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們在前言裡已經指出，有一些神秘學作家長年來一直矢志不懈地在追尋納粹所一手造就的暴行之謎，他們並試著用自己的解釋來揭示它那令人不寒而慄的神秘真實起源，將納粹德國置入於了一個廣大的神秘學背景之中。
也許並不足為奇的是，這些作家尤其關切著希特勒曾經語出的驚人一語——“我們是否該成立一個團隊，召集那些真正的有志之士？這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組織：是聖杯騎士的兄弟會，簇擁著純正血統的聖杯。”——他們進而嘗試將這段話作為納粹與神秘學的一個紐帶。
儘管嚴肅的歷史學家也同意，神秘學和民俗概念在納粹思想及學說的成型中佔據著非同一般的地位，但這始終是被留給那些鑽研“邊緣”主題的作家的場子，這些作家持續挑戰著極限（或許該說是明智的或別的什麼），並提出主張認為，真正驅動著納粹的乃是確確實實的神秘學力量：換句話說，宇宙裡確實存在著充滿惡意的非人類智慧，正企圖透過某種方式干涉人類命運，而納粹就是他們看上的棋子。
根據這種歷史觀，納粹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撒旦教與黑魔法實踐者。
這固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可是它真的能如願解釋納粹主義這個令人作嘔的存在嗎？
聖槍及其對納粹主義的影響
1973年，身為歷史學家兼歷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特雷弗・拉文斯克羅夫特（Trevor Ravenscorft）出版了一本遠比其它探討納粹主義的同行還要引起更多口舌之爭，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是褒貶不一的著作。這本書就是《命運之矛》（The Spear of Destiny），它詳實刻畫了那位將為20世紀汙染上數百萬生靈之鮮血，使得自己的名字更成為了最令人髮指的暴行的代名詞的：阿道夫・希特勒這個人的早年生涯。
這本書被有些人譽為是神秘學歷史的經典之作，另一些人則嘲笑它不過是在胡說八道，無論究竟是好是壞，《命運之矛》至今仍依舊魅力不減，持續再版印刷，當屬納粹神秘主義領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應當指出的是，鑒於這個領域本身的晦澀與離奇性質，如此稱道這本書絕不能被等同於是在認同它的歷史準確性）
拉文斯克羅夫特在二戰時是英國突擊隊的一員，據他自述，他在1941年在北非因刺殺埃爾溫・隆美爾失敗而被抓進德國戰俘營裡長達四年。他曾三度逃跑不成，在被監禁期間，拉文斯克羅夫特聲稱自己有天突然領悟了“更高層次的意識”，於是他開始對聖杯傳說產生興趣，並接著“研究了朗基努斯之槍的歷史，以及與之相牽連的關於這個世界的命運的傳說。”（註1）
朗基努斯之槍據說曾被羅馬百夫長蓋烏斯・卡西烏斯（Gaius Cassius）拿來刺傷被釘上十字架的基督。卡西烏斯的雙眼因為白內障所以已大不如前，這令他沒能在繼續於軍團作戰中服役，所以他才會被調往耶路撒冷，然後出現在發生在那裡的事件的記載中。在那位拿撒勒人被釘上十字架的當下，卡西烏斯人就在現場。
以賽亞曾經預言彌賽亞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正因如此，猶太公會的長老亞那和大祭司該亞法遂決定破壞基督的肉體，好向群眾證明耶穌不是彌賽亞，而不過是一個抱持一己之私的異端份子和潛在反賊。
隨著時間過去，他們請願了他們所需要的這個藉口。由於亞那本人是律法權威，而且《哈拉卡》明確規範在安息日不可處決人，所以他們即刻向本丟・彼拉多開口，希望能打斷十字架上的人的四肢，使他們趕緊在星期五下午的黃昏結束前斷氣。（註2）
當聖殿守衛奉命來毀壞基督與另外兩名小偷的肉體時，卡西烏斯想出了一個辦法來盡可能保全這位拿撒勒人的身體。他舉起手上的槍轉向十字架，刺進了耶穌的身軀，大抵是在第四和第五根肋骨之間。結果救世主所流出的血液居然徹底恢復了這位百夫長的視力。
由於為了保護基督之軀的無私動機，蓋烏斯・卡西烏斯從此又被尊為朗基努斯的槍手。作為一位基督教皈依者，他也被奉作是耶路撒冷的第一個基督教社區的英雄和聖人，而且還是立約之血的見證人，那把槍也自此成為了永世流傳的象徵...
