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這趟納粹神秘學調查之旅的一端，至此是時候該離開可供歷史材料佐證的地方，轉身進入一個更加晦澀且陰暗的領域，也就是鮑威爾和伯格稱之為的“絕對的他處”。（註1）
一絲不苟的歷史學家（至少，是那些願意屈尊來研究這個主題的人）向來以非常鄙視的眼光來看待本書剩下的內容——而且，必須坦誠的是，他們擁有很好的理由如此。接下來大部份的內容可能會令讀者感到極為不解又荒謬絕倫；然而，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在我們就要探討的這些概念（它們無疑都是過分想像力的產物）之中，實際上隱藏著穿透20世紀末人類心靈的一道令人不安的線索——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它究竟有多麼不詳而危險。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介於“事實與虛構之間的黃昏地帶”能如何深遠地形塑我們的集體意識，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以及統治著我們的那群人背後的意圖。那些熱衷於納粹神秘學力量的研究者的世界觀包羅了各種讓人無法容忍的陰謀論，其中甚至有人認為，許多納粹領導人（根據某些人所說，亦包括希特勒在內）早已從柏林廢墟中死裡逃生，並潛伏在秘密基地裡繼續謀劃他們統治世界的企圖。
乍看之下，這些理論簡直就是一派胡言。然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曾在戰後數年間，秘密安排許多納粹情報部和德國秘密武器計劃的人員前往美國聽起來也同樣荒謬——但我應該知道的是，這卻是一件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迴紋針計劃的存在證明了有些第三帝國的資深人物確實以這種方式僥倖逃生，他們利用自己的科學與軍事知識，和求賢若渴的美國政府進行了交易。
所以，在本書接下來的內容裡，我們將集中精力在從不見正史經傳的納粹神秘主義主題身上，雖說如此，我們依然能透過當代流行與邊緣文化，還有拒絕向刺眼逼人的理性之光臣服的精神來觸及其有害的觸手。
維利會是我們朝向絕對的他處邁步的出發點，儘管它也許更應該被放到第一章裡討論，之所以不這麼做始終是因為沒有多少證據能證明它對第三帝國產生了多少影響。即使如此，維利會在對納粹神秘學力量的研究中仍舊佔據著核心位置，所以專門開闢一章來談也合乎情理。
但是，維利會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關於維利會的存在的提示非常恰如其分地來自於丹尼斯・惠特利的其中一部神秘學驚悚故事。
時為1945年4月25日，故事的場景是一群疲憊不堪的俄羅斯士兵正在柏林廢墟步步為營，掃蕩仍在第三帝國的中心展開困獸之鬥的殘餘勢力。這群士兵從一棟殘缺不齊的建築物背後小心翼翼地移動到另一棟建築物那裡，是否在哪裡還有埋伏的威脅令他們無比謹慎。
在一座慘遭炸毀的建築的地下室裡，這些士兵有了一個驚人地發現。六具屍體呈現圓形陳列在地上，第七具屍體就位在他們中間。所有死者都身穿德軍制服，躺在中心的死者還戴著一雙明亮的綠手套。當士兵們發現這些死者都是東方人後，他們原先對於這些人可能只是一般士兵的假設便很快被拋棄了。一位來自蒙古的俄羅斯人確信這些死者全都是藏人。俄羅斯士兵也發現，這些人似乎不是在戰鬥中犧牲，而是死殺身亡。
在接下來的一周內，人們在柏林陸陸續續發現了超過數百名藏人：其中有些人很明顯是死於交火，但也有些人就像被先前的俄羅斯人所發現的一樣，似乎是進行了儀式性的自我了斷。（註2）
