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種族
在為新紀元哲學開闢前路這方面，肯定沒有一個宗教能做得比藏傳佛教更好。正是在布拉瓦茨基的推波助瀾下，佛教的香巴拉（Shambhala）觀念才變得越來越廣為人知，這個地方是雅利安種族傳說中的家園，該種族的遺產就是遺留在中亞，特別是阿爾泰山脈一帶的薩滿教。雖然雅利安種族常被和納粹份子劃上關聯，但這個理論本身其實是源於18世紀末的學術研究。儘管這個理論受神秘學傳說籠罩，但這個假想的雅利安人更應該被稱為爭議較少的“印歐民族”（Indo-Europeans）。縱使如此，神秘學對這個理論的影響痕跡仍舊相當明顯，因為他們依然被當作是在公元前兩千年突然出現在高加索地區的白種人祖先。
矛盾的是，雅利安種族的神話實際上是深根於猶太人的卡巴拉。在對《創世紀》中似迷般的歷史進行神秘學詮釋時，有人猜測出現在大洪水前的“上帝的兒子們”是在暗示亞特蘭提斯時代，當時魔鬼帶著他的軍團降臨於世，並與該隱的女性後代雜交。依照諾斯底教的解釋，魔鬼是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角色，他教導人們最入門的魔法，從而“解放”了他們（註1）。在往後的卡巴拉，這種“太古智慧”也被他的後嗣，雅利安人保存著，他們在大洪水或亞特蘭提斯的沉沒後逃去了高加索，又從那裡滲透往中亞，因此造就了“東方卡巴拉”的源泉。
即便傳統上來說都與充滿種族主義的嚴格歐洲人遺產史話有關，但雅利安種族理論卻也與以色列失落支派的傳說不無關係。在公元前721年，北方以色列王國被亞述人征服，原來生活在故土的十個支派因而流散到米底之地，即伊朗和亞美尼亞。米底人是科爾基斯人的後裔，他們居住的土地是今格魯吉亞。就像他把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叫做“腓尼基人”，希羅多德認為科爾基斯人其實是來自“埃及的殖民地”。他不僅指出科爾基斯人有“黑膚與捲髮”，而且他們也行割禮。
雖言十個支派被公認已經“失散”，可是有古猶太人相信他們是去了俄羅斯南部和中亞的斯基泰人那裡（註2）。斯基泰人首次出現在亞述史冊時的名字是Ishkuzai，現代的術語“德系猶太人”（Ashkenazi）與之有關，這個術語又是源於亞實基拿（Ashkenaz），根據《聖經》他是瑪各的兄弟歌篾的兒子（註3）。正如柯林・高（Colin Gow）在《紅色猶太人：末世時代的反猶主義，1200-1600》（The Red Jews: Anti-Semitism in an Apocalyptic Age, 1200- 1600）裡面所說，失落的支派在中世紀的猶太人傳說中被稱為“紅色猶太人”，他們被相信居住在中亞，而且有一天將會幫助彌賽亞征服世界。
按照高的說法，紅色猶太人的傳說實則是三種不同的傳統混合後的結果：歌革和瑪各人的預言、以色列的失落十支派還有《亞歷山大歷險記》（Alexander Romance）的內容。在《亞歷山大歷險記》中，亞歷山大一路窮追猛打他的敵人到越過了高加索的兩座山峰之間的通路。在上帝的相助下，亞歷山大和他的軍隊建立了一堵巨大的鋼牆來封閉高加索地區的狹窄通路，使茹毛飲血的歌革和瑪各人不會再侵擾和平的南方土地。
凱文・艾倫・布魯克（Kevin Alan Brook）等人猜測，紅色猶太人傳說實際上是基於斯基泰人的後裔，可薩人（Khazars）在公元8世紀皈依猶太教的模糊記憶。如同他們的祖先，可薩人也被形容為碧眼紅髮（註4）。在《騎射手民族的歷史》（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Archers）中，公元13世紀的亞美尼亞歷史學家格里戈・阿克納（Grigor Akner）聲稱可薩人來自以東（Edomites），且是同樣也叫做以東的以掃的後裔，以東的意思是紅色，以掃也被認為有一頭紅髮。紅髮在猶太或中亞地區很常見，當然它在蘇格蘭的比例才是最高。
