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ICHARD SMOLEY
如今，對於時代終結的恐懼——或是期盼——就像一股彌漫在空氣中的厚重蒸氣。有時人們設想這個終結意味著環境枯竭，也有時是基督再臨，甚至是太空兄弟的回歸。
包括1987年的和諧匯聚（Harmonic Convergence）先知荷西・阿圭勒斯（Jose Argüelles）、迷幻藥教宗泰瑞司・麥肯南（Terence McKenna）以及克里昂（Kryon）這些人都曾宣稱，2012年就是那個轉捩點。
其實還有一個默默無聞，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同樣有影響力的人亦經常在他的著作中談及被他與印度宇宙論的爭鬥時或曰“黑暗時代”相比較的世界終結問題，這個人就是法國秘儀哲學家勒內・蓋農（René Guénon）。即便他也沒有說那會是2012年或其它任何具體的日期，不過他的想法確實與這些對即將乍現的曙光的希望產生了共鳴。
出生在1886年的法國布盧瓦的蓋農自幼便接受了傳統的數學教育，他在年輕時開始對流行於巴黎的神秘學潮流萌生興趣，並加入了與共濟會，馬丁主義（Martinism）、道教、不二論（Advaita Vedanta）有關的秘儀團體。他在1911年更成為了由埃及酋長埃爾克比爾（Abder Rahman Elish El-Kebir）領導的蘇菲派的一份子。1930年，他搬家到埃及並在那裡皈依伊斯蘭教，此後他便一直保持著這個身份直到1951年去世。他在這段期間發表了大量的書籍、文章與評論來推廣他的學說，即所有的宗教均是源自於一個普世且原始的傳統。
對蓋農而言，依循傳統本身就是人類生活的最佳解（ne plus ultra）。他把傳統視為一種等級序列：各式各樣的高尚知識都是始於一個現已隱匿起來的靈性源頭，它們被通過種種“正統”傳統傳達給全人類，這些被他認可的傳統包括世界各大宗教以及例如共濟會這樣的團體。用更準確的方式來說，最原初的傳統其實是被保存在這些信仰的少數系譜之中，比如猶太教的卡巴拉、中國宗教的道教、伊斯蘭教的蘇菲派。他認為基督教的秘儀維度到了中世紀末時已經幾乎失傳，（如果還有的話）只為ㄧ些很小但又閉塞得難以接觸的團體保有。蓋農皈依伊斯蘭教的動機，部分就是出於他以為這些系譜在20世紀的西方已經完全喪失殆盡。
事實上，依蓋農自己的話說，這種傳統知識的傳播——他常以“教義”稱之——在我們這個時代陷入了徹底的一灘死水。他認為這是一個漫長的宇宙週期的必然結果，這個週期在印度教宇宙論中叫做曼梵達拉期（Manvantara），它可以分成四個宇迦（yugas）或時代：圓滿時（Satya Yuga）、三分時（Treta Yuga）、二分時（Dvapara Yuga）還有 現今的爭鬥時（Kali Yuga）。當前的世界所面臨的弊病與焦慮都是這個時代本身的苦果。現在，就讓我們來好好瞭解為什麼他深信這一點，而這對他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量的統治＆時代的徵兆
蓋農首先且無論如何都是一位形上學家——他幾乎可謂是最深入淺出地鑽研這個深奧主題的思想家之一。他理解的形上學關切的是普遍法則；任何境況的細節都只有當它們能與法則相並行的時候才有意義。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量的統治與時代的徵兆》（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1945）中，他寫道：“對於這種秩序的考慮，”——亦即那些事實性的細節——“除非它們代表的是哪些法則在特定情況下的應用，否則沒有任何價值。”（註1）
因此，蓋農從不把自己標榜為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先知。他不是一個空想家，他相信那些籠罩在眼下這個時代的空想預言其實都是陰險的“阻撓者”（counterinitiatic）勢力編造出來的謊言烏雲而已。如果他非得要談論未來的前景，“至少從最籠統的輪廓，去預見未來世界將是什麼模樣的話，”他堅持認為：“它也絕對不是依靠‘占卜’所知，而是完全根據自...時間自身的性質。”（註2）
使用“性質”（qualitative）這個字眼在這裡可能會顯得相當奇怪，但對蓋農來說，“質量”和“數量”之間的拉扯對理解這場力學遊戲至為重要。在他1931年的著作《十字架的象徵主義》（The Symbolism of the Cross）裡，他把現實比擬成一個三維的十字架——其除了有我們熟悉的長度與寬度之外，還多了高度與深度。位在這個十字架頂端的是他所謂的“絕對質量”（absolute quality）——一種因為不以任何數量的元素構成，所以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的抽象狀態（嘗試看看一個有趣的思想遊戲：去設想一個沒有任何數目或數量的宇宙，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十字架的底部則是“絕對數量”（absolute quantity）——這是另一種無法明瞭的抽象狀態（再一次，想像一個只有數量的宇宙，其中沒有任何像是顏色、形狀或其它任何特殊性質）。
