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安長老會紀要
尼采的妹妹兼首席推廣人伊莉莎白曾熱情地盛贊希特勒就是他哥哥千呼萬喚的“超人”（註1）。1932年，她在墨索里尼的百日德國出訪期間收到了一束希特勒送來的玫瑰花，希特勒甚至在1934年親自登門造訪，並到尼采的墳前獻上了一簇上面寫著“獻給一位偉大鬥士”的花圈。伊莉莎白在同年送給了希特勒尼采生前最喜歡的拐杖，而希特勒則讓人拍了一張他凝視著自己偶像的大理石半身像的雙眼的照片。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在他撰寫的傳記《沒人認識的希特勒》（Hitler as Nobody Knows Him）曾就這張照片點評說：“被元首凝望的這位德國哲學家的思想滋養了兩個偉大的群眾運動：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註2）
為什麼納粹會認為尼采將它們的野心闡釋得淋漓盡致其實不難理解。在尼采看來，邪惡這個觀念根本是源自於嫉妒他們主人的被征服者。他把這種傳統稱之為“奴隸道德”，這被他追溯至猶太教傳統，並與充滿野性與活力的雅利安傳統形成對比。在《道德譜系學》（The Genealog y of Morals）中，尼采介紹了他最具爭議性的其中一個比喻－“金髮野獸”（blond beast），其在他眼裡就好比是一頭“在貪求戰利品與勝利的慾望間華麗地遊蕩”的猛獸。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裡，尼采更公然宣稱唯有超人有權定義至善，就連“至惡”也是等著被他合理化。
納粹是尼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優生學，以及之後將被通稱為新紀元思想的神秘學信仰的第一次政治化展現。納粹的古怪信仰並非沒來由的突變，而是內在於由布爾沃・利頓領導的SRIA的沙巴蒂人神秘學傳統的延伸，另外SRIA以卍來比作玫瑰十字會紅十字。納粹的學說融合了布爾沃・利頓的《即臨之族》思想還有布拉瓦茨基的雅利安人亞特蘭提斯起源理論。因此，納粹學說乃是立基於主張雅利安人曾盤踞中亞的觀念，他們在那裡傳播著後來遺留在藏傳佛教中的所謂“東方卡巴拉”。
據拉比安特曼說，希特勒是他母親克拉拉・波茨爾（Klara Polzl）與一位沙巴蒂派法蘭克主義者蓄意透過儀式實踐誕下的結果（註3）。事實上，希特勒的猶太和非洲血統已被最近的遺傳學研究證實（註4）。在《阿道夫・希特勒：以色列的奠定者》（Adolf Hitler: Founder of Israel）中，亨內克・卡德爾（Hennecke Kardel）引用了一本題為《希特勒到來之前》（Before Hitler Came）的書，它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迪特里希・布朗德（Dietrich Bronder）的猶太人，他在書中聲稱不僅希特勒是，甚至包括他的主要同黨幾乎都是猶太人。正如亞伯拉罕・杜克爾指出，考量到他們融入基督教社會的程度：“納粹的百科全書《真理的標誌》（Sigilla Vrei）對法蘭克主義者隻字未提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顯然，納粹的系譜學家更樂意讓他們看上去像是自力更生，並擔心事實真相可能會令許多重要人士尷尬不已。”（註5）
著有《希特勒的猶太士兵》（Hitler’s Jewish Soldiers）的馬克・里格（Mark Rigg）更披露，在德國軍隊中被納粹根據20世紀30年代中期首次頒佈的種族法律歸類為猶太人或“混血猶太人”（Mischlinge）的士兵數量其實相當驚人。為了讓士兵繼續在軍隊服役，或是免除其家人或親屬的監禁或處決而發下的“豁免”也非常多。希特勒自己的簽名也可以在許多這些“豁免令”中找到。里格證明了具體的數字遠比過往所以為得還要更多，可能有多達十五萬名猶太人都在為納粹政權服役，包括授勳的退伍軍人和高階軍官，甚至是將軍與大將。