數個世紀以來，圍繞著這把槍的傳說不減反增，據說一旦擁有了這把槍並領悟它所承載的力量，無論是善人還是惡者都將能把整個世界的命運操之在手。（註3）
據拉文斯克羅夫特告訴我們，本來應該寫下《命運之矛》的人是維也納哲學家兼戰時英國秘密特工沃爾特・約納斯・斯坦因（Walter Johannes Stein）（他出生於1891年）才對（確實，要是他沒有在1957年逝世的話）。作為一名奧地利猶太人，斯坦因在1933年從德國移居至英國。他撰寫的《聖杯照耀下的9世紀世界歷史》（The Ninth Century World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Holy Grail，1928）一書也是他與拉文斯克羅夫特結識的契機。
這本書為拉文斯克羅夫特留下了極為深刻地印象，該書斷言，中世紀的聖杯冒險故事及它們對聖杯追尋之旅的描述，實際上都隱含著西方世界的一條獨特地通往超意識境界的道路。（註4）
對拉文斯克羅夫特來說，斯坦因博士無疑是在以非正統的方式研究歷史，他仰賴的是透過心理詮釋來解讀材料，而不是按照慣例去咨詢現存的中世紀文獻。由於自己歷經過較高意識狀態的經驗，再加上對聖杯傳說的迷戀，拉文斯克羅夫特於是便決定致電給人在肯辛頓的斯坦因。
在兩人的討論過程中，拉文斯克羅夫特提出他的觀點認為，斯坦因在他的《9世紀》裡其實也引用到了一些超意識寫作材料，他相信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正是藉著類似的能力寫下了《帕西法爾》（1200）這部偉大聖杯冒險故事。根據斯坦因，馮・埃申巴赫的《帕西法爾》是依據9世紀時的一些重要人士為藍本，來創作出故事中的各種角色。
聖杯國王安弗塔斯對應著查理曼大帝之孫，禿頭查理；捍衛聖杯的女巫信使康德莉是莉奇爾妲（Ricilda the Bad）；帕西法爾是韋爾切利的盧特沃德，他是法蘭克皇室的大臣，至於居住在奇蹟城堡裡的邪惡魔法師，則被認為是與佔領西西里島的阿拉伯伊斯蘭教征服者媾和的卡普阿的蘭道夫二世，拉文斯克羅夫特還稱他是那個世紀最邪惡的人。（註5）
斯坦因最早是在維也納大學的日耳曼文學必修課程中認識了《帕西法爾》的故事。
在一天夜裡，他歷經了一次非比尋常的超感官體驗：
“他猛然醒來...發現自己居然一直在反覆背誦...那些訴說著無邊夢想的浪漫詩句！”（註6）
這樣的事情總共發生過三次。斯坦因記錄下了自己所喃喃自語的內容，並將其與馮・埃申巴赫的冒險故事相比較，結果發現兩者幾乎毫無差別。在斯坦因看來，這毫無疑問暗示了某種先天的心理質素的存在，也就是在陰陽差錯之下突然可以訪問的一種“超記憶”。
經過這樣的契機，他隨即便全心投身於聖杯冒險故事的研究之中，在1912年8月的某天早上，他偶然在維也納舊城區的一間毫不起眼的書店裡找到了一本破破爛爛的《帕西法爾》皮革套印本，裡面的書頁還被一一註記著註釋。斯坦因從店長手裡買下這本書後，便去阿克賴特的德梅爾咖啡館找了個好位子準備好好閱讀，但每隨著他翻過一頁又一頁，書裡的註釋卻讓他愈來愈感到躁動不安。
因為這些顯然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寫下的註釋，那個人肯定對黑魔法有著很深的造詣！那個匿名的註釋者發現了揭開聖杯的許多秘密的關鍵，但他卻對（聖杯）騎士的基督教理想不屑一顧，反而對敵基督讚譽有加。
斯坦因驀地意識到，他正在閱讀的是撒旦寫下的註釋！（註7）
儘管有些退卻，但斯坦因卻深深著迷於註釋中所表露出的粗俗種族主義，醉心於那“對雅利安血統的幾近瘋狂的崇拜和泛日耳曼主義”。
舉例來說，除了有描述在聖杯城堡裡的大彌撒上舉辦的聖杯遊行和騎士大會的詩文之外，書頁上還出現了一串字跡潦草的大寫字母筆跡：
