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騎士團
追根究底，超人類主義毋寧說是一個淵源流長的神秘學觀念的最新表現：演化。儘管已經被當作健全的科學廣泛接受，可是達爾文主義自始自終都仍只是一個理論。它只是一種猜想，僅僅是為信念支撐的信仰。達爾文主義無法解釋自然現象的非凡複雜與難以理解性，這些複雜性著實體現出了一位設計者的意圖。然而，冥頑不靈的偏見主導著學術界，新近的世俗意識形態在那裡拾起了它本來打算從基督教身上消除的教條主義。說白了，達爾文主義就是一種宗教信念，它經由秘密社團的影響而被強加於世界各地。
演化信仰的源頭是卡巴拉，更確切地說，它是始自以撒・盧利亞（Isaac Luria，1534-1572）的特殊詮釋，並被玫瑰十字會發揚光大。玫瑰十字會這個名字是取自聖殿騎士團的紅十字，雖然騎士團已在1314年宣布解散，但它們的傳統仍舊酒新裝在了受啟發自亞瑟王與圓桌騎士團的嘉德騎士團（Order of the Garter）身上。聖殿騎士團的紅十字也是“玫瑰十字”。玫瑰的典故源於《雅歌》裡的“沙崙的玫瑰”（Rose of Sharon），後來它也變成了卡巴拉的象徵符號，並被《光輝之書》稱為“猶太會眾”的標誌。百合是它的替代符號，也是法國皇室的皇徽，然後玫瑰則變成了兩個在玫瑰戰爭中彼此對弈的家族的家徽（註1）。
這些傾向的另一個重要來頭是魔法師約翰・迪伊（John Dee，1527-1608/09），他是伊麗莎白一世的御用占星家。除了啟發莎士比亞創作出《暴風雨》（The Tempest）中的普羅斯彼羅（Prospero）之外，迪伊也是伊恩・弗萊明筆下的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的原型。約翰・迪伊總是會在寫給伊麗莎白一世的信上寫上00和一個拉長的7，這是在表示這些信只能由她過目。由於伊麗莎白終生未婚，沒有直接繼承人，所以接下來繼位的是蘇格蘭的詹姆斯四世，也就是後來的詹姆斯一世，第一位統治英格蘭的斯圖亞特君王。詹姆斯並不像伊麗莎白那樣青睞迪伊，當後者向國王請求杜絕說他舞弄惡魔之術的指控時，國王絲毫不予以理睬。蒙受恥辱的迪伊最終在1608年於貧困中死去。
不過，迪伊在去世之前已經找到了拜訪布拉格的機會，他在那裡不僅成為了煉金術運動、而且更是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之一。那個時代的觀察家已經注意到了迪伊的企圖：
“最近有一位名叫迪伊博士的德高望重的英國人前來布拉格拜見魯道夫二世陛下，起初他也受到盛情款待；他預言基督教世界將會發生石破天驚的變革，而且不但將造成君士坦丁堡，還有羅馬的毀滅。他從未停過向大眾宣揚他的預言。”（註2）
魯道夫二世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和嘉德騎士團的一員，也是他下令從維也納遷都至波希米亞的布拉格，該地後來成為了一個充滿神秘學的宮廷，亦是各種類型的煉金術、占星學、魔法研究的中心。對於那些來自歐洲各地渴求研究秘儀科學的人來說，布拉格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天堂。約翰・迪伊、他的同事愛德華・凱利（Edward Kelly）、約翰尼斯・克卜勒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異端兼神秘主義者焦耳達諾・布魯諾皆曾走訪過此地。魯道夫投注了鉅資來籌建他的圖書館，裡頭的藏書就是標準的赫耳墨斯文本，還有眾人皆知的《皮卡奇克斯》。
魯道夫二世與波西米亞的國王們都是西里的芭芭拉（Barbara of Cilli）的後裔，他們就是從她那裡繼承了那個獨一無二的遺傳標記T單倍群（Haplogroup T），這似乎暗喻了猶太血統。西里的芭芭拉本人是屬於T2，這種單倍群的分佈由於T2e和T2b子倍群的比例有著極大差異，由低從英國與愛爾蘭走高至沙烏地阿拉伯（註3）。在T2e子倍群中的土耳其跟保加利亞的塞法迪猶太人族群內就發現了非常罕見的樣本，據猜測可能是來自出身新世界的皈依者（註4）。
西里的芭芭拉對龍騎士團（Order of the Dragon）的成立功不可沒，她的丈夫匈牙利國王兼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在1408年創立了這個社團。龍騎士團最初成立的宗旨是要捍衛神聖羅馬帝國皇室，對抗奧斯曼帝國。騎士團採用了紅十字與諾斯底教的符號銜尾蛇——不過在這裡被改成了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龍。西吉斯蒙德也在1416年加入了嘉德騎士團。
