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
我們的旅程必須從儘管動盪不安，但卻實在有必要深入瞭解的19世紀的歐洲大陸，從那些與複雜的政治變遷，智性的理性主義以及當時的快速工業化都好似毫無關聯的深奧與秘儀概念開始。儘管如此，納粹對神秘學與秘儀信仰的著迷實際上卻要從普魯士和奧地利在該世紀下半葉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處境上說起。
正如英國的第三帝國史權威，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所說，1800年代末的奧地利其實可以說是三大政治變革下的產物：
“這些變革包括奧地利被從日耳曼邦聯中排除，匈牙利與奧地利實行行政分離，還有在‘奧地利’或者說該帝國的西半部所建立的君主立憲體制。”
日耳曼邦聯的成立源自於維也納會議意圖讓其取代神聖羅馬帝國的授意，這個邦聯從1815年一直持續到了1866年；它涵蓋有39個日耳曼邦國，其中有35個屬於君主制，剩下4個是自由邦。該邦聯的運作主要還是由受奧地利支配的中央議會所負責，然而，邦聯的建立並沒能滿足日耳曼民族主義者的期望，他們所希冀的是統合這些小君主制邦國，塑造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大日耳曼帝國。
作為普奧競逐與讓日耳曼統一在普魯士之名下的企圖，奧托・馮・俾斯麥在1866年6月以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管轄爭端為由，挑起普奧戰爭。在這場又被稱為“七週戰爭”的衝突中，普魯士選擇與義大利攜手合作，奧地利則得到了包括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還有漢諾威等日耳曼邦國的鼎力相助。但普魯士仍不費吹灰之力便攻克了奧地利及其盟友。隨後，由於《布拉格條約》（簽署於1866年8月23日）使然，至此奧地利被正式排除出日耳曼事務之外。
儘管兩國兵戎相見，不過俾斯麥仍認為奧地利會是未來的潛在盟友，所以他盡力避免不要太過削弱這個國家，同時他也決意併吞漢諾威、黑森、拿騷、法蘭克福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等地（這些溫和舉措對1897年的德奧結盟頗有助益）。日耳曼邦聯同樣因為這場戰爭被迫解散，它後來被由普魯士直接領導的北日耳曼邦聯取代。
奧地利的失敗對日耳曼民族主義而言是一次額外的打擊：因為奧地利的日耳曼人這時才回過頭來發現，哈布斯堡帝國內的各個公民和民族團體皆已開始蠢蠢欲動。我們只需要一瞥帝國內部的政治分裂情形，就可以瞭解當時的多元並立情景。例如：
奧地利帝國；波希米亞王國，達爾馬提亞和加利西亞-洛美亞的王國；下奧地利與上奧地利大公國；布科維納、克恩頓、卡尼奧拉-薩爾斯堡以及史泰爾馬克公國；格拉迪斯卡迪松佐，提洛和福拉爾貝格國；奧地利-西里西亞王國；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國；倫巴底（1859年歸屬義大利）、摩德納（1860年歸屬義大利）、托斯卡納（1860年歸屬義大利）還有威尼斯（1866年歸屬義大利）；以及第里雅斯特鎮。（註2）
如同古德里克・克拉克所言，出於對帝國內的日耳曼語言與文化霸權唯恐會遭到那些非日耳曼民族挑戰的恐懼，這使得日耳曼民族與奧地利公民這兩種身份出現了忠誠上的拉扯。結果這反過來又為兩個主要的民族主義運動興起埋下伏筆：亦即種族民族主義運動與泛日耳曼主義運動，這我們會在稍後詳述。
1867年的奧匈折衷方案是第二個重大變革，哈布斯堡王朝根據決議，正式頒佈奧匈帝國的二元君主制。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遏止斯拉夫人在這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野望，而這又是受到了奧斯曼帝國（包括塞爾維亞人，蒙特內哥羅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斯拉夫人影響，他們期望能趁著土耳其的一蹶不振來獨立建國。
美國歷史學家史蒂芬・W・索瓦茲（Steven W. Sowards）便指出：
“過往（1848年）的革命者——無論是日耳曼還是馬扎爾人——都建立了事實上的‘人民國家’，在兩國中都掌握著一半的統治權，兩國的合作只有通過國王-皇帝，並且是在面對共同的外交和戰爭事務時才有餘地。”（註3）
然而，諾曼・戴維斯卻認為，奧匈折衷方案只是令事情更加雪上加霜：
“說日耳曼語的精英階層現在再沒機會將其文化強加於奧地利，更遑論是擴展至整個二元君主制國家。再怎麼說，‘奧地利都是一座面臨著德國的斯拉夫之家’。在實際層面上，往往都是三個‘主要民族’——日耳曼人，馬扎爾人還有加利西亞波蘭人——在主宰其他人的事務。
行政結構被設計得如此別出心裁，以至於波希米亞的少數日耳曼人可以號令捷克人、匈牙利的馬扎爾人可以鶴立於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克羅地亞人之上、加利西亞的波蘭人也能夠傲視那些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因此，隨著所有被排斥的民族面對的壓力日益嚴峻，他們想當然會被民族主義深深吸引。”（註4）
作為奧匈折衷方案的結果，奧匈帝國境內的許多團體不由得對自治權心生嚮往；畢竟整個帝國就是由十一種主要民族所組成的：他們分別是馬扎爾人、日耳曼人、捷克人、波蘭人、魯塞尼亞人、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維尼亞人以及義大利人。規模最大，也最躁動不安的少數民族就包括生活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奧地利-西里西亞的650萬捷克人。不過，他們對於自治的渴望，卻因為匈牙利對維護奧匈妥協方案所建立的政治結構的堅持而屢屢受挫。
日耳曼民族主義在19世紀上半葉分別遭遇了兩次挫敗：一次是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另一次是在1848年革命後。
根據古德里克・克拉克：
“由於政治統ㄧ實在毫無進展，日耳曼人不免愈來愈醉心於從文化上進行民族團結的想法。這種傾向從18世紀末就已出現端倪，當時屬於前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時代的作家們便已開始從各種日耳曼民間歌曲，習俗還有文學作品中尋找共通認同。
中世紀日耳曼的理想化形象被援引來為她的精神統一主張辯護，即便沒有政治統一。這種對過去與傳統的強調，同時也為統一事業賦予了強烈的神話性。”（註5）
他繼續說道：
“把奧地利排除在普魯士統治的新帝國疆域之外，這讓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都失望了。對大日耳曼帝國的期望在1866年淪為泡影，俾斯麥利用奧地利的軍事失敗鞏固了普魯士自身的優勢，迫使她退出日耳曼事務。奧地利-匈牙利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從此開始變得不再如過往般堅定。隨著時間來到1867年，就連匈牙利人也在這個二元國家獲得了政治獨立。
