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4日 星期五

伊甸園之神(36)宇宙之石


“人們不會為生意,而是為了理想捐軀。”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


“聖日耳曼伯爵”和“耶穌”並不是唯二兩個現身於1930年代的烏托邦預言彌賽亞,因為還有另一個彌賽亞也在德國聚集了成千上萬的追隨者。據說,他的“降臨”就是新千年的開端。手持著兄弟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符號,卍的這位德國彌賽亞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

 

沒錯,當然,阿道夫・希特勒就是那個獨裁統治德國並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牙刷鬍子男。但希特勒及其黨羽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是如此滑稽,卻不是因為他們是那般瘋狂得悲慘所造就的。

 

在掌權之前,希特勒在青年時期曾在維也納居住過一段時間。當時他的其中一個好友就是沃爾特・約翰內斯・斯坦(Johannes Stein),斯坦博士在二戰時是英國首相丘吉爾的顧問。斯坦博士對於希特勒的早年生活的記述大部份都可見於特雷弗・拉文斯克羅夫特(Trevor Ravenscroft)的《命運之矛》(Spear of Destiny)一書。

 

據《命運之矛》所說,希特勒早在維也納過著囊匣如洗的生活時就已是熱衷的神秘主義信奉者。在1909-1913年間,據信希特勒就已經:

 

“...藉由藥物進入了更高意識水平的狀態...(希特勒)對中世紀神秘主義與儀式魔法進行了極為深入地研究,並與他(斯坦)一同對政治,歷史以及哲學交換意見,這啟發了他日後的納粹世界觀(Weltanshauung,一種特殊的人類歷史觀)。”(註1)

 

希特勒在他的自傳《我的奮鬥》中也肯定了這一時期對他的思想成熟得重要性。

 

希特勒並不是毫無根據地發展出他的那些意識形態,其中一位對他影響最深遠的導師就是維也納書店的老闆恩斯特・普萊茲徹(Ernst Pretzsche)。斯坦博士曾形容普萊茲徹是個有些其貌不揚,看起來有點像是癩蛤蟆的男子。普萊茲徹是一位至死不渝的日耳曼神秘主義者,而且他還致力於宣揚雅利安霸權的降臨之說。希特勒經常光顧普萊茲徹的書店,時而也會在手頭緊的時候去那裡當書。普萊茲徹的日耳曼神秘主義思想在那段期間深深影響了希特勒,後者也被他鼓勵嘗試使用烏鳥玉藥物(hallucinogenic)來體驗神秘的啟蒙。

 

追根究底,普萊茲徹也與一位名叫圭多・馮・李斯特(Guido von List)的人關係匪淺。馮・李斯特是一間神秘學會館的創始成員兼主要領導人,該會館以卍而非十字架來作為象徵符號。在他終究失勢並被迫出逃維也納之前,馮・李斯特的日耳曼神秘學著作已經吸引了一票忠實讀者。希特勒也是通過普萊茲徹而成為了他的愛好者。

 

現在我們回到他在維也納的廉價旅館,年輕的希特勒非常投入於閱讀闡述德國神秘命運與雅利安霸權即將降臨的小冊子和書籍。其中有些作者還認為,雅利安人其實是由“高等”的外星巨人所創造出的民族。希特勒深信這些想法,與此同時他還要在街上擺攤兜售水彩畫來維持貧苦的生活,這也是要為他的啟蒙藥物付出代價。

 

青年時期的希特勒是一個“癮君子”,而且企圖透過化學藥物來尋求神秘啟示的這個事實並不應該令人感到訝異。藥物一直都是塑造阿道夫・希特勒這個人的重要因素,而且他終其一生都是重度的藥物成癮者。據現在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希特勒的私人醫生特奧多爾・莫雷爾(Dr. Theodore Morell)的日記披露,這位德國獨裁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四年間都持續在服用各種止痛藥、鎮靜劑、士的寧、可卡因、嗎啡衍生品還有其它藥物。

 

