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親身歷經過的人而言，1914-1930年中的那段時光簡直就是對《啟示錄》預言的全面應驗。那些年先是歷經了一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接著又有突然其來的全球瘟疫彈指間就奪走了數千萬條人命，爾後由於惡性通貨膨脹更導致國際金融崩潰一發不可收拾，其中尤以德國的情況最為嚴峻。
急劇發生的氣候變化令美國的有些地區因“黑色風暴事件”而化為了一毛不拔之地，這進而使得農作物面臨大面積毀壞，許多農家亦因此喪失他們的財產抵押。另外，這一時期還經常出現令人嘆為觀止地“火球”現象，連《紐約時報》都有頻頻報導，其中有些火球似乎也引來了諸如暴風雨，地震等自然災害。世界各地處處都有人開始自命是新的彌賽亞，當然，也有非常多人相信上帝已經準備好要揭開審判日。
20世紀的德國遭遇了很多變化，那些原本自成一格的公國都已在逐漸合併成一個單一的德意志國。領導這個統一努力的正是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而且這個王朝亦在致力於打造一部名為德國的巨大戰爭機器。指揮這部機器的人是霍亨索倫家族的威廉二世，他在使歐洲最終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方面難辭其咎。
在德國的窮兵黷武化背後自然少不了兄弟會網絡的身影。在1900年代初，德國的一些神秘組織都開始傾向於一種融合雅利安主人種族思想以及對德國的光輝未來的無限想像的奇怪概念。日耳曼主人種族的觀念就是這種融合的結果，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Houston Stewart Chamberian）便是贊同這種理論的最著名的一位作家之一，他是一個在巴黎長大並曾受普魯士人教育的英國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出版於1899年的《19世紀的基礎》（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The Found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張伯倫在這部作品中對“泛日耳曼主義”大加讚揚，而且他還宣稱德國是最有資格為歐洲帶來“新秩序”的國家。
張伯倫認為德國屬於雅利安的西方分支，因此在種族上要高人一等。據他說，一個煥然一新的“超級種族”將會從德國誕生。張伯倫對優生學深信不疑，同時他也強調所有雅利安德國人都有義務要為他們的雅利安血脈生養眾多。另一方面，張伯倫也毫不猶豫地抱持反猶主義，他聲稱猶太人為歐洲引入了一股外來影響，而且他們褻瀆又同化了其它所有文化。
德國皇帝（又稱凱撒）威廉與許多德國軍官都深受張伯倫的著作影響，這位凱撒甚至曾邀請張伯倫與會，據說他這麼向後者表達溢美之詞說：“上帝把你的大作賜給了德國人，又把你賜給了我。”（註1）此後張伯倫一直都是波茨坦皇宮裡的座上賓，並擔任著皇帝的精神導師。張伯倫倡導的神秘主義思想令皇帝與其他德國領導人感到驕矜不已，讓他們敢於捨身涉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是奧地利王位繼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後造成的一系列危機，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亞夫人是在1914年6月28日於薩拉熱窩遭遇槍擊，犯下此案的塞爾維亞籍刺客是出身自一個名叫“黑手”的秘密神秘學社團。經過刺殺事件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時任的德國總參謀長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他也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儘管據稱他不像皇帝那般狂熱於德國的天命）便下令全面動員軍隊，並接著在1914年8月1日正式入侵法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神秘網絡的成員又一次掀起了一場殘酷無情的戰爭。