斯基泰人是單倍群R-M17的鼻祖，它又被稱作R1a1基因型，在多樣性與分佈上都有其獨特之處。它在波蘭、印度北部、蒙古西北部的阿爾泰山脈都有袖珍的集中分佈（註5）。在以色列人口中自稱為德系猶太人的人也被發現較多都是R1a1，而且有近一半的德系利未人都擁有（註6）。另一個很高的比例則出現在了阿富汗的普什圖人身上，他們宣稱自己是亞歷山大大帝以及以色列失落支派的後代（註7）。R1a1在蘇格蘭北部的奧克尼群島同樣比例不俗，蘇格蘭這個名字的原意就是“斯基泰人的土地”（註8）。奧克尼群島的居民是維京人後裔，根據各種中世紀傳說，維京人和撒克遜人一樣都是遷移到北歐與斯堪地納維亞的斯基泰人子嗣。蘇格蘭人源自斯基泰人的想法也出現在了許多傳說記述中，以及8世紀時的比德（Venerable Bede）的未經刪改的著作和1320年的《阿布羅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
不列顛－以色列主義（British-Israelism）的擁護者非常重視這些聯繫，這是一個主張盎格魯撒克遜人是以色列失落十支派後裔的宗教宗派運動。儘管不列顛－以色列主義始於19世紀的英格蘭，更可以追溯回17世紀的千禧年派（millenarians），譬如英國國會議員兼克倫威爾的私人秘書約翰・薩德勒（John Sadler），他也是哈特利布人士圈的一員與瑪拿西・本・以色列的友人。不列顛－以色列主義亦受到瑪拿西・本・以色列的同道艾薩克・拉・培耶的前亞當假說（Pre-Adamite hypothesis）。根據這個假說，前亞當人被認為是除了亞當之外的另一種低級的野獸般人種，而亞當則是一個白人與上帝的兒子。
蘇格蘭的這種血統關係的重要性與蘇格蘭禮共濟會息息相關，這個組織據說就是被聖殿騎士團帶來的“東方神秘主義者”創立的。傳聞稱共濟會的世襲總大師辛克萊家族（Sinclairs）一直保存著這份遺產，這個家族孕育了奧克尼伯爵（Earls of Orkney）並且是著名的羅斯林教堂的建造者。丹・布朗（Dan Brown）在他的暢銷書《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中重述了毀譽參半的《聖血與聖杯》（Holy Blood Holy Grail）提出的主張，抹大拉的馬利亞與耶穌的婚姻產生了一個秘密血脈，這條血脈的特徵就是紅髮。布朗沿著這條線索最終找上了辛克萊家族和羅斯林教堂，有傳言這座教堂就是聖杯，亦即抹大拉的馬利亞的遺體的埋葬地點。
藏傳佛教
1879年2月，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Olcott）動身前往孟買，他們於1888年在馬德拉斯南部的郊區阿德爾建立了神智學會總部，至今猶在。布拉瓦茨基曾在印度受過啟發，確信是東方而非埃及才是古代智慧的來源。但對像布拉瓦茨基這樣的神秘主義者來說，佛教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佛陀本人的睿智教誨，而是更折衷化的藏傳佛教抱有的魔法與神秘學傾向。
布拉瓦茨基對香巴拉的瞭解都是來自外西凡尼亞的匈牙利東方學家喬瑪・德・柯洛斯（Csoma de Körös，1784-1842）。喬瑪・德・柯洛斯是第一個向西方介紹香巴拉傳說的人，他說那個地方位於中國西北的一個省份，新疆的“裕固族（維吾爾人）之地”。在一封寫於1825年的信中，喬瑪・德・柯洛斯寫道香巴拉就像是佛教的耶路撒冷，而且他相信它會在靠近戈壁沙漠的哈薩克斯坦被發現，這也是後來布拉瓦茨基認定的地點（註9）。此後的其他人則把地點說得越來越具體，無論是在新疆還是阿爾泰山脈。因此，阿爾泰山脈被視為薩滿教（shamanism）這種古早的精神或“神聖”交流形式的源頭，它在神秘主義者喚為“東方卡巴拉”，並被認為是亞特蘭提斯的倖存遷徙者的遺留物。
喬瑪・德・柯洛斯啟發了匈牙利猶太復國主義者阿米尼斯・瓦貝里（Arminius Vambery，1832-1913），後者致力於宣揚泛突厥主義，這被土耳其的改宗猶太人（Dönmeh）拿來當做團結所有突厥人的這份雄心壯志的基礎，大部份的突厥人都生活在當時處於俄羅斯控制的中亞，爾後那又形成了泛伊斯蘭國家。瓦貝里是布達佩斯大學的東方語言教授，他曾是奧斯曼帝國的蘇丹的顧問，而且還是英國操控中亞的大棋局中的代理人，他秘密地為巴麥尊子爵工作（註10）。
