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靈性知識一路墮落來到唯物主義的衰頹之勢似乎並不是完全無跡可尋。我們可以從頭開始審視這整個過程，並來比較看看靈性主義與唯物主義所定義的精神與物質現實時有什麼分別：
精神現實 | 物質現實 |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精神實體。 靈性存在獨立於所有物理過程。 | 物質現實是純粹的精神過程的造物，而且最終也可能被經此再次創造，改變或灰飛煙滅。 |
精神過程屬於更高的層次，且對物質宇宙深具影響。沒有任何限制可以侷限精神實體的潛能。 | 通曉所有物質與精神過程的奧祕並非不可能之事。 |
每一個人都是精神實體，但有不同類別之分。 | 精神實體也受制於一些指導著物質宇宙該如何運行的“無可避免”或“不可改變”的法則。 |
每一個人都是精神實體，但其中還有些更高級的實體鶴立雞群。 | 物質過程主要是“高級”的精神實體的活動所產生的衍生物。 |
每個人都有其屬靈的一面，但只有一個真正的精神實體存在，這個“唯一者”通常就是上帝。 | 物質宇宙是被“唯一的”上帝創造出來。 |
精神現實存在，但它奠基並誕生自物質宇宙。如果至高存有確實存在，那麼祂可能是某種物質實體或科學法則。 | 宇宙中存在著諸多人們永遠無法理解的“無可改變”法則。 |
精神現實根本不存在。萬事萬物都可以被由物質過程解釋。 | 物質過程足以解釋任何精神現象。例如“超感官”（ESP），“千里眼”等精神能力如果真的存在，那也遲早能被透過尚未發現的物質宇宙原理解釋。 |
根本就沒有“生命”這回事。造成“生命”與“思想”這些幻覺的不過是了無生氣的物理過程。 | 除物質現實之外再無其它。“ESP”之類的精神能力壓根不存在。 |
現代的西方文化似乎就位處在上表中下段的某處，現在所謂的“精神病學”就是在千方百計地要加劇這個持續下墜的趨勢。
在精神病學這門領域確實有不勝枚舉的出類拔萃之輩，但由於政府的蓄意為之，這個領域已經變得日益政治化且愈加推崇唯物主義觀。當代精神病學已經徹底抹煞了甚至連馬克思都還保有的對精神現實的些許承認。為了理解這一切的始末緣由，現在我們就要來快速地回顧一下精神病學的歷史。
渴求能治癒精神病患者的努力幾乎與歷史本身一樣悠久。現代精神病學的起源五花八門，古希臘和羅馬人就是其中之一。遠在兩千多年以前，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約前400）就已開始加以分類各種病況的精神疾病，而且他還拒絕像其他人一樣視那些惡疾為盛怒的神祇或惡魔所為。到了晚些時候的羅馬，名醫蓋倫（2世紀）更是最早將大腦與心理功能之間的聯繫予以理論化的人之一。但在蓋倫之後，西方心理學卻又走回了綿延數個世紀的惡魔與女巫信仰舊路。
也許最重要的精神病學突破該歸功於來自奧地利的發現。在1880-1882年，維也納的精神科醫生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f Breuer）發現他居然可以透過讓她在催眠狀態下重新憶起創傷，從而成功治愈一名陷入嚴重歇斯底里的女孩，後來她也真的完全康復如初。布羅伊爾醫生於是發現，透過回憶並面對過去創傷來治癒精神疾病其實並不是毫不可能，只不過如果沒有治療師的從旁幫助，那麼那些記憶就有可能會繼續被自覺的記憶隱藏起來。在某種程度上這的確能緩解精神失常造成的痛苦。
布羅伊爾醫生在偶然間得到了一些意味深長的發現，後來他的發現也或多或少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採用在他的精神分析學中，不過這種做法始終沒有在精神病學裡被充分探索。即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也沒有在這方面更進一步，亦即研究出精確地發法來幫助人們查明過去的創傷，並治療那些創傷中所含涉的精神，生理與情感上的痛苦。
弗洛伊德自己誤入歧途進了他那草率的“自由聯想法”，通過這種方法得出的記憶缺乏準確性。而且他也太過分強調性在這方面的重要性。
但鄰近的德國卻又對布羅伊爾的重大突破繼續落井下石，當時“精神病學”已經開始在那個國家蓬勃興起。