在這個相對的關係中，絕對不可能達到任何一端的極端，但兩者卻會以某一方逐漸趨居強勢，另一方逐漸趨居弱勢的方式來影響每一個時代。根據蓋農所說，曼梵達拉期是一個漫長的週期，從最開始強調質量的時代——它是被印度教徒稱呼為圓滿時的傳奇時代，也是古希臘人所言的黃金時代——漸漸來到數量開始佔據上風的時代。這就是我們如今身處的時代，爭鬥時或希臘人口中的黑鐵時代。這就是為什麼蓋農要把眼前這個時代稱作“量的統治”的原因。他更強調，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主要特徵全都是數量的統治結果。
蓋農將現代哲學和科學當作他語出驚人的證據。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切意圖與宏願都發軔自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他將世界劃分成思想實體（res cogitans）與廣延實體（res extensa）。換句話說，世界被區分為經驗的（experiences）——這是廣延實體——和已經驗的（experienced）：思想實體。根據笛卡兒（至少蓋農的解釋是如此），所有質料（物質）都具有一種特徵——而且也只有這種特徵——那就是可延展性，而這正是可以被測量跟量化的特性。
雖然這些聽起來都很抽象，但蓋農認為，我也相信確實是如此——正是這種態度深刻塑造了過去幾個世紀的西方思想。就本質上來講，他說，唯物主義科學關心的是數量：“每當現代世界嘗試理解某物時，它總會帶上越來越具體的‘科學’觀點...試圖將一切都予以量化，任何不能被如此對待的東西都不值一提，甚至或多或少會被認為是不存在的（註3）。”不幸的是，這樣的後果確如蓋農所言，反而造成了許多關於量化本身的邏輯矛盾。純粹從數量去思考的科學相信同樣的原因必定會引發同樣的結果，但蓋農指出，這非常荒謬，因為你在這世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完全相同的兩件事。他還批評：“總有一種錯覺以為只要思考的基數夠大，就可以用作理論上的‘證明’；更何況只要稍微想ㄧ想就會知道，假使同一類事實始終是那般一成不變，那它們的效力理所當然不可能持續到永遠。”（註4）
這就是當代哲學家所說的“歸納的有效性問題”（the justification of induction）。你的理論依據都是過去曾發生過的類似事件；但你如何能解釋那些你沒見過的，又如何確定這些事件在未來也會繼續產生同樣的結果？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寫道：“有個人每天負責餵雞，養大後把牠的頭剁了，這件事可以說是從更精緻的角度展示了自然的始終如一性對已經懂得伸出頭的雞來說是多麼有用。”（註5）因果關係這個概念至少是有問題的（註6）。這些事實限制了科學對宇宙的理解與解釋。
“價值”的真正含義
正如上面那簡短的介紹所呈現，蓋農提出了深刻的哲學問題，而且當代的思想並沒有很成功的正面接招。但是，他在乎的是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在《量的統治》的其中一章〈劣幣驅逐良幣〉（Degeneration of Coinage）中，他從經濟方面探討了這個問題。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比貨幣還要更加純粹的數量了。但蓋農卻認為這是一種基於我們身處的時代之墮落才產生的錯覺：“所謂的‘經濟’觀點...還有貨幣天生固有的數量概念都不過是晚近以來才出現的墮落產物...貨幣的價值原本應該取決於它的是如何被鑄造、能保存多久，這些都是質的性質。”（註7）
蓋農說，貨幣在傳統社會擁有神聖的地位。不僅硬幣上會印有神靈圖像或其它神聖符號，而且貨幣也是由精神權威而非世俗權力在掌控。貨幣的本質是要從質量與數量上提醒人們何謂“價值”。然而，時值今日，“除了純粹的數量之外，已經沒有人能想到貨幣還可以代表什麼了。”（註8）甚至就連“價值”和“估量”一類的詞彙也都被剝奪了原有的質量特徵，當我們今天詢問一個人有多少價值時，我們幾乎總是從身價和股票而不是道德和精神方面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種定量方法現在已經無孔不入。“在一個傳統文明中，”蓋農寫道：“每件物品都會被盡可能地物盡其用，並使其隨時隨地都能有用途，由於人們真的有在使用它（而不是像現代人那樣對待被他們稱作是‘藝術品’的那些或多或少被認為已經死透了的東西），它甚至可以‘有助於’進行冥想...幫助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所長來自我提升。”（註9）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石匠的工具，例如直尺、圓規、鉛線，它們每一樣都有自己所要傳達的精神和倫理意義，為石匠在工作謹記。但現在這些大量生產的製品卻沒有任何意義與價值。