“這些人背叛了他們的純正雅利安血統，轉而去對猶太人耶穌的下賤迷信卑躬屈膝——這種迷信簡直就像是意第緒割禮儀式一樣荒唐又可笑。”（註8）
對斯坦因而言，這些註釋象徵著一種極具吸引力但卻令人膽顫的思想，這種思想將追尋聖杯的傳統理想轉化成了朝向更廣闊精神現實的，漸進而巨大的艱困覺醒，顛倒了一切黑白：根據這種見解，現在人類應該做的事是透過黑魔法來解放自身的精神，去掌握足以媲美撒旦本人的力量與影響力。
因為書裡的註釋感到震驚不已的斯坦因朝著咖啡廳的窗外瞥了一眼，他的目光隨即落在了一位長著一張有些不修邊幅卻又顯得盛氣凌人的臉，還有一雙宛如惡魔般的雙眼的人身上。這個鬼魅穿著還算得體，他正拿著幾件小幅的水彩畫向路人兜售。
當斯坦因走出咖啡廳，他向窗外那位落魄的畫家買了幾幅水彩畫，然後趕緊回家。結果，他發現水彩畫上的簽名與他買下的那本《帕西法爾》裡所留下的名字居然一模一樣：那個名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據拉文斯克羅夫特說，在斯坦因發現那本《帕西法爾》的時候，阿道夫・希特勒已經造訪過維也納的皇家珍寶館（Weltliches Schatzkammer Museum）很多次了，這座博物館裡就收藏著會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加冕亮出，象徵帝國國勢的聖莫里斯之槍（又名君士坦丁之槍）。（註9）
由於未能如願進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和建築學院，再加上越來越嚴峻的現實和對自命為世界統治者的自負持續增長，希特勒已經徹底深陷在北歐和條頓神話與民俗傳說，日耳曼歷史，文學以及哲學中不可自拔。
一次在珍寶館裡躲雨的時候，希特勒聽見一名導遊正在向外國遊客解釋聖莫里斯之槍的傳說：也就是蓋烏斯・卡西烏斯拿來刺穿被釘上十字架的基督的那把槍，據說任何人只要能理解其奧祕，就能主宰整個世界的命運。
“那把槍就像是一種魔法般的啟示媒介，它將思想世界帶入了如此緊密而生動的視角，令人類的想像力似乎變得比世界本身還要來得真實。”（註10）
執意想見到那位在《帕西法爾》的破爛印本裡留下那些尖銳而可怕的字句的人的斯坦因之後又回到了那間破舊書店，但這回他遇見的是那位其貌不揚的店主，恩斯特・普萊茲徹（Ernst Pretzsche）。
普萊茲徹告訴他說，希特勒曾落魄到不得不典當許多藏書來維持溫飽，後來他又用自己的畫作賺錢來贖書。（很顯然，店長錯把《帕西法爾》賣給斯坦因了）普萊茲徹向斯坦因展示了希特勒的其它藏書，其中包括黑格爾，尼采還有一位經常聲稱自己被惡魔盯上的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兼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倡導者，休斯頓・S・張伯倫的著作。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普萊茲徹堅稱自己是一個黑魔法大師，而且還會啟迪希特勒走入這個領域。他也歡迎斯坦因隨時來找他咨詢任何與秘儀有關的事情（但斯坦因完全沒有這個打算，因為他這個人給人的感覺實在太不舒服），然後普萊茲徹還給了他希特勒在默爾德曼大街的住址。
當斯坦因現身在他面前的時候，希特勒表現得非常不善，斯坦因接著告訴他自己是對那本《帕西法爾》的印本感興趣，希特勒聽完後也不免咒罵了下普萊茲徹居然把自己的其中一本書給賣了。然而，當斯坦因告訴他自己亦對聖杯與朗基努斯之槍興致勃勃的時候，希特勒馬上態度一轉，顯然這位年輕的大學生已經開始尋覓泛日耳曼事業中的潛在盟友。
