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在本書中親睹了各種非常古怪的概念，其中有許多為納粹和某些作家所深信不疑，而且那些作家多年來還一直竭力要證明，第三帝國真的如字面上的是臣服於黑魔法的僕從。
現在我們要開始探討另一個主題，乍看之下它似乎會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不要忘記，經常有人聲稱在1940年代末被目擊到的UFO（不明飛行物）實際上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步入尾聲時所設計出來的實驗飛行器。
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嚴肅歷史學家在聽見如此荒唐的想法時都會惶恐地舉起雙臂，尤其是竟然還有人宣稱，鑒於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人們都一再目擊到UFO的出現，所以這些激進的飛行器設計肯定已為勝利的一方所接收，複製並進一步發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UFO的駕駛者甚至有可能是潛伏在一個或多個秘密基地裡的納粹倖存者。
根據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審視過的材料來看，顯而易見的是，納粹神秘主義這個領域著實無比的奇異而艱澀，特別是因為它還涉及了其它許多玄秘知識與揣測。
一路以來，我們已經看到了納粹的精英份子是如何醉心於聖杯與聖殿騎士、東方神秘主義和空心地球理論、古怪的宇宙學還有遠古失落文明的秘密遺產這些概念。事實上，通過歷史（如第3章提過的，聖殿騎士在被解散之後的故事），秘儀信息的秘密流傳同樣對納粹本身及其恐怖的種族仇恨遺產有著影響。
儘管許多人可能會以為這種遺產僅限於歐洲和美國的一些新法西斯份子的狂瞽之說，但有證據表明，真相可能遠比我們所想的還要更加險惡和駭怕。
根據這些年來由UFO現象的調查員，還有那些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古怪德國武器設計深感興趣的人所蒐集和呈現出的證據無不指出，有一些非常先進的飛行器設計很可能確實已在1944-1945年達到了原型階段。
我們將在本章中詳細認識發現這些證據的研究者和他們的論據，而且那些人也合情合理地依此類推認為，美國人和俄羅斯應該在戰爭結束後截獲到了一些設計，並在戰後數年間將之繼續發展。除此之外，他們還相信有很多納粹高官（根據某些說法，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早已從第三帝國的斷垣殘壁中死裡逃生，並繼續在北極和南極的酷寒天險下埋首他們企圖統治世界的邪惡計劃。
那麼，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揣測究竟有多少事實成分呢？
UFO有沒有可能其實根本就是人類出品的空中或太空飛行器？它們之中是不是有些屬於“第四帝國”，那塊被從人類的身上切除出來的腫瘤？為了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得再次踏入加密歷史的奇幻世界，在這個介於現實與虛幻之間的地帶，所有謠言都會變得模糊而飄渺；簡單來說，我們現在又必須回到鮑維爾和伯杰爾口中的“絕對的他處”了。在這個領域裡，科學與神秘主義彼此交織，就連廣褒的歷史陰謀論和令人不敢恭維的宇宙學主張也變得糾纏不清。
納粹倖存的說法同時又與所有這些領域相互聯繫，而且這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與高度先進的科技和秘密力量的暗助有關。
神秘莫測的UFO
雖然自從歷史誕生以來，人類便從未少過見過天空中的異象，但認為它們其中有些其實是科技產物（有些人會稱之為“X裝置”，儘管這個用語已經相當過時）所造成的想法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新穎。
宣稱天空中的神秘物體和光點應該是來自另一顆星球的機器的主張，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美國的偉大反常現象研究者查爾斯・福特（Charles Fort，1874-1932）；然而，這種想法開始獲得普遍認同還是得要直到1940年代末，也就是在飛行員肯尼思・阿諾德於1947年6月24日在華盛頓州的喀斯開山脈的驚人目擊事件之後。
UFO之謎從未褪去，而且無疑也沒有得到令所有都信服的解釋：確實，當今的公眾意識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加根深蒂固，而且“飛碟”也已經被實實在在地當作了20世紀最偉大的文化象徵之一。雖然懷疑論者難免會覺得這一切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是對正常現象和蓄意惡作劇的誤解，但事情的真相卻更加微妙而複雜。
毋庸置疑，有95%的目擊事件都可以歸因於星星、行星、隕石、衛星、飛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但剩下那誘人的5%仍無法得到輕易解釋。
為了闡明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簡要地來一瞥現在不明飛行物學在早期識的經典UFO目擊事件。（誠然1990年代也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擊事件仍充滿爭議，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慎重地選擇一個經得出時間考驗，而且幾乎是眾所公認的的目擊案例）
時鐘撥回1950年5月11日的晚上7點45分，保羅・特倫特夫婦（Mr and Mrs Paul Trent）突然舉目望見了一個巨大的物體飛過他們位在俄勒岡州的麥克明維爾附近的農場，當特倫特夫人注意到這個不明飛行物的當下，她還正在餵養他們的兔子。於是她趕緊叫來了自己的丈夫，而他也抓緊時間，拍攝下了兩張黑白照片。這些照片捕捉到了一個具有平坦底部和傾斜邊緣的圓形物體，從這個物體的表面上延伸出了一個奇怪的結構，令人聯想起潛水艇的指揮塔，通常會與垂直軸顯得略顯偏移。
這個明亮的銀色物體有些傾斜，並不帶一點聲響地劃過了天空，消失在視野之外。據特倫特後來回憶，他們從UFO經過的下方感受到了微風吹拂。但特倫特在事後並沒有大肆宣傳此事（事實上，他們還是直到了照相機的所有底片都用完後，才把拍到UFO的那張ㄧ起洗出來！）；他們只和幾個朋友提過這件事。
然而，目擊的消息還是很快就傳到了當地麥克明維爾電訊台的記者耳裡，這位記者不久後便親自過來登門採訪，而且他還在正顧著玩耍的特倫特的孩子們一旁的書桌下發現了拍攝底片。（註1）
一個星期後，這張照片就登上了《生活》（Life）雜誌，從此聞名世界。
過了十七年後，威廉・K・哈特曼（William K. Hartmann）開始對麥克明維爾的UFO目擊事件展開了調查，而且他的調查結果還被受美國空軍贊助的科羅拉多大學調查委員會列入進了大名鼎鼎（但在UFO社群裡是名聲狼藉）的《康登報告》（The Condon Reporter）裡。《康登報告》（這個名字是取自以已故的調查領導人，德高望重的物理學家愛德華・U・康登博士（Dr Edward U. Condon）對UFO現象表現出了嗤之以鼻的態度，這些案例都被認為毫無科學價值。不過，這份報告實際上仍然承認有些案例難以適用於任何通俗的解釋。其中一件正是麥克明維爾目擊事件。在那些照片經過一絲不苟地科學分析之後，哈特曼得出結論認為：
“這是其中一份為數不多的，縱觀各種背景調查、幾何、心理學還有物理學證據都指向那兩名證人真的都看見了一個直徑長達幾十米，呈現銀色金屬圓盤狀的不尋常飛行物體的UFO報告，它無疑是人造物沒錯。無可否認，眼下的證據排除了造假的可能，對原始底片的精確光度測量也否定了偽造。”（註2）
在特倫特夫婦的奇遇經過50年左右之後，這些照片已經受過了反覆且日趨複雜的分析，但它們仍都挺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這件案例事實上只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明顯是受人引導的不明飛行物被人們從無論是天空中還是地面上目擊到的大量事例之一。當然，有各種理論可以解釋這些事件，懷疑論對此更是主張這一切無不都是例外、惡作劇、幻覺或對正常現象的誤解。
最獲廣泛接受的理論自然就是天外來客假說（ETH），這一觀點主張真正的UFO其實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探險家所駕駛的太空航天器。這個理論目前在美國佔有最大的市場。
在歐洲，人們更傾向於相信所謂的心理社會假說，也就是認為與UFO和“外星人”的遭遇很可能只是知覺者的頭腦的微妙與未明作用所產生的幻覺。這種理論最初是源自於瑞士精神分析學家卡爾・G・榮格，在《飛碟：天空中的現代神話》（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y，1959）這本書裡，這位心理學家認為這樣的奇遇實際上很類似於俗稱的清醒夢，它們都是旨在滿足某種不明確的精神需求。
（對榮格來說，UFO的圓形形狀正代表了由曼陀羅所象徵的完整與圓滿，榮格已經確定這樣的圓形符號一直存在於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原型之中）
論及UFO還有其它ㄧ些較不那麼主流的理論，包括有人相信它們都是來自未來的時間機器，要不然就是居住在星際空間裡的生物或出身自其它維度等等，但這些都已經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作家和研究者提出主張認為，UFO其實是基於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於納粹德國的廢墟中所捕獲的設計而誕生的人造物。
儘管這聽來可能相當匪夷所思，但我們著實得有必要來好好研究“納粹飛碟”的證據。
火焰戰鬥機
雖然它為現代不明飛行物學奠定了基礎，但肯尼思・阿諾德在1947年目擊九個不明物體飛過喀斯開山脈的經歷其實並不是20世紀最早的UFO遭遇記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即將結束之際，盟軍的飛行員在歐洲執行夜間轟炸任務時就經常回報他們看見了奇怪的飛行物體。