蓋農的批評就介紹到這裡，即便是這麼簡略的介紹就已經可以表露出他對當前時代的困境有著無與倫比的洞察力和先見之明。在1927年出版的《現代世界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World）中，他這麼說：“可以預期的是那些發現，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那些機械和工業發明，將繼續發展下去且腳步變得越來越急促，直到這個時代結束；考慮到它們自身所伴隨的毀滅風險，又有誰能知道假使有朝一日，事情演變至無可挽回的地步，它們會不會反過來變成災難的肇因之一？”（註10）
蓋農對於現代世界處處都繞著數量轉的指責還可以從其它例子得到實證。在2010年7月初的一篇討論BP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灣發生漏油事件的頭版報導中，《華爾街日報》寫道：“BP公司正在盡力確保可以搶在7月27日，也就是公司的公開討論會召開的最後幾週前修理好外洩的海灣油井，如此才能向投資者表明它已經控制住了越滾越大的金融負債。”為什麼BP公司會這麼在意這個日期？“7月27日是該公司預計將公佈第二季度的收益，並向投資者發表報告的日子。”（註11）換言之，儘管BP漏油事件是史上最嚴重的環境浩劫之一，它污染了大部份的墨西哥灣、毒死了無數生物、摧毀了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人們的生計，但這些都不是使該公司心急如焚的原因：它在乎的只有第二季度的收益報表。沒有什麼能比這件事更能清楚地顯明量的統治。
爭鬥時
所有這一切，都在蓋農開始討論起印度教傳統中的爭鬥時的時候顯得有些如屢薄冰。他說爭鬥時始於大概六千年前（註12），並且他認為這個時代的尾聲已近。他在《現代世界的危機》中寫道：“我們事實上已經步入了爭鬥時的最終階段，亦即‘黑暗時代’，除非是大災變突然降臨，否則全面性的崩潰不會發生。”（註13）並不是所有傳統說法都同意他的見解。印度教聖人兼知名瑜珈師帕拉宏撒・尤迦南達（Paramahansa Yogananda）的老師聖尤斯地瓦爾（Sri Yukteswar）在他的著作《神聖科學》（The Holy Science）裡討論了這個問題。聖尤斯地瓦爾說爭鬥時實際上已經結束，即便有很多印度教權威都沒有發覺這一點。諷刺的是，根據蓋農的說法，正是因為神聖源頭的隱匿才會造成無法正確計算宇迦更迭的情形。
傳統上爭鬥時是從毗濕奴的化身，奎師那戰死於《摩訶婆羅多》中記載的般度族與俱盧族兩大家族之間的戰爭的那一刻開始，有人把這場戰爭追溯到公元前3012年，也有人主張是公元前1400年（註14）。隨著爭鬥時的到來，堅戰（Yudhisthira）——般度族的國王——將他的王位傳給了他的孫子，帕瑞克夕（Raja Parikshit）。“與他所有的智者一起，”據聖尤斯地瓦爾說，堅戰“退隱到了喜馬拉雅山上，那是世間的天堂。因此，帕瑞克夕宮廷中無人能夠理解計算宇迦更迭的原理。”（註15）
聖尤斯地瓦爾認為爭鬥時在公元1699年便已完結。雖然他的觀點可能受到了他在英國受教育時接受的進步信念影響，所以並不一定與絕大多數印度教徒的想法相符（註16），無論如何，他聲稱自己對於“傳統”知識的理解遠高過蓋農。美國的吠陀教占星學家大衛・弗勞利（David Frawley）也同意聖尤斯地瓦爾的說法，爭鬥時確已在1699年結束（註17）。不管怎麼說，具體的時間仍舊沒有定論。事實上，許多傳統來源主張爭鬥時的持續時間是四十三萬兩千年。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它的終結可還遠著呢（註18）。
對待爭鬥時這個問題，其中一個與蓋農的觀點最相近的人是神智學的創始人布拉瓦茨基（H.P. Blavatsky，1831-91）。布拉瓦茨基在她的巨著《秘密教義》（The Secret Doctrine）中寫道：“爭鬥時在現在的印度勢頭正盛，也與西方相吻合。”（註19）布拉瓦茨基的這段話寫於大概1888年，她把這個時代的開始定在“四千九百八十九年前”——很接近傳統上的公元前3012年——並且它會在19世紀末完畢：“用不了多久，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將親眼目睹新週期的黎明。”（註20）
兩人的觀點相似可真是巧合，因為蓋農很討厭布拉瓦茨基及其神智學，他在自己的第一本書《神智學：ㄧ個偽宗教的歷史》（Theosophy: History of a Pseudo-Religion）對其做出了很多批評。在蓋農眼裡，神智學是終極的反真理力量，它歪曲與變質了傳統知識的真理。他特別反感神智學的種族進化學說，它主張每個生物——實際上是每個原子——都在朝向物質的循環中前進，然後又會進化到更高的意識層次。在現今是物質性大獲全勝的時代這件事上，神智學的觀點與蓋農類似，而且這個時代即將結束，但神智學通常會以筆蓋農更積極的方式描繪人類的進步。