讓年輕的希特勒為之嘆服的神秘哲學同樣也對皇帝和其他德國領導人大有影響。事實上,對皇帝影響極大的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在數年後甚至宣稱希特勒就是預言中的德國彌賽亞。隸屬納粹的報社《人民觀察家報》在1925年9月25日曾大張旗鼓地慶祝張伯倫的從心之年大壽,並力讚他的著作《20世紀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納粹運動的福音書”。我們都記得,德國皇帝也曾感嘆這本書是上帝的餽贈。

 

希特勒的從政之路始於他以德國士兵的身份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在知道戰事爆發之後便奮勇入伍。希特勒一直非常關心德國的神秘天命,即使是在戰爭持續之餘也不忘繼續思考雅利安人的問題。不過這卻使得他與同袍變得格格不入,因為後者幾乎都更關心食物、放假、女人並渴望幾乎無人不厭惡的戰爭。另一方面,希特勒也在飽受戰火蹂躪的環境下逐漸展露頭角,並無愧於他作為士兵的身份。他獲得了那個軍銜(下士)所能及的最高榮耀:鐵十字勳章,這可是頭等大獎。

 

在贏得鐵十字勳章約兩個月後,希特勒便在一場戰鬥中因為芥子毒氣而暫時失明。於是他被送往位於德國北部的帕塞瓦爾克軍事醫院,但他卻被誤診是罹患“歇斯底里精神病”(這樣的症狀確實可被能芥子毒氣造成)。因此希特勒又被交由精神科醫生埃德蒙・福斯特(Dr. Edmund Froster)進行照護。福斯特醫生到底對希特勒做了什麼至今已不得而知,因為希特勒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在多年之後的1933年便全數銷毀了希特勒的精神病治療記錄,而且福斯特醫生也在同年“自殺身亡”。

 

希特勒自己的言論也加劇了發生在帕塞瓦爾克醫院那段時光的神秘,因為根據希特勒自己所說,他在那間醫院裡親眼見到了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異象”。這個異象告訴希特勒說他必須快點恢復視力,因為他還肩負著帶領德國浴火重生的重任。此外,維也納的那些神秘學著作為希特勒奠定的潛在的反猶主義傾向也在帕塞瓦爾克醫院徹底地爆發了出來。

 

所以那家醫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在發表於《童年期刊》(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雜誌上的一篇令人拍案叫絕的深入剖析之作中,心理歷史學家魯道夫・比尼恩(Dr. Rudolph Binion)就提出主張認為希特勒歷經的異象很可能是埃德蒙・福斯特為了幫助他恢復視力才導演的精心傑作。希特勒的神秘信仰本來就眾所週知,而且也肯定會在他的精神病洽談中被察覺出來。對此,比尼恩醫生還引用了一本由在1933年逃出德國的猶太醫生恩斯特・魏斯(Ernst Weiss)出版於1939年的著作《目擊者》(Der Augenzeuge)。

 

那位作者在《目擊者》中敘述了一個名叫“A.H”的人被送到帕塞瓦爾克醫院接受精神病照護的故事,而且這位A.H還聲稱他遭到芥子毒氣的攻擊。帕塞瓦爾克的精神科醫生刻意誘導深陷歇斯底里的“A.H”產生種種妄想以便達到治愈目的,後來這種“奇蹟治療法”也確實奏效,後來那位精神科醫生在1933年的夏天也企圖要將治療記錄送往國外,使其不致落入蓋世太保之手。

 

據比尼恩醫生在他的文章裡指出,負責治療希特勒的埃德蒙・福斯特在那年夏天曾出遊巴黎,比尼恩醫生推測福斯特可能就是在那時向某人吐露了希特勒的病情,於是這本《目擊者》才得以問世。福斯特可能還向那個人洩露了另外兩名納粹高層的秘密,即伯恩哈德・魯斯特(普魯士教育部長)和赫爾曼・戈林都這兩人擁有嚴重的精神病史。魯斯特是一名經過確證的精神病患者,至於戈林則是嗎啡成癮者。 

 

