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禮共濟會
現代西方信仰體系的根基是濫觴自18世紀的世俗主義。這個時期又被稱為啟蒙時代或理性時代，這個名字是源自於臭名昭彰的光明會，這個秘密社團孕育了當時幾位最出類拔萃的哲學家。這些哲學家都深信真正值得人類依靠的應該是“理性”，而非被他們斥之為“迷信”的上帝與經文。就這樣，這個時代接受了最為嚴格的經驗主義，它直到今日都還主宰著知識份子的頭腦，並把科學捧上了解決所有真理的第一位。然而，用更確切的方式來說，光明會對科學的堅持其實不是建立在世俗信念上，而是深根在玫瑰十字會的魔法與煉金術傳統，這對它們而言代表了一個旨在推翻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神秘學議程。
玫瑰十字會抱持的赫耳墨斯主義遺產是繼承自一批“東方神秘主義者”，這些人找到了前往蘇格蘭的門路並奠下蘇格蘭禮共濟會的基石。英國共濟會是在1720年代傳播至法國，首先是受感召的是被放逐的人士與流亡的詹姆斯黨人，後者是一個致力於恢復被沉默者威廉的曾孫，奧蘭治王子威廉三世（William III）推翻的斯圖亞特王朝的政治運動。威廉三世迎娶他的表親，查理二世的姪女瑪麗二世（Mary II of England），他也是未來的詹姆斯二世的長女。1688年11月5日“光榮革命”發生，威廉三世率兵入侵英格蘭並成功罷黜詹姆斯二世，從此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的統治權盡落他手。威廉與他的妻子共同統治著不列顛群島，直到她在1694年12月28日去世。他們的共治時期常被稱為“威廉與瑪麗時期”。
威廉在1702年3月逝世，王位隨之傳給瑪麗的妹妹，也就是日後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由於安妮和她的姊姊都沒有繼承人，這導致了繼位危機。英國國會在1701年通過《王位繼承法》，於是波希米亞的伊麗莎白的妹妹兼普法茲的腓特烈與伊麗莎白・斯圖亞特經過“化學婚禮”誕下的女兒漢諾威選侯夫人索菲（Electress Sophia of Hanover）被指定為英國王位繼承人。當索菲早了安妮幾個星期先走後，她的兒子在1714年成為國王喬治一世。
流亡法國的詹姆斯黨人就有查爾斯・瑞克理芙（Charles Radclyffe），相傳他在1725年的巴黎建立了一座會館，這是英格蘭以外的第一座共濟會會館，後來也被所有法國會館尊為群首。瑞克里芙行事極為低調，而且他似乎是通過像安德魯・拉姆齊（Andrew Ramsay）這些人來發號施令，詹姆斯黨的另一群支持者還包括皇家學會的成員。雖然英國共濟會的三級制度在1730年時已經在整個組織裡通行起來，但是拉姆齊卻開始在組織內宣揚起蘇格蘭禮共濟會，如果不是事實上親自設計的話，它不僅有更高的等級而且還承諾會傳授更深奧的奧祕，據說奧祕一直在蘇格蘭當地被保存著。據詹姆斯黨聲稱，在18世紀初的蘇格蘭其實就已經有了一座共濟會會館，它奉行的章程直接來自於來到布里斯托的聖殿騎士殘黨，並且已經如此運作了數百年。
馮・洪德（Gottlieb von Hund）也在德國創立了新的蘇格蘭禮，被他命名為純粹共濟會（Rectified Masonry），其後在1764年又更名為“嚴規禮儀”（Strict Observance）。洪德的嚴規禮儀是在金玫瑰十字會（Golden and Rosy Cross）的基礎上發展，後者是薩克森牧師塞繆爾・里希特（Samuel Richter）在1710年為復興17世紀的玫瑰十字會所創立的組織，又常被叫做純潔的里希特的他熱衷於研究煉金術士帕拉塞爾蘇斯和雅各・波姆。這個組織的成員聲稱是玫瑰十字會的領導人創立了共濟會，也只有他們才知道共濟會符號的秘密含義。他們還說玫瑰十字會最初是埃及人歐瑪斯（Ormusse）或利希特・魏澤（Licht-Weise）所立，他曾以“來自東方的建築師”之名移居蘇格蘭。後來原來的組織消失，然後被克倫威爾以“共濟會”的形式重新喚起（註1）。
洪德聲稱他自己在1741年被他的“未知至高者”歡迎加入聖殿騎士團，但他始終沒有透露那個人的身份。洪德還說他也被引薦給愛德華・斯圖亞特，此人是騎士團的領袖之一。後來洪德甚至宣稱這位小僭王是總大師。洪德的聖殿騎士團的歷史據說可以在約翰內斯・馬庫斯・拉門修斯（Johannes Marcus Larmenius）在1324年2月編寫的《拉門修斯憲章》（Larmenius Charter）這份文獻中找到，這個人的名字的意思是“亞美尼亞人”。不過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大部份的研究人員都根據對符碼的分析與對憲章的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它應該是偽造的（註2）。
拉門修斯在這份文獻中宣稱是當年被囚禁的最後一位總大師雅克・德・莫萊把聖殿騎士總大師的頭銜託付給他。他因此獲得了一系列的繼承權，後來腓力一世（Philippe, Duke of Orleans）在1705年的凡爾賽女修道院當選聖殿騎士總大師，他後來更為成了法國國王。腓力一世是法王路易十三和西里的芭芭拉的後裔，奧地利的安娜的兒子。儘管他是一名同性戀者，腓力仍舊與腓特烈五世跟伊麗莎白・斯圖亞特的孫女伊麗莎白・夏洛特結婚，這樁婚姻確立了奧爾良家族，波旁王朝的候補分支。正如喬斯林・戈德溫（Joscelyn Godwin）在《神智學的啟蒙運動》（The Theosophical Enlightenment）中寫道：“自從腓力的攝政王祖父以降，整個奧蘭治家族都一直眾所週知的在涉入巫術。”（註3）