在接下來數十年裡，泛日耳曼主義運動在奧地利的如火如荼反映出了奧地利日耳曼人在日耳曼與斯拉夫民族混合下的困境。他們的構想包括從多語言並行的匈牙利帝國中分離出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定居省份，並將其併入新的第二帝國的邊界。這樣的構思最終在1938年被第三帝國主導的德奧合併實現了。”（註6）
第二帝國的快速現代化與工業化進程對農村林立的準中世紀日耳曼的理想，浪漫化形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人親眼目睹他們的傳統社區紛紛被城鎮與工業所破壞，這個形塑他們的神秘團結的基礎正在備受威脅。除此之外，這些反現代主義情緒也導致了人們對自由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排斥，與此同時他們卻又矛盾的劫持人類學，語言學和達爾文主義等科學概念來“證明”日耳曼種族的優越性。
現在，一系列內在的道德品質被與外在的種族特徵混為一談：因為雅利安人（也就是日耳曼人）金髮碧眼，高挑又身材均稱，所以他們也是高尚，誠實且勇敢的。主張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也被濫用來證明純種的優越種族將勝過混種的下等種族。
種族思想在另一邊也助長了政治上的反猶主義興起，這本身也與現代化的壓力有著密切關聯。守舊者對經濟變革所造成的破壞性後果怒不可遏，這時詆毀猶太人成了他們的抒發方式，後者經常被指責是傳統價值觀與制度崩潰的罪魁禍首。
而且種族主義還認為，猶太人不僅僅是一群宗教群體，他們甚至在生物學上就與其他種族有著天壤之別。（註7）
種族民族主義運動與泛日耳曼主義
如前所述，日耳曼民族主義者的恐懼與抱負造就了兩個極具影響力的運動，即種族民族主義（Volkisch）與泛日耳曼主義（Pan-Germanism）。種族民族主義運動致力於提升奧地利日耳曼人的文化意識，尤其是藉由操弄他們在奧匈帝國的民族混合省級中的認同恐懼來為之。
種族民族主義這個單詞要翻譯成英語並不容易，只能說它包含了民族主義和對重要民俗傳統的深刻認識元素在內。種族民族主義思想的主要原則就是以最自然的方式生活（包括素食），藉著欣賞史前古蹟來表達對先祖智慧的欽佩；了解占星學與宇宙週期也同樣重要。
（不止一位評論家曾指出，這些原則與新紀元運動存在著極為明顯且險惡的相似之處）
種族民族運動最初是因為一個被稱為俱樂部的教育與國防聯盟才開始變得廣為人知。這一切可以追溯到1886年，安東・蘭加薩納（Anton Langgassner）在日耳曼民族主義的號召下於薩爾茨堡創立的合夥俱樂部，日耳曼聯盟（Germanic Volkstum）。
該俱樂部在年輕人和知識份子間深受歡迎；事實上，焦急的奧地利政府甚至因為忌憚其影響力，所以在1889年下令要求日耳曼聯盟解散，雖然它後來又在1894年以日耳曼同盟會之名另起爐灶。根據古德里克・克拉克估計，截至1900年至少有15萬人受到種族民族主義宣傳的影響。
據納粹主義史學家，尤金・戴維斯（Eugene Davidson），種族民族主義運動的擁護者往往都是如此認為：
“他們著眼於工業秩序的壞處——粗暴、缺乏人道、無益的交易以及無情的投機者——而這一切只有透過找回最原始的日耳曼主義、日耳曼社區、古代條頓諸神還有沒有被外來的劣等種族糟蹋的日耳曼社會才能扭轉。國家也許會容忍外來者的干擾，但種族民族主義者絕不會在種族純潔這件事上讓步。
縱觀世上的所有種族民族主義文化，其中尤以日耳曼種族最為優越；正因如此，日耳曼國家無疑才是種族民族主義的代表；任何國際化的東西都是劣等，該被拒絕的。良好的經濟應該以農業為基礎，而非摻雜任何國際化元素，尤其是受猶太人影響的；至於在宗教上，猶太上帝亦該被日耳曼上帝取代。”（註8）
這種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隨著一些種族主義出版物的傳播開始流傳，其中尤以由運動領導者，喬治・馮・舍內勒（1842-1921）創刊於因斯布魯克的諷刺插圖月刊《剪羊毛報》最為惡毒，戴維森對此人的評論是“一個反天主教，反猶且幾近滑稽的人物”。（註9）
《剪羊毛報》（Der Scherer）的反天主教與反猶文章往往都會伴隨著描繪臃腫不堪的神父，還有長著大鼻子的猶太人的插圖，後者是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的原型，日後將還會被國家社會主義大肆利用於宣傳。
在其中一張圖片中，一位猶太人和一位神父一同坐在一群痛苦得扭轉成一團的人們身上，那些人就代表種族民族主義者，另一張圖片則描繪了地獄裡的惡魔，然後一旁有一句標語說道：
“猶太人和耶穌會的水療中心”（註10）
猶太人受到的攻擊可以說是自兩方面而來：一邊是主張種族民族主義的反教權團體將他們和保守的教會相提並論，另一邊是抱持反猶主義的神父宣稱他們正在奉行種族民族主義的異教思想。
所以，人們對猶太人的觀感也呈現出了如下的模樣：
“他們既被視作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者或資本主義剝削者...同時也是秘密的金融與知識份子領域中的國際統治者。”（註11）
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看到，這些觀點不僅活躍於納粹主義，甚至也還在今天的各種右派團體中如魚得水。《迪・提洛爾郵報》（Die Tiroler Post）這家天主教報紙在1906年便曾指責猶太人企圖統治世界，另一方面《林茨郵報》（Linzer Post）也只將反猶主義視為是健康合宜的自我保護反應。就在同一年，種族民族主義刊物《德意志提洛爾評論》還呼籲，應該把猶太人這個種族徹底剷除。（註12）
如果種族民族主義運動渴望的是提升日耳曼人的國家與文化意識，那麼泛日耳曼主義更關乎的就是從更政治的層面下來推廣這種期望，這可以追溯到奧地利日耳曼人對於自1866年普奧戰爭後，奧地利被排除出日耳曼事務之外這一決定的拒絕。這個運動發源於維也納，格拉茨以及布拉格的學生團體，它們深受德國學生俱樂部（Burschenschaftern）啟發，遵循著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0）的教誨。
雅恩是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奠基人之一，他致力提倡日耳曼民族的團結，身份認同以及浪漫化的儀式。
這些團體主張kleindeutsch（或稱“小日耳曼/德意志”）民族主義，呼籲把日耳曼奧地利併入俾斯麥帝國。一如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
“這種普魯士狂熱主義教派導致了對力量的崇拜，還有對人道主義法律與正義的漠視。”（註13）
由於喬治・馮・舍內勒的廣泛參與，泛日耳曼主義被從含糊不清的“普魯士狂熱主義教派”轉化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運動。在1873年當選為議會議員，並向日耳曼奧地利提出脫離哈布斯堡，與德意志帝國締結政治統一之前，舍內勒便已開始按照進步論左派的五年計劃著手行事。舍內勒的泛日耳曼主義並不是以民族統一，政治民主和社會改革為特色：其本質上的訴求乃是種族主義，“也就是說，身體裡流淌的血液才是公民權利的唯一標準。”（註14）