“火焰戰鬥機”（Foo Fighters）這個稱呼最初是源自大受歡迎的漫畫《救火英雄斯托弗》（Smokey Stover）裡的一句台詞，“哪裡有這傢伙在，哪裡就有火災等著救。”（“Foo”又等同於法語裡的feu，意思也是指火焰）機組人員首先就懷疑這些物體可能是德國的某種秘密武器。1945年1月2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就刊登了這篇由《美聯社》發佈的簡報：
“就目前所知，納粹似乎是朝著德國的夜空扔上了一些奇怪的新玩意。這種令人毫無頭緒，神秘莫測的‘火焰戰鬥機’會如影隨形地疾行在進犯德國的英俊戰士號飛機的一旁。飛行員在夜間執勤時遭遇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武器至今已有了超過一個月。沒有人知道這門空中武器究竟是何方神聖。‘火球’就這麼突然現身，並緊跟著飛機飛行了數英里。按照官方情報所說，它們似乎是受地面無線電控制的。”（註3）
在他們合著的《人造UFO》（Man-Made UFOs，1994）裡，雷納托・韋斯科（Renato Vesco，他是納粹UFO假說的先驅）和大衛・哈切爾・柴爾里德斯還引用了一名曾在第八航空隊的情報部門服役直到戰爭結束的前美國空軍官員的證詞。
這位希望不要透露姓名的軍官向紐約媒體吐露說：
“飛碟非常有可能其實是德國人曾經動用過的‘心理’防空武器的最新型號。在德國西部執行夜間飛行時，我偶爾會發現有閃閃發光的圓盤或球體跟在我們的編隊後面。眾所週知，德國的夜間飛行員習慣在他們的鼻錐或螺旋槳上架設刺眼的前燈——這些前燈會突然亮起來捕捉目標，這部分是為了讓德國飛行員能更好地追蹤目標，但主要還是為了蒙蔽敵方砲台上的砲兵。
他們會藉由持續引起班組人員的警報和緊張來令他們疲憊不堪。在戰爭的最後一年，德國人還派出了ㄧ些由無線電控制的發光物體來干擾我們引擎的點火系統或雷達圖測的運作。美國科學家很可能已經接收了這個發明並將之逐漸完善，以便令其能與最新銳的對空與防空武器相比肩。”（註4）
遺憾的是，韋斯科和柴爾里德斯並沒有提供這段發言的詳細資料來源。
另一方面，英國的UFO研究者彼得・霍夫（Peter Hough）和珍妮・蘭迪斯（Jenny Randies）也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觀點，他們認為畢竟人們在二戰時ㄧ天到晚在天空中飛來飛去的時間遠超過其它任何時候，所以UFO會被大量目擊並不該令人意外。（註5）
當然，這種論點暗示了那些物體很可能是起源於非人類，但納粹UFO假說的支持者卻對此頗有意見：在他們看來，有如此之多的火焰戰鬥機目擊事件，再加上那些玩意對盟軍飛機的明顯興趣，種種蛛絲馬跡都暗示了它們是專門被設計來以某種方式來與那些飛機互動的。
就像UFO之謎一樣，真正的目擊報告也產生出了不少連官方都對這種現象有所興趣的謠傳。
舉例來說，英國政府就被傳聞曾暗地調查過火焰戰鬥機的來歷，這個行動又被稱為梅西計劃（Massey Project）。
“然而，”霍夫和蘭迪斯寫道，“空軍上將維克多・戈達德爵士（Sir Victor Goddard）——他是1950年代時的一位直言不諱地外星飛行器信奉者——卻斷然否認了這件事，他說在英國那麼艱辛的時候，如果財政部還批准了這般可有可無的計劃那簡直是太荒謬了。”（註6）
有些遭遇無疑有相當樸素的解釋。例如，在1943年10月14日的德國施魏因福特的一家工廠遭到轟炸時，美國第384飛行中隊就觀察到了一大群呈現銀色，厚達ㄧ英寸並直徑長三英寸的圓盤出現。
他們輕輕地在空中飄蕩，直接盤旋在美國飛機的路徑上，一名B17轟炸機的飛行員甚至擔心他的座機會在與這些東西碰撞後爆炸。然而，轟炸機撞上這些圓盤後卻毫髮無傷。很有可能諸如此類的事情其實都是“德國的阿佛洛狄忒作戰所釋放的金屬箔片，藉以來混淆雷達。”（註7）
問題是，還是有許多機組人員的報告難以得到解釋，包括有小型，發光且呈現圓盤形或球形的物體在不斷騷擾著他們的飛機，而且機動性異常發達。其中一個例子發生在1944年11月23日，當時美國第415夜間飛行中隊的愛德華・施呂特中尉正駕駛著一架厚實的夜間戰鬥機，從第戎的基地起飛飛往美因茨。
在距離斯特拉斯堡尚有二十英里的時候，擔任觀察員的空軍情報官弗雷德・林瓦爾德（Fred Ringwald）從駕駛艙裡向外ㄧ瞅，他馬上就看見了有十個發光的紅色球體正以極快的速度在空中飛行。施呂特認為它們應該是星星，但當那些物體開始快速靠近飛機後，這個解釋就不攻自破了。
施呂特於是向美國的地面雷達站發訊報告說他們正被德國的夜間戰鬥機追趕，但雷達站卻告訴他們明明什麼也沒有偵測到。儘管施呂特的雷達播報員唐納・J・梅爾斯中尉（Donald J. Meiers）有再重新偵測，但仍然是一無所獲。接著施呂特決定油門全開，好甩掉那些東西。結果，這群火焰戰鬥機也在轉瞬之間就作出了回應：它們火紅的光芒突然間變得漆黑，直到肉眼完全無法看見。不到兩分鐘後，它們就又重新現身，不過它們似乎已對美國的飛機喪失了興趣，然後它們便朝著德國的方向飛去。（註8）
在那些物體飛離時，戰鬥機的雷達出現了故障，這迫使飛行員不得不終止他們的任務。
在1944年11月27日於施貝亞發生的遭遇中，飛行員亨利・吉布林（Henry Giblin）和沃爾特・克利里（Walter Cleary）也報告說，有一個大型的橘色發光物體在他們上方大約1500英尺處以時速250英里的速度飛行。不過，雷達站仍然告訴他們，那裡並沒有任何東西。接著，飛機的雷達系統故障又迫使他們得折返基地。後來對此事的官方報告也出爐了——這還是第一次——飛行員們對此還發明了許多玩笑。（註9）
經過11月27日的遭遇後，目睹火焰戰鬥機的飛行員已經決定不再將它們納入飛行報告之中。
但這種自發性的審查制度還是被兩位隸屬第415中隊的飛行員麥克法爾斯和貝克給打破了，他們原封不動地提交了1944年12月22日的飛行報告。
報告的部分內容如下：
“在6點左右的阿戈諾附近，約1萬英尺的高空，有兩個非常明亮的物體正從地面下方朝著我們飛來。隨後它們停滯下來，尾隨著我們的飛機。它們是巨大且明亮的橘色發光物體。它們就這樣在那裡待了大概兩分鐘，一直都在我們的機尾後方。它們的操作簡直無可挑剔。當他們離開我們時就像是熄火了一樣。”（註10）
目睹火焰戰鬥機的事實上不僅只有機組人員。霍夫和蘭迪斯還引述了一份波蘭上西里西亞的海德布勒克集中營的前戰俘的記述。
時間是1945年1月22日的下午3點，德國人在趁著俄羅斯軍隊解放此地之前開始列隊檢查還有多少人，這時一架轟炸機突然越過他們的頭頂，高度大概是1萬8000英尺，人們都驚恐地盯著似乎是從它的後方噴射出的火焰。
後來他們認為那可能是飛機的滑流所引起的閃光。但最後他們都意識到了事情並非如此：那團火焰其實是一個緊追著轟炸機不放的銀色球體，而且轟炸機可是千方百計地想要甩掉它。火焰戰鬥機一直持續咬著轟炸機的尾巴，直到兩者都飛向了遠方。（註11）
《美聯社》的科學編輯霍華德・W・布萊克斯利（Howard W. Blakeslee）後來在1945年1月1日發表了他的觀點宣稱，神秘的火焰戰鬥機其實不過是聖艾爾摩之火（St Elmo's Fire）造成的現象，是由盟軍飛機身上的靜電引起的自然光。根據布萊克斯利，這種說法也解釋了為什麼火焰戰鬥機無法被雷達偵測。
但實際遭遇過那些物體的飛行員卻對布萊克斯利的解釋感到不以為然：他們大多數人都已經有了好些年的飛行經驗，他們自己一看也能明白碰上的是不是聖艾爾摩之火。火焰戰鬥機明顯與此完全不同：他們發射出的光線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反覆開啟又關閉，似乎與它們的速度有關；而且它們的形狀通常也可以被清晰地辨識為圓盤形或圓形；再者它們還經常被記錄到能呈垂直軸式的快速旋轉。（註12）
由於沒有任何一架盟軍飛機曾被火焰戰鬥機擊落（其似乎更樂於緊追著它們和干擾雷達），所以這些物體被認為可能是某種危險的德國秘密武器，也許是V-武器科技系列的尖端成品。V系列的火箭已經在倫敦造成了重大死傷，而且眾所週知的是，德國科學家還在拼命地試圖研發出能夠直擊美國的彈道導彈。
據韋斯科和柴爾里德斯指出，有幾則關於火焰戰鬥機的故事在1944年12月被走漏給了《美國退伍軍人雜誌》（American Legion Magazine），上面還刊載了幾名美國情報官員的個人意見，他們一致認為火焰戰鬥機應該是德國人發明的無線電操作雷達干擾裝置。（註13）韋斯科和柴爾里德斯繼續引述了另一名（匿名的）B-17飛行員的證詞，他說自己曾經打算攔截火焰戰鬥機，而且成功地逼近這個閃閃發光的球體到幾百碼之內。據他說，結果他聽到了“一種非常奇怪的聲音，就好似是‘一架看不見的飛機的噴流聲’一樣。”（註14）
最後的一則與火焰戰鬥機遭遇的紀錄是發生在1945年5月初的普法爾茨森林東部邊緣的附近。
這回，同樣也是出身自第415中隊的一位飛行員看見了五個發光的橘色球體在遠方以V字形飛行。（註15）
橫跨斯堪地納維亞的幽靈火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肯尼思・阿諾德的目擊發生前的那兩年間，奇怪的不明空中物體也接連入侵了芬蘭、挪威、瑞典以及丹麥（據後來的報導，甚至連摩洛哥和印度都出現過）。
被稱為“幽靈火箭”（Ghost Rockets）是因為它們狹長而薄薄的外形，而且偶爾還會排放出炙熱的廢氣。根據報導，這些物體曾展現出驚人的機動性，例如潛入水中和以飛快地速度攀升。（註16）
英國的UFO調查員蒂莫西・古德（Timothy Good）曾引用過一份美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在1946年7月11日發送的機密國務院電報：
“數個星期以來，有很多關於人們在瑞典和芬蘭的天空中看見像火箭般的奇怪發射物的報導。在過去幾天裡，這些東西的目擊報告又顯著提升了不少。大使館的人員在星期二下午也看到了。那東西在同一天的下午著陸在斯德哥摩爾附近的海灘上，沒有造成任何損壞。按照新聞報導，現在應該正被軍事當局介入研究。據當地科學家的第一次檢查結果所示，它含有類似碳化物的有機物質。
國防部的人員已在昨晚公佈公報，裡面列出了各枚導彈被目擊到的地方，並敦促公眾主動舉報所有不明的聲光現象。另外，新聞還報導了在今天下午2點30分左右有一枚這樣的導彈墜落在了斯德哥爾摩郊區。照大使館人員的說法，導彈既沒有發出任何聲響，而且幾乎是極快地往地面下落。此外也沒有爆炸的聲音。
軍事機構已開始透過渠道著手研究，並承諾會將結果公諸於眾。瑞典人對於這些導彈的來歷，特徵或用意都一無所知，唯一能知道的是它們絕對不是出自瑞典人之手。就目擊者指證稱，導彈是從南面飛向西北方。休伊特少將率領的六個大西洋艦隊也是於今早抵達斯德哥爾摩。
如果那些導彈是真如人們所認為的源自於蘇聯（有些人懷疑它們是從愛沙尼亞發射的），那麼其目的就很可能是要在政治上威嚇瑞典人，令蘇聯得以在眼下的協商向瑞典施加壓力，要不然就是為了抵消因我們海軍的拜訪和最近的比基尼（原子彈）試爆所造成的軍事壓力，也可能兩者皆是。”（註17）
由於這時冷戰才剛剛揭開序幕，所以這份電報會懷疑是蘇聯該為幽靈火箭負責是很自然的。
