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進化
有兩個關鍵理論對現代的世俗主義發展尤其重要，其規模相當於哥白尼或牛頓革命，但後果卻是反映在道德層面。其一是達爾文的演化論，它主張宇宙可以自發存在而無需神聖的創造者。其二是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理論，它則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質疑罪這個觀念本身，以及摒棄許多曾與宗教相關的傳統道德。而且，由於神秘主義者塑造了今日歐洲大部份的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從新教改革到福音派運動無一不受影響，這些傳統的明顯過剩更提供了從整體上去拒絕宗教的最好口實。正因如此，20世紀才產生了現代主義（modernism），它採取了對“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的否定態度。
這種以日後被通稱叫現代主義的嶄新前衛運動為核心構成的個體式思想，體現了沙巴蒂人的“宗教虛無主義”，其中包括藝術有立體主義、音樂有無調性音樂、詩歌有象徵主義。現代主義也包含了ㄧ眾反對19世紀的學術界與歷史主義者傳統的藝術家的作品，他們深信先前的審美觀已經過時。這種思想在早期也牽涉到了波希米亞主義（Bohemianism），它提倡非正統或反建制的政治或是社會觀點，通常是以自由戀愛、藥物實驗、非傳統穿搭風格甚至是自願活得一貧如洗的方式來展現。
這些趨勢背後的主要影響力是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這是一群英國作家與知識份子組成的頗富影響力的團體。這個團體是一個更大的網絡的一部分，該網絡的成員都出身自“太陽之子”（Children of the Sun），其為英國的圓桌會議（Round Table）精英組成的一個酒神式教派。屬於這個教派的成員有T.S・艾略特、W.H・奧登、路易斯和埃德溫娜・蒙巴頓（Louis / Edwina Mountbatten）、溫斯頓・邱吉爾的兒子倫道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克里斯多福・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史蒂芬・斯賓德（Stephen Spender）、利頓・斯特拉赫（Lytton Strachey）、聖約翰・費爾比（Harry St. John “Abdullah” Philby）的兒子金・費爾比（“Kim” Philby）、居伊・伯吉斯（Guy Burgess）、唐納德・麥克萊恩（Donald MacLean）、奧斯瓦爾德・莫斯利（Sir Oswald Mosley）、米特福德姐妹（Mitford Sisters）還有阿道斯・赫胥黎的同性愛人D.H・勞倫斯（D.H. Lawrence，註1）。
圓桌會議這個秘密社團的發起人是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他創設了戴比爾斯這個鑽石品牌帝國以及南非的羅德西亞（Rhodesia）殖民地。羅茲曾受過又名“納提”・德・羅斯柴爾德的內森・羅斯柴爾德（Nathaniel Mayer Rothschild）資助，後者在1897年成為了羅斯柴爾德國際投資銀行的主席。內森受託管理羅茲的遺產，他在自己七份遺囑中的第一份裡提出要建立一個“秘密社團”，其宗旨是要“將英國的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內森任命阿爾弗雷德・米爾納（Alfred Milner）擔任這個名叫圓桌會議的組織主席。米爾納隨後招募了一些年輕人，他們幾乎都是有頭有臉的英國共濟會員，包括吉卜林和貝爾福勳爵（Lord Balfour）及其他牛津畢業生。這個組織的成員在一段於1902年被《紐約時代》報導的聲明中宣稱，他們成立這個社團的目的是要“一步步將全世界的財富納入囊中”（註2）。
圓桌會議中的主力是貝爾福勳爵，他亦是1902-1905年這段期間的英國首相。貝爾福還是心靈研究學會（SPR）的會長，後來他的這一職位被美國心理學家和心理戰權威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 –1910）接替。詹姆斯是19世紀後期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也被許多人認為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更被有些人譽為“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與許多作家和學者都有認識，包括伯特蘭・羅素、約翰・杜威、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馬克・吐溫、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 Jr.）以及佛洛伊德。詹姆斯在哈佛大學的門生有西奧多・羅斯福、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和沃爾特・李普曼。