其中一座最早的“精神病學”中心是發軔於德國的萊比錫，在那裡有一個名叫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人於1879年創辦了世界上第一間精神病研究所。當時的大學幾乎都還把心理學歸納在它們的哲學系之下，因為人們都相信人類確實有其屬靈的一面。然而，馮特卻認為唯有生物實驗室才能破解心理學之謎。在馮特看來，人類只不過是一種有血有肉的生物，精神實體什麼的根本就純屬一場空。因此他相信自己的方法是“科學”而非哲學的。
根據馮特提出的心智理論，人類的思想其實是產生自外在的刺激，這些刺激會觸發身體的認同與記憶反應。一旦刺激得到識別，身體或大腦就會機械地發出一個“意志性”行為來對刺激作出反應，其中沒有半點我思或自由意志發揮的餘地。所以對於馮特及其支持者來說，人類充其量就是一種複雜的人形機器生物。
馮特的想法是來自於他在實驗室與其它地方進行的研究。其中有些實驗證明，大腦的不同部分在受到電擊刺激後就會產生出各種情緒的生理表現。於是那些實驗者錯誤地得出結論以為大腦就是人格的起源，因為它能夠觸發情緒和思想的物理表現。這般推理的謬誤實在顯而易見，進行實驗的人是透過生外部刺激來研究，也就是說，除非是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下，否則大腦是不會自體觸發的。實驗證明它還需要一些別的什麼，需要一些外來的東西好去觸動大腦中樞。
那麼當實驗者不再使用電擊時，是什麼會觸發那些中樞呢？這時無疑需要有另一個外部來源——一個缺失的元素。這個缺失的元素似乎就是能夠自我產生能量的精神實體。儘管馮特等人想利用這些實驗來“證明”人類的思想純粹源自於生物本能，但實際上這些結果卻微妙地把答案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無論孰是孰非，來自萊比錫的刺激-反應模型仍迅速躍升成為了精神病學的“新浪潮”，甚至連德國政府都對其極力支持。馮特本人也擔當了精神病學界的泰斗長達40餘年，萊比錫研究所也吸引了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他們有很多後來都在這一領域持續發光發熱。例如，從俄羅斯遠赴而來求學的伊凡・彼得羅維奇・巴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後來就以他的鐘擺與制約狗實驗聞名於世。
杜爾・P・舒爾茨（Dunae P. Schultz）在他的《現代心理學史》（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中總結道：
“經過這些學子，萊比錫研究所對心理學的發展產生了無遠弗屆的影響，同時它更成為了19世紀後期興起的諸多同行的典範。那些前仆後繼湧入萊比錫的學生也因為他們的學說與共同目標而團結成立了一個思想學派。”（註1）
在一邊界定思想與行為的本質之餘，精神病學也重新定義了精神錯亂的原因及其治療手段，而且那些手段都企求能把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智性視而不見（行為矯正療法）。由於人類本身被看作是純粹的生物-化學-電子生物，因此所有精神疾病理應就都該是生理過程“失控”的結果。所以實驗者們相信，精神疾病可以被通過藥物，電擊療法或腦部手術等生理手段來得到根治，據說這樣的治療可以補救化學或電場的“失衡”進而治癒疾病。
一個身價達到數十億美元的製藥行業接著便根據這些理論冉冉升起，這個產業每年都會兜售出海量的情緒調劑藥物。從“晚上徹夜難眠”到帶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疾病，這些藥物都可以應付每一位精神病患者的需求。除此以外，還有許多精神科醫生會使用特製機器來進行大腦電擊治療。現在我們已經累積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足以觀察這些療法的成效，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它們真的對人類有益嗎？今天的世界有比五十年前更加安全嗎？要想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先來瞭解最常被精神科醫生開出的處方療法：精神科（又稱“精神調劑”）藥物。
