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ICHARD SMOLEY
有一股默默無聞但卻勢如破竹的潮流正在我們這個時代暗流湧動。這股潮流在那些試圖克服當代唯物主義與理性主義，並渴求能夠發掘所有宗教背後的永恆真理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小團體身上最為清晰可見。這群作家熱衷於與古往今來的神秘學及秘儀之道打交道，他們積極投入探索這些運動，但卻不會陷入輕信或盲目地懷疑。這些人包括《靈知》（Gnosis）雜誌的創辦人兼《共濟會神話》（The Masonic Myth）的作者傑伊・金尼（Jay Kinney）、著有《美利堅神秘國》（Occult America）與《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念頭：正向思考如何重塑現代生活》（One Simple Idea: How Positive Thinking Reshaped Modern Life）的紐約出版商編輯米奇・霍洛維茨（Mitch Horowitz）、撰寫《靈知與流浪者的密碼：現代秘儀冒險之旅》（TechGnosis and Nomad Codes: Adventures in Modern Esoterica）的埃里克・戴維斯（Erik Davis）。
在這個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的團體中還有一個人名叫加里・拉赫曼（Gary Lachman）。他在1970年代從紐約搖滾樂壇上開始發跡，當時他是開創性的新浪潮樂團金髮美女（Blondlie）的創始元老之一，後來他在1996年搬家到倫敦，他在那裡成為了一名專職作家，對《弗廷時報》、《衛報》以及《文學時報副刊》有過不少貢獻。
自2001年以來，加里已經出版了一系列叢書，包括《關閉你的大腦：神秘的六十年代和水瓶座時代的黑暗面》（Turn Off Your Mind: The Mystic Sixties and the Dark Side of the Age of Aquarius）、《意識：不為人知的故事》（The Secret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黑暗繆斯：一部神秘學史》（A Dark Mues: A History of the Occult）、《政治與神秘學：右派與左派與看不見的遺產》（Politics and the Occult: The Right, the Left, and the Radically Unseen）等等。近年來他還撰寫了像是P.D・鄔斯賓斯基、伊曼努爾・史威登堡、魯道夫・史代納、卡爾・榮格還有H.P・布拉瓦茨基在內的一眾重要秘儀人物的傳記（參見《新黎明》（New Dawn）第137期對他的採訪）。
加里最新的作品是由企鵝出版社（Tarcher/Penguin）在2015年12月出版的《西方世界的秘密導師》（The Secret Teachers of the Western World），這部傑作揭示了那些曾影響西方的智性發展的秘儀大師，從畢達哥拉斯和瑣羅亞斯德一直到諸如吉恩・蓋保瑟（Jean Gebser）和勒內・施瓦勒・德・盧比茨（René Schwaller de Lubicz）等鮮為人知的20世紀重匠。
於是在2015年6月，我便與加里就西方傳統的秘密暗流展開了一場電子郵件採訪。
理查德・斯莫利（RS）：很多人都有一種感覺，儘管相當模糊，他們會覺得出現在新聞上的事情，好似都只是檯面下我們無法想像的勢力彼此鬥爭的雞毛蒜皮而已。你會同意這種看法嗎？
加里・拉赫曼（GL）：我懷疑大多數時候我們所能得知的都只是經過精挑細選後的內容。我這麼說的意思是很廣義的，舉媒體來說，我們完全有理由假設其實有各式各樣的過濾機制，它們會把挑三揀四後的結果呈現給我們。但是，仍然有些人力圖要“揭露”真相，並“揭發”這些背後的實情。讓我倍感打擊的是，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還是社會的角度，任何尋找“真相”的企圖都很容易令人走進死胡同。