瓦貝里還記錄了巴爾幹地區的吸血鬼及其它奇怪傳說，另外他也認識作家兼黃金黎明成員的伯蘭・斯托克（Bram Stoker），他擔任過他的外西凡尼亞文化顧問。斯托克的《德古拉》（Dracula）的靈感是來自愛爾蘭的哥特故事與神秘小說作家約瑟夫・雪利登・勒芬紐（Joseph Thomas Sheridan Le，1814-1873）的吸血鬼小說《卡蜜拉》（Carmilla），這個人也受過史威登堡影響。勒芬紐是19世紀最具代表性的鬼故事作家，也是這個文學類型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發展核心。據一位神秘學史學家指出，勒芬紐的《卡蜜拉》的原型乃是西里的芭芭拉，她幫助她的丈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在1408年組建了龍騎士團，她自己就是個嗜飲鮮血者和亞伯拉罕・愛萊薩爾（Ibraham Eleazar）的門徒，後者是《亞伯拉梅林的神聖魔法》（Sacred Magic of Abremalin the Mage）這本書的持有者（註11）。《亞伯拉梅林》據稱收錄了埃及魔法師亞伯拉梅林傳授給14世紀的猶太卡巴拉主義者沃爾姆斯的亞伯拉罕（Abraham of Worms）的魔法體系，由於黃金黎明創始人麥格雷戈・馬瑟斯的翻譯，還有阿萊斯特・克勞利的泰勒瑪神秘體系的推廣，於是它在19-20世紀又重新流行了起來。
在《德古拉》的序言中，斯托克承認：“就所有最真實的情況而言，這本書所敘述的古怪且陰森的悲劇都完全屬實...”（註12），《德古拉》的靈感是取材自開膛手傑克的連環謀殺案，斯托克筆下的德古拉伯爵則是參考了亨利・歐文（Henry Irving）這位知名演員（註13）。作為第一位被冊封爵位的演員，亨利・歐文自己經營了萊塞姆劇院，斯托克在1878-1898年的這段時間都是他的業務經理。歐文加入了共濟會的耶路撒冷會館，同屬該會館的還有維多利亞女王的兒子威爾斯王子，他就是日後的愛德華七世，他在1875年被任命為英國共濟會的崇高總大師（註14）。當威爾斯王子的兒子阿爾伯特・維克托王子與瑪麗・簡・凱利（Mary Jean Kelly）有一名私生子的事情敗露後，凱利的那些後來淪為開膛手傑克刀下亡魂的朋友們便企圖趁此勒索一筆。她們的遇害是由歐文的共濟會網絡中的一個小組以故布疑陣的方式下手，指揮這些行動的是時任的英國首相索爾斯伯利侯爵（Lord Salisbury）以及威廉・格爾爵士（Sir William Gull），他是維多利亞女王和倫道夫・邱吉爾勳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御醫（註15）。
據布拉瓦茨基說，最純粹的阿爾泰薩滿教傳統都保存在了藏傳佛教身上。誠如一些作家曾指出的那樣，被向西方介紹的藏傳佛教其實是一個經過多次消毒過後的版本，這些淨化使之產生了好似體現了人類真正渴望的所有靈性與道德原則的印象。按照麗迪亞・阿蘭（Lydia Aran）的解釋，“ㄧ些具體的西藏特徵，尤其是更為秘儀和儀式化的部分”都被淘汰掉了。她進一步說明，達賴喇嘛和藏傳佛教的領袖：
“...都受到19-20世紀湧現的佛教‘現代化’思潮慫恿，舉例來說，把它與西方科學思想有衝突的宇宙論去掉。這種在西藏完全不為人知的佛教現代主義或多或少被達賴喇嘛採納，同時他也挪用了托爾斯泰、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哲學。所以他最後也學會了世界和平、生態、人權及其它模糊的議程的詞藻，好作西方自由主義的良知表率。”（註16）
特別是由於它充沛的薩滿教元素，藏傳佛教在神秘學中被認為是雅利安種族的“古代智慧”儲藏庫，這也解釋了達賴喇嘛與納粹主義之間淵源流長的關係，包括第十四任也就是現任的達賴丹增嘉措（註17）。納粹份子的怪異理論並非突然的異變，而是沙巴蒂人的神秘學傳統的延伸，愛德華・布爾沃・利頓領導的SRIA中的一個小圈子也對此有功，而且這個團體使用卍來當作玫瑰十字會員的紅十字。布爾沃・利頓的《即臨之族》被和布拉瓦茨基宣揚的雅利安種族亞特蘭提斯起源說相結合，這些觀念也借鑒了伊格內修斯・L・唐納利（Ignatius L. Donnelly）對大西洋曾經存在的失落大陸是雅利安種族故鄉的猜測，卍符號就是這個種族的代表。在《上帝的兒子們》（The Sons of God）中，路易・雅克利奧特（Louis Jacolliot）將維利與圖勒（Thule）的地底居民聯繫起來，他相信這些可以操控維利能量的人將會成為超人並統治世界。