還有一個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它訴說了一個非常令人詫異的和平。這個故事最初是被刊登於《遊行》（Parade）雜誌，由歐文・華萊士（Irving Wallace），大衛・瓦萊琴斯基（David Wallichinsky）還有艾咪・華萊士（Amy Wallace）的寫作團隊發表在他們的〈銘記〉（Significa）專欄上。以下就是他們執筆的故事：
“在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正酣之際，一場超乎眾人想像的休戰突然延續了數個小時，原先彼此敵對的人們居然紛紛化敵為友。
時間是1914年的聖誕節前夕，這時從英吉利海峽一直延伸到瑞士阿爾卑斯山的法國西線戰區正處於一片僻靜，戰區的壕溝距離巴黎有50英里遠。戰爭才甫一爆發不過五個月，就有大約80萬人負傷或戰死，每個士兵都心懷不安地揣測聖誕節是否會迎來新一波戰鬥與殺戮。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英國士兵開始裝飾“聖誕快樂”的標語後，很快地，從德國與英國雙方的壕溝都傳出了歡快的頌歌。
隨著聖誕節的破曉出現，士兵們無一不都赤手空拳地走出戰壕，雙方的軍官都無法阻止他們的軍隊爭先走上無人地帶並與敵人接觸，唱歌與聊天。他們也開始彼此交換禮物——主要是糖果和雪茄——所有人最後都平安無事地度過了聖誕節，而且英國人還弄來ㄧ塊地與德國人踢足球，後者以3-2一分勝出。
有些地方在第二天甚至繼續自發休戰，因為兩方人馬都不願開出那第一槍。但在新部隊接連調來，且兩方高層都嚴令凡是與敵人有進一步‘非官方和解’的人都會被判處叛國罪後，戰爭終究還是再次開打。”（註2）
上面這個故事是那些乍看之下微不足道，但其實非常發人深省的事件之一，因為它似乎說明了人類並非真的那麼渴求戰爭。只要能夠有機會選擇，人們都會更樂意放下武器並轉而擁抱那些更具建設性且快樂的活動。何況最後迫使那些士兵再次兵戎相見的也是那個人為的社會結構所致，這個結構的來龍去脈已在本書中被詳細剖析。
另一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事就是1917年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俄羅斯就是因為這場革命才搖身一變成了我們在20世紀的大部份時間所熟識的那個共產國家。革命是爆發在大戰結束前一年，其領導很大程度上該被歸功於佛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他還有一個更人盡皆知的名字叫做“列寧”。
革命時期的俄羅斯與德國正處於敵對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峻激起了俄羅斯人的強烈反德情緒，反布爾什維克的人於是也利用這股情緒來控訴列寧是德國派來的間諜。這種指控其實也未必全屬子虛烏有，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道：“他們（德國人）透過密封火車送了列寧一程，就像運送鼠疫桿菌一樣把他從瑞士載往俄羅斯。”（註3）列寧及其同志就是搭著丘吉爾所說的火車從他們的瑞士革命總部出發，通過德國來到俄羅斯去領導已經揭開序幕的革命。
德國軍方確保了列寧的火車能夠順利過境德國，但卻不准列寧一行人在德國下車。在過境瑞士並來到德國的第一站後，有兩名德國軍官還奉命來為革命黨人提供一趟心照不宣的護送。這兩位軍官曾被稍微介紹給東線的德國第八集團軍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魯登道夫後來在德國政壇成為了一位強勢政治人物，而且他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熱衷支持者。
著有《密封列車》（The Sealed Train）這本傑作的邁克爾・皮爾森（Michael Pearson）已提出證據證實即使是在革命結束後，德國人仍依舊在暗地支持布爾什維克。德國軍方希望確保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的統治，據德國外交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解密的檔案顯示，外交部在1918年2月5日還撥出了總計40,580,997萬馬克來支持俄羅斯的“宣傳活動”與“特殊目的”。