問題是，為什麼這群藏人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步入尾聲時現身在納粹德國？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一部非常引人入勝的小說，即第一位利頓男爵，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的《即臨之族》（The Coming Race）中找到。作為一位多產且倍受歡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乏小說、戲劇、散文以及詩歌），布爾沃・利頓在他那時就已經被公認是英語世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遺憾的是，他的名譽卻因為自己愛慕虛榮，大吹大擂和難以捉摸的個性而招致了新聞界的口誅筆伐，這極大貶低了他後來的文學聲譽，所以他的書在今天很難找到，他的作品也很少——如果有的話——頂多也是在英語世界的大學裡會被約略提起。
布爾沃・利頓寫過的主題可謂包羅萬象，諸如浪漫故事、政治、歷史、社會諷刺、情節劇還有神秘學都有。因此，他會轉而投身於烏托邦科幻小說，並進而在1871年發表《即臨之族》著實不該令人訝異。在這部小說裡，負責敘事的旅行者兼冒險家主角原先正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探索礦坑，結果他卻發現了一個廣大的地下世界，而且裡面還居住著一群被稱為“維利雅人”的先進人種。
曾經也居住在地表上的維利雅人是在幾千年前遭遇了猶如《聖經》中的大洪水的災難後，才被迫遷往地底生活。他們的科技遠遠超乎地表人類世界，而且他們的技術賴以運作的是一種名喚“維利”的能源。在認識了一位名叫澤的年輕維利雅女子後，故事中的敘事者開始向她問起了維利能源的事情。
“於是，澤開始引領我踏入了一個我知之甚少的領域，因為無論是在任何語言裡，我都找不到足以代表維利的單詞。或許我該稱之為電，雖然它還包含了其它各式各樣的自然力，我們的科學術語分別賦予了它們不同名字，例如磁力，電流等等。
這些人深信，透過維利，他們已經達到了與自然充沛能量的合一，許多地上的哲學家都構想過這樣的情景，法拉第曾用更嚴謹的用語描述道：
‘長久以來我一直相信，’這位傑出的實驗家說，‘這幾乎可以算是信仰，向其他自然科學愛好者一樣，我堅信各種形式的物質力都有著共同起源；或者，換個方式來說，它們也都是直接相關聯或彼此依賴的，同時它們亦能夠彼此轉換，並在它們的過程中傳遞著相等的能量。’”（註4）
據澤所述，所有維利雅人都必須接受如何運用維利的訓練，他們可以藉由維利來控制物質世界，包括其他人的心智和身體，以及提升頭腦的心靈感應與靈力潛能。維利能源通常會被應用在所謂的維利機器上，就像維利能源本身一樣，進行操作也需要多年的資歷。
（這位敘事者不被允許嘗試，因為胡亂操作很可能會導致一些非常糟糕的後果）
至於這些維利機器：
“是中空的，在手柄上還有一系列停止鈕，按鍵或彈簧，能源可以被透過它們來更動，變質或定向——所以它既可以被用於破壞，也可以被用作治療——它可以撕裂岩石，驅散蒸汽——也可以影響身體，甚至是對心靈造成一定影響。”（註5）
在他逗留於地底世界的這段時間，敘事者還認識了維利雅人的政府體制。他們有一位最高執政官，他在年齡達標後便會卸下這個職位。
儘管他們的社會已經不再有任何犯罪或衝突，但他們視實力與力量為最優秀的美德之一，強者淘汰弱者被他們看作是自然法則的完美縮影。在他們眼裡，民主與自由典章不過是一個不成熟文化的粗暴實驗而已。
“維利雅人的政府...顯然非常複雜，但卻又異常簡單。其政府是憑據自一種理論上的認同原則，儘管這在地表世界少有成功，這也是所有哲學思想體系所夢寐以求的團結，或者也可以說是別過所有干預的迷路，直達最純粹的第一因或第一原理。
