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我們所看到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且猶如神話一般，坐落在極北緯某個地方的失落雅利安家園的概念並不是納粹獨創，而是有著極為豐富的來源，這不僅涉及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同時也與人類學這門新興科學有所牽連。（的確，即使是“雅利安人種族”這個非同一般的概念也有其語言學上的依據）（註1）
直到啟蒙運動之前，《聖經》當然一直被認為是人類起源及其歷史的唯一權威，全人類都被相信是源自於諾亞方舟在大洪水後所停駐的亞拉臘山。對於那些拒絕向《聖經》權威馬首是瞻的啟蒙運動科學家而言，這個想法其實也並非毫無道理，因為山區的存在確實能為可能發生過的史前大洪水提供天然屏障。
德國的浪漫主義者大多深受東方哲學和神秘主義影響，特別是古波斯人的聖典《阿維斯陀》。諸如歌德、尼采、亞瑟・叔本華還有理查・華格納這些思想家都從東方那裡發現了一套哲學與歷史學體系，這使他們決心放棄猶太-基督教那不盡人意的世界觀。（註2）
喬斯林・戈德溫曾指出，被重新發掘的日耳曼民族，也就是前基督教時代的條頓部落的後裔，成為壓垮羅馬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的哥特人隨之便被與這種對東方的欽慕相結合。德國浪漫主義者現在面對的問題是，該如何在自己和被他們認為是人類搖籃及最理想的人種起源的東方之間建立歷史聯繫。
圍繞著早期的條頓人，戈德溫不免問道：
“但那些高貴而天賦異稟的部落是從何而來？他們是否也是諾亞的兒子，又或是來自《聖經》譜系中的其中一個呢？現在，蓋棺定論的時機已經成熟。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學者首先開創了藐視《聖經》傳統的先例。
英國的加爾各答學院及亞洲研究所為人們揭開了另一個世界，令許多人蜂擁而至去認識那些被認為無論是在哲學還是道德上皆優於摩西的思想。如果德國人能夠將他們的起源與印度劃上聯繫，那麼他們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擺脫閃米特人和地中海的束縛。”（註3）
當然，為了鞏固和強調日耳曼人與東方的聯繫，希伯來語現在再也不能被視作人類最原始的語言，這個地位於是被古印度教的梵文取而代之。古典學者弗里德里希・馮・施勒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為此功勳顯著，他曾試圖透過論證斯堪地納維亞語可能受過印度影響，來建立印度人和斯堪地納維亞人彼此間的歷史與文化紐帶。
施勒格爾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假設是古印度人曾因為對須彌山，這座被他們相信是這個世界的精神中心的聖山的崇拜所以向北遷徙。
施勒格爾在1819年發明的術語“雅利安人”實際上指的是特定的種族（而不是指說原始印歐語系的族群，這才應該是正確的定義）。施勒格爾的“雅利安人”一詞是借鑒自從希羅多德（他用雅利伊人來稱呼位於今伊朗北部的古老伊亞國家，米底的居民），然後它被拿來涵蓋古波斯人，並被與意為榮譽的德語單詞Ehre極不可靠的關聯起來。
所以，“雅利安人”便被用來表示那些最高貴，純正且不凡的種族。（註4）這個歷史詭計後來又被像是反猶基督徒拉森等思想家進一步拓展，他曾主張印度-日耳曼人在生物學上要明顯優於閃米特人。
語言學家馬克斯・繆勒（Max Muller）後來傾向於使用“雅利安人”而不是“印度-日耳曼人”，因為後者沒有包括進其他歐洲民族，但他們也像印度人和日耳曼人一樣，其語言都可以被一路上溯回梵語。據歷史學家萊昂・波里亞剋夫所說，到了1860年的時候，歐洲人已經幾乎同意雅利安人與閃密特人之間有著雲泥之別。
戈德溫用最直截了當的方式概述了這樣的信念：
“（1）歐洲人屬於雅利安種族；（2）這個種族發源於亞洲高原。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義大利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還有凱爾特人的祖先曾經是齊聚一堂，後來才開始陸續移居歐洲和亞洲。”（註5）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裡曾指出，查爾斯・達爾文的觀點在這時受到了那些雅利安種族優越論者的歪曲，適者生存的概念很容易就會被套用入不同種族群體間的互動（無論這種種族劃分法究竟有多具不實與誤導成分）。達爾文對於物競天擇必將導致每個種族日趨完美的演化假說也被雅利安種族主義拿來搬弄是非，藉此宣稱白人種族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完美無缺，但卻因為其他劣等種族而變得腐敗而敗壞。
如戈德溫告訴過我們，在19世紀末的時候，有不少地方都曾出現過企圖進行生物學上的人類“改善”嘗試的計劃。法國作家歐內斯特・勒南即認為，未來的選擇性育種將導致“神”與“惡魔”的誕生：屬於阿斯神族（斯堪地納維亞的眾英雄人物）的工廠，一個新的阿斯嘉將會在亞洲豎立。如果有人不喜歡這種神話，那麼他就應該想想蜜蜂和螞蟻是如何被出於特定的不同用途來被養育，要不然就是植物學家是如何進行雜交配種。現在，人們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大腦...