由於被指控通姦與玩弄權術，芭芭拉因而獲得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外號叫做“德國的麥瑟琳娜”（註5）。後來獲選為教宗庇護二世的恩尼亞・席維歐・皮可洛米尼（Aeneas Silvio Piccolomini）曾在他成書於1458年的《波希米亞史》（Historia Bohemica）中記載過芭芭拉，他在書中指責她與“異端”有染。他聲稱芭芭拉和她的女兒伊麗莎白褻瀆聖餐，居然在禮拜儀式上飲用人血。而且芭芭拉據稱還擁有一個女後宮，她常與年輕女子召開性狂歡（註6）。
西吉斯蒙德還授予了瓦拉幾亞王子弗拉德二世（Vlad II）在龍之法庭（Inner Court of the Dragon Order）內的正式身份。弗拉德二世就是弗拉德三世（Vlas III，1431-1476/77）的父親，後者就是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1897年的小說《德古拉》（Dracula）裡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德古拉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龍之子”（Son of Dracul），無疑與龍騎士團有關聯。在羅馬尼亞語中，dracul這個單詞既可指“龍”，或者尤其在今天它還有另一個意思：“魔鬼”。弗拉德還有一個外號名為“穿刺公”，這是源於他酷愛以穿刺的方式來對敵人施以酷刑或處決。
龍騎士團的標誌仍被一些匈牙利貴族所保留，例如巴托里家族。他們之中最臭名遠播的就是巴托里・伊麗莎白（Countess Elizabeth Bathory，1560-1614），她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女性連環殺手，相傳她為了永葆青春不惜以處女血來沐浴。因此，她被冠上了一個外號叫“鮮血伯爵夫人”，更被與弗拉德三世相提並論。在她的丈夫去世後，她和四名合謀者被指控動用酷刑與殺害了上百位女孩，其中一名證人宣稱受害者多達六百五十人，可是最終被確定的只有八十人。伊麗莎白本人既沒有受到審判也從未被定罪，但她在1610年被關押到斯洛伐克，直到四年後去世。
魯道夫二世的統治是布拉格猶太人的黃金時代。他對赫耳墨斯主義的情有獨鍾與他對猶太卡巴拉的興趣相輔相成，當時最大名鼎鼎的其中一位猶太拉比猶大・勒伊・本・貝扎勒（Rabbi Judah Loew ben Bezalel，1520-1609），又名馬哈拉爾（Maharal），他和魯道夫二世的交情甚篤。勒伊出版過五十餘冊的宗教與哲學著作，作為神秘奇蹟魔像的創造者，他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眾多傳說圍繞的焦點。所謂的魔像是指由黏土捏製成的人造人，經由希伯來神聖字母的魔法組合就能為它賦予生命，成為猶太人的護衛。然而，歷史學家普遍相信布拉格魔像的故事是19世紀早期的德國文學發明（註7）。
以撒・盧利亞
玫瑰十字會藉著佈告天下的《玫瑰十字會宣言》（Rosicrucian Manifestos）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據說起草第一部宣言《兄弟會傳說》（Fama Frateritatis）的人就是約翰・瓦倫廷・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5-1654），這是一部在1614年發表的關於玫瑰十字會的寓言歷史，一年後它還有了續篇。《兄弟會傳說》真正的標題更長，它的全名是《玫瑰十字偉大兄弟會攜手革新世界——致歐洲的所有學者與統治者》。將以撒・盧利亞的思想與玫瑰十字會聯繫起來的主要功臣乃是德國的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兼神學家雅各・波姆（Jocob Boehme，1575-1624），他的作品曾掀起很大的波瀾。把盧利亞介紹給波姆的人是他的導師巴爾沙薩・瓦爾特（Balthasar Walther）。在1598-1599年，瓦爾特展開了一趟聖地朝聖之旅，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要從采法特及其它地方的各個團體身上學習艱深的卡巴拉，其中更包括了以撒・盧利亞的追隨者（註8）。