我的意思是，陰謀理論家總是汲汲營營於追求一種難以捉摸的解答，好找出“真正”的幕後黑手到底是誰，還有這一切背後“真正”的事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以為真正重要的是要學會辨別我們接受的各種消息來源，並意識到每個來源都有其偏見。以我個人而言，我更感興趣的是在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所謂的“懷疑的解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之外的東西，我說的是哲學、思想等諸如此類的事物。我認為追求善、真、美從來不需要顧慮什麼時機，也不用管到底是誰在主持這齣戲。我也覺得幕後黑手在控制的情況其實不如有些人說得那麼危言聳聽，但出於時宜正確（de rigueur），我們才不得不感覺出現在新聞中的一切都是謊言。這齣戲到底怎樣並不重要，但為了追求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麻煩。
RS：小說家伊希梅爾・里德（Ishmael Reed）曾寫道：“所有政治和文化戰爭的底下或背後，都是秘密社團彼此間的鬥爭。”你認為這句話含有多少真實成分？
GL：嗯，這我真的不知道。就像很多人一樣，我第一次接觸這樣的觀念是從羅伯特・安東・威爾森（Robert Anton Wilson）和鮑勃・舒（Bob Shea）的光明會陰謀論幻想作品開始。真的有秘密社團在暗地操弄事件、控制世界嗎？如果確實如此，那它們似乎沒有做得很好。
我相信，在不同時期曾有一些社團或團體為了實現某種改變或為它們當時的社會引進新觀念而並肩作戰。我在最近出版的拙作《西方世界的秘密導師》裡談到了其中一些人。但這些都是活躍於特定時期的小眾團體，而且當你研究起它們的豐功偉業時，圍繞在它們周圍的神秘感也就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這對它們來說根本不重要。就舉但丁時代的貞愛社（Fedeli d’Amore），但丁是其中一員。它們並不是我們所以為的如骷髏會般的那種秘密團體或那一類的東西（應當說明的是，我的書也不是在討論那種秘密社團）。它們只不過是相對較私人的詩人團體，那些詩人企求的是要將關於神聖女性或索菲亞的觀念引入那個時候的公眾意識。它們顯然更接近G.I・葛吉夫和P.D・鄔斯賓斯基所說的“人文秘社”或“秘儀學院”。我並不是說貞愛社是秘儀學院的代理人，可是它們的目標和實踐確實與之類似，但其中並無任何大權在握的人在幕後運籌帷幄，那是秘密社團往往被想像成的模樣。
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陰謀論意識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正如榮格在探討神經官能症時曾指出，這是一種心理機制試圖解決問題的嘗試。它表明我們有尋求意義的渴望，我們更喜歡感覺有人該為一切負責，即使我們並不清楚那該是何許人也，而不是根本沒有幕後真兇，所有的一切皆是機緣巧合所致。對意義的渴求是件好事；但我感到可疑的是滿足它的方式。我們是追求規律與意義的生物，主流的敘事——宗教、進步——已經不能再滿足我們對意義的如飢似渴，所以我們轉而往別處尋覓。我的書想要提點的其中一個想法就是，意義其實就在那裡，但如果我們一直在它之外尋找，那麼就只會一無所獲。
RS：18世紀是神秘學社團特別具有影響力的時期之一，在那時譬如共濟會這樣的社團往往在從舊封建與教會秩序轉變成現代世界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你對這一發展是否有任何想法或見解？