大部份的錢都被直接用於支援新興的共產主義政權...根據同一份文件，就在列寧正式在1917年11月鞏固權力的第二天，德國財政部亦出了1500萬馬克給俄羅斯。在一份發送於1917年11月3日的電報中，德國外交大臣理查德・馮・庫爾曼（Richard von Kuhlman）就提到：
“...布爾什維克靠著從那些渠道收獲的我們提供的資金，他們才能夠開辦其喉舌《真理報》來進行強力宣傳，這明顯有助於改善他們的黨派原來曲高和寡的情形。”（註4）
三個月後，馮・庫爾曼亦在另一份電報中透露說：“...要不是有我們鍥而不捨的支持，否則布爾什維克絕不可能享有今日的規模與影響。”（註5）
可以理解，列寧矢口否認了所有聲稱他受過德國援助的指控。德國畢竟是俄羅斯的敵人，列寧自然會因此被認為是叛國之徒。再怎麼說，奉行資本主義的德國怎麼會有理由去幫助共產主義呢？壓榨俄羅斯的沙皇實際上早在革命之前就已退位，當時的臨時政府更是效仿美國模式建立起了共和政體。
大多數人都相信是德國幫助列寧推翻臨時政府，以便使俄羅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高層一心只想趕緊結束東線戰事，如此一來他們才能將士兵和物資轉移到其它急需之處。臨時政府原先依舊對德國採取敵對之姿，但布爾什維克在奪權後也確實把俄羅斯從一戰中解脫了出來。
如此，問題馬上呼之欲出：德國到底為什麼相中了共產主義革命者？在那時的俄羅斯其實也還有其它可供選擇的政治集團啊。
從一方面來說，布爾什維克本身就握有最大的勝算。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有些對軍方頗具影響力的重要德國工業家與金融家其實都是共產主義的支持者，這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可見端倪。卡爾・馬克思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支持者之一便是富有的德國工業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後者甚至還和馬克思合著了《共產黨宣言》。此外，德國的銀行界也對共產主義事業鼎力相助。
德國金融界的最高領袖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就對布爾什維克有不少相援，還有銀行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他雖然是美國人，但卻是出身自在數代以前曾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共居於法蘭克福的一家的德國家族。據希夫的孫子吐露，希夫曾向剛成立的俄羅斯共產政府出貸2000萬美元。早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就是靠著西方的貸款與德國的銀兩才能屹立不搖。
西方銀行家願意向布爾什維克傾囊相授的原因有很多。關於共產主義的共同起源，還有造就通膨紙幣系統的同一神秘網絡都需要被列入考慮。馬克思主義可說是緊跟著基督教及其它宗教所謂“末日決戰”和烏托邦福音的基本哲學模式，也許能夠解釋為何西方銀行業會支持共產主義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一個明確的事實，即共產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極端結果。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先來釐清“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