威廉・詹姆斯是法國猶太哲學家亨利・柏格森的追隨者，柏格森的姊姊莫妮亞嫁給了黃金黎明的創始人麥格雷戈・馬瑟斯。亨利・柏格森（1859 – 1941）屬於的柏格森家族（Bereksohns）是一個擁有波蘭血統的著名猶太企業家族。柏格森曾曾祖父塞繆爾・索南柏格（Szmul Jakubowicz Sonnenberg）又名薩比克爾（Zbytkower），他是1764-1795年間的波蘭國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Stanislaw August Poniatowski）的首席銀行家和受保護人（protégé），這位國王又是奧古斯特三世（August III）的繼承者，奧古斯特三世就是雅各布・法蘭克的祖父，他僱用了馮・洪德來作為自己的貼身顧問（註3）。
柏格森是精神進化（spiritual evolution）的早期倡導者，與他一道的還有馬克斯・席恩、魯道夫・史代納、斯瑞・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與阿爾弗雷德・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印度瑜珈師奧羅賓多（1872 – 1950）被勒內・蓋農推崇是印度靈性傳統的真實傳人。奧羅賓多的親密靈性合作者，密那・阿爾法薩（Mirra Richard）常被人稱尊稱為“母親”（The Mother），她在二十來歲的時候曾和馬克斯・席恩ㄧ起研究神秘主義。以北非與法國為根據地，席恩開始宣揚一種以印度教和佛教密宗傳統來進行詮釋的法蘭克主義式性魔法學說（註4）。柏格森自己的哲學與神智學相像，為達爾文的演化機制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它認為推動演化的其實是“生命衝力”（vital impetus），也可以被理解成人類天生的創造性衝動（註5）。
柏格森啟發了懷海德（1861 – 1947），後者以黑格爾思想為基礎發展了所謂的過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它主張通過變化與發展來討論形上學。懷海德的哲學後來又被查爾斯・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1897–2000）和約翰・B・科布（John B. Cobb，1925）拓展成了過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哈茨霍恩曾師從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與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回到哈佛大學後他當了懷海德一個學期的助理。
過程神學很快便影響了許多猶太神學家，包括馬克斯・卡杜申拉比（Rabbis Max Kadushin）、米爾頓・斯坦伯格（Milton Steinberg）、亞伯拉罕・約書亞・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他們都屬於與沙巴蒂人有關聯的美國猶太神學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JTSA）。JTSA的領導人是英國猶太拉比所羅門・謝克特（1847 – 1915），這個法蘭克主義者還發起了美國保守派猶太運動（American Conservative Jewish Movement） ，他的導師就是扎切利・法蘭克爾。當JTSA在1907年成立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美國的代理人兼合作夥伴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向其捐獻了五十萬美元與一棟房子（註7）。
在《過程與實在》（Process and Reality）的序言中，懷海德認為柏格森、威廉・詹姆斯和約翰・杜威都是可以相提並論的人傑。威廉和他的弟弟，知名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父親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是一位神學家，也是史威登堡主義的黨羽。引薦老亨利認識史威登堡的人是愛默生，他也是威廉的教父。受史威登堡、布萊克與吠檀多影響的愛默生是美國超驗主義（Trancedentalism）之父，這個在19世紀20-30年代興盛起來的宗教與哲學運動，對傳統靈性與哈佛神學院教授的那套一神論教義頗有微詞。超驗主義始於愛默生1836年的文章《自然》（Nature），這篇文章深受史威登堡的“對應性”（correspondences）理論，以及每個人的靈魂其實都是世界靈魂的一部分的觀念啟發（註6）。超驗主義者相信所有人都擁有“崇高靈魂”（Over-soul）的碎片，因此人們實在應該團結成為一個整體。超驗主義者認為政治和宗教制度最終只會腐蝕個體，讓人們更寧願去選擇個人主義跟“自力更生”的生活。