摩拉維亞兄弟會
洪德追隨的其中一位“未知至高者”就是塞繆爾・福爾克博士（Dr. Samuel Jacob Falk），他是一名秘密的沙巴蒂人領袖，並曾和英國、荷蘭、波蘭及德國的沙巴蒂網絡合作，同時他也將對18世紀的共濟會與神秘學圈子產生重大影響。據內斯塔・韋伯斯特（Nesta Webster）在《秘密社團與顛覆運動》（Secret Societies and Subversive Movements）裡指出：“福爾克不僅是一位共濟會員，他甚至還是崇高的啟蒙者——是秘密社團必須聽從其指示的無上神諭者。”（註4）
又被稱為倫敦的巴爾・謝姆（Baal Shem）的福爾克曾被拉比雅各布・埃姆登（Jacob Emden）指控是沙巴蒂人，福爾克甚至一度要在威斯特伐利亞被以行巫術之罪判處火刑，不過他成功逃到英國。福爾克起初在倫敦的猶太群體中並不受待見，直到他獲得了富裕金融家族的奠基人亞倫・戈德斯密德（Aaron Goldsmi）的支持。此後福爾克迅速以卡巴拉主義者和奇蹟製造者的名聲大紅大紫，許多關於他的神奇力量的故事開始廣為流傳，甚至有人相信他的法力是得益於他知曉了上帝之名。
福爾克也是瑞典神秘主義者伊曼紐・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鄰居並對他影響甚大，後者在轉向神秘學之前曾是一位多產的發明家兼科學家（註5）。在《伊曼紐・史威登堡：穿梭在塵世與天國之間的秘密特工》（Emanuel Swedenborg, Secret Agent on Earth and in Heaven）這本書中，瑪莎・基思・舒查德（Marsha Keith Schuchard）提出論點懷疑史威登堡是代表瑞典政府的詹姆斯黨間諜，而且他還利用共濟會網絡來把情報傳回瑞典或執行秘密任務。
史威登堡深深沉浸在沙巴蒂人的影響中，這股影響也滲透了瑞典。在烏普薩拉大學，希伯來專家與東方專家都通過亞伯拉罕・特塞拉（Abraham Texeira）這位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知己兼漢堡人知悉了沙巴蒂・薩維的使命。在利用薩維的叛教使幻滅的數百猶太人轉而皈依基督教之前，特塞拉就已經讓基督徒希伯來專家埃斯德拉斯・艾德斯（Esdras Edzard）改信薩維。史威登堡的父親，主教杰斯珀・史威登堡（Jesper Swedberg）曾在艾德斯的家中作客過十個星期。史威登堡還經過他的岳父瑞典學者埃里克・本澤利厄斯（Eric Benzelius），即他四十多年來的首席導師接觸到了沙巴蒂主義。本澤利厄斯也曾拜訪過艾德斯，並且他和萊布尼茲與馮・赫爾蒙特ㄧ起研究卡巴拉，甚至也與原名克拉科夫的摩西・本・亞倫的約翰・肯珀（Johann Kemper）密切合作，肯珀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是沙巴蒂人的先知撒督（Zadoq）的追隨者（註6）。
史威登堡曾在倫敦拜訪福爾克，他在當地是一個包括共濟會員、卡巴主義者、玫瑰十字會員、煉金術士與摩拉維亞兄弟會這個祕而不宣的沙巴蒂邪教在內的神秘學社群的中心。摩拉維亞兄弟會是波希米亞兄弟會的後繼者，領導該組織就是曾支持腓特烈五世的玫瑰十字會事業的玫瑰十字會員約翰・康米紐斯。在1620年新教徒於白山戰役失利後，波希米亞兄弟會成員的後裔決定留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暗地繼續實踐信仰，他們在尼古勞斯・路德維希・青岑多夫（Nicolaus Ludwig Zinzendorf，1700-1760）的帶領下為一個世紀後的重聚做足了準備。
青岑多夫是虔誠主義的發起人菲利普・雅各・施本爾（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的學生與教子。虔誠主義是始於17世紀晚期的路德宗運動，它的先驅即是雅各・波姆與《玫瑰十字會宣言》的作者約翰・瓦倫丁・安德烈（註7）。施本爾深受皈依的耶穌會士讓・德・拉巴迪（Jean de Labadie，1610-1674）的講道影響，這個人也是透過彼得・瑟拉瑞斯來瞭解沙巴蒂・薩維履行使命的進展。起先是一名耶穌會士的拉巴迪在1650年改信改革教會，之後他在1669年建立拉巴迪派。1672年，拉巴迪及其追隨者開始向波希米亞的伊麗莎白尋求庇護。
青岑多夫亦創立了一個名叫芥菜種子會（Order of the Grain of Mustard Seed）的秘密社團，它與共濟會和玫瑰十字會都有聯繫。這個社團始建於1722年，爾後在1739年復興，當時青岑多夫成功吸納了坎特伯雷與巴黎的大主教以及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六世。而且它也是早期的德國共濟會最早引入的革新樣本之一，這意味著要在原來的三級制上添加新的等級，通常這些等級會叫做基督徒或聖殿騎士（註8）。