當希特勒在1918年11月離開帕塞瓦爾克醫院後,他很快就又回到了慕尼黑。他繼續待在軍隊裡服役,並在1919年4月獲命進行間諜活動。這時的德國南部剛剛爆發一場共產革命,蘇維埃共和國已在地方政府倒台後徑自宣布成立。希特勒是其中一位繼續留在慕尼黑的間諜兵,他繼續遊走在親共士兵之間好去打探其領導人的身份。當柏林的德意志帝國軍前來鎮壓叛亂時,希特勒便即刻跳出俘虜行列並指出了主使者是誰。被希特勒供出的那些士兵幾乎都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直接處決,希特勒親眼目睹了許多受害者排排站在牆前遭到槍決。

 

希特勒靠著在慕尼黑的出色表現贏得了晉升機會,因此他被分配到軍區指揮部的機密政治部門。希特勒就任的新單位是一個負責從事國內恐怖主義活動的情報部門,該部門堅決拒絕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利,所以決心暗殺那些參與投降交涉的德國領袖。

 

其中一位大名鼎鼎的軍區司令部領導人就是恩斯特・羅姆上尉。羅姆是一位職業士兵,同時也是司令部與德國實業家之間的聯絡人,那些實業家都向司令部提供金援來打擊共產主義。羅姆上尉和其他許多司令部成員都是一個名喚“圖勒會”的神秘組織的一份子,圖勒會深信所謂的“雅利安霸權”,積極鼓吹德國即將迎來一位會帶領這個國家重返榮耀並締造一個新雅利安文明的“彌賽亞”。從《命運之矛》中我們可以從斯坦博士那裡得知圖勒會也有得到一些同樣支持司令部的實業家資助,甚至就連司令部都有支持圖勒會的人在。

 

司令部策劃的多樁暗殺行動很可能其實都是受到圖勒會的指使,據斯坦博士說,圖勒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刺客協會”。這個組織擁有自己的秘密法庭,而且可以自行決定誰當死。如此說來,命喪在司令部手下的諸多受害者應該都已在事前受到圖勒會法庭的定罪。有很多德國權貴都支持這般暴行,其中有不少人亦被記錄在案是圖勒會的成員。譬如慕尼黑的警察總長弗朗茨・京特就是圖勒會的資深成員,他後來更成為了第三帝國的司法部長。

 

再加入司令部後,阿道夫・希特勒下士就與恩斯特・羅姆成為了一對無話不談的朋友。羅姆後來又把希特勒引薦給狄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後者是一個領導德國圖勒會的嗎啡癮君子。羅姆安排這場會面自然是別有用心,因為他發覺希特勒擁有值得發掘的領導潛力,這恰好即是圖勒會所需要的。埃卡特對此也深表贊同,於是希特勒作為新德國彌賽亞的歷程就此展開。

 

被希特勒用來攫取政治大權的工具是一個被稱為德國工人黨的社會主義小團體。希特勒在1919年9月被司令部派赴去參加該黨舉辦的一場會議,後來他遂被邀請入黨,並在一年之內攀升為黨魁。後來,希特勒就在1920年舉辦的慕尼黑啤酒館黨大會上正式將德國工人黨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或者也可以簡稱為“納粹”。

 

希特勒曾在《我的奮鬥》裡寫道他為了參加德國工人黨,不得不作出退出司令部的痛苦決定。但有很多歷史學家皆懷疑希特勒究竟有沒有真的離開司令部,同時他們也猜測工人黨根本是司令部在暗中推進其政治目標的工具。此外,也有很好的證據可以支持這樣的結論。

 

早在他加入德國工人黨之前,希特勒在司令部裡的恩師恩斯特・羅姆就已經入黨並著手開始改造這個團體。羅姆在協助希特勒把德國工人黨打造成一部政治機器這方面功勳顯著,羅姆隨著納粹的成長跟著得勢,後來他還成為S.A的領袖——這個組織又名曰“衝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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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衝鋒隊遭到罷黜並讓位給希姆萊的黨衛軍之後,羅姆最終仍失去了所有政治權力。羅姆對圖勒會和德國情報單位的利用價值僅止於1934年,納粹軍官就在這一年以他涉嫌推翻他以前的下屬希特勒的這個罪名為由衝入羅姆家中將其逮捕。據說羅姆當時被發現正與他的一位助手一同在臥室裡,後來他雖被提供但還是拒絕了自我了斷的機會,所以他就在慕尼黑監獄裡遭到納粹處決。