正因如此，即便是共和黨作家在政治上也會贊同，開明專制能夠確保最好的施政，但濫權來倒行逆施是不會被容忍的。
另一方面，授予他的職務倒也非常輕鬆，無需特殊的天賦異稟。”（註6）
在地下世界歷經許多冒險——還有與其居民互有了一番認識之後——敘事者終於明瞭了這群神人般的維利雅人的來歷：
“這些人——不僅原來就是我們人類，而且正如他們的語言已經清楚表明的一樣，他們也是遠古的偉大雅利安人的後裔，後者的其他後裔流竄各地，主導了各個文明；而且根據他們的神話與歷史，他們也曾經歷過我們所熟悉的社會階段——並發成了一個明顯有別於我們的物種，使得地表世界的任何一個社群都難以與之合併：如果他們決定走出這陰暗的地方重見天日，那麼依照他們對於自我終極命運的傳統信念，他們會摧毀並取代我們現在的人類品種。”（註7）
雖然維利雅人的知識與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敘事者卻仍對他們所握有且恣意揮舞的力量感到害怕，這意味著一旦他激怒了他們，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會把他扔進維利機器裡或把他分解成灰燼。
帶著這股不安，再加上他對地表世界和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渴望，敘事者最終決定一定要逃離維利雅人的地下世界。最後幫了他一把的居然就是澤，她愛上了這位敘事者，並希望能說服他留下，但她自己也明白這樣沒有回報的愛無助於他們任何一人的幸福。於是，她便引領他回到礦井，也就是敘事者最先踏入維利雅世界的地方。
敘事者回到家後，他開始反思起了那潛伏在地下深處的奇蹟，並再次暗示了幸福而無知的人類可能會遭遇的，由“即臨之族”所帶來的可怕命運。
在最後一章裡，我們讀到：
“我一直想著那群靜靜地在暗地裡發展，居然在我們視線所不及，被我們的聖哲所認為不宜人居的地方的人們，他們的力量超乎我們最紀律的訓誡，我們的生活，社會與政治也無法與之媲美，但這也會隨著我們文明的進步演變成成比例的對抗——我只能虔誠祈禱，希望他們重新出現在陽光底下，亦即我們無可避免的毀滅到來的日子還沒有到來。”（註8）
許多神秘主義者都深信《即臨之族》其實只是刻意偽裝成虛構小說：他們相信，布爾沃・利頓實際上是以真實的秘儀知識為基礎創作了這部小說。利頓本人向來就對16世紀的強大神秘學社團玫瑰十字會極感興趣，這個社團曾聲稱他們在一間秘密地下室裡發現了關於宇宙終極奧祕的古老知識。
有些證據表明，布爾沃・利頓也確實相信存在一個地下世界的可能性，這從他在1854年時寫給他朋友哈格雷夫・詹寧斯的信中便可見一斑：
“所以，羅森克魯茲（玫瑰十字會的創始人）在一間秘密房間裡發現了他的智慧。我們每個人也會如此。我們這顆星球的地下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東西。”（註9）
還有一些作家，包括經典名著《失落的阿加森》（The Lost World of Agharti，1996）的作者亞歷克・麥克里蘭（Alec Maclellan）就認為，《即臨之族》透露了太多關於地底世界的事情，所以才會在布爾沃・利頓逝世於1873年後的幾年間倍受打壓。事實上，他甚至稱這部小說是“最可遇難求的神秘主義著作”，（註10）他還告訴我們他一直在尋找是否有復印版本，但多年來皆一無所獲。
毫無疑問，這部小說在麥克里蘭的舞台上是一部富饒深意的作品，不過這本書的稀有性也能被由布爾沃・利頓文學聲譽在他過世後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來解釋（前面已經提過）。本書作者也為了《即臨之族》的印本找了好幾個月，最後終於有幸在一家高街書店裡找到相當實惠的平裝本。
・布爾沃・利頓的怪奇小說究竟和納粹德國有什麼關聯？
