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研究神秘學的作家皆曾指出，惡名昭彰的長黨衛軍（SS，又稱親衛隊）其實一直在暗地裡熱衷於實踐黑魔法儀式，據說其希望能藉此接觸並取得邪惡且強大的非人類力量的協助，助第三帝國統治世界一臂之力。儘管傳統的歷史學家對這種觀點置若罔聞，但它對那些與納粹主義所蘊含的神秘恐怖鬥爭的人而言卻頗有吸引力，他們深信唯有超自然解釋才能夠抽絲剝繭納粹運動的起源與所作所為。
古德里克・克拉克是極少數認真地在探討納粹主義背後的神秘學因素這個主題的歷史學家之一，應該強調的是，雖然像圭多・馮・李斯特和蘭茨・馮・利本弗爾斯這些種族民族神秘主義者無疑推波助瀾了“納粹時代的神話風潮”（如生活在消失大陸上的史前雅利安超人種族這等怪異的概念）：
“但並不能就這麼說他們對那些握有政治權力和職責的人有直接影響。”（註1）
不過，就連古德里克・克拉克也承認，卡爾・馬利亞・威爾古特（1866-1946）這個人是一個例外，因為他對黨衛軍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有著無法輕忽的影響。
在我們將目光轉向黨衛軍身上之前，我們必須先撇過頭來瞭解威爾古特此人的一生和思想，還有他是如何虜獲了第三帝國最不可一世的組織的領導人的芳心。
希姆萊背後的男人
威利古特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軍人家庭，他也因此依循自己的祖父與父親加入了奧地利軍隊，他在1884年末正式成為黑塞哥維那的莫斯塔爾第99號步兵團的一員，並在37歲那年成為隊長。儘管多年來都投身軍旅，但他仍舊保持著對文學和民俗傳統的愛好，並喜歡以鮮明的民族主義風格吟詩作賦。
他在1903年出版了詩集《塞弗里德的盧恩符文》（Seyfrieds Runen），負責發行這本書的人是弗里德里希・舍爾克，他也曾負責過圭多・馮・李斯特的著作。雖說他對神話學的研究讓他得已在1889年被認可加入一個被稱作施拉菲亞會的共濟會式團體，但這時的威爾古特似乎還沒有在種族民族運動或泛日耳曼國家主義運動中活躍起來。（註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古特在喀爾巴阡山一帶與俄羅斯人對陣，後來又轉戰義大利前線；到了1917年夏天的時候，他已經晉升至上校。經過三十五年的刻苦服役後，剛毅不屈且備受上司讚許的威爾古特終於在1919年1月離開了軍隊。
就大約在這個時候，維也納的地下神秘學世界開始盛傳著一些謠言聲稱，威爾古特擁有一種特殊的“祖傳記憶”，可以讓他回溯條頓人的歷史直至公元前228000年。
根據威爾古特所說，他這令人瞠目結舌的遙視能力是數千年來持續不斷的家族遺傳結果。他說自己是在1890年被他父親告知了這些秘密。古德里克・克拉克已經確定了這整個關於威爾古特的謠言最初是源自於西奧多・才普（Theodor Czepl），這個人通過他在維也納的神秘學聯繫圈結識了威爾古特，而他的神秘學聯繫圈中就有威爾古特的表親威利・泰勒和許多新聖殿騎士團（ONT）的成員。
才普在1920年的冬天前去薩爾茨堡拜訪威爾古特，後者在兩人暢談的過程中告訴他說，《聖經》其實是在德國寫成，而且基督教篡用了原本的日耳曼神克里斯特。（註3）
依照威爾古特的史前觀，地球最初曾為三顆太陽所照耀，而且包括巨人和矮人等各種神話生物當時都居住在世界上。數千年來整個世界戰爭不斷，直到威爾古特的祖先阿德勒・威爾戈騰在公元前78000年締造了“第二博斯文化”（second Boso culture）和阿魯阿爾-喬爾瓦拉斯之城（即戈斯拉爾（Goslar），古日耳曼人的聖地）才終於迎來和平。