在地球上出現這樣的解決方案似乎並非毫不可能，而且日耳曼人是最佳人選。（註6）
極北的樂園
為了重新找出他們自圓其說的主人種族的神話與文化之根，雅利安主義者現在撇開《聖經》中炎熱的美索不達米亞伊甸園，轉而望向了在遙遠北方的寒冷太古之地。
18世紀的博學家讓・西爾萬・巴伊（Jean-Sylvain Vailly，1736-1793）為此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基礎工作，他透過獨樹一幟的將東方神秘主義與占星學揉合，從而對人類起源提出了另一套重新詮釋。按照巴伊的說法，埃及、迦勒底、中國還有印度實際上皆是遠古知識的繼承者，而這些知識乃是屬於一個在非常久遠以前，蓬勃於大洪水前的北方的先進文明所有。
巴伊相信，這個古老的文化早在約莫公元前4600年就發明了黃道十二宮。在大洪水後，這個文明的倖存者選擇從北亞向印度遷徙。對巴伊而言，這個假設得到了後來那些彼此相隔甚遠的文化之間的傳說相似性支持：例如關於鳳凰的傳說就可以在埃及和斯堪地納維亞人的《埃達》（參見第一章）裡發現。
巴伊將鳳凰的死亡與重生視為是對太陽每65天就會在北緯71度隱沒不見的隱喻。他進一步比對了鳳凰與羅馬的時間之神雅努斯，他的右手上刻著數字300，左手則是65（這無疑是在寓意北緯地區每年300天的白晝和65天的黑夜）。
有鑒於此，巴伊於是得出結論認為雅努斯實際上應該是一位北方之神，只是後來隨著崇拜者在遠古時候的遷徙才被跟著傳播到南方。為了支持他的理論，巴伊還援引了阿多尼斯的傳說，朱比特把奧林匹斯山上每年三分之一的時間劃分給他，維納斯也有三分之一，還有黑帝斯及珀耳塞福涅。巴伊把這個傳說與北緯79度的環境相對照，並發現它其實是代表著太陽每年都會消失的四個月（三分之一）。（註8）
在巴伊看來，種種跡象都把答案指向了一個至今仍未為人知的北歐文明的古老知識，這個文明後來衍生出許多傳遞給後世文化的傳說。這些想法與德・布豐伯爵（Comte de Buffon）的有些研究頗能互相參照，布豐在1749年就主張，地球誕生的時間應該要比基督教所斷定的公元前4004年還要更久（儘管他提出的公元前73083年仍然與地球的40億年實際年齡相去甚遠）。
布豐提出了一個比較邏輯的推論（在他的創世假設中），他認為極地地區是最先冷卻下來令生命得以發展的地方，所以最早的人類文明理當位於緯度極北之處。對巴伊來說，這是他把北極地區作為人類搖籃的充分依據。
這最早的文明選擇南遷的原因也是不言自明：溫帶氣候最有利於社會，智力以及科學進步，從極地地區遷徙出去的理由無疑就是因為那裡已經太過寒冷，與此同時南緯地區的氣溫也有所緩和，一毛不拔的環境逐漸變得適宜人居。隨著他們陸續抵達迦勒底，印度還有中國，這次大遷徙便至此告一段落。（註9）
這種主張人類的極北家園的想法也受到印度人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創作的《吠陀的極北故土》（The Arctic Home in the Vesdas）的精巧推廣，他自從在1897年入獄以後便一直筆耕不輟的在他的《凱尚報》（The Kesan）上發表反英國文章。
這本書出版於1903年，提拉克在其中非常關切印度吠陀文明真正的年紀和起源，即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北極，那個文明最後在上一次冰河時期中消亡；那個文明的子民從前8000-5000年間陸續向北歐和亞洲遷徙，吠陀宗教的讚美詩也是在這時形成；隨後北極傳統在前3000-1400年中徹底消失；直到前1400-500年的前佛教時代。（註10）
提拉克以他對古代吠陀文獻的解讀來佐證史前極北家園的說法，這些文獻描述了諸神在一塊太陽每年只會升起又下降一次的土地開疆闢土。
對於提拉克對吠陀讚美詩的解讀，戈德溫如此評論道：
“讚美詩充滿許多以每日的日出作為背景的難以理解的比喻，例如‘像車輪一樣旋轉的三十個黎明姐妹’，還有在太陽升起之前的‘許多日子的破曉’。然而，如果把這些比喻適用於極點，那麼它們的深意就會豁然開朗。
在地平線之下盤旋的陽光在太陽年復一年的升起之前至少會有三十天可見。一個人讀到這裡的時候完全可以想像那些居民的期待感，當車輪變得越來越明亮，冬天的漫漫長夜也就為時不多了。”
提拉克對於人類起源的想法，後來又得到瑣羅亞斯德教學者的進一步發展。
H.S・斯賓塞（H. S. Spencer）在他的著作《雅利安人的黃道週期》（The Aryan Ecliptic Cycle，1965）中便依樣畫葫蘆，以提拉克對待吠陀經典的方式來研究瑣羅亞斯德教經文。
斯賓塞的做法是，將經文中的各個事件與太陽在歲差運動中的不同位置進行比較。（在這裡我們得先暫停討論這個現象。需要知道的是，地球的旋轉軸並不是與太陽系中的平面保持直接垂直：與之相反，它其實是維持著23½度的傾角。由於太陽和月球的重力，地軸會以非常微小的幅度持續“搖擺”；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呈現圓圈運動。隨著行星本身的自轉，其軸心也會跟著旋轉，並每26000年完成一次循環）
藉由這種方式，斯賓賽便能極為精準的確定經文中發生的事件的年份。斯賓塞推斷雅利安人第一次出現在極地地區的時間應該是公元前25628年，也就是間冰期時期。
