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ALAN CANTWELL
截至2006年，愛滋病（AIDS）疫情已經肆虐了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這個神秘且致命的疾病第一次正式通報是在1981年6月，感染者是紐約和洛杉磯的數十名年輕白人男同性戀，至今該惡疾已經造成兩千萬人死亡，另有四千萬人也感染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又作愛滋病毒），其被廣泛認為是導致愛滋病的病因。目前有一百萬美國人正深受愛滋病毒所苦；而且其中更有近一半都是非裔美國人。
這個疾病最初是在曼哈頓的男同性戀身上被發現，以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的形式出現的“同性戀癌症”（Gay cancer）是該疾病最顯眼的特徵；毒品、濫交和肛交都被認為是可能致使這種前所未有的免疫缺陷疾病產生的原因，不過很快的這個疾病便已不在僅限於同性戀者：這個神秘的刺客如今已漫延至全國，甚至連在中非也出現了愛滋病。
1984年4月，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的羅伯特・蓋洛（Robert Gallo）宣稱他發現愛滋病毒就是愛滋病的罪魁禍首，不久後巴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呂克・蒙塔耶尼（Luc Montagnier）卻提出訴訟聲稱是他最先在巴斯德研究所發現愛滋病，之後蓋洛偷走了被送到他的實驗室去進行研究的法國病毒樣本。
即使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五年，愛滋病的起源仍然是一個謎團。人們一般相信這個病毒來自非洲，是靈長類動物（猴子）身上的病毒“跨物種”感染了非洲黑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務必要知道這只是一種理論，不代表真相就是如此。
蒙塔耶尼曾明智地警告過，區分愛滋病毒的遠祖由來與實際導致愛滋病流行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愛滋病毒的動物病毒祖先可能早已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但很明顯它如今會成為流行病卻另有其因。
這個流行病的初例也不是始於非洲，而是1979年的曼哈頓。當時的非洲根本沒有相關的病例。事實上，愛滋病在非洲的流行要直到1982年秋初才開始。
那麼愛滋病毒到底是如何從20世紀70年代突然感染了同性戀群體呢？這個病毒唯獨只侵入紐約市的同性戀族群，這在醫學史上可是史無前例的情形。這種生物現象從未獲得合理的科學解釋，當然也沒有證據能表明白人男同性戀是唯一與非洲人有過性接觸的族群，何況那時的非洲還沒有出現這種疾病。此外，這個透過性接觸和血液傳染的“非洲病毒”居然只特別感染了曼哈頓的年輕健康的白人男性，從生物學角度來說這根本一點道理也沒有。可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發生了。儘管有這些事實，我們卻還是一再被灌輸說愛滋病來自非洲，但是在美國的疫情卻是早在非洲開始流行之前就已經有了。
事實與謬誤在愛滋病身上如此混雜不清對像我這樣的研究人員而言一點都不意外，因為我們相信愛滋病毒絕不是來自自然母親和“跨物種”感染，相反地它很有可能其實是源自於針對非洲黑人和美國同性戀群體的變異疫苗實驗。
在開始探討愛滋病人為說理論之前，很有必要得先來認識一個對愛滋病的病因另有意見的勢單力薄但卻聲音宏亮的團體，這些人相信愛滋病血液檢測完全沒有用處，而且愛滋病毒實際上是一種非性接觸傳染的無害病毒。由反轉錄病毒學家彼得・迪斯貝格（Peter Duesberg）和其他擁有良好科學背景的“持不同政見者”領導的這個團體堅信愛滋病是一種毒性疾病跟營養綜合症。他們把愛滋病的病因歸咎於同性戀者的娛樂性吸毒——至於非洲則是因為貧困與營養不良。