精神科藥物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產業，在總體的處方藥貿易中佔據著極大的一席之地。僅在1978年，美國製造商業藥物方面的全球銷售額據估計就已經達到了167億美元，而且這還不包括瑞士及其它歐洲製造商的銷售額。據《寧靜的美國》（The Tranquilizing of America）一書所說，最炙手可熱的精神科藥物安定劑（Roche Laboratories）光是在1977年就被以處方藥的方式開出了超過5700萬次，其中計入了後續處方。羅氏公司還曾在1981年的一支廣告裡聲稱，在該年度有相當於美國成年人口五分之一的將近800萬人在持續服用安定劑！
如果再算上其它數以千萬計的精神科藥物，我們就會發現這個數字真得遠超想像，每年人們都會消耗大量的精神科和情緒調劑藥物。以1977年來說，美國的二十種主要精神科藥物被以處方藥施放的總數就超過1億5千萬，也就是總共有83億5000萬顆藥丸在到處流竄！這種情況直到今天都沒有多大改變。
藥物會如此泛濫成災絕非偶然，因為這些強勢的精神科藥物已被強力推銷給醫學界，這從麥迪遜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廣告中就可見端倪，諸如《美國精神病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等刊物和受製藥公司贊助的討論會與研討會就是背後幫兇。
由於治療反而導致病情惡化的案例不減反增，所以奉藥物為圭臬的精神病學現在已經受到了許多批評。打個比方，據發現非常令人吃驚的是，有很多以前曾接受過精神藥物治療的人後來竟然開始出現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例如持槍掃射以及其它令人毛骨悚然的頭條新聞式犯行。
曾在1981年企圖刺殺雷根總統的約翰・欣克利就是深受安定劑所害的人之一。類似於此的巧合常被解釋成是那些人在犯行之前早已嚴重精神錯亂，而且糟糕到連藥物都無法幫助他們。但另一方面，批評者則指出那些人在接受治療前其實往往並不暴力。究竟精神科治療是不是在把他們的精神衰頹狀態推向完全病態的深淵呢？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明確規定所有製藥商都必須列出其產品會引起的副作用或是“不良反應”，這種強制性地警告會讓醫生得以事先知道可能的風險，並幫助他們決定什麼時候讓患者停止服藥。不幸的是，當醫生注意到不良反應出現時，傷害就可能已經造成。儘管大多數不良反應會在停藥後消失，但有些副作用仍可能具有永久性，而且會持續導致併發症。一旦我們意識到有許多不良反應是源自於心理層面時，這就更令人尤為擔憂。
如果有個傢伙翻開《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並去好好端詳上面的藥品廣告，除了那些亮麗的銷售排列之外，他肯定也會對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感到瞠目結舌。每一則精神科藥物廣告都會附上長長一串的潛在生理與心理不良反應須知，而且裡頭列出的大部份副作用都是外行人難以理解的醫學術語；話雖如此，其中還是有不少不是真的那麼讓人一頭霧水。
以下就是來自1980年代的廣告和須知對精神科藥物的潛在不良反應的註記：
被包裝成抗憂鬱藥加以推廣的曲米帕明（Ives Laboratories），可能的副作用涵蓋：產生幻覺（特別是對老年人）、方向障礙、妄想、焦慮、躁動、失眠和惡夢、輕度狂躁（過分亢奮）；還有精神疾病仍有繼續惡化的可能。（註2）
據廣告說具有鎮靜躁動的氟哌啶醇（McNeil Pharmaceutical），其副作用包括：失眠、躁動、焦慮、亢奮、激動、嗜睡、抑鬱、沮喪、頭痛、精神錯亂、暈眩還有嚴重癲癇，還有精神病情惡化（例如幻覺）與莫名緊張...（註3）
冬眠靈是對成人和小孩都管用的精神科藥物，但它也可能會導致以下這些情況：...精神病發、莫名緊張、腦水腫（腦液過多）、抽蓄、腦脊液蛋白異常...