美國人和俄羅斯人當然都在二戰結束後接收了不少德國的武器科技，而且許多權威人士都承認俄羅斯已經在開始試驗V-1和V-2火箭的設計。（德國的V-2火箭實際上早在1944年夏天就曾墜毀在瑞典過）美國與蘇聯都對捕獲來的納粹科技進行過廣泛實驗這一事實，對於我們研究納粹-UFO理論擁護者的主張會別具意義。
有一些英國科學家曾被派往瑞典前去研究關於幽靈火箭的報告，他們其中就包括英國空軍部的情報主任R.V・瓊斯教授（R.V. Jones）和MI6第四部門（Section IV）的科學顧問。
在《最絕密的戰爭》（Most Secret War）一書裡，瓊斯描述了他在1939-1949年間與英國科學情報部的共事過程，瓊斯教授也提到了當時有些人擔憂那些火箭會否是來自於俄羅斯人：
“通俗的解釋是...（幽靈火箭）是俄羅斯人為了恐嚇而射向瑞典的遠程飛彈。我們自己的空軍技術情報部的官員接受了這種解釋，他們在其中ㄧ起目擊事件的報告中發現了幾乎是只有非但才辦得到的表現，因為在那起事件裡出現的物體似乎是以時速2000英里的速度在瑞典南部到處亂飛。
那些官員沒有注意到的是，每一個目擊者，無論是身處在哪裡，他們都口徑一致地指出這個物體是朝著東方飛去。截至目前為止，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它其實是一顆流星，也許它已經飛掠到了芬蘭東部，至於它那不可思議的速度很可能是因為所有目擊者或多或少都是在同一時刻看到它，但他們的手錶卻都不一致，所以想透過連接目擊的時間序列來繪製出軌跡是白費力氣。”（註18）
瓊斯教授認為，要說幽靈火箭是俄羅斯人基於德國V-2的設計改良而來的成品純粹是天方夜譚：因為在他看來，飛越斯堪地納維亞ㄉㄚ火箭的性能足足是V-2的兩倍有餘，要在從捕獲到德國的設計品至今的這麼短時間內將其改良到這般地步實在是不太可能。
對我來說，我只想簡單地提問兩個問題。第一，如果俄羅斯人真的有這麼一批足以飛掠瑞典的可控飛彈，但為什麼他們卻不趁此多做些什麼來向西方警告說他們已經掌握了這般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呢？我的第二個問題則接續著第一個：既然如此，那俄羅斯人又是如何成功製造出如此驚人的飛彈？
就算是德國人在1944年的試驗裡都只能確保在非常短的距離內才能達到命中率超過90%，即使俄羅斯已在更長的距離上辦到了高達99%的命中率，那麼這也意味著至少應該要有百分之一的飛彈墜毀在瑞典領土上。由於據稱有數百次的出擊案例，所以在瑞典自然應該要有哪怕是幾枚墜毀的飛彈，但顯然並沒有。
因此，我絕對不會接受主張那些飛彈皆是源自於俄羅斯的說法，除非有人能把飛彈的最起碼ㄧ片殘骸擺到我的辦公桌上。（註19）
瓊斯教授接著繼續提到了緊隨著他的挑戰而來的另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據說瑞典總參謀部和英國空軍部的人曾回收到了從幽靈火箭身上落下的物質，隨後樣本便被送往法恩堡的皇家航空研究所（RAE）進行研究，據分析這些碎片的科學家聲稱，其98%的成分都是由未知的物質所構成。
瓊斯本人也看到了樣本，而且他很快就得出結論認定，它們都是焦炭塊。
“總計是四或五個呈不規則形狀的實心塊體，它們沒有一個看起來與機械裝置有關。”（註20）
當他撥電話給RAE的化學分析部負責人，詢問他們是否有考慮要進行殘碳測試時，接聽電話的那位化學家卻是已經如字面上的喘不過氣來了。
“根本沒有人有閒暇能停下來好好端詳這個物質，每個人都努力想要儘快分析出它究竟是什麼，殘碳測試並沒有任何收獲。其它殘塊同樣也令所有人都感到莫衷一是。”（註21）
儘管如此，關於幽靈火箭的目擊記錄也還是存在著一些令人費解之處。
其中一位名叫埃里克・雷特斯沃爾德（Erilk Reuterswaerd）的瑞典人甚至還在斯德哥爾摩附近拍攝到了照片。瑞典當局在研究過這張照片後得出結論認為，照片中的物體的尾跡實際上並不是從後方噴出，而是包裹著它。1946年9月6日的《倫敦每日電訊報》（The London Daily Telegraph）刊登了這張照片，而且它還被懷疑是某種測試中的新推進方式。（註22）
後來瑞典政府在1946年10月總結指出，在接獲的1000起有關幽靈火箭的報告中，大概有80%可以歸因於“天體現象”；但剩下的20%卻完全無法用自然現象或幻覺來解釋。（註23）
激進的飛機設計：火球與球形閃電
傳統的歷史觀向來認為，德國是有如V-1，V-2還有噴氣式梅塞施密特ME-262戰鬥機這些令人印象深刻且不俗的武器，但他們的技術創新也就僅止於此。事實上，嚴肅的歷史學家往往都非常鄙視主張納粹取得了巨大的技術進步的論調。
（一如我們所引用的瓊斯教授，他也聲稱納粹1944年的飛彈試驗仍只有90%的精准度）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免得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是否有資格論斷這件事？我們已經簡單地一瞥過了神秘的火焰戰鬥機，幽靈火箭還有UFO，這是許多專業科學家都承認的（雖然他們都極不情願且不肯具名），這顯然構成了一個值得深入調查的難題，現在我們必須轉過頭來研究ㄧ些UFO研究者的主張，因為他們宣稱頻頻飛過我們的天空的那些奇妙玩意其實都是基於納粹的設計而來的超高性能圓盤形飛行器，而且它們不僅可以在大氣層間遨遊，甚至還有能力進行外太空旅行。
那些本就已經對這種想法頗有意見的讀者，肯定還會再因為有些人更聲稱納粹自己就成功研發出了這些機器的原型感到怒不可遏。不過，既然我們已經踏入了這片絕對的他處的深處，那我們就應該堅持下去踏過這個奇怪的領域，特別是考慮到鮑維爾和伯杰爾曾非常中肯地說過“歷史學家也許是理性的，但歷史不是。”
我們已經講過，納粹-UFO理論這個領域的先驅是雷納托・韋斯科。畢業於羅馬大學的他後來到了德國航空研究所學習航空工程，在戰爭期間他則被派赴義大利北部的加爾達湖為飛雅特公司的地下設施工作。之後韋斯科在1960年代便開始投身於研究義大利空軍部的UFO目擊調查報告。（註24）
他在1971年出版了Intercettateh Senza Sparare（可以粗淺地翻譯為《沒有發射的攔截》），他在裡面提出了關於人造飛碟的開創性理論；這本書詳細檢驗了UFO背後可能的科技，並據此得出了一個令人吃驚且極富爭議的結論認為，人類的科學本領完全可以辦到UFO那般的技術性能（從它們的飛行特徵來看）——而且就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也沒有問題。
事實上，韋斯科還非常堅定的相信，至今人們在世界各地所目擊到的UFO都可以追溯回1940年代初的納粹德國。除此以外，他認為美國和蘇聯在戰爭結束後也瓜分了這些飛行器背後的技術原理，而且兩個超級大國都在為了各自的目的持續開發和完善這些設計。
據韋斯科指出，巴伐利亞州上阿瑪高的德國空軍科學家曾對能夠在100英尺內干擾飛機引擎的電氣裝置進行過廣泛研究。
藉由產生出強烈的電磁場，這種裝置可以造成目標飛機的點火系統短路，進而癱瘓動力。然而，如此之短的距離根本毫無用處，所以他們試圖把這個上限推升到300英尺。這些計劃直到戰爭結束時都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從未實際生產。然而，這些研究仍啟發了阿爾伯特・斯佩爾和黨衛軍技術參謀部所研究出的一些副產品。例如他們製造出了對美國的夜間戰鬥機的機密雷達系統進行“近距離無線電干擾”的裝置。（註25）
因此，一個高度原創性的飛行器就這麼呱呱墜地了；它的外形渾圓且披有裝甲，看起來或多或少有些像是龜殼，而且其動力來自於一種同樣扁平而呈圓形的特殊渦輪噴氣引擎，它的運作原理會令人不禁想起會產生出灼亮火焰光暈的著名的希羅汽轉球。這個東西也正因如此就被稱作火球（Feuerball）。但它並沒有配裝任何武器，而且無人駕駛。它是由無線電控制起飛，接著它會被敵機排氣時排出的火焰吸引而自動跟隨上去，但會維持在足夠接近的距離卻不引致碰撞，僅令敵機的雷達遭到癱瘓。（註26）
這種飛行器的周圍散發出的炙熱光暈是由豐富的燃料混合物與化學添加劑所造成，這令火球飛行器得以對自身周圍的大氣引發電離作用。
當它逼近目標的時候，這種電離作用就會釋放出強力的靜電和電磁場，讓H2S型雷達舉手投降。
“金屬電弧會承載著頻率固定的振蕩電流，而且與雷達站所使用的頻率相當，換句話說——它可以蔽屏雷達螢幕上的光點，所以火球飛行器幾乎完全不會被美國當時最先進的雷達給偵測到，要在夜間看見它們只能靠目視。”（註27）
韋斯科繼續指出，這種稀薄的夜間可見度又給了火球飛行器另一個巨大的優勢：在沒有光照的情況下，其引擎產生出的光暈會令人誤以為它相當巨大，這會讓盟軍的飛行員感到更加惶恐不安。在火球飛行器開始逼近的時候，很多飛行員就是因為害怕會被捲入巨大的爆炸中而不敢開火。（註28）
而且的確，這種裝置是有安裝自爆功能，一旦它們被敵軍捕獲就會啟動，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絕妙的功能可以確保它們從盟軍飛機的攻擊中快速脫身。每架火球飛行器在裝甲外殼裡面都包含了一層絕緣的薄鋁板，如果炮彈貫穿外殼觸碰到鋁板，電路就會被關閉然後啟動垂直式最大加速裝置，並在數秒鐘內令飛行器脫離敵方武器的射程。（註29）
負責生產火球飛行器的是維也納新城的亨舍爾-拉克斯航空公司（Henschel-Rax）。據一名（未具名）的目擊者所說，他曾在白天親眼目睹過他們進行試飛測試，飛行器在白天看起來就像是在垂直軸上旋轉的發光圓盤，但在晚上卻會顯得像是巨大的燃燒地球儀。赫爾曼・戈林曾多次前來考察過火球飛行器計劃的進展，他希望可以把飛行器的機械原理套用在更大型的碟形飛機上。而且他的期望要不了多久就會被實現。
韋斯科稱球形閃電（Kugelblitz）自動戰鬥機是“當代飛碟的第二個真正的前輩（繼火球之後）”，而且它還可以算是最早的“噴氣生力式”飛機。（註30）西德媒體曾在1952年與前空軍部工程師魯道夫・施里弗（Rudolph Schriever）進行過一系列採訪，據他聲稱，德軍已經設計出了一款與韋斯科口中的球形閃電飛行器非常相似的飛機。施里弗是埃格爾的亨克爾工廠的工程師兼測試飛行員，從1941年開始他便開始與可以進行垂直起飛的飛機的點子打交道，按照設想，這種飛機可以擺脫容易遭受敵軍轟炸的跑道。
到了隔年6月，他已經依照自己的設計製造出了實機並進行試飛，同時他也即刻著手開始設計十五英尺的完整尺寸版本。後來施里弗在1944年中被調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附近的一間寶馬工廠，在那裡一位來自佩內明德火箭站，名叫沃爾特・米希（Walter Miethe）的工程師和另一位同行克勞斯・哈伯默爾（Kalus Habermohl）以及里瓦德爾加爾達的航空綜合企業的義大利物理學家朱塞佩・貝朗索（Dr Giuseppe Belluzzo）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他們一起設計了一個更大且有人駕駛的版本，其特色是半球形的駕駛艙就設計在圓心，而且飛碟的垂直軸上的渦輪引擎是多翼式驅動。