身為一名醫生和愛滋病兼癌症研究者，我當然不同意這個團體，但他們在政治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影響了諸如南非總統塔博・貝基姆等這樣的世界領導人，這讓世界衛生組織感到相當懊惱。如果想瞭解更多相關的資訊不妨去Google看看“VirusMyth”或“The Perth Group”。
基因工程和愛滋病的流行
在20世紀70年代初興起的基因工程和病毒混種與在同年代末爆發的愛滋病毒有著很密切的關聯。這個聯繫直到現在的很多因為“新病毒”引發的各種前所未聞的“突發疾病”身上都還存在。
霍華德・特明（Howard Temin）和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在1970年發現了一個名叫“反轉錄酶”（reverse transcriptase）的細胞酶，它可以允許分子生物學家從某些動物的癌症中檢測出所謂的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es）。很快人們便發現反轉錄病毒可以很正常地在許多動物的細胞基因中發現，而且科學家還可以透過操縱這些病毒來對免疫系統造成不利的影響。經過“跨物種”感染實驗的測試，很多的病毒都能在不同動物之間互相轉移，這同樣適用於人類細胞。
作為尼克森總統的“向癌症宣戰”（War on Cancer）的一部分，病毒基因工程變成了現已幾乎被遺忘的特殊癌症病毒工程（Special Virus Cancer Program，VCP）旗下不可或缺的一隅，主持這個計劃的就是NCI。尼克森還把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的一部分陸軍生物戰部隊調去了NCI，好讓秘密的生物戰實驗可以在研究癌症的掩護下持續進行。
所有這些病毒轉移和分子操縱都無異於是在為生物災難埋下未爆彈，試想如果其中一種這些高度危險的基因病毒不慎被從實驗室外流到公共領域的話會有多麼危險？為此，1973年在加州太平洋叢林附近的阿西洛馬舉辦了一場名為《生物研究的危害》（Biohazards in Biological Research）的研討會，會議最終決定即便存在危險，但研究還是要繼續下去。
20世紀70年代末，向癌症宣戰計劃與特殊癌症病毒工程都證明了在人類身上並沒有會致癌的反轉錄病毒。特殊癌症病毒工程後來在1978年劃下句點，政府科學家就是在差不多那時在紐約招募了數千名男同性戀，好作為曼哈頓的紐約血液中心（New York Blood Centre，NYBC）要在同年進行的B型肝炎實驗的白老鼠。接著曼哈頓在1979年就傳出了首例男同性戀愛滋病病例。這是巧合嗎？我想案情並不單純。
五年後，曾替特殊癌症病毒工程工作的蓋洛“發現”了導致愛滋病發生的反轉錄病毒；同樣也為VCP工作過的迪斯貝格則繼續宣稱愛滋病毒是無害的。
20世紀70年代的靈長類反轉錄病毒實驗與愛滋病的爆發到底有沒有蹊蹺呢？還是說自然母親是特地選擇要剛好在那個時候把猴子基因傳染到男同性戀身上，好讓反轉錄病毒學和像蓋洛這等病毒學家能夠適時把握機遇？
同性戀疫苗實驗與愛滋病的爆發
美國最早的愛滋病病例可以清楚地追溯到紐約血液中心開始實驗B型肝炎的同一時候。血液中心是從1978年11月開始向男同性戀者進行多次疫苗注射實驗，疫苗的接種後來在1979年10月宣告結束，就在愛滋病的正式通報的不到兩年前。最重要的是，疫苗是利用黑猩猩研發出來的——這種靈長類現在普遍被認為帶原了愛滋病病毒的“祖先”。同樣被忽視的還有該中心在愛滋病傳出前與非洲靈長類研究，以及紐約的靈長類研究中心的關係。最後的實驗疫苗也是默克集團（Merck）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從無數罹患B型肝炎的男同性戀患者的血清樣本中提取製作出來的。
紐約血液中心是全美最大的獨立血液供應和配送商。1970年，NYBC的主任阿爾弗雷德・普萊斯（Alfred M Prince, M.D）在紐約塔克西多的試驗醫學與外科實驗室（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Surgery，LEMSIP）展開了對B型肝炎以及收容在實驗室中的黑猩猩的研究。在直到1997年被解散之前，LEMSIP為紐約的科學家供應了不少部分用於移植與病毒研究的靈長類動物。