因為環境愈來愈寒冷和敵意氛圍日漸高漲，雅利安人現在被迫離開家園，爬蟲類也在這時開始出現。（爬蟲類是如何適應寒冷又是另一回事）
據斯賓塞所說，冰河時期的到來使得雅利安人離開他們鍾愛的家園，但這只是全球災難的其中之一，至少還有其它三個遠古文明也跟著消亡：
・亞特蘭提斯
・雷姆利亞
・位處今戈壁沙漠的文明（註12）
根據斯賓塞，雅利安傳統影響了偉大的埃及，蘇美爾還有巴比倫文明。
從許珀耳玻瑞亞到亞特蘭提斯
我們在第一章曾討論過偉大的俄羅斯神秘主義者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對失落文明的一番見解，據說這些文明的哲學與知識後來都被傳承給了中東以及遠東的重要文明。
照布拉瓦茨基所言，她曾在西藏閱讀過一本假想的《德基安之書》，這份古老文獻概述了我們的遠古祖先佔領過許多失落大陸，其中第一個被她稱為“不可思議的聖地”，這是一片不會受到其它大陸時而遭逢的暴力命運的永恆淨土，那裡既是最早的人類的，也是屬於“最後的神聖凡人”的家園。
第二個大陸是許珀耳玻瑞亞：
“其海角向南延伸，西邊直抵北方極點，屬於第二種族，此外還包括現在被稱為西亞的那些地方。”
這裡的“第二種族”指的是其中一個根源種族。
布拉瓦茨基繼續說道：
“許珀耳玻瑞亞，這個國家屬於主掌降雪和颶風的酷寒之神玻瑞阿斯，他喜歡長眠在里菲山脈上，那裡既不是像神話學家所以為的是一個理想國，也不位在斯基提亞和多瑙河一帶。這是一塊貨真價實的大陸，一個曾經不曾有過冬天的土地，甚至直到今天那兒每年都還只有一天的黑夜。
希臘人說，夜晚的陰影從不會蒙在它上面；因為它是諸神的土地，是光之神阿波羅最愛的居所，就連它的居民也是他深愛的祭司和僕人。這些描述現在都被認為是詩意的虛構；但在當時卻是詩意的真相。”（註13）
第三個大陸為雷姆利亞（這個名字乃是來自於動物學家P.L・斯克萊特（P. L. Sclater）設想的，一個從馬達加斯加延伸到斯里蘭卡和蘇門答臘的凹陷大陸），布拉瓦茨基聲稱這個巨大的雷姆利亞大陸確實存在，它的最高點構成了太平洋現在的島嶼。
第四個大陸就是亞特蘭提斯。
“這是第一個出現在歷史裡的土地，其傳統受到的關注遠較其它所有的都還多。柏拉圖筆下的那座著名島嶼其實只是整個大陸的一部分而已。”（註14）
在她對第五個大陸的描述中，布拉瓦茨基喚起了地球的大地在災難性的地震發生後的情景：
“第五個大陸是美洲；然而，由於它的對蹠點的關係，歐洲和小亞細亞幾乎與之相對，所以印歐神秘主義者通常也視之為第五。如果他們的教條碰上了地質和地理學對於大陸的定義，那麼這種分類就勢必得改變。
但是，大陸的順序是跟著種族進化的序列而定，從第一到第五，我們的雅利安根源種族，所以歐洲才應該被稱為第五大陸。秘密教義既不考慮島嶼和半島，也不按照現代對陸地與海洋的地域劃分。自從最早的教誨出現和偉大的亞特蘭提斯覆滅起，地球的面貌已經變動過不止一次了。
曾經有段時間，埃及三角洲和北非都還屬於歐洲，那是在直布羅陀海峽形成和這塊大陸發生進一步變動之前，後來歐洲的地貌才完全改變。最後一次重大的變化發生在12000年前，柏拉圖口中的大西洋島嶼就是在那會沉沒，在主大陸消失後他便稱其為亞特蘭提斯。”（註15）
布拉瓦茨基宣稱，她在《德基安之書》裡看見的地球面貌包含了七個大陸。
“其中四個已經消失，第五個現在還在，另外兩個未來才會出現。”
在《秘密教義》中，她把那些大陸分別稱為賈布、普拉克沙、索爾馬利、庫薩、克勞恩轍、撒卡還有普什卡。
她補充說：
“我們相信它們其實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大陸，從賈布到普什卡的這每一個名字，應該指的都是地名：在根源種族時代，覆蓋整個地表的乾地，在地質（災變）活動後剩下的陸面，在將來的災變後會形成新的‘大陸’（或），半島的那些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是一個無論是更大還是更小都會被水域圍繞的乾地。”（註16）
除了《德基安之書》外，布拉瓦茨基還採納了大量宗教文獻，包括印度教的《往世書》，裡面提到了一片名叫Svita-Dvipa（許珀耳玻瑞亞）或稱為白島的土地，須彌山就位在它的中心，這座山是這個世界的精神之柱。（我們會在第四章更深入討論須彌山）
如果我們接受印度教聖典中對於須彌山的描述——包括它高達672000英里，那我們就必須承認這座山實在不可能存在於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過。這也使得東方學家推測，白島和須彌山很可能是位於同一顆地球的另一個維度空間，唯有足夠靈性的人才能看見（以及到達）。（註17）
許珀耳玻瑞亞的傳說在法國神秘主義者勒內・蓋農（Rene Guenon，1886-1951）的著作中也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和布拉瓦茨基一樣（但他認為後者是一個騙子）聲稱自己從秘密的東方來源那裡獲知了某些信息。儘管它的起源被劃定得更為近些，但蓋農的許珀耳玻瑞亞仍和布拉瓦茨的極為相似。
據蓋農所說，人類目前的循環始於64800年前的圖拉（圖勒）的許珀耳玻瑞亞。後來的亞特蘭提斯文明延續了差不多12960年（或者說是一個歲差週期的一半），而許珀耳玻瑞亞乃是我們現代世界的所有宗教和靈性傳統的源頭。
蓋農也提到了須彌山，雖然是以非常象徵性的方式：