鑒於他被認為是奧斯曼巴勒斯坦當地最重要的拉比與猶太神秘主義者，盧利亞也因而被推崇是盧利亞卡巴拉（Lurianic Kabbalah）之父，這套體系又名新卡巴拉（New Kabbalah）。最終，盧利亞發展出了一套歷史進步論，當它後來被啟蒙運動的哲學家繼承後，它便成為了西方史觀的基礎。根據盧利亞的進步論宣稱，上帝就宛如一份未為人知的寶藏，而且祂渴望自己能被認識，所以祂創造出了作為自身的“他者”的人類。起初，這個“他者”或人類並不知道他自己其實就是上帝。因此，整個歷史實際上就是上帝或人類認識自己的過程。隨著他的智慧逐漸萌芽，人總有一天就會卸下猶如身外之物的各種關於上帝的錯誤信仰，並且發現自己就是上帝。
瓦爾特也以身為煉金術士與遍佈歐洲的受神秘學影響的從醫者之身份相當活躍。瓦爾特還為勇敢的米哈伊（Prince Michael “the Brave”）寫過拉丁文傳記，米哈伊是巴薩拉布（Basarab）家族的德古拉斯蒂系（Draculesti）分支的一員，這個家系始於弗拉德二世。瓦爾特從1621年開始擔任安哈特-普勒茨考的奧古斯特（Prince August of Anhalt-Plötzkau）的御醫，這個人的宮廷在17世紀的頭十幾年一直都是神秘學、煉金術以及玫瑰十字會的中心。在1612或13年，也就是在它被初版印刷的前一年，瓦爾特的合作者保羅・內格爾（Paul Nagel）就已經抄錄好了《兄弟會傳說》的副本。內格爾的書信也顯示他在雅各・波姆的小圈子中的重要性。事實上，內格爾就是第一個負責印刷波姆的作品的人（註9）。
化學婚禮
《宣言》自稱它是“魔法、卡巴拉還有煉金術”結合下的產物，而且它更聲稱自己的作者是一班德國和法國的隱秘“無形”的“啟蒙”兄弟會。這場運動最大的目標就是要顛覆羅馬教會及其哈布斯堡支持者。在《兄弟會傳說》問世之後，接連成立的幾個社團會館都聲稱玫瑰十字會在宗教改革跟路德運動在德國與瑞士的如火如荼一事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人們甚至已經注意到，路德的私人印章的符號就是玫瑰與十字架。路德在1521年被指控為異端，但許多德國公王出於利益也同情他的運動，這場運動在他在世的時候就已在德國一半的國土中蔓延開來，同時也衍生出許許多多派別，尤其是由加爾文領導的一派。
就在《宣言》 問世的同時，德國萊茵普法茲的選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開始被人們擁戴是帶領新教徒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理想人選。儘管腓特烈與法國的新教徒確實淵源頗深，但最重要的仍是他在1613年迎娶了英國國王詹姆斯的女兒伊麗莎白・斯圖亞特（Elizabeth Stuart）。現代神秘主義神話的奠基石就是由來自玫瑰十字會，玫瑰十字會把赫耳墨斯主義視為古老的“埃及”傳統，在為聖殿騎士團所採用之前一直為伊斯瑪儀派保存著。蘇格蘭的聖殿騎士團遺產據說是由蘇格蘭共濟會的世襲總大師辛克萊家族（Sinclairs）和斯圖亞特王朝繼承，後者就是從詹姆斯國王開始統治蘇格蘭與英格蘭。
腓特烈和伊麗莎白的聯姻代表了一個重要的王朝聯盟誕生，這對新教運動是一大福音。伊麗莎白・斯圖亞特就和他的弟弟，日後的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一樣都通過他們的母親丹麥的安妮（Anna of Denmark）而也屬於T單倍群一系，這也使得伊麗莎白成為了魯道夫二世的遠親。這樁聯姻的重要性已被銘記在了那充滿神秘學與煉金術象徵主義的玫瑰十字會短文《基督徒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The Chymical Wedding of Christian Rosenkreutz）之中。在大婚舉行的一周前，腓特烈還在溫莎被他未來的岳父詹姆斯親自授予了嘉德騎士團的身份。那位國王更送給了他一個鑲滿鑽石、以聖喬治殺戮惡龍為主題的墜子。
腓特烈與伊麗莎白的婚姻真正的用意在於支持新教的英王詹姆斯希望能獲得其女婿的幫助，一同反抗天主教和它的哈布斯堡支持者。1618年，波希米亞大部份的新教徒開始反對他們的天主教國王費迪南德（Ferdinand），三十年戰爭由此揭開序幕。樂見詹姆斯會來援助，玫瑰十字會在1619年把波希米亞王位贈予給公然與天主教-哈布斯堡統治者作對的腓特烈，腓特烈也接受了這一贈禮，並在同年11月4日加冕。
然而，詹姆斯卻反對從哈布斯堡王朝手裡接收波希米亞這一舉動，而且腓特烈的其它新教盟友更因為在1620年簽署了《烏姆條約》（Treaty of Ulm）所以根本無法實質上幫助到他。腓特烈作為波希米亞國王的短暫統治很快就因為同年的白山戰役宣告結束。帝國的軍隊最後大舉入侵普法茲，迫使腓特烈在1622年攜家帶眷逃往荷蘭，然後在那裡度過餘生，他們大部份時間是待在海牙，後來他在1632年逝世於美茵茲。由於這僅僅一個冬天的統治，腓特烈常被後人戲稱為“冬之王”。