GL：共濟會是使ㄧ些關於現代性的基礎觀念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渠道。我指的是寬容、社會正義、民主、不考慮社經地位的個人價值那些。這些觀念通過不同的會館風行一時，這為提供美國和法國革命等徹底變革的18世紀時代精神奠定了基礎。然而，例如阿貝・巴魯埃爾和更晚近的探討共濟會對這些事件的影響的作家卻不盡正確，他們總是堅持是共濟會安排或一步步策劃了那些事件。美國革命的兩邊陣營都有共濟會員，還有光明會——這個社團，不是它在互聯網上流行的浪漫化想像——並不應該為法國大革命“負責”。促使亞當・威斯豪普特成立其短暫且沒什麼作為的共濟會旁支的觀念肯定也是革命裡的積極力量，這些觀念正是通過共濟會的會館四處流傳。但我認為，把巴士底監獄的陷落歸功於時代精神而非威斯豪普特要更為合理。事實上，從某種角度來說，共濟會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意識轉變造就的產物。
RS：你的新書名叫《西方世界的秘密大師》。如果他們真的如此深藏不露，那又怎麼可能掌握這麼顯著的影響力？
GL：重申一遍，我所說的秘密導師並不一定就是真的沒人知道他們。否則的話，那我又是怎麼認識他們的呢？一個人可以透過學習秘密教義來成為秘密導師，要不是你的觀點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尚未獲得承認或遭到誤解，那麼也可以被稱為是一位秘密導師。或者，你也可以在另一種意義上是秘密的，好比一些重要的思想家被邊緣化或不符合標準的西方意識模式。這是一個很廣泛的術語，所指的也是一種可變的身份，而不是固定一群人。打個比方，耶穌基督也是我的秘密導師之一，不過大多數人都對他不陌生。但有一整套思想學派卻認為，我們習以為常的基督教其實與耶穌原始的教誨八竿子打不著。例如，諾斯底教就被認為相比起羅馬教廷更符合耶穌的實際思想。
不然我們再來看看布拉瓦茨基夫人。如果人們知道她的話，她其實是被打成一個耐人尋味但卻滿口謊言、不要臉的19世紀唯心主義者，可是她對現代世界卻有很大的影響力，涵蓋藝術、宗教、科學以至“反文化”的方方面面。我沒有說她對於科學或宗教的一切說法都是“真實”的，那不是重點。不論真實與否——她遠比你們以為的還要更無孔不入——她的想法極具影響力，所以我非常驚訝女權主義者居然沒有把她納為己有。我懷疑正是因為這層神秘學關係才造成這種結果，她並不是什麼秘密人物，但她的影響力並沒有得到普遍公認。
我應該說清楚，我的書的核心思想是整個赫耳墨斯主義、秘儀傳統實際上都是上演在我們大腦裡的戰爭的受害者。我的意思是我們兩半球大腦之間的競爭。本書的其中一個靈感來源是伊恩・麥吉克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非常重要的著作《主人與使徒》（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這是一部旨在探討左右腦及其差異的作品。簡單來說，麥吉克里斯特通過證明左右腦彼此的區別並不在於它們各司何職——就像一直以來以為的——而是它們如何為之來重新掀起討論。它們會以相當不同的方式回應世界，同時它們呈現世界的方式也有天壤之別。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右腦善於呈現出世界的全貌，它的意識模式是關係性、連接性、整體性的。它可以呈現出被麥吉克里斯特稱為“宏圖像”的整體範式，不過其圖像卻會模糊不清。它與隱喻、符號一起共事，並尤其關切ㄧ物的在世特徵。它可以意識到隱含的含義，也就是我們都知道且能感受的意義，但是卻無法明確表達（想想我們對音樂的欣賞：我們明白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是什麼，但我們仍很難言說它的具體內容）。
左腦的功用是將宏圖像分解成可處理的小塊或片段。它的主要功能，就像亨利・柏格森早已有言，是要幫助我們求生。它把右腦富有生氣且流動的呈現精簡為一種我們能通過行動來操控的地圖。左腦是對樹木感興趣，右腦則是對森林感興趣。一個是藉由顯微鏡觀察，另一個則是宏觀全景。