“從他的字裡行間看來，蓋農並不覺得須彌山是一座真的位於極北的高山，反倒應該是一個隱喻地球軸心的符號，穿過極點指向阿爾克托斯，亦即大熊和小熊星座的方位。（蓋農還聲稱，地球軸心的傾角會坐落在23 1/2度就是人類墮落的結果）”（註18）
論及這裡，我們應該暫歇一會，先來回答讀者可能都會想過的一個問題：假設史前的根源種族確實存在，那為什麼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卻從未挖掘出哪怕是一具遺體？
撇開地球上絕大部份的化石都還沒有被發現這個顯而易見，但卻未必令人滿意的回答不談，不應該忘記的是，像是蓋農，布拉瓦茨基和其他神智學家在談到早期的地球及其神話般的居民時都指出，他們並不是固態而有形的實體，而是由罕見的精神質料所構成，是到了後來才開始進入物質狀態。正因如此，他們的遺體才從未被發現。（註19）
如果想要瞭解根據這一系統的地球年表，我們可以參照戈德溫，他總結了讓・菲爾從蓋農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成果。
公元前62000-36880年這段時間是黃金時代（圓滿時代），其從獅子座時代開始持續了一個完整的歲差週期（25920年）。這是在物質墮落發生之前，那時天國樂園仍然存在。前36880-17440年是白銀時代（三分時代），持續有19440年。
這ㄧ紀元從獅子座延續到射手座時代，物質墮落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許珀耳玻瑞亞，雷姆利亞還有姆大陸皆是在此時相繼興起。接下來是從前17440-4480年的青銅時代（二分時代），它持續了半個歲差週期，從天蠍座直到雙子座。亞特蘭提斯就是在這個紀元的前10800年左右覆滅，隨後亞特蘭提斯難民便向世界各地殖民，《聖經》裡的大洪水和文字的發明都是在這時。前4480-2000年是黑鐵時代（鬥爭時代，又作迦梨時代），從金牛座橫跨白羊座與雙魚座，持續6480年。我們當前的歷史就被包括在內。
這次的週期將在千禧年時結束，緊接而來的就是水瓶座時代的開始。菲爾對於化身性的人類曾生活北極的這種說法沒有異議，他還指出他們的確可以利用我們狹隘的唯物科學所無法理解的精神能量來做到這一點。為了支持這個說法，他還援引了一些即使衣不蔽體，卻仍能在寒冷的喜馬拉雅地區悠然自得的西藏人作為例子。（註20）
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神智學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主張作為雅利安人的崇高起源之地的一個古代且難以想像的文明的存在——這對那些痛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的現代世界的日耳曼神秘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來說，同樣極富吸引力。
正如研究者彼得・列文達（Peter Levenda）就注意到：
“現代主義通常都被看作是城市化，尖端性又知識化（因此是‘猶太’的）的現象，科學、科技、工業革命還有資本主義都被包羅在其中。”（註21）
神智學的學說成功融合了科學與神秘主義，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被採用來應用於地上種族的精神鬥爭（雅利安人即是因此而生），這是精神演化的重要組成部份。（註22）
列文達繼續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布拉瓦茨基的作品...似乎被認為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學術成就，而且在那個時代顯得非常有說服力。許多後來的納粹項目背後都可以追溯到李斯特，馮・塞波騰道夫以及馮・利本弗爾斯的著作——不過那些思想都是布拉瓦茨基首先普及。
種姓制度、古代字母（特別是盧恩文字）的重要性、雅利安人（起源於喜馬拉雅山的白種人）的優越性、‘首創’版的占星學和天文學、異教神話中蘊含的宇宙真理...所有這些還有其它更多都可以從布拉瓦茨基和納粹黨身上找到，尤其是在其最黑暗的產物，黨衛軍的意識形態之中也是。
畢竟，再怎麼說布拉瓦茨基都指明了卍的神秘學最高秘密。布拉瓦茨基的追隨者在引進《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這方面功不可沒，這為急不可待的西歐社會找到了一頭合適的替罪羔羊。”（註23）
《錫安長老會紀要》這份惡名昭彰的文件是由聖彼得堡和巴黎的暗探局（沙皇的祕密警察）與神秘主義者偽造的反猶材料，其用意是為了抵毀暗探局分支的頭領拉撤科夫斯基的敵人。（註24）
《紀要》彙編於1902年的聖彼得堡，並在1919年被翻譯成德文，該文件據稱是來自於一個猶太禍世陰謀的會議記錄，而且那些目標似乎都正在實現。
據這份文件指出，民主制度，共產主義以及國際商業都已被猶太人滲透並接管，他們已經：
“‘滲透’了所有政府，商業活動還有藝術和媒體”。（註26）
關於《紀要》最初的信息是由于麗安娜・格琳卡夫人（Madame Yuliana Glinka）提供給新聞界的，她是一位靈性主義信徒，為推廣文件中的反猶謊話付出了很多心力。
