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主義
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到冷戰，再至時下俗稱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針對這個世界的秘密議程自光明會崛起以來就從未收手過，透過蓄意煽風點火起虛假的對立，看似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案就能被順理成章地接受。這種策略也被稱為黑格爾辯證法（Hegelian Dialectic），即使黑格爾本人從未這麼說過，真正拓展這個正反合三位一體辯證法的是素以闡述黑格爾哲學聞名的德國哲學家海因里希・莫里茨・查梅索斯（Heinrich Moritz Chalybäus）。
黑格爾把這個術語歸功於康德，承接著康德的工作的費希特曾對正反合模型有過極為詳盡的論述，後來這又被讚賞費希特且和光明會頗有關係的謝林進一步接續。所謂的黑格爾辯證法就實質而言是一個三重過程，首先是一個正題引起反應，然後是出現一個抵觸或否定正題的反題，兩者彼此間的緊張拉鋸最終則會通過綜合來得到解決。辯證法追根究底也是一個可以追溯回盧利亞卡巴拉的觀念，後者主張善惡實乃虛假的二元對立，它們最後都會在修復（tikkun）中得到圓滿，也就是當人類成為上帝並足以定義真理的宇宙新生末時（註1）。
形塑現代西方社會根本的基礎辯證法源自於光明會的秘密指示，正是它造成了科學與宗教長久以來的錯誤二分法，而這一切又都是為了準備好要迎接日後的綜合：一個基於神秘學的單一世界宗教。因此，光明會非常注重以“理性”來定義啟蒙運動，並將其與作為基督教的委婉說法的“迷信”互相對照，雖然很矛盾的是光明會自己也在暗地裡舉辦秘密儀式，而且還都是為了要引發往往與迷信有關的現象。
儘管科學總時急於駁斥宗教與“超自然”，但是塑造當今科學時代的人物大多卻都深深浸淫在神秘學中。在《科學革命和現代科學的起源》（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中，約翰・亨利（John Henry）評論說：“很多科學史學家都不肯相信在他們眼裡屬於非理性的東西居然可能曾經對極端追求理性的科學產生過任何影響。他們如此主張似乎都是偏見使然，要不就是根本無法理解魔法傳統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註2）同樣的，根據瑪格麗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s）：“不相稱的極大比例的共濟會員透過為像他們自己一樣的科學愛好者籌辦講座和哲學社團，促進了新科學的發展。”他們在此過程中扮演著漸進改良者的角色，同時也是最崇高的啟蒙理想的具體推動者。”（註3）
就如尼克・博斯特羅姆所列舉，在這方面出力甚多的主要是因為皇家學會而與玫瑰十字會也有關係的各個科學家和哲學家，例如牛頓、霍布斯、洛克、康德以及孔多塞。孔多塞是光明會與菲爾萊勒斯禮的成員，博斯特羅姆讚譽這些人“奠定了理性人文主義的基礎，它強調經驗科學跟批判理性——而非與啟示和宗教權威為伍...”（註4）孔多塞還以世俗化了卡巴拉的進化思想，這奠定了西方世俗宗教的基本原則，也種下了施展科學來改造人類處境的理想主義希望。在談到科學進步時，孔多塞曾問道：
“如果把人類這個物種的改進視為朦朧不明的無限期遙遠豈不是太荒謬了嗎；就姑且假設遲早會有那麼一個時代，到了那時將只會因為意外事故造成死亡，或是因為生命力的流逝和逐漸腐朽；難道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中間這段時間就沒有任何回旋餘地？”（註5）
正如諾布爾所言，隨著第一個現代科學機構皇家學會的成立，共濟會在科學文化的營造背後可說是扮演著極不相稱的角色。據他解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培根那巨大且深遠的影響，所以中世紀對科技的觀點才能在現在昇華為充滿現代性的新興心態。”（註6）“非常有可能的是，”克里斯托弗・麥金陶施（Christopher McIntosh）說道：“成立於1660年的皇家學會是一次試圖在實踐玫瑰十字會的知識與啟蒙兄弟會理想的嘗試，為的就是要迎向培根、安德里亞、康米紐斯和其他人心目中的烏托邦。”（註7）
艾瑞克・戴維斯（Erik Davis）也在《科技靈知：資訊時代的神話、魔法與神秘主義》（TechGnosis: Myth, Magic and Mysticism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裡寫道：“但即使是共濟會員也對思索與構築我們的世俗世界頗有貢獻，這樣一個反對教權的世界將會向科學、技術還有個人自由敞開雙臂。共濟會社團同時還是一個重要的渠道，是它們讓諾斯底神秘主義的觀念和心理學流入了現代性的核心。”（註8）美國的宗教學者凱瑟琳・阿巴內斯（Catherine Albanese）在討論到美國共濟會的時候亦指出：“如果說在美洲大陸這個新世界是否曾流行過任何真正的新宗教，那麼它必定是一種抱持激進經驗主義的自然宗教，這個宗教的宗旨就是要將精神與物質合而為一，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使人銳變成神。”（註9）
刻意被排除在皇家學會的研究領域之外的是那些典型的大學學科，包括形上學、神學、倫理學、語法學、邏輯與修辭學。相反地，所有研究都嚴格屬於世俗領域，專注於生產、機械、發明以及對古老技術和秘密的重新發掘。共濟會在英國、法國和美國不斷舉辦科學講座，對推廣“實用技術”、新興的百科全書跟它們“所要傳播的知識之光”相當有幫助。如同諾布爾提到，共濟會員積極參與了教育機構的建設，進而催生了現代的工程學領域。“透過共濟會，科技宗教的信徒把他們切實的救贖計劃傳遞給了工程師這群新靈人，這些人後來也編造了自己的千禧年神話、私密協會和儀式。”（註10）