“東方卡巴拉”的觀念源自史威登堡，他漸漸發現自己的性理論應該是來自亞洲而非猶太人。史威登堡對佛教的香巴拉神話著迷不已，此外他還在瑞典東印度公司有職位，並被瑞典皇室任命為鐵工廠和採礦總管，他曾拜訪印度與中亞，他從那裡帶回了之後被他套用在他的新耶路撒冷會裡的性儀式。受沙巴蒂人及其性教義影響，史威登堡對密宗（譚崔）瑜珈技巧跟卡巴拉冥想的相似性產生了興趣。史威登堡更認為中亞的瑜珈師早在猶太人之前就已經發現了卡巴拉的秘密。
史威登堡經常記錄他對這些超自然狀態和瑜珈技巧的個人體驗，這些技巧與亞洲的前卡巴拉觀念ㄧ起被注入了ㄧ些卡巴拉－玫瑰十字會化的蘇格蘭禮共濟會。史威登堡也受到拉・克雷基尼爾（La Crequinière）影響，後者的著作《東印度海關與猶太人協議》（Agreement of the Customs of East Indians with Those of the Jews，1705）聲稱猶太人的性儀式起源自亞洲，這些儀式有著形象地以男性和女性交媾為題的情色雕塑（註18）。古代“亞洲卡巴拉”理論很受安德魯・拉姆齊歡迎，他對蘇格蘭和瑞典共濟會很有影響（註19）。甚至有一個傳說宣稱帕斯誇利曾前往中國學習秘密傳統，這些傳統後來便被法國的某些蘇格蘭禮會館加以吸收（註20）。
史威登堡的說法並非口說無憑，正如哥舒姆・肖勒姆也注意到在13世紀，亞伯拉罕・阿布拉菲亞（Abraham Abulafia）用來“幫助靈魂飛升的卡巴拉技巧，例如呼吸訓練、念誦聖名以及色彩冥想都和印度瑜珈與穆斯林蘇菲派有相似之處。”（註21）密宗是一種被學者認可的宗教儀式與冥想流派，它出現於不晚於5世紀的中世紀印度，在影響了印度教傳統後又隨著佛教傳往東亞和東南亞。
埃及亞歷山卓的神秘學校對印度的禁慾哲人“天體學派”（gymnosophists）早有認識。1945年12月，埃及的拿戈瑪第附近出土了許多諾斯底福音書，其中包括以使徒多馬命名的《多馬福音》（Gospel of Thomas），傳統上基督徒都相信多馬曾遠赴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向當地的猶太人傳揚基督教。根據英國的佛教學者愛德華・孔茲（Edward Conze）：“佛教徒與印度南部的多馬派基督徒（知道並採納《多馬福音》的基督徒）一直有接觸。”（註22）諾斯底教學者伊萊恩・柏高絲（Elaine Pagels）指出：“希臘－羅馬世界和遠東之間的貿易路線恰好就是在諾斯底主義極盛（公元800-200年）時敞開；佛教傳教士都來亞歷山卓傳教持續了數代人。”（註23）柏高絲還提到，羅馬的基督教學者希波律陀（Hippolytus）就曾記載過印度的婆羅門“異端”（註24）。
密宗的左手之道（Vamachara）特別值得一提，它教導了對傳統道德的否定，與沙巴蒂人的“罪之聖潔”有異曲同工。雖然密宗的右手之道（Dakshinachara）象徵打破禁忌，但它們都是以左手之道的方式來實踐。左手之道是一種按照吠陀教的標準屬於異端的崇拜或靈性實踐（sadhana）方式。這樣的秘密儀式包括可能要用上其它教派禁止的物質、性愛、墓地、排便、排尿和嘔吐。其中最重要的是內蓄性交（Maithuna）這個性儀式，它反映了諾斯底主義的“神聖婚姻”，男人與女人可以藉由這個活動使自己變得神聖：她會變成女神沙克蒂，他則是男神濕婆。
藏傳佛教的完整宇宙論奠基於迷信與高度儀式化的信仰，它是融合自佛教、印度密宗還有前佛教的薩滿苯教。苯教在大約10-11世紀變成了一種非正統形式的佛教（註24）。根據布拉瓦茨基：
“西藏和蒙古最主要的喇嘛寺保留了最多；還有薩滿教，如果我們必須這麼稱呼它的話，它是一種介於人與‘靈’之間的最大程度的實踐。喇嘛的宗教忠實地保存了原始的魔法科學，而且至今仍能產生偉大的效果，就如它在忽必烈和他的貴族的那時。”（註25）
隨著西藏文化的發展，各種精怪也跟著增生，依據辟邪魔法的原則，它們各有不同的儀式和供物。麗迪亞・阿蘭這麼解釋說：“這樣的薩滿技巧在許多社會中都可以發現，但西藏是唯一一個讓它們從邊緣元素蛻變為核心的文化社會。”（註26）因此，據阿蘭指出：
“在薩滿佛教中，中心人物不是僧侶而是密宗喇嘛，他們不需要獨身或接受正式的廟宇訓練，但他自己對薩滿教儀式與瑜珈實踐的瞭解——足以產生出所謂的‘魔法’力量...少數人追求啟蒙與大多數人尋求薩滿服務之間的紐帶便是藏傳佛教的標誌。”
通過加入大乘佛教中的密宗，藏傳佛教教導了更快速實現成佛的方法，其中性瑜珈的親身實踐被認為是要達到這番境界的必要之舉。大乘佛教源於俗稱的希臘式佛教，也就是古希臘文化與佛教的兼容並蓄（註26）。希臘式佛教興旺於公元前4世紀－公元5世紀這段期間的巴克特里亞和印度次大陸，相當於今阿富汗、印度跟巴基斯坦。這是一個伴隨希臘人從亞歷山大大帝時代開始侵略印度後的長期歷史互動結果，並進一步為印度－希臘王國（Indo-Greek Kingdom）加深，特別是受希臘影響的貴霜帝國。