這兩者的存在皆有其必要，而且在大部份情況下，這兩個部分都是處在一個制衡體系之中，彼此遏止彼此的失衡行為。但據麥吉克里斯特指出——很令人信服地，我相信——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左腦正愈來愈在與右腦的較勁中佔上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發起了一場污名化後者的作戰。右腦思維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就是左腦思維眼中的赫耳墨斯主義、秘儀傳統，它已隨著機械科學的興起而變得聲名狼藉——這本身就是左腦思維的典範。由於秘儀傳統的消失，它已經逐漸被轉化為歷史學家詹姆斯・韋伯所稱的“被拒絕的知識”。但我的秘密導師所教授的，正是這種被拒絕的知識。
RS：在所有被你列為秘密導師的人物裡，有沒有哪一個在你心目中最具有其他人不可同日而語的影響力？
GL：這實在很難說，而且我應該特別指出，我的書並不是什麼“最佳十人榜”之類的玩意。毫無疑問柏拉圖是最具影響力的人之一；有許多秘儀、赫耳墨斯之道都會條條大路通向他。據信他曾經“留學”埃及，不管他在那裡到底學到什麼，都顯然有助於他發展自己的哲學。但不論柏拉圖究竟有沒有在埃及學習，他關於理型，亦即時間與空間中的物理現實都不過是理想本質的投影的觀點，絕對就是秘儀傳統的重中之重。柏拉圖主義深刻影響了基督教、赫耳墨斯主義、諾斯底主義以及其它秘儀教義。我們大可爭論、拒絕或接受他的哲學的不同方面或要素，但我必須強調，柏拉圖是西方當之無愧的秘儀思想或一般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阿爾弗雷德・諾斯・懷海德早就說過，整部西方哲學史都是對柏拉圖的一連串註腳。
不過我並不是說柏拉圖是“最好”的。我自己的哲學背景更多是受益於尼采、柏格森、懷海德、威廉・詹姆斯跟存在主義。當然柏拉圖也有一席之地。
RS：在所有這些人物裡，你最欣賞的是誰？
GL：我很難決定到底該如何回答。書中有非常多值得敬佩的人物，還有一些充斥著許多謎團的人，而且還有殉道者，例如希帕提亞與新柏拉圖主義者，或是波斯神學家蘇赫拉瓦迪，他們都是宗教迫害的受害者，以及真正的秘密導師，如所謂的亞略巴古的丟尼修，是他將新柏拉圖主義融入基督教。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就像我們對古亞歷山卓的赫耳墨斯主義者一無所知。
我可以數數有哪些人曾影響過我。我最早讀到的其中一位秘儀主義作家就是P.D・鄔斯賓斯基，他的《第三工具》（Tertium Organum）和《宇宙的新模式》（A New Model of the Universe）讓我獲益良多，這還是在我讀了《探索奇蹟》與對葛吉夫開始感興趣之前。我是在四十多年前第一次讀到這些書籍，鄔斯賓斯基幾乎就是我想成為的那種思想家的典範：他把對觀念的浪漫開放同詩歌、藝術以及嚴謹的批判精神結合在一起，而且他始終是我所謂“現代秘儀主義的黃金時代”的最佳作家，那個時代是1920年代，也是鄔斯賓斯基、葛吉夫、魯道夫・史代納、榮格、克勞利等眾星雲集的時期。同樣的，我並不是說鄔斯賓斯基“最好”——這就有如爭論誰是有史以來最棒的吉他手一樣毫無意義。但讀他的書的確讓我澎湃不已，並且總勾起我想瞭解更多的渴望。我總是喜歡那些能結合想像力與批判性思維的人物，這讓我們看見左腦與右腦是如何攜手合作，這也是貫穿本書的另一個主題。
RS：你在書中提出的另一個主題是，宇宙其實是一個活生生且有意識的存有，而且我們需要重新發現這一點。你認為這個重新發現究竟真的有多大程度實現了？
GL：看起來這種想法的某種形式已經在上個世紀，甚至是我們的今天被以各種方式重獲了新生。柏格森曾對此爭論過，懷海德也是。在19世紀我們有古斯塔夫・費希納（Gustav Fechner），他在詹姆斯・洛夫洛克之前即已將地球描述為是一個活生生的生物。哲學家大衛・查爾莫斯曾經討論過一種泛神論，這種主張意味著從某個意義上來說，整個宇宙都是有意識的。這樣的想法在改變我們宇宙的“標準模型”這方面取得了多少進展還有待商榷。我們恐怕得採訪很多科學家，這可不是容易的事。我認為今日的人們已經要比19世紀時來還得更好——至少那種曾經流行的機械性世界圖景在現在已經不是那麼火熱。當然，任何直接拾起這種觀點並侃侃而談的科學家都會遭到同行唾棄。這也是兩種思維彼此競爭的體現。“堅硬”的左腦對“柔軟”的右腦竟然會渴求一個會關心它的美好、柔和的宇宙感到好笑，左腦喜歡強調自己是多麼“堅強”，所以便宣稱自己不需要這些，反而青睞一個冷漠的宇宙才是“真相”。我在更早以前的著作《宇宙的守望者》（The Caretakers of the Cosmos）裡談過這些，一個活生生的宇宙就是那本書的中心主題。