根據戴維斯，這種科技福音主義在美國的傳播功臣乃是本傑明・富蘭克林，他曾經擔任過法國九姐妹會館（des Neuf Soeurs）的總大師。戴維斯這麼解釋說：“就像無數後來的美國共濟會員，譬如亨利・福特、查爾斯・林德伯格還有太空人約翰・葛倫跟伯茲・艾德林，富蘭克林可謂是美國的科技至上教的先烈。”（註11）眾所週知富蘭克林還在英國的時候偶爾會去參加臭名昭彰的地獄火俱樂部（Hellfire Club）的會議。地獄火俱樂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先導者，它是由華頓公爵菲利普（Philip-Duke of Wharton，1698-1731）成立於1719年左右，此人在1722年成為了倫敦共濟會總會館的總大師，而且他也是詹姆斯黨的熱心支持者。
18世紀中葉，弗朗西斯・達什伍德（Francis Dashwood）在他位於梅門厄姆的修道院門前刻上了拉伯雷的名言“順應汝意所為”，這座修道院內還留著1201年的西多會修道院遺址，之後這句話也變成了他的地獄火俱樂部的格言。達什伍德和他的同伴兼政治家的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一樣都是皇家學會的人，後者更是約翰・威爾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的遠親。地獄火俱樂部的元老成員還有第四代三明治伯爵和第一海軍大臣約翰・蒙塔古（John Montagu），身為上議院議員的他也是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追隨者，這位公爵是當時最富有也最有權勢的政治家之一。不過，真正讓蒙塔古變得家喻戶曉的或許還是因為他聲稱自己是三明治的發明者。弗朗西斯・達什伍德創辦了他自己的方濟會，不要與亞西西的方濟各的那個搞混了，納撒尼爾・拉薩爾爵士（Sir Nathaniel Wraxall）曾在《歷史回憶》（Historical Memoires，1815）裡指控這些“僧侶”暗地奉行撒旦教儀式，想當然歷史學家對這種說法都是不屑一顧。
科學怪人
博斯特羅姆正確地從瑪麗・雪萊（1797-1851）的哥德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中看見了魔像這個概念的影子。非常貼切的是，她的這部小說的副標題就叫做〈現代的普羅米修斯〉。瑪麗・雪萊的父親是政治哲學家威廉・戈德溫，她的母親則是哲學家兼女權主義者瑪麗・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這是其中一部最早的女權主義著作。
威廉・戈德溫與經常光顧史威登堡的新耶路撒冷會（New Jerusalem Society）的威廉・布萊克是好朋友。布萊克在生前並不非常出名，但現在他被公認是浪漫主義詩歌與藝術的開山鼻祖。儘管沒有記錄顯示布萊克是否為共濟會員，不過他在神秘學界裡普遍被視為是偉大的先驅。然而，布萊克的傳記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卻指出布萊克在德魯伊教團（Druid Order）的總大師名單中是1799-1827年的總大師。對於德魯伊信仰，布萊克深信“埃及的象形文字、希臘和羅馬的神話與現代共濟會是它碩果僅存的殘餘。尊貴的伊曼紐・史威登堡是這個失落已久的秘密的美妙重建者。”（註12）布萊克最有名的其中一幅畫作就是充滿卡巴拉色彩的《永恆之神》（Ancient of Days），共濟會的圓規符號在畫中橫過了較暗的下方。
布萊克最主要的僱主是激進的書商約瑟・約翰遜（Joseph Johnson），就是他將布萊克引薦給瑪麗・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威廉・戈德溫以及托馬斯・潘恩同屬的激進圈子。潘恩是兩本在美國革命之初極具影響力的小冊子的作者，他也在1776年策勵愛國者（Patriots）宣布從英國獨立。出生於英國的潘恩在富蘭克林的幫助下於1774年移民到英國的美洲殖民地，這也使他得以及時趕上美國革命。雖說沒有證據指出他是共濟會員，可是潘恩在《論自由石匠的起源》（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Free-Masonry）中卻表達了與布萊克類似的觀點，他同樣宣稱共濟會起源於古代德魯伊教。
瑪麗・雪萊曾在歐洲四處旅行，她拜訪過德國和瑞士日內瓦——大部份的故事都發生在這裡——流電學（galvanism）及其它相似的神秘學主題是她和朋友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尤其是她的情人兼未來的丈夫珀西・比西・雪萊。珀西被評論家讚譽是最優秀的英語抒情詩人之一，他最大名鼎鼎的作品有《普羅米修斯的解放》（Prometheus Unbound）與《玫瑰十字會》（The Rosicrucian），後者是一部哥德式恐怖小說，書中的主人公沃爾夫斯坦（Wolfstei）是一個孤獨的流浪者，直到他遇見了試圖傳授關於不朽的奧祕的玫瑰十字會煉金術士吉諾蒂（Ginotti）。在他以雪萊為題的權威性傳記中，詹姆斯・比里斯（James Bieris）特意提到雪萊在伊頓的時候曾弄來了一台發電機（他曾用來對朋友和家人作實驗）；他還購置化學儀器、魔法與巫術的書籍、用骷髏當器皿啜飲，與此同時還有一位林德博士（Dr. Lind）在從旁指導，這個人曾被譽為是現代的帕拉塞爾蘇斯。事實上，除了魔法和煉金術，雪萊最熱衷的主題就是帕拉塞爾蘇斯。
雪萊和帕西的另一個朋友是詩人拜倫勳爵，他是一位紛華靡麗又臭名昭著的浪漫主義先驅。拜倫最使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終其一生那如貴族般放蕩不羈的行為，包括他欠下巨額債務、與無數男女的激情愛慾、還有謠言盛傳他與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的羞恥亂倫以及他最後的自我流放。拜倫踏遍了歐洲，他更在義大利居住過七年，而且還加入了燒炭黨。後來他更投身對抗奧斯曼帝國的希臘獨立戰爭，因此被希臘人視為民族英雄（註13）。