・如果1940年代真的有一群西藏僧侶人在柏林，那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要想瞭解這一切其中的聯繫，那麼就一定得提起卡爾・豪瑟夫（Karl Haushofer，1869-1946）這個巴伐利亞人，他的地緣政治理論啟發了希特勒藉以宣稱必須繼續維護雅利安人的霸權地位，所以務必得向蘇聯開刀的Lebensraum（生存空間）學說。
豪瑟夫與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1868-1923）——後者是一位曾影響過希特勒的種族態度，並在一戰後將他介紹入幾個富有影響力的社會圈子的反猶記者兼劇作家——他們兩人經常被納粹神秘學力量的信奉者稱為黑魔法實踐者，以及“納粹黨的魔法大師”。（註11）
豪瑟夫起初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慕尼黑大學，他在那裡萌發了對遠東的興趣。離開大學後，他先是加入德軍，並依靠自己異於常人的智慧在部隊中迅速攀升。他對遠東的熟悉也使他後來能夠到日本擔任軍事顧問。
對於豪瑟夫是一位掌握著與強大的超人類實體有關之秘密知識的神秘學老手的說法，最初是源自於路易斯・鮑維爾和雅克・伯杰爾那耐人尋味但缺乏史實的《魔法師的黎明》（這本書也是1960-1970年代初的納粹神秘主義熱潮的典範）。
據鮑維爾和伯杰爾所說：
“（豪瑟夫）相信日耳曼人起源於中亞，而且印度-日耳曼種族是永恆，高貴且偉大的世界之主。據說，豪瑟夫在日本時加入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佛教秘密社團，而且他還宣誓，如果自己沒有履行使命，那麼就會按照悠久的傳統進行自殺儀式。”（註12）
豪瑟夫顯然也相信圖勒傳說，亦即那曾作為掌握神奇力量的先進文明中心的極北的失落雅利安故土。
隨著進一步談起圖勒會，鮑維爾和伯杰爾繼續指出：
“（圖勒會）將構築人類與其他超人實體之間的橋梁，並由此打開力量之池，令德國再次統治世界，而且還要成為誕生自人類突變的超人種族的搖籃。
終有一天，她的大軍會開始消滅阻礙地球靈性命運的一切，他們的領導人已然洞悉萬事萬物，他們從非常的能量噴泉中產生力量，並一邊接受古代世界的長老指導...似乎是在卡爾・豪瑟夫的影響下，（圖勒會）隱匿了其真正的宗旨，並使自身成為納粹運動的魔法核心。”（註13）。
嚴肅的歷史學家，例如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便對鮑維爾和伯杰爾的說法，還有後來照單全收的作家們有所質疑。古德里克・克拉克可能比這個引人入勝的領域的其他作家都研究了更多德國方面的資料來源，他聲稱那些關於圖勒會的秘密主導力量的觀點全部都是錯誤的。
圖勒會事實上在1925年時就已解散，那時社團的支持者已經大不如前。
“他繼續向我們強調，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將豪瑟夫與這個團體關聯起來。”（註14）
儘管如此，豪瑟夫在黑魔法領域中所傳聞的資歷已經成為了納粹神秘學鎖鏈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就像那些作家在這個邊緣主題上所描述得那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豪瑟夫重回慕尼黑，並從那裡的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將自己的時間一分為教書和寫作，然後還創辦了供自己發表生存空間觀點的《地緣政治評論》（Geopolitical Review），根據這種觀點，“征服土地的理由可以透過中世紀的條頓騎士團對斯拉夫土地的殖民化來辯護，而且在情感上也能利用帝國團結的號召，凝聚那些遍佈東歐的Volksdeutsche（種族上的日耳曼人）。”（註15）
