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歐洲殖民者成功勇渡北美大陸，兄弟會組織也跟著他們一併蒞臨了新大陸。1684年，一群來自歐洲的玫瑰十字會領袖在今天的賓夕法尼亞州開闢了一座殖民地，他們在埃夫拉塔留下的ㄧ些朱閣青樓直到今日都還是當地的旅遊景點。
接著緊接而來的就是共濟會。在1730年6月5日奉諾福克公爵之命而來新澤西州的丹尼爾・考克斯是已知最早踏上北美殖民地的共濟會代表之一。此外，考克斯先生亦被代表團任命為管轄紐約州，新澤西州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的總大師，同時他也被授權可以建立會館。其中一個最早的官方殖民地會館是由亨利・派斯在1733年8月31日依照英國母總會館的憲章成立於波士頓。不過，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則認為那些會館有可能在更早之前就已存在，只是相關的記載沒有保存下來。
就像在歐洲一樣，共濟會在美洲殖民地也是風靡一時。英國殖民地的早期會館幾乎全都是遵行英國母總會館的憲章，而且這些早期會館的成員也都是忠實的英國人。但殖民美洲的並非只有英國人，英國在新世界還有一個並駕齊驅的大敵：法國。兩國之間的競爭使得殖民地的邊界經常發生變動。於是這又引起了一系列發生在美洲土地上的暴力衝突，例如18世紀頭十年的安妮女王戰爭和1744年的喬治國王戰爭。即使是在承平時期，兩個超級大國彼此的關係也只能說是如屢薄冰。
其中一位碧血丹心的英國殖民地軍官就是喬治・華盛頓。他在1752年11月4日正式加入共濟會，那時他年方20歲，從此他便終生保有著這個身份。華盛頓在20多歲的時候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軍官，六英尺三英寸高且近兩百磅重的他絕對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傢伙。
華盛頓負責的軍事任務之一就是緊盯駐紮於緊張邊界的法國軍隊。締結於1748年的《第二亞琛和約》為喬治國王戰爭畫下了句點，而且法國也經此得以收回一些領土。這短暫地休戰對英法兩國而言都是好事，因為戰爭已令兩者深陷債務泥淖。即使是曾幫助這兩個國家支撐戰爭開銷的通膨紙幣也沒能化解戰爭帶來的經濟困境。
遺憾的是，和平僅僅維持了不到十年。根據一些歷史學家，打破和平局面的可能正是喬治・華盛頓對俄亥俄谷發動的軍事突襲。當時華盛頓和他的手下發現了一群法國士兵，但後者並沒有注意到他們。在華盛頓的命令下，他的部隊沒有事先警告就開了槍。事實證明，華盛頓的士兵伏擊了正在常規軍事護送途中的法國大使。後來法國人宣稱他們原本正要去與英國人商談關於俄亥俄州地區的棘手爭議。
華盛頓也為自己辯護說，被他突襲的法國士兵“圖謀不軌”，而且他們所謂的外交豁免不過是藉口。無論真相究竟如何，法國人堅持他們是冷不防備的軍事攻擊的受害者。英法北美戰爭一觸即發，這場戰爭後來更以七年戰爭之名襲捲歐洲。
這場新戰爭是毋庸置疑的災難。據腓特烈大帝說，七年戰爭總計造成了85.3萬人的軍事死傷，還有數十萬平民傷亡，而且英國與法國的經濟也經此元氣大傷。英國在戰爭結束後背上了1億3600萬英鎊的債務，其中絕大部份的債主是銀行精英。為了償還巨債，英國議會不得不向本國徵收巨額稅金。由於稅金已經高得不能再高，現在連美洲殖民地都必須被徵收關稅。這項稅收很快就變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起身反抗的導火線。
這場戰爭造就的另一個變化是漢諾威家族自此開始放棄他們一貫地維持一支勢單力薄的英國軍隊的政策。英國的軍勢從此開始急劇壯大，相應的對徵稅的需要也一發不可收拾。更有甚者，駐紮在美洲的將近6000名英國士兵當然不能居無定所，所以他們經常侵犯殖民地人民的私有財產。這從而又讓殖民地一方更加怨聲載道。
戰爭引發的第四個不利後果（至少就殖民地人民來說是如此）就是英國屈從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幾項要求，美洲印第安人是因為英國殖民者侵犯了他們的土地所以才選擇與法國並肩作戰。在英法北美戰爭結束後，英國皇室發表的《1763年公告》承認了從阿帕拉契山脈至密西西比河之間的廣大地區皆為印第安人所有。若沒有經過皇室許可，英國公民將不得私自在那裡定居。就其結果，對西部的開發活動因此大受打擊。
