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靈論
隨著達爾文主義的興起給了宗教致命一擊，任何對於“神聖”的信仰現在都被認為難登科學之堂，所以是“非理性”。這種嚴格的經驗主義將人類的知識侷限在已知的和可按照現行定義的科學方法證明的東西上面，這顯然有些過度與教條化之虞。正是透過這種黑格爾辯證法，世俗科學被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對立起來，以便為前來替代的嶄新“靈性”鋪平道路，這就是建立在卡巴拉神秘教誨之上的所謂“新紀元運動”。
新紀元運動的古老傳統先驅，東亞宗教、諾斯底主義和赫耳墨斯主義都因為有幸碰上了19世紀末的神秘學復興，因此得以傳播四方。正如內維爾・德魯里（Nevill Drury）曾在《新紀元：靈性自我追尋之旅》（The New Age: Searching for the Spiritual Self）中指出，新紀元運動的發生其實早有四位最重要的先行者，正是他們奠定了這個運動後來恪守的諸多訓誡（註1）。這幾個人分別是伊曼紐・史威登堡、法蘭茲・梅斯梅爾（Franz Mesmer，1734-1815）、海倫娜・P・布拉瓦茨基（Helena P. Blavatsky，1831-1891），她是融合了如印度教與佛教等東方宗教和西方元素的神智學的創始人，以及喬治・I・葛吉夫（George I. Gurdjieff ，1866-1949）。
神秘學復興的唯靈論實踐基礎要說回史威登堡與他“天使”和“靈體”的通靈。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影響是法蘭茲・安東・梅斯梅爾這位德國共濟會員兼醫生，他因為可以催眠人進入恍惚狀態而聲名大噪，那些受催眠者則可以體驗時間穿梭或與靈體交流。出於對天文學的興趣，梅斯梅爾提出理論認為在萬物之間其實存在著一種可以互相轉移的自然能量，這被他命名為“動物磁力”（animal magnetism），這種充斥在身體中的磁力流體連接起了人類、地球與星辰。梅斯梅爾的名字也是英文動詞“催眠”（mesmerize）的詞源。
神秘學復興本身可謂是對先前的世俗化浪潮的反應，其試圖重新為宇宙的“靈性”層面找回一席之地。然而，神秘學復興的志趣卻恰恰混淆了靈性主義（spiritualism）與唯靈論（spiritism）。事實上，神秘學復興還造成了對於精神與物質之分的現代迷思。由於上帝被認定是一個有意識的非物質實體，所以但凡是脫離物質的實體也就跟著都被認為屬於“精神”。而且，既然按定義上帝有能力引發奇蹟，結果所有這些無法被已知物理定律解釋的現象亦一律被錯誤地解釋成“超自然”。
神秘學復興的擁護者自視是與學術界的嚴苛世俗主義不同的開明派，而且他們非常敢於探索已知現實的極限。儘管《聖經》明令禁止，與靈體進行的交流仍被重新包裝成了對“超自然”的探索，好方便免於基督教出於偏執或其它理由所不必要的譴責。降神會（Séances）於是開始在歐洲風靡一時，靈媒常會在這樣的私人聚會上施展ㄧ些物理或心靈方面的現象來招待客人。這個風尚被海登夫人（Mrs. Hayden）帶到了英國，出席過她的降神會的人就有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他是神秘學復興時期的傑出人物。布爾沃・利頓是狄更斯、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和埃利法斯・利維（Eliphas Lévi）的摯友，利維更普遍被視作是神秘學復興的始作俑者。埃利法斯・利維（1810-1875）的本名是阿方斯・路易・康斯坦特（Alphonse Louis Constant），他深受沙巴蒂人喬澤夫・馬利亞・赫內斯・倫斯基的影響。對利維甚有啟發的還有法國的重要馬丁主義者及占星學家法柏瑞・歐勒維（Fabre d’Olivet），這個人曾經被拿破崙雇用為他手下的顧問之ㄧ（註2）。利維撰寫的《高等魔法及其教條與儀式》（Doctrine and Ritual of High Magic）將會影響後來的每一位神秘主義者，甚至是像維克多・雨果這樣的小說家。