泛日耳曼主義運動在1888年碰上了一些挫折，舍內勒因為闖入《新維也納日報》（Das Neue Wiener Tageblatt）的辦公室，並毆打過早報導德國皇帝威廉一世駕崩的編輯而被判刑。他被判入獄坐監四個月，失去了貴族頭銜（註15），更因此被褫奪公權五年。
當奧地利政府在1895年決定，卡尼奧拉的采列的德國式學校需要教授斯洛維尼亞文化，而且奧地利首相卡西米爾・巴德尼更在兩年後要求所有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官員都應該能說得一口流利的捷克語和德語（從而使日耳曼人陷入更不利的境地）後，民族主義的火焰馬上便又在整個帝國內餘燼復燃。於是，泛日耳曼主義者與所有民主日耳曼政黨握手合作，阻止所有議會企圖推行的策略，結果這更導致了1897年夏天的暴力騷亂。
就在這個時候，舍內勒在天主教會中發現了另一個被他認為與奧地利日耳曼人的利益相抵觸的敵人。
“主教向皇帝建言，教區神父已經在鄉村地區形成了有效的宣傳網絡，而且基督教社會黨還奪去了他從前在下奧地利與維也納的農村和半城市人口中所建立的根基。”（註16）
舍內勒相信藉著新教改革，天主教主義，斯拉夫民族與奧地利之間的關係可以被進一步注重，這就是“從羅馬出走”（Los von Rom）這個口號的由來。據這個運動聲稱，在1899-1910年間的波希米亞、史泰爾馬克、克恩頓還有維也納就有3萬名新教徒一同響應（註17），雖然如此，但它無論是在種族民族主義聯盟還是泛日耳曼主義團體中都不受歡迎，因為在它們眼裡，它不過是“老舊教權主義的變化版”而已。（註18）
面對這一問題，新教教會本身對“離開羅馬”其實也不是非常滿意，並擔憂把宗教與政治劃上關聯會使宗教人士產生疑慮。同樣的，那些抱持政治動機的人則是認為宗教根本無足輕重。
時間回到本世紀，這時泛日耳曼主義可以大致被分為兩類：ㄧ是那些像舍內勒那樣，希望與德意志帝國締結政治與經濟統一的人，二是那些只想在哈布斯堡帝國的羽翼下捍衛日耳曼文化與政治利益的人。現在這些利益被認為受到了徹底威脅，這不僅僅是因為巴德尼的語言法令，同時也與自1907年開始頒佈實行的男性普遍選舉權脫不了關係。
最終，帝國境內的日耳曼-斯拉夫衝突只是有增無減，這也是雅利安秘學的種族主義學說興起的原因之一，在後面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亞瑟・德・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在1853-55年撰寫了一篇關於種族不平等的論文，他在裡面提出了北歐-雅利安人種的優越性學說，接著他更揚言，所有非雅利安人最後都只有滅亡一途。這個概念，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思想隨後便被20世紀的德國宣傳家採納，來據此主張日耳曼人只能透過保持種族純潔來維護自己的種族與文化。（註19）
種族民族主義和泛日耳曼主義隨後又從動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研究中得到了進一步激勵，海克爾在1906年創立了一元論聯盟（Monist League），藉此宣傳他的種族主義式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在七年前，海克爾的同事威廉・博爾舍（Wilhelm Bolsche）發表了《從芽孢桿菌到猿人》（Vom Bazillus zum Affenmenschen）一書，他在其中描述了“‘人類’這個動物物種與最低級的有機生命（微生物）之間的赤裸主導權之爭”。（註20）
這種“主導權之爭”對20世紀初德國的反猶主義有著深遠影響。希特勒後來便是利用這些生物學術語來重新包裝自己的反猶主義，好剝奪猶太人身上的所有人類屬性。例如，在1942年的一次講話上，希特勒即說道：
“猶太病毒的發現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革命之一，我們現在所進行的鬥爭與巴斯德和科赫在上個世紀所掀起的並無什麼不同。想想有多少痼疾都是源自於猶太人這個病毒！
只有當我們將猶太人斬草除根，我們才能恢復健康。”（註21）
日耳曼神智學
日耳曼神話與民俗傳說在19世紀最後二十年間的奧地利迎來了一次復興，這對納粹的秘儀主義及宇宙學發展有著無可取代的影響，但這一切仍舊必須從更廣泛的，在歐洲持續發生將近百年之久的神秘學復興浪潮開始談起。構成西方神秘主義核心思想的那些元素，例如諾斯底主義，赫耳墨斯主義以及卡巴拉，起源於1500年前的比中海東部，它們最終大多隨著17世紀科學革命的發生被西方思想逐漸淘汰。
論及這點，我們不妨先來瞭解這些概念本身。諾斯底主義（諾斯的意思即為純粹的知識）是一種被早期基督教異端所沿行的思想，它包括著兩個基本原則。
其一是二元論，根據邁克爾・培金（Michael Baigent）和理查德・利（Richard Leigh），它可以被這麼定義：
“二元論，顧名思義，是一種以兩個對立原則、兩個對立價值觀、兩個對立的現實之間的衝突為前提的思想。在二元論中，現實的某些方面，或說是秩序的那一面會受到人們讚揚，但現實亦有另一方面是被斥之為虛幻，帶有缺陷或邪惡的。在靈魂與肉體的區分鐘，也有所為靈性精神與‘不悔改的本性’一說，故基督教實際上也是奉行二元論的。”（註22）
第二個基本原則就是物質即邪惡的觀念：
“物質被認為是本質性的邪惡所以遭到排斥。物質的造物，這個現象世界被認為是一個較下等卻更為惡質的神的成果。因為如此，我們不得不超越物質與肉體的造物，好找到更偉大也更真實的神，找到屬於祂的純潔精神領域；這就是‘諾斯’的含義...（諾斯底教的）思想很可能是起源於波斯索羅亞斯德教的相似二元論。後來這一思想又在一位被稱為摩尼的導師所引領的摩尼主義下被再次帶回波斯。”（註23）
赫耳墨斯主義源自於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三重偉大的赫耳墨斯”），這是希臘人對埃及的智慧與文學之神透特的稱呼。
對希臘人而言，這位“諸神的抄寫員”是所有神聖文本的作者，這些文本被他們稱為“赫耳墨斯文集”。赫耳墨斯的古老智慧據說被保存在42本著作中，現存的片段被合稱為《赫姆提卡文獻》（Hermetica）。赫耳墨斯的著作都是寫在紙莎草上，並被保存在亞歷山大圖書館。當圖書館後來發生祝融之災時，這些智慧的大部份也都跟著付諸一炬了；然而，根據傳說，仍然有一些殘片被保留下來，並被埋藏在秘密的沙漠地點。
包括《神聖的牧者》（The Divine Pymander）和《幻象》（The Vision）在內的這些赫耳墨斯文集皆描繪了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所領悟的神聖智慧，以及關於人類靈魂進化的知識。
相傳《翠玉錄》（又稱為The Tabula Smaragdina）涵蓋了對埃及哲學的全面總結，這份文獻對煉金術士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人們相信，宇宙的神秘秘密就被編碼在其中。據說，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是最偉大的哲學家，國王和祭司，同時他還是一個著作等身的作家，有36525本關於自然原理的著作是被歸其名下。