成立於1965年的LEMSIP隸屬於紐約大學醫學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就是該中心在1979年發現了第一例伴隨愛滋病的卡波西氏肉瘤。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的研究人員也積極參與了實驗性B型肝炎疫苗的研發，據《前所未見的病毒：愛滋病與伊波拉》（Emerging Viruses: AIDS and Ebola，1996） 一書的作者倫納德·霍羅威茨醫生（Dr. Leonard Horowitz）透露，這個中心從1969年就有開始接受與生物戰研究相關的政府補助跟合同。
1974年，在NYBC的主席艾倫・凱爾納（Aaron Kellner）支持下，普萊斯將黑猩猩肝炎研究轉移到了一處新的靈長類中心，那就是位於賴比瑞亞羅勃茲國際機場一帶的維拉布研究所（Vilab II）。從西非各地捕獲的黑猩猩都會被送到維拉布研究所，而且這座實驗室還以野放“已經沒事了”的黑猩猩為榮。這令人不禁要問，非洲叢林裡的那些據稱帶原愛滋病毒“祖先”的黑猩猩有沒有可能其實就是疫苗和醫學實驗室放生的那批。
對一千多名健康的男同性戀者進行接種的B型肝炎實驗取得了極其出色的成果，96%的受試者都成功產生了對肝炎病毒的抗體。如果這些人都有免疫抑制（immunosuppressed）反應的話，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如此之高的成功率，因為帶有免疫抑制的人會更不容易產生疫苗抗體。針對男同性戀的B型肝炎實驗隨後又在洛杉磯、芝加哥、舊金山、丹佛以及聖路易斯繼續，時間從1980年3月一直持續到1981年10月，亦即愛滋病正式流行起來的同年。
在20世紀90年代中，曼哈頓的男同性戀在實驗期間提供了很多血液樣本，NYBC的人會負責持續檢查愛滋病毒的感染情形。在1978-1979年收穫的血液樣本中有6%呈現為陽性，到了1984年（研究結束的時候）則已經有超過40%都是陽性。
所有受試者後來的遭遇是如何從來沒有被公佈過。然而，這些血液捐獻者全都恰好是美國最早的愛滋病毒陽性病例。如果想瞭解這場實驗及其結果的完整故事，可以參閱本人關於人為愛滋病理論的兩本拙作：《愛滋病與死亡醫生》（AIDS and the Doctors of Death，1988）和《酷兒血》（Queer Blood，1993）。總之，事實很顯而易見：在政府開始對男同性戀進行實驗之前，美國並沒有任何愛滋病病例。
愛滋病在非洲的爆發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非開拓的大規模疫苗計劃，特別是消滅天花也有著不為人知的關係。1987年5月11日，《泰晤士報》的科學作家皮爾斯・萊特（Pearce Wright）就提到了天花疫苗計劃跟喚醒原本在非洲“沉睡”的愛滋病也許有什麼關聯。引用蓋洛的話說：“WHO與疫情爆發是否有關是一個有趣的假設，我不能說這就是事實，但多年來我的確一直在強調使用活性疫苗，例如針對天花的，是有可能會將愛滋病從沉睡中喚醒。”
將愛滋病與非洲疫苗聯繫起來的這種爆炸性可能性一直履遭打壓，而且從未出現在任何美國主流媒體上過。這種禁聞連同其和種族滅絕與減少人口的相關消息都可以在網絡上找到，例如Google威廉・坎貝爾・道格拉斯（William Campbell Douglas, M.D）的《世界衛生組織謀殺了非洲》（WHO Murdered Africa）。
疫苗、跨物種感染和愛滋病毒
疫苗生產這件事本來就存在著固有的危險，因為這些疫苗都是利用活細胞製作的。細菌與病毒的污染在製造過程中是始終的隱患，用於進行細胞培養的實驗室添加劑（例如胎牛血清）也可能會是微生物污染的來源。有些研究人員認為如果把活體與死體病毒都注入體內，它們就會和通常就存在於體內的其它病毒結合，產生出會致病的“重組”（recombinants）。疫苗同樣也可以帶有病毒顆粒，以及近來才被認識的微小細菌“納米細菌”（nanobacteria）。2004年的流感疫苗供應量減少了一半就是因為發生致病細菌污染，但是疫苗的危險仍然被大大淡化，好說服公眾相信疫苗非常安全。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灌輸說愛滋病病毒是第一起“跨物種”傳染並且在人類身上大肆流行的靈長類病毒。但是，愛滋病事實上是猴子病毒傳染到人類身上的第二個實例。