史威登堡與青岑多夫一樣相信沙巴蒂人的卡巴拉可以一勞永逸終結猶太教和基督教長久以來的分歧。儘管史威登堡與摩拉維亞兄弟會分道揚鑣，但他仍在繼續將卡巴拉概念融合入他的基督教神智學，例如青岑多夫的古怪卡巴拉性儀式（註9）。據青岑多夫說，冥想基督的性器官和他的傷口將能夠引發神秘體驗。他的解釋是這樣：“所有的感官都必須動員，整個身心都必須投入。”（註10）曾經訪問倫敦摩拉維亞兄弟會的普魯士人亨利・里米烏斯（Henry Rimius）在這座城市進行了轟動一時的爆料，他聲稱兄弟會是一個極具顛覆性的秘密社團，其領導人“都在企圖逐漸削弱他們定居的任何國家的公民政府基礎，同時又企圖一個接一個的在帝國內建立起新的帝國。”（註11）
各路重要的作家、藝術家和哲學家都受到史威登堡的影響，包括伊曼努爾・康德、威廉・布萊克、柯南・道爾、拉爾夫・愛默生、卡爾・榮格、歐諾黑・德・巴爾札克、海倫・凱勒、威廉・葉茨。名聞遐邇的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對史威登堡讚譽有加。他在寫給朋友摩西・孟德爾頌的一封信中就提到了他那“不可思議”的天才，並盛讚他是“為人明理、和藹可親、尊絕不凡且真誠無比”的“學者”，並為自己從未親眼見過他一面感到遺憾。誠如猶太歷史學家雅各布・卡茨（Jacob Katz）在《走出猶太區》（Out of the Ghetto）中紀錄，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希夫收藏區收納的一份證書，是由惡名昭彰的光明會出版社尼古萊公司出版，它就把孟德爾頌列在了直接繼承自沙巴蒂・薩維的聖職者名單中（註12）。
同樣對史威登堡表露興趣的人還有馬丁尼斯・帕斯誇利（Martinez Pasquales），正是他創立了馬丁主義。據讓・皮埃爾・貝亞德（Jean-Pierre Bayard）說，古代公認的蘇格蘭禮（Ancient and Accepted Scottish Rite）是在法國第一次亮相，其中的第十八級就叫做玫瑰十字騎士，這是在18世紀末出現的兩個受玫瑰十字會啟發的共濟會禮儀之一。另一個受馬丁主義影響的是改革蘇格蘭禮（Rectified Scottish Rite）（註13）。發起馬丁主義的法國神秘主義者馬丁尼斯・帕斯誇利，他也在1754年創設了天選祭司團（Order of Knight-Masons Elect Priests of the Universe）。哥舒姆・肖勒姆曾提醒人們注意這個祭司團和法蘭克主義者（Frankists）的關聯（註14）。帕斯誇利經常被提到是一名猶太人。有位名叫格萊亨伯爵（Baron de Gleichen）的馬丁主義者就寫道：“帕斯誇利原本是西班牙人，也許他是猶太人，因為他的門徒從他那裡繼承了大量的猶太手稿。”（註15）
藉著雅各・波姆的影響，馬丁主義更變成了一種基督教神秘主義形式。它涉及神學實踐，以及有時被視為是魔法的儀式實踐，據說那是為了喚起一個或多個“神靈”才進行的。根據約翰・羅伯茲（J. M. Roberts），天選祭司團的哲學“盡在一系列儀式之中，這些儀式的用意是要使物質肉身昇華為精神實體，並接收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息。”（註16）在各個“光明會”教派的影響下，神秘主義開始在法國共濟會中風起雲湧，每座會館處處都浸染著卡巴拉、魔法、占卜、煉金術和唯靈論。馬丁主義後來也以不同的形式受到帕斯誇利的兩個學生，路易・克勞德・德・聖馬丁（Louis Claude de Saint-Martin）與讓・巴普蒂斯特・維萊莫（Jean-Baptiste Willermoz）的繼續推廣。維萊莫是改革蘇格蘭禮或聖城騎士會（Chevaliers Bienfaisants de la Cité-Sainte，CBCS）的創制者，這是嚴規禮儀的變體，其中還包括了一些來自他的老師帕斯誇利的天選祭司團的名目（註17）。
這個時代最人盡皆知的人物就是陰陽怪氣的聖日耳曼伯爵。據說他是共濟會的總大師，亦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龐巴度夫人的摯友。他的真實身份從來沒有證實過，但當時有人猜測他可能有猶太血統。有傳聞說他是外西凡尼亞王子弗朗西斯・拉科齊的兒子，拉科齊又是喬治・拉科齊與索菲亞・巴托里的孫子，這兩個家族都採用了龍騎士團的徽章（註18）。他也被認為擁有煉金能力，這讓他能夠點鉛成金，還有其它很多魔法力量，比如心靈傳送、飄浮、穿牆、影響人心甚至是永生。
聖日耳曼伯爵著名的弟子是另一個惡貫滿盈的騙子，卡格里奧斯特羅伯爵（Count Cagliostro）。卡格里奧斯特羅還是拉比福爾克的另一名學生，這兩人一起起草了埃及禮共濟會。出生在1743年的他經常被猜測是出身西西里的猶太商人皮埃特羅・巴爾薩莫（Pietro Balsamo）的兒子。然而，卡格里奧斯特羅曾在一次審判中表示他在小時候曾經前往麥地那、麥加跟開羅。再回到馬耳他後，他聲稱自己獲邀加入馬耳他騎士團，他在裡頭埋首研究煉金術、卡巴拉和魔法。至於他的神秘來歷或他的財富，據他自己解釋說：“我一向樂於拒絕滿足公眾對這一點的好奇心。即使如此，但現在我願意屈尊告訴你，這是我以前從未向其他人透露過的。我必須盛讚的主要資源就是，一旦我踏上任何國家，我就可以找到一位銀行家為我提供所有我想要的一切。”（註19）
光明會