作為都與死者的靈魂有關的埃及神透特與希臘神赫耳墨斯的結合體，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也被視為是宇宙智慧的化身。然而，歸在他名下的作品更有可能是出自早期的匿名基督徒之手。
西方神秘主義三重元素中的第三個就是卡巴拉，也就是古猶太教的神秘學體系。這個名字乃是翻譯自希伯來語的“被賦予的”，卡巴拉是建立在《妥拉》（猶太經典）的基礎之上，是由天使賦予給亞當並永傳於世的一份指引我們這個墮落種族重回上帝身邊的地圖。
卡巴拉主義的主要典籍是《創造之書》（Sefer Yetzirah），它很可能是由最後被羅馬人殺害的拉比亞基巴寫於3世紀。根據《創造之書》所說，上帝通過32條秘密路徑創造世界：它們包括了10個質點（或稱散發）與22個希伯來字母。
西班牙卡巴拉主義者摩西・德・萊昂（Moses de Leon）在1280-1286年這段期間創作了《光輝之書》（Sefer ha-Zohar），這是古典卡巴拉主義數一數二重要的文獻。2世紀的聖賢拉比西門・巴・約哈伊（Simeon bar Yohai）便以《光輝之書》為中心在以色列盧德附近的一處洞穴中發展了他的一系列教義。在《光輝》中，上帝被稱為Ein-Sof（沒有結束的），因此不能被墮落的人類所認識。人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與上帝的匯合，因為所有現實都是相互關聯的，這也是在提攜宇宙中的其他所有靈魂。
在西方，卡巴拉主義以及與其相應的魔法護身符、咒語、印章與魔鬼學，還有對希伯來字母表的內在力量的研究就是神秘主義的一大基礎原則。基督教神秘主義者熱衷於揭開不可言說的四字神名YHVH的奧祕，據說只要解開秘密，就可以獲得足以掌握整個宇宙的力量。（註24）
歐洲的神秘學復興浪潮可以說是對18-19世紀初的理性主義啟蒙運動和唯物主義的反應。儘管這麼概括實在太過簡略，但也只能如此，現在我們得把目光轉向神智學在1880年代的秘儀起源。神智學背後最主要的奠基者就是海倫娜・彼羅夫娜・布拉瓦茨基（1831-1891）。
她的父母，馮・漢恩男爵是一名士兵兼位格較低的俄羅斯-德國裔貴族，馮・漢恩夫人則是一位浪漫小說家多哥羅基氏族的後裔，不過他們的身活並不安定：因為這位男爵的兵團總是在四處征戰。馮・漢恩夫人在1842年，亦即海倫娜11歲時去世，據說這對她後來的任性且剛硬的性格有很大影響。
1848年7月，海倫娜在她17歲時嫁給了大她23歲的高加索葉里溫地區的副省長尼弗菲爾・布拉瓦茨基。但這場婚姻僅僅在幾個星期後便宣告破裂，海倫娜離開了她的丈夫，她起初打算回到父親身邊，然而，她突然靈光乍現，決定別過她身後的家人與國家，獨自一人搭上黑海的一艘蒸汽船前往君士坦丁堡。（註25）
25年後，她已經接連遊歷了歐洲，亞洲還有美洲。雖然她可能有來自父母的贊助，但她也一邊以各種方式替自己掙錢，包括充當馬戲團裡的無馬鞍騎手，在倫敦和巴黎任教鋼琴，甚至是著名的通靈人丹尼爾・鄧格拉斯・霍姆（Daniel Dunglas Home）的助手。
關於她的一生，我們所能確定的部分差不多就是這些：其它部分往往都充斥著一團混亂的謠言，矛盾的說法或傳說，而且它們很大部份就是出於布拉瓦茨基自己。
在1873年前往美國的旅程中，布拉瓦茨基注意到靈性主義正在這個地方愈發興盛。她初來乍到時身無分文，不得不住進婦女勞工宿舍，做些像是裁縫錢包這樣的不值一提的工作。大約就是在這段期間，她相識了亨利・奧爾科特（Henry Olcott，1832-1907），後者的新澤西家族自稱是古老朝聖者的後裔。
經濟困難迫使奧爾科特必須去俄亥俄州務農為生，他表現得極為出色，甚至獲得了《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的農業編輯一職，直到他在內戰爆發後作為一名信號兵為聯盟國軍隊效力。在戰爭結束後，奧爾科特前往紐約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並在1860年代開始進行法律實務。
儘管事業有成，但奧爾科特對他自己的命運似乎還是頗有微詞：他的婚姻並不美好，最終也與妻子離婚。為了尋求某種形式的慰藉，他開始對靈性主義產生興趣。
隨著他對這個主題的興趣與日俱增，奧爾科特亦開始著手調查所謂的精神化身案例，包括那些發生在佛蒙特州齊坦丹縣的埃迪農場的例子。他還把對齊坦丹事件（如精神化身現象）的調查報告發表到紐約的《每日圖畫報》（Daily Graphic）上。
1874年10月14日，奧爾科特在埃迪農莊邂逅布拉瓦茨基，後者經常閱讀他在《每日圖畫報》刊載的文章，也對他充滿興趣。
奧爾科特對她的通靈能力難以忘懷，他很快便成為了布拉瓦茨基的贊助與宣傳者。從那時起直到1875年，也就是當她正式創立神智學社團的時候，布拉瓦茨基作為一名靈媒的生活已經稱得上是相當優渥，不過等到全國上下對靈性主義的興趣逐漸退卻，她就又只得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布拉瓦茨基在1877年發表了她的埃及神秘主義研究成果《揭開伊西斯的面紗》（Isis Unveiled），據她聲稱這本書是通過自動書寫，聽寫靈體的話所寫成，至於寫這本書的用意是希望能夠令神秘主義（隱藏的自然法則）被正統科學所接受。
就結果來說——這本書非常暢銷——對那些宗教信仰受到科學理性主義，尤其是查爾斯・達爾文的進化與物競天擇理論衝擊的人而言，這本書也許是種安慰。同樣不讓人驚訝的是，學術界對這本書怨聲載道，無論是批評它胡說八道還是根本是在拾人牙慧，有一位評論家甚至宣稱自己已經在書中找到了2000多處沒有注明來源的剽竊內容。（註27）
布拉瓦茨基為自己所建構的神話的核心是她在西藏生活與旅行七年的經歷。（數字七往往具有象徵意義，也是受啟蒙者要開始領略神秘學奧祕，完成他們的學業所需要的年數）（註28）她語出驚人的聲稱，她曾在喜馬拉雅山與一群秘密大師學習，在他們的指導下，她已經掌握宇宙的最高秘密。
然而，一個對登山一無所知的白人女性能夠獨自完成一趟艱苦的喜馬拉雅山之行，然後再找到這些“秘密大師”聽起來實在不太可能，何況她居然還不會被當時那一地區的中國，俄羅斯以及英國巡邏隊給發現。（註29）
布拉瓦茨基師從的其中一位西藏導師名叫摩亞大師。她實際上是在1851年7月的倫敦博覽會上認識這個人（儘管她聲稱自己以前就曾多次見過他）。摩亞大師是大白兄弟會的一員，這個兄弟會的成員都是不朽且無形的導師，他們都已經獲得最終啟蒙，但仍選擇留在地球上指導人類走向相同目標。
我們會在第五章裡詳細討論大白兄弟會，現在就讓我們繼續說回布拉瓦茨基夫人。
1879年，由於神智學會在招募皈依者這方面表現得不盡人意，布拉瓦茨基於是決定前去印度，鑒於《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相當強調東方哲學，這似乎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決定。她和奧爾科特受到了印度社團許多成員的熱烈歡迎，其中包括記者A.P・辛尼特（A. P. Sinnett）與政治家艾倫・O・休姆（Alien O. Hume）。