創造了曾被聖殿騎士崇拜的偶像，“巴風特”的流行形象的人就是利維。他稱這個形象叫安息之羊（The Sabbatic Goat），據說是淵源於中世紀女巫崇拜的惡魔形象。他將這個偶像創作成一個具有男女性徵且長有翅膀的雌雄同體，但卻又有一顆山羊頭，頭上還頂著一把火炬。利維自己也直言不諱：
“讓我們為了庸俗的熏陶大聲宣布...且為了教會更遠大的榮耀，那個曾經迫害聖殿騎士、燒死魔法師並將共濟會員開除教籍，做盡諸如此類這些事情的教會，讓我們大膽無畏又鄭地有聲地向所有神秘科學的同志宣布...我們如今崇拜，並且將永遠崇拜的就是這個嚇人的符號所代表的。沒錯，在我們深信不疑的信念中，聖殿騎士團的總大師們崇拜的巴風特也是他們的騎士們尊崇的對象。”（註3）
根據喬斯林・戈德溫的說法：“就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神秘主義而言，大概沒有比《扎諾尼》（Zanoni）更重要的文學作品，而且...也沒有比布爾沃・利頓更能出其右的人物（註4）。”年輕時的華格納對布爾沃・利頓的神秘學小說情有獨鍾，他的第一部初試啼聲的歌劇《黎恩濟》就是以此為基礎創作。布爾沃・利頓以玫瑰十字會和馬丁主義為題寫下了《扎諾尼》以及《即臨之族》（Vril: The Power of the Coming Race，1871），它們可以說是促成了科幻類型小說的誕生，並且對不少神秘學圈子跟納粹的種族理論都有很大影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爾沃・利頓的《即臨之族》，這是一部關於生活在地底下的高等主宰種族的科幻小說。小說的主角是一名偶然闖入被自稱叫維利雅人（Vril-ya）的種族佔據的地下世界的年輕人，這些維利雅人是前大洪水文明的後裔。他們能夠在經過意志訓練後操縱一種叫做維利（Vril）的能量，這或多或少得取決於他們的遺傳體質。據這位主角自述，隨著歲月流逝，維利雅人終將耗盡地底下的所有可居空間，因此他們必定會登上地面，如果有必要的話更不惜在這個過程中將人類趕盡殺絕。
據戈德溫指出，神秘學復興最初是始於英吉利玫瑰十字會（Societas Rosicruciana in Anglia，SRIA）中的一個小團體，這個團體使用卍來當作玫瑰十字會員的紅十字。布爾沃・利頓是SRIA的“大金主”，雖然他公開否認自己與該團體有任何瓜葛。他反而宣稱與他那個時代到處林立的各個假冒者不同，他才真的握有“‘啟蒙者’的密碼”，他更聲稱正牌的玫瑰十字會仍然存在，但凡夫俗子不可能找得到（註5）。他所暗指的其實就是亞洲兄弟會，該兄弟會的許多成員都加入了德國的猶太共濟會，成立於1807年的法蘭克福的“破曉曙光”（L’Aurore Naissante）。亞洲兄弟會或曰光之兄弟會本來是衍生自德國的金玫瑰十字會，SRIA正是從後者汲取了組織結構的大要（註6）。
揚升大師
俄羅斯神秘主義者海倫娜・P・布拉瓦茨基曾被譽為是20世紀新紀元運動的“教母”。布拉瓦茨基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俄羅斯貴族家庭，生來即擁有超感官能力的她一直在周遊世界尋找神秘教誨，她也在印度次大陸度過了多年。在撰寫了例如《揭開伊西斯的面紗》（Isis Unveiled）與《秘密教義》（Secret Doctrine）這兩部共濟會的《聖經》等作品後，她在1875年創立了旨在宣揚自己的教義的神智學會（註7）。神智學會甫一問世後便蔚然成風，艾伯特・派克很快就成為了會員，詩人葉慈、藝術家瓦西里・康丁斯基、皮特・蒙德里安、柯南・道爾爵士還有發明家愛迪生也都是忠心耿耿的會員。
