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格利博士（Dr. Quigley）在他的著作《悲劇與希望》（Tragedy And Hope）中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區分出了幾個階段。其中第三階段發生在1850-1931年，這段時期被奎格利博士稱作金融資本主義階段。據奎格利博士說：
“資本主義的第三個階段對20世紀的歷史極具重要性，而它的結果與影響是如此隱蔽甚至神秘，以至於我們完全可以諒解自己如此投入在其結構與方法上。就本質上來說，它所做的無非就是針對舊有的無組織模式與本地化的貨幣與信貸處理法大刀闊斧，使之組織化成一個國際體系，這個體系靠著難以置信地且無比精心的設計順暢運作了數十年。”（註1）
奎格利博士繼續詳述了這個新一體化體系的總體宏圖：
“...金融資本主義勢力還抱持著另一個目光遠大的目標，那就是締造一個世界性的私有金融控制體系，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全世界的經濟在它面前都必須俯首稱臣。各國的中央銀行透過頻繁舉辦私人會面與會議來達成秘密協議，並根據協議一致行動來封建式地操控這個體系。
該體系的頂端就是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擁有和控制這家銀行的即是那些根本都是私人公司的央行。每個央行...都會試圖去操縱外交，影響國家的經濟水平還有藉由在商業世界中的利誘來賄賂政治家。”（註2）
在英語世界裡，初生的中央銀行通過一個受其支持，被稱為圓桌會議的組織在政治方面任所欲為。這個圓桌會議是一個旨在影響政府外交政策的“智庫”。
圓桌會議的創立者是英國人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1853-1902），羅茲在南非開創了巨大的挖鑽與採金業務，另外還有兩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國家：北和南羅德西亞（今尚比亞與津巴布韋）。畢業於牛津大學的羅茲對非洲礦產資源的利用超過其他任何英國人，同時也是他讓非洲南部的大陸成為了大英帝國的重要所有物。
羅茲並非只是一個念茲在茲都是賺錢的人，實際上他非常關心世界的未來，特別是戰爭方面。雖然他生活在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但他也設想過也許會在日後有一天徹底摧毀人類文明的超級武器。這樣的深謀遠慮啟發了他將自己的非凡天賦與個人財富都奉獻在建立一個足已根絕戰爭的世界性政治制度上。羅茲意圖創造一個由英國領導的世界政府，而且這個世界政府將會強大到能夠擊破任何勢力的敵對行動。
羅茲還想透過樹立英語為普世語言來統一人們，他主張削弱民族主義，並竭力呼籲人們應該意識到他們都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正是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羅茲才創立了圓桌會議（Round Table）。後來羅茲還有成立著名的“羅茲獎學金”——這個計劃直到今天都還在運作。羅茲獎學金計劃的用意便是要促進奠基於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普世公民觀。
羅茲的初衷固然不壞，如果真的成功，那他確實能夠扳回許多因為監護者與墮落的兄弟會網絡的作為造成的有害影響。一門普世語言將會消除巴別塔故事曾描述過的透過語言之分來劃分人們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促進公民意識亦有助於克服容易煽動戰爭的民族主義。但事情顯然哪裡不對勁。
羅茲重蹈了其他在他之前的多位人道主義者的覆轍：他居然以為可以自己通過腐化的兄弟會網絡來實踐理想。
正因如此，羅茲費盡千辛萬苦建立的機構最終又迅速落入了那些能將之有效利用來壓迫人類的人手中。圓桌會議非但沒有實現羅茲的理想，而且這個組織的成員反而還協助創造了20世紀最令人髮指的兩大發明：集中營與羅茲最想防患於未然的原子彈。
羅茲關於圓桌會議的構想其實早在他弱冠之初便已萌生，24歲的羅茲還在牛津大學就讀時就曾記下他的美夢，他這麼描述過自己將如何藉由饋贈遺產來完成的計劃：
“...要建立，推廣並拓展出一個秘密社團，這個社團的宗旨是把英國的統治擴及世界各地...最終這個無比偉大的權力基石就可以根絕戰爭，這對人類而言是何其有幸。”（註3）
羅茲心目中的秘密社團，也就是圓桌會議最後就這麼在1891年呱呱墜地。圓桌會議仿照共濟會的形式分隔出了“內圈”與“外圈”，其中內圈又被稱為啟蒙社，外圈則是助手聯盟。圓桌會議這個名字是得自於亞瑟王與他傳說中的圓桌，是故羅茲的圓桌成員又都被稱為“騎士”。
羅茲的成功與政治影響力無可避免地會使他與其他英國社會的“推動與塑造者”產生接觸，當然，是以英國的主要金融家為主。羅茲的其中一位主要支持者就是英國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勳爵，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英國支系的家長。羅斯柴爾德勳爵被列為是圓桌會議的啟蒙社裡的元老之一，不過羅茲還有另一位深富影響力的英國銀行家幫手，那個人就是阿爾弗雷德・米爾納。