受到各種異質元素和印度密宗影響的大乘佛教興起於公元6-7世紀，緊接其後的是新的密宗教派，包括易行宗（Sahajayana）與時輪宗（Kalachakra）。時輪宗誕生於10世紀，它與早期的佛教傳統相去甚遠，反而還融入了彌賽亞的觀念及佛教文獻隻字未提的占星學。藏傳佛教傳統聲稱佛陀曾經教導過密宗，但由於這些屬於“秘密”教誨，所以只能從古魯（guru）再傳給門徒，他們通常會在記下他的其它教義之後再將其寫下來。然而，歷史學家卻認為，說佛陀曾教導過這些教義是“十足荒謬的說法”（註27）。
在以德文發表但網絡上有英文版本的綜合研究中，維克多・特里蒙狄（Victor Trimondi）和維多利亞・特里蒙狄（Victoria Trimondi）披露了藏傳佛教陰暗神秘的一面。維克多和維多利亞是瑪麗安娜・勒特根（Mariana Röttgen）與赫伯特・勒特根（Herbert Röttgen）的筆名，他們是達賴喇嘛的私人朋友。據他們說，達賴喇嘛在公開場合只會表演七個最低級別的灌頂儀式，但時輪宗八級以上秘密是不可能分享給外人的，哪怕沒有折磨人的懲罰。在最高級別的魔法灌頂儀式中會用上幾種“不潔之物”，包括五種類型的肉類，如人肉和五種“花蜜”，像是人血、精液與月經（註28）。時輪宗的最高級灌頂儀式還有性魔法實踐，其用意是要將“性慾”轉化為世俗與精神的力量。這些儀式會涉及年僅十歲的女孩，一次更可能動輒多達數十名女性（註29）。
時輪宗依託的是昆達利尼瑜珈（Kundalini yoga）的知識。在印度教密宗中，實踐者這麼做的目的是要“喚醒”濕婆，亦即位於脊柱底部的陽性原則。這會使得被稱為“昆達利尼”的力量開始慢慢增加，它被比擬為一條盤繞起來的深眠之蛇。當昆達利尼之蛇沿著脈輪一路上升，牠最終會觸及最後一個也是第七個脈輪，“千瓣蓮花”頂輪，它位於頭頂，代表宇宙的陰性能量。之後有志者會進入全神貫注地深度冥想並感到無限的幸福。昆達利尼的模樣經常被與希臘神祇赫耳墨斯的蛇杖相提並論，現代醫學的標誌也是兩條蛇在一根手杖上盤繞。
關於昆達利尼體驗的知識在西方有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新吠陀教（Neo-Vedanta），又名新印度教。印度教在19世紀迸發了大量的新宗教運動，部分是受到歐洲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科學種族主義和神智學影響。隨著印度民族主義興起，幾個統稱為印度教改革運動的同時代印度運動紛紛開始努力復興與改革這個宗教。
新吠陀教對西方靈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個現代宗教運動的誕生該歸功於拉瑪克里斯納（Sri Ramakrishna，1836-1886）和他的寶貝弟子斯瓦米・維韋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德魯里把維韋卡南達列入對新紀元運動有重要影響的第五人，也是在19世紀末將吠檀多和瑜珈引入西方的第一人。也正是維韋卡南達開創了“印度教”（Hinduism）一詞來描述印度傳統中五花八門的信仰。
誠如休・厄本（Hugh Urban）在《密宗的性、秘密、政治及權力宗教研究》（Tantra Sex, Secrecy,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中寫道：“如果印度教與印度民族要被樹立成強大、自主且獨立於西方控制之外的話，那麼密宗的積重惡臭就必須要被‘除臭’，就如它確實這麼做的那般——無論是通過文過飾非和淨化，還是隱瞞和矢口否認。”（註30）根據厄本的說法，維韋卡南達與約翰・伍道夫爵士（Sir John Woodroffe）這兩人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註25）。約翰・伍道夫爵士（1865-1936）是加爾各答的最高法院法官，有一筆名亞瑟・阿瓦隆（Arthur Avalon）伍道夫的《蛇的力量：密宗與沙克蒂瑜珈的秘密》（The Serpent Power – The Secrets of Tantric and Shaktic Yoga）是許多現代昆達利尼瑜珈實踐的源泉。據厄本說：“伍道夫使出渾身解數在為密宗面對諸多批評時據理力爭，他力圖證明它們是與吠陀教和吠檀多並行不悖的高尚、純潔又道德的哲學體系。”（註32）