沙巴蒂人在納粹黨崛起背後扮演的角色，幾乎完全就與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創世人西奧多・赫茨爾概述過的如意算盤無異，這個算盤就是透過煽動反猶主義來反其道而行為以色列建國確立口實。對沙巴蒂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在於正統猶太教實際上是如假包換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妥拉》的教導完全相違。同樣的，正統派猶太人也很反彈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政府，後者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他們眼裡是對猶太人生活方式的破壞。
猶太復國主義最初是一個世俗運動，它並不訴諸猶太傳統，但卻仍然利用猶太人的救贖情結來喚起他們的共鳴。因此，澤維・賈鮑京斯基（Zeev Jabotinsky）就在1919年的《國土報》（HaAretz）上這麼寫道：“在這個民族家園裡，我們將宣布那些負於擺脫流亡枷鎖、拒絕剃掉鬍子和邊落（side-locks）的猶太人為二等公民。我們不會給予他們投票權。”（註6）誠如《赫茨爾與猶太復國主義》（Herzl and Zionism）這部希伯來語紀錄片的導演們所指出：“事實上，猶太復國主義者是故意利用宗教術語來拉攏仍舊舉棋不定的猶太人，但他們的真實意圖卻是要創立一個違背所有宗教原則的國家。”（註7）
在提到成為納粹反猶主義的典型“猶太人”刻板印象時，赫茨爾說：“富有的猶太人控制了世界。政府和國家的命運幾乎全都操之在他們手中。他們讓各國政府互相攻伐，又讓它們照著自己的旨意實現和平。當富有的猶太人開始動起來時，那些國家跟統治者就得陪舞。不管怎樣，最後發財的還是他們。”（註8）他繼續說道：“反猶主義這個氣勢驚人又根深蒂固的群體意識力量並不會真的傷著猶太人。我發現它其實反而有助於塑造猶太人的品格——使他們變成一群受過教育的人——接受同化的教育。同化只能藉由困境來實現，猶太人ㄧ定會適應的。”（註9）最後他總結道：“我的腦海萌生了一個主意，那就是要號召起反猶主義者，使他們成為猶太人的驅逐者。”（註10）
對猶太人影響力的描寫最臭名昭著一個例子就是《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它曾被歷史學家諾曼・科恩（Norman Cohn）形容是希特勒的“種族滅絕許可證”。這場據稱曾經真實發生過的猶太復國主義會議展示了一個企圖統治世界的猶太－共濟會陰謀。正如我在《黑色恐怖，白色士兵》（Black Terror White Soldiers）中所證明的那樣，《紀要》其實是孟菲斯－麥西禮的成員以隸屬於錫安會的以色列世界聯合會為靈感編造出來的。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來自俄羅斯方面的證詞出現在了伯爾尼公審（Berne Tria）上，這是一場召開於1933－1935年的瑞士伯爾尼的著名審判，就是這場審判將俄羅斯情治單位奧克瑞納（Okhrana）頭子彼得・拉奇科夫斯基（Pyotr Rachkovsky）與《紀要》的偽造關聯了起來。據信，拉奇科夫斯基的手下是利用被帕普斯發現的早期《紀要》版本進一步加工編纂而成（註11）。
帕普斯被認為應該是《紀要》的最初撰寫者，當時他一直在積極呈報安泰爾姆・菲利普及其黨羽意圖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陰謀。帕普斯也看過來自秘密共濟會會館的一系列《紀要》內容，這些會館誓言要摧毀俄羅斯皇室（註12）。它們的行動是針對俄羅斯政府的重要人物下手，特別是拉奇科夫斯基和他的同黨塞吉・威特，他是布拉瓦茨基的表弟，以及阿格旺多傑喇嘛的支持者烏赫托姆斯基親王的鐵桿盟友（註13）。據帕普斯說：
“很多時候，衝突未必都是在國家之內或異國之間徑自發生，而是舞台演員一旁的後台搬運工在精心計算，好使這些衝突無可避免...各個國家分崩離析的情勢都是秘密設計好的，這麼做為的都是要確保少數人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少數人有的大名鼎鼎，有的不為人知，後者向來都隱藏在公開局勢的背後。在今天，擁有黃金已經了成了掌握至高地位的保證。此時此刻在暗中操縱歐洲政治的正是金融集團...那個在幾年前的歐洲誕生的金融集團，如今變成了無所不能的強權，它的最終目標是要壟斷全世界的市場，為此更需要掌握政治影響力。”（註14）