這個德國碟形飛行器計劃的正式名稱是“圓盤計劃”（Project Saucer，W.A・哈賓森受納粹-UFO理論啟發的五部曲小說傑作的書名即來源於此）。據軍事歷史學家魯道夫・魯薩爾少將（Rudolph Lusar）指出，施里弗飛碟的設計中包括了“圍繞著固定的圓球形駕駛艙旋轉的寬面環”。這個面環涵蓋了“可用於升降或水平飛行的可調節式翼片”。（註31）其中第3號原型飛碟的直徑為138英尺，高105英尺。
依照施里弗的說法，最終版本的飛碟原已準備好要在1944年初進行試飛，但它最終卻被其建造者們親手摧毀，以免被落入盟軍手中。之後施里弗和他的同事也逃出了被捷克斯洛伐克的愛國者解放的寶馬工廠。儘管施里弗的說法是如此，但雷納托・韋斯科仍然斷言，在1945年2月確實有一架球形閃電式超音速碟形飛機在鄰近北豪森的地下火箭工廠裡進行過試飛。（註32）
又被稱為V-7的這台機器據說僅在三分鐘內就飛升到了3萬7600英尺高，，而且時速高達1218英里。這架飛行器及其技術人員後來皆被俄羅斯人俘虜並被送往西伯利亞，飛碟計劃就在那裡於蘇聯控制下繼續進行。
韋斯科還提出了一項證明德國飛碟計劃確實存在的證據，
“非常精細，”他指出“一位英國技術部的高官曾在1945年透露，他已經發現了德國‘完全截然不同且極為駭人的空戰計劃’。”
韋斯科繼續說道：
“這些計劃無疑已經超出了正常噴氣式飛機的設計範疇，就像雙方在戰爭結束時都已投入生產與作戰的那些噴氣式飛機。另外，魯道夫・施里弗在過世前，也就是戰爭結束的十五年後，曾言之鑿鑿地堅稱大量的戰後UFO目擊無不表明了他的設計的進一步發展。”（註33）
到了1980年5月2日，又有一名男子也現身接受德國媒體採訪聲稱他曾在圓盤計劃裡工作過。據高齡76歲的海因里希・弗萊布納（Geinrich FleiBner）告訴《新媒體報》（Neue Presse）雜誌說，他曾擔任過噴氣式推進的圓盤形飛機的技術顧問，而且佩內明德已經利用來自其它各地分工生產的零件製造出了實機。
弗萊布納還宣稱，戈林一直都是這個計劃的贊助人，而且他還計劃要將這些碟型飛行器用作旅遊飛機，但礙於盟軍的推進，國防軍銷毀了大部份的機型。（註34）不過，仍然有一些材料落入了美國人和俄羅斯人手裡。
據哈賓森指出：
“弗萊布納的飛碟的筆記和圖紙在西德首次登記註冊時是1954年3月27日，之後它在次年3月28日被轉移到大西洋另一端的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並在1960年6月7日獲得美國專利局的註冊。”（註35）
據韋斯科說，奧地利發明家維克托・勳伯格在被納粹押走後也在1938-1945年這段期間內為第三帝國設計出了不少碟形飛機。
這種飛碟的動力來源被勳伯格稱為“液體渦流動力”：
“假如水或空氣能被持續旋轉變成俗稱的‘膠體’的扭曲振蕩形式，”他說，“其所製造出的能量會帶來巨大的力量，足以產生懸浮效應。”（註36）
當然，這種奇怪的推進方式究竟是否可行還有待商榷。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戰爭結束後的確接收了很多勳伯格的文件，至於俄羅斯人則是拿走了剩下的東西，而且還在他們掠奪一空後把他的公寓夷為平地。據說勳伯格後來在1950年代前往德克薩斯州為美國政府的頂尖秘密計劃工作，儘管這個籠罩在神秘之中的計劃似乎並未取得太多成果。
最後勳伯格在1958年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根據報導，他在臨死前還一直念念有詞的說著：
“他們從我身上奪走了一切，我甚至無法擁有我自己。”（註37）
這些非常激進的航空設計毫無疑問已被投入測試。例如Me 163A戰鬥機就是由液體燃料瓦特火箭來提供動力，它在1941年8月初次進行試飛。它每小時的速度超過600英里，是當時戰鬥機的平均速度的兩倍。後來的第二個版本，Me 163B還配有一個更大的發電機。
但這個設計得要直到1944年中才算正式完善，那時德國上下已經準備並部署好了370架實機，它們被準備要在最後一波嘗試中挫敗盟軍。英國皇家空軍（RAF）和美國陸軍航空軍（USAAF）的空勤人員便在他們的報告中提到了這些極為快速且危險的飛行器：在很多場合裡，Me 163的速度都快到令盟軍的砲手根本抓不到機會對付他們。
然而，Me 163只能維持25分鐘的戰鬥狀態，其它大部份時間裡它都需要補充動力，而且它們相對較少的數量也拖累了與盟軍抗衡的能力。（註38）
漢斯・卡姆勒
可是，如果德國人確實成功研發出了可供駕駛的碟形飛行器，那麼它後來的際遇又是如何呢？正如幾位研究者所指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Hans Kammler）博士這個人身上，他在戰爭結束時已經擁有了掌管所有秘密空軍計劃的權限。
此外，卡姆勒亦與沃納・馮・布朗（他後來成為NASA的阿波羅登月計劃的主任）還有空軍少將沃爾特・多恩伯格（Walter Dornberger，他之後也成為了美國貝爾飛機公司的副總裁）ㄧ起為V-2火箭計劃共事過。（註39）
海因里希・希姆萊曾計劃透過建立起一批企業和產業陣線來使黨衛軍從納粹黨與國家控制中分離出來，並令其得以獨立於國家預算的供給。這個提案後來即在1944年得到希特勒批准。（誠如吉姆・馬爾斯（Jim Marrs）指出，這個策略之後也被美國的CIA照單全收）（註40）
在戰爭已經回天乏術之時，漢斯・卡姆勒甚至決定要以V-2火箭科技和相關科學家作為籌碼與盟軍談判。在1945年4月2日總計有500名技術人員與工程師搭乘火車，同100人的黨衛軍部隊ㄧ起被送往巴伐利亞州阿爾卑斯山地區的一處秘密地點。就在兩天之後，馮・布朗開始向卡姆勒詢問是否能恢復火箭研究，但卡姆勒卻告訴他說他自己將要無限期地失蹤。而且這也的確是漢斯・卡姆勒最後一次出現在世人眼裡。（註41）
鑒於他與盟軍進行確保他的後半生無虞的談判時所掌握的籌碼，卡姆勒的失蹤無疑是一個難題，或許我們需要暫停下來，思索看看如果他還握有著比V-2更為先進的科技的可能性。
“這個帝國，又或是它的衍生品是否掌握著製造UFO的實力，還是說它已與盟軍中的其中一個強權攜手合作？”（註42）雖然卡姆勒一般都被認為是在布拉格遭到捷克的抵抗組織逮捕時自殺身亡，但這個說法並無任何證據支持。
那麼，卡姆勒究竟是何去何從？
在最後一章裡，我們將會詳細考察主張他，包括一票納粹高官都在戰爭結束後繼續苟延殘喘，逃到了一個極其不可能的地方的理論。
飛行車
主流歷史的觀點往往認為，雖然有許多相當先進的武器設計都已經出現在了圖紙上，但它們僅有很少一些有在戰爭最後幾個月內被有限生產，而且它們與納粹德國研發的飛碟也沒有任何設計或性能特性上的關聯。
不過，僅僅在戰爭結束八年後的1953年，加拿大的《多倫多之星報》（Toronto Star）卻宣稱阿弗羅飛機公司（AVRO）已決定要在其位於安大略省的馬爾頓一旁的工廠中嘗試研發飛碟。根據報導，公司內部的知情人士還透露，他們開發的機器的最高時速能夠達到1500英里。
不難理解，這個消息一出就瞬間引起了新聞界各方的興趣，它們紛紛要求加拿大政府澄清事情的真假。
政府隨後也發表了一份聲明：
“國防部正在斟酌各種想法，包括那些極為革命性的，還有新型的超音速飛機甚至是飛碟。然而，這一切都尚處於研究開始之初，在我們實際投入生產前恐怕還需要七年或更長的時間。”（註43）
國防生產部總理C.D・浩威（C.D. Howe）也在1953年2月16日向加拿大眾議院答覆的報告中提到，政府已經在研究最新型的戰機概念，
“此外，阿弗羅公司現在亦正在研製一款可以以時速1500英里的速度飛行，並在空中筆直爬升的‘飛碟’的實驗用模型。”（註44）
在不出兩個星期後的2月27日，阿弗羅的總裁克勞福德・戈登爵士（Crawford Gordon Jr.）又在公司的期刊上撰文寫道：
“我們的其中一個項目無論是在概念還是外觀上都絕對是標新立異。正在研發中的原型機是如此領異，足以令其它所有類型的超音速飛機都顯得像是隔年皇曆。這就是阿弗羅-加拿大公司對這個項目最好的介紹。”（註45）
繼這個聲明之後的是長達兩個月的沉默，但《多倫多之星報》在4月21日刊登的另一份報導卻又引起了更多媒體的矚目：
“蒙哥馬利元帥...是少數有幸能親睹阿弗羅的‘飛碟’實驗機的人之一，這種機型據說能以時速1500英里的速度飛行。陪同蒙哥馬利參觀的嚮導說，他對這一切被他評為‘太完美了’的成品留下深刻印象...圍繞著這個頂尖機密的保密措施做得可謂是滴水不漏，甚至連蒙哥馬利的兩位來自蘇格蘭場的護衛都被禁止進入阿弗羅工廠的特定區域。”（註46）
《多倫多之星報》在4月24日又繼續追加報導說，飛碟的材質是由金屬，木材以及塑膠混製而成，配有旋轉氣體引擎的它又被稱為陀螺戰機。
之後隨著一份簡短的報導出爐，加拿大媒體在11月1日繼續透露了不多的一些信息：
“被列入高度機密，甚至也只有極少數人確實相信確有其事的加拿大飛碟實驗機在昨天被向二十五美國專家進行了展示，其中包括有軍方官員和科學家。”（註47）
這款價值2億美元的原型機又被叫做阿弗羅歐米茄號，這也許是因為它的形狀與其說是一個完美的圓形，反倒更像是希臘字母的關係。
據媒體方面還宣稱，加拿大政府已經計劃要部署飛碟中隊來保衛該國最北部的領土，它們的VTOL（垂直起降）性能令其成為了森林和雪地環境的理想選擇。
不過，官方和新聞界接著又再一次地就這件事情沉默了好一段時間，直到這個計劃的主要設計師，航天工程師J.C・M・福斯特（J.C. M. Frosrt）出面揭露了更多內容，而且當時還有謠言盛傳稱連美軍都已經參與了計劃。韋斯科也引述了一個匿名的新聞界來源，這個人滔滔不絕地指出：
“這艘飛船能夠垂直起飛然後懸停在半空中，而且它的時速大概是1850英里。換言之，飛碟所表現出的性能它都能輕而易舉地辦到。這個驚人的飛行器誕生於英國航天工程師約翰・福斯特（John Forst）的奇想，他在戰時曾於英國的德哈維蘭工廠裡工作過，後來他又轉赴加拿大莫爾頓的阿弗羅公司。
然而，為美國空軍製造的機種卻並非是福斯特最初設計的款式。他在兩年前就曾向美國方面的權威展示過一架被稱為飛蝠的飛行器的設計，這個名字是取自它的起飛方式。它多少有些類似於時下的碟形飛行器，但它並不能垂直起飛。另外，它的最高時速也無法突破1430英里。
儘管美國參謀部對飛蝠頗有興趣，但它的性能仍不值得投入生產。”（註48）
但這些曾一度被寄與厚望的美-加飛碟計劃最後卻在1954年12月3日隨著加拿大國防部突然宣布，由於所需的技術太過昂貴且不純熟所以決定終止研發而功虧一簣。
不過就在差不多一年後，美國空軍部長唐納・奎爾斯（Donald Quarles）透過國防部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聲明。
“我們正在邁入一個屬於航天科技的時代，擁有有別以往的配置與性能的飛機將大行其道...空軍方面已經安排好要在這幾天進行噴氣式垂直起飛飛機的第一次試飛。另外，我們與加拿大的阿弗羅公司還簽署了一個項目，我們要一同研發可能與時下人們所描繪得飛碟有些類似的碟形飛機...