之後他們決定一起去參觀皇家珍寶館，去一覽聖槍的風采。當他們站在展品面前時，兩人也分別出現了非常不同的反應。
在那個時刻，（斯坦因）他幾乎被強大的情緒所征服，這股情緒充斥著他的胸口，像一條暖流一般流淌過大腦，在轉瞬間喚起了他的敬畏，謙卑與摯愛之情。當他看著那把槍時，他的腦海就仿佛是心有靈犀，猶如親眼看見了槍的尖頭是如何刺入被釘上十字架的耶穌的身上。
這是一次充滿同情心的啟示，恰恰呼應著聖杯騎士的格言：“十足的愚者，因惻隱之心而啟明”。來自不朽自我的呼喚從混沌的黑暗中冉冉響起，並對人的靈魂發出有力的質疑：這是一個自我認同的過程。（註11）
斯坦因接著瞅了他的同伴一眼，希特勒似乎正在以一種與自己完全相反的方式作出反應。
站在他身旁的阿道夫・希特勒就像是陷入恍惚，被施展了可怕魔法的人一樣。他的面容漲紅，鬱悶的雙瞳閃爍著不像常人般的生氣。他的雙腳持續搖擺，簡直像是深陷在莫名其妙的欣快症之中。他周圍的氣場似乎都活躍起來，好似有鬼魅般的光子在微微放射。
他的整張臉和姿態似乎都變了，猶如有什麼強大的精神實體已經佔據了他的靈魂，在他的體內和身外創造了一種邪惡的質變，重新形塑了這個人的本性與力量。（註12）
在1938年3月14日德奧合併成真後，抵達維也納的希特勒這次也沒有忘記聖槍。就在維也納的人民無不夾道歡迎德軍到來的同時，猶太人與納粹政權的持不同意見者眼前的命運卻相當烏雲密佈。隨著納粹大軍壓境，有7600人被捕，奧地利政府的重要部門裡也有6000人遭到解僱。（註13）
無分年齡或宗教信仰，所有猶太人紛紛被勒令負責擦去街上的反納粹口號；就連他們獲准使用的用水都還被摻和了酸性物質，讓他們的手被直接燙傷。希特勒的黨衛軍死亡小組和希特勒青年團甚至直接對著猶太人撒尿，逼迫他們與別人互朝著臉上吐口水；也有人被迫得踩著《妥拉》跳舞。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猶太人還將會被集體驅入集中營裡。（註14）
當這些暴行正在輪番上演的時候，希特勒（據拉文斯克羅夫特的說法）正前往皇家珍寶館要求帶走聖槍。隨行的人有海因里希・希姆萊和沃爾夫拉姆・西弗斯，後者被他下令照看他的邪惡慾望所企圖染指的那個目標。
雖說...朗基努斯之槍一直激勵著他這一生，同時也是他崛起的關鍵，但自從他最後一次見到這把槍以來已經過了二十五年，如果是從他第一次見到它，聽見那些傳說的時候算起，那更有了三十年之久。
無論希特勒在那當下究竟心懷什麼念頭，這位德國元首挺身佇立在古代武器面前的場景絕對可以算是20世紀最關鍵的時刻，直到美國人在1945年的紐倫堡大會上聲稱已經找到了聖槍，並藉著向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開啟了原子時代為止。（註15）
拉文斯克羅夫特的說法存在的問題
喬斯林・戈德溫曾稱《命運之矛》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地歷史重塑之作”，（註16）儘管這本書多年來從神秘學作家和評論家那裡獲得的讚美無數，但我們仍很難不同意他的評論。
澳大利亞作家兼記者的肯・安德森（Ken Anderson）也是抱持著相同的看法，他的《希特勒與神秘學》（Hitler and the Occult，1995）就對拉文斯克羅夫特，斯坦因以及《命運之矛》發出了力且極富爭議的批評。我們現在就要在本章接下來的部分來好好探討拉文斯克羅夫特的說法，以及他從斯坦因那裡聽說的，關於希特勒企圖掌握這個據稱是能令人所向無敵的魔法寶具的故事。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問題會非常繁雜，而且明顯與我們所熟知的第三帝國史，還有更廣闊的整個歐洲歷史都相去甚遠。