蓋農與神智學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他的靈性啟蒙導師－神秘主義者帕普斯（Gérard Encausse）是法國神智學分會的領袖，還有學者馬克・塞德奇維克（Mark Sedgwick）的《反對現代世界》（Against the Modern World）是對蓋農思想的最佳闡述，這本書也認為神智學終究對蓋農影響匪淺（註21）。儘管不可能在這裡繼續討論這個爭議，但至少可以肯定顯然布拉瓦茨基和蓋農都同意爭鬥時即將結束。20世紀的另一位神秘主義巨匠，榮格（C.G. Jung）對爭鬥時並未作出長篇大論，不過他在《自我與自性》（Aeon）裡對占星學時代的象徵意義進行了簡扼的分析，出於三兩句說不清的天文學理由，他認為新紀元的起點應該是1997年（註22）。
世界臨近末日
那麼，我們到底是不是真的處在一個週期的尾聲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沒錯，我們當然是。畢竟自然界中存在著很多週期：每一年或每一天都是一個週期的結束。但我們是否正臨近爭鬥時的結尾還有討論餘地。依我所見，更為傳統的印度教徒都相信爭鬥時要持續整整四十三萬兩千年。雖然蓋農譴責西方企圖腐蝕亞洲文明的傳統價值觀，可是很諷刺的是，他的末日觀其實更富有基督教這個究極的西方宗教的精神——其兩千年來從未放棄過預測耶穌何時回來——而非印度教思想。
這對今天的我們又有何意義？靜待世界（或時代）終結無非就是一種麻醉劑。它使人類的心靈能將自己的宇宙正義觀套用到面前的現實（因為惡人——那些總是與自己無關的人——將下地獄，至於善人——與自己一樣的那些人——才能上天堂）。它也是心理學所說的死亡恐懼的替代。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世界末日若真要發生，那也肯定會在幾十年內。但人類並不喜歡思考非常明確的死亡，他們更樂意把它投射成更加遙遠且不太可能的形式，至於到底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則視當下的流行而定。遺憾的是，我們不能空等世界末日來為我們解決所有問題。倘若我們真的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門檻，那只有當我們能夠拋棄那些充滿大眾文化色彩、而且連厲害如蓋農這樣的思想家都沒能免疫的末日主義時，我們才可能真正跨過它。
儘管如此，蓋農指責我們如今是生活在量的統治下卻很難反駁。人們只需讀讀《華爾街日報》和《經濟學人》等知名報刊就會發現，所有故事的主角無一不是金錢——原來抽象的金錢已經化成了實體，還規範了所有價值並且對道德倫理頤指氣使。我們都被灌輸萬般皆下品，唯有賺錢高的道理，不論爭鬥時是否快要結束，我們都可以透過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並確保指導我們生活的價值不會僅僅是經濟考量，從而為推倒量的統治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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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René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trans. Lord Northbourn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UK: Penguin, 1972), 7.
2.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57.
3.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85.
4.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87.
5.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2002 [1912], 42.
6. For a more complete discussion of these issues, see my book 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 (Novato, Calif.: New World Library, 2009), chs. 4 and 5.
7.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133.