鮮為人知的是在半個世紀之前曾有會導致癌症的猴子病毒發生了跨物種感染，當時有數百萬人接種了被污染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其中包括美國一半的人口。在20世紀60年代初，人們發現從恆河猴的腎臟細胞提煉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在1955-1963年間遭到被稱為SV40（猿猴病毒＃40）的猴子病毒污染。這種靈長類病毒已被證明可在實驗動物身上引起癌症，即使如此衛生官員直到今天卻仍堅持沒有證據可以證明SV40會導致人類罹癌。
儘管政府對此置之不理，獨立研究人員在過去數十年間對SV40進行的遺傳與免疫研究仍然表明，這個病毒確實與迅速致命的肺癌（間皮瘤）、骨髓癌（多發性骨髓瘤）、兒童腦瘤及其它各種形式的癌症息息相關。
據《華盛頓時報》的一篇報導（2003年9月21日）指出：“根據在週三提交給眾議院委員會的文件與證詞顯示，從1962-2000年替數百萬美國兒童接種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可以能已被在某些癌症中出現的猴子病毒污染。疫苗製造商已發表聲明聲稱此類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也秉持同一意見。”（詳見：www.sv40cancer.com）如果有人還以為疫苗製造商和衛生官員眼裡還有你們，那我強烈推薦各位去讀一讀由黛比・波科欽（Debbie Bookchin）和吉姆・舒馬赫（Jim Schumacher）最近合著的新書《病毒與疫苗：致癌猴子病毒、被污染的脊髓灰質炎疫苗以及數百萬美國受害者的真實故事》（Virus and the Vaccine: The True Story of a Cancer-Causing Monkey Virus, Contaminated Polio Vaccine, and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Exposed）。
醫學實驗和生物戰
人為愛滋病理論通常都被認為是偏執狂的胡說八道，畢竟科學家為什麼要平白無故引入病毒來殺害數百萬人？愛滋病專家經常把這個病毒的起源和傳染歸咎於靈長類動物和人類的性行為，但他們卻從未考慮過愛滋病也許是源自動物癌症病毒實驗室的可能性。
可悲的是，政府和軍方總是拿不知情的公民來進行實驗卻是不爭的事實。別忘了入侵伊拉克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因為該國據稱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愛滋病毫無疑問最初的確是一種“同性戀疾病”，然而另一個沒有多少人知道的事實是，美國的愛滋病毒“菌株”和在非洲發現的愛滋病毒菌株根本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據哈佛大學的病毒學家馬克斯・埃斯賽克斯（Max Essex）指出，美國的愛滋病毒菌株更容易通過肛交傳播；但非洲的菌株卻更適合以陰道性交傳播。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的疫情主要都是經由同性戀活動與肛交蔓延，不過在非洲卻是異性戀的陰道性交活動為主。“不同版本”的美國愛滋病毒菌株又更進一步證明了“美國愛滋病”絕對不是從非洲來的。
愛滋病與癌症的關聯
愛滋病和癌症同樣也被刻意淡化，遭遇相同情況的還有特殊癌症病毒工程與不久後爆發的愛滋病疫情之間的關係。蓋洛在他的書中爽快地承認了愛滋病跟癌症的關聯，他還指出“有許多愛滋病患者都會患上一種或多種癌症。”愛滋病毒會導致癌症發病率提升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卡波西氏肉瘤、霍奇金氏淋巴瘤、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和子宮頸癌。
特殊癌症病毒工程這個計劃的宗旨有二。其一，找出任何可能導致癌症的人類病毒。其二，研發可以成功在“人為”造成癌症的實驗動物身上奏效的免疫抑制實驗病毒。