打個比方，我們從《命運之矛》裡得知，數個世紀以來有許多偉大戰士都曾擁有過聖槍，包括拿破崙，他在1805年12月的奧斯特利茨戰役結束後便開始聲討這把槍的所有權。
“在那場戰役開始之前，聖槍就被從紐倫堡秘密運走，藏在維也納那裡，好不讓法國獨裁者得逞。”（註17）
不過，誠如安德森所言，法國人早在上個月就已經佔領了這座城市，所以把聖槍藏在維也納實在是一個愚蠢無比的決定。
為什麼會有人想把東西藏在被佔領的城市裡，而且這麼做的目的還是要不讓它落入佔領者的頭頭手裡呢？（註18）
除此之外，歷史紀錄也表明，聖槍在1800年時便已被從紐倫堡移駕到維也納，然後安置在博物館裡公開展示。所以，如果拿破侖想要那把槍的話，他隨時可以如願以償。
那麼，那把槍是否又真的像拉文斯克羅夫特所說的，是被羅馬百夫長用來刺穿耶穌的那一把呢？對此我們只被告知，希特勒在面對遍佈歐洲各地的宮殿、博物館、大教堂還有教會中所收藏的，據稱是羅馬百夫長朗基努斯所用過的那把槍時，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真正的那一把...阿道夫・希特勒顯然會對自己能夠發現那把被與整個世界的命運相牽連的槍欣喜若狂。
這把槍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世紀，當然許多歷史學家更寧願選擇10世紀的撒克遜國王海因里希一世，“富勒”的統治時期，相傳他曾手持那把槍在著名的溫斯特魯特戰役中率領撒克遜騎兵大破馬扎爾掠奪者。（註19）
說到這裡，讀者肯定會心生疑惑：一把只能被追溯到3世紀的武器，又怎麼可能曾刺過基督？
拉文斯克羅夫特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註20）
最早提及那把據說曾被用來刺傷過基督的槍的是6世紀的朝聖者，皮亞琴察的聖安東尼（St Antonius of Piacenza），他聲稱自己在耶路撒冷錫安山大教堂裡見過它。當耶路撒冷在公元615年落入波斯人手裡時，聖槍的槍柄也為勝利者所奪，不過槍頭得已僥倖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它在那裡被併入聖像，保存在索菲亞大教堂裡。
又過了六個世紀後，槍頭的主人現在成了法國國王路易，它的新家現在是巴黎聖禮拜堂。後來，槍頭就這麼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消失無蹤（也有可能已被毀壞）。至於槍柄則是在公元670年時被法蘭克朝聖者阿卡夫送回耶路撒冷，直到9世紀末它才又現身在君士坦丁堡。後來，土耳其人在1492年截獲了槍柄，把它作為送給羅馬的禮物。
自那時以來，槍柄便一直留在聖彼得大教堂，雖然它究竟是否為真貨從來沒有定論。（註21）
儘管如此，考古學家已經確定這把槍首次被提及是在6世紀沒錯，而且也不是在希特勒的皇家珍寶館裡出現的。那把又被稱作聖莫里斯之槍，或君士坦丁之槍的聖物，大概是誕生於8或9世紀的時候。（註22）
安德森於是寫道：
“對於拉文斯克羅夫特就莫里斯之槍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的說法，都還需要再三檢閱。”（註23）
事實上，這個任務簡直遠遠超乎了本書的範圍。
他繼續說道：
“除此以外，我們也不具備像拉文斯克羅夫特的那種天賦（即某種心理精神擴展技巧），能像他那樣去找出沒有被歷史記錄在案的所有者，例如它離開海因里希一世手中後的去向，還有經過多年後又是如何回到他兒子奧托大帝那裡。