在羅茲逝世於1902年後，圓桌會議又繼續獲得了國際銀行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他們從圓桌會議身上看見了能把各自的影響力施加在英聯邦與其它地方的契機。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奎格利博士就對此指出說：
“這個組織（圓桌會議）的首席骨幹與那班金融合作集團緊密相連，從紐約的摩根銀行到由瑞德兄弟領導的國際金融家圈子比比皆是。”（註4）
自1925年起，圓桌會議的主要貢獻人幾乎都是那些富翁，基金會以及與國際銀行交情不淺的公司。諸如卡內基聯合王國信託，還有和J.P・摩根，洛克菲勒與惠特尼家族息息相關的組織。
圓桌會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迎來一波擴張期，它的許多子組織就是在此時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負責這些子組織的人是萊昂內爾・柯蒂斯，柯蒂斯在英國和每個受其統治的地方都建立了圓桌會議的地方分會（用奎格利的話說，就是“檯面組織”），名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美國，圓桌會議的“檯面組織”則名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ng Relations）——亦可以簡稱為CFR。
很多美國人大概都不會對位於紐約的外交關係協會感到陌生。CFR通常會被認為是一個“智庫”，並為聯邦政府提供了不少人才。舉例來說，在隆納・雷根任內就有超過七十多名行政官員出身自該協會，其中還包括一些首席內閣閣員。此外CFR也主宰了早先的總統行政部門，可以想見這點直到今天都沒有變。
CFR的主席多年來都是由銀行家大衛・洛克菲勒擔任，此君又是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前總裁。另一位大通銀行前總裁也曾入主過CFR，托馬斯・傑弗遜的警告已然成真。銀行業現在已能強勢左右美國政治，特別是在外交事務這一領域，而外交關係協會就是使之成為可能的渠道之一。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影響亦回過頭來繼續助長了通貨膨脹，債臺高築與戰爭不斷的現狀。
塞西爾・羅茲在世的時候在南非握有相當大的權力，他在那裡擔任過多年的殖民地總督。他自己施展了一套獨特而有效地任命方式，據羅茲其中一位最親密的友人詹姆森博士（Dr. Jameson）所說，只要是信任的人，羅茲都會給予其莫大的權限。詹姆森博士寫道：
“...羅茲先生把決定（某件事情的決議）留給了在現場的那個人，也就是我，他相信我能夠作出最正確的判斷。這就是羅茲先生的風格，我很高興能與一個如此傑出的人共事，最令人倍感窩心的是，當你在負責他指派的計劃時你會發現，他願意把事情交給你全權定奪；儘管在處理川斯瓦的問題時這麼做讓他惹上了麻煩，但從長遠來看，這確實管用。只要你能夠完成任務，那他就不會干涉你是用了什麼方法或手段。他讓手下的人放手去做，這就是為什麼他身邊總有最優秀的人才。”（註5）
或許這的確是一種有效的領導方式，除非用於完成目的的手段反而本末倒置。但相比起立竿見影的成效，羅茲手下的人採用的有些做法事實上卻造成了更多傷害。譬如說，在南非定居的荷蘭移民（“布爾人”）就與英國人爆發了布爾戰爭，結果羅茲的一名官員基奇納伯爵（Lord Kitchener）卻在這場衝突中建造了專門抓捕布爾人的集中營。基奇納在1900年12月27日下令啟用這些集中營，後來有超過11萬7000名布爾人被關押進六座集中營裡。由於關押處境極為惡劣，據估計有1萬8000-2萬2000人因而喪命，主要都是疾病所致。這是毫無疑問地大規模謀殺，今天的我們通常把集中營與納粹德國和共產俄羅斯劃上聯繫，反倒殊不知這玩意在20世紀的應用史更可以追溯到英國的基奇納伯爵。
也許最為諷刺的其實是圓桌會議在研發原子彈這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在羅茲逝世後，圓桌會議相繼成立了其它幾個組織，其中之一就是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IAS）。IAS為那些幫助美國發明出第一顆原子彈的科學家付出了極大貢獻，該研究所的成員包括“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與簡直是把研究所當家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誠如我們有目共睹，這個世界在20世紀歷經了許多無可忽視的發展。不僅中央銀行系統正逐漸組織化為一個國際網絡，就連銀行家們也透過如圓桌會議和外交關係協會等組織來左右英美兩國的外交事務。與此同時，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亦開始風起雲湧，隨著時間來到共產主義革命者在俄羅斯建立起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的1917年時，這一勢頭已經發苗成了燎原之火。
由此，這個世界又一次走上了朝向《聖經》式烏托邦的道路。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