自1924年的啤酒館暴動失敗被關押入蘭茨貝格監獄的那段期間，阿道夫・希特勒的手上從未少過豪瑟夫關於地緣政治的著作（另外他已經被這位教授的學生助理，魯道夫・赫斯引薦給豪瑟夫過）。希特勒無疑睿智地利用了他身陷蘭茨貝格監獄的時光，他廣泛閱讀，雖然這不是真的為了學習，而不過是想要確認和闡明自己的先入之間。（他後來還說，蘭茨貝格監獄是他“由國家付費的大學”）（註16）
根據鮑維爾和伯杰爾還有其他邊緣作家，豪瑟夫每一天都會去蘭茨貝格監獄拜訪希特勒，他會在那裡向後者闡述自己的地緣政治理論，還有談論他在那個世紀初的印度之旅的見聞。
正是在印度的時候，他聽聞了關於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底下的強盛文明的故事：
“在三十或四十個世紀以前，在戈壁地區興盛著一個極為先進的文明。後來由於一場大災難，可能是某種原子浩劫，戈壁化為了一片沙漠，倖存者紛紛遷徙他處，有些人前往北歐，另有些人去往高加索地區。斯堪地納維亞的索爾神應該就是其中一位移民英雄。
...豪瑟夫呼告，人類必須要‘回歸本源’——換言之，東歐、土耳其斯坦、帕米爾、戈壁和西藏都是亟待征服之地。在他看來，這些國家就是關鍵，只要掌控了這些地方，就能掌控整個世界。”（註17）
繼戈壁文明化為烏有之後，也有倖存者選擇走避喜馬拉雅山底下的巨大洞穴，他們在那裡一分為二，一派遵循靈性，啟蒙與冥想之路，另一派則崇尚暴力與物質權力之路。這些中心的第一個叫做阿加森，另一個名叫香巴拉。（這些名字的拼法各有不同：對於阿加森，我習慣最簡單的拼法；至於香巴拉是沿用東方學家往常的方式）
我們會在下一章更詳盡地回顧阿加森和香巴拉這兩個地方。
據亞歷克・麥克米蘭指出，希特勒在蘭茨貝格監獄裡閱讀的眾多書目中就包括布爾沃・利頓的《即臨之族》，豪瑟夫曾告訴他，這本書對地表下的超人種族的描述基本屬實，而且也能和他在亞洲旅行時所學到的很多東西互相對照。
布爾沃・利頓的小說似乎激起了希特勒的想像力，所以他說：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能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下建立一個真正的世外桃源...”（註18）
在接下來一年，即1925年，包括卡爾・豪瑟夫在內的一群柏林玫瑰十字會成員正式成立了一個叫做維利會（又名光明之屋）的組織。
如同喬斯林・戈德溫告訴過我們，關於維利會的唯一一個主要信息來源是來自於一個人：威利・萊伊（Willy Ley），他是一名在1933年逃往美國的德國火箭工程師，並以撰寫科普書籍聞名。他後來在1947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納粹的偽科學》（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的文章。
以下是萊伊對雅利安秘學的描述：
“接下來這個組織真的是字面上的依據一本小說所成立。我想它應該叫做Wahrheitsgesellschaft——也就是真理社——它的根據地大概就是柏林，其宗旨就是要找到所謂的維利能量。沒錯，他們的信仰就是根據自布爾沃・利頓的《即臨之族》。他們知道這是一部虛構作品，布爾沃・利頓正是藉此來訴說出有關那股‘能量’的真相。地底人是一派胡言，但維利不是。
英國人也許知道這回事，他們把它當作國家機密，這是他們擴展殖民帝國的法寶。羅馬人當然也清楚，他們把它封存於小金屬球中，憑其來保家衛國，被奉若家神。出於一些我還無法弄明白的原因，我只能說維利的秘密可以被從切成兩半的蘋果結構中一窺究竟。不，我絕不是在開玩笑，這都是其他人用非常嚴肅且保密的態度告訴我的。這樣的一個組織確實存在，他們甚至還出版過雜誌來宣揚他們的信條。”（註19）