布拉瓦茨基的哲學奠基於一個謠傳存在的“淨光兄弟會”（Great White Brotherhood），這是一個開明但秘密的神秘主義者結社，它一直在指導著人類種族的靈性發展。生活在18世紀末的卡爾・馮・埃卡茨豪森（Karl von Eckartshausen，1752-1803）是最早在他的《遮蔽聖所的雲幕》（The Cloud upon the Sanctuary）ㄧ書中提出這種想法的人，他是一位出身巴伐利亞的哲學家與威斯豪普特的光明會成員。埃卡茨豪森還經常與聖馬丁書信往來，後者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另外，埃卡茨豪森亦是光明會成員讚不絕口的作家之ㄧ（註8）。埃卡茨豪森曾提到有這麼一群神秘主義者，他們在塵世間過世後仍會以光之委員會（Council of Light）成員的身份繼續活躍（註9）。根據喬斯林・戈德溫，埃卡茨豪森部分地借鑒了像是聖餐這樣的基督教觀念，也部分地吸收了以玫瑰十字會和光明會為代表的開明秘密社團與神秘學深諳者的思想（註10）。
對這一整個傳統的發展早期深有影響的是從1881年開始出版的《聖雄書信》（Mahatma Letters），其據說是由“庫特胡米大師”（Koot Hoomi）傳授給布拉瓦茨基的神智學成員阿爾弗雷德・P・辛尼特（Alfred P. Sinnett）的一系列內容。通過辛尼特，庫特胡米大師透露在印度和西藏住著一群神秘組織的高階成員，他們可以利用心靈感應定期聯絡彼此（註11）。布拉瓦茨基自稱曾在西藏見過這些“揚升大師”在地上的化身，並且她也繼續透過精神渠道，透過她的靈媒天賦來接受他們的教導（註12）。除了庫特胡米大師，其他幾位最有名的據說都是居住在西藏日喀則的還有摩亞大師（Morya）、塞拉皮斯貝大師（Serapis Bey）與希拉靈大師（Hilarion），他們據稱都是“盧克索兄弟會”（Brotherhood of Luxor）的一員。
據歷史學家K・保羅・約翰遜（K. Paul Johnson）說，布拉瓦茨基結識的其中一名揚升大師就是賈邁勒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 al Afghani），他是一個名字非常相似的盧克索赫耳墨斯兄弟會（Hermetic Brotherhood of Luxor，HBofL）的領袖。同時身兼埃及共濟會總大師的阿富汗尼更是臭名昭彰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薩拉菲運動”（Salafi）的發起者，穆斯林兄弟會與如今正在肆虐部分敘利亞跟伊拉克的ISIS就是這個運動的產物。然而，阿富汗尼也是一名英國代理人，他的上司是英國首屈一指的東方主義者威爾弗里德・布朗特（Wilfred Scawen Blunt）和愛德華・G・布朗（Edward G. Browne）。布朗特是邱吉爾的好友，他的妻子安妮夫人（Lady Anne）則是詩人拜倫勳爵的孫女。
阿富汗尼與阿卜杜・卡迪爾（Abdul Qadir al Jazairi，1808-1883）有交情，英國一直想方設法地要與他身邊的中東共濟會員勾結。阿卜杜・卡迪爾是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學者、蘇菲派、軍事領導人和共濟會員，他最終在大馬士革領著法國人給的撫卹金度日晚年（註13）。阿卜杜・卡迪爾也是珍妮・迪比（Jane Digby）與理查・伯頓爵士（Sir Richard Burton）的朋友，後者是家喻戶曉的英國探險家、間諜與共濟會員，並曾在1869年擔任大馬士革領事。迪比，或叫埃倫伯勒夫人（1807-1881）是一名英國貴族，她過著充滿浪漫冒險的放蕩生活，一生共有四個丈夫與許多情人。她最後以阿拉伯酋長梅德胡・阿爾・梅茲拉布（Medjuel al Mezrab）的妻子的身份在大馬士革逝世，這個人比她整整小了二十歲，出身自敘利亞的安薩部落（Aniza）。沙烏地人也同屬這個部落，神秘學作家艾德里斯・沙阿（Idries Shah）認為歐洲巫術就是源出於其（註14）。