眾所皆知，希特勒自己就對《紀要》的真實性深信不疑，它是他的反猶主張的主要依據：
“這群錫安智者（長老）編織了一籮筐徹頭徹尾的謊言，猶太人就是如此可惡。他們善於弄假成真，《法蘭克福匯報》每星期就會為此滴咕和尖叫一次：而這就是他們的確存在的最佳證明。有許多猶太人可能在不自覺中暴露了他們的存在。
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這些內容是披露自猶太人這點無關緊要；真正重要的是這揭露出了猶太人的本質和行徑，還有他們的內心想法以及終極目的。然而，面對他們最好的做法就是予以批判。任何人只要根據本書的立場去考察過去一百年來的歷史，都會立刻明白為什麼那些猶太媒體會有如此之大的反應。
一旦這本書變得人手一本，猶太人的詭計就再也無法得逞。”（註27）
有鑒於該報紙在慕尼黑的特派記者，反納粹人士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曾作出令人震驚而富饒深意的發言，希特勒在這裡提起《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ter Zeitung）著實相當有趣且諷刺。
海登從1921年開始便不斷在報導希特勒的活動；當希特勒於1933年掌權後，海登也被迫逃往法國。
在他所撰寫於流亡期間，並在1944年出版的希特勒傳記《元首》（Der Fuehrer）中，海登提到了希特勒與《紀要》之間的一個深刻聯繫，這被羅森鮑姆總結如下：
“海登的驚人猜想會引人矚目的原因是，他從這位元首開始崛起以來就在希特勒的政黨有著密切熟識，希特勒能夠大紅大紫的秘密就在於他採納現代化的馬基維利謀略，成功利用了他的大敵《錫安長老會紀要》，把自己對於操縱媒體，顛覆國家政權以及統治世界的陰謀全都嫁禍到他們身上。
海登認為，希特勒不僅僅是宣揚這個偽造的猶太人陰謀論，他還效仿了沙皇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猶太人的手段——而且大獲成功。希特勒透過弄假成真而得以一步登天。”（註28）
我希望各位讀者可以原諒我從我們原本正在討論的主題中突然插入這個看似離題的話題：儘管《紀要》對希特勒的影響與失落的雅利安故土這兩件事看起來八桿子打不著，但我們卻還是很有必要得討論它，這不僅是因為布拉瓦茨基的支持者就在西歐不留餘力的推廣《紀要》，同時它也對我們所要研究的其餘部分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
如果海登的猜想不錯，那麼阿道夫・希特勒還有他的納粹德國，都可以說是謊言之下的產物，這令人信服的向我們證明了，這般怪異的謊言的力量和影響力竟然能讓所有人都變得播穅眯目。知道這件事對本書的最後三章別具意義，因為我們將在那時討論納粹的宇宙學和空心地球信仰，德國科學家要為1940年代末的UFO目擊潮（也許還包括今日）負責的說法，還有納粹仍然在秘密的南極殖民地苟且偷生的傳聞。
然而，在繼續向前之前，我們得先再次一瞥布拉瓦茨基和她的神智學，以便了解這個運動所蘊含的法西斯主義元素。
儘管確立了雅利安人的優越地位（更遑論格琳卡夫人還到處宣揚《紀要》），但神智學本身其實並不是本來就有法西斯傾向，就連布拉瓦茨基也從未公然涉足政治。（註29）
（事實上，雖然其在本世紀初曾啟發過許多德國神秘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但神智學後來仍然遭到納粹毫不留情的打壓，這也包括其它所有表現出對希特勒的抗拒的組織）（註30）
儘管如此，一些布拉瓦茨基的追隨者，特別是安妮・貝贊特（1847-1933）卻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就以貝贊特來說，她密切參與印度政治，而且她在亨利・奧爾科特逝世於1907年後便擔當著主席一職，神智學社團也跟著成為了印度獨立運動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如列文達所指出，納粹後來即試圖通過宣稱印度民族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相似，來利用印度民族主義以及取得對於這個家園的統治。（註31）
冰島和南極
納粹對冰島，南極還有西藏（下一章會對這趟西藏之旅有更多著墨）的考察活動皆有歷史記錄在案。不過，自從戰爭結束的數十年來，圍繞著這些考察的目的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聲音。
如同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納粹關於圖勒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圭多・馮・李斯特，喬治・蘭茨・馮・利本弗爾斯還有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這些人，他們都認為那是雅利安人曾經的古老家園。