雖說他們曾經採訪過萊伊，但鮑維爾和伯杰爾似乎也沒能從他身上再瞭解更多關於這個神秘組織的什麼；然而，他們後來發現這個組織實際上自稱為維利會，而且與卡爾・豪瑟夫關係匪淺。（喬斯林・戈德溫曾親切地提醒我們鮑維爾和伯杰爾的不可靠性：儘管他們引用了傑克・菲施曼（Jack Fishman）的《斯潘道的七個人》（The Seven Men of Spandau）來佐證豪瑟夫與維利會的聯繫，但菲施曼實際上並沒有提及這一點）（註20）
鮑維爾和伯杰爾繼續告訴我們，在有負於使命後，豪瑟夫選擇在1946年3月14日自我了斷，藉以履行他對日本秘密社團發下的誓言。再一次的，事實與此有些出入：因為豪瑟夫其實並非切腹自殺，而是因坤中毒在3月10日死去。
除此之外，萊伊提到“可以被從切成兩半的蘋果結構中一窺究竟”（從而在中心呈現出一個五角星），這著實反映出了魯道夫・史代納在《超越生死門》（Knowledge of Higher Worlds and Its Attainment）中所提出的觀念。事實上，如同戈德溫提醒我們，（註21）神智學家同樣對維利這種概念感興趣，這股能量與玫瑰十字會的自然力頗有相似之處，它也被稱為星光或阿卡西紀錄：據說這是一種圍繞著地球的微妙能量，其紀錄了曾經出現過的每一樣思想和行動。
即便像古德里克・克拉克和戈德溫這些作家已經做過澄清，但一個邪惡又強大的維利會在秘密控制第三帝國的想法仍舊極富吸引力。許多人依舊堅信，豪瑟夫已將希特勒介紹給居住在柏林的西藏秘社高級喇嘛，這個人又被俗稱為“戴著綠手套的男人”，而且他還知道通往阿加森與香巴拉這些地下之境的秘密入口所在。（註22）
無論如何，這些流言蜚語無疑引起了許多關於希特勒企圖尋找地下世界入口的傳說。
據麥克米蘭指出：
“1926年的第一次考察是在光輝會（Luminous Lodge）的安排下進行，但等到希特勒掌權後，他更偏好於派出屬於自己的考察隊。”（註23）
麥克米蘭還提到，希特勒確信“地下超人種族的代表已經在世界各地現身，”（註24）他這麼說是援引自赫爾曼・勞施寧（Hermann Rauschning）的名著《希特勒演講集——阿道夫・希特勒對於他的真實目標的政治談話錄》（Hitler Speaks - A Senes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s with Adolf Hitler on his Real Aims，1939）。勞施寧所記錄的談話錄是許多以第三帝國為題的作品的重要資料來源，其中不乏諸多嚴謹的著作。
納粹神秘學力量的信奉者曾反覆指出過希特勒談話中的神秘學元素，就連勞施寧也坦言，自己總是從希特勒身上感到一種感覺，好似他只是一個著魔於超自然力量的媒介。甚至還有一次，希特勒似乎是真的遇見了一位地底超人。
勞施寧回憶起希特勒曾這麼向他說過：
“那個全新的人就身處在我們中間。他就在這裡！想知道更多嗎？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見過他，他既勇敢又殘酷，我站在他面前的時候總是帶著恐懼。”（註25）
為了他的聲譽，麥克米蘭只能說這恐怕是希特勒的妄想症作祟。然而，施勞寧的這段記述的確應該被謹慎以對：應該注意的是，儘管它激起了後人無限想像，但希特勒的這段話並沒有經過時間考驗而被認定為是準確的歷史紀錄。
事實上，其中一名最重要的希特勒專家兼《1889-1936年的希特勒：天之驕子》（Hitler 1889-1936: Hubris，1998）一書的作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就沒有在他的巨著中引用勞施寧的著作，而且他還認為後者的書“毫無可信之處，最好當作沒看見。”（註26）
