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伊甸園之神(29)水深火熱的世界


美國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副產物就是對人們看待革命的方式進行了哲學式的重塑。當本傑明・富蘭克林在法國爭取對美國革命的軍事支持時,他同時也在投身於密集的公關活動。他一直在熱烈宣揚“道德革命”——這個在共濟會會館中愈發受到擁護的觀念。當時的公眾往往視暴力革命為傷天害理之事,但富蘭克林卻成功改變了這一觀點,讓人們接受這是人類進步的必經之路。

 

他認為革命者不應該再被像罪犯一樣當作過街老鼠,因為他們是爭取自由與正義的理想主義者。對此,一句嶄新的格言接著問世:

 

“反抗暴政之革命,乃最神聖之義務。”(註1)

 

這些大膽的想法策勵了巴黎,而且也為美國革命贏得法國公開支持,但仍讓人類社會為此付出了恐怖且長遠的代價。自富蘭克林以來興起的各種觀念都一再助長著無休無止地血腥革命。

 

遵循著美國革命這個先例,西方世界和南美洲也爆發了其它許多革命並/或建立起了共和制度。美國革命的成功確實激勵了人們開始斬木揭竿,一如我們見證了在這個時代發生的法國大革命,還有下列這些國家的誕生:

 

・荷蘭的巴達維亞共和國(1795-1806)

・瑞士的赫爾維蒂共和國(1798-1805)

・北義大利的奇薩爾皮尼共和國(1797-1805)

・熱那亞的利古里亞共和國(1797-1805)

・南義大利的帕特諾珀共和國(1797-1805)

 

在1810-1824年間,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也奮而拿起武器,並在最終成功贏得政治獨立。俄羅斯在1825年爆發十二月黨人起義、法國在1830年再次發生革命、同年的另一場革命亦令比利時得以從此擺脫荷蘭,但俄國後來則成功鎮壓了1830-1831年的波蘭革命。由於通膨紙幣體系的影響加上歉收與霍亂之害,隨著國際信貸崩盤引起的一系列革命又在1848年襲捲歐洲。

 

我們可以在幾乎所有革命中繼續看到共濟會扮演的領導角色。在第一次法國大革命期間,叛軍的重要領袖奧爾良公爵就是法國共濟會總大師,不過他在革命正風雲迭起的時候辭去了這一職務。被喬治・華盛頓推薦加入共濟會的拉法葉侯爵同樣在法國大革命中發揮著無可抹滅的作用,另外法國革命時期的激進派雅各賓俱樂部也是由共濟會員所創立。

 

據斯文・倫丁(Sven Lunden)在《共濟會的湮滅》(The Annihilation of Freemasonry)這篇文章中指出: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赫伯特、安德烈・舍尼埃(Andre Chenier)、卡米爾・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還有其他許多‘吉倫特派’(Girondins,一個支持共和制度的溫和法國共和派)的人都是共濟會員。”(註2)

 

共濟會員也是1825年俄羅斯十二月黨人起義的主要領導者,有些會館甚至就是他們商討革命計劃的地方。

 

至於南美洲的情況,根據理查德・德哈恩在《科里爾百科全書》裡寫道:

 

“這個組織(共濟會)在拉丁美洲宣揚自由主義與組織政治革命這方面都發揮著顯著影響。就像法國共濟會,在拉丁美洲興起的運動也同樣反對教權。共濟會員幫助了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從西班牙手中獨立,同時他們也協助巴西反抗葡萄牙統治。”(註3)

 

對此,倫丁先生也同意道:

 

“爭取讓拉丁美洲脫離西班牙的解放事業在很大程度上也該歸功於共濟會。西蒙・玻利瓦爾是共濟會諸子中最為活躍的之一,還有聖馬丁、米特雷、阿爾維亞爾、薩米恩托、胡雷亞斯——這些人都是拉丁美洲的古聖先賢。”(註4)

 

倫丁先生亦就其它革命繼續補充說:

 

“1848年是領導者輩出的偉大之年,在歐洲有很多人起身反抗封建制度,這些人無一例外也是共濟會的成員;在他們之中就包括了匈牙利的獨立英雄科蘇特・拉約什,他曾一度被迫流亡美國。”(註5)

 

朱塞佩・加里波底(1807-1882)也在19世紀領導了義大利統一戰爭,此人是33級共濟會員兼義大利總大師。勝利凱旋的加里波底後來就把另一位共濟會員,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推上了王位。

 

義大利統一戰爭最終留下了兩個重要遺產:一個統一的義大利與現代黑手黨。黑手黨是成立於18世紀中葉的一個編制鬆散的秘密社團,不過黑手黨在起初其實是誕生自反對西西里島的外國統治者的抵抗運動。