最晚才聽聞玫瑰十字會風聲的法國還發生了一場不長的恐慌。在1623年8月的早晨，巴黎人突然聽說一個神秘莫測的兄弟會已經來到他們身邊。其中一個版本的通告就這麼宣布說：“我們，是玫瑰十字兄弟會的代表，依託著最高的恩典既有形也無形地駐留在這座城裡，以期能尋找那些已經回心轉念的人。我們會展示和教導如何在不用倚靠書本或假面舞會的情況下暢談每一個國家的語言，我們希望能讓我們的同胞都擺脫掉死亡的錯誤。”另一份張貼的通告則聲稱會員資格“向所有希望加入我們的社團與會眾的人敞開。”（註11）雖然通告並未提供進一步的指示來說明到底應如何或在何處成為會員，不過它倒有些拐彎抹角地暗示，那些有資格的人將會在適當的時機獲得聯繫。
玫瑰十字會恐慌
在他於1623年發表的旨在向法國警告關於玫瑰十字會真相的訓令中，弗朗索瓦・諾德（Francois Naudé）揭露了他所謂“假裝無形的人”和他們與撒旦簽下的“駭人契約”。諾德（1600-1653）是一個法國的圖書館員、學者以及多產的作家，他在各種主題上皆有立述，包括政治、宗教、歷史與超自然。諾德有幸接下了建立與維護朱爾・馬扎然（Cardinal Jules Mazarin）的圖書館的責任，此人從1642年起就一直擔任著法國的宰相直至去世。在馬扎然之前主持這個位置的是他的導師，樞機主教黎胥留（Cardinal Richelieu）。
據諾德說，就在通告出現在巴黎的那天，玫瑰十字會的三十六名“代表”正在里昂市召開會議，與會者都在隆重地慶祝聖約翰日（夏至）前的安息日。這些與會者紛紛向一位名叫阿斯塔蒂的惡魔使者跪拜，他們向惡魔宣誓忠誠，並承諾放棄基督教會的一切儀式與聖禮。作為回報，他們將被賦予無與倫比的力量，包括任意移動到任何地方、以辯才無礙且極具智慧的口才說話、假扮自己，好使自己與任何地方的本地人毫無差異，而且他們還能擁有花不完的金子。
諾爾還將玫瑰十字會與《烏托邦》（Utopia）的作者托馬斯・摩爾（Thomas Moore）和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83-1553）聯繫起來，後者被西方文學評論家讚譽是最偉大的世界文學家之一，也是現代歐洲文學的其中一位開創者。拉伯雷最初是方濟會的學徒，後來又加入本篤會。他最負盛名的作品是《巨人傳》（The Life of Gargantua and of Pantagruel），其講述了兩個巨人卡岡都亞和他的兒子龐大古埃的冒險故事。這部作品充斥下流的諷刺，有很多粗俗且淫穢的幽默與暴力情節。拉伯雷在這本書的第一卷中還寫道了由卡岡都亞建造的泰勒瑪修道院，這座修道院唯一的守則就是“fay çe que vouldras”（順行汝意所為）。
“泰勒瑪”（thelema）是一個很少見的古希臘單詞，它的含義是“渴求的意志：慾望，甚至是性”（註12），不過它在《聖經》的原始希臘文譯本裡反倒很常出現。早期的基督教作品偶爾會用這個詞來代指人的意志，儘管更多是表示上帝的意志，可是有時候它也可以表示上帝的對手惡魔的意志。拉伯雷主張的虛無主義觀的基礎是這麼一回事：“在受禁止了如此之久以後，渴望那些曾從我身上被剝奪的東西才是最符合人的本性。”莎士比亞的早期編輯者同樣也在《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中瞥見了拉伯雷的回聲（註13）。儘管他的書深受歡迎，但索邦大學的學者卻嚴厲譴責其中的猥褻和非正統思想，羅馬天主教也不能容忍它對某些宗教活動的譏笑。雖然國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准許拉伯雷繼續出書，不過在國王死後，學術精英很快出招，法國議會便禁止了他的第四部作品的出版。
除此以外，有共濟會作家還相信受方濟會教育的但丁也是玫瑰十字會的先賢，他的《神曲》就是在效仿《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同樣的，勒內・笛卡兒的傳記作家阿德里安・巴列特（Adrien Baillet）也在17世紀的記述中寫道，笛卡兒在1619-20年的冬天曾在德國聽過玫瑰十字會的消息。這個消息傳到他耳裡時“正值他在這方面最為困惑，試圖查明真相的時候”，而且他立刻嘗試想聯繫兄弟會成員（註14）。笛卡兒顯然並未碰見任何傳說中的玫瑰十字會的人，但仍然有謠言盛傳當他在1623年返回巴黎，亦即玫瑰十字會狂熱盛行的那一年其實就已經是其成員。
無形學院
