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的第一次法國革命標誌著法國往後綿延不斷的起義的開始。新任奧爾良公爵，路易・腓力成了1830年6月的起義推舉的傀儡，他將在君主立憲制度下擔任法國國王。從旁幫助他的人就是拉法葉侯爵，不過路易・腓力還有另一位舉足輕重的支持者就是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新政府曾高吹說他是革命能夠成功的不可或缺助力。
布朗基在1830年之後仍繼續投身於革命活動，他為後來的一系列起義扮演著領導的重要角色。據朱利葉斯・布朗撒爾（Julius Braunthal）在《國際史》（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一書中指出：
“對從始於1839年的巴黎起義一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來說，布朗基都是發軔之始。”（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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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是一個在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這段期間統治巴黎的革命團體。
布朗基隸屬於一個法國秘密社團網絡，這個網絡組織並策劃了多起革命。幾乎所有那些秘密社團都是蛇之兄弟會的外圍分支，而且也是效仿兄弟會的組織行事。這些社團各以不同的方式和思想基礎來激勵人們參與革命，儘管這些革命團體有時會在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產生分歧，但它們始終抱持著一個相同的目標：貫徹革命。有很多革命領袖也同時加入了很多社團。
其中一個最卓有成效的秘密法國革命團體便是由布朗基協同領導的四季協會（Society of the Seasons），這個社團的成立宗旨就是要醞釀並發起革命。這個團體還有一個盟友組織名喚“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後者以一個秘密社團的身份創始於1836年，而且至少曾幫助布朗基與四季協會參與一場革命：即發生在1839年5月的起義。就在這場起義落幕幾年後，正義者同盟又招募到了一位日後諸革命者最眾星拱極的辯護者：卡爾・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是一個德國人，他出生於1813年並在1883年逝世。
有許多人奉馬克思為現代共產主義之父，他的著作，特別是《共產黨宣言》更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金科玉律。然而，正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言，卡爾・馬克思實際上並不能獨攬功勞，他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代表他所屬的激進政治組織的發言人。正是在他身處於正義者同盟期間，馬克思與他的摯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共產黨宣言》。雖然《共產黨宣言》包含了許多馬克思的個人見解，但它真正的成就卻是團結起了一個完整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則繼續激發了不少法國秘密社團投入革命。
得於他的睿智，馬克思在正義者同盟中取得了非同小可的地位，而且他也透過自己的影響力推動了該組織的一些改變。馬克思不喜歡他所加入的秘密社團網絡的浪漫與陰謀化特質，所以他也嘗試消除正義者同盟中的那些傾向。正義者同盟在1847年正式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與其攜手合作的還有一眾“工人”組織，例如德國工人教育社（GWES）。馬克思也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成立了一個GWES的分部。
就這點而言，我們更是可以在這些事件中發現莫大的諷刺。因為正是同一批透過革命締造了美國及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兄弟會網絡組織，現在卻正在積極創造出反對前面那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明白這一點甚為重要：這意味著現代“共產主義 vs 資本主義”之爭其實全是由同一批秘密兄弟會組織網絡中的同一群人一手塑造的，可惜這個重要的事實總是被歷史書籍給忽視。在短短一百年內，兄弟會網絡向這個世界賦予了兩種截然相違的哲學，而這兩種哲學又奠定了將來所謂“冷戰”的基礎：這場衝突綿延了將近半個世紀。