蓋洛最初在1984年發現愛滋病毒時，他還當把它稱之為致癌性的“白血病/淋巴瘤”病毒。這個名字很快就又變成了“淋巴球”病毒，從而模糊了這個新“同性戀疾病”與癌症彼此間的關係。沒有過多久，病毒學家便確信這個病毒肯定是來自靈長類動物，無論是蓋洛或埃斯賽克斯也都大力宣揚著最容易被接受的愛滋病毒非洲綠猴起源說。十年後黑猩猩（而非猴子）取而代之成了最受歡迎的起源對象。經過將這個病毒重新命名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而不是把它叫做“靈長類免疫缺陷病毒”（PIV），現在愛滋病毒的靈長類起源又變得更為朦朧晦澀了。
愛滋病毒真的是導致愛滋病的唯一原因嗎？
如同上述，愛滋病毒往往被認為是導致愛滋病的唯一原因，雖然有少部分對愛滋病持不同意見者堅信愛滋病毒是無害的。總體而言，這兩個群體都對卡波西氏肉瘤（KS），也就是與愛滋病有關的“同性戀癌症”的由來置之不理。
根據1994年的報導，引起KS的實際上是疱疹病毒第八型（herpes-8），KS的第一起病例是在19世紀末被發現；它在愛滋病問世以前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癌症。同樣在愛滋病之前，KS都還是一種非傳染性疾病，即使在美國的年輕男性群體中也從未出現過。
新型KS病毒的發現剛好就是在愛滋病毒於20世紀70年末現身的時候，當時這兩個不同的病毒都開始往男同性戀者蔓延去了。如此奇怪的現象完全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這種“新”病毒又是如何連帶使得同性戀被KS找上也從來沒有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在最近被發現的被取叫黴漿菌（mycoplasma）的微小細菌現在又讓致使愛滋病發生的“唯一原因”變得更撲朔迷離了。呂克・蒙塔尼耶就認為這些微生物是對愛滋病的傳染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輔因子”（co-factors），即便大多數愛滋病研究人員都對黴漿菌不理不睬。
“癌症微生物”跟愛滋病的聯繫
儘管導致癌症的確切原因迄今尚未明瞭，一個世紀以來的微生物研究已將某些類似肺結核的細菌和癌症聯繫了起來。雖然這些研究被醫學界斥為異端，但我自己的癌症研究報告也證明“抗酸性”（acid-fast）細菌確實存在於某些常見的癌症和卡波西氏肉瘤中。
我在研究愛滋病方面寫過很多關於這些細菌的書，包括《謎團＆解答》（The Mystery & the Solution，1984）、《癌症微生物》（The Cancer Microbe，1990）、《對抗癌症的四個女人》（Four Women Against Cancer，2005）。癌症細菌具有細菌和病毒的雙重特徵，而黴漿菌與新近發現的納米病毒也有相似之處，後者被認為是目前最小的生命形態，而且已知能夠污染商業疫苗。納米細菌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它很可能是當前許多被認定原因未知的疾病的病根所在。
癌症微生物在愛滋病與KS方面的作用一直以來也都被置若罔聞。然而，勞倫斯・布羅克邁耶（Lawrence Broxmeyer, M.D.）卻在《愛滋病：病毒發現者從未承認的真相》（AIDS: What the Discoverers of HIV Never Admitted，2003）中得出結論認定造成愛滋病真正的原因絕不是愛滋病毒，而是類似肺結核的細菌。他認為蓋洛和蒙塔尼耶之所以會得到反轉錄病毒這個答案，就是因為那才是他們唯一想找到的。
不同於布羅克邁耶，我相信愛滋病毒應該是來自動物癌症研究、危險的疫苗和生物戰實驗——並且該病毒是以注射的方式被傳染給非洲黑人與美國男同性戀者。如果尚未被確認的癌症微生物有朝一日能被證明是癌症和愛滋病的傳染因子，正如我所深信的那樣的話，那麼這必定會使癌症病毒基因工程和新生物戰活動的危險性急劇提升。
我也相信愛滋病毒對於產生愛滋病的免疫缺陷症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認為愛滋病毒還得要加上尚未被承認的“癌症細菌”才能被算是導致愛滋病的原因。
蓋洛的愛滋病毒的淵源
那麼，愛滋病毒到底與類病毒的癌症細菌有什麼糾葛？如果仔細瞭解過蓋洛當初究竟是如何“分離”出愛滋病毒的話就不難發現，它可能是從窩藏著還未被認識的細菌的癌細胞衍生出來的。