他們在1882年把學會的總部搬遷到馬德拉斯附近的阿迪亞爾。這座新總部設有一間神殿，秘密大師將會以物理形式在裡面現身。不過，正當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要起身去歐洲巡遊之時，負責管理雜務但卻因為試圖從學會中的富人那裡借錢而被解僱的艾瑪・庫倫（Emma Coulomb）及其丈夫，決定公開據她所說是由布拉瓦茨基所寫的信件來予以報復，這些信件詳實記載了該如何操作神殿房間中的面板，好營造出“大師”現身的假象。
對布拉瓦茨基而言，更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是，英國心靈研究協會（SPR）也在這時決定要來調查神智學會的這位靈媒。不出人意料，當庫倫曝光詭計之後，SPR發佈的對布拉瓦茨基與她的言論的報導想必也不會好看到哪裡去。
由於醜聞的打擊，她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她最後因腎炎過世），布拉瓦茨基決定離開印度並在倫敦定居，她在那裡全心投入於她的第二本，也是（被公認為）她最偉大的著作《秘密教義》（The Secret Doctrine，出版於1888年）。這本書是由“宇宙誕生”（Cosmogenesis）與“人類起源”（Anthropogenesis）這兩個主要部分所組成，它是一本同時講述宇宙歷史與智慧生活的著作。
《秘密教義》據說是對一份淵源流長（數百萬年之久）的古老手稿《德基安之書》（The Stanzas of Dzyan）的評註，這份手稿是以亞特蘭提斯的塞薩爾語寫成，後來被布拉瓦茨基在喜馬拉雅山下的一間寺廟中發現。
《德基安之書》敘述了地球是如何被來自月球的精神生命所殖民。而人類就是通過所謂的“根源種族”，直接源自於這些遙遠的祖先。
礙於篇幅所限，我們不能太過深入的討論《秘密教義》的內容。我們只需要知道，根據此書所說，神聖的生命在宇宙開始之初將自己分化為多種生命形式，並在宇宙各處間定居。隨後宇宙歷經了七個“輪”，或者說是循環的歷史過程。
宇宙在前四輪中從神聖恩典落出，但會在最後三輪裡再次與之圓滿，回歸到終極且神聖的統一，然後整個過程又會再度復始。（我們不建議任何人將這種說法與現代物理學家提出的，例如大爆炸/大擠壓這些宇宙演進理論相比照：《德基安》的內容與正統科學很難被混為一談）
每一個宇宙輪同時也在見證著總計七個根源種族的興衰，他們的命運與宇宙的演變形成精確的對照，也就是在前四輪墮落出精神領域，日趨物質化，然後在最後三輪裡恢復原狀。據布拉瓦茨基說，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是正在穿越第四個宇宙輪的第五根源種族。（讀者應該可以發現，照這種說法，我們未來將會迎來一段長遠的靈性提升時期，這倒是十分令人慶幸）
第一根源種族是生活在無形之地上的完全非物質星光層生命；第二種族是生活在失落極地大陸的許珀耳玻瑞亞人（我們會在下一章詳細考察許珀耳玻瑞亞這個重要概念）；第三種族是雷姆利亞人，他們有十五英尺高，皮膚呈現棕色而且雌雄同體，還長著四隻手臂，並且很不幸的正好處在人類七階段循環中的最低谷。正因如此，生活在位於今印度洋的沉沒大陸上的雷姆利亞人從神聖恩典中一再墮落：他們開始與美麗的劣等種族通婚，這種混種行為最終導致了沒有靈魂的怪物誕生。
第四種族就是亞特蘭提斯人，他們擁有高度先進的精神力量與通靈技能。他們身型高大的像是雷姆利亞人，而且體格強壯，亞特蘭提斯人在大西洋中部的大陸建立了巨大的城市。他們的科技同樣非常發達，而且都是根據一種被稱為弗特的電力-精神性力量來驅動——聽起來有些像是維利能量（參見第四章）。
遺憾的是，儘管亞特蘭提斯人聰穎又強壯，但他們也稚氣得宛如孩童，這使他們被後來腐化他們的邪惡實體盯上，他們最後因而開始沉迷於黑魔法。
結果這導致災難性的戰爭爆發，以及亞特蘭提斯的覆滅。（註30）
我們今天所屬於的第五種族就是所謂的雅利安人。
神智學非常重視輪迴的重要性與等級制度的概念。藉由輪迴，這個運動的追隨者可以想像自己已經在各種如夢似幻，充滿異國情調且已經失落無蹤的地方參與過神話般的人類史前史，與此同時他們也能感到自己的靈魂正在穩步走在一個明確的軌道上，進而求得精神救贖以及與上帝的最終圓滿。
與這個宇宙計劃同樣重要的就是等級制度與精英主義。正如前面所提到，西藏的秘密大師或者說聖賢們，如摩亞大師和庫圖米大師都是決心留在地球上指導人類的開明者。這樣的概念，還有布拉瓦茨基她對隱秘的神秘學知識的主張，顯然無不是基於對於權威與等級制度的價值。這種價值確實也已經被由雷姆利亞人的命運所闡明，他們因為混種通婚所以從神聖恩典中墮落。
那個社會唯一保持純潔的就只有精英祭司階層，他們最後退隱到神秘的香巴拉，就位在今天的戈壁沙漠（參見第四章），與西藏的秘密大師相互交流。（註31）
如前所述，神智學的核心原則為19世紀末的人們提供了一種維護宗教信仰的方式（或者，至少說是維護他們對於宇宙中存在著某種靈性形式的信念），同時也是他們接受那些破壞過往世界觀，例如演化論這樣的新理論的前提。
然而，對許多歐洲和美國人而言，科學理性主義，快速的工業化還有城市化已令他們長久以來的生活習慣如臨大敵。作為對現代生活的恐懼與不確定性的良藥，神智學在德國與奧地利尤其受到歡迎。
古德里克・克拉克就指出，它與德國的抗議運動生活改革運動（Lebensreform）一拍即合。
“這個運動象徵著中產階級試圖緩解現代生活的那些源於城市與工業發展的弊端。各式各樣的替代生活方式——像是應用草藥與天然藥物、素食主義、天體主義以及自給自足的鄉村——受到那些希望恢復自然生活的少數團體熱烈支持...神智學與生活改革運動可謂相見恨晚，它為其中一些團體提供了哲學依據。”（註32）
就在德國對神智學的興趣蒸蒸日上的時候，德國神智學會亦在1884年7月22日在埃爾費伯爾德站穩了腳跟。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就住在那裡的瑪麗・格布哈特（Marie Gebhard，1832-1892）的家裡，她也是一位神秘主義擁護者，經常與大名鼎鼎的法國神秘主義者兼魔法師，埃利法斯・利維（Alphonse Louis Constant，1810-1875）通信。
德國神智學會的第一任主席是威廉・胡貝・施萊登（Wilhelm Hubbe- Schleiden），他後來成為漢堡殖民地辦公室的資深公務員。胡貝・施萊登曾在世界各地旅行過，而且是德國海外擴張的熱衷支持者，這樣的他也有助於聚集德國各地的神智學者，讓他們負責學會的其它德國分支。胡貝・施萊登也透過在1886年創辦他從科學角度來探討心理學研究、超自然現象、考古學以及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個人期刊《獅身人面像》（Die Sphinx），提升了德國對於神秘學的興趣。
當然，這本刊物也維持著堅定的神智學語調，其中也有不少來自科學家，歷史學家還有哲學家的內容。（註33）
另一個偉大的德國神秘主義普及者是弗朗茨・哈特曼（Franz Hartmann，1838-1912），他的一生猶如一部冒險故事，曾在歐洲與美國先後作過士兵、醫生、驗屍官和投機採礦工。在開始對神秘主義感興趣後，哈特曼在讀完《揭開伊西斯的神秘面紗》後便成為一名神智學者，而且他還決定要在1883年前往阿迪亞爾去見一見布拉瓦茨基與奧爾科特。
他向布拉瓦茨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後者決定任命他為神智學會的代理主席，她和奧爾科特則前往德國去拓展那裡的分支。哈特曼便就這樣一直留在那裡直到1885年，當庫倫醜聞曝光後這位神智學者才決定離開印度。