儘管其中有一些可能會採用前所未有的設計，例如阿弗羅的項目，但它們都是過往的飛機的直系後裔，而不應該被視為是什麼怪力亂神或神秘的東西...能夠進行超音速飛行的垂直起飛飛機將會為我們的天空帶來新氣象，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會使人誤以為看見了飛碟。
國防部將盡可能在可許範圍內讓公眾瞭解這些發展，這樣人們就可以知道它們到底是什麼...我想我們還應該明白，其它國家也有能力開發垂直起飛飛機，只不過也許形狀會不盡相同。
不過，現在最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沒有任何發生在我國的所謂‘飛碟’目擊事件其實是外國飛機所為。”（註49）
雖然奎爾斯的聲明相當令人吃驚，但阿弗羅公司實際上卻因為加拿大政府以俄羅斯的空襲威脅日益減少，因為其洲際轟炸機數量並不寬裕為由取消了CF-105阿弗羅重型轟炸機的合同而栽了個大跟斗。
這個決定導致有1萬人被迫解僱，其中大部份還是飛碟計劃的專家，後來這個計劃也被更名為飛行車（AVRO-Car）。
美國當局直到1960年8月才終於允許新聞媒體來一睹飛行車原型機的風采。但它的表現並不是很盡如人意：它只能懸浮在距離地面僅有幾英尺的高度上，這使得官方也不得不發表聲明解釋，
“即使是這種類型的垂直起降飛機...仍然難免為低速穩定性的問題困擾。NASA的埃姆斯研究中心設計了一道四十乘八十英尺的風道來讓全尺寸模型機進行試飛，但結果並不是相當出色。儘管如此，很顯然，這種類型的圓形飛行器所遭遇的障礙也不是完全無法克服。”（註50）
過了一年多後，美國國防部正式發表聲明宣布，礙於這樣的設計根本不可能順利地運作，所以飛行車計劃將宣告結束。
飛行車的悲劇故事（還有它證明的碟形飛行器所會面臨的問題）並沒有打擊納粹UFO理論的擁護者相信他們的基本論點是正確的信心。然而，英國的不明飛行物學家蒂莫西・古德引述的一份由科學情報辦公室的應用科學部長W.E・萊克索（W. E. Lexow）在1955年10月19日發表的一份CIA備忘錄反而還可能會進一步支持這個想法。
這份備忘錄也提到了飛行車的設計者約翰・福斯特，
“據報導，他是在二戰結束後從ㄧ群德國人那裡汲取了飛行器的靈感。蘇聯也可能從德國人那裡獲得了相關信息。”（註51）
UFO乘客的難題
任何企圖解釋UFO究竟是何方神聖的理論，當然，都必須先徹底檢視過所有可靠的證據，這包括了接觸者的報告以及他們對UFO上的乘客的描述。我們已經看過了主張UFO是受啟發自納粹科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設計的人造飛行器的說法，但我們現在接著要審視的材料，卻足以使整個納粹UFO理論變得完全站不住腳。
而這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根據所有接觸報告所示，每當UFO的艙口打開來時從中走出來的可能是各式各樣的生物，但從來不會是人類。（誠然，有些UFO接觸者也描述了看起來就與人類無異的生物，但他們都是極少數）
這個結果自然會導致大多數UFO研究者和調查人員得出結論認為，UFO毋庸置疑是源自外星的產物。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來簡要地介紹一些UFO接觸的例子。
自1947年的阿諾德目擊事件發生為現代不明飛行物時代揭開序幕，數十年以來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曾聲稱他們與UFO上的各種奇怪生物進行過接觸。在1950-60年代這些人往往被稱為“接觸者”，而且根據他們的證詞，人類不必因這群宇航員感到害怕。
經常被描述成身型高大且體態優美，留著長長的沙色頭髮且有一雙藍眼睛的那一類被通稱為“北歐型”外星人。（就我們目前所身處的背景下，這樣的描述有著絕對醒目且險惡的內涵存在，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可能真的是巧合）
在1950年代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接觸者絕非喬治・亞當斯基（Geroge Adamski）莫屬，他聲稱自己在1952年11月20日遇見了一個自稱來自金星的男人。亞當斯基是一位自封的哲學家和神秘主義者，事情發生的當下他人正在距離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馬山天文台的幾英里外，準備大啖漢堡。那時他原本要和幾個朋友ㄧ起在不遠的徳瑟特森特共進午餐，結果他們突然間卻看見天空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雪茄形物體。
在要求他的朋友留在原地後，亞當斯基一個人開車前去沙漠裡一探究竟，沒想到映入眼簾的居然是一架碟形的“偵察艇”正在著陸的情景。當飛船上的人現身時，亞當斯基發現自己能透過手語和心靈感應和他交流，他同時從這位來客那裡瞭解到，金星人（以及太陽系的其他有智慧種族）對於人類的核能濫用情形非常的擔憂（這是所有接觸者都一再重複的主題）。
與其他接觸者一樣，亞當斯基的說法充斥著無法回避的有違科學之處，特別是太陽系中的其它行星根本就都不具備支持智慧人形生物存在的條件。就亞當斯基的案例來說，這個難題又隨著他對他的兩名追隨者所透露的對禁酒令的評論而變得更加複雜了起來。
在那段期間裡，他從政府那裡獲得了特別許可來進行宗教目的的葡萄酒釀造作業（他在拉古納海灘那裡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後來他宣稱自己已經釀造了“足以供應整個南加利福尼亞所需的葡萄酒”。如果不是為了規避禁酒令，他曾告訴他的朋友說，“要不然我根本就不需要嚷嚷那些飛碟廢話。”（註52）
1950年代的接觸者的證詞對大多數不明飛行物學家而言都非常可疑；然而，數十年後的一連串接觸報告卻需要更加繃緊神經的注意。在此之前，我們很有必要得先來扼要地瞭解其中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因為正是它們形塑了關於納粹在戰後持續活動的愈發流行的陰謀論的背景。
當我們開始檢視UFO接觸者的報告（尤其是自1960年代初以降）時，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綁架”的含義在這時已經變得相當明顯，通常都是證人從他們原先正常的場所中，在不願意的情況下被迫去以各種方式與顯然絕非人類的實體進行互動。
其中一個最著名的綁架案例發生在1973年10月11日美國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河的岸邊。當時，45歲的查理・希克森（Charlie Jickson）和18歲的卡爾文・派克（Clavin Parker）在釣魚的時候目睹了一架UFO突然出現。
《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在第二天發表了下面這篇報導：
“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日前有兩名造船廠的工人聲稱他們遭到一架UFO的綁架，而且被有大眼睛和尖耳朵的銀皮生物進行了奇怪的身體檢查，兩人在今天都已前往軍事醫院接受診斷，但並沒有發現輻射殘留。
...據傑克遜鎮的警監巴尼・馬蒂斯（Barney Mathis）說，這兩個人告訴他說他們原本在大約傍晚7點時正在帕斯卡古拉河西岸的一個舊碼頭釣魚，那天是星期四，突然他們就注意到了有一個奇怪的飛行器在兩英里外的地方不斷發出藍色的薄霧。
照他們的說法，那個物體隨後變得越來越靠近，接著在水面上似乎是三或四英尺的地方懸浮著不動，然後‘三個無論他們到底是什麼鬼的東西，不知道到底是靠著漂浮還是用走的從中出現，把我們抓進飛船裡，’這位官員引述希克森的話說道。
‘他們有著很大的眼睛。他們把我們綁架了大約有二十分鐘，而且還對著我們不停拍攝，之後我們就會被送回碼頭。他們唯一發出的聲音就是一連串嗡嗡聲，而且他們還散發著閃光。’
‘他們不是會說謊的人，’警長戴蒙德說。‘他們沒有理由要編造謊言。我知道他們真的碰上了某些事情。’”
根據警長，那架“太空船”被描述為像是魚形，大概有十英尺長，而且有一個八英尺高的頂棚。它的駕駛者據說有著一身蒼白的銀色皮膚，沒有頭髮，但有尖長的耳朵與鼻子，其嘴巴就像是一道開口，而且他們的手“宛如螃蟹的蟹爪”。
在UFO裡面，這兩人被安置在了一張桌上，並受到一種好似是一顆巨大眼睛的裝置檢查。他們兩人後來也接受了美國空軍的UFO調查項目，藍皮書計劃的天文學家顧問J・艾倫・海尼克博士（Allen Hynek）的採訪，而且後者從此從一位懷疑論者轉變成了謹慎的UFO相信者。
海尼克認為，希克森和派克是真的陷入了一種極度恐慌的狀態。空中現象研究組織（APRO）的顧問詹姆斯・A・哈德博士（Dr James A. Harder）也對此案進行了研究，他根據證人的描述指出UFO上的乘客應該是某種“自動裝置”或是“高級機器人”。
對UFO以及外星人綁架事件報持懷疑態度的人會相當合理地質疑，高度先進的太空文明似乎根本沒有必要對人類進行高度侵入性和創傷性的實驗，就像那些接觸報告所描述的那樣。對於有能力建造星際飛船的生物來說，還要從抗拒的受試者身上提取血液、肉塊、精子還有卵子樣本似乎顯得他們的醫療技術相當原始。
然而，“外星人”在他們的人類受害者身上犯下的暴行卻與納粹“醫生”（我的用法比較廣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集中營囚犯所進行的那些有著非常耐人尋味的聯繫。正如我們將在本章後面看到，例如W.A・哈賓森這些納粹-UFO理論的擁護者實際上已經提出他們的主張懷疑，這一切可能都是起源於納粹企圖在以人類作為原料創造出一個主人種族的持續性（且高度機密的）陰謀。
