們是否和“七十二未知至高者”有任何關係都還有待釐清。據瑟奇・于坦（Serge Hutin）說，有了這種指導，特雷比奇陸續加入了多個秘密社團，包括共濟會、東方聖殿騎士團（Ordo Templi Orientis）還有中國三合會（註33）。
不過要直到1925年10月，他在天津的一間酒店裡歷經“神秘體驗”之後，他的神秘傾向才逐漸表露出來。“我做了一個偉大的放棄，我退離了這個世界。”他自己這麼說道（註34）。但是他擁抱的不是佛教，而是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的東西方神秘主義混合物－神智學。
特雷比奇經歷的啟示喚起了他對西藏這個神秘主義者與各路尋求者的聖地的強烈拜訪慾望。他多次請求英國當局允許他借道印度前往西藏，可是每次都被拒絕。他有沒有嘗試從中國前去西藏是個謎，不過的確是一個有趣的可能性。
特雷比奇對佛教與中亞的興趣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916年。在紐約等待引渡的時候，他曾吹噓說他在戰爭爆發前“一直是一名假扮成佛教和尚在中亞活動的間諜。”（註35）此外，他還聲稱自己已經提出了一套計劃要煽動“東方宗教大復興”，這將會一舉摧毀英國在亞洲的權力（註36）。這使我們不禁懷疑，他在1925年的改宗會否不過是在為長遠計劃做準備而已。
當然，西藏被普遍認為是歐亞大陸的戰略制高點，這在豪瑟夫的“地緣政治理論”中也有體現。英國、蘇聯、德國和日本特務都在20年代中葉的西藏蠢蠢欲動，特雷比奇無疑不會是唯一一個以宗教為幌子在那裡活躍的人（註37）。
但與其在那個終年飄雪之地，特雷比奇卻是選擇到斯里蘭卡的一座佛教寺院修行。使他出走這個出色隱居之處的原因是他的長子即將在英國被處死，罪名是謀殺罪。再次感謝英國當局出手阻撓，他沒能見到兒子最後一面，但他宣稱自己在斯里蘭卡的靈性導師幫助下與注定難逃一死的愛子進行了精神交流（註38）。
特雷比奇在接下來的幾年間不斷在遠東和歐洲之間來回，他的目的與財源也依舊如故的模糊不清。1926年8月，他以德國工程師赫爾曼・魯哈（Hermann Ruh）的身份入境紐約。他宣布自己接下來的目的地是日本，但他在繼續踏上旅途之前先在舊金山待了幾個月，他住在當地的一間日本酒店並拜禪師千崎如幻（Nyogen Senzaki）為師。這又再次讓我們回想起了麥考米克的斷言，即特雷比奇與日本情報機關互通有無，同時神秘莫測的青龍會也依舊陰魂不散。青龍會究竟是什麼，甚至是它是否存在都無人能回答，但據信它與日本和禪宗佛教有著歷史悠久的牽連。值得注意的是，卡爾・豪瑟夫被認為是青龍會錄取的二或三個西方人之一（註39）。特熱比奇・林肯會是其中之一嗎？特雷比奇還以多傑丹喇嘛（Dordji Den）這個名字出現在了泰迪・勒格朗（Teddy Legrand）1933年的小說《青龍七首》（Les Sept Tetes du Dragon Vert）裡面，這部小說聲稱青龍會是一個妄圖統治世界的國際陰謀組織（註40）。
特雷比奇在1928－30年這段期間的行蹤特別難以捉摸。人們說他到了上海、西藏、阿富汗等地，其中最有趣的也許是法國的尼斯。據羅賓說，特雷比奇以多傑丹喇嘛的身份住進了青藍別墅酒店（Villa Bleue，註41）。在一位富有的瑞士伯爵夫人督管下，這間別墅據說是歐洲各地的神秘主義者和“大師”聚會的場所。傳聞說，特雷比奇在那裡憑著他的“磁性魔力”（催眠？）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反過來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秘密知識（註42）。雖然1929年時特雷比奇肯定在法國，也很可能就在尼斯，但沒有堅實的證據可以證實他住在青藍別墅酒店。
還有說法是，特雷比奇是在拉薩外的色拉寺接受灌頂成為多傑丹喇嘛（註43）。事實上，他可能是在西藏接受過兩次灌頂，另一次是在1930年。沃瑟斯坦並沒有發現特雷比奇曾經到過西藏的明確證據，倒是有確鑿證明指出他是在1931年5月臨近南京的寶華山修道院獲得了比丘或和尚的身份。他就是在這裡得到了釋照空（Chao Kung）這個名字，他還為自己加上了“可敬的”作為前輟。所以，究竟多傑丹喇嘛其實只是蓋農和其他人的編造，還是特雷比奇真的接受過三次灌頂，更確切地說他到底被灌頂了什麼？
特雷比奇・林肯菩薩
特雷比奇對佛教表現出的熱誠想必要比他以前的其它信仰都要多。他剃度為僧不到一個星期就晉升到了菩薩級別。為此他還忍住疼痛在頭皮烙上了十二顆星星，它們象徵著生命之輪（Wheel of Becoming）的輻條。他還接受了嚴格的素食生活，而且公開露面時都不願脫下和尚長袍。釋照空在1932年夏天再次乘船前往歐洲。他的第一站是馬賽，他在那裡接見了來自尼斯的佛教代表團。他顯然早在四年前的訪問時就知道了這些人。他在尼斯待了幾個星期，然後繼續前往他真正的目的地——柏林。
1932年秋天的德國正是魏瑪共和國窮途末路的時候。希特勒的納粹黨在最近的選舉大有斬獲，而他本人也會在幾個月後被任命為總理。同樣勢頭正盛的還有廣受歡迎的通靈者埃里克・揚・漢森（Erik Jan Hanussen），他是納粹的最愛，直到他的預言漸漸變得太忠言逆耳。漢森（他和特雷比奇一樣都是猶太人）知道釋照空人在柏林，他還在通靈者的論戰中公開為他辯護（註44）。據說在此時的柏林還有一個“戴綠手套的人”（或喇嘛）神出鬼沒，他是一位與西藏的大師們和青龍會有聯繫的亞洲神秘主義者，甚至特雷比奇本人都可能與此有關（註45）。