注意：目前已有因服用吩噻嗪（冬眠靈屬於的藥物類別）造成猝死的案例（顯然是由於咳嗽反射失敗使得心臟驟停或窒息），但其中並無必然關係。（註4）
上面的最後一句話特別應該注意。它明確坦承了這類藥物會造成患者猝死，但製藥商卻矢口否認有證據表明那些藥物就是致死原因！看來有些人會在服用藥物後出現心臟驟停或咳嗽反射失敗純屬巧合，俗話說得好，命運總是喜歡作弄人。
葛蘭素史克公司的另一款藥物三氟拉嗪也會促成很多與冬眠靈相同的不良反應，同時它還會造成“低血壓（有時足以致命）；心臟驟停”（註5），整串不良反應清單可以列得長長一列。儘管如此，這款藥方仍被廣告吹捧成是“人人稱頌的抗精神病藥”。
地昔帕明（Merre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的不良反應與前述的曲米帕明大抵相同，只是它又多了“心臟阻塞、心肌梗塞、中風”。（註6）
即便是較為“溫和”的藥物，例如在今天已經廣泛使用的安定劑也還是有這些副作用：
“目前已經傳出如過度亢奮、焦慮、幻覺、肌肉痙攣、失眠、易怒、睡眠障礙和情緒激動；如果出現這些症狀，請即刻停止服藥。”（註7）
上述的藥物還只是滄海一粟而已，幾乎所有出現在《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上的藥物都各有一串又臭又長且幾乎毫無二致的潛在不良反應須知。這一點絕不應該被等閒視之，因為這些藥物確實有時會使患者的精神狀態進一步惡化，或者導致更嚴重的精神問題！
如前所說，醫生還願意繼續開出這些藥物是因為不良反應案例只是少數，而且大部份的副作用都可以依靠停藥來解決。然而，要從種種不良反應中康復過來卻可能是一條漫漫長路。對於身患精神疾病的人而言，無論是情緒壓力還是藥物誘發的痛苦都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擺脫。與此同時，患者則仍有可能會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嚴重地傷害。當我們考慮到這些藥物是以多大的規模在持續流通時，那麼即使只有一小部份患者會出現嚴重心理反應，也還是會佔據不小的比例。
這馬上解釋了為什麼有些病患看起來反而是在接受治療後才“陷入絕境”。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即使是在藥物可能才是致命原因的情況下也很少有人會把矛頭指向藥物，更多人反倒是會責怪於病患（“他早就已經快要無藥可救”）或社會（“看看社會對這個可憐人做了什麼”）。最大的悲劇在於有些孩子也可能會受此影響，因為許多學校和治療中心都會為問題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強力的精神科藥物。
還有人認為受惠於藥物的人還是遠遠多過於那些病情繼續惡化的人。那些倡導者也引用數據聲稱藥物確實使很多患者得已離開精神病院，並重返社區。精神科藥物似乎的確可以使一些人的心理症狀得到調適，讓他們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但問題是：這些明顯的益處到底是以多少成本換來的？
正如很多精神病學家都已經承認，精神科藥物其實甚少真正治愈精神疾病，頂多只是做到壓抑症狀。在這方面，精神科藥物差不多就像感冒藥一樣，可以使人感覺好些和好像更健康了一點，但卻很少能徹底治癒潛在的疾病。一旦患者開始停藥，症狀通常就會再次復發。而且這時患者的狀況也不會比以前好到哪裡去，甚至可能還會因為副作用而變得更糟。是故，很多精神科醫生從來都不提“治癒”而是強調“抑制”，精神科醫生的治病率很低，只有抑制率還好看些。只要製藥廠的藥流一日尚存，這種藥物“抑制法”就可以繼續下去。
可是這真的對病人公平嗎？從長遠來看，社會又是否確實能從中受益？
以抑制為導向的精神學有一點危險在於，精神疾病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具有“傳染性”的。這個事實在所謂的“群眾心理學”以及其它情況中特別常見。如果人們並沒有確實治愈精神疾病，反而只是抑制了症狀，而且精神失常也因為其它原因蔓延的話，那麼任何企圖依靠藥物來根治問題的社會都可能會本末倒置。如果精神科藥物每年都會因為副作用的影響反過來造成成千上萬的人的病況持續惡化，那麼這種藥物至上的精神病學終有一天會毀滅這個社會；儘管如此，精神科藥物仍然是今日大多數精神科機構的萬靈丹。