維韋卡南達也是共濟會員，他倡導團結所有宗教的教義，也許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上的演講，這場演講為安妮・貝贊特（1847-1933）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布拉瓦茨基於1891年辭世後當上了全球神智學運動的領袖。在經過一番爭執後，美國的神智學分會遂決定自立門戶。由亨利・奧爾科特和安妮・貝贊特領導的總部設在印度清奈的原會則改稱為阿德爾神智學協會（Theosophical Society Adyar）。貝贊特的神智學合夥人乃是知名的戀童癖者，查爾斯・李德彼特（Charles Leadbeater）。
1909年，李德彼特聲稱他“發現”了新的彌賽亞，他是一個名叫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的年輕印度男孩。克里希那穆提是各地的神智學追隨者們公認的新救世主，但這名男孩的父親卻控訴李德彼特幾乎毀了他的兒子。克里希那穆提最後也拒絕成為他被指定應該要為之的角色，他的餘生都在世界各地旅行，並成為了聲名遠播的無組織演說家。
作為神智學會的主席，貝贊特對印度政治亦有所參與。她和布拉瓦茨基在1889年見到了甘地（註33）。甘地在1888年曾前往英國倫敦，在倫敦大學學習法律，當時他就遇見了神智學成員，他們鼓勵他和他們一起研讀《薄伽梵歌》。作為結果，儘管在此之前還對宗教興趣缺缺，甘地卻從此開始認真研究這個古典，其也將成為他終其一生的指導。根據凱瑟琳・提德里克（Kathryn Tidrick），甘地對待《薄伽梵歌》的態度完全是神智學的（註34）。
共治主義
香巴拉傳說跟著牽涉了阿加森（Agartha）神話，這是一座據說存在於地心中的傳說城市（註35）。阿加森神話也與空心地球信仰有關，這是神秘主義中的一個歷久不衰的主題（註36）。空心地球神話同樣受到布爾沃・利頓的《即臨之族》影響。不過，正如喬斯林・戈德溫在《阿爾克托斯：極地神話的科學、象徵主義以及納粹倖存者》（Arktos: The Polar Myth in Science, Symbolism and Nazi Survival）中所言，是著名的神秘主義者亞歷山大・聖伊夫・達勒維德（Alexandre Saint-Yves）“揭開了阿加森的神秘面紗”。聖伊夫是馬丁教團的總大師，他與雨果、布爾沃・利頓的兒子利頓伯爵也是朋友，利頓伯爵曾擔任過駐法國大使與印度總督。相傳聖伊夫在1885年的偶然間被一群來自阿加森的地底洞穴的“揚升大師”拜訪，他們以心靈感應來與他交流。
共治主義（Synarchism）最初是被聖伊夫提出的，以作為對抗無政府主義的方式，同時它也透過結合法西斯主義與神秘主義給出了一個另類選擇。共同統治（Synarchy）意味著“由秘密社團統治”，它們是可以與“眾神”，即阿加森的揚升大師直接交流的祭司階級。聖伊夫在1885年後開始談起共治主義的亞洲起源，那是在他遇見了哈吉・沙里夫（Haji Sharif）之後，這個人很可能其實就是賈邁勒丁・阿富汗尼。哈吉・沙里夫自稱是“偉大的阿加森學校的古魯上師”，那是ㄧ群“宇宙大師”的住所，而且那裡是一個高度發達且實施共治主義已久的社會（註37）。
聖伊夫最引人矚目的追隨者就是馬丁主義者的首腦，帕普斯。帕普斯一直在努力推動當時的各個秘密社團團結一致，好將共治主義付諸實踐。1888年，帕普斯和聖伊夫攜手有名的神秘主義者斯坦尼斯拿斯・德・古埃塔（Stanislas de Guaita）與約瑟芬・佩拉當（Joséphin Péladan）創立了玫瑰十字卡巴拉會（Rosicrucian Kabbalistic Order of the Rose-Croix，OKRC），它可以說是馬丁教團的“內圈”。就是在1891年，帕普斯聲稱他手上有馬丁尼斯・帕斯誇利的原始手稿，進而據此創立了未知至高者協會這個現代的馬丁主義教團。