愛默生亦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超驗主義者，大衛・梭羅（1817 – 1862）的導師與朋友。這場運動更啟迪了另一個後起之秀，新思想運動（New Thought），這是一個以菲尼斯・奎比（Phineas Quimby，1802 – 1866）的教誨為主旨的靈性運動。到了19世紀後期，奎比的形上學治療法又與史威登堡的追隨者，華倫・費爾特・埃文斯（Warren Felt Evans）的“心理科學”（Mental Science）產生了交融。基督科學教會的創始人瑪麗・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就曾認為借用了奎比的神學。
威廉・詹姆斯從他那位信奉史威登堡的父親那裡繼承了對宗教的興趣（註7）。詹姆斯也是維韋卡南達的重要崇拜者，同時他也有加入神智學會，並對替代療法等神秘科目都躍躍欲試。詹姆斯是形上學協會（Metaphysical Society）的成員，以及心靈研究學會（SPR）的創辦人之ㄧ兼會長，這個學會的成員包括柯南・道爾、貝爾福勳爵、羅素、約翰・杜威和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SPR本身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它自己聲明的組織宗旨乃是要“透過促進與支持該領域的重要研究，好破解通常被描述為精神現象或超自然現象的事件和能力的秘密”，並以“科學且毫無偏見的方式檢驗俗稱的超自然現象”。SPR後來調查了布拉瓦茨基那神秘的據說是憑空出現的《聖雄書信》，並在1885年宣布這是她編造的騙局。
詹姆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受神秘主義鼓舞的信念，即那些聲稱通過給予人類探索非理性領域的機會，進而發掘人類存在實相的哲學答案。根據詹姆斯，神秘主義者可以進入一種“宇宙意識”（cosmic consciousness）的狀態，這是加拿大精神病學家理查德・莫里斯・巴克（Richard Maurice Bucke）使用的術語。在他出版於1901年的書《宇宙意識：人類心智的進化研究》（Cosmic Consciousness: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中，莫里斯深入探討了這個概念，他將其定義為“一種超出常人所能及的更高意識狀態”。史威登堡被巴克列入了實現這種覺醒的人的名單中，同樣名在榜上的還有佛陀、耶穌、弗朗西斯・培根、威廉・布萊克及其他許多人。巴克假設人類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或者說“宇宙意識”現在已正慢慢開始萌芽，並且最終會涵蓋至全人類。詹姆斯將“宇宙意識”理解為一種集體意識，是ㄧ個“更廣闊的意識池”，它俱現在每一個人的心智身上，且在任何一個個體死亡後依舊保持完整。它還可能“保存了每個個體的生命歷程”（註8）。
塞西爾・羅茲對大英帝國的願景曾深受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影響。約翰的父親，約翰・詹姆斯・拉斯金（John James Ruskin）激發了他兒子對浪漫主義的興趣，兩人皆對拜倫、莎士比亞還有特別是華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作品推崇至極。約翰的母親，瑪格麗特・拉斯金（Margaret Ruskin）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她教導他去閱讀《詹姆斯王欽定本聖經》，它的用語、圖畫與故事都對他的寫作產生了深遠的感染。約翰・拉斯金的在1869年8月被牛津大學任命為美術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他在1870年的就職典禮上發表的演說中提到：“任何國家的藝術都是其社會與政治美德的代表。”塞西爾・羅茲對這次演講的長篇文字稿印本手不釋卷，他認為自己從中找到了與自己對大英帝國的看法相契合的洞見（註9）。
拉斯金第一次引起世人的關注得要追溯到1843年出版的第一卷《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他在這本書中主張藝術家就應該要秉持“越自然越好”的精神。許多學科的理論家與實踐者都承認，他們從拉斯金那裡獲益頗豐。勒・柯比意（Le Corbusier）、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和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這些建築師都將拉斯金的想法付諸了實行。萊特的妻子就是喬治・葛吉夫的舊愛奧蕾佳・伊凡諾沃・興登伯格（Olga Ivanovna Hinzenberg）。王爾德、卻斯特頓（G.K. Chesterton）、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艾略特、葉茨及艾拉茲・龐德（Ezra Pound）這些各雜各色的作家也都從拉斯金那裡受益不少。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跟C.R・拉什比（C. R. Ashbee，兩者都是手工藝行會〔Guild of Handicraft 〕的人物）也是他的門徒，拉斯金的遺產可以通過他們被聯繫往過往的那些藝術與手工藝運動。