（在公元前3-4世紀的某個年代，馬西利亞的皮西亞斯（Pytheas of Massilia）曾進行過一次北方遠航。他到達了蘇格蘭，並且航行超過六天，也許他還到了北昔德蘭群島。後來他聲稱自己已經找到圖勒，他所說的很可能是冰島或挪威，在接觸到凍海之前）（註32）
種族民族主義對斯堪地納維亞的《埃達》的著迷令馮・塞波騰道夫得出結論相信，失落已久的圖勒就是冰島。這種與失落雅利安家園的聯繫引起了人們對進一步去發掘遙遠歷史之線索的可能性的興趣，令他們動身前往他們冰島的洞穴和史前遺跡，挖掘他們的起源。（註33）
根據彼得・列文達，納粹神秘主義者、哲學家、《人民觀察家報》編輯兼日後的東部佔領區帝國部長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5）還為此創立了一個名叫北歐會（Nordic Society）的社團。這個社團的成員從挪威、瑞典、芬蘭、丹麥還有冰島都有，他們矢志要一同在蘇聯，猶太人以及共濟會的威脅下保護北歐。
《人民觀察家報》在1938年8月22日刊登了一篇以北歐會的其中一場會議為內容的文章，羅森伯格的話也在其中有所引述：
“我們都身處在相同的歐洲命運之下，我們必須承擔起這個共同命運，因為白人的存亡取決於歐洲大陸的統一！我們必須攜手反對莫斯科意欲毀滅世界的企圖，阻止那片已經使許多人墮入裡頭的血海！”（註34）
羅森伯格在他出版於1930年的著作《20世紀的神話》（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裡也闡述了他的圖勒神話觀，這本書在德國可謂洛陽紙貴，儘管它也是公認的廢話集。（希特勒本人在執政後便沒有什麼時間理會異教，圖勒或其它別的東西，他甚至稱其為“沒人能理解的玩意”）（註35）
在這本書的第一章裡，羅森伯格就提起了他所相信的那個北方的雅利安故土：
“地質學家向我們勾勒出了一個位處在北美洲和歐洲之間的大陸，我們今天還能在格陵蘭與冰島看到它殘餘的部分。他們告訴我們，那座島嶼位在極北的另一側（新地島），過去它的潮痕要比今天還要高上100米；所以北極可能也與現在有所不同，那裡可能曾經出現過溫和的氣候。
這一切都使得遠古傳說中的亞特蘭提斯不再是胡說八道。大西洋的大浪曾沖垮並吞噬巨型冰山並非不可能，當那個繁榮的大陸自水中升起後，一個極具創造力的種族就締造了一個強大而廣闊的文化，其子民也作為航海者和戰士前往世界各地。
但即便亞特蘭提斯假說不被接受，人們也必須假定存在過一個史前的北方文化中心。”（註36）
儘管有著這些主張失落的雅利安文明的大秘密就藏在冰島的猜測，但羅森伯格仍只被大部份納粹高層當作是有些令人瞧不起的消遣罷了，他並沒有被實際派往那裡進行考察。
正式的行動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萊授權給祖先遺產學會（Ahnenerbe）——這個黨衛軍的遺傳研究與指導協會來負責。
列文達已經調查過了許多關於這些任務的文件，其中一些在他引人入勝的著作《邪惡聯盟》（Unholy Alliance，1995）中有所討論。
其中一份文件是布魯諾・施維茨博士（Dr Bruno Schweizer）發送給祖先遺產學會的，裡面包含了對冰島之行的建議，而且註明的日期是1938年3月10日：
“經年累月下來，要滿足在世的日耳曼文化見證人可謂越來越不容易，日耳曼靈魂對古典冰島的土壤的態度也不為西方文明的過分把握所動。
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裡，這個國家的自然景觀就已大大不同，原本自烏爾時代以來都幾乎未曾變過的石頭和草地，在沙漠和荒涼的山洪中展現出了對人類的開放，從山坡和石塊到修剪整齊的草坪，托兒所還有牧場，一切都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不是在雷克雅維克貧脊的海岸，這是由人類所完成的創舉；城市幾乎在以與美國相同的速度擴張，隨著道路和橋梁，發電站和工廠的出現，雷克雅維克的交通密度已經與歐洲城市旗鼓相當。”
施維茨博士接著繼續哀悼了諸如鍛造、木雕、紡紗、編織、染色等古老農藝技術的消失；還有那些被忘懷的神話與傳說，以及人們都沒有對於“超然本質”的認識。
在敘述完將人們從農村帶往城市（這會給良善的德國遊客非常不好的印象！）的唯物主義的可悲興起後，博士繼續說道：
“我們年復一年的靜待那些物體蕭條坍塌，還有那些因為現代風格的新公共建築物，而在相機和電影裡只能呈現出一片廢墟的東西。至於工作的問題，我想只有夏天才適合，也就是說6-8月的時候。
除此之外，一連數日的下雨天估計也會偶爾發生，這會讓一些拍攝工作被拖延。與大陸的船隻來回可能也只能每週一次。
這意味著旅程大概只能進行5-6個星期。
冰島研究之旅和文化知識調查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仍應該選擇最直接也最可行的。至於其它任務...都應該先被視為額外附屬。
所以，關於人類面貌（種族測量）的紀錄和對博物館寶藏的調查也應當被視為是額外的任務。”（註37）
如同列文達狡猾的注意到，至今我們還不清楚冰島人對於這個“種族測量”究竟有過什麼反應，或是“調查博物館的寶藏”這件事進行得怎麼樣，反正他們肯定沒有在博物館裡待上很長的時間！