 

 

有趣的是,羅姆起初並未太多擔憂自己的處境,因為希特勒還親自前往慕尼黑會見並護送他。希特勒著實是一個極為善於利用他人的信任,然後再以非常惡劣的方式背叛他們的大師——這也是納粹的奴隸集中營謊騙猶太人與其他“不受歡迎的人”的方法。

 

與司令部領袖關係密切的圖勒會領導人狄特里希・埃卡特則當上了納粹的喉舌《人民觀察家報》的主編,希特勒並沒有與他的司令部朋友全部恩斷義絕,畢竟他們都為把德國工人黨打造成納粹黨功不可沒。

  

儘管圖勒會也許是納粹主義背後的神秘之手,但它卻倒不是唯一一個。另一個同樣潛伏在納粹運動背後的組織是“維利會”,這個名字是取自布沃爾・利頓勳爵的小說——此人是英國的玫瑰十字會員,另外利頓的小說描述的是一群雅利安“超人種族”降臨於地球的故事。維利會的其中一名成員是卡爾・豪瑟夫教授(Karl Haushofer)——他是德國軍方情報部的前僱員。豪瑟夫曾經是希特勒的導師,而且希特勒的宣傳專家魯道夫・赫斯也是他的弟子(赫斯曾是豪瑟夫在慕尼黑大學的助教)。

 

另一位維利會成員則是納粹德國的第二強人:海因里希・希姆萊,也就是可怕的黨衛軍與蓋世太保的頭子。希姆萊也把維利會納入了納粹的神秘學研究局裡,不過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神秘團體叫做雪絨花協會,該組織積極地在宣傳“北歐彌賽亞”的到來。納粹的財政獨裁者赫爾曼・戈林曾有段時間定居於瑞典,他就是在那時的1921年加入雪絨花協會。戈林深信希特勒就是萬中一選的北歐彌賽亞。

 

納粹主義顯然不能被僅僅看作是一場政治運動,而是一個沈浸在兄弟會信仰與符號中的新興兄弟會派系。被納粹黨選來為己所用的黨徽是卍——這個符號自古以來都是兄弟會的重要象徵。希特勒不僅被宣布是政治上的彌賽亞,同時也代表著宗教上的彌賽亞,因為他的到來象徵著德國神秘學團體所信奉的啟示哲學的實現。希特勒的蒞臨將會迎來“千年帝國”——亦即人類將被“淨化”並達到完善的新千年。

 

納粹主義和監護者宗教哲學實為同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希特勒在1934年的紐倫堡大會上就曾強調過,“(納粹黨)在總體上將會構成一個神聖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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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不是唯一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神秘主義者,與德國結盟的日本的許多軍方高層也是神秘組織黑龍會的成員。就連在美國,堅定反納粹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還是共濟會員,他的繼任者哈瑞・S・杜魯門亦然,正是後者在戰爭即將結束時下令以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兩座城市(廣島和長崎)。

 

 

說殘暴不仁的納粹是神聖的秩序?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這真是無比可笑,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所謂神聖的秩序反而犯下大規模暴行在歷史上可不是絕無僅有。道明會在中世紀主持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就是一個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從1939年持續到1945年,整場戰爭對人類的生命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傷害。而且納粹還獨攬了其中絕大部份的恐怖成就:德國龐大的集中營體系得為1100萬條亡魂背上罪責,光猶太人的受害數量就高達600萬。事實上,集中營在那個時代幾乎可以說是已經蔚為風潮:

 

・從英屬非洲首開先河

・接著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繼續發揚光大

・二戰期間的美國也跟進去拘留日裔美國人

・納粹德國則再把這一切做到最令人髮指的地步

 