“資本主義”往往都被和“自由競爭”等同起來，但事情其實並非如此。“自由競爭”是指毫無拘束地經濟活動；這通常都是發生在擁有能夠提供貨物與服務的自由且開放市場的地方，而“創業者”（願意開闢新企業與肯冒險的人）就是自由競爭”體系裡的中堅力量。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則還有兩個最基本的定義。其一是俗稱的“資本貨物”，也就是會被用來製造其它產品的貨物，一部負責流水線生產的機器就是典型的資本貨物。正因如此，“資本家”所指的應該是那些能夠購買資本貨物，並藉生產其它產品來賺取利潤的人。這種資本家時常會出現在“自由競爭”體系中，但他/她卻並不一定需要自由競爭制度才能夠生存。只有一有利可圖，他/她幾乎斡旋於任何政治或經濟體系之中。事實上，這種資本家大多皆能在毫無競爭的封閉競爭體系中游刃有餘。
當握有並能夠投資資本貨物時，政府就成為了實際上的資本家。
第二類型的資本家則是“金融資本家”。金融資本主義是透過投資與金錢流動來進行資源控制的方式，它可能也可能不涉及資本貨物的購買。金融資本家通常會把手上的資金投資到公司股票身上，並通過確定其將投資什麼樣的企業來影響資源運用。一個金融資本家也許同時又是能夠締造通膨紙幣的銀行家，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利用“無中生有”的金錢來影響資源運用。金融資本家同樣也無需倚靠自由競爭，而且反倒經常受益於壟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與自由競爭並不能被直接一概而論，即便它們的確經常並存。不過自由競爭與資本主義也屢有衝突，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趨向就是壟斷，自由競爭則傾向於任何企業家都可共襄盛舉的開放市場。
在1989-1990年代初，俄羅斯與大部份東歐國家都已自願擺脫共產主義，並改以西式民主取而代之。隨著蘇聯解體，大多數蘇維埃共和國紛紛重新成為獨立國家，之後它們又組織了一個被稱為“獨立國協”的鬆散聯盟。這些國家的土地與商業私有權已在很大程度上重獲自由，儘管如此，討論共產主義下的蘇聯到底是什麼面目，仍有助於理解這個極為重要的兄弟會派系是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內作為一個重大問題持續盤踞。再者，共產主義至今也依舊在支配著某些國家，並繼續在第三世界掀起衝突。
共產主義俄國的經濟體制無非就是超資本主義，因為它的產業變本加厲地壟斷，同時國家經濟更是由那些在資本注意國家裡同樣存在的機構一手主導。這些機構中最重要的就是蘇聯中央銀行，這間銀行的運作方式基本上與其西方同行沒什麼區別。但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差異在於，而且這個情況在我提筆至此的時候依然如此，那就是俄羅斯央行在國家經濟中具有更為積極的作用。
蘇聯中央銀行又名蘇聯國家銀行（Gosbank），這是一間中央與商業性質二而一的銀行。截至1980年，蘇聯國家銀行擁有將近3500家分行和15萬名員工。蘇聯的主要企業皆為國有，它們都依靠國家銀行的貸款來度過入不敷出的時候。換言之，蘇聯的共產政府企業也時常捉襟見肘，在難以為繼時也需要銀行貸款支持。就像在非共產國家一樣，蘇聯企業也要支付相應的利息，其中唯一的不同就是國家銀行採取固定利率，至於西方銀行大多採浮動利率。
國家銀行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一家“問題銀行”；因為它亦被授權來發行貨幣。與其它西方銀行大同小異，國家銀行也能夠“無中生有”地創造金錢。即使國家銀行是受共產俄羅斯的政府掌管，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半獨立機構，令蘇聯企業從過去到現在都還深陷債務泥淖。
國家銀行在蘇聯的財政事務中擁有比其它西方銀行更甚的主導作用，因為蘇聯企業的所有交易都需要先經過國家銀行。這使得國家銀行得已監督蘇聯企業涉入的日常金融活動，而且國家銀行也負責所有工人應得的工資。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對蘇聯經濟進行了不容忽視的調控。