接下來又過了數千年，各種現已消亡的文明再次兵戎相見，並直到公元前12500年由克斯里特（Krist）創立了宗教才平息戰禍。三千年後，一群沃坦信奉者開始挑戰這個已經大為普及的日耳曼信仰，他們還把克里斯特的先知巴德爾・克里斯托（Baldur-Chrestos）釘上十字架，雖然後者成功死裡逃生去了亞洲。這群沃坦信奉者在公元前1200年將戈斯拉爾夷為平地，並強迫克里斯特的信奉者在德特摩德附近的伊克斯坦為他們興建新聖殿。（註4）
威爾古特的家族本身即是大氣之神和水之神聯姻下的結晶，他們在後來幾個世紀裡為了逃避查理曼大帝的迫害，於是先逃往法羅群島，後來又移居至俄羅斯。威古爾特還聲稱，他的家族包括了像是阿米尼烏斯和維杜金德這些日耳曼英雄人物。正如古德里克・克拉克對此評論說：
“從這份史詩般的家譜和家族史裡就可以看出，威爾古特的史前史學說猶如一個踏板，讓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強調自己祖先的背景和重要性。”（註5）
除此以外，彼得・列文達亦再貼切不過地指出，威爾古特的“記憶回溯理論”實際上是奠基於對真實文化傳統（如《埃達》中的記載）和極少甚至是幾乎沒有確切神話史來源的神智學的胡亂合併。（註6）
威爾古特認為，對他家族的迫害已經長達數千年之久，就是在現代也持續為天主教會，共濟會還有猶太人所帶頭，而且這班傢伙要為德國在一戰的戰敗負責。後來，當他襁褓中的兒子因故夭折，從而斷絕了家族未來僅有的男性繼承人時，他本就已不穩定的心理狀態又變得更加惡化。
這件事對他與其妻馬爾維恩的關係造成了很大壓力，另外，他的妻子對他那偉大的史前家族故事似乎沒有特別留心。之後他的家庭關係每況愈下，直到他開始愈發暴力，揚言要殺死馬爾維恩並成天嚷嚷有奇怪的神秘學力量在他身上作祟後，他最後終究在1924年被送入薩爾茨堡當地的精神病院。在被認定已經精神失常後，他便一直被安置在那裡直到1927年。
儘管如此，威爾古特仍然和他在各個神秘學圈子裡的熟識保持著聯絡，包括新聖殿騎士團和埃達會的人。當他在五年後從精神病院裡出來後，他遂決定移居德國並定址在慕尼黑。他深受那裡的德國神秘主義者吸引，著迷於那些關於日耳曼人的遠古光榮歷史的精彩故事。
向海因里希・希姆萊引薦威爾古特的人是他的舊友理查德・安德魯斯（Rchard Anders），他曾為埃達會的《哈格爾》雜誌工作過，現在則是一位黨衛軍軍官。希姆萊對這位老人的祖傳記憶興趣盎然，因為這意味著種族純正實際上可以被追溯到在1750年（黨衛軍成員都必須證明他們的雅利安家族起碼能夠溯及那一年）的更之前。（註7）
威利古特在1933年9月加入黨衛軍，當時他用的名字是“卡爾・馬利亞・韋斯索爾”。他是慕尼黑的黨衛軍人種與移居部的史前和早期歷史部長。據信，他在那裡的職責就是要把自己能夠回溯的歷史記錄在報告中。他的工作顯然令那位黨衛軍全國領袖相當滿意，所以他在1934年11月更被拉拔成為黨衛軍准將（lieutenant-brigadier）。（註8）
好似他自己一個人發狂還不夠似得，韋斯索爾接著又向希姆萊推薦了另一位神秘主義者，即深信地球被一種特殊的能量線所貫穿的加密歷史學家兼李斯特研究會的岡瑟・基爾霍夫（Gunther Kirchhoff，1892-1975）。韋斯索爾自作主張地把基爾霍夫就古代日耳曼傳統的文章和論文呈交給希姆萊，後者於是更指示祖先遺產學會（黨衛軍古代遺產研究和發揚部）來研究這些內容。
其中有一篇論文是有關於基爾霍夫和韋斯索爾在位於黑森林地區，巴登-巴登附近的穆格山谷一帶的調查活動。在發現了“森林裡的古舊木屋、建築飾物（例如雕塑、紋章、盧恩文字以及其它符號）、十字架、銘文還有人造岩層，”（註9）之後，這兩位神秘主義者於是確信，這個地方就是克里斯特宗教的史前中心。