1886年，聖伊夫成立了專業經濟出版協會（Syndicate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Economic Press，SPEP）來推廣政治與商業領袖之間的共治主義。法國議會的幾位政要都加入了協會，包括在1920年當選總統的保羅・德夏內爾（Paul Deschanel）和內政部長塞薩爾・德・梅伊（François Césaire Demahy），他後來成為了極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極右派反猶運動與法蘭西運動（Action Française）的發起人。查爾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47-1922）是另一位不得不提的共治主義者，也是法蘭西運動的主要思想家。它還吸引了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他與帕普斯一起復興了馬丁教團。巴雷斯（1862-1923）視自由民主為謊言，他堅稱唯有專制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與莫拉斯還有他的法蘭西運動有關的還有法國的革命派工團主義份子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他是曾對法西斯主義有過深遠影響的關鍵人物之一。
帕普斯還深深啟發了20世紀的其中一位最富影響力的神秘主義者，勒內・蓋農（René Guénon，1886-1951），他與查爾斯・莫拉斯也有交情。蓋農創立了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其源出於蘇菲派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t）原則，並受阿卜杜・卡迪爾影響過。蓋農是從1910年開始加入蘇菲派，邀請他的人是後來皈依伊斯蘭教的瑞典神智學者伊万・阿吉爾（Ivan Aguéli），此人對蘇菲派與猶太卡巴拉皆有興趣。阿吉爾在皈依後便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阿卜杜勒・哈迪。蓋農的入教儀式是在卡迪爾的朋友阿爾・卡比爾（Sheikh Illaysh al Kabir）這位共濟會員兼艾茲哈爾大學的瑪利基亞學派（Maliki Madhhab）領袖主持下進行，這間大學是埃及最古老的大學，在遜尼派中享有盛名。
蓋農的哲學呼籲在現代世界正在日益沉淪的此刻，唯一的變革方法就是回歸“傳統”。蓋農在這裡所說的傳統其實就是長青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和馬爾西利奧・費奇諾的“太古智慧”（Prisca Theologia）不謀而合。事實上，費奇諾相信猶太卡巴拉是古代智者的純正傳統，也是建立一個可以調和基督教與古代哲學的普世宗教的關鍵，它則被布拉瓦茨基稱為“古代智慧”或“智慧教”。在蓋農看來，長青哲學是一個單一的傳統，更是後來所有主要秘儀傳統的秘密源頭。正因如此，蓋農認為神秘主義者會表面上採用這些宗教的佯裝，同時清楚意識到這一切不過是所有宗教共有的唯一神秘傳統的表象而已。
在籌建玫瑰十字卡巴拉會時，帕普斯和他的同黨夢想著要將世上的神秘主義者團結在一起，共同復興玫瑰十字會來作為國際性的神秘學組織，他們希望俄羅斯帝國能起到東西方橋樑的主導作用（註38）。1901年，帕普斯覲見了沙皇，後者成為了他控制聖彼得堡的馬丁教團的“未知至高者們”的頭領。帕普斯先後為沙皇尼古拉二世與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皇后擔任過醫生跟神秘學顧問。經由帕普斯的穿針引線，皇室結識了他的朋友與靈性導師，神秘主義者安泰爾姆・菲利普（Maître Philippe）。雖說與皇室有牽扯的神秘主義者一般都會讓人想起拉斯普京（Rasputin），但早在他之前，安泰爾姆・菲利普就讓他們深感折服。他擁有超凡的治病本事，甚至還能夠駕馭閃電與隱形。