新生的納粹政權拒絕續簽特雷比奇的簽證，於是他被迫在1933年初重返上海。不過，他的歐洲之行並非是空手而歸；他帶著十幾名左右的侍從回到了中國，其中有幾人是來自尼斯的那群人。現在他有了自己的小教派，他更以方丈自居。他的教團在這一年的秋天正式誕生。
怪的是，參加教團的人居然有蘇聯駐華大使狄米崔・鮑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儘管沃瑟斯坦認定這些細節都“純屬巧合”，可是特雷比奇的名字卻繼續與整個30年代的其他蘇聯官員或特務糾纏在一起（註46）。舉個例子，特雷比奇在1936年照例拜訪了沃斯特瓦格公司（Wostvag）的中國辦事處，這家德國貿易公司因與共產國際跟蘇聯軍情單位的關係而聞名。
他的名字也繼續出現在日本特務和掌權人士身邊。麥考米克聲稱特雷比奇暗地參與了拉攏前滿清皇帝溥儀進入日本陣營，進而把他扶植成偽滿洲國的統治者（註47）。沃瑟斯坦承認確實有說法指出特雷比奇是溥儀的知己，但這同樣無法獲得文件證實。
可敬的釋照空在1934年成立了真理社（League of Truth），旨在推廣特雷比奇個人版本的佛教。真理社的徽記是反向旋轉的卍。有些人認為他把這個教派變成了對抗大英帝國的工具，或許是為了更好地為他的東京僱主服務（註48）。更叫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也是在1934年，他最後一次嘗試入境英國。他在被捕之前起碼踏上了利物浦，接著又坐船回上海。途中他還被神戶的日本警方審訊。想當然，這也為情報匯報提供了理想的掩護。
他對西藏的熱情亦從未澆熄。大約在1935年，他與一位名叫吉恩・魯賓（Gene Roubin）的俄羅斯冒險家（又一個蘇聯聯繫？）攜手合作，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向西藏出發。三年後，人在中國的英國官員收到了令人震驚卻毫無道理的報告稱，特雷比奇確定正在前往拉薩的路途上，而且他還自稱是達賴與班禪喇嘛轉世！（註49）
30年代末，釋照空在上海建立了一個或多或少是永久性質的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甫一爆發不久便慷慨激昂地出面呼籲和平。他要求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政府（但沒有日本）立刻放下屠刀，並警告說：“要不然的話，藏傳佛教的至尊大師...將會釋放出你們完全聞所未聞的力量，屆時你們只能坐以待斃。”（註50）他是在代表“七十二人”或阿加森的大師在發言，又或者他只是在自吹自擂而已呢？無論如何，各方交戰國領袖無一人對他予以理睬。
在戰爭期間的上海，特雷比奇選擇與納粹和日本官員合作。據信他從1942年開始成為“第五縱隊作家團隊的一員，負責替日本設立在西藏的秘密電台進行廣播。”（註51）上海的德國XRGS廣播電台負責人也曾徵詢過他的意見，希望他去西藏設立針對印度的宣傳廣播。特雷比奇還和阿勃維爾（Abwehr）的上海電台（Buero Siefkin）共事，其在1941年曾回報柏林當局說，釋照空一直以來都是“黃帽派喇嘛委員會”（Grand Council of Yellow Cap Lamas）的一份子，這些人在西藏跟印度都有很大的影響力（註52）。他甚至贏得了蓋世太保在當地的代表“華沙屠夫”約瑟夫・梅辛格（Joseph Meisinger）的信任，後者想要利用一個拙劣的計劃將特雷比奇送往柏林。
但特雷比奇最終沒有再離開上海一步。他在1943年10月6日病逝於日本人經營的醫院，有人說他是被毒死的。謠言盛傳他其實是自殺，或是被往昔的納粹友人謀害。理所當然的也有人宣稱他還活著。麥考米克注意到，《錫蘭時報》（Times of Ceylon）曾報導說，這位曾經的國會議員被人在印度大吉嶺目擊到，他一直好端端地生活在西藏的跟前。除了貪婪的自大狂以外，伊格納茨・蒂莫西・特雷比奇・林肯究竟是何方神聖始終是一個眾說紛紜的難題，也許永遠不會有解答。傳說和揣測明顯要多過他真正的事實，但已知的事實似乎卻又都不足以構築完整的故事。他可能是英國秘密特務裡最隱秘的一個，就如同他與蘇聯情報單位的關係也同樣令人著迷。他所接觸或至少是意識到的、那活躍在世上的更高層次且更隱蔽的權力人士也同是如此。至於這些人到底是不是蓋農口中的“反啟蒙力量”恐怕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或許甚至連特雷比奇自己都說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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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Jean Robin, Hitler: l’elu du dragon (Paris: Guy Tredaniel, 2009), 140