布拉瓦茨基也是燒炭黨人，她在1856年左右與馬志尼變成了同盟（註15）。在她發表了《揭開伊西斯的面紗》後，她在1878年被SRIA的另一名元老約翰・亞克（John Yarker）授予了共濟會的入會榮譽，後者是布拉瓦茨基和加里波底的朋友。亞克似乎也參與了神智學會的創立，這個組織的領導班底也包括由加里波底領導的孟菲斯－麥西禮中的成員。朱塞佩・加里波底將軍在1881年開始著手將麥西禮與孟菲斯禮互相融合，孟菲斯禮本身則是上承自菲利戴菲斯禮這個光明會的檯面組織（註16）。多虧了約翰・亞克的作品，這個團體的知名度日漸提升，亞克本人亦從古列爾莫・內格爾（Marconis de Negre）那裡接過了副總大師的職位。
亞克在巴黎認識了帕夏爾・貝弗利・蘭多夫（Paschal Beverly Randolph），他是一位來自美國的黑白混血兒與神秘主義者，他在19世紀40年代末開始遊歷歐洲，並因此邂逅了肯尼思・麥肯齊（Kenneth Mackenzie）、布爾沃・利頓、理查德・詹姆斯・莫里森（Richard James Morrison）、埃利法斯・利維還有哈格雷夫・詹寧斯（Hargrave Jennings）。1850年，他在德國法蘭克福獲邀加入玫瑰十字會——可能就是破曉曙光——據說他還成為了西方世界的至尊總大師（Supreme Grand Master of the Western World）。在法國，蘭多夫與埃利法斯・利維合作成立了玫瑰十字兄弟會（Fraternitas Rosae Crucis），這個組織在英國叫做光之兄弟會（Fratres Lucis）。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蘭多夫在1846年成為了尤利斯兄弟會（Brotherhood of Eulis）的最高教主，這個團體的宗旨就是要宣揚各種奧祕，而且它自稱自己通過“法國總會館”而與玫瑰十字會有承先啟後的關係。兄弟會教導靈性療癒、西方神秘主義與性魔法，繼承了沙巴蒂人的怪異實踐（註17）。尤利斯兄弟會逐漸發展成了盧克索兄弟會（HBofL）中的一個圈子，爾後又脫胎換骨變成光之赫耳墨斯兄弟會（Hermitic Brotherhood of Light），其據稱是光之兄弟會的繼承者（註18）。
不分英國和歐洲，弗朗索瓦・杜馬斯（Francois Dumas，他是作家大仲馬的兒子）、埃利法斯・利維、肯尼思・麥肯齊與哈格雷夫・詹寧斯都是蘭多夫的教誨的死忠追隨者。德國歷史學家卡爾・R.H・弗里克（Karl R. H. Frick）認為，內戰期間的林肯總統、A.H・希區考克將軍（General A. H. Hitchcock）及其他著名的美國人士都是尤利斯兄弟會或盧克索赫耳墨斯兄弟會的成員（註19）。HBofL在神秘學復興的背後扮演著很關鍵的角色。當這個組織在1844年變得公開化時，它的很多成員同時也隸屬於神智學會。HBofL的領導人也就神秘主義指導過布拉瓦茨基，這位領袖的名字是阿齊茲（Aia Aziz），又名馬克斯・席恩（Max Theon）。席恩是法蘭克教派的末代領袖，華沙的拜爾施泰因拉比（Bimstein of Warsaw）的兒子。席恩招募了蘇格蘭共濟會的彼得・戴維森（Peter Davidson）來和他一同統轄HBofL，他們還一起改寫了蘭多夫的《厄洛斯與尤利斯的奧祕》（The Mysteries of Eros and Eulis!），更多強調了兄弟會課程中的性魔法實踐。