瑪麗、珀西、拜倫和約翰・波里道利曾互相比賽誰能寫出最好的恐怖故事。在仔細思索了故事情節後，雪萊構想出了一位試圖創造生命，但最後卻被自己的成果嚇壞了的科學家。瑪麗小說中的主角維克多・弗蘭肯斯坦承認自己受到阿格里帕、帕拉塞爾蘇斯和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他們都是魔法師和西方神秘學傳統裡的名人。雪萊的靈感是來自於弗蘭肯斯坦城堡（Frankenstein Castle），在兩個世紀以前就有一位煉金術士在此地進行實驗。弗蘭肯斯坦城堡佇立在德國的歐登瓦德山，從這裡就可以直接俯瞰達姆城。城堡的知名度在SyFy的電視節目《國際捉鬼隊》（Ghost Hunters International）於2008年拍攝了以其為題的一集後逐漸嶄露，製作團隊之後還聲稱城堡裡確實有ㄧ些超自然現象。
弗蘭肯斯坦城堡也和許多神秘學傳說有所牽連，譬如一位名叫喬治勳爵（Lord Georg）的騎士為村民除龍，還有每到沃普爾吉斯之夜後的第一個滿月就會有年老的村婦不得不跋山涉水去找到青春之泉，凡是成功的人就可以重回她新婚當晚的年紀。弗蘭肯斯坦城堡的背後是伊爾伯斯山（Mount Ilbes），指南針在這裡會因為磁石的影響而無法正常運作。傳說伊爾伯斯山是繼哈茨山布羅肯峰後的德國女巫第二重要的聚會場所。約翰・康萊德・迪佩爾（Johann Conrad Dippel）在17世紀末時就住在弗蘭肯斯坦城堡，據說他曾盜挖屍體來做煉金術實驗，並且還在一位曾警告過他的地方牧師的教區利用閃電創造出了一個死而復生的怪物。當地人至今仍然堅稱這是確有其事，這個故事往後就通過德國童話作家格林兄弟傳到了雪萊的繼母耳裡（註14）。
無政府主義
威廉・戈德溫可以算是一位原始的超人類主義者，因為他極力宣揚的就是人類的完美性，而且他預期人將會變得越來越像神，或許還能獲得永生，這是基於我們從本質來說就是如神一般的存在（註15）。戈德溫也被認為是功利主義最早的擁護者之一，同時他更是哲學無政府主義（philosophical anarchism）的第一位現代支持者，這是超人類主義的另一個哲學基礎。哲學無政府主義主張國家的存在從道德上來說完全站不住腳；個人沒有任何義務或責任要去服從國家，反過來說國家也無權指揮個人，不過它並沒有主張要動用革命來消滅國家。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是第一個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的政治哲學家，這標誌著無政府主義在19世紀中葉的正式呱呱墜地。在這個意識形態中最有影響力者則當屬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1814-1876）。巴枯寧作為活動家的巨大聲望使他成為了歐洲最聲名遠播的理論家之一，而且還深刻影響了整個俄羅斯和歐洲的激進份子。閱讀過法國的百科全書後讓巴枯寧產生了對費希特哲學的熱情，而他又依此進一步認識了黑格爾的著作。巴枯寧也預料見了超人類主義者的夙願，他這麼說道：“將來會有一種質的轉變，一種新的生活，賜予生命的啟示，一個新天新地，一個年輕又強大的世界，我們這些不和諧者在這樣一個世界裡都會被分解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米哈伊爾・巴枯寧亦是大東方共濟會員以及光明會創始人亞當・威斯豪普特的弟子，甚至是一名公開的撒旦教徒（註16）。他創立了一個半秘密的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Alliance），該聯盟與光明會有直接關聯。這是由他領導的革命先鋒派，原屬於他在1872年被驅逐出去的卡爾・馬克思的第一國際（註17）。正如鮑里斯・尼古拉夫斯基所說，第一國際的誕生就是菲爾萊勒斯禮中的麥西禮的努力結果，這個團體是馬志尼和加里波底的支持者（註18）。
巴枯寧在1842年抵達巴黎後結識了蒲魯東跟馬克思。巴枯寧和他的集體無政府主義者同夥一起加入了馬克思的第一國際。起初，集體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能夠互相合作在第一國際中為革命社會主義奮鬥，但第一國際在不久後便分化成兩大陣營，各自以馬克思與巴枯寧為首。巴枯寧抨擊馬克思的思想就是極權主義，他還預言一旦馬克思主義政黨取得政權，它的領袖只會變成下一個其原先反對的統治階級。兩大陣營的分裂最終在第一國際中造成了政治和議會行動的窒礙難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派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派互不兩立。
根據傑佛瑞・斯坦伯格（Jeffrey Steinberg）在《內幕》（Dope Inc）裡的說法，巴枯寧等一票無政府主義者與錫安會（Order of Zion）一同形成了由英國首相巴麥尊子爵領導的地下顛覆網絡。1870年，馬志尼、巴麥尊子爵、俾斯麥和艾伯特・派克以及蘇格蘭禮共濟會的全體33級成員據聞達成了一項協議，來創造一個至高無上的共濟會禮，使其它所有禮系能夠追隨。化名里歐・塔西爾（Leo Taxil）的加布里埃爾・賈貢德（Gabriel Jagond-Pager）在《十九世紀的魔鬼》（Le diable au XIXe siècle，1894）也談到了這件事，不過後來他坦誠自己都是在胡說八道。即使如此，馬志尼顯然是地下秘密社團的強勢領導者，塔西爾筆下的路西法思想也在“共濟會聖經”，即艾伯特・派克的《道德與教條》中有所體現。帕拉丁禮（Palladium Rite）是共濟會權力的巔峰，這個國際聯盟孕育了母總會館、大東方、97級的孟菲斯禮和卡格里奧斯特羅的麥西禮，它也被稱為古代和原始禮、蘇格蘭禮或古代公禮。南北戰爭時的將軍艾伯特・派克是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的蘇格蘭禮共濟會最高委員會總大師，而且他也是罄竹難書的三K黨的創始人（註19）。
錫安會是一個充滿共濟會風格的精英秘密組織，以色列世界聯合會（Alliance Israëlite Universelle）在美國的分支是聖約之子會（B’nai B’rith）。據拉比安特曼在《消滅鴉片》中說，法蘭克主義者主要是通過改革和保守運動來將沙巴蒂主義全面地引入猶太教中，還有其它抱持猶太復國主義的組織，包括美國猶太人公會（American Jewish Congress）、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聖約之子會，其又名公會之子憲章總會館（Constitutional Grand Lodge of the Order of the Sons of the Covenant），這是公認的美國猶太人蘇格蘭禮分支。