2. Ibid., 77, and Serge Hutin, Governantes Invisiveis e Sociedades Secretas (Sao Paulo: Hemus, 2004), 46.
3. Guido Preparata, Conjuring Hitler: How Britain and America Made the Third Reich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5), 111.
4. Ibid., 102.
5.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Secret Lives of Trebitsch Lincol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122.
6. Richard Deaco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Taplinger, 1969), 197.
7. Wasserstein, 31.
8. Deacon, BSS, 198.
9. Ibid., 198-199.
10. Ibid., BSS, 199.
11. George Tallas and Anthony Stephen, Peddler of Wars: Sir Basil Zaharoff Story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7), 83.
12. Donald McCormick, Peddler of Deat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Basil Zaharoff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5), 10.
13. Rene Guenon to Rene Schneider, 13 Sept. 1936.
14. Deacon, BSS, 199.
15. Robert Boucard, Paris Soir, (24 Oct. 1937).
16. “Afghan Throne,” The Argus [Melbourne)] (24 Jan. 1929), 7.
17. Investigative Case Files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BI), #202600-1356, “Trebitsch Lincoln and the Kapp Putsch,” AmMission, Budapest, c. 1920.
18. Robin, 94.
19. Ibid., 90, 140.
20. Hennecke Kardel, Adolf Hitler—Founder of Israel (San Diego: Modjeskis Society, 1996), 53-54.
21. Preparata, 90.
22. Ibid., 108.
23. BI, #202600-1356-2, 5 March 1921, Col. Smith, MID to Baley, BI.
24. Preparata, 106, and BI, #202600-1356, “Trebitsch Lincoln and the Kapp Putsch.”
25. BI, #202600-1356, Baley to B. Morton, 22 April 1921.
26. Wasserstein, 231.
27. BI, #200975, Senes Detective Bureau to BI, 20 May 1918.
28. Richard Deacon, Kempei Tai: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Beaufort Books, 1983),134-135.
29. Ibid., 134
30. Wasserstein, 35.
31. Hutin, 28.
32. Robin, 103.
33. Hutin, 46.
34. Wasserstein, 256.
35. David Lampe and Laszlo Szenasi, The Self-Made Villain: A Biography of I. T. Trebitsch-Lincoln (London: Cassell, 1961), 79.
36. Ibid.
37. See, Richard Spence, “Red Star over Shambhala: Soviet, British and American Intelligence & the Search for Lost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New Dawn, #109 (July-Aug. 2008), 53-58.
38. Bernard Grant, To the Four Corners.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33, 181.
39. Wulf Schwartzwaller, The Unknown Hitler (New York: Berkley Books, 1990), 100.
40. Richard Spence, “Behold the Green Dragon: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an Asian Secret Society,” New Dawn, #112 (Jan.-Feb. 2009), 71.
41. Robin, 95-96.
42. Ibid.
43. Ibid.
44. Mel Gordon, Erik Jan Hanussen: Hitler’s Jewish Clairvoyant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1), 224.-225
45. Hutin, 47, and “El Lama de los Guantes Verdes,” www.bolinfodecarlos.com.ar/020906_lama_guantes.htm.
46. Wasserstein, 301.
47. Deacon, BSS, 151.
48. “Trebitsch Lincoln, el Espia Ingles Que Se Convirtio en Enemigo de la Gran Bretana,” Prensa (23 Feb. 1936).
49. Wasserstein, 306-307.
50. Ibid., 309.
51. Lampe, 204.
52. Wasserstein, 311.
本文作者理查德・史賓塞博士（Dr. Richard B. Spence）為愛達荷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從1986年開始在那裡任教。他的興趣涵蓋當代俄羅斯、軍事、間諜和神秘學歷史，著有《秘密特工666：阿萊斯特・克勞利、英國情報界與神秘學》（Secret Agent 666: Aleister Crow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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