考慮到卡爾・馬克思與兄弟會網絡的關係，發現馬克思的哲學竟然恪守著監護者宗教的基本格局著實不是怪事。馬克思主義就本質來說就是一種強烈地啟示思想，它宣揚一場爆發在“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末日決戰”，同時也沒有忘記隨後將在地球上誕生的烏托邦。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馬克思把這些信念統合成了一個非宗教框架，並試圖使之聽起來像是一門社會“科學”而非宗教。在馬克思的思路裡，代表“正義”力量的是被壓迫的“工人階級”，至於代表“邪惡”的自然就是有產階級。蔓延於兩派彼此間的衝突被認為是自然，無可避免且始終值得的，因為這樣的衝突將會為地球迎來一個烏托邦。馬克思對於階級鬥爭在所難免的思想也反映出了加爾文派的觀念，畢竟後者就堅信世上應當爭端不斷，因為這代表“正義”的力量正在積極與“邪惡”交鋒。
馬克思意圖透過冠以“辯證法”之名來令其“無法避免地衝突”觀聽起來更科學些，不過所謂的“辯證法”其實是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提出的概念。一言以蔽之，黑格爾的“辯證法”大抵就是：從一個命題（觀點或概念）和一個反面命題（相對立的觀點或概念）中可以得出一個綜合命題（一個不同於前兩者，但卻源於它們的新觀點或概念）。
馬克思把這個看似科學的觀念引入了他的社會歷史理論，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模式中，社會，經濟還有政治變革往往是誕生於矛盾衝突，而且總是伴隨著暴力。如此一來，發生在地球上的無數戰爭與分裂就會被認為是促使所有社會變化產生的自然環節。這使得永無止盡地社會衝突顯得尤為可取，這就是馬克思嘗試在他的“階級鬥爭”理論中傳達的假象。
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願景是一個令人好奇但卻不失重要的觀念。在這個烏托邦裡，人人都是對等的工人，沒有人擁有任何東西，但同時他們又擁有一切；人人都能得到他們所需的一切，但他們想要的則未必；可是在這樣的烏托邦蒞臨之前，每個人都必須服膺於獨裁統治。呼！這個怪異的烏托邦願景簡直就是要繼續維護人類的勞工種族身份，並且鼓勵人們接受社會壓抑（即獨裁）的處境。
在馬克思那時，靈性知識已經歷經了嚴重衰退。新教徒的“迅速救恩”和幾乎被所有宗教採納的尷尬儀式已毫不意外地把理性思維從許多宗教身上掃除得一乾二淨。所以，各種靈性主張的有效性開始受到質疑也是不出所料，如此質疑亦讓愈來愈多人轉而傾向嚴格的唯物主義，馬克思則為許多這樣的人提供了相應的哲學。儘管馬克思承認靈性的存在，但他卻錯誤地把靈性歸結為物理與物質現象的產物。
藉著這種方式，馬克思的教義反而更加促進了《摩門經》與古蘇美爾泥板皆曾表述過的監護者藍圖，也就是完成精神實體與人類肉體的徹底嵌合。通過使精神與物質變得密不可分，馬克思的著作為這個聚合提供了“頗科學”的可接受性。馬克思主義哲學還就此繼續補充說，“超自然”的實相（亦即超越在物質宇宙之外的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馬克思的烏托邦可謂相當於《聖經》裡的伊甸園：一個每一個工人都無從追求靈性知識與自由的物質天堂；用另一種方式來說，就是一座不愁吃穿的靈性監獄。
在共產主義正在逐漸成氣候為一個有組織運動的同時，銀行業的運作方式也正在歷經重大變化。在19世紀末的時候，新興的通膨紙幣系統已幾乎成為通行世界的規範，不過這個系統仍未在國際尺度上形成完備地架構，所以下一步勢在必得：創建一個恆久，可以從世上任何一個位置進行協調的全球中央銀行網絡。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以及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的的已故教授卡羅爾・奎格利（Dr. Carroll Quigley）博士是其中一位曾以這一發展為題著述的學者，奎格利博士的著作《悲劇與希望：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史》（Tragedy and Hop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也是頗負名氣，因為它曾被約翰・伯奇學會的一些成員用來證明他們所謂“共產主義陰謀”的想法。
暫且把這份惡名撇在一邊不談，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奎格利博士的這本書確實經過深入研究，值得一讀。奎格利博士並不是“陰謀論迷”，而是倍受尊敬的教授，但奎格利博士的著作卻詳細描述了國際銀行界在世界各地建立通膨紙幣系統的內幕。
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得來一瞥奎格利博士到底說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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