拉文斯克羅夫特聲稱，希特勒的黨羽，黨衛軍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曾召集德國最數一數二的學者來竭力填補這段空白。但他們仍是無功而返。然而，拉文斯克羅夫特的導師，沃爾特・斯坦因博士卻能透過一種獨一無二的‘精神擴展’方法來研究歷史，並指出海因里希把槍送往了英格蘭國王艾塞斯坦那兒。（艾塞斯坦（895-940）是阿爾弗雷德大帝之孫。他在925年即位為王，是第一位統治整個英格蘭的統治者）
斯坦因還‘發現’，聖槍曾出戰過令丹麥人在英格蘭吃足苦頭的馬姆斯伯里之役。之後，它又被作為禮物贈送給艾塞斯坦的妹妹艾蒂尤斯。”（註24）
安德森在這裡指出了一個重要的錯誤（這當然是對斯坦因的非正統歷史“研究”方法的直接質疑）。根據馬姆斯伯里的威廉，真正的情況是，法蘭克國王把君士坦丁大帝的寶劍送給了艾塞斯坦，好打動後者願意出嫁女兒。（註25）
拉文斯克羅夫特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敘述同樣也有一些疑義之處，也就是他聲稱自己是在企圖刺殺隆美爾不成後被德國人俘虜的事情。拉文斯克羅夫特出生於1921年，他在離開萊普頓學院後又加入了桑德赫斯軍校。經過六個月後，他在1939年12月從蘇格蘭皇家火槍團那裡獲得了委任，之後他便接受突擊隊訓練，加入特殊事務部服役。（註26）
然後，根據各種版本的《命運之矛》：
“他在企圖刺殺北非戰地元帥隆美爾失敗後被抓，在1944-45年期間一直都是德軍的俘虜，並嘗試過三次不成功地逃跑。”
儘管隆美爾的確曾在1941年11月13-14日的時候遇襲過（然後有兩組人馬被抓），但拉文斯克羅夫特並沒有出現在參與行動的28人名單之中。
安德森還指出，當他向前突擊隊軍士傑克・泰瑞（Jack Terry）求證時，這位退伍士兵堅稱，拉文斯克羅夫特根本就不是突擊隊的一員。（註27）
“無論如何，拉文斯克羅夫特的服役記錄也表明，他早在襲擊發生之前的1941年10月24日就已被判定為‘在海上失蹤’。後來他是在一個沒有明確記錄的日期被俘。”（註28）
拉文斯克羅夫特甚至連他與沃爾特・斯坦因的相遇過程也交代得頗有問題。據他自述，他在戰爭結束幾年後有幸讀到了斯坦因的《聖杯照耀下的世界歷史》，然後他得出結論認為，書裡的大部份材料都是斯坦因憑藉著某種精神擴展式的神秘學方法獲得的，也許與自己在戰時監獄裡歷經過的體驗相似。
在前往倫敦的肯辛頓見到斯坦因後，拉文斯克羅夫特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想法，包括他相信12世紀的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也是發揮了同樣的技巧創作出了他的聖杯冒險故事。
拉文斯克羅夫特接著向斯坦因引述了埃申巴赫在作品裡寫到的這句話：“如果任何人還希望我（把故事繼續說下去），那麼就請他不要把這當作是一本書。我甚至連字母表的哪怕是一個字母都不懂。”拉文斯克羅夫特說，埃申巴赫之所以強調自己目不識丁的原因是為了表明他並沒有從同時代人，民俗傳統或任何著作中收集靈感。與此相反，他還說他的聖杯冒險故事其實是屬於更高境界的“啟蒙之作”。（註29）
斯坦因對這位訪客的談吐印象深刻，並決定邀請他共進午餐，此後兩人一直是好友兼同事，直到斯坦因逝世。拉文斯克羅夫特自己也在1989年的時候因為癌症病逝於英國的托基。
安德森後來在1995年1月採訪了拉文斯克羅夫特的弟弟比爾。這位前國王邊境守衛軍官，比爾・拉文斯克羅夫特（Bill Ravenscroft）表示，他的哥哥並不是直接到肯辛頓去見沃爾特・斯坦因，而是通過斯坦因的妻子約比（Yopi）才聯繫上來，那時特雷弗・拉文斯克羅夫特正在東格林斯特德的魯道夫・史代納學院裡教書。（註30）