《紀要》是在1905年被莫斯科外國宗教部的官員瑟吉・尼羅斯教授（Sergei Nilus）首次出版。尼羅斯後來在1917年自稱，他曾從權威人士那裡得知《紀要》是西奧多・赫茨爾在舉辦於1897年的瑞士巴塞爾的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First Zionist Congress）上提出的戰略計畫（註15）。他聲稱自己是在1901年從熟人那獲得了該文件的副本，這位熟人向他保證副本做到了對原始文件的忠實翻譯，而文件又是被一位女子從一位曾出席在法國某處舉辦的絕密會議的高階且富有影響力的共濟會員那裡偷來的。
當俄羅斯記者維克多・馬斯登（Victor Marsden）於1920年在《倫敦早報》（The London Morning Post）上首次以英文開始連載《紀要》時，這些內容被人們普遍信以為真。然而，《倫敦早報》在1921年8月刊登了菲利普・格雷夫斯（Philip Graves）所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聲稱《紀要》基本上是抄襲自莫里斯・喬利1864年的著作《馬基維利與孟德斯鳩在地獄的對話》。喬利是阿道夫・克雷米耶的門生，後者是以色列世界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麥西禮的最高委員會成員與蘇格蘭禮總大師（註16）。喬利本人就是猶太人及終生的共濟會員跟麥西禮成員（註17）。
據博爾頓（Bolton）和馬斯登說，尤莉亞娜・格琳卡（Yuliana Glinka）在1844年出錢讓喬利的麥西禮會館成員約瑟夫・舒斯特・夏皮羅（Joseph Schorst-Shapiro）去打探了一些敏感信息，並弄來了一份《紀要》副本（註18）。格琳卡隨後將副本交給了一位朋友，後者之後又把它給了尼羅斯。格琳卡是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的代理人，也是布拉瓦茨基的摯交（註19）。《紀要》第一次被俄國媒體談起要說回1902年4月的聖彼得堡《新時代報》（Novoye Vremya），撰寫報導的是著名保守派評論家米哈伊爾・門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他“報導了一位時髦的女士（尤莉亞娜）是如何邀請他去她家，然後讓他過目了這份重要非凡的文件。身居在優雅公寓並操著一口流法語的這位女士告訴他，她曾與死後的世界有過直接接觸，之後她更引導他認識了神智學的奧祕...最終，她也讓他獲悉了《紀要》的秘密。”（註20）
圖勒會
根據著有《邪惡聯盟》（Unholy Alliance）的彼得・列文達（Peter Levenda）的說法，神智學的種族理論是通過阿萊斯特・克勞利的OTO，從黃金黎明直接影響了納粹主義。克勞利曾在1933年的一篇發表在《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Dispatch）上的文章中語出驚人說：“我就是在希特勒之前的那個人。”（註21）克勞利後來更吹噓說，從赫爾曼・施勞寧（Hermann Rauschning）的那本揭露了希特勒的虛無主義、狂熱主義、窮兵黷武與反覆無常性格的《希特勒談話錄》（Hitler Speaks）來看，希特勒似乎引用了他在《律法之書》裡說過的話（註22）。據他的猶太同性情人維克托・紐堡爾（Victor Neuburg）說，克勞利曾經在1938年與阿道斯・赫胥黎在柏林認識時向後者透露，希特勒是一名親身修行的神秘主義者，而且OTO幫助了納粹攫取權力（註23）。希特勒的心腹圈中的一個人物也宣稱克勞利跟希特勒私下會面過數次，勒內・蓋農亦多次重申過這件事。在寫給他的傳統主義後繼健將與戰後的首席神秘學法西斯主義哲學家，尤利烏斯・埃佛拉的一封信中，蓋農暗示克勞利“很可能去柏林擔任了希特勒的秘密顧問。”（註24）