 

早期的黑手黨是專門對惹人厭的外國統治者以暴制暴的受歡迎英雄,爾後黑手黨在西西里島建立起了一個地下政府並通過敲詐勒索逐漸掌權。加里波底在1860年入侵西西里島的時候曾得到黑手黨相助,他之後便佔據這座島自封為獨裁者。在外國統治者被逐出與義大利統一後,黑手黨就變成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犯罪集團。

 

共濟會顯然是現代西式政府的重要推動者,參與革命的共濟會員絕大多數都是抱持著積極的理想,相比起被他們推翻的,他們幫助締造的政府無疑是進步得多。*

 

_______

* 這並不是說君主制總是一無是處。歷史上也有些發政施仁的仁君,他們推崇和平又深受人民愛戴,而且繼位制或終生領導制確實具有穩定方面的優點。如果一位君主能對他或她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且可以被因為無能或濫權而被罷黜的話那確實不錯。可是君主制在地球上很少能管用,因為君主通常都是藉著所謂的“神權”來實施統治,因此不必對他們統治的人負責。

 

 

讓人無比遺憾的是,那些被共濟會員追求的崇高理想卻受到了兄弟會網絡的迅速背叛。

 

法國大革命造就的其中一個後果就是該國經濟的嚴重破壞。隨著糧食生產一灘死水,新政權猝不及防地陷入了政治困境,因為絕大多數法國人仍很忠於君主制。在這片愁雲慘霧之下,革命政府竟然決定通過減少人口來解決政治異議者,飢餓以及財富分配問題。相比起提升生產力來滿足需求,政府反而企圖以減少產量來遏止需求。

 

革命委員會已經預謀好了一個遍及整個法國的大規模謀殺計劃,這個計劃的正式名稱叫做恐怖統治。人們被用盡各種手段屠戮,包括斷頭台、集體溺斃、重擊、槍決和餓死。雖然委員會並沒有徹底落實屠殺計劃,但據估計還是有超過10萬人遇害。

 

我們可以注意到,種族滅絕通常是人們依據種族,宗教信仰或國籍等膚淺之分來實行,即使根本沒有對兇手造成過任何威脅,被殺戮的受害者仍難逃一劫。現在法國革命者又把這個過程變得更為極端,在恐怖統治期間,人們會被依照他們的經濟與職業地位來草率地分門別戶,屬於錯誤類別的人就被認為是社會中的敗類,進而慘遭殺害。這肯定是人所能想到的最愚蠢的區分方式,但這一套確實在分化人類時起到了非同凡響的作用。

 

法國大革命還幾乎把所有歐洲主要勢力都拖入了戰爭之中。繼承了黑森-卡瑟爾領伯國的王子威廉九世是最顯而易見的受益者,他以極其昂貴的價格出租8000名僱傭兵給英國去與法國交戰,當時是1790年代初。當波拿巴・拿破崙日後登基為法國皇帝時,威廉九世也沒有難過到哪裡去。在拿破崙的部隊進佔萊茵河以西的德國土地,包括一些黑森的地產後,拿破崙又反過來補償了威廉九世美茵茨的大片土地,而且受者還被授予了選侯的頭銜——這可比王子的地位還要高。

 

但是拿破崙與威廉選侯之間的關係卻並不細水長流,因為威廉九世仍本性難移,企圖透過出租僱傭兵來玩兩面手法的老伎倆。威廉愚蠢地以一個季度一百萬英鎊的價格出租僱傭兵給普魯士國王,然後再宣稱自己保持“中立”,但正如馬基維利曾有言在先,這次黑森家族踢到了鐵板。黑森-卡瑟爾領伯國不久後便被正式併吞,成為拿破崙的“威斯特伐利亞王國”的一隅。

 

威廉九世一直要直到拿破崙在1813年的萊比錫戰役失利才終於讓黑森-卡瑟爾領伯國重新復國,領伯國就這樣繼續在這個王朝的統治之下直至1866年被普魯士兼併。儘管黑森皇室就算在20世紀的德國社會也極具影響力,但這個家族始終沒能重奪對其領土的統治。黑森後來就被合併入了現代德國——這個可以說是由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所統治的國家。

 

雖說黑森-卡瑟爾領伯國反被聰明誤,但法國的動亂對某人來說無疑仍是一大福音,這個某人就是威廉九世手下的金融特工:梅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1743-1812),他是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個銀行家族的奠基人。梅耶・阿姆謝爾是一位雄心勃勃且任勞任怨的商人,他的事業始於黑森法蘭克福的猶太聚集區。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二十年前的1765年,羅氏設法贏得了當時還住在黑森-哈瑙的威廉九世的青睞,透過向黑森王子賤價兜售古幣,梅耶・阿姆謝爾順利地討得威廉的歡心。