大多數人對納粹集中營裡的毒氣室,駭人人體實驗以及故意餓死囚犯的事實都不陌生,所有這些集中營處置都是納粹所謂的“最終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最終解決方案不僅試圖通過趕盡殺絕所有猶太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人”來“淨化”人類——而且就連屠殺他們的行動都是遵循著有條不紊地經濟規劃。

 

一如俄羅斯,納粹集中營的興建也與整個國家經濟關係重大。坐落在德國的超過300個集中營幾乎都恰好位在大型工廠附近,這就是後者最好的勞動力來源。例如臭名昭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就是興建在一座負責加工與提煉石油和橡膠的巨大工廠旁邊。

 

“最終解決方案”的宗旨是要透過把他們貶低到最豬狗不如的境地,從而一舉摧毀非雅利安人(納粹認為他們是人類的“突變種”):集中營囚犯因此便被劃分成了一個個可消耗的經濟單位,他們被迫持續不斷工作,然後慢慢挨餓致死。而且甚至連在蒙難後,他們的身體部分都還會被供應於其它目的,譬如有人的金牙會被摘除並送往德國財政部。也有人的頭髮會被剪下來再編織成毛毯,又或者還有人皮被剝下來製作燈罩跟其它裝飾品。納粹集中營可以說是對人類犯下了最無法無天的暴行。

 

大部份的集中營工廠都是由德國化工巨頭I.G・法本主導經營,事實上,正是法本旗下的一家子公司生產了集中營使用的毒氣。約瑟・博爾金(Joseph Borkin)在他的那本令人印象深刻的《I.G・法本的罪與罰》(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 G. Farben)就談到了法本公司是如何與納粹黨衛軍沆瀣一氣,把集中營及鄰近的工廠都當成正常的企業在經營。博爾金先生的這本書就I.G・法本和黨衛軍彼此間對集中營囚犯勞工的議價進行了清楚地描寫,奴隸勞工被以非常商業化的方式定價的整齊手寫書據都仍歷歷在目。

 

所有能夠加入黨衛軍的人無一例外都是純種的雅利安人,而且他們也都被教導了卍所代表的神秘學含義。希姆萊最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將黨衛軍打造成未來新雅利安烏托邦的磐石。

 

在戰爭即將步入尾聲的時候,I.G・法本的二十四位高管幾乎同時又都在ITT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裡位居高職。這與過往司令部的行事方式毫無二致,握有這樣的金源管道也使得黨衛軍不必對國家政黨的錢包言聽計從。而且這也使得實業家能夠對黨衛軍的活動造成更直接的影響。

 

假若沒有德國銀行界的踴躍輸將,納粹主義與之所犯下的所有暴行就根本不可能發生。銀行業,工業和政府在納粹德國裡的結合可謂是缺一不可,這與今天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差不多。有許多德國銀行家也都在其它企業裡身兼重任,I.G・法本當然就是其中之重。

 

舉例而言,把持著德國跟美國的主要銀行的馬克斯與保羅・沃伯格(順道一提,他們兩人也對美國建立聯邦儲備體制功勞不小)就是I.G・法本的董事。I.G・法本的H.A・梅斯是曼哈頓銀行的董事,這間銀行原先是沃伯格銀行在美國的分支,後來則又變成了屬於洛克非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頓銀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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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家企業,新澤西州的標準石油公司在戰前也曾與I.G・法本有過業務往來。

 

 

其中一位I.G・法本的美國董事是C.E・米切爾,他也是紐約美聯儲和國家城市銀行的董事。更重要的是,I.G・法本的總裁赫爾曼・施密茨(Herman Schmitz)亦曾位列在德意志銀行和國際清算銀行的董事席之列。我們都還記得,國際清算銀行標誌著國際央行集合體與通膨紙幣系統網絡的極致。不過赫爾曼也是後來在紐倫堡審判上被判刑的少數I.G・法本高管之一,他最終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也許對希特勒而言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於是在來自國際銀行聯盟的支持中,居然連英格蘭銀行的董事,蒙塔古・諾曼(Montague Norman)都在其中。當然,英格蘭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可是納粹德國的對手。