英國的第一道新殖民地徵稅政策生效於1764年，又名《食糖法》。該法案將木材、食物、朗姆酒還有蜜糖都納入了徵稅範圍，在接下來的一年，《印花稅法》更被通過來解決駐殖民地英軍的開銷。
有許多殖民地人民都對徵稅與他們受到的待遇感到憤恨不平。打個比方，根據英國的《協助命令》，皇室指派的官員幾乎可以違反法令搜查任何他們想查的進口貨物，他們在這方面享有無可比擬的權限，甚至無需派發通知或手令。
1765年10月，來自九個殖民地的代表在紐約召開了印花法大會，他們在會議上通過了《權利宣言》來表達殖民地明明在英國議會裡沒有代表，卻還要被徵稅的不滿，另外《宣言》也表示了對英國海軍法庭在審判時沒有設置陪審團的抗議。《宣言》就結果而言可以算是部分成功，因為就在印花法大會結束的五個月後，《印花稅法》便在1766年3月17日被廢除了。
儘管英國議會為了滿足殖民地的要求確實付諸過不少心力，但一場重大的獨立運動仍正在美洲殖民地逐漸醞釀。在一個名叫塞繆爾・亞當斯的人的領導下，一個自稱為“自由之子”的秘密組織已開始大肆宣揚暴力與恐怖主義。他們不僅燒光了副海軍法庭的文件，而且還明目張膽地劫掠英國官員的置產。到最後他們甚至進一步暴力威脅起郵務人員及其他英國官員。
自由之子還組織人們發起經濟抵制，呼籲殖民地的人們取消他們對英國商品的訂單。這些舉動著實令英國傷透腦筋，因為殖民地是英國或不可缺的外銷對象。正因如此，英國在1770年時再一次向殖民地屈服，免除了除茶葉之外的所有徵稅。但革命的氣燄在那時已經銳不可擋，現在要亡羊補牢恐怕是為時已晚。最終，流血事件也無可避免地發生了。1770年3月5日，英國部隊進入波士頓鎮壓暴徒，期間開槍射殺了五個人，史稱“波士頓大屠殺”。
緊張局勢一直持續，於是更多秘密革命團體接連成立。此時英國仍然堅決不願廢除茶葉稅。1773年10月14日，在波士頓大屠殺發生三年後，一群殖民地人士喬裝成印第安人爬上了一艘停靠在波士頓港的船隻，並將船上大量的茶葉全都倒入水中。這就是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對這些叛亂行徑忍無可忍的議會最後終於開始對殖民地實施制裁，但此舉只是繼續助長了反叛之勢。1774年，一群殖民地領袖正式召開第一屆大陸會議以抗議英國的行為，並呼籲民眾揭竿起義。緊接著，派屈克・亨利也在1775年3月的弗吉尼亞州大會上發表了他名垂青史的“不自由，毋寧死”演說，在演說結束後還不到一個月，美國革命已經隨著康科德戰役的爆發來到新一波高潮，其中民兵組織“分鐘人”更宣稱他們僅以自損8人為代價就造成了英國273人的死傷。就在同年6月，被有些歷史學家相信早在20多年前下令部隊朝著俄亥俄谷的法國人開火時，就已經預料事情會演變至今的喬治・華盛頓也正式升格為大陸軍總司令。
據歷史學家指出，經濟理由其實並不是刺激美國革命分子的全然因素，這一點在英國議會廢除了所有關稅之後更是顯而易見。儘管是漢諾威家族的人，但國王喬治三世在國內卻很受人民愛戴，同時他還自認是殖民地人民的友人。但革命派的演說者針對國王喬治發出的尖銳言辭卻令他有苦難言，因為殖民地人民對他的抨擊似乎已經超出了他實際所及的角色，有許多革命詞藻說實話更應該是要針對議會才是。顯然，推動著整個革命的其實還有另一個更為深沉的因素：叛軍渴求建立一個有別既往的社會秩序。刺激他們的反抗決心的籠統哲學已不僅僅是對皇室的不滿，因為共濟會的思想實際上也在其中發揮著作用。
現身在美國革命中的“名人錄”幾乎就是直接照搬自美洲共濟會的“名人堂”。親身參與革命作戰的共濟會員就包括了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他在1731年入會）、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理查・蒙哥馬利、亨利・諾克斯、詹姆斯・麥迪遜還有派屈克・亨利。
除了華盛頓與富蘭克林之外，同樣擔任過共濟會總大師的革命黨人還有保羅・列維爾、約翰・漢考克、詹姆斯・柯林頓。
據拉文・P・林恩上校（La Von P. Linn）在《共濟會與國家防務，1754-1799》（Freemasonry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1754-1799）（註1）這篇文章裡所敘，在14000名大陸軍軍官中至少有七分之一，也就是大約2018人都是共濟會員。他們分別代表了218間會館，其中有一百名軍官還是將軍。林恩上校繼續寫道：
“在我們的所有戰爭中，從英法北美戰爭與美國獨立戰爭開始，共濟會員就一直在戰場上與美軍如影隨形。”（註2）