但對基爾霍夫而言極為遺憾的是，即便是祖先遺產學會也只把他當作是一個對學術性的史前文化研究一竅不通的怪胎（這相當於是來自這個組織的起訴）。當基爾霍夫開始指責他們還有天主教會圖謀對他不軌後，研究會更把對他的研究的評論拉低到了“一團垃圾”的程度，甚至直言他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幻想家”。（註10）
即使如此，希姆萊卻仍舊要求祖先遺產學會認真研究基爾霍夫那十分不學術的咆哮，直到二戰爆發迫使他不得不退居次要。
韋斯索爾還在另一方面為希姆萊的黨衛軍做出了進一步的重要貢獻。在1933年1月的納粹選舉期間，正在遊歷威斯特伐利亞的希姆萊深受這個地方獨有的氛圍所震撼，尤其是那些浪漫的城堡和被迷霧（和神話）所籠罩的條頓堡森林。
在決定接管城堡為黨衛軍所用後，他在11月時再度回到威斯特伐利亞，來檢閱他在1934年8月佔為己有的維威爾斯城堡，他希望能把這座城堡變成黨衛軍官員的思想教育學院。雖然它最初被歸屬人種與移居部所管，但維威爾斯城堡在1935年2月便被徹底交由希姆萊一夥所用了。
希姆萊會這麼對維威爾斯城堡情有獨鍾很可能就是受到韋斯索爾的影響，因為後者斷定“這裡注定將成為日後的歐洲與亞洲之爭中的德國重要魔法戰略要地”。（註11）韋斯索爾之所以會這般語出驚人，實際上也是受到了一個關於東方與西方的空前大戰的威斯特伐利亞傳說所啟發。
希姆萊對此絕對會格外感興趣，因為他確實相信東方與西方遲早會發生冷酷地對峙——即便那還要一個世紀甚至是更久。另外，韋斯索爾也影響了黨衛軍的儀式發展（我們將在本章後面深入研究），就連代表黨衛軍成員所佩戴的骷髏戒指的設計都是出自他手。這只戒指有一顆骷髏頭和一個卍符號，還有代表黨衛軍的盧恩文字以及符文哈格爾。
1935年，韋斯索爾移居柏林，他在那裡成為了黨衛軍全國領袖個人直屬部的一員，並繼續就他的日耳曼偽史的各個方面向希姆萊說三道四。韋斯索爾在這段期間四處旅行，並參與了許多會議。
據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除了維威爾斯城堡和進行對黑森林及其它地方的土地調查之外，韋斯索爾亦持續在拓展他的家族傳統，例如他發明了旨在刺激祖傳記憶作用的日耳曼咒語哈爾加里...還有黨衛軍的骷髏戒指的設計。”（註12）為了表彰他的成就，韋斯索爾又在1936年9月被晉升成了希姆萊個人直屬部的黨衛軍准將。
在柏林的那段期間，韋斯索爾與對中世紀的聖杯傳說和異端潔淨派極富興趣的奧托・拉恩（Otto Rahn，1904-1939）這位作家兼歷史學家攜手合作，拉恩在1933年出版了《與聖杯為敵的聖戰》（Kreuzzug gegen den Gral）這部充滿著浪漫色彩的歷史著作，這本書主要是在探討阿爾比十字軍，也就是爆發在羅馬天主教會與在12-13世紀興盛於法國南部的禁慾教派，潔淨派（或稱阿爾比派）之間的戰爭。
潔淨派相信，基督的教誨一直為教會所敗壞，而且基督事實上是一個從未化身為人形的純精神存在。之所以會有這種觀念其實是源自於他們的信仰，因為其主張所有物質都是由與上帝對立的惡神創造的。所以他們才會堅持死者並不會以肉身復活（因為身體是由物質構成，因此同樣屬於邪惡），而且甚至連繁衍在他們眼裡都是惡事，因為它增加了宇宙中的物質數目並令靈魂被物質所困。（註13）
後來，潔淨派終在13世紀的頭十年間被奉教宗英諾森三世之命的十字軍屠殺殆盡。
正如列文達指出，包括希姆萊及其它納粹高層在內的人都對潔淨派主義深感興趣。
“畢竟，‘Cathar’這個單詞本身就意味著‘純淨’和純粹——尤其是屬於‘上帝’的靈魂的物質體現的純粹血液——這對黨衛軍來說有著無需贅言的重要性。”（註14）
一如潔淨派藐視天主教會的物質主義，納粹同樣藐視資本主義，兩者在這點上倒是頗為相似，
“由於猶太金融家的無法無天——他們宣稱說——所以才會讓這個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並被隨之而來的蕭條吞噬。”（註15）