 

對於威廉這麼一個願意竭盡一切可能來增加物質財富的人而言,能有羅斯柴爾德這種人提供如此划算得交易自然是相得益彰。作為獎勵,威廉旋即任命羅斯柴爾德為“黑森-哈瑙王子的皇室代理人”。這個授予於1769年的頭銜更多是榮譽性而非實際,但它仍大大提升了梅耶・阿姆謝爾的社會地位且也有助於他成功締造自己的銀行家族。

 

二十年過去,梅耶・阿姆謝爾依舊與威廉九世維持著密切的交誼,羅氏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成為王子的個人金融代理人。皇天不負苦心人,在法國大革命揭開序幕,同時也是威廉九世繼承領伯國的可觀財富的四年後的1789年,梅耶便獲封威廉的首席財務代表,毫無疑問,王子的個人金融代理人絕對是一個令人垂涎的身份。

 

羅斯柴爾德在服侍威廉九世的那段時期透過各種活動賺進了大把財富。法國大革命與戰爭造成黑森出現許多物料短缺問題,羅斯柴爾德於是就利用這種情況,大幅拉高了從英國進口布匹的價碼。此外,羅斯柴爾德也與威廉九世的另一位首席金融代理人卡爾・布德魯斯達成了合作協議,這份協議讓羅氏得已分享出租黑森僱傭兵給英國的利潤。弗吉尼亞・考克斯(Virginia Cowles)在她的獨到之作《羅斯柴爾德:榮華富貴之家》(The Rothschilds, A Family of Fortune)中曾如此描述這段往事:

 

“這時梅耶向積極進取的卡爾・布德魯斯提出了一個提議。當時英國正在向威廉九世支付龐大的黑森僱傭兵佣金;而羅斯柴爾德則正在向英國支付一大筆進口開銷。既然如此,何不讓這一來一往的交易互相抵消,並用匯票來解決兩邊的佣金呢?布德魯斯對此深表贊同,很快地,羅斯柴爾德就堆金積玉了。”(註6)

 

自此之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就開始以紅盾(“roth”(紅色)和“child”(盾牌))來作為家徽,這個家族很快就成為了財富,權力以及銀行的代名詞。羅斯柴爾德家族歷經幾代人後依舊是歐洲數一數二強大的銀行家族,甚至在今天的國際銀行界裡仍屹立不搖。在法蘭克福的那段早期歲月其實還有另一個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旗鼓相當的希夫家族,該家族同樣是一大銀行家族,而且一直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維持著商業往來至今。

 

如同其他許多銀行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事業也通過代代相傳不斷傳承下去。羅斯柴爾德家族,希夫家族還有其他銀行家族都是名副其實的世襲“紙貴族”,其權力就是得自於兄弟會革命家所建立的通膨紙幣系統與中央銀行。

 

很多研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歷史學家都把焦點放在了梅耶・阿姆謝爾是一個猶太人的這一事實身上,事實上,羅斯柴爾德家族向來都是猶太人的重要擁護者。相形之下,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德國共濟會之間的聯繫卻是鮮有人知,這段聯繫顯然是始於梅耶・阿姆謝爾,因為他曾陪同威廉九世走訪過幾座共濟會會館。梅耶究竟是不是共濟會員還有待商榷,但他的兒子所羅門(他是維也納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創始人)卻是眾所週知的共濟會員。據雅各布・卡茨(Jacob Katz)在他的著作《歐洲猶太人與共濟會,1723-1939年》(Jews and Freemasons in Europe, 1723-1939)中指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確是出現在1811年的共濟會員名冊上的最富有且有權的法蘭克福家族之一。

 

沿襲蘇格蘭體系的德國會館帶有很鮮明的基督教色彩,這多少為像羅斯柴爾德這些猶太人造成了一些問題。為了解決這個麻煩,猶太社區盡力推動某些儀式進行改變,好讓猶太人可以接受。還有猶太會館被為此特別成立,例如向那位在先前的章節曾提過的《舊約》裡的祭司-國王致敬的“麥基洗德”會館。

 

那些屬於麥基洗德會館的人據說也都是“麥基洗德”教團的成員。非常有趣的是,麥基洗德這個名字接著還將跨越大西洋來在美洲大陸重獲新生,而且那時還發生了一系列非比尋常的UFO目擊事件。種種這些事件最終又為這個世界迎來了一個全新的宗教: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當然它更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字是摩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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