在這方面，歐洲還為美國人送來了另外兩個非常重要的共濟會員。其中一位是來自德國的馮・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是他幫助華盛頓把後者手下的烏合之眾鍛鍊成了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馮・施托伊本這個人是德國共濟會員，他曾以副官的身份在普魯士軍中為腓特烈大帝效命，他在七年戰爭結束後因普魯士在1763年開始裁軍而被解職。之後馮・施托伊本又經本傑明・富蘭克林介紹去為法國服役，於是他成了一個半薪隊長，那時他已有十四年的軍事資歷。後來富蘭克林為了讓施托伊本獲得國會任用，所以刻意偽造了後者的資歷宣稱他曾是一名中將。這一招確實奏效，而且大陸軍將因此受惠無窮。
第二個歐洲人是拉法葉侯爵。拉法葉侯爵是一位出身富裕的法國貴族，他在二十初頭的時候正在歐洲於法軍中服役，後來他在聽說美國革命的消息後便自告奮勇決定去幫助美國的革命事業。他在於大陸軍服役期間的1778年加入共濟會，在戰爭結束後他更透露了共濟會究竟在革命軍的領導階層中佔據著多麼不容輕忽的地位。在他於1824年最後一次造訪美國時，拉法葉就在特拉華州的“威爾明頓四號”會館上發表的演說中提到：
“在那時（服役於華盛頓將軍手下的時候），我幾乎無法阻止自己揣測將軍會否懷疑我有二心；這份懷疑最終卻得到了我從未被任命為司令的這一事實給確證。這種念頭著實很固執，且有時會令我很不高興。但在我成為美國共濟會員後，華盛頓將軍才終於對我敞開了心房。自那時起，我便再無理由對他有所疑慮。而且我還在不久後被任命為位居高職的司令。”（註3）
當我們考慮到共濟會員在美國革命中扮演著多麼重要的角色時，*如果說整場革命根本從開始就是由共濟會會館煽動的話，那似乎也毫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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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塞繆爾・亞當斯和托馬斯・傑弗遜這兩位重要的革命領導人反而不是共濟會員。據約翰・C・米勒在他的著作《塞繆爾・亞當斯，宣傳先鋒》中提到：“令人訝異的是，幾乎加入了波士頓的每一個自由派俱樂部，而且還用各個愛國者的‘聚會之夜’塞滿了自己的行程表的塞繆爾・亞當斯竟然不是共濟會員。他有很多朋友都是高級共濟會員，而且波士頓會館也對革命作出了很多貢獻，但塞繆爾・亞當斯就是從未加入過共濟會。”（註4）
托馬斯・傑弗遜的名字曾出現在弗吉尼亞州總會館的1883年會議記錄中，當時他是作為訪客在1817年9月20日拜訪夏洛蒂鎮的60號會館。1828年8月4日的第一卷《匹茲堡圖書館公報》還曾提到傑弗遜是一位著名的共濟會員。而且他甚至還曾被人抨擊是威斯豪普特的巴伐利亞“光明會”的代理人，就連在最近也有一些玫瑰十字會成員會聲稱傑弗遜是他們的一份子。儘管如此，傑弗遜在這些組織裡的實際會員身份紀錄似乎都已經丟失或根本就不存在過，所以有一些共濟會歷史學家相信傑弗遜或許不是一位很活躍的，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共濟會員。
依林恩上校的文章指出，大名鼎鼎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就是一間會館的共濟會員們的傑作：
“1733年12月6日，一群偽裝成美洲印第安人的團體從波士頓的聖安德魯會館出發前往波士頓港，他們把從東印度（來自東印度群島的運貨）來的茶貨全都倒入了水裡。由於‘只有少數幾個會員有空閒出席’，所以聖安德魯會館在當天稍早的時候就已經先行閉館了。”（註5）
斯文・G・倫丁（Sven G. Kunden）還在他的文章《共濟會的湮滅》（Annihilation of Freemasonary）中聲稱，聖安德魯會館是波士頓的領導共濟會會館。他對此繼續補充說：
“在這本有幸保存至今，且曾被用於充當會館備忘錄的書裡有一頁是幾乎空白，那一頁應該是對照星期四。不過，在那一頁裡還寫下了一個字母——一個大大的T。這可能與茶葉有任何關係嗎？”（註6）
約翰・C・米勒（John C. Miller）在《塞繆爾・亞當斯：宣傳先鋒》（Sam Adams, Pioneer of Propaganda）這本書裡亦談到了反英國人士自己的等級秩序在衝突中所扮演的吃重角色。這些異議份子遠不只是一群東拼西湊來的殖民地草包，米勒先生在書裡也解釋了共濟會對他們的重要影響：