另外還有一個讓人不由得一提且需要謹慎檢視的綁架案件發生在1976年8月26日。當時，查爾斯・福爾茨（Charlie Foltz），查克・雷克（Chuck Rak）還有傑克與吉姆・韋納兄弟（Jack and Jim Weiner）這四個藝術學系的學生正在美國緬因州的阿拉加什河旁露營。就在他們滑著船在東湖上垂釣的時候，他們看見了一個巨大的球形發光體，這把他們都嚇傻了。
接下來他們只知道，等自己回過神來時他們都已經站在湖邊，看著那個物體迅速飛竄入天空。他們原本熊熊燃燒的營火只剩下微微發光的餘燼，這暗示他們已經離開了幾個小時，雖然他們只記得在湖上僅待了二十分鐘左右。
幾年過後，這件案子引起了倍受尊敬的UFO研究者雷蒙德・F・福勒（Raymond E. Fowler）的注意，他代表全世界最大的民間UFO研究組織，UFO互動網（MUFON）來對此事進行調查。
福勒安排這四名證人接受催眠，好回溯它們那天傍晚的記憶。每個人（他們都承諾好不會討論彼此催眠出來的結果）都回憶起自己被光束吸入UFO中，接著他們遇見了幾個人形實體，後者強迫（顯然是透過某種心靈控制）他們脫去衣物，然後坐入一個充滿霧氣的房間裡。
之後他們的身體被各種儀器反覆檢查和探測，而且還被抽取了唾夜、血液、皮膚、精子、尿液以及糞便樣本。在檢查結束後，這幾個人又被操控走過一扇圓形的門，然後他們就被光束牽引漂浮回了船上。
福勒後來發現傑克・韋納曾在幾年前動過手術切除掉了一個“異常腫塊”。檢查腫塊的病理學家難以理解這究竟是什麼，於是腫塊又被送往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疾病控制中心分析。在福勒的請求下，傑克・韋納於是去索討自己的醫療報告，但他卻發現腫塊已經被送到了華盛頓特區的軍事病理研究所（AFIP），而不是疾病控制中心。
當福勒致電給AFIP想要弄清這是怎麼一回事時，他被公眾信息官員告知說，AFIP偶爾也會向民間醫生予以協助。
“當傑克進一步追問腫塊到底為什麼要被送往AFIP而不是疾病控制中心時，他的外科醫生的秘書竟然告訴他這是因為這樣花費比較便宜，明明傑克可是有買保險的！”（註53）
帕斯卡古拉和阿拉加什事件都顯示出了許多典型的UFO綁架特徵，它們大致可以被概括如下：
1. 奇怪的實體出現帶走受害者
2. 各種儀器的醫學檢查
3. 機器檢驗和心理測試
4. 性行為，受害者有時會被迫與其他人甚至是那些實體“交配”
5. 受害者最後會被放回他或她原來的正常環境。（註54）
儘管世界各地的人們皆曾遭遇過各式各樣的“外星人”，但其中有一種類型卻正變得越來越常受到目擊（尤其是在美國）。這個類別就是俗稱的“灰人”，現在他們已經是外星人的典型代表以及當今公認最直觀的形象之一了。
我想讀者大概也不會對這個形象感到陌生，但我們還是可以簡略地來認識一下灰人的身理特徵：他們通常被描述成四英尺高（有時候會有八英尺），有龐大的頭顱和斗大的烏亮杏仁形眼睛。
他們沒有鼻子也沒有耳朵，在應有那些器官的地方都只有一些小洞；同樣的，他們的嘴巴通常也被形容是無唇的隙縫。他們的軀幹和四肢非常薄，幾乎呈現棒狀，而且有不止一名受害者曾提到他們看起來就像是由未分化的物質所構成的一樣，既沒有骨頭也無肌肉結構。
他們的手相當細長，有時是三根手指，有時又是四根。除此以外，灰人經常被描述說對待人類的態度惡劣，就像我們對待實驗室裡的動物一樣。事實上，有些人還說他們根本是軍國主義，其他人則認為他們簡直就像是蜂巢裡的蜜蜂，沒有任何個人意識，而僅僅是執行著從更高來源下達的命令。
很顯然，任何主張現代UFO的納粹起源的理論都不得不考慮入那些與飛碟有關的奇怪生物。鑒於我們肯定不會期望UFO飛行員會穿著黑色皮革大衣和長筒靴昂首闊步，否則他們絕對會被認定為是人類這一事實，這個難題似乎已經顯得無可解釋。
不過，W.A・哈賓森的研究卻提出了一個能夠打破這個僵局的解答，而且它還會進而向我們引伸出一些令人非常不安的猜想。
納粹賽博人？
根據哈賓森的見解，UFO的乘客很有可能其實是賽博人——也就是人類與機器的生物醫學工程混合體——而且這個主張在ㄧ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自1960年代以來的醫學研究的支持。
雖然這項研究在當時處於高度機密，但其令人驚駭不已的細節已經被通過書籍和文章等形式流出，它們不僅概述了這些實驗的內幕，而且還暗示了ㄧ些醫學界的人物對此所抱持的可怕態度。
大衛・菲什洛克（David Fishlock）曾這麼說過：
“即使是在今天，仍然有些人深信犯罪，特別是那些無法無天的神經病，甚至是正派的持不同意見者都應該將他們自身奉獻給科學研究所用。”（註55）
哈賓森以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人類塑造者》（The People Shapers，1978）為例向我們提醒了近30年來的醫學研究趨勢。
“在克里夫蘭醫學中心的人造器官部（Cleveland Clinic's Department of Artificial Organs）裡，不僅僅是醫學專家，而是‘機械，電氣甚至是生物醫學家，還有生物化學家和聚合物化學家’都在他們的手術室裡一刻也不得閒，忙著‘進行與例如用於...肝臟、肺、胰腺還有腎臟等重要器官的人造替代品開發有關的手術。’”
克里夫蘭醫學中心的人造器官部與克里夫蘭大都會綜合醫院的神經外科研究室（Neurosurg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of the Cleveland Metropolitan General Hospital）近在咫尺，後者早在1967年就已經表露出了對把一個人的頭顱完整移植到另一個人身上的可能性的極大興趣。
把人腦移植到另一個人身上既複雜又成本不斐，但正如帕卡德（Packard）所說：‘可是如果只是純粹移植一整顆頭，那麼就只需要切斷幾根連接處，然後再從受移植對象的頸部重新連接就可成矣。’”（註56）
克里夫蘭醫學中心曾經成功地在猴子身上實行過這套程序，而且被移植的頭顱顯然仍保有著它原先的性格特徵。
換句話說，如果有一隻猴子在手術前極富侵略性，那麼這並不會隨著它的頭被移植到另一副身體上後有所改變。猴子的眼珠仍會隨著在眼前走過的人們移動，這表明這顆頭還保持著一定的意識。但這些不幸的實驗品在手術結束後往往都只能存活大約一個星期。
當然，這種手術的主要問題還是再如該如何讓被切斷的脊髓再生，好使大腦能夠向新身體傳導神經脈衝；但這個障礙似乎也不是完全無法解決。
在1976年6月，一位名叫萊翁・A・馬丁尼安（Levon A. Matinian）的蘇聯科學家為突破這個問題揭開了一絲曙光，
“根據中樞神經系統再生研討會的第四次兩年度會議上發表的成果，他似乎已經成功重建了老鼠的脊髓。”（註57）
哈賓森對此特別指出，我們幾乎有理由可以確信，這個研究領域從那時開始肯定已被軍事和科學機構接手，在“幕後”繼續鑽研。
倘若事情真是如此，那麼設想科學家早已取得了遠超過老鼠這種水平的成果也絕對是理所當然的。
可想而知，肯定會有人完全無法理解這般野蠻的實驗對人類而言到底有什麼意義。儘管令人慶幸的是頭部移植這種事似乎是永遠也不可能辦到，但這樣的研究對於企圖改良人類這個物種的嘗試極具潛力，如果這些嘗試得已實行，那麼人類最終就可以在例如海底和外太空這些惡劣的環境中從事日常工作。
就目前來說，所謂的人形控制機器系統（Cybernetic Anthropomorphous Machine System，CAMS），也就是模仿人類操作者的動作的“奴隸”機器裝置已經基本上實現了人機合一的理想。
據哈賓森說：
“在1966年的波士頓航天大會上，為美國國防部的國防分析研究所開發無線人機操縱系統的工程師威廉・E・布萊德利（William E. Bradley）就解釋說，他相信人類最終會通過這種自主操縱的方式與機器相輔相連，如此一來人們便只需要在數千英里外的地方操作機器行動即可。
這個概念很快就啟發了飛歌公司為美國空軍研擬的武器瞄準系統，這種系統會將飛行員的頭盔與一個伺服器系統相連，這樣他就能輕鬆瞄準目標，而且只要當目標出現在頭盔上的攝影機裡時，他只需要扭轉頭部就可以自動射擊。”（註58）
此外，美國空軍的科學家早在1967年就已經成功將大腦信號傳輸到了使用由長短不一的阿爾法波所組成的摩斯密碼的電腦裡了（註59）（阿爾法波是在大腦休息時產生的）。在這種技術發展至今的當下，我們很可能已經可以讓被截肢者透過大腦的神經脈衝來操控他們的假肢。
至於在器官移植領域，過去30年來的長足進步我們都有目共睹，而且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人造心臟或其它器官開始造福那些疾病或事故的受害者。同樣的，儘管人們對克隆人的倫理問題憂心忡忡，但我們大概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看見實驗室負責生產人體器官，供給有需要的人進行移植。
考量到在國家安全的這個名義下暗地進行的研究通常會在過了十至二十年後才公諸於眾（例如隱形戰鬥機就源自於1970年代中，但公眾也是直到1980年代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非常有可能——但也許僅僅只是可能的是——在醫學和生物工程研究的領域取得的進步已經來到了公眾會視之為科幻的程度。
哈賓森堅信公眾所知道的一切都還僅是冰山一角，他繼續提醒我們說：
“美國海軍、空軍、陸軍還有像NASA這樣的官方單位——它們都在白沙飛彈靶場或類似的地方設有各自的頂尖機密研究機構——而且那裡經常都會用上先進的人為操縱機器人或是賽博人。”（註60）
他還補充說，在著陸的UFO一旁出現的奇怪生物很可能都是這樣的賽博人：也就是由精密的機器假肢拼裝而成的人形生物。
從理論上來說，這些生物的肺部可能會有部分塌陷，而且它們的血液會被人為冷卻。這些賽博人的呼吸及其它生理機能都可以藉由人造肺與傳感器進行控制，藉此保持恆溫，代謝還有壓力而不會被外部環境干擾——因此，即便沒有受到反重力（或重力）推進系統的保護，它們也不會受到自己的飛行器的超凡加速和方向陡變影響。