8.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136.
9.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137.
10. René Guénon,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World, trans. Arthur Osborne et al. (Ghent, N.Y.: Sophia Perennis et Universalis, 1996), 39.
11. Monica Langley, “BP Sets New Spill Targ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8, 2010, A1.
12. René Guénon, The King of the World, trans. Henry D. Fohr (Hillsdale, N.Y.: Sophia Perennis et Universalis, 2001), 49.
13. Guénon,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World, 17.
14. See Klaus R. Kostermaier, A Survey of Hinduism, 3d e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97.
15. Jnananavatar Swami Sri Yukteswar, The Holy Science (Los Angeles: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 1990), 16-17.
16. See the forthcoming work by Joscelyn Godwin, Atlantis of the Occultists and the Cycles of Time.
17. David Frawley, Astrology of the Seers: A Guide to Vedic/Hindu Astrology (Twin Lakes, Wis.: Lotus, 2000), 36-39.
18. For a helpful summary of the various views, see Joseph Morales, “The Hindu Theory of World Cycle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Science”; baharna.com/karma/yuga.htm (accessed January 14, 2010).
19. H.P. Blavatsky, The Secret Doctrine (Wheaton, Ill.: Quest, 1993 [1888]), 1:377.
20. Blavatsky, Secret Doctrine, 1:xliii-xliv.
21. Mark Sedgwick, Against the Modern World: Traditionalism and the Secret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0-44.
22. C.G. Jung, Aion: Researches into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elf, trans.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Bollingen, 1959), 94.
理查德・史莫利（RICHARD SMOLEY）是《內在基督教：神秘傳統指津》（Inner Christianity: A Guide to the Esoteric Tradition）、《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被禁止的信仰：諾斯底主義的秘密歷史》（Forbidden Faith: The Secret History of Gnosticism）等著作的作者，同時他也是《美國神智學雜誌》（Journal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merica，TSA）的編輯，若想瞭解更多可以前往他的網站www.innerchristianity.com/blo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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