而且，潔淨派認為創造這個物質宇宙的惡神就是耶和華，這也為納粹的反猶主義提供了更多依據。
潔淨派同時還會實踐自殺儀式。這種儀式被稱為克難，實踐者要不是絕食致死，自我服毒不然就是被由潔淨派同胞所殺。
列文達在論及納粹對於潔淨派主義時還指出了另一個有趣的一點：
“潔淨派教徒是一群狂熱份子，願意為了他們的事業壯烈成仁；他們在面對教會的進攻時都不畏犧牲，他們享受於靈性弱勢者的那總是令人覺得羨慕的光環。即使是宗教裁判所的標樁也無法掩蓋那瘋狂之美，這群人堅持著自己的信仰以及對羅馬的仇恨直到了最後一刻。因此，納粹與潔淨派確實有相似之處：包括他們的狂熱主義精神，還有在他們看來至為重要的遭受商業化（污染）的精神問題，以及對於‘純潔’的追求。
也許潔淨派行自殺聖禮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打從開始就深知自己的使命注定會失敗。他們肯定渴求能從一個腐敗而麻木不仁的世界中解脫；納粹主義完全也有可能擁有類似的求死思想。希特勒的情婦是自殺身亡，他自己真的在1945年的柏林動手之前也的確有至少考慮這麼做過一次。希姆萊和其他納粹領導人也是選擇一死了之，而不是不體面地任盟軍宰割。
就像他們所欽慕的潔淨派一樣，納粹視自殺為從撒旦的世界中解脫的慰藉和解放，與最憤世嫉俗的潔淨派聖禮如出一撤。”（註16）
拉恩在著作中主張潔淨派的那種異端思想和聖杯傳說構成了被天主教會不留餘力打壓的古代諾斯底宗教，教會的攻勢從對潔淨派的屠殺開始，持續直到了一個世紀以後的聖殿騎士團瓦解。
拉恩從1933年起便定居在柏林，他的著作及其對日耳曼歷史的不懈研究亦引起了希姆萊的注意。後來拉恩在1935年入盟韋斯索爾的班底，並在不到一年後加入黨衛軍。他在1936年4月被晉升為黨衛軍下級小隊領袖（NCO）。
他的第二本著作《路西法的僕人》（Luzifers Hofgesinde）是他的黨衛軍冰島研究之行的記錄集，這本書出版於1937年。隨後他在達豪集中營的“上巴伐利亞”黨衛軍骷髏師中服了四個月的役，自此以後他便被獲准進行全職寫作和研究。不過到了1939年2月，拉恩卻原因不明地辭去黨衛軍職務，之後在庫夫施泰因附近的山上散步時失足身亡。（註17）
就和從黨衛軍離職的拉恩一樣，韋斯索爾離開這個組織的原因同樣也不甚明確。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儘管他會服用強力的藥物來保持心智正常，但這些藥物往往伴隨著劇烈的副作用，令他人格大變，時不時就煙癮大發且沉溺酒精。
而且，他的心理狀況背景——包括他的精神錯亂問題——這些曾經被密切保守的秘密現在都已經人盡皆知，這對希姆萊來說自然無比尷尬。
韋斯索爾的工作團隊在1939年2月被告知說，他因為健康因素而被要求退休，於是他的辦公室也被隨之遣散。（註18）雖然這位年邁的神秘主義者在他人生中的最後幾年內得到了黨衛軍的支持，但他對第三帝國的影響也就到此為止了。他被分派了一棟位在奧基辛的房子，但他發現那裡離柏林太遠，所以還是在1940年5月搬家到戈斯拉爾。
當他在1943年被勒令去參加醫學檢測時，他再次搬家，這回他選擇去克恩頓的一座黨衛軍小房子裡住，他在那裡與屬於希姆萊個人直屬部的房東埃爾莎・巴爾特魯施（Elsa Baltrusch）一起生活直至戰爭結束。他在戰後又被英國佔領軍送到難民營，並在那裡罹患中風。
從難民營獲釋後，他和巴爾特魯施首先回到了他在薩爾茨堡的家人的家裡，然後再改居巴爾特魯施在巴特阿羅爾森的住家。最後他的健康狀況終於再也無法支撐，於是他就這樣在1945年1月3日於醫院裡與世長辭。（註19）
海因里希・希姆萊
這個對威利古特的咆哮印象深刻，並將成為與恐怖的黨衛軍最糾纏不清，而且還是僅次於阿道夫・希特勒的邪惡之人出生於1900年10月7日的慕尼黑。希姆萊的父親是警察總長的兒子，而且還曾擔任過巴伐利亞皇室親王的導師，所以他對自己的家庭想當然也是以專制原則嚴加管教。（註20）