與大部份可以在人工實驗室培養的培養基裡生長的細菌不同，病毒需要仰賴活細胞才能生長跟存活。普立茲奬獲獎作家約翰・克雷德森（John Crewdson）曾在《科學狂想：科學之謎、大規模掩蓋以及羅伯特・蓋洛的黑暗遺產》（Science Fictions: A Scientific Mystery, A Massive Cover-Up, and the Dark Legacy of Robert Gallo，2002）中詳細分析了艾滋病毒的發現歷程，這本書揭開了蓋洛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同時也提到了巴斯德研究所對蓋洛偷走愛滋病毒的控訴。
根據克雷德森的說法，蓋洛實驗室最後是通過從十名愛滋病患者身上分離出混合血液T細胞中的病毒來取得愛滋病毒。自那之後，該病毒便被出於商業目的開始被大量培養，能這麼做靠的是利用淋巴瘤患者的白血球細胞（T細胞）的“細胞株”（cell lines）來進行愛滋病毒培養。蓋洛立刻就以這種特殊的愛滋病菌株來註冊愛滋病毒血液測試的專利，後來的訴訟也是從這時埋下的。
蒙塔尼耶聲稱是他最先在巴斯德研究所發現愛滋病毒，他相信蓋洛把他送到後者的實驗室去做測試的病毒佔為己有，並且對外宣稱那是自己的獨家。至於蓋洛則是堅決否認他的病毒來自法國。
最終，蒙塔尼耶的病毒被證明確實是以某種方式落到了蓋洛的培養器材裡去。就好比每個人的指紋都有所不同，每個愛滋病毒也是如此。蓋洛的病毒的分子狀態在各方面都與蒙塔尼耶的沒有什麼不同，後來在雷根與法國總統的干預下這起訴訟終於在1987年於法庭外達成和解，兩位研究人員同意平分愛滋病血液測試的專利收益。
儘管如此，科學爭議卻並沒有就此止息，美國國家科學院和隸屬NIH的科學誠信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決定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蓋洛在1991年正式承認蒙塔尼耶的病毒很有可能污染了他的實驗室，因此他的愛滋病血液測試確實應該被算作是奠基自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小組也在1992年完成調查，出爐了一份撻罰蓋洛的報告。
圍繞著愛滋病毒的確切起源的所有這些科學違規行為都指出了當前的病毒學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舉例而言，蓋洛在這些年來都無法或不願意承認他的病毒就是蒙塔尼耶的病毒，即使研究已經證明事實就是如此。另外，這樁爭議也說明實驗室裡的病毒真的很容易被“外頭的”病毒污染。
人為愛滋病理論提出的其中一個論點是實驗性B型肝炎疫苗受到了會抑制免疫反應的致愛滋病藥劑和/或卡波西氏肉瘤的污染。這個理論總是被譴責為陰謀論，誠然這個疫苗的確不同於其它任何疫苗，畢竟它是利用攜帶B型肝炎的男同性戀者的血液製作出來的。在NYBC正著手進行著實驗的那段期間，確實有聲音質疑疫苗也許有問題且可能會受到污染。據朱・古菲爾德（June Goodfield）在《對殺人兇手的質問》（Quest for the Killers，p.86）中寫道：“這絕不只是理論上的擔憂，國立衛生研究院生產的其中一批的確曾被懷疑遭到污染，可是默克集團卻從未被質疑。”
在愛滋病爆發的四年前的1975年，蓋洛還曾報告過一種後來被證實是三個被汙染的實驗室致癌靈長類病毒（長臂猿病毒、猿猴肉瘤病毒、狒狒內源性病毒）的“人類病毒”（HL-23），之後蓋洛堅稱他不清楚這些動物病毒是如何污染到他的實驗室。埃斯賽克斯在1986年亦發表過一種“全新的愛滋病毒”，最後那也被證明是一個可以追溯到他自己的實驗室裡的猴子病毒。即便有這些污染先例，蓋洛和埃斯賽克斯仍然將愛滋病歸咎於叢林裡的猴子，然後繼續大肆宣揚美國愛滋病的“走出非洲”理論。
所以說，在愛滋病疫情開始傳出後，從某一位愛滋病患者身上分離出的一株愛滋病毒在無意間污染了其他病患的愛滋病毒樣本——然後這個菌株又被再送到其它實驗室，因而再度意外污染其它樣本。
蒙塔尼耶在這些年來一直堅持蓋洛的病毒是從一位名叫布魯吉爾（Brugiere）的法國病患身上分離出來的，後來有兩位愛滋病專家在1991年吃驚地發現蓋洛的病毒菌株實際上是屬於一位叫做拉耶（Laillier）的病患。大概連蒙塔尼耶都不知道的是，情況很可能其實是“布魯”的病毒以某種方式先污染了巴斯德研究所裡的“拉耶”的病毒。