如同我在《黑色恐怖，白色士兵》中所詳述，還有由以色列研究人員埃拉德・普雷斯曼（Elad Pressman）證明的那樣，納粹與沙巴蒂人之間的詭譎聯繫因為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Rudolf von Sebottendorf）這個人而得到了進一步坐實，他是圖勒會（Thule Society）的創始人，納粹黨正是從這個組織衍生出來（註25）。法國作家讓・羅賓（Jean Robin）和他的法國同行勒內・阿魯（Rene Alleau）都指出，塞波騰道夫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建立一個堪比受其精神導師，山中老人領導的阿薩辛教派的軍事組織（註26）。1901年，塞波騰道夫隻身前往土耳其，並在當地加入了共濟會和改宗猶太人的拜克塔什教團（Bektashi Sufis，註27）。透過他與該教團的關係，塞波騰道夫的理論也跟土耳其版的納粹種族學說泛突厥主義產生了關聯。泛突厥主義是在19世紀60年代被匈牙利猶太復國主義者阿米尼斯・瓦貝里首次提出，他是巴麥尊子爵的代理人，亦是黃金黎明成員伯蘭・斯托克的《德古拉》靈感來源。瓦貝里深受喬瑪・德・柯洛斯影響，後者是布拉瓦茨基的重要學說來源，也是第一個向西方介紹香巴拉的人，他認為這個地方就在阿爾泰山脈和新疆，是土耳其人的起源地。藉由拜克塔什教團的影響，泛突厥主義開始呼求恢復將薩滿教恢復為土耳其的真正宗教。
根據歷史學家馬克・大衛・貝爾，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s）是另一個模仿馬志尼的青年運動的組織，而且主要都是由改宗猶太人組成：“他們全心全意接受種族理論，儘管他們改變了優劣順序，將土耳其人放在首位。到了1906年，基於歐洲偽科學種族理論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了聯合進步委員會（CUP）的指導思想。”（註28）在奧斯曼帝國崩潰後，青年土耳其組織擴大了泛突厥主義的野心並試圖利用全新的土耳其聯邦來進行一番汰舊換新。凱末爾於是開始宣揚阿加森傳說，他試圖創造一種民族優越感，以取代伊斯蘭教作為新土耳其世俗政權的身份認同（註29）。
阿加森傳說將泛突厥主義與納粹的圖勒神話扯上了關係。受希臘－羅馬地理學家認為“圖勒”是位在遙遠北方的神話土地影響，納粹神秘主義者相信它是古許珀耳玻瑞亞（Hyperborea）的首都，這是一片據說靠近格陵蘭或冰島的遠古失落大陸。據《納粹與秘密社團》（Nazisme et Sociétiés Secretès）的作者讓・克勞德・弗雷爾（Jean-Claude Frére）說，許珀耳玻瑞亞人在六千多年前遷徙到了戈壁沙漠，並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被他們稱為阿加森的新據點（註30）。這些觀念也多少受到了伊格內修斯・L・唐納利對於大西洋曾經存在作為雅利安人家園的失落大陸的猜測影響，卍在各地的分佈在他看來則代表了雅利安人的足跡。路易・雅克利奧特在《上帝的兒子們》裡把布爾沃・利頓的“維利”與圖勒的地底居民相提並論，他認為這些地底人將會利用自己的力量成為超人、主宰世界。
圖勒會因為圭多・馮・李斯特（Guido von List）的影響而採用了卍作為標誌，此人是德國雅利安秘學（Ariosophy）的早期領軍人物。李斯特深受布拉瓦茨基的神智學熏陶。在19世紀90年代，李斯特加入了一個維也納文學社團，其成員包括魯道夫・史代納和蘭茨・馮・利本弗爾斯（Lanz von Liebenfels，1874－1954）。蘭茨是熙篤會的修士，但他最終在1899年因“愛慾行為”被驅逐出會。蘭茨也是新聖殿騎士團（Ordo Novi Templi，ONT）的創始人，這是OTO的一個實踐密宗性儀式的分支（註31）。
李斯特創立了李斯特學會（List Society），它漸漸吸引了一些與眾不同的成員，包括幾乎所有維也納神智學會的成員及其主席弗蘭茲・哈特曼，他也是OTO的元老之一。哈特曼是促使德國神秘學復興的重要人物，這場復興始於神智學在1880年的普及。哈特曼曾在印度的阿德爾與布拉瓦茨基共事過一段時日，他後來又在1887年成立的維也納神智學會中認識了年輕的魯道夫・施坦納，後者後來出走創立了他的人智學會。作為國際神智學會分部的德國神智學會誕生於1896年，哈特曼是它的主席。哈特曼創辦的刊物《蓮花》（Lotusblüten）是德國第一本使用神智學的卍當作封面的公開刊物。