據比爾・拉文斯克羅夫特所說，特雷弗透過約比而得以一覽斯坦因那讓人目瞪口呆的圖書館，並從她那裡獲得了許可，去查閱所有在完成《命運之矛》時所需要的藏書。不過，特雷弗・拉文斯克羅夫特在他的書裡卻對約比隻字未提。
安德森也不免問道：這是為什麼？
“是比爾的記憶有誤嗎？還是拉文斯克羅夫特所聲稱的，那個對他來說就像是導師一樣的人與他彼此間的互惠關係其實從未發生過？”（註31）
如果《命運之矛》所言為真，希特勒真的曾在1938年併吞奧地利後闖入皇家珍寶館裡，佇立在他最憧憬的聖物面前，並最終造就了20世紀最慘絕人寰的人性災難的話，那麼這本書也還有更多關鍵問題有待解決。
拉文斯克羅夫特寫道：
“當希特勒的坐車朝著戒指路駛去，來到英雄廣場的霍夫堡皇宮前的閱兵台的時候，群眾的歡騰已經達到了頂點。這些維也納市民怎麼會知道，阿道夫・希特勒欣喜的表情其實是復仇心態下的扭曲狂喜！”（註32）
其中一位最權威的希特勒與第三帝國專家，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對於元首在這個德奧“團聚”時刻的描述卻有些不同。
“這些年來的漫無目的與無能為力現在終於得以雪恥，當他站在霍夫堡的陽台上向英雄廣場的成千上萬人宣布他這一生‘最偉大的使命’時，他的怒火方得釋放...”（註33）
如果費斯特的學術信譽難以服人，那麼還有照片也可以證明希特勒當時確實是站在霍夫堡的陽台上對維也納群眾講話，而不是它前面的“閱兵台”。
拉文斯克羅夫特繼續說道，在檢閱完奧地利黨衛軍並批准成立新的黨衛軍後，希特勒拒絕了繼續參觀這座城市的邀請。
然而，事實是他：
“沒有繼續逗留於圓環路，直接駛向皇家酒店而去，那裡有這座城市最豪華的套房在等著它。”（註34）
公民晚宴和招待會被取消，據說是因為希特勒“深怕會有人試圖對他不利”（註35），所以他選擇留在套房裡。但安德森提出了一個確實的問題：如果希特勒害怕會有人圖謀不軌，那麼為什麼他還會願意坐在敞篷車裡前往維也納，接受人群的夾道歡迎，然後站到足以環顧霍夫堡外全景的地方，甚至是在維也納群眾的歡呼下多次現身在酒店裡的陽台上？（註36）
即便如此，拉文斯克羅夫特仍強調，希特勒在離開皇家酒店時已是“午夜之後”，之後他就前去了皇家珍寶館一覽聖槍。
據安德森指出：
“...希特勒抵達維也納時是3月14日下午5點，英雄廣場的大眾歡迎會是在隔天舉辦——也就是15日。如果拉文斯克羅夫特明白這點，那麼問題就來了：希特勒只在維也納駐足了不到二十四小時！他在15日的晚上根本不在那裡。
在參加完下午2點的瑪麗亞-特雷莎紀念碑街的遊行後——拉文斯克羅夫特聲稱希特勒是在前往酒店前參加這場遊行的——但當暮色已經落幕在維也納時，希特勒已經搭著他的容克座機離去。（註37）
我們很難想像希特勒離開酒店前去珍寶館的時候不會被街上的人群所看見。如果是命令部下去珍寶館把聖槍帶來他的酒店，那反而還更加簡單些。（註38）
我們再想想，珍寶館裡唯一一件值得希特勒朝思暮想的東西事實上應該是哈布斯堡鑽石王冠（德奧合併後它也被送往紐倫堡）才對，更遑論奧地利的黃金與貨幣儲備對為戰爭預作準備的德國經濟肯定大有助益。在奧地利的黃金與貨幣儲備都將被轉移給德國這件事上，希特勒更關乎的應該是金融理由，而不是什麼神秘學動機。”（註39）
看過上面列舉的《命運之矛》中所含有的一些問題後，一言以蔽之，這本書可能也算得上是相當耐人尋味——甚至是有些過分渲染——前提是這要是以對待丹尼斯・惠特利的那種觀點而言，但如果是以嚴肅的歷史眼光來看，那麼它並不合格。當然，也有可能特雷弗・拉文斯克羅夫特實際上只是在創作一部小說而已；不過這種猜想也無法得到證明。