拉斯金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便一直大力支持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s），這些人不只受惠自他，也為現代主義的興起奠下了基礎。前拉斐爾兄弟會是由威廉・霍爾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約翰・艾佛雷特・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但丁・加百列・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籌建於1878年的一個招攬英國畫家、詩人與評論家的團體，但丁的弟弟威廉・羅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後來也加入其中。這個團體矢志改革藝術，並反對承襲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的風格主義藝術家所採用的機械式畫法。該團體的成員認為拉斐爾畫筆下的古典姿態與優美構圖對藝術教學產生了有害無益的影響，因此他們才得名“前拉斐爾派”。
但丁與威廉的父母分別是義大利詩人兼政治流亡者，加布里埃爾・羅塞蒂（Gabriele Rossetti）和拜倫的朋友與醫生約翰・威廉・波里道利的妹妹弗朗西絲・波里道利（Frances Polidori）。但丁與珍妮・莫利斯（Jane Morris）互有情愫，不過後者已嫁給威廉・莫里斯，她可以說是他們兩人的繆思。珍妮・莫利斯後來在1884年邂逅了威爾弗里德・布朗特，兩人終成眷屬。蕭伯納的《賣花女》（Pygmalion，1914）中的角色伊莉莎（Eliza Doolittle）和之後的電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就是以珍妮・莫利斯為原型。
但丁的作品也影響了歐洲的象徵主義者（Symbolists），這是在19世紀末發跡自法國、俄羅斯、比利時的詩歌及其它藝術運動。在文學方面，這種風格起源於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這本詩集標誌著現代主義文學的誕生（註10）。在巴黎，其中一個最熱衷推廣象徵主義的人是神秘主義者約瑟芬・佩拉當，他與帕普斯ㄧ起成立了玫瑰十字卡巴拉會。享譽盛名的作曲家克勞德・德布希（Claude Debussy）是這個組織的一員。佩拉當還創辦了玫瑰十字沙龍（Salon de la Rose + Croix），它在19世紀90年代舉辦了六場前衛藝術、寫作與音樂演奏盛會。
1868年，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集正式在英國上市，這都要歸功於威廉・羅塞蒂的幫忙。作為另一位重要的超驗主義者，惠特曼（1819 – 1892）被評為美國的桂冠詩人之一。惠特曼的作品甚至在他那個時代就掀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他的《草葉集》（Leaves of Grass），裡頭充滿了極為露骨的性猥褻內容。雖然傳記作家對於他的性向仍有爭論，但他通常被認為要不是同性戀就是雙性戀。王爾德曾在1882年於美國見到惠特曼，他並寫道，惠特曼的性向“毫無疑問”：“我的嘴唇上還留著惠特曼的吻痕，”他吹噓說（註11）。
除了耶穌、史威登堡與威廉・布萊克，惠特曼也被莫里斯・巴克視作實現“宇宙意識”的代表，不過惠特曼更是“宗教進化的高潮與人類未來的先驅”。巴克是從惠特曼的同性情人愛德華・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那借來了“宇宙意識”這個措辭，卡彭特曾到各地旅行並仔細研究過東方宗教。身為英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要人物，卡彭特和很多知名人士有往來，譬如布拉瓦茨基的繼任者安妮・貝贊特、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哈維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聖雄甘地、傑克・倫敦（Jack London）、威廉・莫里斯以及約翰・拉斯金。卡彭特對費邊社與工黨的成立也有著不可抹滅的作用。
拉斯金從不避諱自己的戀童癖傾向，他對年輕女孩格外情有獨鍾。在1886年的一封寫給他的醫生約翰・西蒙（John Simon）的信中，拉斯金寫道：“十到十六歲的女孩都是我的最愛——十七或十八歲也不是不行，只要她們不要從我身上移情別戀的話就好。我身邊有幾個分別是八歲、十二歲、十四歲的小寶貝，還有我的皮薇金娜（Pigwiggina）——這個十二歲的小傢伙已經可以舉起我的木棒，和學習如何玩弄我的鈴鐺了。”（註12）拉斯金非常迷戀一個富有愛爾蘭家庭的女兒，蘿絲・拉・托謝（Rose La Touche），當時她只有十歲而他已經三十九歲。他在她十八歲生日的時候向她求婚，但遭到對方發卡。當她在二十七歲去世時，種種這些事情使拉斯金陷入絕望，導致他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衰竭和神智不清，這種情形似乎也困擾了許許多多追隨他的波希米亞世代。
福音主義