德國對南極的興趣可以追溯到1873年，當時愛德蒙・達爾曼（Eduard Dallman）代表新成立的德國極地研究學會，乘著他的格陵蘭號展開了遠征。不出六十年後，曾在1903-05年率隊前往西藏的瑞士探險家威廉・菲爾希納（Wihelm Filchner）也計劃對南極進行兩次考察，藉以明白這塊大陸究竟是不是一片確實的土地。
菲爾希納的計劃動用了兩艘船，一艘進入威德爾海，另一艘進入羅斯海。然後兩組人馬再展開路上旅程，並約好在大陸的中心會合。然而，由於這個計劃的成本太過昂貴，所以最後只用了德國號這一艘船。德國號是專門適用於極地作業的挪威船隻，它是在歐內斯特・沙克爾頓，奧托・努登舍爾德還有弗里喬夫・南森的幫助下收購的。
這支探險隊於1911年9月抵達威德爾海。另一次考察則是由阿爾伯特・梅爾茨博士（Dr Albert Merz）在1925年指揮流星號進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之際，德國非常渴望能在南極立足，這一方面是為了宣揚國威，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南大西洋的戰略意義。於是在1938年12月17日，遠征隊在阿爾弗雷德・里奇舍上尉（Alfred Ritscher）的指揮下從南大西洋朝著南極海岸一路前進，最後他們也成功在1939年1月19日到達那裡。
這艘遠征船的名字叫做施瓦本號，它是一艘自1934年以來投入於跨大西洋郵件傳輸的載機艦。為這趟遠征準備的施瓦本號是在漢堡造船廠以一百萬帝國馬克的造價造成，並配備有多尼爾水上飛機，分別是帕薩特和波瑞阿斯，它們會被從甲板上利用蒸汽彈射器發射，並在被挪威探險家命名為毛德皇后地的地方飛行過十五次。
飛機飛越將近60萬平方公里的範圍，拍攝了1萬1000張毛德皇后地以西的阿斯特里德公主和瑪莎公主海岸的照片，並從空中投下了數千枚插旗（帶有卍符號的金屬桿）。這個地區隨後被宣布為第三帝國所有，並被更名為新施瓦本。
也許這次遠征中最令人吃驚的發現就是南極居然有一些廣大的無冰地區，甚至是湖泊和稀疏的植被。隨行遠征的地質學家認為，這可能是地下熱源所造就的結晶。
施瓦本號最後在1939年2月中旬離開南極，歸返漢堡。里奇舍對於遠征的結果感到非常驚訝，特別是無冰區的發現，而且他很快便又開始規劃起了另一次旅程。
然而，隨著戰爭爆發，這些計劃也只能ㄧㄧ遭到擱置。
就這點來說，正統歷史似乎已經把詮釋權拱手相讓給了那些關於第三帝國究竟為何對對南極深感興趣的流言蜚語。例如就有人曾主張，1938-39年的遠征行動真正的用意是旨在尋找一片可供納粹興建戰後秘密基地的無冰區。
據小說家兼UFO研究者W.A・哈賓森（W. A. Harbinson）說：
“在戰時，德國曾將載有足夠設備與人力（大部份是來自集中營的奴工）的船隻和飛機派往新施瓦本，讓他們在冰層下或隱秘難見的無冰區廣建基地。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被精心挑選出的納粹科學家和黨衛軍部隊都逃去了南極...”（註38）
諸如此類的揣測正屬於所謂的“納粹倖存”理論範疇，我們會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深入討論。
因此，現在讓我們把它們擱在一邊，把注意力轉向失落的雅利安故土這個概念的另一項重要因素：那個曾經象徵著好運，但卻無可挽回地為納粹所玷污，淪為恐怖與死亡代名詞的符號。
卍
在古時候，卍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符號，從青銅器時代開始的各種器物身上都可以發現它的蹤影。“卍”這個名字來自於梵語：su（即希臘語的eu，意為“美好的”），asti（即希臘語的esto，意為“成為”）和後綴ka。（註39）這個符號的意思是“好運”（梵語-西藏語中的Swasti一詞代表“願一切平安”）。
按喬斯林・戈德溫的說法，卍的形狀源自於天空中的阿爾克托斯，也就是大熊座，北斗七星。對北半球的觀察者來說，這個星座似乎一直在圍繞著極星旋轉（這是由地球自轉造成的）。如果用圖畫形式來表現阿爾克托斯相對於北極星的位置（與四季變遷相吻合），那麼它就會呈現出一個極為類似卍的形狀；出現在公元前4000年時的符號就是這個模樣。正因如此，卍（除了代表好運之外）也被用於象徵極點。（註40）
卍在19世紀的歐洲文化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主要得歸功於比較民族學和東方研究的興盛。鑒於這個符號在埃及、迦勒底、亞述以及腓尼基中皆不見蹤跡，所以民族學家相信卍是雅利安人的太陽符號。（註41）
布拉瓦茨基夫人發現了這個符號的意義，並將其容納入神智學社團的徽記，以象徵這個普世運動的和諧。
據戈德溫指出：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卍仍然被認為代表著‘好運氣’，所以它還被用作為英國戰時儲備計劃的標誌，出現在優惠券和郵票上。”（註42）
卍同時也有兩種表現形式：分為左旋和右旋。然而，該如何定義這裡所說的“左”跟“右”卻不是那麼容易。有些神秘主義者和歷史學家傾向於以線條從中心向外延伸的方向來判別；其他人則喜歡根據符號旋轉的方向來定義“左”和“右”。
會有如此混亂乃是起因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卍的線條如果是向左延伸，那麼看起來就會像是向右轉，反之亦然。