在1758年的巴黎，詹姆斯黨參加了東西方皇帝大公會（Grand Council of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這場會議確立了完美禮（Rite of Perfection），即蘇格蘭禮的前身。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在1761年被封選為蘇格蘭禮共濟會的領袖。帶領普魯士崛起的腓特烈是英國喬治一世的孫子，因此他也是普法茲的腓特烈五世與伊麗莎白・斯圖亞特的曾孫。繼腓特烈大帝之後繼承普魯士王位的是他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他是金玫瑰十字會的一員。
1771年，聯誼會館（Amis Réunis）終於實現了所有共濟會團體的合併。聯誼會館的進一步發展造就了菲爾萊勒斯（Rite of the Philalethes） ，由薩瓦萊特・德・朗厄斯（Savalette de Langes）創立於1773年，一同參與的還有史威登堡主義者、馬丁主義者、玫瑰十字會員，而聯誼會館的高級成員則有維萊莫等人。路易十六的法國財政部長薩瓦萊特・德・朗厄斯是法國共濟會的主體大東方的大法官，這是法國共濟會在1772年成立。大東方的總大師是奧爾良公爵，日後的路易・菲利普，他是奧爾良公爵腓力的曾孫。和薩瓦萊特一樣，聯誼會館的許多成員都是來自法國的金融機構，還有能夠直接接觸銀行家、商人、軍方的土地所有者甚至是國王和他的大臣的高官。
菲爾萊勒斯禮的成員還包括將在即將到來的1789年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菲爾萊勒斯禮為“共濟會科學”累積了數量龐大的圖書與檔案，且其還為聯誼會館提供煉金術實驗室。簡言之，它們致力於“融合神智學、煉金術、卡巴拉、神聖魔法、徽章、象形文字、不同的宗教禮儀和儀式、共濟會及其它各種東西。”（註21）它們對康米紐斯的波希米亞兄弟會尤其感興趣，就是後者之後演變成了青岑多夫的摩拉維亞教會（註22）。它們最終的目標是要貫徹“所有知識的融會貫通”，好創造一個“所有虔誠的信仰都可以認可的世界宗教”（註23）。這種禮儀的修改形式於是在1780年的納博訥成立，它的正式全名是自由公認共濟會（Free and Accepted Masons du Rit Primitif），創立者是大東方與聯誼會館的成員謝德比安（Marquis de Chefdebien d’Armisson）。
所有這些社團都是在一個單一的母會館，即維莫萊在里昂的聖城騎士會館。這個會館仔細監督著其它許多會館，包括慕尼黑的嚴規禮儀和西奧多會館（Lodge Theodore of Good Counsel）。1777年，這個會館有了新成員亞當・威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並且後者在一年前成立的光明會也開始與該會館走近。按照拉比安特曼（Antelman）在《消滅鴉片》（To Eliminate the Opiate）裡所說，巴伐利亞光明會的真正創始人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們是現代最首屈一指的銀行家族，該家族建立的銀行帝國在歐洲各地皆有分支。
這個王朝的開闢者乃是阿姆謝爾・梅耶・鮑爾（Amschel Mayer Bauer，1744-1812），他採用的羅斯柴爾德這個名字在德文中的意思是“紅盾”。羅斯柴爾德的財富主要是源自於他和黑森-卡瑟爾家族（Hesse-Kassel）的關係。黑森-卡瑟爾的腓特烈二世是那時的歐洲首富，他是普法茲的腓特烈五世的妹妹伊麗莎白・夏洛特的曾孫兼嘉德騎士團成員。腓特烈二世娶了漢諾威的瑪麗公主，她是英國喬治二世之女。他們一共育有二子，分別為黑森王子威廉（1743-1821）和黑森-卡瑟爾王子查爾斯（1744-1836）。查爾斯與威廉的母親瑪麗也是腓特烈二世的表親。黑森-卡瑟爾的查爾斯非但是光明會成員，也是其前台組織菲爾萊勒斯禮的奠基人兼總大師。查爾斯同時還一直孜孜矻矻在找出“未知至高者”的真實身份和“真正的奧祕”。他非常熱衷煉金術，擁有自己的實驗室，而且也是他曾在自家招待過的聖日耳曼伯爵的學生。
羅斯柴爾德的事業隨著向威廉王子，亦即往後的在1785年即位的威廉九世提供銀行業務而逐漸愈做愈大。這份事業更在法國大革命後登峰造極，特別是羅斯柴爾德在美國革命時期負責向英國出租黑森僱傭兵。到了19世紀初，梅耶已經鞏固了他身為威廉九世的首席國際銀行家的地位並開始發行自己的國際借貸，資金則直接借自黑森。
據安特曼說，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一個被稱作法蘭克主義者的沙巴蒂教派的信奉者，該教派是由原名雅各布・萊博維茨的雅各布・法蘭克（Jacob Frank）創立於1755年。據信法蘭克是在1726年出生在波蘭東部，即今烏克蘭的一個沙巴蒂人家庭。
作為一名旅行商人，他經常走訪奧斯曼希臘，他在那裡獲得了綽號“法蘭克”，這是前往東方的歐洲人常有的稱呼。他還曾住在士麥那與薩洛尼卡，他在薩洛尼卡從奧斯曼・巴巴（Osman Baba/Baruchya Russo）的激進皈依者圈子那裡接觸了沙巴蒂卡巴拉。隨後他在1755年回到波蘭，在聚集起一批當地追隨者後便從此開始四處宣揚起薩洛尼卡的皈依者圈子傳達給他的“啟示”。
法蘭克主張的是一種名叫“聖潔之罪”的學說，這個學說聲稱隨著彌賽亞的到來，一切為所欲為都將被允許。依肖勒姆的解釋，有些更為激進的法蘭克主義者還發展出了一套“名副其實的虛無主義神話”，其認為新的彌賽亞時代“需要價值觀的完全顛覆，《妥拉》的三十六項禁令也要天翻地覆...變成自由放任的命令。”（註24）就像古代的諾斯底教徒，他們因此沉溺於性狂歡，甚至是觸及亂倫的儀式。