尼克・博斯特羅姆也聲稱超人類主義的根基是奠基於啟蒙運動時代，據他指出，這個功臣應首推玫瑰十字會的教父弗朗西斯・培根。在《玫瑰十字會的啟蒙運動》（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中，弗朗西絲・耶茨（Frances Yates）認為除了約翰・迪伊的影響，培根推動的學識進步運動也與德國玫瑰十字會運動密切相關。培根曾經撰寫過充滿烏托邦浪漫色彩的作品《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書中描繪了一片由玫瑰十字會統治的土地，並且與約翰・凡・安德里亞（Johann Valentin Andreae）的《基督城》（Descrip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ristianopolis）非常相似。在1627年，即英國的美洲殖民地建立後出版的《新亞特蘭提斯》裡，培根相信美洲大陸就是曾經的亞特蘭提斯，在黃金時代的那裡曾有過一支極為先進的種族。培根敘述了一個為哲學-科學家在他們名叫所羅門之家的偉大學院裡治理的國家的故事。他們擁有天人傳授的高超知識，所以他們既有能飛行的機器，也有能在海下航行的船隻。
在向議會發表的講話中，培根暗示應該把所羅門之家當作在美洲殖民地的建國藍圖，這得到了共濟會的認可，這個團體為美洲賦予了一個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實現柏拉圖的理想願景。培根在籌劃英國殖民地方面的角色相當重要，特別是維吉尼亞州、卡羅萊納州和加拿大東北部的紐芬蘭。培根也曾多次就這個問題上表達他的看法，譬如他就宣稱維吉尼亞州將是天上王國在地上的新天新地。
所羅門之家完全是仿照著“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的模式，就如同玫瑰十字會的那些作品裡所倡導的一樣。無形學院起源於三十年戰爭期間，安德烈創建了一個名為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Unions）的秘密社團網絡，這個團體最初的目的是要保存那些備受威脅的知識，尤其是近來的科學進步，它們大多被教會認定是異端邪說。這群人同時還為德國的那些與玫瑰十字會有關但事跡敗露的人提供庇護所。後來，這些人就在英國聯合起了英國人與歐洲人一同正式成立無形學院。
無形學院之後又演變成皇家學會，這是一個深受培根大力推廣的“新科學”影響而在1660年成立的學會。幾乎所有皇家學會的創始成員都是共濟會員。相傳，共濟會最初是源自一群“行動”石匠或石匠工會，後來其根據重建所羅門聖殿的秘密知識轉而脫胎換骨為“思辨”石匠或秘密社團。因此，所謂“工藝”實際上指的就是所羅門號令靈體的能力，這是共濟會在象徵性地重建耶路撒冷聖殿中所用的魔法，這個工程又被稱為“大工事”（Great Work）。
千禧年主義
無形學院的成員一直在向英國清教徒煽動千禧年思想，這是在17世紀時相當流行的彌賽亞降臨觀。人們普遍相信，敵基督將在一千兩百六十年後降臨，屆時新教徒將會成為教宗，掌握登峰造極的大權。各種計算都宣稱他的災厄、外邦人的聚集、猶太人的改信和回歸巴勒斯坦都會在1650-1665年發生，還有1666年，其與數字666即《啟示錄》中的“獸的數字”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最終將會有一位人類暴君統治世界，不過他也會被再臨的彌賽亞取代，這也標誌著人類的俗世統治的終結（註15）。
由於渴望更詳盡地了解末日預言，所以許多猶太人紛紛開始對這個問題表露出興趣。其中最受人追捧的便是學識淵博的瑪拿西・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他是一位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卡巴拉拉比，並致力鑽研以撒・盧利亞的彌賽亞主義（註16）。阿姆斯特丹在17世紀是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聚集地之一，故它又名“荷蘭的耶路撒冷”。有不少瑪拉諾人或改信者都因為宗教裁判所的緣故不得不逃離葡萄牙與西班牙，並遷居至安特衛普、漢堡、阿姆斯特丹，還有人成為了名義上的基督徒或公開回歸猶太教。不同於他們在別處遭受的迫害，猶太人被允許在阿姆斯特丹公開保留猶太身份，他們之後也在那裡取得了令人驚豔的商業成就。