誠如約阿希姆・費斯特所說：
“毫無疑問，這種教育是如此刻骨銘心，看看他的兒子從很早就萌發了對條頓英雄，犯罪學以及軍事的興趣，為他日後的決定埋下了契機，這種結合‘官僚風範，警察工作和教條’的家庭環境對他顯然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註21）
可是希姆萊自幼身體孱弱，這阻礙了家人希望他能夠成為一位農民的設想。然而，高貴的農民理想仍舊與他同在，這也對他日後的意識形態和黨衛軍規劃有著強烈影響。
希姆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末時曾短暫地服役過一陣子，後來他便加入了希特勒的納粹黨。他在1926年認識了西普魯士地主家庭的閨女瑪格麗特・波登，兩人接著就在兩年後結婚。作為理想的日耳曼人種榜樣的波登（高挑，金髮碧眼）比希姆萊要年長七歲，據說是她啟發了後者對諸如草藥學和順勢療法這些替代療法。（註22）
希姆萊被任命為黨衛軍首領（全國領袖）時是1929年1月6日。當時這個組織僅有區區300人，但憑藉著希姆萊的動員動力，這個數字在未來四年內就增加到了超過50000人。他在1931年還在黨衛軍中創設了保安局（SD），專門負責打探政情。
領導這個組織的人則是狂人萊茵哈德・海德里希：
“他是唯一一個符合刻板種族印象，即身材高大（六尺三寸）又金髮碧眼的納粹高官。”（註23）
之後希姆萊在1934年4月正式執掌了黨的警政職權，並開始指揮蓋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秘密國家警察局）。黨衛軍在希特勒於1943年6月30日發動的血腥清洗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場清洗亦標誌著納粹黨早期的褐衫黷武民兵組織，衝鋒隊（SA）及其領導人恩斯特・羅姆的末日。
凡是黨衛軍的成員都必須符合特殊的種族標準（高大，金髮碧眼），而且還必須擁有至少可以追溯至1750年的雅利安血統。黨衛軍最初有44%的成員都是出身自中產階級；不過隨著這個組織的地位在納粹掌權後節節攀升，也有越來越多出身上流社會的人開始受到吸引。
黨衛軍的骷髏總隊（Totenkopfverbande）在1937年動工興建了德國最主要的三座集中營，隔年特別機動隊（Verfugungstruppe）正式成立，這個擁有20萬人的組織後來即成為了武裝親衛隊（Waffen-SS）。到了1938年底的時候，黨衛軍的規模已經差不多擴展來到24萬人左右，這個數字之後還會再增加到將近100萬。
據歷史學家約阿希姆・C・費斯特指出：
“黨衛軍這部巨大的機器真正在乎的是...以縝密而深切，不如說是控制的方式來主宰整個國家，甚至是直接成為國家本身。黨衛軍的主要職位的把持者都會逐步成為這個‘附屬之國’的真正掌權者，這個國家滲透了所有機構，敗壞並最終解散它們。
從根本上來說，幾乎沒有一個公眾生活的領域沒有被黨衛軍所企圖染指：例如經濟、意識形態、軍事、科學還有技術等領域，以及農業和人口政策，甚至是立法和一般行政。這種傾向在特別是東部地區的警察領袖制度身上尤其明顯；希姆萊的領導軍團相對於民政或軍政部門而言可謂相當獨立，是戰後的整個大德意志帝國的權力轉移模型。
這個過程在所謂的羅姆政變後開始展開，並在1944年7月20日的叛亂發生後大底完成。黨衛軍現在已經深入了‘德意志國防軍的組織結構中心’，而希姆萊本人在一邊擔當起帝國內政部長的同時，又獲任為國土後備軍總長。
除了其它許多職責之外，他也負責‘所有軍事運輸活動、軍事審查、情報活動、監視部隊、食物供應、部隊的衣裝和相關供應以及傷員照顧’。”（註24）
祖先遺產學會與黨衛軍的儀式