在席恩門下學習的還有卡爾・凱爾納（Carl Kellner），他是有名的神秘主義者西奧多・羅伊斯（Theodor Reuss）的助手，羅伊斯接替約翰・亞克成為了孟菲斯－麥西禮的總大師。羅伊斯還為華格納工作過，他參演了華格納受神秘學啟發的歌劇《帕西法爾》（Parsifal）於1882年的拜羅伊特首次公演時的一角。羅伊特在1880年時人在慕尼黑，他曾試圖重振威斯豪普特的光明會。1885年，他與SRIA的崇高魔法師兼赫耳墨斯黃金黎明結社（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的其中一位元老威廉・永利・韋斯科特（William Wynn Westcott）成為好友。以黃金、玫瑰、破曉曙光為名的這個組織更人盡皆知的名字是黃金黎明，它據說是塞繆爾・福爾克拉比的卡巴拉學校的延續（註20）。受布拉瓦茨基的教誨啟發的該組織成立於1888年，志在實踐魔法與靈性發展。它的另外兩位創始人是威廉・羅伯特・伍德曼（William Robert Woodman）和麥格雷戈・馬瑟斯（MacGregor Mathers），他們都既是共濟會員也是SRIA的一份子。
“因此，”歷史學家喬斯林・戈德溫在《神智學的啟蒙運動》裡解釋說：“我們又走回了19世紀初的亞洲兄弟會與光之兄弟會的枝流葉布，傳聞布爾沃・利頓就置身其中。”（註21）管轄黃金黎明的是一群“秘密領袖”，據聞他們是通過精神溝通來指導組織活動。秘密領袖和嚴規禮儀的那夥人以及布拉瓦茨基的“揚升大師”都有關係。曾經領導黃金黎明的麥格雷戈・馬瑟斯將該組織的精神血統一路追溯回玫瑰十字會，進而再回到卡巴拉與古埃及，赫耳墨斯主義就被錯誤地認為起源於此。後來，馬瑟斯迎娶了有名的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妹妹莫妮亞・柏格森（Moina Bergson）。
東方聖殿騎士團
凱爾納相信，從沙巴蒂主義一路經過蘭多夫和光之赫耳墨斯兄弟會傳承下來的性魔法是“...破解宇宙間的所有秘密與各個秘密社團和宗教曾使用過的象徵的鑰匙。”（註22）正因如此，凱爾納在1895年夥同羅伊斯創辦了帶有共濟會色彩的學院，它最終被稱為東方聖殿騎士團。這個組織（OTO）內部的神秘圈子可謂與孟菲斯－麥西禮的更高等級相並行，同時它也教授光之赫耳墨斯兄弟會的秘儀玫瑰十字會教義，還有凱爾納揭開共濟會象徵主義的“鑰匙”。
凱爾納在1901年被帕普斯（Papus）在一份章程中指定為德國馬丁主義教團的特別檢察官，而後者的真名叫做熱拉爾・昂科斯（Gérard Encausse）。昂科斯從年輕時起就開始研究卡巴拉、塔羅牌、魔法、煉金術與埃利法斯・利維的著作。他後來加入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法國神智學會，並且也是盧克索赫耳墨斯兄弟會跟黃金黎明的成員。1891年，昂科斯宣稱他擁有馬丁尼斯・帕斯誇利的原始手稿，並進而創立了現代的馬丁教團，未知至高者協會（l’Ordre des Supérieurs Inconnus）。
當卡爾・凱爾納在1905年逝世後，OTO的領導重任落到了羅伊斯的肩上，他遂決定將自己的其它所有組織通通併入其下。韋斯科特在1901年為獻上了一份憲章，事關史威登堡禮共濟會（Swedenborgian Rite of Masonry），在1902年又來了一封授權在德國建立SRIA的高級委員會的授權書。韋斯科特協助羅伊斯聯繫其他英國共濟會學者，包括約翰・亞克，還有他的同事弗蘭茲・哈特曼（Franz Hartmann）跟亨利・克萊因（Henry Klein），他憑著亞克發來的憲章開闢了孟菲斯與麥西禮，以及蘇格蘭禮在德國的分支。羅伊斯在1902年還從亞克那裡收到了塞爾內蘇格蘭禮（Cernau Scottish Rite）的33級主權總檢察官的任命書。
羅伊斯在1906年替這個嶄新且擴大後的倫敦OTO頒佈了憲章，並任命自己為組織的外部負責人。羅伊斯還向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授予了授權書，史代納是一位奧地利神秘主義者，他在19世紀末以文學批判家的身份初出茅廬，他亦出版了包括《自由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在內的哲學著作。史代納是神智學會的德國分會的秘書長，此時已是布拉瓦茨基的繼任者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在帶頭，而且他與西式的孟菲斯與麥西禮會館有關聯，並司舵了OTO/孟菲斯/麥西禮的下屬組織阿特納秘社（Mystica Aeterna）的憲章與總委員會。