拉斯金可謂是後來那些反對“維多利亞式”價值觀的世代的典型表率，他對自己曾經接受過的福音派基督徒教養很不滿意，克拉朋教派（Clapham Sect）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克拉朋教派是一群有影響力的英格蘭教會基督徒志同道合社會改革者，他們的總部就在19世紀初的倫敦克拉朋。他們呼籲廢奴、廢止奴隸貿易跟改革刑罰制度。領導克拉朋教派的是英國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在1785年成為福音派基督徒。威伯福斯與他的同伴的1783年法國行曾引起警方懷疑他們是不是英國間諜，他們拜訪了巴黎，並會見本過傑明・富蘭克林、拉法葉將軍、瑪麗・安東妮以及路易十六（註13）。史蒂芬・湯姆金斯（Stephen Tomkins）曾就克拉朋教派指出說：
“這是一個集中在英國的夥伴與家族網絡，威廉・威伯福斯是其中的中心，他們被共同的道德和精神價值觀、宗教使命、社會活動、對彼此的關愛與婚姻緊緊聯繫在一起。”（註14）
克拉朋教派對維多利亞式道德的形成有著中流砥柱般的角色。用湯姆金斯的話來說：“克拉朋教派的思想成了這個時代的精神。”（註15）克拉朋教派的成員大多是傑出且富有的福音派聖公會教徒。福音主義是一個出現在18世紀並受虔敬主義、長老會主義及清教徒主義影響的世界性新教徒運動，它與尼古勞斯・青岑多夫的隱匿沙巴蒂人教派－摩拉維亞教會也有關係（註16）。後來英國和美國的福音主義重將，像是吉爾伯特・內田特（Gilbert Tennent）、喬納森・愛德華茲（Johnathan Edwards）、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他們個人都是或曾與虔敬主義者有所交誼（註17）。在喬治亞殖民地的薩凡納無功而返的兩年傳道結束後，約翰・衛斯理（1703 – 1791）返回倫敦並加入了一個由摩拉維亞兄弟會領導的社團。他之後離開了摩拉維亞人，從此開創自己的一番事業。約翰和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與同行的神職人員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開創了福音派運動的基礎－衛斯理宗（Methodism），它深受摩拉維亞虔敬主義影響。衛斯理的作品在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跟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ism）的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摩拉維亞教會還造就了另一個福音派教派，亦即普利茅斯兄弟會，阿萊斯特・克勞利的家人就信奉這個教派（註18）。該兄弟會的重要成員約翰・納爾遜・達比（John Nelson Darby，1800 — 1882）提出了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它被現代的福音主義採納，並且反映出了沙巴蒂主義的千禧年願景。作為可能是他們暗地信奉猶太教的提示，基督教時代論者有時會接受一些被批評家語帶諷刺地說是“很猶太”（Judeophilia）的東西，其中包括對以色列建國的支持、猶太傳統節慶與實踐猶太教儀式。普利茅斯兄弟會對福音派基督教有著與它們自身的微小比例極不相稱的影響。這個運動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仍有許多會眾，而且當代福音派運動的很多領袖都有兄弟會背景。
時代論者相信上帝尚未兌現祂對以色列國的承諾，這個千禧年王國和第三聖殿必會挺立在未來的世界，再臨的基督會從耶路撒冷展開對世界的千年統治。時代論者的信仰處於基督徒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最前沿，它在美國的普及功臣是福音派人士賽勒斯・司可福（Cyrus Scofield，1843– 1921）。然而，司可福自己的私生活卻不怎麼誠實，他還拋棄了他的妻子跟兩個女兒，也許部分是因為他自己也坦言的酗酒過度（註19）。在司可福皈依基督教兩年後的1879年，艾奇遜當地的愛國者對司可福的評語是“一個為了成事可以不惜手段的律師與政客”，他們也繼續爆出了司可福的“劣跡斑斑”。比如他在聖路易斯兜售一堆贋品，為此他曾被判刑入獄六個月。誠如一位傳記作家所寫，司可福“是不怎麼愛提起他的過去，但這不是說他沒有想盡辦法洗白自己的難堪事蹟。”（註20）19世紀90年代初，司可福開始宣稱自己擁有牧師學位，但沒有任一間學術機構有記錄授予他過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儘管如此，當《司可福串注聖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在1909年被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它很快便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時代論學說。