因為這些圈子的關係，聖彼得堡逐漸變成了使英國與俄羅斯的利益互相交織在一塊的溫床。正如理查德・B・斯彭斯（Richard B. Spence）在《秘密間諜666》（Secret Agent 666）中指出，阿萊斯特・克勞利在1897年的夏天時人正在聖彼得堡，那時他以英國間諜的身份獲得了尼古拉二世的宮廷賞識。這些陰謀中的關鍵人物乃是喇嘛阿格旺多傑（Agvan Dorjieff），他是達賴喇嘛十三世的首席導師，也是曾赴往尼古拉二世宮廷的使者。多傑在1898年親自來到聖彼得堡面見沙皇，他還因為在聖彼得堡建造了佛教寺廟而聞名，由於本來就有對神智學的興趣，當地對佛教的好奇也漸漸增加。在19世紀90年代，多傑開始宣揚俄羅斯是北方香巴拉，以期能獲得沙皇對西藏及其宗教的支持。
第四道
按照19世紀40年代的“靈性記者”羅姆・蘭道（Rom Landau）的說法，阿格旺多傑的真實身份其實是喬治・I・葛吉夫這位擁有超凡魅力的催眠師、地毯商人與間諜，他以俄羅斯間諜的身份在20世紀初的西藏活動。然而，著有有史以來第一本全面評價葛吉夫及其運動的書《和諧之圓：神話除魅》（The Harmonious Circle: The Anatomy of a Myth）的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卻認為，葛吉夫的真身應該是俄羅斯官員烏希・納蘇諾夫（Ushe Narzunoff），即多傑的同事。縱使如此，葛吉夫與多傑其實是同一人的傳說卻得到了不少葛吉夫的弟子附和（註39）。
喬治・葛吉夫（1866-1949）的父母分別為希臘與亞美尼亞人，他自己出生於亞歷山德羅（今亞美尼亞久姆里），當時還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葛吉夫聲稱如今的人類正無助地陷入“清醒的沉睡”之中，無法真正感受現實，但他們仍有可能發揮更高的意識狀態並實現人的全部潛能。他發展了一整套“工作”或“方法”來實現這個目的，由於他喚醒一個人的意識的方式與苦行僧、僧侶或瑜珈師都不同，所以他的學派又被叫做“第四道”（Fourth Way）。
葛吉夫的思想可說是神智學、新畢達哥拉斯主義、玫瑰十字主義及煉金術的大雜燴。根據詹姆斯・韋伯，布拉瓦茨基的神智學是他最重要的參考。葛吉夫曾說：“開啟隱藏的可能性的方法無他，唯反對自然與上帝爾。”（註40）他的謊言與暴虐成性為他贏得了“流氓大師”（rascal guru）這個綽號。有很多人相信葛吉夫認識一個叫做約瑟夫・朱加什維利（Joseph Dzhugashvili）的人，亦即日後的史達林，那時還是年輕學子的後者與他在高加索第比利希的同一間神學院研讀。葛吉夫的家庭檔案也有史達林曾在他家住過一段時間的紀錄（註41）。還有人認為史達林屬於一個神秘的“東方兄弟會”，葛吉夫與他的追隨者都是該組織的成員（註42）。
剛成年不久的葛吉夫就已經遊歷過許多地方，包括中亞、埃及還有羅馬。葛吉夫的遊記《與奇人相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的每一章都是以一位“奇人”來命名，而且他們很多都屬於一個“尋真者”社團。據詹姆斯・韋伯指出且有K・保羅・約翰遜復議，葛吉夫口中的“尋真者”的重要人物“盧博維茨基親王”實際上就是烏赫托姆斯基親王（Prince Esper Ukhtomskii，1861-1921，註43）。身為一名神智學者，烏赫托姆斯基親王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塞吉・威特（Sergei Witte），俄羅斯的財政部長與布拉瓦茨基的表弟。安排多傑與尼古拉二世會面的人正是烏赫托姆斯基。
葛吉夫宣稱他在亞洲中心某處的認識了“薩姆格兄弟會”（Sarmoung Brotherhood），他靠著來自烏茲別克布哈拉的馬匹和驢子花了大概十二天才完成此行。葛吉夫從該兄弟會那裡學會了神聖的舞蹈，很像是蘇菲派的旋轉舞。據約翰遜說，葛吉夫的話語表明了：“...伊斯瑪儀派可能是怎麼影響了第四道的教義。”（註44）根據葛吉夫曾就任過英國駐君士坦丁堡情報局長的大弟子約翰・G・班尼特（John G. Bennett），還有他的蘇菲派當紅作家朋友艾德里斯・沙阿，葛吉夫的教義起源於一群蘇菲派大師，他們是阿爾泰山脈的古老薩滿教的後嗣與精神繼承人，中亞是他們擁有四萬年歷史甚至更久的中心根據地（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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