卍的各種變體的含義對不同的神秘學作家來說亦不盡相同，法國人安德烈・布里薩德（Andre Brissaud）就聲稱逆時針的卍代表地球軸心的旋轉，是象徵著創造，進化還有生育的“金太陽之輪”。至於順時針的卍，根據布里薩德，它代表的是“黑太陽之輪”，亦即人所追求的超越天國的力量。（註43）
我們會在最後一章再次見到身為智利外交官，秘儀學家兼希特勒辯護者的米格爾・塞拉諾（Miguel Serrano，1917），他曾解釋過這個卍的左右旋問題：據他所說，左旋（順時針）代表古雅利安人從其北極家園的遷徙，右旋（逆時針）——也就是納粹使用的那種——則代表雅利安人回歸位在南極的精神中心的使命。（註44）
卍向左延伸為右旋
卍向右延伸為左旋
在為我們講解了卍的左右旋問題後，戈德溫繼續說道：
“無論這些理論是否可信，古代的裝飾用卍符號都沒有表現出對其中任一種的特別偏好。左右旋區別最明顯的地方應該就是西藏，尼古拉斯・羅里奇和戈文達喇嘛都認為，古老的苯教所用的卍是左旋，佛教徒是右旋。
苯教的確是會進行呈逆時針方向的繞行儀式，佛教徒恰好與之相反，但托馬斯・威爾遜收集的所有佛像上的卍都是左旋，就像苯教的儀式權杖一樣，其相當於佛教的金剛杵。我們只能說，如果它代表極地的演變，那麼卍就該是左旋（如苯教），如果它代表的是太陽運動，那麼就應該是右旋（如佛教）。
但問題追根究底還是在於這個符號本身的含糊性，這使得向左延伸的看起來卻又像是呈現右旋，反過來說也是同樣。”（註45）
如同我們在第一章裡曾看到，卍這個符號因為圭多・馮・李斯特和蘭茨・馮・利本弗爾斯而在德國的反猶團體內大為流行，利本弗爾斯也利用了這個符號的好運和普世和諧之意，並將其用來代表所向披靡的日耳曼人。一如預期，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選擇以逆時針的卍作為旗幟也引起了神秘學與秘儀圈子的軒然大波。
據神秘學歷史學家弗朗西斯・金（Francis King），當希特勒廣徵關於旗幟的意見時，所有呈交上來的提案都包括了卍在裡面。希特勒最後選中了弗里德里希・克羅恩醫生（Dr Friedrich Krohn）的設計，他是一位來自施騰貝格的牙醫。不過，這個設計其實是融入了象徵好運，和諧以及靈性的順時針卍。
希特勒後來決定把這個設計倒過來，他讓卍變成逆時針旋轉，這象徵著邪惡與黑魔法。（註46）現在我們又一次碰到了該如何定義卍的左右旋問題。納粹的這個符號究竟是右旋（傳統上代表好運）還是左旋（代表邪惡）呢？就某種意義上，納粹的卍可以算是右旋，因為鉤狀的線條明顯是向右延伸；但我們卻同時也能說它是左旋，因為它無疑是逆時針的。
正如記者肯・安德森（Ken Anderson）所說：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很主觀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推測，希特勒選擇倒轉這個符號是因為克羅恩的卍的黑魔法和邪惡含義，也或者說是為了替他的新生政黨喚來好運，精神演變等正向的原因！”（註47）
安德森這話總讓人覺得他根本是在說廢話而已，但他的解釋其實也是正確的，這有兩個緣由。
第一，我們必須記住，希特勒他很少有時間去理會這些神秘學的林林總總，而且他絕對不是像許多神秘主義者所說的是一位黑魔法師（參見第五章）；第二，認為希特勒知道自己是“邪惡”（就好像他深知自己天命如此，把符號從原本正面的含義變成負面的一樣），或是邪惡對他來說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想法都非常荒謬。
因為誠如我們在前言裡已經指出，阿道夫・希特勒這個人最令人毛骨悚然且難以理解的地方就是，他並不認為自己“邪惡”：如同特雷弗・羅珀所言，希特勒相信自己的正直，認為自己下令對猶太人和其他群體的滅絕政策都是應當為之的。
除此之外，希特勒也沒有在他的《我的奮鬥》裡提及更動設計的原因。
既然他認為這個設計大部份是源自於自己，甚至對克羅恩的名字都隻字不提，那麼他照道理應該要解釋為什麼他為納粹黨設計的這個圖案會有這樣的改變：
“...我有義務毫不猶豫地拒絕從血氣方剛的運動圈子那湧入的各種設計...而我本人——作為一位領導者——最好別將自己的設計馬上公佈出來，因為可能會有別人提出另一個更好或是一樣好的設計。實際上，施騰貝格的那個醫生確實提出了一個不壞的設計，順道一提，那與我自己的也很接近，只是他犯下了一個錯誤，那就是那個卍的彎曲底線形成了一個白色圓盤。
與此同時，經過無數次嘗試後我終於確定了最終定案；旗幟首先要有紅色底色，再來是一個白色圓盤，然後一個黑色的卍在中間。經過長時間的試驗，我還發現了旗幟和白色圓盤的尺寸的適宜比例，還有卍該有的形狀和厚度。”（註48）
讀者應該可以注意到，希特勒說他所收到的那個設計已經與他自己的相當接近，但仍犯了一個錯誤：卍的底線被彎曲了。
安德森在論及這點時無疑是正確的：
“這個決定的真正理由（在於）——對這個自豪不已卻仕途不順的藝術家而言——不是一些難以明白的神秘學神話，而是純粹的整齊與審美價值。”（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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