司可福很受達比熏陶，這從《司可福串注聖經》的注釋中便可見一斑。這個學說的核心就是對基督再臨與上帝之國在世間落實的盼望。司可福更預言伊斯蘭教的聖地將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耶路撒冷聖殿的重建，這標誌著教會時代的結束，之後所有渴求與上帝立約的人都會認清敵基督的真面目，並承認耶穌才是他們的彌賽亞。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他加入了紐約盛名已久的忘憂果俱樂部（Lotos Club）之後，司可福的時代論基督徒猶太復國主義也被圓桌會議利用來滿足自己的野心。這個俱樂部主要是由一群年輕作家與評論家成立，其成員涵蓋記者、藝術家、音樂家、演員還有文學、科學、藝術的業餘愛好者。這個團體的資深成員馬克・吐溫曾讚譽它是“俱樂部之王”。這個俱樂部的名字是取自丁尼生的詩《食忘憂果者》（The Lotos-Eaters）。這首暗示鴉片的詩提到了一群水手在吃了忘憂果後，便進入了一種與外界隔絕的新異狀態。
在《司可福其人其書》（The Incredible Scofield and His Book）中，約瑟夫・M・考菲爾德（Joseph M. Canfield），懷疑司可福與這個俱樂部的委員會成員，華爾街律師塞繆爾・恩特邁（Samuel Untermeyer）有所關聯（註21）。恩特邁是活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聯合呼籲組織（Keren Hayesod）的主席，復國主義正是透過這個機構來在美國落地生根（註22）。據大衛・W・盧茨教授（Prof. David W. Lutz）在《不義的戰爭理論：基督徒猶太復國主義和邁向耶路撒冷之路》（Unjust War Theory: Christian Zionism and the Road to Jerusalem）中指出：
“恩特邁利用了司可福這位沒有經過任何神學訓練的堪薩斯律師，去將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灌輸入美國新教。恩特邁將司可福引薦給其他富有又有影響力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於是他才有了得以開展宣教生涯的支持與資助，包括他的歐洲旅行也是。”（註23）
塞繆爾・恩特邁還曾以美國總統伍羅德・威爾遜和他的一位教授同事的妻子瑪麗・派克（Mary Peck）有染的秘密勒索他，好讓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可以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註24）。布蘭迪斯出身自一個法蘭克主義者家庭，這個家庭是以斯帖・法蘭克爾（Esther Frankel）的後裔，以斯帖是拉比扎切利・法蘭克爾的阿姨，扎切利則是保守派猶太教學識上的始作俑者。當戰爭迫使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總部從柏林搬遷到紐約時，布蘭迪斯已經成為了這個運動的領袖。威爾遜的兩位最親密的顧問都是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那個繼布蘭迪斯之外的人就是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他曾從他的母親那繼承一幅雅各布・法蘭克的女兒夏娃（Eva）的肖像畫，這是沙巴蒂人的一種傳統（註25）。法蘭克福特曾說過：“華盛頓真正的統治者是看不見的，他們在幕後行使權力。”（註26）
正如科林・辛普森（Colin Simpson）在《盧西塔尼亞號》（The Lusitania）中揭露，自從威爾遜總統承諾不會讓美國被扯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和曼德爾・豪斯上校（Col. Mandel House）、J.P・摩根（J.P. Morgan）及溫斯頓・邱吉爾就一直在密謀策劃偽旗行動，於是一艘名叫盧西塔尼亞號的客船遭到德國U型潛艇擊沉，一千一百九十八名無辜受害者的喪生為美國參戰提供了口實。德國人知道這艘船上載運著彈藥，因此認定擊沉這艘船屬於軍事行為，但英國人堅持它只是一艘客船，並依此為理由展開軍事報復。理查德・B・斯賓塞在《秘密間諜666》裡還說，阿萊斯特・克勞利對這樁陰謀功不可沒。在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s）中，克勞利自誇說自己利用親德國的宣傳刊物《祖國》（The Fatherland）“證明了盧西塔尼亞號是一艘軍艦”（註27）。最終，在大法官布蘭迪斯的釋法下，威爾遜在1917年4月7日宣布向德國宣戰。
從1917-1918年，大概有一百五十名屬於一個名為研究小組（The Inquiry）的團體的學者就已開始聚集在紐約的哈羅德・普拉特大樓（Harold Pratt House）為戰後的世界戰略出謀劃策，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威爾遜最親密的顧問如豪斯上校、沃爾特・李普曼。根據卡羅爾・奎格利（Carroll Quigley）的《英美建制派集團》（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豪斯和李普曼，還有摩根、洛克菲勒以及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都是應塞西爾・羅茲的心願成立的圓桌會議的成員。羅茲在1888年創辦鑽石品牌戴比爾斯，資助他的人有南非鑽石大亨阿爾弗雷德・貝特（Alfred Beit）與總部在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國際投資銀行。