“異議份子的等級秩序在塞繆爾・亞當斯主宰波士頓的時候就已經被建立了起來：最低層的階級——僕人，黑人還有水手——是由‘從一群城市裡的石匠總大師組成的領先階層’來指揮；接著再他們之上的則是商人異議份子和自由之子...”（註7）
但共濟會會館也並不僅僅是革命事業裡的後起之秀，因為有證據表明他們其實就是最初的煽動者。至少有一個會館從一開始就涉入了這些事情，來自1760年代初的信件和報紙皆說明，波士頓共濟會在七年戰爭結束後，也就是革命爆發的那段關鍵十年之前就一直在煽動反英情緒。
“波士頓共濟會正在窮追猛打（總督托馬斯）哈奇森和皇室政府的會場‘副泥刀長閣樓’，那裡近來傳出了很多妖言惑眾（煽動叛亂），毀謗還有粗俗的流言，更甚於格拉勃街閣樓那裡的情況。奧提斯和他的共濟會兄弟都樂於扮演搗蛋鬼，哈奇森的朋友還認為他們必須學會‘口出惡言’才能令馬薩諸塞州的貴族感到焦慮萬分。”（註8）
我們可都會很好奇幾乎全都是遵行英國體系的那些會館是如何化成了反叛的苗床，因為我們都應該還記得，英國的親漢諾威體系是禁止會館涉及政治爭議的。不過我們也應該記得，反漢諾威的聖殿騎士體系在1760年時就已在歐洲扎穩腳跟，而且還對不少美國殖民地的會館造成了暗暗的影響。舉例來說，正如前面的章節所述，策劃了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的聖安德魯會館在1762年8月28日就已開始採納聖殿騎士體系，這是在該會館於1762年向愛丁堡的蘇格蘭總會館申請授權之後。這個體系早在美國革命開始的數十年以前就開始投入了。而且有些聖殿騎士體系的成員不僅反對漢諾威家族，他們甚至主張要進一步廢除所有君主制。
共濟會對美國革命家的哲學重要性也能從革命領袖挑選的新美國國徽中可見一斑，兄弟會/共濟會的象徵符號就明擺在那兒。美國國璽最早的設計草案是由威廉・巴頓在1782年提出的。在巴頓的草圖的右上角有一座缺少尖頂的金字塔，而且缺少的部分還被三角形的“全視之眼”給取而代之。我們都知道，全視之眼正是共濟會最重要的象徵符號之一。這個符號甚至還被縫進了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還有其他共濟會革命份子身穿的圍裙上面。
在金字塔和那隻眼睛上面，巴頓還放上了一句拉丁語銘文Annuit Ceoptis，意為“天佑吾人基業”。接著在底部還有另一句銘文Novus Ordo-Seclorum，這句話的意思是：“新時代秩序之始”，這副銘文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那些革命領袖所關乎的已不純粹是殖民地的事情，他們真正追求的是一個更宏偉的目標。他們設想的是整個世界社會秩序的變革，而這一切都是遵循著《兄弟會傳說》曾提出的藍圖。
巴頓的金字塔和拉丁語銘文隨後全都獲得採用。這個設計至今都仍是美國國璽上的一部分，同時也可以在1美元的鈔票背面看到。
不過巴頓的設計中的主要部分則幾乎都沒有被採納，只有一小部份除外。巴頓的草圖的中心擺上了一個盾牌，而且還有兩個人物站在盾牌兩邊。在盾牌上面還盤居著一隻張開翅膀的鳳凰；至於中間則是一隻正在自我燃燒的小鳳凰。一如我們先前提過，鳳凰是蛇之兄弟會自古埃及以來所沿用的象徵。但是在大陸會議秘書查爾斯・湯姆遜提出了另一個設計後，鳳凰最後也還是被開國元勳採納來裝飾美國最早的國璽的另一面。
最初的美國國璽描繪了一隻長頸絨簇鳥：當然，牠就是鳳凰。這隻鳳凰嘴叼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這句話。在這隻鳳凰的頭上有十三顆劃破雲層的星星，同時牠有一隻爪子抓著一把箭，另一隻則抓著橄欖枝。有些人還因為那長長的脖子反而把牠誤以為是火雞；儘管如此，鳳凰本身也是長著長脖子，而且牠的其它特徵亦都清楚表明牠是一隻鳳凰。這個設計後來在1841年為白頭鷹——亦即現在的美國國鳥所取代。
共濟會員一般宣稱他們的兄弟情誼既超越政治也不為國家之分所侷限。然而，當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會館便即刻與英國總會館分道揚鑣，並從此開闢自己的美國總會館。蘇格蘭體系很快就成為了美國的主導共濟會類型，今天在美國最為廣泛的兩種共濟會形式分別是約克禮（英國約克禮的變體）和蘇格蘭禮。當代的約克禮總共有十個等級：其最高等級即是“聖殿騎士”。蘇格蘭禮包含三十三個等級，其中也涵蓋了很多騎士等級。