哈特曼後來創立了一份名為《盛開的荷花》（Lotusbluthen）的神秘學刊物，其從1892年一直持續出版到1900年，是第一個在封面上標示卍符號的德國出版物。（註34）（在東方神秘主義中，卍是一個具有很多正面象徵意義的符號；這會在下一章詳加解釋）這份刊物受到的歡迎連帶促使一些德國出版商開始發行以各種神秘學與秘儀為題的長期書目，包括在布拉瓦茨基逝世於1891年後接管神智學會的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和查爾斯・萊德彼特（Charles Leadbeater）的作品。
當這位神智學者離開印度時，德國分部已經在1885年解散，但它後來又被在1896年8月於柏林成立，作為美國國際神智學兄弟會分支的一個新社團所取代，哈特曼本人就是兄弟會主席。執行委員會中還有一個人名叫保羅・齊爾曼（Paul Zillmann），他創辦了《形上學評論》（Metaphysische Rundschau）月刊，後來他還出版了一些關於雅利安秘學的作品（我們不久後還會再見到這個人）。隨著時間來到1902年，過去一直陷於兩敗俱傷的競爭的位在柏林與萊比錫的兩座學會中心也已變得更加融洽。
哈特曼的學生，雨果・沃爾拉特（Hugo Vollrath）在1906年創立了神智學出版社，他這麼做也許是為了要與魯道夫・史代納在神秘學圈子中的影響力相抗衡，史代納的基督教神秘主義立場令他覺得與安妮・貝贊特的那種堅定印度教立場格格不入。（史代納後來會在1912年開創自己的人智學社團）
神智學出版社出版了許多神秘學雜誌和叢書，與其他例如卡爾・羅姆（Karl Rohm），約翰尼斯・鮑姆（Johannes Baum）還有馬克斯・奧爾特曼（Max Altmann）這些出版商相互競爭，這個市場的豐厚前景自然也沒有逃過這些人的法眼。
在維也納，人們對神秘主義的興趣同樣不落人後，畢竟這裡本來就有對於秘儀奧祕與超自然現象的興趣的悠久傳統。新興的神秘學團體現在四處林立，包括神秘主義協會（Association for Occultism），該協會甚至有一座自己的圖書館，另外還有獅身人面像讀書會（Sphinx Reading Club）和維也納第一占星學會（First Viennese Astrological Society）。（註35）
事實上，日耳曼種族主義神秘學的種子在奧地利可以說是最為碩果累累。緩解公眾對經濟變革，科學理性主義以及快速工業化的不安，還有他們對威脅到傳統“自然”生活方式的恐懼的，不僅是神秘學概念的向心性，人類在廣闊宇宙（存在的本質意義）中的重要性，向日耳曼人保證其文化認同的價值與重要性的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一樣重要。
這種文化與精神的結合在發源於維也納的雅利安秘學教義中表現得最為淋漓至盡。
雅利安秘學
雅利安秘學的奇怪理論可以說是混合了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布拉瓦茨基的神智學概念。
（一如尼采的哲學，布拉瓦茨基的理念也被德國神秘主義者刻意劫持和歪曲，應該記住的是，這兩個人都不曾宣揚後來被納粹所犯下的那些暴行：像是尼采本人就反對反猶主義，而且稱德國民族主義者為“愚蠢的無底洞”）
雅利安秘學的兩個主要奠基人分別是圭多・馮・李斯特（Gudio von List，1848-1919）和喬治・蘭茨・馮・利本弗爾斯（Jorg Lanz von Liebenfels，1874-1954），這兩個人都是特意在自己的名字裡加入“馮”（代表貴族）這個字。他們兩人都出生自維也納的富裕中產階級家庭，李斯特夢想著奧地利與德國的統一，同時他非常仇視猶太人與基督徒，因為他認為他們對日耳曼人的文化，靈性以及領土都是有害無益。
身為商業記者的李斯特創作過一部關於古代條頓人和沃坦異教的小說，他把後來尊奉這個神的教派稱為阿萊曼兄弟聯盟（Armanenschaft），這個名字源自於他對條頓神話的錯誤解釋。根據羅馬作家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亞志》，條頓人相信他們都是圖伊斯托及其子馬努斯的後裔，馬努斯也有三個兒子，後來古代的日耳曼部落也分別被依照他們的名字命名：如因格沃內，伊斯卡沃以及赫爾米諾。
即使沒有任何學術證據支持，李斯特仍然認為這些名字與日耳曼民族的農業，知識以及軍事遺產有關。阿萊曼兄弟聯盟一詞是李斯特對Hermiones的德國化解釋，這指的是“Armanen”，即知識份子或僧侶階級。李斯特還聲稱，睿智的阿萊曼兄弟聯盟曾經是古代社會的統治機構。（註36）
李斯特後來也將他對於遠古又種族純正的條頓人的信仰編纂成冊，這啟發了他對紋章學的象徵意義的深刻興趣，以及致力去發掘據稱隱藏在盧恩字母之中的秘密，當然還有被他與基督教十字架和猶太大衛之星相關聯（至少在權力與意義上）的卍。（正如前述，我們會在下一章詳細討論卍的起源與意義）
1902年，因為白內障手術的關係使他失明了十一個月，李斯特在這段期間對原始雅利安語言究竟為何深思熟慮了一番，最終他相信古代的盧恩文字就是答案。
他的神秘學-種族主義理論，包括他對原始雅利安語的見解都沒有受到維也納帝國科學院的特別青睞，他所寄送過去的論文都被一字評論也沒有的退回。然而，自德國與奧地利的反猶勢力開始興起後，一群有志之士在1907年共同成立了李斯特學會，為他的研究提供贊助。李斯特的不實歷史學與考古學為種族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者開拓了偽科學依據，並讓德國的種族民族主義者得以把他們的祖先上溯回充滿榮耀且純種的古條頓人，還有他們的沃坦異教。
沃坦異教這個概念主要是源自於李斯特，他相信這就是古條頓人的信仰，只不過他們後來都因為早期中世紀的日耳曼基督徒的嚴厲打壓才式微。李斯特認為，冰島、挪威、丹麥還有瑞典的古斯堪地納維亞語史詩《埃達》（Eddas）實際上是古代日耳曼人的神話編年史。
《埃達》是由各首樂曲，詩歌還有歷史故事彙編而成，其主要講述的是古條頓諸神的故事，以及相關的其它神話。
事實上，我們幾乎沒有任何關於德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祖先的神話與信仰記載。根據傳統的神話學研究所說：
“對於西方的日耳曼部落，也就是德國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祖先，有記載的資料實在乏善可陳。像是凱撒和塔西陀這樣的拉丁史學家採用的也只是第二手資料，而且他們總是試圖用羅馬宗教的方式來解釋條頓宗教。例如，雷神多納爾就被他們看作是雷神朱比特。
沃登被變成墨丘利，提爾（天空之神）被稱為馬爾斯。傳教士，僧侶和文士從8世紀開始便一直致力於宣教事業，而且他們也是第一批使用日耳曼語書寫的人，他們希望能夠藉此向我們展示一副完整的日耳曼神話系譜。但他們真正關切的是拯救靈魂，所以他們幾乎不怎麼提及異教神話，除了譴責它們。
要不是那些‘廣受歡迎’的，屬於次級神明、惡魔、巨人及各種靈魂的故事和史詩沒有被保存下來，那麼我們對古日耳曼信仰真的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註37）
在《埃達》裡，沃坦（他的名字來自於日耳曼語中的憤怒一詞，也就是現代德語裡的wuten，意為怒火）是戰爭之神，也是一位最後壯烈犧牲，進入瓦爾哈拉的主角。