這些賽博人不會有獨立意志，但它們可以被經由與電腦連接的大腦植入物來進行無論距離多遠的遠程身體和精神操控。在這種操控系統下，鼻子和嘴巴都會變得多餘，所以這些部分會被完全密封...絲毫不起作用。”（註61）
如果我們還記得前面提到的那些對灰人的描述，包括他們那隙縫狀且明顯沒有用處的嘴巴，退化的鼻子以及細長的軀幹，那麼我們肯定會不安地聯想起透過遺傳工程將人類與複雜機器相結合的人造賽博人。對於已經被徹底嚇壞，變得神智不清又驚恐不已的UFO目擊者來說，這樣的生物看起來絕對不會像是地球的東西，反而一定是打從外星來的。
有意思的是，許多聲稱遭遇過UFO的人都聲稱還有一群看起來就與人類無異的實體會和那些奇怪的生物一同出現。有一些不明飛行物學家指出這些人類型種族就是前面提過的北歐型外星人，他們與灰人一起工作，而且可能組成了某種星際聯合會；但也有抱持更陰謀論式的思維的人相信，這些人類型種族絕非善類：他們被認為是屬於意圖佔領地球的外星集團。
然而，根據我們剛才檢視過的這些信息，我們還可以再提出另一種可能性。我們完全可以猜測，那些在UFO上出現的人型種族實際上就是灰人/賽博人的控制者
我們也能想像這些人型種族或許其實是一個獨立於地球上任何國家的超級秘密團體的成員，而且他們還可能會對所有國家和其他人類採取著敵視的態度。
或許可以想像，沒錯——但真的有可能嗎？
這些主張當然提出了一連串嚴肅而困難地問題。如果UFO的操縱者和那些不太像人類的船員都是來自地球，那他們到底是何許人也？
如果他們效忠的並不是任何一個我們所熟知的國家，那他們究竟是忠心於誰？
為什麼他們要綁架這麼多普通大眾，而且其中有些還再也沒有回來？顯然如果沒有資源充沛，安室利處且極為隱秘的基地的話，這樣的一個組織或社會是不可能為繼下去的。既然如此，那麼它會在哪裡呢？在我們這趟調查之旅的最後一章裡，我們將會研究一些試圖解釋這個險惡的人類團體的起源與意圖的一些理論。但在那之前，我們可以先來回答其中一個我們方才提到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絕不是好事，它會引領我們踏過絕對的他處，使我們終究難免地走向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哩路。
遙控精神控制
UFO綁架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懷有敵意的外星人該為此負責，又或是謎團的答案其實就在地球自己身上？
要瞭解這些問題的一個可能的答案，我們必須先來縱觀另一個會被絕大多數人視作科幻，絕不會在日常的經驗世界裡佔有任何地位的主題的歷史。這個主題就是從遠處對他人進行精神控制，而且正如我們將要看到，最令人擔憂的是這確實是可行的。
根據美國空軍科學顧問委員會在1996年發表的武器科技研究報告《新世界展望：21世紀的空中與太空力量》（New World Vistas Air and Space Power for the 21st Century）所說，透過所謂的生物過程控制來實現人機合一並非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可以被設想成是電磁能源的動作，其輸出可以被脈衝，塑形和聚焦，而且可以與人體結合來操縱對象的自發性肌肉運動、控制情緒（因而控制行為）、進入睡眠、傳輸對話、干擾短期和長期記憶、產生一個新的或是刪除原有的經驗集。”
據研究人員大衛・圭亞特（David Guyatt）告訴我們，所謂的“經驗集”（experience set）所指的就是一個人的生活記憶：也就是說，這項科技有能力刪除一個人的記憶，然後再用新的內容取而代之。（註62）
那些以為這樣的科技還要再過幾十年才能趨於完美的人恐怕會吃驚地發現，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神經生理學家何塞・戴爾嘎多博士（Dr Jose Delgado）早從1940年代開始就一直致力於研究大腦皮質電刺激（ESB），而且他在1964年受美國海軍研究所資助所進行的那次實驗大概最令人印象深刻。在那次實驗裡，受試公牛的大腦被植入了一個電子探針，同時牠的頭上還被綁著一個小型的無線電接收器。
隨後這頭動物被放到鬥牛場，同在現場的戴爾嘎多博士此時就負責操作遠程遙控器。當公牛朝著他衝過來時，戴爾嘎多馬上按下了遙控器上的一個開關，然後這頭ㄧ噸重的動物瞬間就在他面前變得呆若木雞，明顯處於一團混亂。這個過程隨後又重複了好幾次。
圭亞特寫道：
“在兩年後的1966年，戴爾嘎多語重心長地總結說，他的實驗‘支持了一個令人不快的結論，那就是運動，情緒以及行為其實都可以被電氣（裝置）一手控制，而且只要按下按鈕，就連人類也可以變得像機器人一樣任由擺佈。’”（註63）
據戴爾嘎多表示，這個成就最終將會為一個“精神文明”的誕生鋪平道路，在那個社會裡的所有公民都將通過植入在他們大腦裡的“刺激感應器”受到電腦操控。而且圭亞特還告訴我們，斯坦福研究所（SRI）的神經生理學家勞倫斯・皮尼奧（Lawrence Pinneo）在1974年更開發出了一種能夠藉由將相連接的腦波以特定方式呈現在電腦圖儀（EEC）上，從而達到讀心效果的計算機系統。（註64）
就在十八年前，諾頓-凱泰公司的電氣工程師柯蒂斯・謝弗（Curtiss Shafer）在於1956年的芝加哥舉辦的全國電子學會議上也大聲疾呼說，
“生物控制的最終成果可能就是人類自己。他繼續說道：受控的對象將再也不能被視為是一個健全的個體。從出生後頭幾個月開始，外科醫生便會為每個孩子在頭皮下安裝一個插座，電極會由此觸發到腦部組織的特定區塊。
然後該對象的‘認知感覺與肌肉活動就會受到由國家控制的發射機發出的生物電信號的左右，甚至是完全主宰’。”（註56）
發生在奧斯威辛和達豪集中營的恐怖暴行通常也都是致命的精神控制實驗所致，不過它們大多是在嘗試利用諸如麥芽苦鹼和各種巴比土酸鹽來達到催眠和麻醉的效果。
在戰爭結束後，有許多納粹科學家、醫生、工程師以及情報人員又被秘密帶往美國，這場人才轉移行動又被稱作迴紋針計劃。
有三十四名納粹科學家之後被派赴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蘭多夫空軍基地，並在那裡繼續對包括囚犯，精神病患還有少數族裔在內的非志願者進行藥物催眠實驗。（註66）但實驗結果表明，這種技術實在不夠可靠（畢竟主要的目標是要能夠打造出可進行心智編程的刺客），相較之下能夠消除個體的個性（這個過程被稱為“模倣化”（psychic driving），並以由實驗者所設計的新個性替換（這被稱作“心理駕馭”）的電子技術則更受青睞。（註67）
可以想見，CIA一直都對精神控制這個概念躍躍欲試。它們的其中一個實驗設施就位在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的精神病學部的艾倫紀念研究所內，負責這裡的人是埃文・卡梅倫（Dr Ewen Cameron）醫生，至於活動資金則是來自於洛克菲勒和傑西特克基金會（Rockefeller/Gerschickter Foundations）。卡梅倫在這裡建造了一座無線電遙控實驗室，而且他是對非志願的受試者進行實驗。
精神控制研究人員亞歷克斯・康斯坦丁（Alex Constantine）向我們展示了這些實驗的內容，包括模倣化和心理駕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根據他的描述，那座實驗室最重要的心理研究設施叫做網格房，讓人瞠目結舌的故事就是那裡上演。受試者會先被強迫拘束在一張椅子上，接著他的頭部會隨著電極和傳感器開始有所反應，但任何反抗在痲痹性毒藥面前都是白費力氣。受試者的腦波會被發送到一旁的另一間接待室裡，那裡面有很多台語音分析儀，然後（卡梅倫的助手）魯賓斯坦會負責將有線和無線錄音機拼接在一起。
經過過量的LSD服用，連續65天配合巴比妥類藥物進行睡眠還有超過建議用量75倍的ECT（電痙攣療法）治療，受試者的思想和記憶將會受到系統性的湮滅或“模倣化”。然後心理駕馭將在每天持續播放16小時預先錄好的信息，為已經空空如也的心智進行重新編程。（註68）
CIA在那些年來確實也批准了一些致力於研究與實驗精神控制方法的秘密計劃，包括藥物或是各種電磁（EM）輻射。臭名昭彰的MKULTRA行為控制項目也不過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罷了。
其它幾個項目還有：美國海軍旨在利用藥物和心理學來泯滅受試者的自由意志的CHATTER計劃；CIA/科學情報辦公室研發用於“非常規戰爭”的行為改變藥物的BLUEBIRD計劃，還有為了因應蘇聯在1960-70年代間不斷以低功率微波輻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而生的PANDORA計劃。（註69）
PANDORA計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研究微波輻射對健康的影響，並實驗如何能誘導幻覺和心臟疾病的發作。據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的主任理查德・塞薩羅（Richard Cesaro）說，這個計劃最初的用意是“想要瞭解人為操控的微波信號是否能夠進行精神控制”。（註70）
據康斯坦丁指出，CIA研究人員進一步嘗試了無線電波實驗，而且這成功讓受試者體驗到了各種情緒，感知和幻象。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也參了一腳：
“羅斯・阿迪博士（Dr Ross Adey，他在二戰結束後與納粹科技人員ㄧ同共事）把實驗室動物的大腦接上了無線電接收器，這個裝置會將信號發回設備，研究人員就可以藉此操縱動物進行任何他想要的動作。”（註71）