就和哥舒姆・肖勒姆與往後的雅克寧・蘿斯（Jacionine Rose）在《錫安之疑》（The Question of Zion）裡所言，猶太復國主義就是源自沙巴蒂人（註20）。猶太復國主義本身是一個世俗運動，這個民族主義大業保留著猶太教的語言與種族身份認同，與此同時卻又拒絕那些使猶太教成為宗教的理由。誠如亞伯拉罕・杜克爾（Abraham Duker）指出，乍看下極其荒謬的是沙巴蒂-法蘭克主義者卻信守著反猶思想，因為他們相當反感堅信《聖經》且迫害他們的“正統派猶太人”：
“法蘭克主義者也在那些不那麼正面的方面團結一致，那就是不喜歡強迫他們皈依的猶太人，皈依可說是強硬切斷了他們與親朋好友的聯繫，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仇恨也是如此，這些人在如此極端之舉中也佔有一席之地...要在這種得維持雙重瑪拉諾人身份的情況下教育下一代非常不容易，需要很多合作與密切留心。親屬關係和緊密的社會關係使法蘭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家庭宗教，這還會被聯姻和特定某些職業的經濟聯繫來得到加強。”（註21）
因此，沙巴蒂人發明了“正統猶太教”（Orthodox Judaism）這個稱呼，這暗示了他們的異端只是演變自真實的信仰，同時他們也拒絕那些原來的傳統如《妥拉》跟《塔木德》，反倒青睞《光輝之書》。拉比參孫・赫希（Samson Raphael Hirsch）曾在1854年這麼評論說：
“並不是‘正統派’猶太人把‘正統’一詞引入了猶太人的討論之中。真正是現代的‘進步派’猶太人率先把這個詞彙用來當作嘲諷‘古板’、‘落伍’的其他猶太人的貶義詞。這也是正確的，因為‘正統派’猶太教根本就不知道猶太教何曾有過類別之分，它只知道猶太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既不認識所謂的律法、先知和拉比猶太教，也沒聽過正統派或自由派猶太教。它唯一只知道有合乎正道與冷漠無比的猶太人，有好的猶太人也有壞的猶太人或是受洗過的猶太人；儘管如此，只要是猶太人就會有他們無法擺脫的使命。他們唯有在要不要履行使命時才能被相應地區分。”（註22）
拉比安特曼的研究表明了法蘭克主義者對《妥拉》的拒斥，根據如今已是美國最大的猶太教派的猶太教改革派的解釋，幾乎所有與傳統猶太儀式律法和習俗有關的東西都屬於陳舊的過去，現代的猶太人無需繼續恪守。改革派只奉一神論為猶太教真正的基礎，儘管有時它似乎表達了更接近於單純的有神論的詮釋。安特曼就說道：“所以，乾巴巴的諾斯底主義的詛咒滲透了以色列的聖殿，末日的第五封印已經種下。”（註22）拉比扎切利・法蘭克爾（Zecharias Frankel，1801-1875）這位法蘭克主義者並不願與改革運動為伍，他認為這個運動已經變得過於激進，反而是在奉恢復猶太律法之名來從不同方面對猶太教進行口誅筆伐（註24）。然而，按照法蘭克爾的說法，絕非一成不變的猶太教實際上是不斷在根據處境來改變自身。他宣稱自己對猶太教觀為“主動-歷史觀”，這意味著人們應該接受猶太律法和傳統來作為規範，但也必須根據猶太教在歷史上不同時候的發展來調和律法。
法蘭克爾還是另一位法蘭克主義者的老師，這個人就是出生在摩爾達維亞的羅馬尼亞人兼英國拉比所羅門・謝克特（Solomon Schechter，1847-1915），美國保守派猶太運動的發起人。雖然謝克特強調猶太律法的中心地位：“總歸一句，猶太教絕不能放棄《妥拉》。”但是他仍然信奉著自己所謂的天主教以色列（Catholic Israel）（註25）。這個概念的基本思想就是猶太律法是形成和演變自人們的行為，據說謝克特曾公然違反過與安息日有關的傳統禁令（註26）。
錫安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他是猶太復國主義最早的重要領袖之一，他也是勞工猶太復國主義（Labor Zionism）的創始人，主張猶太人應該積極融入社會主義運動。赫斯是拉比大衛・赫斯（David T. Hess）的孫子，後者在曼海姆被沙巴蒂人拉比埃貝斯胡茲（Eybeshütz）的追隨者把持後繼承了拉比的身份（註27）。教導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主義哲學的人正是赫斯（註28）。
以色列世界聯合會是由英國首位猶太人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成立於1860年，他的同志還有摩西・蒙蒂菲奧里（Moses Montefiore）、阿道夫・克雷米耶（Adolph Cremieux，1796-1880）、麥西禮的最高委員會以及蘇格蘭禮的總大師（註29）。詳細描述了猶太-共濟會陰謀的聲名狼藉的《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還曾被希特勒利用來作為“種族滅絕的口實”，它最初是零散地在克雷米耶的學生莫里斯・喬利（Maurice Joly）寫於1864年的罕見著作，題為《馬基維利與孟德斯鳩在地獄的對話》（Dialogue in Hell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Montesquieu）。喬利自己是猶太人，亦是終生的共濟會員與麥西禮的成員（註30）。他的這本書是在暗諷拿破崙三世的政治野心，他在書中就是陰謀統治世界的馬基維利。
可疑的是，喬利的書卻還只是出現在1859-1869年這段關鍵期間的眾多作品之一。這差不多就是那些秘密社團開始活躍後不久，ㄧ些針對猶太人與秘密社團的作品便如雨後春筍般問世。這一切始於1848年革命，然後就是馬志尼和燒炭黨促使義大利王國在1861年誕生的活躍。克雷米耶在年輕時一直是拿破崙一世的崇拜者，後來他更成為了波拿巴家族的密友與法律顧問。就和燒炭黨一樣，他積極從事反拿破崙三世的活動，並且也和這位皇帝的敵人多有聯繫。克雷米耶還是維克多・雨果的摯友，而雨果對神秘學情有獨鍾。