直到對西班牙的戰爭在1648年結束及三十年戰爭使荷蘭獨立前，猶太商人對阿姆斯特丹的經濟都還並無很大影響。對於荷蘭而言，三十年戰爭的終了實際上更代表著八十年戰爭的結束，這場戰爭始於荷蘭反抗（約1566-1648）西班牙統治，領導起義的人是奧蘭治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又名“沉默的威廉”和“荷蘭之父”）。沉默的威廉的妻子是路易絲・德科利尼（Louise de Coligny），她終其一生都是信教的擁護者。她也與那個時代的許多重要人物有交情，包括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法國的亨利四世、瑪麗・德・梅第奇、莫爾奈的菲力浦還有她的各個繼子女。後來她在楓丹白露去世。
鼓勵沉默的威廉起身反抗身為奧斯曼帝國大敵的西班牙的人是約瑟夫・納西（Joseph Nasi）。納西是一位葡萄牙的瑪拉諾人，他曾經先後走避安特衛普跟法國，並在最後於1554年離開奧斯曼帝國之前，他已經是該帝國的重要影響人士，當時帝國正處在蘇丹蘇萊曼一世（Suleiman I）及其子塞利姆二世（Selim II）的治下。納西有一個阿姨名叫格雷西亞・納西（Gracia Mendes Nasi），她的另一個更為人所知的基督教化名字是比阿特麗斯（Beatriz de Luna Miquez），她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富有的猶太婦女之一。她嫁給了著名的執掌國際銀行業與財務公司的曼德斯家族（House of Mendes），這是一個發跡於11世紀的北西班牙與法國納博訥的古老、高貴、富裕的書香世家。他們享有“納西”（希伯來文的王子之意）這個頭銜，這個名字通常是賦予給被認為將孕育出彌賽亞的大衛家族的成員。他們在11-14世紀間的在猶太社區，尤其是巴塞隆納都曾擔任過著名的宗教與世俗領袖。
阿姆斯特丹的猶太商人是最早可以查證的參與現代資本主義式活動的團體之一。他們的外國利益涵蓋伊比利半島、英國、義大利、非洲、印度和東西印度群島。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同時也從事實業，特別是煙草、印刷與鑽石業；後者在往後幾乎完全落入了猶太人的手裡。在這段期間也出現了幾位傑出的塞法迪猶太人，例如瑪拿西・本・以色列，他與基督教領袖的廣泛通信，並協助猶太人重新在英國定居。
瑪拿西相信，使彌賽亞降臨的先決條件就是已知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應該出現猶太人的定居點。受這個想法啟發的他把注意力轉向了英國，猶太人自1290年後就被從那裡驅逐。編輯《簡易英文》（Plain English）的艾弗瑞・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勳爵在1921年9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揭開了米爾海姆的猶太會堂保存的史料，這些資料曝光了瑪拿西和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彼此的合謀，在1649年被處死的查理國王就是這樁陰謀的刀下亡魂（註17）。隨後建立的議會成為了英格蘭聯邦的過渡，克倫威爾在1653年宣布廢除議會與聯邦，並自命為上帝的捍衛者，他的統治普遍被認為是受玫瑰十字會指使（註18）。
與瑪拿西有書信往來的還有幾個更富神秘思想的英國清教徒，他們同樣對猶太移民問題抱持興趣。在約翰・杜里（John Dury）、康米紐斯（Comenius）、薩繆爾・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的協助下，他們一起成立了一個叫做哈特利布人士圈（Hartlib Circle）的核心組織。如同於無形學院，哈特利布人士圈也是比照培根在《新亞特蘭提斯》中描述的所羅門之家這座研究機構建立。因為他自己出版的作品在那個時代乏人問津，這使得哈特利布幾乎被歷史學家遺忘，直到他的個人論文重新被發現。安德烈的基督教結社計劃在他的兩部作品裡皆有出現，這在哈特利布的論文重見天日之前都一直未為人知。
在三十前戰爭期間，天主教勢力征服波蘭-普魯士的艾布隆格之後，哈特利布在1628年來到了英國。當他踏上英國時，他還帶來了一票來自波蘭、波希米亞、普法茲的難民。伊麗莎白・斯圖亞特就是哈特利布、杜里、康米紐斯背後最大的贊助者。康米紐斯是摩拉維亞兄弟會（Moravian Brethren）這個最古早的前宗教改革新教教派的主教，該教派也和其它新教徒一樣支持普法茲的腓特烈五世。被評價為現代教育之父的康米紐斯是推行大學教育的其中一位先行者，他在《大學授學》（Didactica Magna）中提到了這個願景（註19）。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至今仍會以康米紐斯獎來表彰在教育研究與創新領域有卓越建樹的人物。