RS：若是在三或四十年前，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意識與同理心都在逐漸高漲的新時代的邊緣似乎還頗有道理。但現在這已經很難讓人相信了，你個人會如何回應對即將到來的新時代（無論如何想像）的希望與夢想？
GL：我並不熱衷於預測新時代的模樣，西方的歷史從來不缺這玩意。我認為當前的悲觀主義，或更確切地說是虛無主義，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明必須克服的“障礙”。尼采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預見了它的到來。我覺得我們對新時代總抱有一些天真的想法。我相信意識確實正在歷經轉變，我在本書和其它本著作裡提到的有一位鮮為人知思想家吉恩・蓋保瑟就認為，不同的意識“突變”在歷史上其實不斷在發生。但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的親身參與才發生的；我的意思是我們都是活躍的玩家，而不是只能被動地接受星辰變化或某些古老教義的安排。
當我們學會如何掌握自己的意識時，真正的新時代便會沓至而來。換言之這是一個理解的過程，它需要艱辛且堅定的努力。我不認為新時代會因為有什麼好的想法或好玩的狂歡，要不是某種會議或節日而出現。它只會始於當人們開始對某種目標有著模糊的渴望，甚至勝過日常生活所能提供的時候。屆時全新意識的胚胎就會成熟，它需要的是一種嶄新的內在自由。
我們總是傾向於認為自由即解放，是從某種東西的束縛下掙脫。但新的改變者需要的是更重要的自由，這種為了某種目標的自由已經遠遠超乎他們個人的需求。在《宇宙的守望者》中，我曾從俄羅斯存在主義哲學家尼古拉・別爾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那裡借用“創造性的少數人”（creative minority）來稱呼之。這些人安靜而孤獨地承受著一種有別既往的意識正在他們身上萌芽，我們一直以為新的意識形式將伴隨很多樂趣與狂喜而來。但在更多時候，人們在歷經不同的意識轉變時卻會因為不同的欲求所以難以習慣，不得不經過漫長的鬥爭才能獲得圓滿。我相信思維的方式充滿著進化性，我認為任何重要的發展在起初都會讓參與它的人感到難如登天，但那些能夠克服考驗的人都會發展出一種力量，幫助他們能以全新的視野來看待周遭的世界。
RS：在還在世的人中，你覺得有哪些人在培育這種更高意識這方面是非常重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GL：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人就是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雖然他已經令人惋惜地在2013年底以八十二歲的年紀過世。我自1975年來就一直是威爾森的忠實讀者，那時我正第一次讀起《神秘學》（Occult）。在那之後，我盡搜羅到並閱讀了所有我能找到的相關書籍。其實我還打算要寫一本關於他的作品與想法的書，因為它們或多或少也是我開始寫作的基礎。威爾森花了一生的時間在對意識進行深刻的分析，而且它發展了被我認為極具說服力的論據，來說明為什麼我們的意識是這副模樣，又該如何加強它。或許不是每個人都適合，但我確實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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