根據流傳的故事所敘，希特勒曾下令對德國，瑞士還有義大利的一些礦井進行探勘活動，藉此尋找超人種族的洞穴城市的入口。據說他甚至派人專門去研究布爾沃・利頓的一生事蹟，好弄清這個人究竟有沒有拜訪過維利雅人的世界。儘管嚴肅的作家往往對這些謠傳置若罔聞，不過麥克米蘭卻在他的《失落的阿加森》中引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使得我們又一次落入了在探討納粹神秘主義時經常會碰到的那令人無比沮喪的，介於“事實與虛構之間的黃昏地帶”。
麥克米蘭援引了曾參與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洞窟專家安東寧・霍雷克（Antonin Horak）的證詞，他曾在1944年10月誤闖入一條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奇怪隧道。
霍雷克博士對這一發現一直是閉口不言，直到1965年他在《全國洞窟學學會報》（National Speleological Society News）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霍雷克博士在這篇文章裡聲稱，他和另外兩位抵抗運動戰士在普拉萬斯和盧博納村莊附近（他給出的位置相當詳細：北緯49.2度，東經20.7度）發現了隧道。由於那時剛剛結束與德軍的交火，他們三個人（其中一人身受重傷）只好向當地的一位農夫懇求幫助。
這位農夫於是領著他們來到地下洞穴，讓他們可以躲在這裡並稍作休息。
農夫告訴這群抵抗分子說，這座洞穴有一些礦井，也有毒氣坑，甚至傳出過鬧鬼的傳聞，所以最好不要太過深入。他們當然也沒有打算如此，因為這三個人都已經疲憊不堪。待他們包紮好同伴的傷口後，三人便紛紛入睡。
到了第二天，霍雷克的好奇心越來越旺盛，在等待受傷的同伴恢復元氣好繼續前行的同時，他決定要探索一下這座洞穴。
一會兒後，他來到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洞穴中的其它部分的地方。
“點燃火炬後，我望見的是一片寬敞而彎曲，由黑軸所形成的如懸崖般的牆面。傾斜的地板是堅固的石灰路面。”（註27）
這條隧道似乎是無止盡地延伸到極遠處。霍雷克博士決定鑿下一些牆面碎屑，但他的鎬子卻敲不下半點東西。他於是拿起手槍，對著牆面開火（這絕對是不智之舉，畢竟德軍士兵可能還在附近）。
“伴隨震耳欲聾的聲響和火花迸發，子彈撞擊到了牆面，”他寫道。“火花耀發閃光，產生出咆哮般的聲音，但沒有造成任何碎片落下。墻面上只出現了小小一道痕跡，大約只有我一半手指長，並散發出刺鼻的氣味。”
霍雷克博士隨後便回到同伴身邊，並告訴他們這是一條人造隧道。
“我坐在那裡，開始左思右想。它到底延伸得多遠？我很想知道。是誰，或是什麼在山裡建了這個？它真的是人造的嗎？它可能會是傳說中的——像柏拉圖所說的——擁有我們難以置信的先進科技的失落遠古文明的僅存證據嗎？”（註28）
自從霍雷克博士在1944年去過以後，似乎就再也沒有人拜訪過那條隧道。居住在該地區的農民顯然知道它的存在，但他們寧願與其保持距離。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發生在中和東歐的一系列納粹礦井探險故事之外，最常被神秘學作家提到的絕非納粹的西藏考察行動莫屬，據說納粹是試圖與一些高深的喇嘛尋求接觸，以期能夠獲得無法想像的力量。鮑維爾和伯杰爾對這一主題同樣有很多著墨，但這還是得小心翼翼的審視。
美國研究員彼得・列文達曾對納粹-西藏聯繫一說有所懷疑，直到他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中發現了“被獲的德國文件”的縮微膠檔案。他在其中發現了豐富的材料，有近數百頁的文件涉及了祖先遺產學會的恩斯特・舍費爾（Dr Ernst Schafer）博士的研究成果。