正如我們所見，共產俄羅斯正是金融資本家的終極夢想。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產主義下所有東西都屬“集體”所有，這只意味著銀行和政府精英握有指導國內所有可用資源的完全權力。蘇聯工人可以用工資購買他們需要的個人物品，但根據蘇聯法律，他們不得擁有土地、建築物、企業或任何大型工業設備。蘇聯公民只能出售“二手”或個人生產的物品，可是他們也不能僱用他人來牟取私利或從事中間人交易。儘管黑市在這樣的限制下依然欣欣向榮，但蘇聯的法律卻創造出了一個徹底的壟斷地位，俄國工人在這般嚴格的封建制度下受到了嚴重剝削；對此，我們僅需比較俄羅斯的共產主義與中世紀的封建主義都存在的一個事實就可略知一二：
猶如舊歐洲的封建制度，大多數蘇聯公民都必須忍受長期的商品與服務短缺，而且他們都被告知說這是為了俄羅斯母國所不得不的犧牲。
與舊封建主義一模一樣，蘇聯人民被僵化的官僚機構“綁死在了土地上”，人們在沒有政府批准的情況下皆不得逕自遷徙。這個規定是為了透過決定人們能在哪裡生活和工作，進而調控蘇聯的經濟與政治。舊時代的封建領主要把老百姓束縛在土地上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所以蘇聯人在某方面來說根本與農奴無異。前往鐵幕外國家的移民受到嚴格限制，這確實是農奴制度的翻版，因為人們都被他們出生的土地給勞勞掐住。
同樣與舊封建時代毫無不同的是，共產俄羅斯的“精英”得已享受奢侈以及法律不許“群眾”擁有的特權。在整個共產蘇聯，這種特權包括那些只有相對少數的人才能夠踏入的高檔商店。這些“精英”要到蘇聯之外的國家旅行往往更為容易，而且他們也可以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國外讀書。舊有的封建領主會興建一座城堡作為避難所，供農奴面臨掠奪者或外國軍隊入侵時所用。蘇聯體制則選擇煽動排外思想，並經常列舉拿破侖和納粹德國入侵俄羅斯的事例來提醒人民，然後蘇聯就是保護人們免受可怕且危險的外部世界所害的捍衛者。
我們還知道，馬克思主義對勞工的溢美之詞也非常契合蘇聯共產制度。基於這個制度對所有權的嚴苛限制，絕大多數人要不是只能當工人就是當官。共產主義亦開誠布公的擁護無神論，也就是否認任何精神現實的存在。蘇聯的共產制度因此更是滿足了古代文獻曾傳達過的監護者意圖，即把智人侷限成一種勞動生物，從出生到死亡都要忙於物質生活，無從獲得追求自由的靈性知識。
諜報活動在俄羅斯革命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國際情報網絡在俄國革命時期已經成熟得極為龐大且複雜，具有相當影響力。放眼歷史，掌握政治權力的兄弟會網絡成員早已發現諜報活動是促進兄弟會的社會與政治議程的絕佳途徑，因為這些活動通常極具保密性。結果有許多情報機構因此變成了操縱，動亂還有背叛的根源，這種行為在革命時代的俄羅斯特別明顯。
俄羅斯在臨時政府成立之前的統治者是沙皇，末代沙皇更擁有一個被稱為“奧克瑞那”（Okhrana）的巨大情報網絡，該網絡是由若干情報組織組成，那些組織的特工、雙面諜、間諜煽動者以及秘密檔案都與諜報活動關係密切。奧克瑞那會監視沙皇的友人與敵人，同時也在國內擔任維安警察。此外奧克瑞那亦主持了廣泛地反顛覆活動，其為人怨聲載道的所作所為也是布爾什維克後來直指沙皇的理由之一。
當然，沙皇最終沒有成功，這意味著奧克瑞那沒能力挽狂瀾。
但，真的是如此嗎？
歷史學家已經注意到，奧克瑞那其實已深入滲透並助了布爾什維克運動一臂之力。奧克瑞那是通過“間諜煽動者”來達到這一點，這種間諜專門鼓噪他人犯下非法行為或進行破壞，這麼做大多是為了請君入甕。在今日的美國及其它國家，警方也經常藉由間諜煽動者來陷害或使目標妥協，這些活動有時也被稱作是“刀刺在背行動”。
從事這般蓄意煽動活動的理由無需贅言，如果被針對的目標沒有犯下任何足以被毀謗，妥協或監禁的行為的話，那就一定要藉此來誘使他犯下罪行。由於大多數煽動活動都是在設局給所謂的罪犯或顛覆份子，所以煽動主義似乎更是打擊犯罪與顛覆的法寶。不過，事情仍然沒有這麼簡單。
研究人員經過仔細琢磨後很快便發現，負責執行煽動活動的情報與警察機關人員幾乎同時就是犯罪與顛覆份子。煽動主義已被證明常常是作為官方默許的顛覆或犯罪活動的掩護，所以說煽動活動恰是警方與情報部門掩蓋他們其實也在支持犯罪與顛覆份子的方式。俄羅斯的奧克瑞那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
