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奧多・阿多諾《論流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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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seph

August 1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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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告訴你流行音樂其實是一種精神控制的形式，試圖讓人們分心和糾結的話，那該怎麼辦？事實上，甚至不只流行音樂，而是今日人們琅琅上口的幾乎所有音樂類型？這聽起來也許很像是某種光明會陰謀論，但它實際上是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論文《論流行音樂》（On Popular Music）的內容，也是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西奧多・阿多諾是一位生活在1903-1969年間的德國人（他的這部作品發表於1941年），他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健將。法蘭克福學派是一個誕生自法蘭克福大學的思想學派，這個學派發展了“批判理論”和“批判馬克思主義”這些觀點。這些術語對今天的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肯定不陌生，這都有賴於它們與一些社會思想家的關聯與濫用。然而，從本質上來論，這些術語表達的是對西方社會各方面的研究，以及它們是如何與該社會的資本主義跟階級體制糾纏在一起。法蘭克福學派試圖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革命始終沒有攻下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反而卻佔領了貧窮的東方農業社會？

說實在，批判理論是一個好東西；它探究有關社會與常態的確實值得思索的問題。魔鬼就藏在這些問題的答案裡面。

音樂素材

在論文的第一部分，阿多諾探討的是“流行”與“嚴肅”音樂之間的區別。這是一種經常在表面上受到音樂聽眾與評論家認可的二分法，可是阿多諾明確指出除了說流行音樂“簡潔”而嚴肅音樂“複雜”或這兩者是“粗俗”與“高雅”都不夠。

在阿多諾看來，流行音樂的特徵是“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確實，在各種不同的音樂類型中，你都可以發現“主歌－副歌－主歌－副歌”的模式，或是其它許多“根本沒有任何新穎之處”的模式。這些歌曲可以通過像進入副歌時的細節（我們稱之為“hook”）而不是曲子的抽象整體本身來進行辨識——因為所有這些歌曲都清一色相似。

與此相反，“嚴肅音樂”沒有如此抽象的結構，反而曲中的每一部分皆有其含義，取決於它與其它部分的關係。他舉出了貝多芬的音樂，以及如果沒有它們彼此糾纏的背景，那麼各個部分將變得多麼毫無意義。阿多諾承認在嚴肅音樂中也有很多公式化的例子，但他仍指出它們與標準化的流行音樂有著一個極為關鍵的差異：在嚴肅音樂裡，它們通常都有著更深的用意。舉個例子，貝多芬第五交響曲中“小步舞曲般”的詼諧曲（scherzo）就非常公式化，但它的目的是要營造緊張感和一種承接結尾的預感。流行音樂沒有這種對“具體整體”的專注，所以歌曲的細節都無法超越它們在抽象結構中扮演的角色。

正因如此，在嚴肅音樂中，幾乎不會有一首歌曲有任何一個元素可以被替換的情況——否則這首曲子的用意就會喪失。但在流行音樂裡，正如我們經常被提醒的那樣，即使是類型完全相異的歌曲中的元素也能夠被輕易地互相插入。

阿多諾接著開始質問“是誰設定了這種標準化？”答案是媒體的“卡特爾結構”（cartelized agencies）。標準化就其本質乃是流行音樂必須做些什麼來吸引聽眾注意，但不能做出任何有違傳統之舉，因為它會挑戰人們對“天然”音樂的理解：

“這就是說，他所習以為常的就是音樂中的所有慣例與材料公式的總和，而且他認為那些本來就是音樂固有的，是純粹的音樂語言，不管這種所謂天然語言的發展究竟是多晚才開始的事。”

論文這部分的最後一個主題是在討論這種“標準化”音樂何以始終不會退燒的機制。這被阿多諾稱為“偽個性化”（pseudo-individualization）：這是一種在市場上自由選擇的錯覺，它讓聽眾選擇他們“喜歡”但其實早已都是被預先篩選好的音樂。它必須是虛幻的，要不然人們就會抵制它。必須存在一種喜歡－不喜歡的二分法（我喜歡班尼・古德曼然後反感居伊・隆巴多），至於“素材的基本身份”都只是為了讓聽眾處在控制之內。這麼做真正的目的都是要讓聽眾忘記他們聽到的一切其實都是早就精挑細選好的。