即使假設他是誠摯地寫下這本書，然後也相信他關於希特勒和聖槍的說法屬實，那麼他所依賴的研究方法也仍然值得疑慮：因為那些依靠神秘學技巧來增強心靈力量，從而獲得的都是沒有被以任何常規方式保存下來的歷史信息。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駁斥《命運之矛》，原因是當憑藉心理能力所獲得的信息與書面證據與第一手證詞相衝突的時候，我們顯然必須從中作出選擇。
在繼續深入之前，我們得先瞭解許多神秘學作家對於希特勒是如何涉及黑魔法的說法，據那些人所說，狄特里希・埃卡特和卡爾・豪瑟夫都是他的引路人。
（埃卡特，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和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據說曾主辦過一次駭人聽聞的悼念儀式，在儀式上有一名赤裸的女性利用她的子宮作為介質，與在1919年4月被共產黨人處決的七名圖勒會人質建立了聯繫。這群鬼魂預言希特勒將會奪得聖槍，並帶領德國撼動世界）（註40）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將希特勒與黑魔法實踐直接聯繫起來。誠然，納粹黨是脫胎於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而後者又是源自於圖勒會（一個以神秘學與種族主義原則為依據的團體），但沒有證據顯示希特勒本人是一名神秘主義者——而且有相當多證據反倒能表明他不是。
例如，施佩爾（Speer）就曾回想過希特勒是如何對希姆萊的那令人毛骨悚然地神秘學傾向感到不屑：
“盡是些廢話！我們現在明明中於走到了一個可以擺脫神秘主義的時代，結果他卻想要倒行逆施。我們大可直接留在教堂裡，至少它還有自身的傳統。說不定我有一天還會變成黨衛軍供奉的聖人！你能想像嗎？到時我絕對會從墳墓裡爬出來...”（註41）
希特勒甚至還嘲笑希姆萊企圖在現代德國人和源自亞特蘭提斯人後裔的古代雅利安人之間建立聯繫：
“為什麼我們反而要讓全世界注意起我們根本沒有歷史可言的事實？當我們的祖先仍居住在泥屋裡的時候，羅馬人就已經在建造偉大建築顯然還不夠；現在希姆萊還要開始挖掘這些泥屋村莊，然後拿那些瓦器和石斧沾沾自喜。
我們只是在證明，當希臘和羅馬已經達到文明高峰時，我們還只是一群手持石斧，圍著火蹲坐的野蠻人罷了。我們真的應該盡量對這段過往保持沉默。但希姆萊卻完全沒有這種深思熟慮。現在的羅馬人必定會對此感到相當滑稽。”（註42）
說實在的，那些熱衷於神秘主義或偽宗教思想的人其實都是第三帝國高層裡的笑柄。像是希姆萊對於史前日耳曼種族的信仰就被希特勒和宣傳部長戈培爾當作是笑話看待。
“例如，當日本人贈送武士刀（給希姆萊）的時候，他就馬上發現了日本與條頓異教之間的親緣關係，並且要求科學家幫助他斷定這兩個種族彼此間的相似之處。”（註43）
至於，希特勒對占星學的信仰和他與占星學家密切聯繫，還有聽從他們提出的建議的說法更是一派胡言。
前戰略服務局（OSS）官員沃爾特・蘭格（Walter Langer）就曾指出：
“根據我們所有熟知希特勒的線人，我們應該徹底捨棄（希特勒的信仰）全然荒謬的想法。他們都同意，以希特勒的個性來說，沒有什麼會比向外人求助更不可能的了。
這位元首從來沒有關心過自己的星座，但在戰前的有一段時間，希特勒曾下令禁止德國國內的算命和星盤閱讀活動。”（註44）
正如我們剛才所看到，雖然希特勒藐視神秘主義與偽宗教，但希姆萊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現在我們就要把注意力轉向到這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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