在革命結束後，共濟會對美國政治仍然擁有極大影響力。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國總統都是共濟會員，其中又尤以蘇格蘭禮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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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喬治・華盛頓和詹姆斯・麥迪遜，曾是總統的共濟會員還包括：詹姆斯・門羅（1775年11月9日入會）、安德魯・傑克遜（1800）、詹姆斯・波克（1820年6月5日）、詹姆斯・布坎南（1816年11月11日）、安德魯・詹森（1851）、詹姆斯・加菲爾德（1861或1862年11月22日）、威廉・麥金利（1865年5月1日）、西奧多・羅斯福（1901年1月2日）、威廉・霍華・塔虎脫（1908年2月18日）、沃倫・哈定（1901年6月28日）、富蘭克林・D・羅斯福（1911年10月10日）、哈瑞・S・杜魯門（1909年2月9日）還有傑拉德・福特（1949）。
美國的共濟會顯貴名單還包括FBI創始人J・埃德加・胡佛，他是最高等級（33級）的蘇格蘭禮成員，總統候選人傑西・傑克遜（1988）亦然。家喻戶曉的美國藝術家也有不少，例如馬克・吐溫，威廉・羅傑斯以及W.C・菲爾茲。
共濟會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甚至要比總統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都曾有過非常多共濟會員，例如一份出版於1924年的共濟會刊物便提到了六十名同是會員的參議員。（註9）在眾議院也有超過290名議員可被確認是會員。
不過這股共濟會趨勢在近年來已大不如前。據加利福尼亞州總會館的廣告刊物《共濟會，一種生活方式》透露，在第97屆大會（1981-1983）中只有28名參議院會員，眾議員則是78人。儘管這代表了自1920年的顯著下降，但共濟會在參議院仍佔有很大比例，在立法機構裡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都是會員。
美國革命實際上已經不能被算作是一場單純的地方起義，因為這場革命還牽連進了許多國家。早在戰爭正式爆發之前，法國就已經開始秘密介入發生在美國的勢態。遠在1767年，法國外交部長舒瓦瑟爾公爵就曾向殖民地遣派過秘密特工來調查民意，並進一步了解反叛情緒已醞釀到何種程度。另外法國也曾向殖民地派出特工去專門煽動當地的反英情緒。
還沒有準備要與英國大動干戈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67年時還曾指責過法國企圖破壞英國與美洲之間的煤礦運貨。在舒瓦瑟爾於1770年被罷黜後，他的繼任者韋爾熱納伯爵仍繼續蕭規参隨，而且法國在獨立戰爭開始後*也確實對殖民地一方展開了公開軍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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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韋爾熱納也是一名共濟會員。他也曾支持過一些法國共濟會員，如伏爾泰，後者開創了對法國大革命影響深遠的熱烈智識氛圍。就在韋爾熱納逝世後的十年內，法國大革命便一舉摧毀了他所侍奉的國王路易十六的王朝。非常諷刺的是，韋爾熱納在世的時候還堅決反對所有法國社會需要的深刻改革。因此他也助長了致使法國大革命最終馬到成功的強烈民怨。
另一個傾囊相助美洲叛軍的人就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而且他是歐洲最早承認美國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腓特烈甚至還曾關閉他的黑森僱傭兵需要用上的港口，以免他們去與反叛軍作戰。儘管如此，腓特烈究竟有多麼深入地參與美國革命事業卻猶未可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殖民地的許多人都對他感極涕零，並奉他為他們的道德與哲學領袖之一。