圓桌會議的領袖阿爾弗雷德・米爾納稱自己是“種族愛國者”，他非常屬意羅茲想要擴張大英帝國的願望，因為他深信盎格魯撒克遜人注定要變得無人能敵。羅茲自己對英國人曾有這段評論：
“我確信我們是世上最好的種族，只要我們遍佈的地方越多，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想想那些人類種族中最卑劣的樣本，如果他們能受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感召，那必將會脫胎換骨，再看看加入到我們統治範圍的新國家的就業情況吧。”（註28）
1927年，移民英國的德國人歐內斯特・奧本海默（Ernest Oppenheimer）在早前曾和摩根一起開辦一家英美採礦巨頭企業，現在他接管了這家企業並樹立了全球壟斷地位。在這段期間，他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議，包括定價問題、反托拉斯行為還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肯為美國提供工業鑽石的指控。正是這個集團操控了布爾戰爭、實施針對黑人的種族滅絕與種族隔離政策。
在1902-1905年擔任英國首相的另一名圓桌會議主力，貝爾福勳爵也曾擔任過SPR的會長，後來又被威廉・詹姆斯接替。貝爾福作為外交大臣的功績最有名的就是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這封寫給羅斯柴爾德勳爵的信承諾當時是奧斯曼帝國領土的巴勒斯坦是猶太人“合法的家園”。協助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起草《貝爾福宣言》的人還有布蘭迪斯。
在成功召集美國人犧牲生命去“解救”歐洲後，這場戰爭終於在1918年劃下句點。1919年1月的巴黎和會締結了《凡爾賽條約》，使豪斯上校夢寐以求的聯合國前身，國際聯盟正式成立。美國一方的代表團成員還有沃爾特・李普曼、艾倫與約翰・杜勒斯（Allen / Foster Dulles）這對兄弟。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隨員是菲利普・沙遜（Sir Philip Sassoon），他是英國樞密院的成員與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的後裔。法國總統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的顧問是喬治・曼德爾（Georges Mandel），他的另一個名字是耶羅波安・羅斯柴爾德（Jeroboam Rothschild）。出席的還有威爾遜的金融家和顧問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他是庫特納・巴魯克（Dr. Kuttner Baruch）的孫子，庫特納和聖約之子會與錫安會的領袖猶達・本傑明有私交，並協助過艾伯特・派克創立三K黨。在他的自傳中，伯納德・巴魯克回憶了一次他在整理父親的所有物時的發現：“那是一件白色的兜帽跟長袍，在胸前的位置還有紅色十字架——這是三K黨的徽記。”（註28）
領導美國代表團的保羅・沃伯格（Paul Warburg）就是卡通《安妮》（Annie）裡的“老爸沃伯克斯”（Daddy Warbucks）的原型，他還是聯準會的建築師。他的哥哥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擁有德國與荷蘭的沃伯格銀行財團，而且還是德國代表團的領導。沃伯格家族本身也是法蘭克主義者（註30），隨著庫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Company）蒸蒸日上，他們的財政影響力在19世紀越來越不可一世，這間公司匯聚了他們的個人紐帶與家族聯繫。保羅・沃伯格曾說過：“我們將會擁有一個世界政府，無論我們是否喜歡它。唯一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政府是會通過武力還是同意來實現。”（註31）
然而，美國參議院最終卻否決了威爾遜在和會上提出的和平計劃，這個計劃謀求建立一個國際聯盟。在輿論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美國不會加入任何世界政府的方案，豪斯上校與圓桌會議成員成立了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RIIA）好協調英美雙方的努力。他們還組建了一個美國分支，亦即外交關係協會（CFR），這是豪斯上校在小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出資下的傑作，小約翰就是標準石油公司創始人的兒子，之後這家公司自然是由他繼續領導。CFR的早期成員有J.P・摩根、保羅・沃伯格和雅各布・希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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