 

根據奎格利博士在他的著作《悲劇與希望》(Tragedy and Hope)裡指出,諾曼先生在1920-1944年領銜英格蘭銀行的那段期間始終都是世界銀行體系的總司令(註3)。奎格利博士繼續提到:

 

“...諸如蒙塔古・諾曼和亨利・德林(殻牌石油公司的所有者)等許多 富有且極具影響力的人士都積極地在向公眾呼籲應該警惕布爾什維克主義,但他們對納粹主義的態度卻是中立甚至青睞的。”(註4)

 

蒙塔古・諾曼對納粹主義的態度顯然不能被以中立來一言以蔽之。1938年11月3日的《芝加哥時報》就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時間是1943年春天,一群由城市銀行家組成的秘密團夥正圍著蒙塔古・ 諾曼團聚在針線階上的英格蘭銀行的無窗建築裡。在場的人有安德森-格溫聯合公司的合夥人艾倫・安德森爵士、L.M.S鐵路公司的總裁斯坦普勳爵(後來的公爵)、P.O・輪船公司的總裁愛德華・肖、哈布羅斯兄弟公司的合夥人羅伯特・金德斯利爵士、J・施羅德公司的主席C.T・蒂亞克斯... 

歐洲的政治地平線現在異軍突起了一支新勢力——亦即納粹德國,而且希特勒也對他的批評者感到失去耐性。他的政權並不是曇花一現的噩夢,而是一個擁有風光前景的體制,因此諾曼先生建議他的董事們不應該輕忽希特勒這個人。在沒有任何反對意見的情況下,他們一致同意應該透過倫敦財政部來對希特勒施以暗中援助,直到諾曼先生成功施壓政府令其放棄親法政策,轉而簇擁親德立場。”(註5)

 

即使在這位納粹獨裁者終於原形畢露之後,英格蘭銀行也沒有停止對希特勒的支持。在希特勒撕毀與當時的首相張伯倫簽訂的條約並下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英格蘭銀行仍向納粹德國提供了該銀行持有的價值600萬英鎊的捷克黃金。

 

就像18世紀時透過出租僱傭兵給交戰國來狠撈戰爭財的德國王侯小集團一樣,一小批銀行與跨國公司也藉著在二戰中向雙方兜售商品和服務來謀取可觀利潤。在起初先向希特勒提供支援後,英格蘭銀行自然 也給予了英國貸款去與希特勒打仗。就在同一時間,ITT和通用電氣的德國子公司也在為黨衛軍提供金援,還有向納粹德國提供所有需要的服務,至於其它美國或別的地方的企業分支則在盡力相助德國的敵人。

 

正如I.G・法本資助希特勒的戰爭機器,它的其中一個老卡特爾夥伴,標準石油公司也在持續撮合反德勢力的聯合。正當福特公司在為美軍生產要與德軍打仗時所用的軍需品時,德國的福特公司卻在為納粹打造軍用車輛。無論最後是誰贏得戰爭,這些銀行和公司都會成為勝利者的座上賓。

 

各銀行家與實業家在支持希特勒和打造納粹的戰爭機器這方面發揮了壓倒性的作用,這使得有些歷史學家甚至視那些人為納粹主義背後的真正力量。

 

那些人所扮演的角色當然相當重要,但他們真的就是納粹主義的最終根源嗎?我們都已經注意到,納粹主義實際上是誕生於神秘的兄弟會網絡。有些研究人員錯誤地斷定激進的兄弟會組織一定是政治,軍事以及經濟領袖的工具,而非反過來。這種錯誤通常得肇始於少有歷史學家敢於承認兄弟會網絡握有的權力及其對人類精英的影響力。

 

一旦這種影響獲得承認,我們就必須自問:那身處在兄弟會背後的力量究竟是何方神聖?