巴枯寧在這時也寫了一部具有論戰意圖的作品，他在1869年撰寫了《反猶太人論辯》（Polemic Against the Jews），他在其中聲稱猶太人是歐洲“最冥頑不靈的教派”（註31）。雅克・克雷蒂諾・喬利（Jacques-Cretineau Joly）發表於1859年的作品則引述了《阿爾塔文迪塔》（Alta Vendita）這份據稱是出自義大利最高階的燒炭黨會館的文件。文件的作者皮科洛・蒂格雷（Piccolo Tigre）傳聞是馬志尼的化名，他在這份文件中嚴詞批評了猶太人在“秘密社團”裡的領導地位。這份文件主要針對的是第一國際中的猶太人，該組織就是馬克思透過合併各種秘密社團組成的。
吉格諾・穆索（Gougenot Des Mousseaux）在他出版於1869年的《猶太人、猶太教與基督徒的猶太化》（The Jews, Judaism, and the Judaification of Christian People）中特別強調了以色列世界聯合會的一舉一動。穆索還自稱他在1865年12月收到了來自一位德國政治家的關於猶太人的信：
“自從1848年後革命再次風起雲湧，我結識了一位猶太人，他出於虛榮背叛了自己所隸屬的秘密社團，而且他提前了八或十天就預先警告我即將有革命襲捲歐洲。多虧他，現在我毫不猶豫地相信所有這些“受壓迫的人們”的運動全部都是某六個人的精心設計，他們把命令下達給遍佈全歐洲的秘密社團。在我們腳下藏著暗地的挖掘行動，猶太人供應了大量的礦工...。”（註33）
錫安會的大部份資金都來自倫敦和巴黎的羅斯柴爾德銀行世家，還有蒙蒂菲奧里跟赫希。英籍人士猶達・本傑明（Judah P. Benjamin）是聖約之子會與錫安會的領導者，他與美國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的祖父庫特納・巴魯克（Dr. Kuttner Baruch）合力成立了三K黨。根據被指派調查該事件的軍法檢查官和遞交給軍事委員會的報告所說，猶達・本傑明也是下令暗殺林肯的人（註34）。據傑佛瑞・斯坦伯格及其他人說：
“巴麥尊手下的非正規軍人在內戰前與戰事正酣期間一直在參與非法販毒、暗殺以及扮演企圖顛覆美國的‘第五縱隊’，幾乎就是如今所說的有組織犯罪的直系祖先。中國的‘三合會’或洪門、錫安會和它的美國子支聖約之子會、握有著又名黑手黨的西西里統治勢力的‘青年義大利’（Young Italy）、以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為中心的耶穌會、米哈伊爾・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炸彈客軍團還有其它幾乎所有英國政治地下社會的成員都是遵循著同一條指揮鏈，通過蘇格蘭禮共濟會直接聯繫至巴麥尊子爵和他的後繼者。”（註35）
巴枯寧可謂是現代恐怖主義之父，他開闢了“行動宣傳”（Propaganda of the deed），亦即使用暴力對抗既有秩序的象徵或代表為的不是任何戰略目標，反而純粹是出於政治聲明的彰顯和散播恐懼。根據尼古拉夫斯基的說法，巴枯寧亦與菲爾萊勒斯禮走得很近，據說他把共濟會視為“他的革命大業的掩護與工具”（註36）。尼古拉夫斯基說道：
“當時的文獻、警方記錄、個人信件以及私人檔案都使人不得不得出這麼結論認為，這個時代的所有秘密社團都充斥著或多或少同情恐怖主義的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費利德菲亞幫（Philadelphians），所有社團顯然都和它們有所瓜葛，形同於對個人恐怖主義活動的同情。這些團體對馬志尼的恐怖活動和他的支持者的態度都讓我們總結出了這些結論。”（註37）
巴枯寧的虛無主義哲學反對一切宗教與政治權威、社會傳統甚至是既往道德，因為它們都是站在“自由”的對立面。巴枯寧主張“信奉上帝就意味著放棄身為人的理性和正義；這是對人類自由最徹底地否定，無論是在理論或實踐上都必然會化為對人類的奴役。”（註38）正因如此，巴枯寧把伏爾泰的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發明祂。”改寫成了“如果上帝確實存在，那就推翻祂。”（註39）在《上帝與國家》（God and the State）這本書裡，巴枯寧揭開了他的路西法式諾斯底教條：
“耶和華在人類頂禮膜拜的所有善良之神中當然是最善嫉、虛榮、殘忍、不公、嗜血、貪婪、專制且對人類的尊嚴與自由最為仇視的一個——耶和華創造出亞當和夏娃，為的只是要使我們知道祂有多麼任性；毫無疑問，祂為了在那永恆的自我孤獨中消磨時間所以非得要給自己生出一批新奴隸來。祂慷慨地把整個地球的水果和動物都交由他們去管理，同時又在這種完全的享樂中追加了一條限制。祂嚴詞禁止他們去摘下分別善惡樹的果實，祂就是希望傻頭傻腦的人應該永遠當一頭野獸，在永恆的上帝這位創造者與主人面前跪地膜拜。但這時撒旦出現了，這位永恆的反叛者是最早的自由思想家與世界的解放者。他讓人為自己的無知與順從感到可恥；他解放了人，並在人的額頭蓋上自由跟人性的印記，唆使他選擇不再繼續順從並偷嘗分別善惡樹的果實。”（註40）
在巴枯寧看來，暴力既是創造性也是淨化性的力量。他堅信如果要將世界汰舊換新，那麼暴力就是必要之舉。因此，每個國家都是敵人，恐怖主義與刺殺活動將輪番上陣。巴枯寧認為“人性的構成使得外在環境總是特別容易加劇為惡的傾向，個人的道德更多是取決於他的生活條件與環境，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註41）用他自己的話說，巴枯寧渴求的是“解開今日所謂的邪惡激情的束縛，將公共秩序徹底毀壞。”他接著還宣告說：“讓我們篤信那股將會帶來毀滅與配壞的永垂不朽的精神（路西法），因為它是所有生命最無法估量且具有恆久創造性的源泉——破壞性的激情其實也是一種創造性的熱情！”（註42）
X俱樂部
啟蒙運動時代的宣傳大大重挫了基督教及其它一般的宗教，其中更無人能像達爾文主義一樣如此充滿毀滅性。不過，儘管大眾普遍有此誤解，可是達爾文主義其實仍是一個未經證實的理論。達爾文主義毋寧說更像是一種宗教信仰，其試圖用科學的方式來證明這個宇宙符合盧利亞卡巴拉的描述，也就是人將不斷進化成神。拉比庫克（Kook，1865-1935）這位最重要的宗教猶太復國主義代表人物曾說過，演化這個觀念“在今日已經征服了幾乎全世界，而且它比其它任何哲學理論都更加契合卡巴拉的世界奧祕。”（註43）