在革命經過數十載後，有些美國共濟會也跟著採用了據信是由腓特烈創立的幾種蘇格蘭等級。建立於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第一座美國蘇格蘭禮會館亦在1802年10月10日發佈了一則通告聲稱其最高等級的權威乃是來自腓特烈，他更被他們視為是所有共濟會的領袖：
“5786年（1786）5月1日，被尊為君主大檢察長最高委員會的三十三等級制大憲章是由普魯士國王所批准，他是皇家秘密親王社團的總司令*，手握著超過所有石匠的權柄。根據新憲章，這項權柄又被賦予給每個國家的九兄弟最高委員會，他們所擁有的共濟會特權皆賴於陛下，他是共濟會之領主。”（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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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禮的等級分為好幾個層次，而且各有不同頭銜。皇家秘密親王社團就是今天的皇家秘密崇高親王委員會，涵蓋蘇格蘭禮的第31-32級。早期蘇格蘭禮對普魯士的崇拜還可見於其第21級的頭銜就叫做Noachite，或稱普魯士騎士。
有一些學者認為腓特烈在1700年末時早已不怎麼再參與共濟會的事務，他們相信蘇格蘭禮不過是拿他的名字來充當權威象徵而已。這個論點也許是真的，至少部分是這樣。在查爾斯頓發表的那份小冊子真正的意義在於，美國蘇格蘭禮在新美國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向德國共濟會公開表明了忠誠。
雖然有些出身普魯士的德國共濟會員是在幫助美國革命沒錯，但其他德國共濟會員卻選擇站在大英帝國那一邊，並從中牟取了巨額利潤。英國從六個德國公國那裡租用了將近30000名士兵，這些公國分別有：
・黑森-卡瑟爾
・黑森-哈瑙
・不倫瑞克
・瓦爾德克
・安德巴赫-拜羅伊特
・安爾哈特-采爾布斯特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軍隊都是由黑森-卡瑟爾領伯國提供；因此，所有德國士兵都被通稱為“黑森人”。
黑森-卡瑟爾的軍隊被認為是僱傭兵中最所向披靡的一群；他們彈無虛發的炮火最令殖民地部隊感到心驚膽顫。在多場戰役裡，為英國而戰的往往更多是德國而非英國士兵。例如在翠登戰役中幾乎就是德國士兵在與美國人打仗。這並不意味著德國士兵特忠誠於英國，甚至是自己的德國統治者。幾乎有六分之一的德國僱傭兵（大約5000人）後來都決定逃跑並留在美國。無論如何，德國僱傭兵的出現在英國與美國都引起了軒然大波。
有很多英國領導人，包括那些君主制擁護者都反對動用外國僱傭兵來鎮壓英國同胞。但對於德國人來說，這筆交易就與以往一樣有利可圖。舉例來說，不倫瑞克公爵光是在第一年就賺進了11517英鎊17先令又1 ½便士，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接下來兩年中變成了兩倍之多。此外，公爵還依據士兵的數量又多抽取了每個人七英鎊的“人頭錢”，6000名士兵換算下來就是42000英鎊。
而且不倫瑞克公國還能從每位士兵的戰死中賺取額外費用，另每三人受傷就算做一人死亡。黑森-卡瑟爾王子，弗雷德里克二世為他的黑森軍隊賺取了210萬塔勒，相當於淨賺500萬英鎊。這真是前所未聞的大買賣，幾乎是威廉九世在他的父親逝世於1785年後繼承的黑森-卡瑟爾領伯國的財富的一半。多虧有美國革命，黑森-卡瑟爾領伯國的國庫由此一舉躍升成為了歐洲最富之一（有人說就是最富）。
美國革命遵循了削弱國家領導人，並創造強勢的立法機構的早期革命模式。遺憾的是，美國的革命黨人也為他們的新國家建立了通膨紙幣和中央銀行系統，與歐洲革命者一模一樣。甚至是在美國革命取得成果之前，大陸會議就已經印刷了被稱為“大陸票據”的貨幣從而率先進入了通膨貨幣時期。這些票據被議會確立為法定貨幣，但它們背後卻沒有什麼實物支撐。大陸會議就是使用這些票據來其在革命戰爭所需要的物資。
殖民地的合作者會接受這些票據，因為它們在戰爭勝利後就可以進行兌換。隨著大陸票據逐漸失去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控制，通貨膨脹於是再也無法遏止。這回過頭來又導致更多票據被印刷出來，結果就是惡性通貨膨脹持續下去。在戰爭終於獲勝後，大陸議會制定了一種新的“硬”貨幣（由金屬支撐），從此大陸票據只能以一美元兌一美分的比例兌換成新幣。這無疑又是一個說明紙幣，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是如何能夠成為幫助國家打仗的強力工具的慘痛教訓。