忍無可忍的波蘭猶太當局最終把法蘭克及其追隨者逐出教會，並喝令每個猶太人都有義務揪出他們。由於猶太拉比的迫害，法蘭克轉而尋求天主教會支持，後來他更公開焚毀《塔木德》並揚言他只認可《光輝之書》。法蘭克向他的支持者保證他收到了來自天國的啟示要求他們皈依基督教。由於過去的沙巴蒂人已經改信猶太教與伊斯蘭教，所以法蘭克主義者也認為他們應該有樣學樣地去滲透基督教，抱有神秘學與猶太復國主義傾向的教派在往後越來越多與他們絕對脫不了關係。法蘭克本人是在1759年受洗，他的教父是波蘭國王奧古斯特三世，馮・洪德是他的親密顧問。截至1790年，有兩萬六天名猶太人被記錄在波蘭受洗（註25）。雖然法蘭克主義者大多是皈依羅馬天主教，不過仍有少部分人選擇加入摩拉維亞教會。
馮・洪德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女皇兼哈布斯堡家族末裔瑪麗亞・特蕾莎的國策顧問。在他的女兒伊娃的陪同下，法蘭克數次前往維也納並獲得瑪麗亞・特蕾莎的青睞，她認為他是在猶太人中傳播基督教的有志之士。瑪麗亞・特蕾莎與洛林公爵和伊麗莎白・夏洛特最年長的兒子利奧波德・約瑟夫結婚，夏洛特是奧爾良的菲利普與他的第二任妻子普法茲的伊麗莎白・夏洛特之女，然後伊麗沙白・夏洛特是腓特烈五世跟伊麗莎白・斯圖亞特的孫女。
到了最後，法蘭克告訴他的追隨者說要想拯救人類，唯有推翻與毀滅現有社會一途。即便他們表面上都有信仰，可是按照肖勒姆的說法，法蘭克主義一直企求能“消滅每一種宗教和正面的信仰體系”，他們夢想發生“一場將過去一掃而淨，以便使世界得以重建的革命。”（註26）
威斯豪普特在1776年成立光明會，組織的宗旨與法蘭克主義者如出一撤都是要顛覆世界宗教（註27）。雖然身為猶太人，但威斯豪普特自小就開始在耶穌會受教育，他最親密的同事馮・科尼格（Baron von Knigge）卻稱他是“偽裝的耶穌會士”（註28）。通過逐級的教化系統，威斯豪普特能夠誘使他的追隨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為他做事，而且他還假意提倡一套對基督教或人道主義原則的開明闡述。因此，光明會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新世界秩序，名義上奉的是“解放”與“自由”，但骨子裡卻是建立在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礎之上。用他自己的話，威斯豪普特曾吹噓說：“噢！人類，有什麼是你不能被說服的呢？”（註29）
很多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神職人員和政治家都是成員，包括不倫瑞克的費迪南德公爵，他是嚴規禮儀總大師。還有外交官澤維爾・馮・茨瓦克（Xavier von Zwack），他是光明會的第二把交椅。這個組織也吸引了如歌德、約翰・赫爾德、哥達與威瑪的統治公爵等人。有臆測說，歌德的《浮士德》其實就代表了光明會的理念，故事中的主角雖將靈魂賣給魔鬼，但最終仍得到寬恕，因為他之所以那麼做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知識。
與光明會結盟的第一個共濟會組織是嚴規禮儀，光明會成員克尼格和博德都是它的一員。卡格里奧斯特羅也與馬丁主義者互通有無，他亦加入了法蘭克福附近的嚴規禮儀，現在還授命擔任社團合作的特工。根據他的供詞，他的任務是“引導共濟會按照威斯豪普特的計劃行事”，而且他動用的資金就來自於光明會（註30）。
但是在1782年召開的威廉斯巴德大會（Congress of Wilhelmsbad）上，所有這些共濟會團體都受到了光明會的影響。大會的召集人是不倫瑞克公爵費迪南德，地點則是威廉九世的避暑勝地。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是他的兄弟查爾斯王子。正是在威廉斯巴德，威斯豪普特成功從馬丁主義者和聯誼會館那招募眾多成員，維萊莫的改革蘇格蘭禮也宣告就位。嚴規禮儀在被光明會取代後已經基本名存實亡。1785年2月15日，菲爾萊勒斯禮又在巴黎召開了一場代表大會，光明會員博德和科尼格都有出席，還有卡格里奧斯特羅、安東・梅斯梅爾以及扮演主席的菲爾萊勒斯禮領袖朗厄斯與馬奎斯・德・謝德比安（Marquis de Chefdebien）。
然而在1785年7月，一位名叫蘭策（Lanze）的傳教士兼光明會員卻在肩負任務前往西里西亞的路上被閃電劈死。光明會的書面命令被從他身上找到。巴伐利亞政府經此得知了光明會的陰謀算盤，因而連忙取締該組織。為光明會的顛覆活動充當掩飾的第一層皮是聯誼會館與菲利戴菲斯禮（Philadelphes），這是菲爾萊勒斯禮內部的秘密圈子。加入它們的約阿希姆・克里斯托夫・博德（Joachim Christoph Bode）在組織解散後已然成為光明會的首席領導者，他並在1784年與威斯豪普特決裂。博德曾特別說過：“我們同意...在法國，我們要使用菲利戴菲斯禮而非光明會這個名字。”（註31）
這些會館都在接獲來自里昂的聖城騎士會館的指示，聖城騎士會館又是維萊莫的改革蘇格蘭禮的內部核心，這個會館可以說是位在法國共濟會之首。它的總大師是1780年法國大革命領袖路易・菲利普ㄧ世。他參與革命的主要動機除了有對國王和他的妻子瑪麗・安東妮的仇恨以外，也是出於他想在革命後成為國王。為確保他能當王，據說福爾克給了他一個戒指護身符，傳聞說戒指在菲利普在革命結束要被處決前曾先被送給了猶太人朱麗葉・古德紹，這人又傳給他兒子，最後又來到菲利普手裡（註32）。