作為一種神秘學觀念，演化論本身就是建立在對上帝的不信之上，所以它理所當然要對造物主這種說法往死裡打。然而，更具破壞性的這個理論將會衍生出一個極為憤世嫉俗的結論，那就是在一個沒有神聖目的的宇宙裡，人類的行為將會受到“適者生存”的支配，換個說法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冠有達爾文之名，但其他人也與之有所關係，包括赫伯特・斯賓塞、托馬斯、馬爾薩斯和法蘭西斯・高爾頓。馬爾薩斯的父親是法國哲學家兼共濟會員讓・雅克・盧梭的好友。馬爾薩斯（1766-1834）在1798年出版了他為了回應威廉・戈德溫而動筆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這本書主張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長會如何呈現指數成長，並在最終導致糧食匱乏。
馬爾薩斯在書裡提出了兩種“把關方法”來將人口減少至可持續水平。他認為首先要有“預防性”把關，例如道德桎梏、禁慾、晚婚甚至是限制婚姻來針對貧窮或殘疾人口。他並呼籲應以“積極性”把關來促使“早死”發生：疾病、饑荒、戰爭，這些都可以引發俗稱的馬爾薩斯災難（Malthusian catastrophe）以便將人口降低至“可持續”水平。馬爾薩斯支持的人口滅絕政策還有：
“與其向窮人宣導愛護清潔，我們更應該開始鼓勵完全相反的習慣。我們應當把城鎮裡的街道弄得更窄小，讓更多人擠進房屋中和為瘟疫的降臨製造機會。在農村地區，我們應該在死水塘附近蓋村莊，而且還要鼓舞人們在沼澤和任何不利於健康的地方定居。最要緊的是，我們要為難那些試圖根除惡疾的具體措施；那些懷有婦人之仁卻大錯特錯的人，他們竟然以為自己努力消滅疾病是真的在為人類著想。”
馬爾薩斯的思想啟發達爾文構思他的“適者生存”理論。達爾文曾在他的自傳中自敘說：
“1838年10月，亦即在我展開系統性考察之行的十五個月後，我在偶然間讀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且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去欣賞長期觀察動植物的習性下來都能在隨處發現的生存鬥爭，但它仍然立刻讓我感到震驚，在這些情況下有利的變化往往會被保留，不利的則會被拋卻。新的物種就會由此誕生。至此，我終於得到了一個可用的理論...”
實際上，優生學就是奉行達爾文主義的應用科學。不過確切說來，優生學是始於達爾文的表弟法蘭西斯・高爾頓（1822-1911）。達爾文和高爾頓都是皇家學會的一員，這兩人亦加入了著名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得名於這個社團都在滿月時舉行聚會。仔細評估過達爾文的著作和動物飼養員與園藝家的經驗後，高爾頓於是也想知道是否有辦法能改善人類的基因質量：“這個疑惑盤踞在我心頭——難道人類種族就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得到提升嗎？難不成就不能擺脫掉那些不良份子並使優良者成倍增加？”（註44）
“適者生存”是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發明的術語。斯賓塞的思想源自於他對馬爾薩斯的認識，他的理論後來也受過不少達爾文的影響。不過斯賓塞的主要著作《論進步：法則及其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857）是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兩年前出版，《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則是在1860年發表。《物種起源》甫一問世，評論家便紛紛對達爾文筆下的生存鬥爭發出撻罰，因為那會被作為工業革命之殘酷的馬爾薩斯式辯解。達爾文主義這個詞彙也被其他人用來代指演化觀念，包括斯賓塞探討自由市場演進的“適者生存”和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充滿種族主義的人類進化思想。斯賓塞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因為他相信激烈的生存鬥爭可以激發優勝劣汰。在《社會生物學》（The Social Organism，1860）中，斯賓塞比較了社會與活生生的生物有機體並宣稱，就如生物有機體亦是通過自然選擇演化而來，社會也會歷經類似的複雜過程變得更加優秀。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同樣增加了科學與宗教彼此水火不容的錯誤印象，正如它點燃了科學機構跟英國教會之間的爭端，教會認為演化論是對神聖的貴族社會秩序的攻擊。反過頭來，達爾文的演化論受到自由派神學家與新一代受薪專業科學家的歡迎，這些科學家後來組成了X俱樂部（X Club），該俱樂部深信是在從反對教權干預科學的爭鬥中捍衛自由（註45）。
領導這波攻擊的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他的外號是“達爾文的斗牛犬”，同時也是演化論者、優生學家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始人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祖父，朱利安的弟弟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是CIA的Mk-Ultra計劃背後的主要啟發者，這個計劃致力於要實現他悲觀的反烏托作品《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身為一位不信教者，托馬斯・赫胥黎使用“不可知論”來形容他對有神論的態度。赫胥黎把達爾文思想套用到人類身上，他也透過古生物學與比較解剖學來論辯人類和猿猴系出同源。赫胥黎最有名的回嘴是他寧可當猿猴的後代而不是某個人濫發的饋贈，這標誌著科學對宗教的勝利（註46）。