這些文件包括有舍費爾博士的個人筆記、他的信件、幾份德國報紙的剪報還有他的黨衛軍檔案，裡面詳述了1934-1936年對西藏東部與中部的考察，以及他在1938-1939年領導的黨衛軍官方西藏遠征行動。（註29）
正如列文達指出，考察隊其實並不特別關心西藏的地下超級種族之說，反倒只是對這個地區的植物和動物進行詳加編目（這對第三帝國並無什麼軍事價值，這說明舍費爾的資金並不寬裕）。
恩斯特・舍費爾在1910年3月14日出生於科隆的一個富有實業家庭，他先後在海德堡和哥廷根完成學業，他第一次前往西藏考察是在1930年乘著由費城自然科學學院所贊助的活動，那時他才年方二十。次年他就加入了美國人布魯克・多拉的西伯利亞，中國以及西藏考察隊。後來他在1933年中成為黨衛軍成員，並在1942年升格至突擊大隊領袖。
除擔任黨衛軍軍官外，舍費爾同時還是一位倍受尊敬的科學家，他經常在各式期刊上發表論文，例如《費城自然科學院期刊》。就像列文達所說，舍費爾是一個“著實才華洋溢的人：他既是黨衛軍軍管也是學者，又是探險家和科學家，他可以說是納粹的印第安納・瓊斯。”（註30）
舍費爾對西藏人的宗教與文化，甚至是他們的性行為都深感興趣。（事實上，1938-1939年的考察隊成員也都對私密行為有著特殊興趣：舉例來說，負責錄製電影的恩斯特・克勞斯（Ernst Krause）就非常小心地記錄下了一名15歲的蘭栔（Lanchung）女孩在橋上自慰的過程）（註31）
在不對植物和動物進行編目（還有偷窺青少年女孩）的時候，考察隊成員就會進行其它研究，包括檢查西藏人的身體素質。舍費爾尤其關注他們的身高體重、手腳形狀、眼睛顏色和形狀，他甚至還製作了西藏人的臉部石膏像。
1939年7月21日，《新日子報》（Der Neue Tag）刊登了一篇文章如下：
“7月20日，法蘭克福，舍費爾博士的考察隊帶著九頭動物載運西藏的神聖經文，橫越高地國家歸來
恩斯特・舍費爾博士的西藏考察隊長期待在拉薩，還有班禪喇嘛的首府日喀則市，現在他們正要歸返德國。由於季風來得反常的早，考察隊已經加快回返腳步，以確保珍貴的藏品萬無一失。這次考察帶來了許多極具價值的科學研究成果，除了在地理與地磁方面之外，他們也成功獲得了一批無價的豐富民族藏品，包括宗教物品，還有許多文獻和日常生活用品。
在拉薩攝政的幫助下，舍費爾博士亦成功獲得了藏人的108卷神聖經文《康什爾》（Kangschur），數量是如此之多，所以還需要九頭動物來載運。考察隊搬運的植物與動物藏品也相當廣泛，它們部分會被歸給祖國，其它則屬他們自己所有。這批動物學集錦還涵蓋受研究區域的鳥類。
舍費爾博士，這可能是第一次，他還帶回了一隻施毗，這是一種迄今仍未被研究過的山羊。大約有五十多隻活體動物已在送往德國的路途上，至於其它則還跟考察隊在一塊。所有現有的植物標本也在路上。進一步來說，這次考察也為地理與地球歷史研究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由於舍費爾博士和上西的英國官員有一定私交，所以與英國的政治緊張局勢並不礙事，西藏考察隊的珍貴藏品可以安然無礙地回收。”（註32）
列文達告訴我們，他無法確定《康什爾》這批藏傳佛教的‘秘密文獻’後來的遭遇如何，雖然他懷疑它可能被送去了維也納。
論及這趟考察，即使必須承認它與第三帝國的神秘學或魔法野心沒有什麼關係，但“地磁”和“地理”方面的實驗研究卻有可能會為一個搖搖欲墜的理論提供堅實的基礎。
列文達還指出，1938-1939年的西藏考察隊曾試圖要證明漢斯・海爾維格的冰世界偽科學理論。第七章會再對這個理論進行深入討論。但現在先讓我們都回到眾多關於維利會的謠言，還有他們所企圖聯繫（並求助）的神秘而強大的東方秘士身上。
為了驗明這些想法的來龍去脈，我們必須啟程向西藏前行，前往“幽靈王國”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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