可是最為諷刺的是，已從大陸票據學到一課的美國開國元勳最終卻還是決定要成立一間效仿英格蘭銀行的中央銀行，藉以更好地管理美國這個新生國家的貨幣。是否要成立中央銀行在當時是一個激烈爭辯的問題，而且有非常多人是誓死反對。但最後親銀行派還是脫穎而出，於是經過數年的爭執，美國的第一間央行，美國第一銀行便在1791年根據授權狀正式成立。這份授權以二十年為期滿，並需要在期滿五年後再次重寫，可是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卻在1836年廢除了銀行，直到二十七年後（1863）銀行才再次獲得授權，並最終成為美國當今的央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儘管在美國歷史上對於央行的反對聲浪從未少過，不過這個國家仍始終保有著一間這樣的銀行，只是名字可能有別。
奠定美國第一銀行的人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漢密爾頓從1770年初便開始投身革命運動，之後他在1777年晉升為中校並擔任華盛頓的參謀。漢密爾頓是一位卓越的軍事指揮官，他與華盛頓和拉法葉也是摯交。在戰爭結束後漢密爾頓轉而研讀法律，並在1784年2月創立且成為紐約銀行行長。
漢密爾頓想要另闢一個效仿英格蘭銀行的美國銀行體系，他同時也希望新美國政府能夠承攬所有國債，令其一舉成為巨大債務國。按照設想，政府將會持續向漢密爾頓的中央銀行借款，至於銀行則實際上是被一小群銀行家把持並營運。
但美國政府該如何償還所有債務呢？
不能再更滑天下之大稽的是，漢密爾頓竟然開始動了徵收貨物稅的念頭，與革命前的英國毫髮不爽！於是乎，漢密爾頓在日後當上財政部長之後也真的對蒸餾酒徵收了這門稅，這最終導致1794年的威士忌暴亂發生，當時有一群山區居民在對此張大撻伐，這股反抗隨即更演變成對新美國政府的公然叛亂。在漢密爾頓的堅持下，華盛頓總統不得不調動民兵，並透過軍事行動徹底碾壓叛軍！漢密爾頓和他的支持者已經讓美國淪入了與革命前的英國相同的處境：國家拿債務毫無辦法，以至於只能對公民大肆徵稅。
有人可能會不解地問道：既然如此，為什麼漢密爾頓和華盛頓還要投身參與美國革命呢？到頭來他們不還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在美國重現殖民地時代被英國惡劣統治的舊景不是嗎？這個問題在今天更是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必要，因為當今的美國正面臨著超過2兆美元的債務，而且其國民所承擔的重稅更是遠超18世紀時的英國對待殖民地的程度。
儘管漢密爾頓的計劃在很大程度上都已成功實現，但這還是招致了不容輕視的反對聲浪。領導反對成立私有央行的鬥爭的人是詹姆斯・麥迪遜以及托馬斯・傑弗遜，他們希望是由政府而非央行來擔當國幣發行人。在這封寫於1803年12月13日的信中，傑弗遜便表示了對美國第一銀行的強烈不滿：
“這個機構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脅之一，它違背了我們憲法的所有原則與形式。”（註11）
他接著繼續說道：
“...這樣的機構，它的每個分支都無孔不入地滲透了聯邦政府的所有單位，透過（整齊劃一）的指揮與組織，在關鍵時刻甚至連政府都可能會被它反客為主。我認為沒有政府可以在像這種從屬於任何自主權力機構，或是其它不是國家和正規權力官員的情況下高枕無憂。”（註12）
雖然傑弗遜對央行抱持警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於他擔憂這樣的銀行在戰爭期間可能會損己利人，但他對這種機構的將會造成什麼影響仍然極富遠見。美國央行不僅引發了1893年和1907年的嚴重金融恐慌，但操縱美國央行的金融兄弟會卻仍在發揮影響且持續至今，這對美國事務，特別是對外交事務產生了無遠弗屆的影響，完全如傑弗遜所料。爾後傑弗遜也透過自己的強大影響力迫使央行在又過了五年後才於1811年重獲授權。