此外，重度精神科藥物還又增加了另一個風險因素。當今精神病學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其從業人員的自殺率高得嚇人，美國精神科醫生的自殺率是普通人的六倍，其中在精神病院工作的人更是拔得頭籌。
這種高自殺率通常被看作是因為挫折和心理醫生持續接觸患者所引起的職業傷害。無論確切原因為何，這份自殺統計也是精神病人的福利實在應該得到關注的理由。自殺往往是發生在精神狀態極為不穩的時候，畢竟很少會有一個心態健全的人無故自殺。精神科醫生肩負的一個主要職責就是要提出準確地診斷與正確治療，但精神疾病最常見的表現之一就是自身問題在他人身上的可視化。
所以徘徊在自殺邊緣的精神科醫生最容易犯下嚴重誤診，因為他可能會因為自己實際上深陷的問題影響到對患者的診斷。誤診和虐待可能會完全毀掉一個人的一生，特別是那些強烈依賴精神科藥物，電擊療法還有外科手術的醫院，所以負責治療的精神科醫生和相關人員的健全實在非常重要。遺憾的是，從統計數字上來看有很多人卻不是如此。
精神科藥物的大流行還會導致另一個大問題，這目前已經被視作是當今的主要社會弊病之一。執法機關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財力來整治這個問題，打擊濫用藥物的鬥爭實際上是奠基於人們不應該依靠不法藥物來調適他們的情緒或精神狀態的哲學。但現代精神病學已經挫敗了這個運動，藥物導向的精神病學如今就是這麼告訴我們說：
・感覺心情鬱悶？吃藥吧。
・感覺太興奮（狂躁症）？吃藥吧。
・感覺手足無措？吃藥吧。
・感覺太自信（妄想症）？吃藥吧。
・睡不著覺？吃藥吧。
・昏昏欲睡？吃藥吧。
・看到不應該出現的東西（幻覺症）？吃藥吧。
・沒看到應該出現的東西？吃藥吧。
以抑制病情為導向的精神病學對不法藥物的蓬勃發展負有無可辯駁的責任：想要在精神或情緒上感覺更好些嗎？那就去吃藥吧。
非常諷刺的是，那些要求更嚴厲去懲罰不法藥物銷售者的“保守法派”的法官與立法者其實才是為合法機制大開方便之門的人，如此一來人們便可以直接走進精神病院去尋求那些就跟在非法市場上一樣強力，而且還是合法且公開使用的藥物。
我討論這些並不是為了詆毀精神治療這個領域，正如我在前面曾說過，在今天仍然有許多非常正直的精神科醫生。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專門從事非藥物的溝通導向（“諮商”）治療的治療師和輔導員都取得了非常驚人的成果，而且真的為他們的客戶提供了很大幫助。要想理解精神病學所面臨的具體問題，那麼請務必先記住，大多數精神科醫生（而非大多數心理學家）是確實擁有醫學學位的。
醫生都在醫學院裡受過以物理方式來治療身體的培訓，例如：用抗生素來抵禦傳染或是透過石膏來修理斷腿。因此有許多醫生便斷定面對精神問題與處理斷腿或病毒時沒有什麼不同，只需用藥物來大量轟炸“精神疾病”或是予以電擊治療。這種做法的失當之處不用多說，因為任何一顆“破碎的心”都必須根據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治癒。大多數國家都允許沒有醫學學位的人可以擔任治療師和輔導員也是默認了這一點。
嚴格的唯物主義哲學造就了精神病學業的繁榮發展，但這對患者，從業者以及整個世界來說真的好嗎？可嘆的是，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唯有在認識到大腦其實可以透過面對過去隱藏的創傷來治愈那些無機疾病之時，精神病學才能再次走回正軌，可是今日在心理治療中大行其道的那些粗俗且草率地技術卻一直在礙事。精神病學在它開始使用化學物質來抑制精神問題，並且企圖研究出繞過人類的自由意志但卻有利於刺激-反應操縱（行為改變）的奇怪方法時就已經走上了歪路。
也許現在是時候該拒斥嚴格地唯物主義，擺脫那些藥物並重新恢復對人類自由意志與智性的尊重了。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點，那我們就可以重新走回那條通往真正的精神，社會還有靈性自由的道路。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