 

當然,我們已經以令許多人難以接受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幕後黑手其實一直就是外星人,也就是監護者社會。

 

一旦我們願意嚴肅已對如此異想天開的可能性,那我們就必須再次把目光轉回可被歷史確認的過去——回溯到納粹德國本身。當我們開始這麼做起,我們就會發現一些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

 

事實上,就連納粹自己也宣稱他們的意識形態和組織背後其實是外星社會在撐腰!

 

我們僅需一瞥歷史就能知道,各式各樣的兄弟會組織無不強調自己是效忠於某一個“神”、“天使”、“宇宙實體”、“揚升大師”,他們可以是來自其它星球也可以是與這裡相似的環境,但幾乎所有這些形象都是被神話面紗隱藏在五里霧中的監護者。圖勒會與納粹神秘主義也聲稱其領導地位其實是脫胎於外星勢力。只不過納粹稱他們的隱秘外星主人叫做“超人”。希特勒本人也深信“超人”的存在,而且他甚至宣稱自己曾見過後者中的其中一位,一如其他許多圖勒會成員。

 

據納粹主張,他們的“超人”就居住在地球表面之下,而且他們是雅利安人的創造者。因此,雅利安人才是世界上唯一“純淨”的種族,至於其他所有民族都是基因突變下的產物。於是納粹企圖通過殺戮非雅利安人來“淨化”人類。納粹的高層都相信,只要納粹成功實施種族淨化並建立千年帝國,地底下的“超人”就會回到地表重新展開統治。

 

納粹的這些信仰與其它監護者宗教確實非常相似,這些宗教也都教導人們應該準備好迎接超自然或超人實體的回歸,屆時後者將在地球上開闢烏托邦。同樣與其它監護者宗教殊途同歸的是,納粹的“超人”也結合了偉大的最終“神聖審判”觀念。 

 

在論及這種“神聖審判”時,希特勒便曾在早期的納粹黨集會上聲嘶力竭地如此說道:

 

“我們築起的(納粹)軍隊將會日益壯大。對此,我懷著一股無比自豪的希望確信:有朝一日,這些粗魯地連隊都將整編為營、營到團、團到師,然後老帽章(別在帽子上的徽章)將會被從泥土中取出,舊日的旗幟會再次升起,接著我們便可以做好準備迎接最後一次偉大的神聖審判。”(註6)

 

如此看來,納粹的“超人”應該根本就不是外星人而是土生土長的地球種族,因為據說他們是來自我們這顆星球的地底。然而,希特勒和他的神秘主義同志卻對這個宇宙抱持著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整個宇宙實乃是由無數被坑洞地區撞碎的岩石所構成。換言之,宇宙就像是一塊無邊無界的瑞士奶酪,外表雖然堅實但卻存在許多空洞。然後空洞地區的凹面處就是“行星”的表面,包括地球。

 

這麼說來,人類並不是生活在一顆圓球的表面上:他們其實只是被重力外推到空洞地區的內表面之外而已。根據納粹的觀點,太陽就懸掛在空洞地區的中間,然後天空則是由藍色的氣體所組成,還有星星是以類似太陽的方式懸掛的小物體(也許它們應該是冰晶)。在這塊無垠的“瑞士奶酪”式宇宙之石中存在著很多裂痕與細縫,正是它們使得在空洞地區之間的移動成為可能。依照納粹主義所言,雅利安“超人”就生活在一個相鄰的空洞地區。總而言之,希特勒的地底“超人”確實應該被算作是外星人,但卻是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倒置地存在著。

 

有人可能會說納粹的瑞士奶酪模型只不過是希特勒編造出來的“大謊言”之一而已,但有證據表明納粹的高層的確相當重視這種觀點。舉例來說,納粹便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嘗試利用朝天空發射紅外線來捕捉英國艦隊的位置,這麼做就是因為納粹相信紅外線會撞擊到地球的“凹面”。暫且免去其它理由不談,我們還是可以為納粹的失敗感到高興,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不必學習他們的天文學了。

 

讓人深感遺憾的是,納粹的功虧一簣和希特勒與希姆萊據稱的死亡並沒有徹底結束納粹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即使是在二戰結束後,納粹也依然參與了許多重要的領域:

 

譬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就接受了納粹情報部的對俄羅斯情報行動負責人萊茵哈特・蓋倫(Reinhart Gehlen)的提議來在戰後的歐洲建立美國的情報網絡。蓋倫的組織中的諸多成員就是前黨衛軍份子。

 

蓋倫的組織後來也成為了CIA在西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份,現代西德德情報機構也是由來於此。CIA還從紐倫堡審判中獲得了納粹的精神科技資料,這對CIA在數十年後進行的惡名昭彰的心靈控制實驗幫助甚大。

 

負責打擊國際犯罪與販毒份子的跨國私人組織,國際刑警組織更是由前納粹黨衛軍成員接連領導直到1972年。一旦我們知道國際刑警組織早在二戰時就曾被納粹控制過時,這就不會令人感到詫異。

 

荷蘭奧蘭治家族的伯恩哈德王子(Prince Bernhard)在戰前曾是黨衛軍成員,後來他還曾擔任過I.G・法本的僱員。之後他透過聯姻進入奧蘭治家族,並擔當殻牌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另外伯恩哈德王子亦創立了國際性的“畢德堡俱樂部”,該團體每年都會舉辦例行會議。畢德堡俱樂部是世界頂尖銀行家、實業家、政治人物還有其他知名人士的非正式聚會,他們會在會上討論世界局勢,並在會上達成非官方共識。伯恩哈德一直親自主持這些會議直到他在1976年因為貪腐傳聞被迫讓位。

 

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直就像是發生在遙遠過去的事情,宛如對三十-四十年代的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猶如古代史一般。為時下的大多數年輕人所熟悉的衝突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二戰確實為這場對抗做好很多了預先準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羅斯是與美國,英國和法國結盟對付納粹德國的盟友,俄羅斯軍隊在與該國接壤的各個巴爾幹國家中與德國人艱苦奮戰。經過隨之而來的演變,共產主義運動在這些巴爾幹國家逐漸站穩腳跟,以至於俄軍在德國人被打敗後仍駐留在那裡不走。同盟國無意為反對蘇聯而延續戰爭,所以共產東方集團就這麼呱呱墜地了。

 

納粹的出現是無需贅言地重要,因為今天許多尚在人世的人們都曾親歷過那段日子。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納粹團體在這種情況下卻還能在美國,德國還有其它國家死灰復燃。儘管我們很難想像怎麼會有人效尤這般喪心病狂的運動,但事情確實如此。納粹德國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仍然在像千百年來一樣被推入戰爭,無知以及永無止盡的種族滅絕之中: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都是那個向外星種族輸誠納忠的神秘組織網絡。

 

納粹的經驗再次彰顯了兄弟會網絡是如何發揮其作為關鍵渠道的作用:這在由各國情報機構所組合而成的共同體可以依法保密自身活動,並常常遊走在法律之外這一點上尤其明顯。追根究底,納粹主義也只是一個被蓄意催生出來攻伐其它派系的兄弟會派別罷了。這最終只結下了更多戰爭和更多苦難,並讓人類繼續被無知之牆囚禁在這顆小小的星球上。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納粹主義身上看見至今我們在本書裡所認識的所有內容:

 

・兄弟會網絡

・啟示主義

・通膨紙幣系統

・種族滅絕

・膜拜“神”和其他地球擁有者的外星種族崇拜

 

納粹主義照道理應該是在兩千年前上演才是,但如今它卻換湯不換藥地發生在了數十年前。說實話,我們在本書中所看到的所有歷史都還有可能會在今日再次上演。

 

說到這裡,我們終究還是得重新回來思慮UFO現象。如果我們假設人類社會仍像數千年前一樣被監護者社會所操縱,那我們就必須確定,UFO現在也依然在如同過往一樣行事。

 

所以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問題來探討這個假設:

 

・UFO是否仍像既往一樣在繼續宣揚墮落兄弟會的神秘主義?

・他們又是否依舊在假冒為上帝?

 

如果我們要採信近來的UFO被綁架者的證詞,那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無疑都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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