1787年，威斯豪普特獲得了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表弟恩斯特二世給予的庇護，恩斯特在1783年時成為了光明會員，他在1784年創設了衣索比亞領主。通過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融紐帶，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家族的勢力在19世紀急劇壯大（註33）。恩斯特二世的曾孫，科堡與哥達的阿爾伯特・薩克森親王在1840年成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他的兒子愛德華七世娶了黑森-卡瑟爾的查爾斯之孫，丹麥的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女兒。克里斯蒂安九世被稱為“歐洲岳父”，他可謂是英國皇室網絡擴張的始祖，其中就包括了幾位嘉德騎士團員（註34）。愛德華七世還是現任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曾祖父。
菲利戴菲斯禮
黑森-卡瑟爾的查爾斯王子是亞洲兄弟會（Asiatic Brethren）的總大師，這個名字是參考自隨聖殿騎士團來到蘇格蘭的“東方神秘主義者”（註35）。實際上，策劃陰謀的真正幕後黑手並不是光明會，而是法國的馬丁主義者、菲利戴菲斯禮和埃及禮共濟會這些光明會教派，但它們都是沙巴蒂人通過亞洲兄弟會操縱的。根據匿名人士所著的《光之兄弟會的儀式》（Rituals of the Fratres Lucis），無論是聖馬丁或這個時期的主要神秘主義者，包括史威登堡、聖日耳曼伯爵、卡格里奧斯特羅都是亞洲兄弟會的成員，而且據美國內戰時的將軍兼蘇格蘭禮總大師艾伯特・派克（Albert Pike）說，他們都是光明會的繼承者（註36）。
亞洲兄弟會是由雅各布・法蘭克的表弟兼後繼者摩西・多布魯什卡（Moses Dobruška）在1781年建立。化名為弗蘭茨・托馬斯・馮・舍恩菲爾德的多布魯什卡加入了奧地利共濟會並一舉成為埃克・馮・埃克霍芬（Ecker von Eckhoffen）的得力幫手，埃克霍芬是金玫瑰十字會的領導者。之後埃克霍芬離開組織，轉身創立了“光之騎士團”（Ritter des Lichts）或名“光之兄弟會”，這個兄弟會後來在多布魯什卡與哈布斯堡貴族的幫助下改組為亞洲兄弟會（註37）。亞洲兄弟會的會議場所叫做麥基洗德會館，它允許猶太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亞美尼亞人入會。亞洲兄弟會也頗受聖馬丁的思想影響，據哥舒姆・肖勒姆指出，這個社團融合了卡巴拉、沙巴蒂人與基督教神智學的思想。
據這個社團的基督徒成員透露，他們的猶太會友沿襲著來自“沙巴蒂・薩維、福爾克、法蘭克及其同道中人”的神學傳統（註39）。正如帕維爾・馬西耶科（Pawel Maciejko）所言，亞洲兄弟會也被認為在共濟會中擁有強大影響力。大總管奧古斯特・莫辛斯基（August Moszynski）在1781年曾致函給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最後一任國王兼大公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他也是法蘭克的“教父”且讓馮・洪德擔任自己的顧問的波蘭國王奧古斯特三世的兒子：
“我確信在過去，也許在現在仍然存在著不曾被今日的學者所知的智慧；這是關於自然的智慧，但卻常常被以為是超自然，它也是關於我們的星球持續歷經的變革週期的傳統，而且這知識甚至不比我們這些神聖存有更下一等...據說這些教誨都被包含在一本名叫《光輝之書》的迦勒底著作中。可是，它們在書中是被以極為晦澀且寓言性的方式來表達，因此首先得需要具有理解（希伯來和亞拉姆文的）數值與詞源，所以只有極少數猶太人能理解（《光輝之書》）。福爾克跟法蘭克就是這些人之一；他們知道的夠多所以可以直接進行物理實驗，但那些實驗對親眼見證的人們來說仍舊是超自然之物，對聽聞風聲的學者來說卻又是純粹的騙局...在（第二）聖殿毀滅後，這些祭司很可能將知識保存在了東方...在阿拉伯人中...他們把一些花邊轉交給十字軍，尤其是聖殿騎士團，後者又繼續傳授給它們的繼承者；後者最終在上個世紀以共濟會之名重新現身。”（註40）
據被譽為波蘭文學界有史以來最偉大詩人，同時也是一位秘密的法蘭克主義者和馬丁主義者的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記載，在19世紀的法國極為盛行“一個以色列教派，它的教徒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猶太人，他們都在引頸期盼彌賽亞到來，而且他們在拿破崙身上看見了彌賽亞，至少可能是他將臨的前兆。”（註41）密茨凱維奇還注意到，這些信仰都和喬澤夫・馬利亞・赫內斯・倫斯基（Jozef Maria Hoene-Wronski）這位波蘭哲學家與瘋狂科學家有關，他對卡巴拉、諾斯底主義與雅各・波姆都很感興趣。就如塞倫・亞歷山德里安（Sarane Alexandrian）在他的《神秘哲學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cculte）中這麼寫道：“倫斯基在神秘哲學中的地位就猶如古典哲學裡的康德。”（註42）