從哈特利布的文集中可以發現他的通信對象極為廣泛。這些信件從東歐、中歐、西歐、大不列顛、愛爾蘭甚至是新英格蘭來的都有。《失樂園》的作者約翰・彌爾頓以及馬塞薩諸塞灣殖民地的開拓者之一的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都是其書信往來戶，另外這座殖民地還是繼新英格蘭區後的又一個主要人口群聚地。溫斯羅普亦為一名煉金術士與約翰・迪伊的追隨者（註20）。康米紐斯後來婉拒了溫斯羅普希望他擔任在1636年成立的哈佛大學校長的邀請。
1654年，瑪拿西・本・以色列在比利時與信奉千禧年的艾薩克・拉・培耶（Isaac La Peyrère）和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進行會面，女王也是一位熱衷神秘學的學生（註21）。拉・培耶（1596-1766）是一個出生在波爾多的胡格諾家庭的卡巴拉彌賽亞主義者，而且可能擁有瑪拉諾猶太人血統。有時也被視為猶太復國主義先父的拉・培耶宣稱猶太人即將被召回，彌賽亞就要為他們下凡，並且他們應該與基督徒攜手合作幫助法國國王重建錫安（註22）。拉・培耶還曾經擔任過孔代親王（Prince of Condé）的秘書。自那之後，“孔代、克倫威爾和克里斯蒂娜便開始密謀起要建立一個神學-政治世界國家，並推翻主宰法國的天主教國王及其它陳舊之物。”（註23）
在讀完拉・培耶的《猶太人的回歸》（Du Rappel des Juifs）後，瑪拿西立刻回到阿姆斯特丹，難掩興奮地告訴在約翰・杜里的同學兼好友彼得・瑟拉瑞斯（Peter Serrarius）的家中共商大事的千禧年教徒說，猶太人的彌賽亞的來臨之日已不遠矣。瑪拿西接著又轉赴英國去向克倫威爾請願，克倫威爾則在1655年12月召集了最重要的政治家、律師、神學家前來白廳議事。這場討論最主要的成果便是“從此以後再無法律禁止猶太人回到英國”。儘管猶太人的地位仍沒有獲得正當化，但迎接他們逐漸回歸的大門已經打開。
當克倫威爾在1658年逝世後，他的專制遺產落在了他的兒子理查身上，他沒有遺傳到其父的殘酷無情，所以不久後便不得不在1660年迎回已故國王之子查理二世，讓他重新統治英格蘭王國。皇家學會就是在同一年成立，查理二世是學會的贊助人。為它打下基礎的乃是哈特利布人士圈中的聯繫人和通信者。西奧多・哈克（Theodore Haak）是康米紐斯在英國的代理人，也是一位來自普法茲的難民（註24），他被認為是召開使學會成立得以拍板定案的會議的頭功。學會的另一位創始人是約翰・杜裡的女婿亨利・奧爾登伯格（Henry Oldenburg），他在訪問倫敦時曾與瑪拿西見過面。
假彌賽亞
瑪拿西・本・以色列和哈特利布人士圈的玫瑰十字會活動最終在沙巴蒂・薩維（Sabbatei Zevi）被宣布為彌賽亞的那一刻達到了高潮，這件事在1666年為猶太人掀起了大波瀾。在他受到宣布後，薩維的事蹟隨之開始在歐洲、亞洲和非洲的猶太人中被大肆誇大與傳播。他的名聲也跟著其它宗教的人提起他的故事而水漲船高。這場彌賽亞運動一路傳播到了義大利、德國和荷蘭，還有漢堡跟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都從士麥那的基督徒那裡聽說了這些事情。瑪拿西的合謀者克里斯蒂娜女王對沙巴蒂・薩維的主張非常著迷，她幾乎已經成為他的門徒。她會和猶太朋友一起在漢堡街頭上跳舞，一同靜待末日的到來（註25）。
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社群差不多都是沙巴蒂・薩維的追隨者，他們可以通過彼得・瑟拉瑞斯來瞭解薩維的進展，瑪拿西・本・以色列也就是在瑟拉瑞斯的家中分享了他對即將到來的彌賽亞的信念。只要一有關於薩維的新消息傳到阿姆斯特丹，瑟拉瑞斯就會出版英文與荷蘭文的小冊子來告訴眾人彌賽亞時代的徵兆，還有猶太人的王已經出現（註26）。
瑟拉瑞斯的摯友約翰・杜里和康米紐斯都被他說服相信沙巴蒂・薩維正是救世主（註27）。瑟拉瑞斯的朋友還有煉金術士弗朗西斯科斯・墨丘里爾斯・范・海爾蒙特（Franciscus Mercurius van Helmont）和基督徒卡巴拉主義者克里斯蒂安・諾爾・馮・羅森羅斯（Christian Knorr von Rosenroth），他以《揭曉卡拉巴》（Kabbala Denudata）聞名。范・海爾蒙特曾服務過一個代表波希米亞的伊麗莎白的使團，她是伊麗莎白・斯圖亞特和腓特烈五世的女兒，當時腓特烈正住在德國黑爾福德，他在那裡認識了亨利・摩爾和羅伯特・波義耳。瑟拉瑞斯也接觸過瑪拿西的另一位熟識亨利・傑西（Henry Jessey），他是清教徒教派的創始人之一，並在幕後服務於白廳。瑟拉瑞斯會定期向英國進行回報，當地的千禧年教徒，譬如亨利・奧爾登伯格亦與瑪拿西認識（註28）。