愛滋病有沒有可能是針對同性戀與黑人的種族滅絕？
為什麼人為愛滋病理論總是無法在科學文獻和被企業控制的媒體中博得哪怕是一點版面呢？儘管這裡已經呈現了一些證據，但這些都還只是冰山的一小部份，更深入的內容可以參考我對這個人為流行病的兩本書，還有倫納德・霍羅威茨、羅伯特・李（Robert E Lee）的著作以及羅伯特・斯特雷克（Robert Strecker）的影片《斯特雷克備忘錄》（The Strecker Memorandum）跟其它來源。
我完全不認為把愛滋病毒傳染給美國最受委屈的少數族群的罪魁禍首是非洲叢林裡的猴子，更何況愛滋病出現的時機幾乎就是在男同性戀實驗結束之後。憑什麼生活在非洲野外的靈長類要被怪罪，明明有成千上萬的這種動物在這一個多世紀來不斷被抓進世界各地的病毒實驗室，然後強迫注射傳染性病毒和致癌組織？
為什麼非洲黑人會成為目標？有很多非洲人跟非裔美國人都相信愛滋病是一項企圖把黑人從這個世界上除之而後快的實驗，是政府批准的減少世界人口計劃的一部分。
美國的男同性戀族群也是試驗反轉錄病毒的最完美的對象，這主要是因為充滿恐同症的公眾很容易就會採信這種說法，因為男同性戀素來就據稱常常濫交和吸毒。很少有人願意相信美國政府居然會暗地對它的公民進行生物製劑實驗，儘管這種有充分文件記錄的秘密不道德實驗可以直接追溯回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時期，其中就包括了政府曾主導過的駭人聽聞的“輻射實驗”（radiation experiments）。
我真是無法理解黑人和同性戀群體怎麼能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又無動於衷，也許人們一定要等到自己也死到臨頭的時候才會關心種族滅絕；即使如此，大多數人都仍堅持否認且根本不想瞭解人為愛滋病理論。很多愛滋病活動家甚至只把人為理論視為只會妨礙愛滋病檢測、治療以及尋找真正痊愈的方法的“消遣”。
愛滋病的秘密歷史
愛滋病的歷史顯然有被蓄意漂白，藉此掩蓋它的人為起源。愛滋病毒及其它反轉錄病毒的背景知識都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鮮為人知的秘密特殊癌症病毒工程，有不止一種病毒在該年代末被引入美國同性戀群體，而且黴漿菌和“癌症細菌”也都是傳染因子，但它們都被愛滋病毒才是“愛滋病的唯一原因”這個論調給忽略了。
在愛滋病爆發的數十年前的秘密生物戰研究和NCI的癌症研究早已行之有年，這層聯繫也一直持續至今。當政府的研究人員開始利用以靈長類——這種據說帶原著愛滋病毒的“祖先”的動物研發而成的實驗性疫苗對男同性戀進行試驗時，愛滋病就恰好在那時的美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美國的愛滋病絕不是來自於非洲，愛滋病毒之所以獨獨只在男同性戀社群裡蔓延，就是因為這完全是一個“出自人手”的病毒。
大自然原本睿智地將不同的物種區隔了開來，但就在愛滋病爆發的幾十年前，基因研究人員卻透過在各種動物之間不斷轉移致癌病毒從而打破了“物種屏障”，而且他們這麼做的名義還是為了我們的健康著想。
人為愛滋病理論並不是陰謀論的妄想，這個理論完全值得更加全面的科學調查——現在是讓愛滋病毒與愛滋病的秘密歷史出櫃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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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艾倫・坎特威爾（Alan Cantwell）是一位退休醫生兼癌症研究者，他相信真正引起癌症的原因應該是細菌，而且愛滋病也是人禍。在這顆星球上恐怕沒有其他醫生的著作能像他一樣充滿如此之多的爭議，他的許多著作都可以在Google上找到，他的三十篇論文也可以在www.ncbi.nlm.nih.gov/PubMed/（搜索Alan Cantwell）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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