我們剛剛從一種非常不光彩的角度回顧了美國革命。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在開國元勳的圈子中其實的確有一股出眾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大放異彩。即便美國人不是完全自由的人民，但經此精神影響，美國無疑是世上最自由的國家之一。美國的開國元勳肯定了自由的重要性，尤其是言論，集會還有宗教自由。為此美國還獲得了一部超群絕倫的憲法，它已被證明在龐大且極具多樣性的社會中仍十分管用。
總是與兄弟會的政治活動形影不離的滅絕屠殺從未在美國革命中發生。今日的美國共濟會員以他們的弟兄在締造美國時曾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確實有理有據。在美國共和成立之初，人道主義光花確實頻頻在兄弟會網絡之中耀發。
如果我們要舉出開國元勳中最燦爛的一些人道主義者，那我們也許可以概括諸如托馬斯・傑弗遜、詹姆斯・麥迪遜、派屈克・亨利還有理查德・亨利・李這些過人之輩。不過，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國元勳卻鮮少被人提及。他既不被大型紀念碑歌功頌德，連肖像也不曾被印在任何美國貨幣上面，直到1981年發行的郵票才終於又讓此人重見天日。這個人就是喬治・梅森（Geroge Mason）。
托馬斯・傑弗遜曾稱喬治・梅森是“我們真正的偉人，偉大之輩中的前列。”（註13）梅森之所以會變成最名不見經傳的開國元勳乃是因為他不屑政治名譽，對官位敬而遠之且從未留下名垂青史的演說；但他卻是最高瞻遠矚的美國先賢之一。喬治・梅森在革命結束後曾堅決反對漢密爾頓的計劃，他甚至還強調後者“比大英帝國和她的所有艦隊與軍隊都更傷及我們。”（註14）
在通過《權利法案》這方面，喬治・梅森更是功不可沒。憲法中的那十條構成《權利法案》的修正案本身就是基於梅森起草於1776年的《弗吉尼亞權利宣言》，但《權利法案》起初並未被納入美國憲法，而且要是沒有梅森鍥而不捨的努力，那麼也很可能永遠不會被納入。儘管自己的身體已經不堪重負，梅森仍發表了一些影響深遠的小冊子來譴責擬議中的憲法，因為它沒有包羅到個人權利。大部份的憲法起草者，包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都出於憲法已加諸在聯邦政府身上的平衡與限制而認為《權利法案》是多此一舉。
理查德・亨利・李與托馬斯・傑弗遜都堅定不移地站在梅森這一邊，在得到了詹姆斯・麥迪遜的支持後，《權利法案》終於在最後幾個小時內獲得了批准。當我們考慮起聯邦政府自那之後是如何發展，還有《權利法案》又是變得何其重要時，我們就可以瞭解喬治・梅森真正的夙願了。他的高明遠識與人道主義也相當地體現在了他想要徹底廢除奴隸制的設想身上。在甚至連他的好友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傑弗遜都還是奴隸主的時候，喬治・梅森就已經在大力譴責奴隸貿易是“對人類的羞辱”並致力於取締這個遍佈全國的制度。
喬治・梅森並沒有在他在世時實現他的渴求，不過他的夢想還是在不到一個世紀後終於成真。那時美國才通過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正式廢除奴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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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法葉和其他共濟會員對廢奴運動也有赫赫之功。他們加入的共濟會組織Societe des Amis des Noirs（黑人之友協會）就致力於解放黑奴。遺憾的是，雅利安主義仍在其它兄弟會分支中活躍。
即使大多數美國學子都不曾在他們的歷史課上聽聞喬治・梅森這號人物，或是將他的肖像高掛在教室裡，但他卻仍毋庸置疑是追求人類自由的大英雄之一。
然而，旺盛於美國革命期間的人道主義火花卻很快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美國的通膨紙幣體系就是一個表明兄弟會網絡中仍舊充斥著一些很糟糕的東西的線索。隨著共濟會接連在世界各地領導揭竿起義，舊有的恐怖也在持續重演，而滅絕屠殺正是其中的恐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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