在脫離了神智學會後，他開創了靈性運動人智學（anthroposophy），其源自於德國唯心主義哲學與神學。其它方面的影響還有歌德式科學（Goethean science）和玫瑰十字會。史代納在1895年撰寫的作品是最早開始讚美尼采的書作之一，他曾在1897年拜訪過在妹妹伊莉莎白照顧下的尼采。伊莉莎白甚至曾聘用史代納，好幫助她弄懂哥哥的哲學（註23）。在談到尼采的精神疾病時，史代納說道：“從內心的感知中，我看見尼采的靈魂好似盤旋在他的頭上，在那精神之光中綻放出無限美麗，臣服於其所渴求的精神世界。”（註24）
1908年6月24日，羅伊斯出席了昂科斯在巴黎的“國際共濟會員和唯靈論者大會”。羅伊斯在會議上讓帕普斯晉升至了OTO的X級。反過來，帕普斯則幫助羅伊斯根據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的《律法之書》（Book of the Law）組建了OTO的諾斯底天主教會。阿萊斯特・克勞利（1875-1947）是最惡名昭彰的20世紀撒旦教教父，更曾被英國媒體封為“世界上最邪惡的男人”。羅伊斯在1910年認識了克勞利，後者在加入OTO後當上了英國分會，奧術會（Mysteria Mystica Maxima）的領導人。
克勞利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這個家庭屬於普利茅斯兄弟會（Plymouth Brethren），它是青岑多夫伯爵的摩拉維亞兄弟會的繼承者（註25）。在讀過了亞瑟・愛德華・偉特（Arthur Edward Waite）暗示了一群秘密啟蒙者存在、且他們會將真理與智慧教授給有價值的人的《黑魔法與契約之書》（Book of Black Magic and of Pacts）之後（註26），年輕的阿萊斯特・克勞利就致信給了偉特，並被推薦去閱讀馮・埃卡茨豪森的著作。克勞利對這種秘密智慧的不懈追尋最終引導他加入了黃金黎明，據說它是淨光兄弟會在世間的外圍組織（註27）。
在搬遷到蘇格蘭尼斯湖的博列斯金之家（Boleskine House）後，克勞利拜訪了墨西哥，然後又前往印度學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修行。1904年，他與妻子蘿絲・伊迪絲・凱莉（Rose Edith Kelly）到埃及的開羅度蜜月，在那裡克勞利據稱與一個名為愛華斯（Aiwass）的無形實體產生了接觸，並照其口述寫下了他的《律法之書》。他相信這個實體就是黃金黎明的秘密領袖之ㄧ，他甚至聲稱這相當於基督教觀念中的魔鬼（註30）。這本書宣布了一個全新的荷魯斯時代（Aeon of Horus），這是一個“力量與火焰”、全球戰爭與普遍的流血衝突取代掉過時基督教的時代。
《律法之書》將成為他標新立異的泰勒瑪（Thelema）哲學的基礎。克勞利在《泰勒瑪的前世今生》（The Antecedents of Thelema）中這麼寫道，拉伯雷不僅以類似於克勞利自己的方式早已明白了泰勒瑪的律法，而且更連《律法之書》也早就被他言中與闡述過。在諾斯底天主教會這方面，拉伯雷也被列入了聖徒之列，這個行列包括了維吉爾、卡圖盧斯、阿爾吉儂和威廉・布萊克。
泰勒瑪在希臘文中大略是“意志”（will）的意思。除了拉伯雷，克勞利也受到尼采的啟發。克勞利也把尼采變成了諾斯底天主教會的聖徒，而且他在《沒有眼淚的魔法》（Magick Without Tears）裡還寫道：“尼采理應被看作是我們的先知之一...”所以克勞利也撰寫了《為尼采申辯》（Vindication of Nietzsche）。《律法之書》呼籲它的追隨者應該堅持“順行汝意所為”，並藉由魔法實踐來實現自己的“真實意志”。在克勞利的泰勒瑪語境下，魔法是一個用來將神秘學從舞台魔術區分出來的術語，而且是一門“促使變化按照意志所願發生的科學和藝術”。在解釋他對魔法的詮釋時，克勞利寫道：“從理論上來說，要引起任何物體發生它按其本質就有可能的變化是有可能地。”（註31）