同樣的，德國的浪漫主義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黑格爾（1770-1831）也稱拿破崙是“絕對精神”（world-soul）的體現，意思是歷史進程將在他身上得到實現。最終，黑格爾開闢了一套歷史哲學，其實就是用基督教的方式來把以撒・盧利亞的卡巴拉學說復述一遍。黑格爾一向被視為德國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也深受雅各・波姆的影響。雖然沒有證據能證明黑格爾是不是光明會員，可是就像格倫・亞歷山大・馬吉（Glenn Alexander Magee）在《黑格爾與赫耳墨斯傳統》（Hegel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中論證得那樣，黑格爾經常在字裡行間提起光明會與共濟會的象徵。黑格爾的著作多有借鑒不少赫耳墨斯傳統的領軍人物，包括埃克哈特大師、布魯諾、帕拉塞爾蘇斯跟波姆。恩斯特・本茲（Ernst Benz）也在《德國浪漫主義哲學的神秘起源》（Mystical Sources of German Romantic Philosophy） 裡指出，使波姆的思想能夠影響到黑格爾及當時的其他德國唯心主義者的主要渠道就是聖馬丁。黑格爾亦透過閱讀埃克哈特的忠實學生兼光明會員弗朗茨・馮・巴德（Franz von Baader）的著作而認識了波姆的觀點。
亞洲兄弟會與埃及禮共濟會的關係非常密切，這個共濟會禮是卡格里奧斯特羅和福爾克的心血（註43）。卡格里奧斯特羅已經被聖日耳曼伯爵邀請加入組織（註44）。它也被稱為麥西禮（Misraim），這個名字是取鑒自埃及的希伯來文名字麥西（Mizraim）。這個禮有九十個等級，參考了蘇格蘭禮、馬丁主義及其它共濟會傳統，它的最後四級則叫做秘儀奧祕（Arcana Arcanorum）。當拿破崙征服埃及時，他的軍隊中加入卡格里奧斯特羅的埃及禮的共濟會員據說曾與當地的赫耳墨斯兄弟會，大概就是伊斯瑪儀派有所接觸。塞繆爾・霍尼斯（Samuel Honis）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埃及人，他也在聖日耳曼伯爵的應邀下加入開羅總會館，隨後他把埃及禮帶回法國，然後在1815年和馬可尼斯・德・尼格爾（Marconis de Negre）等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孟菲斯會館（註45）。
這個會館在1818年解散，霍尼斯與尼格爾跟著消失無蹤，埃及禮共濟會亦轉入地下。馬可尼斯的兒子雅各・尼格爾（Jacques-Etienne Marconis de Negre）在1838年正式創立孟菲斯禮，其作為卡格里奧斯特羅的麥西禮的變體結合了聖殿騎士主義、埃及元素和煉金術神話。據馬可尼斯說，借用金玫瑰十字會的神話，那位名叫歐瑪斯的埃及“祭司”由於受到聖馬可感召所以皈依成為基督徒，同時他也將赫耳墨斯秘儀進行了基督教化。
這種諾斯底傳統在埃及持續保存，負責這個任務的是“巴勒斯坦騎士團”（Knights of Palestine），又名“東方玫瑰十字兄弟會”（Brethren of the Rosy Cross of the Orient）（註46）。因此，它代表了精誠兄弟會所奉行的蘇菲主義，精誠兄弟會也啟發了曼底安人或賽比恩人、伊斯瑪儀刺客和猶太卡巴拉主義者的後裔，而且據說它還隨著亞洲兄弟會延續了下來。
尼格爾把他的孟菲斯禮變成了光明會與菲利戴菲斯禮的前台組織，有一些說法認為菲利戴菲斯禮的實質建立者是騎兵上校、馬耳他騎士、大東方與聯誼會館成員馬奎斯・德・謝德比安・阿爾米桑（註47）。通過光明會員兼米開朗基羅的兄弟的後裔菲・邦納羅蒂（Philippe Buonarroti），菲利戴菲斯禮在背後對共產主義運動施加著影響。邦納羅蒂還有一個猶太化名叫做亞伯拉罕・利維・所羅門（註48），他曾提出過一個意圖透過循序漸進徹底改變社會的互助戰略，這個過程包括從君主制走向自由主義，接著再來到激進主義，最後完成共產主義。作為一名忠實的盧梭門徒，邦納羅蒂來到法國並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與羅伯斯比爾為友，後者終其一生對他非常敬佩。這位革命者曾稱邦納羅蒂是“一股使其有如陰影般的觸手...伸向全歐洲的神秘力量。”（註49）
在1808年菲利戴菲斯禮向拿破崙發起了一場功敗垂成的政變之後，邦納羅蒂成立了完美理想大師會館（Les Sublimes Maîtres Parfaits），這個會館只為被認可的共濟會員服務。它代表著法國、瑞士及義大利的阿德爾菲斯禮等菲利戴菲斯禮分支的合併，阿德爾菲斯禮創立在1807年（註50）。他在這個會館裡形成了一個核心圈子，用以推進他個人的政治野心。邦納羅蒂自己曾如此解釋共濟會何以為他的活動提供了再方便不過的掩飾：
“會議的公開性、人數多不勝數的會員，還有他們被接納入會的容易程度已經從共濟會中消除了幾乎每一絲政治傾向。如果只有極少數人和幾乎沒什麼名氣的會館是例外，那麼這道光就仍舊可謂是純白無瑕，所有其他人都只不過是娛樂或學院派的迷信與奴役之輩。”（註51）