三十年來赫胥黎不僅是演化論最富影響力的擁護者，他甚至被譽為是“19世紀英語世界的科學倡導者之首”（註47）。在遊說頒贈達爾文英國最高科學榮譽獎項的皇家學會科普利獎章的1864年11月3日那天，赫胥黎召開了X俱樂部的第一次會議，赫伯特・斯賓塞也有加入該俱樂部。X俱樂部最注重的是自然史與自然主義，其認為只有自然的法則和力量而非超自然或精神力量才是運行世界的根本（註48）。
1886年後的晚宴都在雅典娜神廟俱樂部（Athenaeum Club），這是一個成立於1824年的倫敦私人俱樂部。它有很多來頭不小的成員，包括H.H・阿斯奎斯、溫斯頓・邱吉爾、約瑟夫・康拉德、寇松侯爵、達爾文、狄更斯、柯南・道爾、T.S・艾略特、法拉第、亞歷・堅尼斯、吉卜林、金・費爾比、巴麥尊子爵、塞西爾・羅茲、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的父親艾薩克・迪斯雷利、赫伯特・斯賓塞、阿諾爾德・湯恩比、W.B・葉慈。
X俱樂部表面上是為了保護“科學、純潔與自由而不被宗教教條束縛”（註49），受俱樂部認同的還有開始批評基督教神聖性的自由派神學家。X俱樂部的成員這些爭論和“神學教派的嫉妒”對學術社會有害無益，而且其還企圖限制基督教對英國科學促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貢獻，這是一個那些人都是會員的社團（註50）。從1864年成立之初到1893年解散，X俱樂部及其成員均在科學界中享有重要地位並對科學思想有很大影響，主要是通過互相授予皇家學會的獎章。據魯思・布爾頓（Ruth Burton）說：“...他們是截至本世界末的專業科學表率，大多都當上了政府與主要公關人員的科學顧問；他們在科學政治中有不俗的影響力，而且也在許多科學協會的理事會間形成了互相連鎖的管理地位。”（註51）但是根據赫胥黎的解釋，俱樂部的所有成員都能在科學界裡發光發熱純屬巧合。
不過，歷史學家法蘭克・特納（Frank M. Turner）卻聲稱“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對立”其實應該被理解成是X俱樂部代表的新興專業科學家反對宗教機構的權力衝突（註53）。正如布爾頓所解釋：“他們的用意不僅僅是要把科學變成一門專業；而且更得要是具有獨一無二的文化領導地位、教育公眾心靈、指導公共道德以及合法化社會秩序的專業。”（註54）詹姆斯・摩爾（James Moore）和艾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透過對羅伯特・楊（Robert Young）的討論又為特納的分析增添了一個激進的政治角度。他們認為“科學專業人士與經濟和政治利益集團攜手，當他們將自己的專業知識擴展到人性與人類社會身上時，這些科學家就構築了一種嶄新的自然‘神學’，這使新興的工業秩序獲得了合法化。”（註55）
超人說
儘管正是達爾文的演化論對宇宙創造背後存在著神聖起源的信仰造成了毀滅性打擊，但是這個命題所帶來的全部智性結果卻該歸功於尼采的哲學，根據知名的傳記作家赫林達勒（R.J. Hollingdale），這確切來說是他對達爾文的詮釋（註56）。路西法教義終究產生出了各式各樣的成果，包括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當它們被翻譯成政治語言時就變成了法西斯主義，隨之其又被結合了尼采宣稱“上帝已死”的存在主義，此外尼采和巴枯寧都有一個共同朋友，那就是他的偶像華格納。
即使不斷有緩夾的聲音，但尼采仍是當之無愧的現代法西斯主義教父。斬釘截鐵拒絕上帝的尼采接受了一種虛無主義傳統，這個傳統將會決定大部份20世紀哲學的面貌，尤其是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小說家托馬斯・曼、劇作家喬治・蕭伯納、新聞記者H.L・孟肯、哲學家馬丁・海德格、卡爾・雅斯培、尚・保羅・沙特、阿爾貝・卡繆、雅克・德希達、米歇爾・傅柯、列奧・史特勞斯、法蘭西斯・福山，在此僅舉的這些人物都曾承認他們深受尼采啟發。新保守主義哲學家福山自己就這樣說過：
無論我們承不承認，我們直到今天都仍舊生活在尼采的知識陰影下。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文化相對主義、藐視資產階級道德的“自由精神”甚至是像燃燒人（Burning Man）這樣的新紀元節慶說到底都可以追溯到他。從《善惡的彼端》（Beyond Good and Evil）到安東尼・甘迺迪法官的判決（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之間始終貫徹著一條隱線，根據這條隱線，自由“就是一個人可以擁有自己的存在、意義、宇宙人類生命之奧祕觀的權利。”（註57）
雖然評論家懷疑尼采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思想其實是他深受精神疾病所苦的反映，如同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E. Aschheim）在《尼采在德國的遺產，1890-1990》（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中解釋說，那些心繫於尼采的人“無不希望以非常正向的精神品格來蓋過尼采的瘋狂，這位先知只是因為他見識到的清晰異象和不為駑鈍的社會理解所以才會被逼瘋。”（註58）“我們該如何知道，”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在1917年寫道：“我們乍看下的瘋狂其實是超驗真理的異象？”（註59）法國知識份子喬治・巴岱伊（Georges Bataille，1897-1962）也曾拿威廉・布萊克的名言“其他人都還沒瘋，我們應該也是”來提醒他的讀者：
“瘋狂不可能被從人類的共性中擺脫，因為它的確需要瘋子。尼采正在逐漸邁向瘋狂——作為我們的代替者——從而使這種共性又得以發揮；過往那些喪失理智的人都無可與他媲美。”（註60）