在受試者的大腦內裝上電子“刺激感應器”來進行思想和行為控制，恰恰也與UFO綁架事件中的其中一個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有著驚人地相似性：那就是被出於不明理由植入受害者的身體裡面的所謂“外星植入物”。外星植入物這個概念第一次引起公眾注意可以追溯到惠特利・斯特里伯（Whitley Strieber）的《交流》（Communion，1987）和巴德・霍普金斯（Budd Hopkins）的《迷失時間》（Missing Time，1981）。
外星人綁架事件的其中一個現象就是受害者的身體大多都會被植入一個或多個小型裝置，通常是通過鼻腔頂部再進入大腦，但也有的是植入在臂膀，手和腿部的皮膚下。有一些研究人員還推測，有些人在拍攝X光片和頭部CAT掃描時出現的“未知明亮物體”其實就是外星植入物。
研究和調查人員在過去幾年來不斷在加緊努力，對這些被植入身體裡的物體進行科學研究。他們確實取得了很大進展，很多據稱的“植入物”都已經被手術摘除。然而，對這些物體的分析結果仍很不明確，至今也沒有發現絕對的與外星人有關的證據。事實上，它們（長度通常是二至三毫米）已被證明幾乎都是由例如碳、矽、氧以及其它元素等地球材料所構成的。
（植入物的外星起源說支持者也會相當有理地指出，這些物質在宇宙中非常常見，所以不應該依此來推斷它們都是來自於地球。儘管如此，如果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外星植入物，那麼就算它用的是在地球上發現過的材料，也應該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聚合或加工方式才是）
蘇然這些植入物的用的尚未明瞭，但不少研究人員都懷疑它們可能是追蹤裝置，好方便“外星人”標記他們希望綁架的人類（就好比是動物學家追蹤標記野外動物）。當然，也有可能它們是在監測人體內的新成代謝及其它生理過程。
還有一些擔憂外星人可能會入侵我們的星球的研究人員甚至聲稱，這些植入物是精神控制裝置，一旦外星人在世人面前正式露面，它們就會被激活從而將數百萬人類轉變成一支由外星人操控的巨大機器人軍隊。
儘管這些想法看似相當偏執且牽強，但最後那個主張仍然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而且極度駭人的可能性，那就是有許多外星植入物也很有可能根本就是人類自己製造的植入物——要知道，電磁微波裝置完全能使控制者直接深入被綁架者的心智。
自然地，在這種情況下，綁架案就與外星人變得一點關係也沒有了：就像法裔美國不明飛行物學家雅克・瓦萊所指出的，（註72）有很多“外星人綁架事件”實際上都是精心策劃的惡作劇——問題是這些惡作劇並不是由遭遇者自己炮製的，而是由掌握高科技和豐富資源的人類機構所為。
為了說明這種可能性，現在我們不妨來看看倫納德・基利（Leonard Kille）這個人的不幸經歷。基利是一位才華洋溢且頗有建樹的電子工程師，而且他還是蘭德相機（取自拍立得公司的埃德溫・蘭德，他代表CIA成立了科學工程研究所（SEI））的共同發明人。（註73）
據亞歷克斯・康斯坦丁寫道：
“在南越的邊和醫院...有一支SEI團隊曾在越共俘虜的頭骨中埋入電極，並試圖藉由遙控來激發他們的暴力行為。在實驗結束後，負責處決並火化這些戰俘的竟然還是‘美國最數一數二’的綠扁帽部隊。”（註74）
基利從1966年的時候就開始懷疑自己的妻子與一位房客互通有無。他不相信她的辯解，後來有一位精神科醫生將他的憤怒解釋成是“人格障礙”在作祟。之後他便被轉介給CIA的精神科醫生進行神經學檢查，最後他們得出結論認為，基利患有偏執症和輕度的精神運動性癲癇。於是，基利就在妻子揚言他若不接受大腦手術就離婚的威脅下被送進了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事實上，他的妻子的確是與那位房客出了軌，而且她在基利動完手術後就和他離婚了。（註75）
在手術期間，總計有四條每條都包含有二十個電極的電線被插入了他的大腦。這些刺激器的插入使基利變得完全動彈不得，這令他感到非常害怕自己是否之後還要再次接受手術。根據康斯坦丁，“在1971年的時候，有一位隨員發現他的頭上貼著一張寫著‘停下微波’的廢紙條。”（註76）
當他後來又被轉調到波士頓的退伍軍人醫院後，他的醫生因為並不知道他曾被植入過電極線，所以他的懇求最終也被當作是妄想症下的胡言亂語。
據說，甚至連基利的情緒都能受到電子刺激的操控。
“一位精神科醫生還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寫道說，基利所遭受的苦難是‘令人痛徹心扉的恐怖’，而且這意味著‘人們隨時都有可能淪為專制國家的奴隸。’”（註77）
此外，康斯坦丁也相信UFO活動其實都是人類自己的情報機構營造出來的：
“UFO絕對是土生土長的東西，就像有一位UFO綁架事件親歷者所確信的那樣。她曾打電話給華盛頓的（電子）監聽計劃的朱麗安娜・麥肯尼（Juliannne McKinney）說她被綁架了，而且她相信政府就是幕後黑手。
‘她的房子被人開槍，’麥肯尼說，‘而且他們非常惡毒地用巨大的微波攻擊不斷騷擾她。’
足以影響精神的科技的濫用情形正日益嚴重，但美國公眾對此卻絲毫不知。DIA（國防情報局）、CIA、FBI、NSA（國家安全局）以及其它政府部門都在恣意地濫用催眠編程，儀式或是‘外星人’暴行還有精神式的政治迫害。媒體變成了他們的打手，執法單位和精神病學又處處詆毀受害者來保護它們。
一場針對美國公民的野心勃勃，但卻被精心隱瞞而從未被公諸於眾的戰爭正在發生——這是一場精神戰爭。”（註78）
現在有越來越多美國人已經意識到他們正面臨著嚴重的精神迫害。其中一位最了不起的先行者就是資歷老道的CIA官員朱麗安娜・麥肯尼（即上面提過的那位），她決定要為那些受害者做些什麼，所以她還不惜把自己的退休金投注給了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安全校友協會辦公室的電子監控計劃（ESP）。但這個組織的運作最終還是耗盡了她的所有積蓄，於是麥肯尼最後就在1995年離開華盛頓。
自那以後她便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線裡，儘管有傳聞說她還在世。（註79）
微波騷擾和精神控制實驗也並非僅限於美國。有一位名叫羅伯特・奈斯隆德（Robert Naeslund）的瑞典人也是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醫院動完例行手術後，卻發現他被植入了一個無線電-催眠腦內控制裝置，這使他成為了定向微波輻射的目標。他後來還說，因為瑞典情報機構SAPO的百般阻撓，所以沒有任何一位醫生可以幫得上他。
最後奈斯隆德終於在印尼找到了一位願意幫他摘除植入物的外科醫生；然而，據說那場手術後來還是被CIA給中途打斷了。雖然他曾多次嘗試想讓公眾注意到自己和其他類似遭遇的人的困境，但這只會為他換回加倍的電磁騷擾。（註80）
就連在英國，在1981年挺身前去抗議格林漢姆的美國空軍基地架設戰術核武器的婦女據說也是電磁騷擾的受害者。“抗議者抱怨說她們感受到劇烈的頭痛、暫時性的痲痹、噁心、心悸還有其它典型的微波中毒症狀。而且實地測試也顯示，那裡的微波輻射讀數是基地周圍的100倍。”（註81）
除此之外，有針對性的電磁輻射也涉嫌造成了25名為北約的秘密電子戰計劃工作的英國科學家的死亡，另外那些戰略計畫還包括了1980年代中的戰略防禦計劃（又俗稱“星球大戰計劃”）。
亞歷克斯・康斯坦丁繼續指出：
“在英國這樣的殺人模式始於為通用電氣的子公司，馬可尼公司（Marconi）工作的七名科學家。當時馬可尼公司正因為涉嫌賄賂和矇騙政府部長而遭受調查。但英國國防部最後卻以‘查無證據’為由，不在思索這幾起死亡案件背後是否另有隱情。那些馬可尼公司的工程師都被認定是因為不堪沉重壓力所以自殺。（另一個同樣荒謬的解釋還宣稱，在馬可尼公司的廠址布里斯托爾那裡不斷傳出的‘嗡嗡’聲低頻噪音...其實是‘青蛙’發出來的）
此外，馬可尼公司的數字通信專家喬納森・沃爾什（Jonathan Walsh）還被根據通用電氣的合同，被調轉到了極為保密的馬爾勒斯・希爾研究實驗室。（通用電氣一直以來也很熱衷於研發具有殺傷性的電子武器，其還參與過五角大樓的彗星計劃，這個計劃的用意就是在研究電磁波譜的頻率對心理狀態的影響）沃爾什最後在1985年11月從旅館的窗邊跳樓身亡。”（註82）
有些人早就懷疑這些科學家根本就是在電磁精神控制下才會自殺，更何況其中有一人還是以吞嚼帶電的電線的方式翹辮子的。
亞歷克斯・康斯坦丁還有致力於研究其他精神控制的人都堅信，美國和歐洲的情報機構不僅要為種種慘無人道的精神控制實驗負責，同時所謂的UFO目擊以及“外星人”接觸事件也都是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活動才策劃出來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很多證據都能支持這些斷言。
然而，我們同樣也已經注意，到有證據表明現代的UFO很有可能其實是依據納粹工程師在二戰步入尾聲時的高度機密設計而來。
簡而言之，這些說法令有些UFO研究人員和陰謀論者開始質疑起天外來客到訪的想法，他們轉而主張那些遍佈世界各地的無辜人民正受到一個超秘密社會的覬覦和傷害——而且它與無論是美國，俄羅斯還是其它國家都斷然無關。
而這些研究人員所提出的最令人愾憤的一個論點就是，這個社會其實是由在二戰大勢已定時從德國的廢墟中死裡逃生的納粹份子所塑造的，而且他們至今依然潛伏在南極的酷寒堡壘裡繼續追求他們統治世界的夙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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