邦納羅蒂的完美理想大師會館後來又籌組了燒炭黨，這個秘密革命團體是在19世紀初成立於義大利南部（註52）。燒炭黨的主要成員朱塞佩・馬志尼被認為是威斯豪普特之後的光明會領導者，他在義大利統一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馬志尼在佛羅倫薩共濟會中位居高職，並成為了成立於1805年的義大利大東方的總大師，如同另一位燒炭黨重將朱塞佩・加里波底（註53）。在加里波底的影響下，埃及共濟會的兩個傳統，即孟菲斯禮和麥西禮終於合併。燒炭黨還有一位成員是法國與美國革命英雄拉法葉侯爵，他曾出任過法國分支的總大師，而且也是喬治・華盛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托馬斯・傑弗遜的密友。
菲利戴菲斯禮造就了19世紀領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家網絡，光明會的陰謀在這些人的努力下正不斷高歌猛進。據鮑里斯・尼古拉夫斯基（Boris I. Nicolaevsky）說：
“歷史學家一直深為一個悖論困擾，那就是這個組織的創始人兼領袖馬可尼斯・尼格爾多年來都對政治漠不關心，可是1885年的組織最高委員會卻全是由共和黨人與社會主義者組成，他們都坐在了1848-49年的國民會議的左邊。”（註54）
菲利戴菲斯禮最出眾的會員就是路易・布朗（Louis Blanc）。根據《共濟會世界報》（La monde maçonnique，1874）的說法，加里波底、馬志尼和路易・布朗都是倫敦的菲利戴菲斯聯合禮會館的成員。布朗和其他很多法蘭克主義者都加入了這個會館，並繼續一同參與名為1848年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狂潮（註55）。受革命衝擊最主要的地方分別有法國、荷蘭、德國、波蘭、義大利與奧地利帝國，這在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燒炭黨的影響擴散（註56）。邦納羅蒂的作品成為了革命者的《聖經》，還啟發了布朗基和馬克思這些左派人士。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是一名法國社會主義者兼政治活動家，並以他革命性的布朗基主義理論聞名於世，他也是燒炭黨的一員並曾參加過法國大革命。1839年5月，一場受布朗基主義煽動的起義在巴黎爆發，身為卡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者聯盟前身的正義者聯盟也投身在其中。
依據拉比安特曼在《消滅鴉片》中所說，馬克思本人也與沙巴蒂人頗有淵源，他的父親海因里希就曾經加入該教派（註57）。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哲學象徵著德國唯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德國唯心主義又根植於盧利亞的卡巴拉，是黑格爾為它們搭起橋樑（註58）。正如猶太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猶太人的歷史》（History of the Jews）中指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非常近似於沙巴蒂・薩維的導師，加薩的內森（Nathan of Gaza）的彌賽亞時代卡巴拉理論（註59）。
1848年革命也極大地受到英國外交與資金方面的煽動，這背後的主使者是蘇格蘭禮共濟會的家長、時任的外交大臣與後來的英國首相巴麥尊子爵。馬志尼正是在巴麥尊的指導下統籌起他的所有革命派系：青年義大利派、青年波蘭派跟青年歐洲派（註60）。當時的義大利是一個多國林立的局面，馬志尼在1848年率眾發起了一場反對人在中義大利的教宗的“專制”與“神權”的叛亂。1849年3月，制憲會議廢除了羅馬教廷的世俗權威並宣布羅馬共和國建國。然而，在拿破崙三世領導下的法國迅雷不及耳地展開軍事干預，摧毀了馬志尼在羅馬的政治實驗並扶回教宗。儘管拿破崙三世年輕時也是一位燒炭黨員，但燒炭黨仍對他發出絕殺令，並且在1858年差一點就成功刺殺他。馬志尼於是流亡倫敦，加入巴麥尊的行列。
在馬志尼的1848年革命失敗後，加里波底繼續在背後支持著傑出的共濟會員與皮埃蒙特家族的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的事業，他在1861年成為首位統一義大利的國王。埃馬努萊二世的母親是奧地利的瑪麗亞・特蕾莎（1801-1855），她是瑪麗亞・特蕾莎女皇的重孫女。光明會利用燒炭黨來反對羅馬教廷的陰謀最為彰顯在了教宗國被廢一事上——教宗國從公元700-1870年間都一直對義大利半島施加著直接統治。教宗在1870-1929年這段期間沒有任何實質領土，最後是由義大利法西斯領袖貝尼托・墨索里尼在1929年解決了現代義大利與梵蒂岡之間的問題，梵蒂岡城國由此宣告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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