依照尼采的說法，虛無主義存在兩種形式，分別是好的虛無主義與壞的虛無主義。對尼采來說，假使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意義都將化為烏有，這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無疑令人毛骨悚然。出於這個原因，基督教向來是對抗原始形式的虛無主義的良藥。據尼采說，在人類文明剛興起時只有那些更孔武有力且聰慧過人的少數人能成為主宰大多數人的統治者，所謂的道德就是被這些原始統治者培植起來好作為控制社會的手段。善良代表的是他們想要的人民，邪惡則是他們希望迫害的人民。因此，在尼采看來基督教純粹是殘酷的祭司依據偽善的道德編造出來的猶太陰謀罷了。然而，內在於基督教之中的誠實這個元素也會在最終導致它的毀滅，因為它會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全是謊言。所以尼采宣稱我們已經超越了基督教：“不是因為我們距離它太遠，反而是因為我們湊得太近。”（註61）
尼采聲稱基督教的瓦解將再次導致虛無主義發生，而且這直到一切價值都被破壞並徹底屈服於隨之而來的無意義以前都不會停止。這就是為什麼尼采會說虛無主義就是“價值的絕對缺乏”或“沒有任何意義”，這是“危險中的危險”（註62）。虛無主義的如此消極面向將會導致冷漠，以至於積極的作為都被反動與破壞所取代。這就是末人（der letzte Mensch）的預言，他是最卑賤的人，既不信奉任何價值觀也無法通過創造自己的善惡觀來達成自我實現，甚至也沒有半點“權力意志”。
根據尼采的說法，唯有當基礎虛無主義被攻克，文化才能擁有能夠發芽茁壯的堅實基礎。最理想的解決方法就是“積極”的虛無主義，以貫徹破壞來達致創新。因此尼采鼓吹的是一種強者的或健康的道德，這意味著創造它的人會清楚意識到是自己在構建它，這與把一切都投射到外在假象的弱者的道德涇渭分明。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道德觀，他們都會根據自己的體魄與智慧來自行決定是非善惡。
尼采革命性的未來新人，超人（Übermensch）必須拋棄一切傳統的弱者道德，包括平等、正義與謙遜，現在的我們已經是時候該來“重估一切價值”（Umwertung aller Werte）。將來的人必須是扮演掠食者的野獸，一個能夠創造新神話以及基於人性本質所生的新國家的“暴力藝術家”，這就是尼采心目中得那股“趨向戰爭和統治”的“權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尼采渴求的是回到前基督教時代的過去，回到猶太教的一神論甚至是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之前，因為後兩個人證明宇宙的演進其實與一個自存的善有關。現代人得要“永劫回歸”至人類的知識生活開始萌芽的開端，那時人類才剛剛開始構築自己的神話。
在《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這本書中，尼采強調了內在力量對於超人成長的重要作用。他說“烏合之眾”藉由發明道德與規則來保護自己，但擁有內在生命力的超人卻可以超越烏合之眾。這股力量要求並驅使他們去向烏合之眾撒謊，好讓自己能獨立自主與擺脫“群體心態”（註63）。尼采認為代代傳承下來的民主理想不過是源於基督教虛偽的平等主義和奴隸道德而已。一切政治歷史都是兩種權力意志互相鬥爭的過程，屬於貴族與精英的權力意志是生命的意志，這和屬於弱者的死亡與虛無意志有著鮮明對比。高尚的文化屬於貴族，可是一旦輪到“大眾”當家做主就只會造就頹廢。怨恨是一種責怪他人的衝動，就是這股衝動會激起弱者從強者手裡奪取權力。對尼采而言，弱者（自怨自艾者）的新哲學就叫做民主，它從民族國家興起，企圖將每一個人類都變成“權利平等的侏儒”。
法西斯主義實際上一點也不新鮮。儘管因為哲學術語的掩飾使它被賦予了一層詭辯的外表，但法西斯主義到頭來就只是缺乏與否定人道價值的野蠻罷了。這樣的特質在那些窮兵黷武的文化身上都可以發現，例如古斯巴達、維京人或蒙古人。戰爭的確是人的本性，不過更正確的說法是人天生就有捍衛與保護自己所愛的傾向。只有當他意識到真正的勇氣應該是要為被壓迫者、受苦者、弱者以及弱勢群體豁出性命時，人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自己的本性。由於虛無主義抱持的悲觀心態及其對社會責任的漠然，在法西斯主義中的戰士本能便被變成了單純的戰爭崇拜。
在法西斯主義的視角下，唯一真正的價值就是不顧他人追求私利，這被尼采稱為“意志的勝利”。對他人的惻隱之心被視為軟弱，而弱者在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又被認為是威脅整體演化的可犧牲品。所以，通過戰爭跟暴力來主宰他人反而被看作是勇氣的證明。冷酷因此成為了美德。因此，法西斯主義就是最膚淺的大男人主義形式，其將好戰成性奉為男性品質，卻嘲諷善良與慈悲都是女性品質。
法西斯主義的社會目標就是要創造出真正的虛無主義者，那便是尼采所說的超人，他已經看透了其它所有世俗理想的不可能性。然後，鑒於接踵而來的天生不平等，民主和所有集體原則現在都會被認為是荒謬的想法。只有那些能夠證明自己高人一等的人才能夠獲得統治權。最後，最終的榮耀將屬於那些隨時都處在訓練有素的士兵狀態的人，他們將完全服膺於宏偉帝國的“全面戰爭”計劃，由幾乎被他們奉為神的精英在其上指揮前進。
尼采最終在1889年徹底精神崩潰，據說他曾因為在都靈的卡洛阿爾貝托廣場目睹一匹馬被鞭打而與人起爭執，後來被兩名警察架走。這最後的絕望卻錯位的同情心展現與他過往的悲觀主義完全不同，尼采主動跑到馬背上用雙臂環抱住牠的脖子試圖保護牠，然後他就癱倒在了地上（註64）。尼采的家人在一周內把他接回巴塞爾，他在那裡住進當地的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梅毒。尼采學者約阿希姆・克勒（Joachim Köhler）曾試圖透過證明尼采是一名同性戀者來解釋他的生活史與哲學，他還說尼采對梅毒的感染“通常會被認為是他在科隆或萊比錫的妓院裡與妓女勾搭的結果，但更可能的地點其實是熱那亞的一家男性妓院。”（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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