瑟拉瑞斯也向讓・德・喇巴第（Jean de Labadie，1610-1674）報告薩巴執行使命的進度。原來是耶穌會教士的喇巴第在1680年成為改革教會的一員，在此之前他創立了一個在1669年後開始被稱為喇巴第教派的社群。1672年，喇巴第和他的追隨者向波希米亞的伊麗莎白尋求庇護。伊麗莎白在1676年初見威廉・潘爵士（William Penn）的兒子，同名為威廉・潘，他就是賓夕法尼亞州的開闢者，也是約翰・杜里的好友。潘也與伊麗莎白・斯圖亞特成為了至交，他還曾在自己的著作《沒有十字架，沒有王冠》（No Cross, No Crown）的第二版中向她祝賀。潘是燈塔學社（Lantern）的一員，這個圈子的發起者是鹿特丹商人本傑明・弗利（Benjamin Furly），成員包括煉金術士范・海爾蒙特、安妮・康維（Lady Conway）、亨利・摩爾和約翰・洛克。弗利和海爾蒙特亦跟雅各・波姆的一群學生有聯繫，其中就包括瑟拉瑞斯，據知他與斯賓諾莎也認識。就和潘一樣，弗利是一名貴格會成員與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的支持者，福克斯就是該教派的創始者，也為新建立的賓夕法尼亞州提供了指導原則。
根據美國的玫瑰十字會傳說，在總大師約翰內斯・凱皮烏斯（Johannes Kelpius）的帶領下，這個組織在1694年踏上了美洲。出生於外西凡尼亞的凱皮烏斯是約翰・雅各布・齊默爾曼（Johann Jacob Zimmerman）的追隨者，齊默爾曼是雅各・波姆的熱心門徒，他也跟本傑明・弗利有交情（註29）。齊默爾曼被德國的權威譽為“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占星學家、魔法師和卡巴拉主義者。”（註30）作為對潘的呼籲的回應，他也決意在自己新購買的美洲土地建立一個虔誠之國，凱皮烏斯和他的追隨者亦在費城的威撒肯谷建立了殖民地。
在宣布自己是彌賽亞後，人們深信沙巴蒂・薩維將會朝著君士坦丁堡大步邁進，趕走奧斯曼蘇丹並建立屬於自己的王國。薩維本人也四處宣講這一消息，而且還大肆加油添醋，大意就是他會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征服這個世界；而且這位彌賽亞還要把失落的十個支派都帶回聖地。然而，薩維最後的下場卻是遭到逮捕，雖然有傳說他後來是“被迫”改信伊斯蘭教，但真實的情況其實是蘇丹的御醫，一位前猶太人建議他皈依的。
ㄧ些將薩維的叛教視為神聖的奧祕的追隨者也效仿他跟著皈依伊斯蘭教，這些人後來就被稱為皈依者（Dönmeh），這個稱呼是源自於土耳其文的“改信”。他們對外信仰伊斯蘭教，但私底下仍在奉行卡巴拉。皈依者的社區就位在奧斯曼希臘的薩洛尼卡，該地在薩維那個時代被譽為改信者的避風港，也是卡巴拉和拉比學說的中心。有一位作家還形容它是“歐洲唯一的猶太城市（除了華沙）。”（註31）
皈依者與不少蘇菲派的人互通有無。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薩維在流亡巴爾幹時接觸過當地的許多蘇菲派異端。薩洛尼卡這個地方也因蘇菲派出名，例如魯米（Jalal adDin Rumi）開創的梅夫拉維之道的追隨者就被叫做梅夫拉維教團，其最著名的表演就是旋轉舞。皈依者與梅夫拉維教團的關係再往後也漸漸變得密切。
沙巴蒂・薩維將猶太傳統和蘇菲主義都融入了他的神學中，這更影響了拜克塔什教團，這個教團與皈依者有著長久的聯繫（註32）。教團最初是由哈吉・拜克塔什（Haji Bektash Veli）創立於13世紀，拜克塔什教團在它的信仰中納入卡巴拉學說，同時又混合薩滿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以及新柏拉圖主義。教團還擁有一套僅向被啟示者揭示的秘密教義，這個教義直接涉及對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藐視（註33）。拜克塔什教徒幾乎無視大多數伊斯蘭教傳統，譬如禁酒和禁食豬肉、婦女佩戴面紗和祈禱時要面向麥加的規定（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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