李斯特的雅利安秘學和他那宣揚“德國彌賽亞”將會拯救一戰後的德國於水火的預言，日漸受到圖勒會成員的歡迎，圖勒會也促成了德國工人黨（DAP）的誕生，該政黨之後便被阿道夫・希特勒重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據希特勒的傳記作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說，雖無證據證明希特勒是圖勒會的一員，但這個組織的“成員名單...卻幾乎囊括了納粹的早期同情者與慕尼黑的領頭人物。”這些成員包括魯道夫・赫斯、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和他的門生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後者是納粹黨的主要理論家與《紀要》的早期宣傳者，是他奠定了這些東西在納粹哲學中的核心地位（註32）。
青龍會
魯道夫・赫斯的導師是德國將軍卡爾・豪瑟夫（Karl Haushofer），正是他啟發了希特勒的地緣政治觀。豪瑟夫在1923年被赫斯引薦給希特勒，彼時的希特勒因為政變失敗被捕入獄，當他在1933年當上德國總理時，他便採納了主張雅利安人將征服東歐、俄羅斯及中亞的地緣政治學說。但是，正如合著了《魔法師的黎明》（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的鮑維爾（Pauwels）和伯杰爾（Bergier）指出，豪瑟夫的理論其實同樣有神秘學基礎。兩位作者表明，豪瑟夫是日本的佛教秘密社團光輝會（Luminous Lodge）以及圖勒會成員。
豪瑟夫宣稱我們有必要得“重返源頭”回到人類的中亞故土，那個“東方卡巴拉”之鄉，這就他的中心思想。豪瑟夫堅信，只要誰能控制這片故土，誰就可以控制世界。因此，他呼籲納粹應該對這個地方進行殖民統治，以便德國人可以進入其隱匿的權力中心。最關鍵的就是要找到雅利安人的祖先，即維利秘密的守護者（註33）。
鮑維爾曾經是葛吉夫的弟子，他在《葛吉夫大師》（Monsieur Gurdjieff）裡斷言，豪瑟夫就是葛吉夫在《與奇人相遇》中提到的“真理追尋者”之一。豪瑟夫應該和葛吉夫一道去過西藏，據說就是葛吉夫建議豪瑟夫採用卍符號（註34）。撰寫《希特勒到來之前》的迪特里希・布朗德也聲稱豪瑟夫至少在1903－1908年的西藏見過葛吉夫三次，他則引領豪瑟夫認識了西藏的奧祕。
據布朗德說，圖勒會通過一小群在1928年抵達柏林的西藏藏傳佛教徒而與西藏的秘密廟宇取得了聯繫。根據鮑維爾和伯杰爾，圖勒會渴望與香巴拉達成合作，但只有阿加森一方同意伸出援手。兩位作者解釋說，截至1926年，慕尼黑跟柏林已經出現了幾處印度教徒與藏人的殖民地，它們又被稱為綠人會（Society of Green Men），與豪瑟夫所屬的日本青龍會（Green Dragon Society）有千絲萬縷的關聯。綠人會的領導人是一名西藏喇嘛，又被叫做“戴綠手套的人”，據說他經常拜訪希特勒且握有阿加森的鑰匙（註35）。
泰迪・勒格朗（Teddy Legrand）在1933年出版的小說《青龍七首》（Les Sept Tetes du Dragon Vert）也提到了青龍會，這個團體由西藏喇嘛組成，並在暗中指導著納粹。“泰迪・勒格朗”是一個化名，這位作者的真名是皮埃爾・馬里埃爾（Pierre Mariel），他是一位與法國情報界有牽連的記者。馬里埃爾還是AMORC的法國總大師與馬丁教團成員，他曾暗示後者主導了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續的政治動盪，這也可能與青龍會有關（註36）。
小說中登場的間諜兄弟檔對被殺害的薩琳娜・亞歷山德拉（Tsarina Alexandra）身上發現的奇怪物體很感興趣，這東西上面有一段神秘的英文字跡：“S.I.M.P。青龍。你是對的。為時已晚。”他們很快就憑著馬丁主義者的六角“卡巴拉”符號確定了第一個元素代表“Superieur Inconnu, Maître Philippe”，亦即“靈性大師”帕普斯。在勒格朗筆下，安泰爾姆・菲利普試圖警告薩琳娜青龍會的威脅，這個團體的代表拉斯普京更在法庭上頂替了他。馬里埃爾還暗示，通過他與泛德國秘密社團的關係，人智學會創始人魯道夫・施坦納也涉及了這場陰謀。葛吉夫和安妮・貝贊特也出現在了故事裡。