沃坦曾用長矛將自己刺傷，並倒吊在一棵樹上九天九夜，結果他因而發現了盧恩文字，其中有十八個文字與不朽、戰無不勝、自癒能力以及控制元素的秘密有關。在北歐神話中，盧恩文字不僅是書寫系統，它們同時也蘊含著魔力。
古德里克・克拉克曾形容李斯特是“種族民族主義運動的盧恩神秘主義先驅”（註38），因為他是第一個把盧恩文字的某種書寫系統與沃坦的咒語聯繫起來的人。
“李斯特將特定的盧恩文字與沃坦的詩文劃上聯繫，在其中添加了神秘學意義以及咒語箴言。這些神秘學意義與箴言據信是代表著被重新發掘的沃坦主義宗教的教義與宗旨。一個典型的箴言是這樣的：‘認識你自己，然後你就會明瞭一切！’...還有‘人與上帝同在！’”（註39）
沃坦主義的中心原則是宇宙歷經一系列轉變的循環本質：那就是“誕生”、“存在”、“死亡”還有“重生”。這個週期性的宇宙循環是最根本的法則，也象徵著上帝在自然中的存在。
由於人類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其自然也會受到這個法則約束，因此必須與自然和平共處。
“對於家人和種族的密切認同都被認為是符合自然原則的事。”（註40）
李斯特在發展他的沃坦主義時也利用了神智學的概念，尤其是馬克斯・費迪南德・澤巴爾特・馮・沃思（Max Ferdinand Sebaldt von Werth），後者曾詳盡討論過雅利安人的性行為與種族純潔問題。澤巴爾特相信，宇宙是自芒德爾弗里的攪拌誕生而來，它的根本性質就是對立作用，諸如物質與精神，男性與女性。因此，雅利安人的霸權唯有通過與“純潔的對立者”的種族團結才能實現。
李斯特在1903年9月發表在維也納神秘學期刊《靈知》（Die Gnosis）上的文章中就大量引用了這個概念來探討雅利安人的宇宙學與性行為觀念。這個宇宙學的階段被以印度教的太陽符號卍的變化來描繪，李斯特把它竄用來作為日耳曼英雄的所向披靡與種族純粹的象徵。（註41）
李斯特同時也深受失落文明與沉沒大陸的傳說所影響，例如傳聞中的亞特蘭提斯和雷姆利亞，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學作品亦令他獲益良多。他甚至認為布拉瓦茨基的《秘密教義》其實是受啟發自沃坦宗教，而神智學的概念也構成了他的《日耳曼人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Ario-Germanen，1910）的基礎，他在這本書裡認為，布拉瓦茨基的“輪”，或稱為宇宙循環的觀念是來自於印度教的宇宙週期觀。
李斯特還把四個輪分為確定為與火、氣、水以及土有關：
“穆斯貝爾海姆、阿斯嘉、旺根海姆還有米德加爾特這些條頓神話中的領域，分別被以火焰之龍、空氣之神、水之巨人還有人類來代表。”（註42）
這些領域是北歐創世神話的中心。在黎明開始之初，原本除了一個廣闊無邊的深淵外再沒有別的什麼，多雲又多陰的尼福爾海姆形成了深淵的北邊，穆斯貝爾海姆則佔據了南邊。當最早的生命，同時也是巨人之父的尤彌爾在戰鬥中遇害後，他的身體便從海中升起，造就出了地球，亦即米德加爾特。（註43）
據李斯特所說，雅利安-日耳曼人是這個循環週期中的第五種族，前四個種族分別對應著神話中的條頓巨人。
沃坦主義的學說認為，宇宙的自然進化過程是從整體逐漸分化為多樣，最後再復歸回整體。這種演變的第一階段（ㄧ變為多）被以逆時針方向的三角形，卍還有倒三角形來象徵。第二階段（多回歸一）被由順時針和直立的符號來表示。根據這種想法，雅利安-日耳曼人被認為是優越的生命形式，因為他們擁有“這個週期外圈的多重頂點”。（註44）
李斯特非常醉心於像是亞特蘭提斯和雷姆利亞這些失落文明，他還宣稱下奧地利的史前巨石遺跡其實是亞特蘭提斯時代的文物。
在《雅利安-日耳曼人的原始語言》（Die Ursprache der Ario-Germanen）中，李斯特比較了地球的地質週期與印度教所謂的劫（長達43億2千萬年），其同樣也與神智學的輪相匹配。在這一章的後面，還有下一章裡我們還看見更多雅利安秘學關於失落文明的想法。
現在，讓我們先把注意力轉向另一位雅利安秘學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李斯特的年輕追隨者，蘭茨・馮・利本弗爾斯身上，正是這個人創辦了臭名昭彰的反猶刊物《奧斯塔拉》（Ostara），他並在1907年創立新聖殿騎士團。與他的導師李斯特相同，利本弗爾斯出生自維也納中產階級，但這個背景後來被他以一個想像中的貴族身世否認了。
利本弗爾斯選定已經被廢棄的沃爾夫斯坦因堡作為新聖殿騎士團的總部，這座城堡就位在林茨與維也納間的多瑙河岸邊的一處懸崖上。他非常癡迷於“金髮”種族（他們富有創造力與英雄特質）與深色的“野獸種族”之間的摩尼式鬥爭，後者已深深陷入對“金髮”女人的肉慾追求無法自拔，可以說是人類文化中的壞蟲。
利本弗爾斯在兩年前創辦了種族主義刊物《奧斯塔拉》（這個名字源自於異教的春天女神），他在其中再三呼籲應當重振“金髮種族”統治世界的地位。而且這一切只能通過種族淨化、強迫絕育或滅絕低等種族、顛覆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以及女權主義才能夠實現。（註45）
這些種族主義思想令利本弗爾斯構思出了一個奇怪的概念，他想根據十字軍東征時期的修道士與軍事架構來創造出一個騎士團體。
如同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利本弗爾斯很可能是從小就有這種念頭：
“中世紀，還有騎士，貴族以及修道士的盛宴。他對西多會修士的看法對這些想法有很大影響，可能這也使得他在成年以後開始妄想自己的貴族身世。”（註46）
利本弗爾斯對神聖的組織如癡如醉，這使得他毫無疑問會對聖殿騎士團產生興趣。這個興趣然後又受到中世紀盛行的聖杯羅曼史的進一步激勵，這樣的故事因為理查・瓦格納的歌劇變得更加膾炙人口。對於利本弗爾斯及許多同時代人而言，這些羅曼故事往往將聖杯騎士描繪成尋找崇高與永恆價值的追尋者：這個觀點為這充斥工業化和物質主義的可憎現代世界提供了一劑解毒良藥。
說起最聲名遠播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十字軍東征時代的基督教團體，聖殿騎士團絕對是當之無愧，利本弗爾斯更藉此開拓了一種幻想，這些騎士們在這種幻想中為日耳曼團體進行種族鬥爭，力圖贏得在地中海與中東之霸主地位的佼佼者。
據古德里克・克拉克說：
“他在1913年發表了一篇短論主張，聖杯其實是代表純種雅利安人的‘泛靈式’權力的驚人符號。‘聖杯騎士’追求聖杯的故事事實上也是聖殿騎士旨在培育神者的嚴格優生計劃的比喻。在1914年之前，聖殿騎士已經成為了（利本弗爾斯的）性別-種族歧視真知的歷史代言人。”（註47）
論及這裡，我們很有必要得順道來簡要的瞭解聖殿騎士的歷史，還有他們的崛起與衰落是如何影響了利本弗爾斯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聖殿騎士團是12世紀時歐洲最強大的修道士團體之一，同時他們也是基督徒與反對者的鬥爭的代表者。
時為公元1118年，一位來自香檳，名叫雨果・德・帕英的騎士說服了鮑德溫一世（他的長兄戈弗雷在9年前佔領了耶路撒冷）把皇家宮殿的一側，也就是鄰近著據稱曾佇立在聖地的所羅門聖殿的前阿克薩清真寺賜給他和另外八名法國貴族。