奧克瑞那派出了很多特工去參與在俄羅斯蓄勢待發的共產運動，那些特工都悄悄深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並親身指揮過多次活動。這樣的滲透極為細緻，甚至在1908-1909年間的布爾什維克聖彼得堡委員會的五名成員裡就有四名是特工。儘管革命者經常被逮捕，但奧克瑞那透過煽動主義這個幌子對布爾什維克的幫助還不止於此。奧克瑞那經常向革命者提供資金和急需，而且它還竭力打垮了布爾什維克的兩個對立黨派：社會民主黨與孟什維克黨。另外，奧克瑞那還幫助布爾什維克創辦了後者的主要宣傳刊物《真理報》，這家報紙成立於1912年，奧克瑞那的特工也有出任該報的編輯（羅曼・馬利諾夫斯基，此人還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一員兼列寧手下的首席中尉）和財務秘書（米隆・切爾諾馬佐夫）。
奧克瑞那也可能向俄羅斯共產黨獻出了一位臭名昭彰的獨裁者，那個人就是約瑟夫・史達林。傳記作家愛德華・埃利斯・史密斯（Edward Ellis Smith）在他的著作《年輕的史達林》（The Young Stalin）中就曾提到，史達林——這位後來節節高升步入蘇聯政府頂端的革命者——可能就是一個參與共產運動的間諜煽動者。歷史學家同樣曾指出史達林是布爾什維克與沙皇警察之間的溝通橋梁，他能從奧克瑞那那裡調動諸多急需品。
在沙皇於1917年退位後，臨時政府便解散了整個奧克瑞那網絡。布爾什維克在其宣傳中極力批判奧克瑞那，因此人們自然期望凱旋而歸的共產主義者會與這個俄羅斯情報機構劃清界限。事與願違的是，布爾什維克後來在推翻臨時政府的六個星期之內就迅速重建了情報網絡。一旦我們考慮起布爾什維克與奧克瑞那的深刻關聯，那麼這倒也不會很難以理解。列寧僅僅是做了一些組織上的洗牌，替奧克瑞那起了一個新名字，然後又讓這個情報機構變得比在沙皇統治時更苛政猛虎。在革命經過四年來到1921年後，布爾什維克的祕密警察規模更是沙皇的奧克瑞那的十倍。在俄羅斯，奧克瑞那已經重獲新生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且還更加張牙舞爪。
重建後的俄羅斯情報機構就是“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或稱“契卡”（Checka）。契卡在接下來的數十年內又多次更名，它在1922年成為國家政治保衛局（GPU），接著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OGPU），接著在1934年再重組為“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以及最後的現代克格勃（KGB）——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情報機構。光是在1992年，KGB就僱傭了9萬名工作人員來負責內部安全與政治監獄體制。而且KGB自己還組建了17.5萬人的邊防部隊，其負責執行蘇聯政權的絕大多數眾所週知的間諜與煽動活動。要維持這麼樣的一個組織顯然需要動輒不少開銷。
為了維持如此巨大的官僚情報機構亦是蘇聯經濟每況愈下的一個因素，為此蘇聯工人都必須承擔更不如意的生活條件。在我寫到這裡的時候，KGB仍然還存在於獨立國協內部，但該組織也發生了一些反映蘇聯解體的重組，KGB的職能已經不再完全像以往一樣。
反布爾什維克的前“白軍”將軍亞森・德・古列維奇（Arsene de Goulevitch）曾就俄羅斯革命專門著述，雖然他可能不是完全客觀公正，但他的《沙皇制與革命》（Tsarism and the Revolution）一書確實收錄了一些有趣的內容。
據古列維奇所說，在革命爆發之前與之後，英國特工其實一直都在俄羅斯暗中活動。事實上，的確有傳聞說列寧的事業得到了來自英國銀行業的支持，其中一則傳聞的主角就是阿爾弗雷德・米爾納。我們都記得，米爾納是圓桌會議的倡導人之一，他也是南非布爾戰爭期間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國人就是在布爾戰爭期間創造了現代集中營。如果古列維奇的指控並非無的放矢，那我們便能更好地理解布爾什維克究竟是從哪裡得到了打造大規模集中營的靈感，這就是新共產經濟體制的規劃：當然，它的起草人是英國。
早期的蘇聯集中營體制是一個大規模政策，並在列寧的繼任者史達林治下達到頂峰。在史達林暴虐無道的統治下，俄羅斯開始了第一個所謂的“五年計劃”，這標誌著俄羅斯工業化的開端。這個計劃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廣闊的集中營網絡就是為此而生，這些集中營也由秘密警察NKVD來統一管理。集中營裡的囚犯都是在殘酷條件下掙扎的奴工，而且幾乎所有勞動者都是被以各種口實監禁的本土俄羅斯人。