因此，豪瑟夫顯然對希特勒灌輸了青龍會的教義，還有教導他葛吉夫的第四道，這是一套看似是依據自蘇菲派跟西藏喇嘛的教誨。在豪瑟夫的影響下，希特勒在1935年授權組建了德意志研究會，以便資助探險隊尋找雅利安人祖先的家園香巴拉和阿加森。探險隊在1939年去了西藏，其具體目的據說是要為第三帝國與喇嘛建立無線電通訊，布拉瓦茨基的《德基安之書》（Stanzas of Dzyan）更被用作柏林跟西藏在二戰期間的通訊代碼（註37）。鮑維爾與伯杰爾還主張，希特勒派遣探險隊其實是因為他企圖找到阿加森，他是從與“綠手套”的交流過程中得知了這個地方。
有兩名有可能是“綠手套”的候選人分別是伊格納茨・特雷比奇・林肯（Ignaz Trebitsch-Lincoln）和埃里克・揚・漢森（Erik Jan Hanussen）。梅爾・戈登（Mel Gordon）在《希特勒的猶太遙視者》（Hitler’s Jewish Clairvoyant）中討論了漢森在魏瑪晚期的柏林身為一名神秘主義者是如何為納粹服務。作為亞洲和密宗傳統的奉獻者，他結識了許多德國軍方及商業精英，亦與衝鋒隊成員關係密切。當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前途在1932年3月看似已窮途末路時，漢森卻預言納粹黨必將東山再起。精神分析學家沃爾特・蘭格爾醫生（Dr. Walter C. Langer）在1943年為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製作了一份希特勒的心理側寫，根據該檔案：“...在20世紀20年代初，希特勒會定期接受一位名叫漢森的職業占星學家和算命師的演講與群眾心理學教育。這個人非常聰明，他教導了希特勒舉辦集會以獲得最大戲劇效果的重要性。”（註38）
伊格納茨・特雷比奇・林肯（1879－1943）是一位來自匈牙利的猶太冒險家，他在1925年於中國旅行時在旅館經歷了一次“神秘體驗”後便轉向了神智學。他的啟示打開了他對西藏與佛教的興趣，然後他在拉薩外的一間寺院入教成為多傑丹喇嘛（Dordji Den），之後他又得到了釋照空（Chao Kung）這個新名字，他人在柏林的時候被漢森打聽到了，後者曾在靈媒的通信中公開捍衛他的聲譽（註40）。
德國獵人兼生物學家恩斯特・舍費爾（Ernst Schäfer）曾在1931年、1934－1935年、1938－1939年三度赴往西藏考察，據稱是為了運動和進行動物研究。探險隊的布魯諾・貝格博士（Dr. Bruno Beger）與達賴喇嘛十四世有交情，這位喇嘛被認為是納粹與西藏之間的特殊聯繫的代表（註41）。前黨衛軍軍官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一直擔任年輕的達賴喇嘛的導師直到20世紀50年代，他的作品都很有名，比如《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1952），這本書後來在1956年和1997年被兩次改編成同名電影，在97年版本中飾演哈勒的是布萊德・彼特（Brad Pitt）。哈勒和達賴喇嘛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將會伴隨他們終生（註42）。
與舍費爾在1934－1935年進行的探險相並行的另一場由尼古拉斯・洛里奇主持的探險。洛里奇在美國認識了《新時代》的阿爾弗雷德・歐雷吉和他的同事H.G・威爾斯。洛里奇最終變成了葛吉夫在美國的使者。洛里奇可能是從歐雷吉那裡聽說了葛吉夫早年曾在中亞旅行。他最開始先接觸了佛教密教的教義，接著又在聖彼得堡熟悉了香巴拉傳說，當時他正在阿格旺多傑喇嘛的指導下建造佛教寺廟（註43）。又名納迪爾・卡恩（Nadir Kahn）的阿基米德・阿卜杜拉（Achmed Abdulla）在1931年的紐約市向歐雷吉證實了他曾在西藏見到葛吉夫，而且他與阿格旺多傑喇嘛其實是同一個人（註44）。
在1922－1934年這段期間，蘇聯的祕密警察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一直在向洛里奇的探險隊提供支持。OGPU的“特別部門”部長博基（G.I. Bokii）曾是帕普斯的玫瑰十字卡巴拉會的成員，這個組織是馬丁教團的“內圈”，實踐密宗性儀式。博基讓同為前玫瑰十字卡巴拉會成員的亞歷山大・巴琴科（Aleksandr Barchenko）負責管理莫斯科實驗醫學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的一間研究催眠、心靈感應、遙視、超感官知覺（ESP）的特別實驗室，以求能將它們應用於情搜目的。博基也是巴琴科創立的聯合勞動兄弟會（Edinoe Trudovoe Bratstvo，ETB）的一員，組織的目的亦是要與香巴拉取得聯繫，它的成員還包括許多現在或以前的契卡官員與英國雙面諜（註45）。ETB持續活動至20世紀30年代被史達林解散為止，罪名是它們的神秘學活動屬於牽扯了遠東的英國情報單位的叛國陰謀。