介紹素材

阿多諾論文的下一部分開始把目光轉向他所說的“堵塞”（plugging）這個概念，與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狂歡遊行”（hit parade）頗有異曲同工。阿多諾認為，堵塞不僅僅是要持續重複“成功”來使之始終火紅——它實際上所做的是打破人類對單調乏味的抵抗。

“這令聽眾開始對他們無法說不的東西產生由惡生愛，因此這就導致了他們音樂習慣的制度化與標準化。聽眾已經變得如此習慣於同樣的東西不斷重複，以至於他們會自動產生反應。”

這就出現了一個矛盾，不斷產出的新歌必須在大體上與它們的前輩相同，但又仍然得有根本上的不同。千篇一律確保了可預測的消費者行為；差異則會保證人們能記住這首歌。最典型的折衷方式就是讓一首歌顯得與其它任何一首沒什麼兩樣，唯一的區別就是那個使之看上去像是原創的獨立商標。

阿多諾認為在堵塞一首歌的時候需要施展“魅惑”（glamor），為了獲得成功，一首歌需要縱情發揮自己。阿多諾聲稱美國人就是對這種“魅惑”樂此不疲，因為“從未征服生活的人，就需要這種對魅惑的征服。”他對這種以及其它地方的同樣音樂需求的最終結果作出了這樣的比喻：街道上的每家商店都有讓人目不暇給的光彩霓虹燈。當然，如果一切都很迷人，那麼一切看起來都會很整齊劃一。“每個充滿魅力的女孩看上去都是那副模樣，流行音樂的魅惑效果就相當於如此。”

堵塞的另一個副作用是“牙牙學語”（baby talk），這是流行音樂中的一種朝向半死不活的狀態的趨勢，耍弄兒歌韻律、重複相同的需求及其它孩子般的行為。阿多諾還聲稱，音樂中的“牙牙學語”會影響聽眾的依賴感，就像魅惑會使聽眾產生對強力的渴望。通過這種方式，堵塞負責扮演大人的角色，並將聽眾當作兒童對待，使他們免除自己身為成人的責任感。

在這個部分的最後，阿多諾簡要地討論了兩個非常有趣但對論文的其餘部分幾乎沒什麼影響的概念，因此我只會快速帶過。首先，他指出音樂報導人士藉由發明術語和營造討論這種新（但其實大同小異）音樂的氛圍，從而也在堵塞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而且甚至不需要音樂產業付錢他們就會自動這麼做。其次，他說編曲者（實際作曲人）似乎在宣傳和聲明上都更常不位列指揮或樂團領導之席，這可能是因為要不然這會戳破音樂沒有受標準化染指的幻覺。

關於聽眾的理論

 

最後一部分顧名思義，是聚焦在我們身上：我們這群聽眾，這些被堵塞的對象，這堆必須被分心和安撫的人。阿多諾確立了五個步驟，聽眾會在這些過程中對不斷重複的素材產生認可與接受：

1. 模糊記憶

・我以前一定聽過這個...

2. 確實識別

・就是它了！

3. 按名分類

・它是《夜與日》（Night and Day）沒錯！

4. 自我反省與承認

・我就知道是這個，它屬於我。

5. 對於對象的識別權威的心理轉移

・該死，《夜與日》是首好歌！

聽眾看似是能透過參與堵塞的過程來獲得滿足感與主控權，但根據阿多諾，這不過是癡人說夢。當然，唱片公司才是決定有哪些歌要或不要被用來堵塞的人。只要投入得夠多，聽眾就會對一首歌的成功信以為真。然後阿多諾又討論了音樂的分心作用——使人能擺脫機械化勞動帶來的倦怠。

“分心的存在與現有的生產方式密不可分，對於這種理性和機械化的勞動，群眾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是其主體。這種生產方式引起了對失業、收入變少、戰爭的恐懼跟焦慮，與娛樂卻有著‘非生產性’的聯繫；換句話說，就是要放下一切注意力去放鬆。”

他進一步指出，重複性娛樂的意圖是要使我們慣於重複的工作，實際上更是慣於我們一成不變的生活。“大眾的辨別力越低，亂七八糟的文化商品奏效的可能性就越大。”