這些集中營多年來都是蘇聯經濟或不可缺的一部分，就舉1941年來說就有17%的俄羅斯建設基金被分配給NVKD來建設營地。俄羅斯有幾乎一半的鉻和將近三分之二的黃金開採都是由集中營裡的囚犯進行，數千萬人在集中營來來去去，其中有10%從此一去不返。從集中營開始啟用直到1950年，據估有三至四百萬人喪命於營內。
蘇聯的集中營是確鑿無疑的“資本主義”式制度，因為它們就是被設計來最大限度地剝削勞動者。最終，“受壓迫的工人階級”的處境在共產主義“解放者”過來後反而變得更加一落千丈。隨著俄羅斯現在正在大刀闊斧地改革，集中營在未來將會有怎麼樣的變化還猶未可知。直到我在撰寫這一章時，它們都還在被充當監獄勞教所。
俄羅斯人被強硬烙上共產主義和廣布的集中營體制都是發生在兵荒馬亂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殘酷無情的衝突，它前後總計造成了一千萬軍人與數百萬平民的傷亡。在戰爭終於在1918年劃下句點時，有如屋漏偏逢連夜雨，突然又有一場災難從天而降：全球瘟疫在這時也開始大顯身手。這波瘟疫只持續不到一年，但超過2000萬條人命卻因此一命呼嗚；其突如其來之程度簡直堪比14世紀時的黑死病。俄羅斯是尤其明顯的受害者，爆發在1914-1924年的饑荒與瘟疫也奪走了將近2000萬俄羅斯人的性命，而且飢荒的罪魁禍首追根究底還是共產革命與隨之而來的經濟動亂。
但對於前景一片愁雲慘霧的俄羅斯人來說，這一切不過還只是噩夢的開始而已。
依照史達林自1928年發起的五年計劃，所有私有土地都必須被“集體化”，也就是被置之給政府管轄。理所當然，有許多農民和土地私有者會起身反對，但史達林政府的回應竟是啟動類似於法國恐怖統治時的大規模謀殺計劃。為了奪取土地，農民和土地私有者被有條不紊地大規模處決，如此擺在共產主義烏托邦前的障礙即可一掃而空。這場滅絕行動從1929年一直持續到1934年。
數百萬人不是因為他們犯罪，而是因為他們擁有土地就被殺害。作為反抗，忍無可忍的農民在1932-1934年間起身造反，這場動盪讓俄羅斯遭受了一半的牲畜損失。由於叛亂的破壞與共產黨政府企圖通過出口小麥（兩年下來總計達350萬噸）來賺取收入，一場新的飢荒再度上演，這回有500萬人喪命。
據估計，俄羅斯共產主義從1917-1950年直接和間接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3-4000萬，在歷史上可謂數一數二。我們應該把這個數字拿來去和其它共產國家相比較看看，例如毛澤東在1950年代的失敗工業計劃也造成了200萬中國土地擁有者遇害，高棉共和國在1970年代初的柬埔寨屠殺了數百萬人。就喪命者之多而言，共產主義真可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事件之一。
我討論這些的目的不是要宣揚什麼狂熱的反共思想，這一切只是表明了我們所研究的歷史模式是如何在20世紀輪番重現。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個一再重複悲劇性結果的陳舊主題罷了。或者說，“共產主義”也就是神秘的兄弟會網絡所播下的一系列惡果之一，促使人們繼續毫無意義地被困縮於戰鬥，痛苦以及死亡。“共產主義”不是其所宣稱要與之爭戰的敵人，即推崇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宣揚世界末日的宗教的取代者，事實上它根本就是後者的產物。
蘇聯和歐洲共產主義的解體著實讓全世界都為之發自內心地高興，兄弟會的派系在歷史上此起彼落，每一次交替總會再帶來一段時間的復興。不幸的是，東歐的改革者仍執意要保留通膨紙幣系統，而且他們還打算要建立一套分層次的所得稅計劃來支付所需的開銷。幾個前共產國家的嚴重種族與民族衝突也清楚表明，各種彼此交戰的派別已經被處心積慮地重建或扶植起來，好讓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和平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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