博基還和精通西藏藥草的蒙古人皮奧特・巴德馬耶夫醫生（Dr. Piotr Badmaev）有交誼，這位醫生與阿格旺多傑喇嘛、烏赫托姆斯基親王、洛里奇以及布拉瓦茨基表弟塞吉・威特都是尼古拉二世的聖彼得堡宮廷中的同事，他們把尼古拉二世奉為“香巴拉的白沙皇”（註46）。1939年，愛德華・薩比（Edouard Saby）出版了《希特勒和神秘學力量》（Hitler et les forces occultes），他在這本書中形容希特勒是一個靈媒、魔法師和秘密社團成員，而且與西藏互通有無：“難道不是透過巴德馬耶夫的朋友特雷比奇・林肯，他教導了希特勒，傳授給他印度的秘密學校奧斯塔拉（Ostara）的學說，而喇嘛會在那間學校裡教授雅利安人的至高無上？”（註47）
不過，洛里奇對西藏的探險其實也受到了當時的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支持。華萊士也是神智學成員。根據亞瑟・小施瓦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尋求靈性成長的華萊士認識了幾個奇怪的先知，他邂逅了俄羅斯流亡者、畫家、神智學家尼古拉斯・洛里奇。華萊士為洛里奇帶來了很多好處，包括幫助他前往中亞探險，大概是為了收集當地的抗旱草。”在一封寫給洛里奇的信中，華萊士如此說道：“這場探險——無論是為了尋找共濟會的失落秘語或是聖杯，還是可以洞悉未來的秘密——這些都是非常有意義的目標。其它的一切都是業障在作祟。但人人都可以是加拉哈德（Galahad）嗎？也許我們真能尋得聖杯和它盛裝的那撮火焰。”（註48）
有不少人懷疑正是在洛里奇的啟發下，華萊士才決定把1782年的國璽設計添加入美鈔背面，其中最醒目的就是那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和全視之眼（註49）。華萊士在1934年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這個想法。據華萊士在一封寫於1951年2月6日的信中說：
“羅斯福看著國璽的彩色複製品，他對上面的全視之眼感到非常震撼，那是共濟會的宇宙偉大建築師的象徵。他也對所謂一個嶄新的時代秩序已誕生在1776年（光明會是在1776年5月1日成立）的想法印象深刻，但這一切只有在偉大建築師的注視下才能真正完成。羅斯福和我一樣都是32級的共濟會員。他建議將國璽圖案放在鈔票而不是硬幣上。”（註50）
在華萊士的幫助下，洛里奇還獲得了羅斯福對於《洛里奇協定》的支持，洛里奇本人更因而被提名諾貝爾獎。這項協定是在羅斯福參與下於1935年的白宮簽署。羅斯福在1929年成為了蘇格蘭禮的高階成員，然後在1934年的白宮中被封為紐約德莫萊會（New York Order of DeMolay）的名譽總大師。受到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的《失落的地平線》（Lost Horizon）這部以洛里奇的香巴拉之尋為靈感改寫，但把香巴拉改成了位於西藏山區、居民都享有長壽的烏托邦喇嘛仙境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小說影響，羅斯福在1924年把他位在凱托克廷山區國家公園（Catoctin Mountain Park）的新渡假地凱托克廷（Camp Hi-Catoctin，今大衛營）改成了同樣的名字（註51）。
華萊士的政治生涯後來因為他與洛里奇的關係而受到了一些不利影響，因為後者被人們指責是神秘怪人和騙子，當他稱呼洛里奇為“親愛的上師”的私人書信被公開時，他代表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參選總統的美夢也跟著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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