希姆萊的性格曾多次被人說是理性與幻想的奇妙結合：他的理性體現在規劃和行政能力這些方面，而他的理想主義則屬於那烏托邦主義，神秘主義還有神秘學的一面。
這種如夢似幻般的結合，最終也影響了希姆萊對於黨衛軍究竟應該在未來扮演著什麼角色的構想：
“他的黑裝軍隊將為未來的雅利安主人種族提供血統，也為不斷擴張的大德意志帝國供應意識形態精英。”（註25）
早在1930年起，希姆萊便已著手開始草擬黨衛軍這個組織，他亦在1933年選址維威爾斯堡作為黨衛軍軍官學校。兩年後，他更與奉行納粹異教意識形態的里夏德・瓦爾特・達里（Richard Walther Darre）一起創立了祖先遺產學會。
祖先遺產學會又被稱為祖先遺產研究及發揚協會，它起初是一個專門負責日耳曼史前史，考古學以及神秘主義的獨立研究所。後來它在1940年4月被併入黨衛軍，其成員也紛紛獲得黨衛軍成員資格。
列文達相信，祖先遺產學會這個組織的靈感可能是源自於一些德國知識份子和神秘主義者，他們幾乎都認同19世紀末的種族民族主義作家的理論，並熱衷於包括聞名世界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內的許多探險家和考古學家的冒險故事。（註26）
赫定出生於1865年的斯德哥摩爾，他在20歲時離開瑞典並乘船前往裏海的巴庫。這是這個將會走遍亞洲大部份地區的男人的第一次航行，他後來的許多經歷都被收錄在了他的著作《我的探險家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1925）裡。赫定的航行經歷和那些神話般的亞洲城市的故事，極大地刺激了歐美公眾對於神秘東方的著迷——在此之前，這股狂熱就已先被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她的神智學社團給點燃過了。（註27）
列文達繼續寫道：
“有證據表明，祖先遺產學會本身就是由斯文・赫定的幾名友人和崇拜者所籌辦的私人機構，這些人中包括有沃爾夫拉姆・西弗斯（此人後來也被帶去紐倫堡受審）還有弗里德里希・希爾歇爾博士，根據1946年11月的紐倫堡審判紀錄，就是他邀請西弗斯加盟祖先遺產學會。
事實上，慕尼黑的斯文・赫定亞洲內陸研究所就是祖先遺產學會的一部分，而且直到1942年的時候，赫定（當時他已經77歲）還經常在他位於斯德哥摩爾的住家內與像是恩斯特・舍費爾博士等研究會的重要人物談天說地。另外，斯文・赫定亞洲內陸（即蒙古）研究和探險學會在1943年1月16日的慕尼黑‘盛大’成立時，赫定本人還在典禮上被授予了榮譽博士學位。”（註28）
赫定很可能也在遠東地區見過卡爾・豪瑟夫（我們在第3章裡討論過他），因為赫定算是瑞典政府的臨時大使，豪瑟夫則是德國軍事顧問。
“鑒於豪瑟夫對於地緣政治學的投入，還有他曾前往亞洲各地（包括中國與印度，赫定也都造訪過）推廣德意志學院，因此要說他們兩人素昧平生實際上反倒有些奇怪。”（註29）
德意志學院與祖先遺產學會確實也非常相似，擔任後者會長的沃爾夫拉姆・西弗斯（Wolfram Sievers）在做的事同樣沒有相差到哪裡去。祖先遺產學會的人文學科主席瓦爾特・伍斯特既是黨衛軍准將，也是研究會的代理會長。這兩個組織都曾在達豪集中營作出實際考察。（註30）
希姆萊對黨衛軍的冀望已經從希特勒的個人保鏢轉變成了一個異教組織，而且幾乎完全自主，只對元首一人負責。誠如我們所見，希姆萊挑選維威爾斯堡作為組織總部，也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帕德伯恩附近，相當靠近相傳是為了紀念與羅馬人作戰的條頓英雄阿米尼烏斯的伊克斯坦巨石。
維威爾斯堡會如此備受屬意顯然該歸功於亞瑟王與圓桌騎士的傳說，於是他們也在用餐大廳裡擺起了一張桌子，唯有黨衛軍集團領袖身邊最高級的十二名將領才有資格入席。城堡裡的牆面上還會裝飾著他們的大衣；雖說比例其實不是很多——對希姆萊來說同樣的——相關的設計也得到了迪比奇教授和祖先遺產學會專家的協助。（註31）