克勞利對他的格言“順行汝意所為”採用了尼采式的詮釋，所以在荷魯斯時代的強者將會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意志且統治奴隸，奴隸則因為軟弱無力所以導致了這種自肇奴役（self-enslavement）。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法西斯神秘學意識形態的種子已經開始蠢蠢欲動：
“順行汝意所為就是律法的全部...探出身來吧，沐浴在星光下的孩子們，釋放你們的激情...這些人都是僵死的，這些庸碌之人；他們自己以為不是...世上的主宰者都是我們的親屬...我們與那些流浪與無用之人沒有任何關係：讓他們在痛苦中死去吧...同情心是王者的大忌，要踩扁可憐人和弱者，這是一個壞透了的法則...放縱慾望，好好享受所有感受與狂喜...不要對落敗者施以同理，要重挫那些艱辛又卑下的人，帶著他們一起下地獄...然後變得更強，這樣就可以繼續享受更多快樂。我乃戰爭與復仇之神，打敗所有人，使無人可以站在你們面前...征服！這樣就對了...用火和血崇拜我；用劍與矛崇拜我...讓鮮血流向我的名號。踐踏異教徒...我會讓你們大啖他們的血肉！不要憐憫他們任何人。殺戮和折磨...我是戰士之主...我將帶領你們品嚐勝利和喜悅...你們將樂於投身殺戮。”（註32）
OTO在1909年與A∴A∴組成了“親密戰線”，這兩個組織都接受了《律法之書》的權威（註33）。克勞利在1907年重組過A∴A∴或稱Argentium Astrum，它的意思是“銀星”，這指的是天狼星，它被共濟會稱作“明星”（Blazing Star）。銀星社的經典宗旨據說曾出現在各個社會和時代中，儘管不以一定是冠以相同的名字，馮・埃卡茨豪森的《遮蔽聖所的雲幕》也被銀星社重印出版了《第三十三論》（Liber XXXIII）。銀星社聲稱緊接著黃金黎明在20世紀之交的崩潰，銀星社自己獲得了來自愛華斯與其他行星層級的靈性團體的“秘密領袖”的認可（註33）。它的入會儀式是融匯的，融入了小乘佛教、吠陀瑜珈及儀式魔法的精髓。銀星社遵循著卡巴拉“生命之樹”的結構來尋求靈性發展，並一邊提倡它所謂的“科學啟蒙”。
根據編成於1912-1919年並在羅伊斯的共濟會雜誌《旗幟》（The Oriflamme）上發表過的《第五十二論：OTO宣言》（Liber LII: Manifesto of the OTO）所說，OTO“體現了所有東方秘密社團的隱匿知識；而且它的領袖們是最高級別的秘社成員，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同道中人都會認同這一點。”OTO自言它匯集了聖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馬耳他騎士團、光明會、盧克索赫耳墨斯兄弟會、蘇格蘭禮共濟會、孟菲斯和麥西禮、史威登堡共濟會、馬丁主義者還有其它團體的智慧與知識。“原始秘密智慧的分散導致了混亂，”《第五十二論》解釋說：“於是這些組織的領袖決定重組並不再讓它們各行其是，即使是一度被棱鏡分散的白光也可以重新聚合。”
OTO制定了一個九級體系，前六個等級就是常規的共濟會等級。然而，第七、第八、第九等級卻聚焦在性魔法理論和自主與異性性魔法上面。同性戀行為似乎也在儀式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註35）。因此，克勞利揚言：“所有正統的宗教都是垃圾，唯一的真神只有太陽和他的副攝政，陰莖。”（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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