與要銷售既相同又不相同的音樂的矛盾類似，聽眾在娛樂這方面也有一個問題：聽眾一邊希望擺脫無聊，另一邊卻又不肯真正為此下功夫。面對這些不相容的抵觸，最後達成的妥協就是娛樂需要成為一種興奮劑。“我喜歡這個”的時刻是一種毫不費力的感受，讓人們一再回味，但它霎眼即逝，它所做的也只是確保無聊的持續，最後使人分心和焦急。事實上，阿多諾聲稱堵塞既是分心的前提也是使之實現的原因。

聽音樂本身是一個漫不經心的過程，總是會被“突然閃現的喜歡”給打斷，稱不上是什麼智識或藝術體驗。於是，阿多諾問道：“既然如此，那音樂對聽眾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

“今天的音樂主要是一種社交黏合劑。至於其意義，聽眾往往會將它當作是一種素材，它的內在邏輯是他們無法理解的，但它對他們來說首先是一種對現代生活機制進行某種心理上的調整的手段。”

按照阿多諾的說法，流行音樂的聽眾可以被分為兩類：“有節奏的順從型”（rhythmically obedient）和“情緒型”（emotional）。“有節奏的順從型”是指那些壓抑又順從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他們來說，音樂就是一連串沒有任何“個性化”的意外的節拍。它給予了他們同屬於其他同樣受影響的“無數溫順者”的歸屬感。“情緒型”則是那些浪漫、擁有好萊塢式音樂觀的人。他們認同的是音樂的主題或基調，就像一部電影裡的窮女孩最後嫁給凱子，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阿多諾說人們很常把它誤以為是“願望的滿足”，但它其實正是在承認這種願望的虛幻不實。對他們而言，音樂就是能夠為之哭泣的東西。然而，這兩種類型的人（邊緣人與愛哭鬼）追根究底都無法抗拒他們的社會依賴。

這個部分的最後一個主題探討了流行音樂聽眾的“矛盾心理”或認知失調。阿多諾認為，雖然聽眾很容易接受被堵塞起來的素材，可是他們的接受卻是被“一層脆弱不堪的理性化面紗”支撐著，隨時都有可能崩潰。舉例來說，二十年前流行的娛樂或時尚在今天看來都很老氣，今天流行的東西在二十年後也會如此。但是在音樂領域，如果不說是每個藝術領域的話，這些“已死”音樂的“過時”特徵與今日音樂擁有的特徵其實只是名目上的不同：“十六次重拍，附點八分音符。”儘管缺乏一種音樂標準，但卻可以毫無猶豫地說舊音樂“過時”，如今的我們都是“帶著一股自鳴得意，認為現在的聽眾熟悉的風尚才優越”的感覺來拒絕它們。阿多諾指出，一旦享受它們的動力被轉移到新的熱曲身上，過時的熱曲就會引起聽眾的“復仇”。

阿多諾把這種矛盾歸因於個人與社會權力之間不斷擴大的鴻溝。儘管實事求是地說，喜歡一首歌是個人的事，反感一首“熱曲”則是反抗公眾智慧的問題。

“反抗被視作不良公民的標誌，那代表無法享受樂趣，是知識份子的虛偽做作，怎麼會有正常人反對這再正常不過的音樂呢？”

阿多諾聲稱流行音樂已經被用來進行堵塞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使它完全打碎了個人。這種權力不對等的情形意味著個人不能公開抵抗，所以他只能在內心裡抗拒，對外則要乖乖與大家附和。依賴與無助對任何人來說都很可恥，這導致了對自我和社會的矛盾心理。這樣的矛盾心理會產生厭惡，而厭惡又令一個人“開始仇視那些需要依賴彼此，而不是束縛他們的人。”至於對流行音樂愛得要死則代表外在的順服已經徹底內化，沒有任何阻力。

不過，即使乍看下有越來越多人都喪失了戰鬥意志，阿多諾仍然相信革命的可能性：

“他們不可能是完全沒有半點骨氣的蟲子，他們會想要親手為自己做決定。他們需要他們的意志，如果只是為了降低任何太過自覺的預感，那麼他們所吹捧的快樂就仍是‘空空如也’。他們意志的轉變表明決心仍然存在，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會變得很強大，足以擺脫所有一直以來陰魂不散的各種影響...人為了徹底變成一隻蟲子所需要的力氣，也有可能促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