餐廳下面有一間搭配著由三層石階（象徵著古往今來的三個帝國）構成的淺凹槽的圓形房間。在這間讓死者安息的場所裡，逝去的黨衛軍“騎士”的徽章會被鄭重地帶來這裡火化。希姆萊的十二人秘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屬於各自的房間，它們都是為了紀念雅利安祖先而設。
希姆萊自己的房間祭奠的就是領兵與匈牙利和斯拉夫人作戰的國王海因里希一世，希姆萊相信自己乃是此人的投胎轉世，（註32）儘管他還曾聲稱自己有幸與海因里希的亡靈徹夜相談過。（註33）
希姆萊和他的秘會會在餐廳內進行各種神秘學實踐，包括嘗試與條頓人亡靈交流，還有集中意念來看看能不能影響隔壁房間裡的人的心智。
黨衛軍並沒有為基督教留下位置，其成員都被鼓勵與教會決裂。
“用以取代基督教的新宗教儀式也於焉而生；例如取代聖誕節（“聖誕節”一詞甚至從1939年起就被禁止出現在任何黨衛軍公文裡）的冬至儀式，夏至儀式當然也沒有少掉。
他們亦習慣在夏至而非冬至儀式上交換禮物...（儘管沒有明確記載，但選擇在夏至進行交換禮物活動可能是出於希特勒的母親是病逝於冬至，以及這件事對他所意味的悲傷和複雜的情緒所致。對於希特勒來說，不難理解——作為一位元首，而且至少在名義上他也負責決斷一個新國教的方向——所以他自然會想去除掉異教的冬至節慶身上的任何‘聖誕節’色彩。
這是為了排解自己的悲愴嗎？又或者是藉以向在那一天出生的，帶走了他所摯愛的母親的神的表達不敬？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還把‘德國國家母親節’安排在了他母親的生日那天）”（註34）
除了聖誕節以外，婚禮與洗禮也同樣被異教儀式取而代之，還有異教神話，就像我們在本章前面所看到的一樣，這也影響了希姆萊選擇維威爾斯堡作為黨衛軍總部。
多虧有了彼得・列文達對於那些從未被發表過的文件的細膩調查，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透徹研究祖先遺產學會和黨衛軍的世界觀。關於祖先遺產學會的檔案包含了一篇由A.E・穆勒（A.E. Muller）最初於1903年發表在《下薩克森報》（Lower Saxony）上的文章，其中描述了一場在19世紀末的維威爾斯堡附近的伊克斯坦石塚那裡舉辦的夏至儀式。
“（它們）就像來自史前世界的巨人，在滿腔怒火的創造地球時，上帝把那永恆的紀念碑放在了那裡...許多我們的種族民族同志都保存了異教信仰及其儀式，我還猶記在大約六十年前，在我孩提時代...這個習俗是一趟連貫而漫長的旅程，要持續整整一天直到聖約翰日結束的時候，人們會向著那些古老的‘聖石’舉行慶祝，那是在夏至節慶的日出之時。”（註35）
帕德博恩這座小鎮本身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異教意義，正如馮・莫茲在寫給祖先遺產學會的會長沃爾夫拉姆・西弗斯的信裡所說，這封信也被列文達援引在了他的傑作《邪惡聯盟》裡：
“‘我現在寄給你的是...附有文字說明的六張照片。也許它們可以出現在下一期的（黨衛軍官方雜誌）《黑色軍團》（Schwarze Korps）裡，這是為了表現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教會的聖人形象的青睞，並（讓他們）踩在他們身上的方式來打擊對手。’
引述的文章還提到了被作為原罪象徵的蛇頭，被（聖人）踩踏在地上的描繪。
這些描述一直以來都非常普遍。瑪麗亞向來都是踩著原罪之蛇。
這些照片對我來說格外有趣，因為蛇也是日耳曼信仰的古代象徵。在黑斯廷斯戰役中，撒克遜人的旗幟就是一條藍色田野上的金蛇...
帕德博恩的瑪麗亞雕像是由前耶穌會學院在過去一個世紀中葉於院子裡所豎立的。正如阿洛伊斯・富克斯教授（Alois Fuchs）在討論到帕恩博德的藝術紀念碑時曾多次說過，打造瑪麗亞雕像的藝術家肯定是新教徒。這對我來說完全合理，因為那些月形鐮刀總是代表著路德。
眾所皆知，羅馬人和猶太人都喜歡利用自己的受害者，來為他們創造勝利的紀念碑。”（註36）
如同列文達所言，這些主題在納粹主義的種族民族主義基礎上甚為普遍，蛇被基督教看作是邪惡的原型，但對雅利安人而言卻是神聖的象徵。
除此之外：
“‘羅馬人和猶太人’無恥地利用了自己同胞的苦難，利用他們的痛苦將他們描繪成英雄或驅逐邪惡者（因此加強了歐洲被壓迫族群的非雅利安自殺傾向）。”（註37）
一如我們已經提過，祖先遺產學會在1940年被正式併入黨衛軍之內，與此同時其它神秘學團體，例如共濟會，神智學會以及黃金黎明則接連遭到打壓，只有祖先遺產學會可以無拘無束地投身於神秘學研究，並力圖證明納粹異教主義的歷史合法性。
研究會的超過50個部分分別涵蓋了神秘主義與異教主義形形色色的各個方面，包括凱爾特研究、伊克斯坦巨石的儀式、斯堪地納維亞神話、盧恩象徵主義、漢斯・海爾維格的冰凍世界理論（這會在第7章進行探討），還有一個考古小組負責尋找證據證明古代雅利安文明的地理普遍性。
此外，祖先遺產學會與在達豪及其它集中營裡所進行的慘絕人寰醫學實驗也脫不了關係，因為這個組織曾安排過針對活人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科學研究”項目。
海因里希・希姆萊此君的思緒總是令人一言難盡——他一方面理性條理，忠心耿耿且不希望惹事生非；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完全沉浸於雅利安命運的虛幻妄想之中——在納粹政權已經油盡燈枯，德國無疑要輸掉戰爭，整個“千年帝國”就要化為烏有時這點更是明顯。
希姆萊從1943年開始便與德國的抵抗運動有著斷斷續續地接觸，在1945年的時候他甚至還與世界猶太人大會進行過秘會。（他在1944年9月時即已下令停止屠殺猶太人，好在盟軍面前呈現出一張更“友善”的臉，這時他就沒有在盡忠職守了）（註38）
希姆萊此時此刻的行為被費斯特稱為是“令人瞠目結舌的對現實的脫節”，一個例子是他居然向世界猶太人大會提出建議說，“現在是你們猶太人和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握手言和的時候了。”（註39）
他甚至誠摯地相信，他可以帶領戰後的德國與西方結盟共禦蘇聯。不過第三帝國最終的敗亡還是戳破了他的幻想，偽裝然後逃跑的念頭終於浮上心頭，希姆萊這時竟開始認為他也許可以喬裝成一個再糟糕不過的身份：屬於蓋世太保的秘密軍警的軍士長。他就是這般“與現實脫節”，即使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他仍然不覺得盟軍會逮得到任何蓋世太保成員。
然後事情就在1945年5月21日發生了。
就像他們的上級一樣，許多黨衛軍成員選擇在1945年就自我了斷，他們無不對希姆萊對希特勒的背叛感到無法相信，因為他居然寧可與盟軍談判，這著實辜負了黨衛軍，也背棄了那個使犧牲六百萬人變得不得不為之（至少對他們來說是如此）的理想。
隨著黨衛軍理想的崩塌，“現在所剩下的只是全然無謂、骯髒、野蠻的謀殺行為，再無任何辯護。”（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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