在此成立的這個組織包括了三個階級：騎士，全部都是貴族出生；出生自資產階級的軍士，他們負責充當馬夫和管家；接著就是教士，他們是主管非軍事任務的神職人員。（註48）在聖殿的戰士（Militia Templi）這個大名的號召下，（註49）這些人矢志要維護基督教信仰的奧祕，還有前往聖地的基督徒朝聖者的安全。這個組織的權柄最初來自於熙篤會會長聖伯爾納德和教宗何諾二世，正是後者在1128年正式宣布這群騎士是獨立的組織。（註50）
據說，聖殿騎士團的靈感是得自於醫院騎士團，他們在巴勒斯坦保護天主教朝聖者，並過著貞潔而貧窮的生活。
聖殿騎士的徽章上面就描繪著兩名共乘一匹馬的騎士——這象徵著他們的貧窮（至少起初是如此）；在騎士團成為當時最富可敵國的組織之一後，這一設計仍然被保留了幾十年。（註51）聖殿騎士之所以能夠掌握巨大的財富，部分也是因為他們可以豁免地方稅收，同時卻能夠向社區徵稅的緣故。
聖殿騎士在起初的九年間一直恪守著安貧樂道的誓言，甚至連他們的衣服都是靠捐贈而來。
他們的戰鬥標誌是ㄧ個黑白底的紅色八角形十字架；他們的戰鬥口號則是“上帝的生命，聖徒的愛”（Vive Dieu, Saint Amour），還有他們的座右銘，
“不是為己，我主，不是為己，而是榮耀你的名”（Non nobis, Domine, non nobis, sed Nomini Tuo da gloriam）。（註52）
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裡，聖殿騎士團聚積了可觀的財富，地產（在歐洲就有七千多處地產）和權力，而且他們在整個歐洲和中東都有分支，巴黎則是其總部所在。
這自然導致有些人開始眼紅，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甚至傳出謠言聲稱，聖殿騎士團根本就不是人們所以為的虔誠基督徒騎士，人們現在開始對他們的秘密儀式愈發好奇，他們的敵人更宣稱那是他們在奉行阿拉崇拜；另外也有些人懷疑他們實際上在暗地崇拜惡魔巴風特，實踐駭人聽聞的黑魔法儀式，其中就包括了雞姦，人獸交以及活人獻祭，還有各種藐視教宗和天主教會的罪行。
等時間來到1307年，欠下聖殿騎士團大筆債務的法國國王腓力四世決定利用這些謠言來一舉擊垮他們。他在10月13日下令緝拿他們位在巴黎的根據地，他們的總大師雅克・德・莫萊以及其他140名聖殿騎士紛紛被捕，並遭到嚴刑拷打，被迫認罪。腓力四世還說服教宗克雷芒五世准許剝奪聖殿騎士團的所有財產，後來教宗便在1312年的維也納公會議上正式宣布廢除騎士團，並將其財產全數轉讓給醫院騎士團，這下腓力宣稱的被聖殿騎士團所握有的財富盡落入他人之手。（註53）
如果雅克・德・莫萊願意公開承認騎士團的罪行，那麼他至少還可以在大牢裡度過餘生。然而，他堅持一概否認所有被指控在他們身上的罪行，所以他最後被活活燒死。不過，聖殿騎士顯然並未就此土崩瓦解：有傳聞聲稱，那些成功逃過追捕的聖殿騎士逃去了蘇格蘭，並偽裝成石匠，最終更創立了共濟會社團。
也有人說，一位名叫傑弗里・德・戈納維爾（Geoffroy de Gonneville）的聖殿騎士在德・莫萊遇害之前就先從他那裡接獲了一份密令，這份命令隨後在達爾馬提亞的聖殿騎士會議上被公佈出來，其指示騎士團將會在600年內再次東山再起。在騎士團解散之前，據說參加這次會議的聖殿騎士已秘密成立了玫瑰十字騎士團，它又被稱為玫瑰十字會。（註54）
對蘭茨・馮・利本弗爾斯來說，聖殿騎士團遭到的野蠻鎮壓，還有他們的財富與地產被剝奪都象徵著劣等種族對英雄社團的勝利。其結果就是種族混亂，“雅利安-基督教”式的文明帶來了腐敗，使得現代世界變得一團混亂。（註55）正因如此，利本弗爾斯才會決心要以他的新聖殿騎士團（ONT）來重振曾經的騎士團。
照他自述，這個組織是一個“志在通過家譜和紋章研究，交配競爭以及在世界上的不發達地區建立種族烏托邦基礎，來培育種族意識的雅利安互助會”。（註56）
ONT的早期活動都圍繞著節慶與音樂會，經常會有數百名嘉賓乘著蒸汽船從維也納過來參加盛會。他們是新聞界裡的常客，這也使得利本弗爾斯及其呈現在《奧斯塔拉》中的種族主義思想能夠被更多觀眾認識到。不用多說，ONT的成員只限於那些可以證明自己是純種雅利安人且願意捍衛他們的（種族）兄弟的利益的人。
在他創立ONT的兩年前，利本弗爾斯出版了一本奇怪的題為《宗教動物學，罪惡之猿的知識與眾神的電子》（Theozoologie oder die Kunder von den Sodoms-Afflingen und dem Gotter-Elektron）的著作，這裡所說的“宗教動物學”是猶太-基督教與當時正日趨流行的生命科學相結合下的產物。
藉由《舊約》與《新約》作為起點，利本弗爾斯將他的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討自亞當而來的野獸之人（Anthropozoa）這些人類的起源。在他扭曲而怪異的古代視野下，利本弗爾斯還借用了如輻射和無線通信這樣的新科學發現，這對掌握當時大眾的想像力極有助益。
利本弗爾斯在他對神的見解中應用了這些發現，他相信他們其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神，而是更高層次的生命形式（Thezoa），他們擁有與眾不同的精神能力，包括心靈感應（實際上是Thezoa的大腦在彼此進行電信號傳輸）。經過數千年的歲月，這些神人因為與亞當的野獸之人雜交混種，所以逐漸失去了這些能力，直到他們的心靈感應器官萎縮成現代人的松果體和腦下垂體。
古德里克・克拉克認為，（註57）利本弗爾斯的想法部分是來自於動物學家威廉・博許（1861-1939）的研究，而這個人似乎又是受到神智學啟發。不管怎麼樣，利本弗爾斯堅信，日耳曼人要恢復他們的古代神性的唯一辦法就是強制滅絕與絕育“劣等種族”，以防純種雅利安血脈再受到汙染。（註58）
利本弗爾斯的那本書的第二部分則圍繞著基督的一生（他的力量同樣也是基於電子運作）以及雅利安人的救贖，他們已經因為與其他人種的雜交所以變得汙濁不堪。這種雅利安人應該與其他有害種族鬥爭的觀念，實際上可以說是取代了傳統的猶太-基督教關於善惡之爭的概念。
利本弗爾斯認為，為了追求雅利安人的復興，甚至可以不惜如此：由於社會上的窮人和弱勢群體幾乎都被認定是劣等種族的後裔，所以他們只能被滅絕（作為對上帝的獻祭而焚化），要不就是被驅逐或用作奴隸。這形同於是用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全新形式扭轉了猶太-基督教向來對窮人，弱勢者以及殘疾人士的同情，現在適者生存被奉為圭臬，弱勢者不得不被犧牲。
利本弗爾斯所提出的這些確保雅利安人血脈純正的可怕方法，當然在後來被第三帝國化為了現實。
儘管李斯特和利本弗爾斯的想法充斥著仇恨與暴力，但他們對待這些念頭的態度仍然一貫是：就是些想法而已。他們的許多追隨者難免越來越躁動不安，不滿於當雅利安人正面臨著被迫與各種弱勢群體分享自己的國家，特別是猶太人，在他們被認為是對雅利安農民-英雄的傳統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威脅的時候，這兩個人卻只是光說不做。
許多人深信，學術理論的時代已經遠去，現在是時候採取直接行動了。
日耳曼騎士團
1912年5月，在萊比錫的特爾多爾・弗里奇（Theodor Fritsch）的家中舉辦了一次會議，大約有二十名最突出的泛日耳曼和反猶主義者出席。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成立兩個組織，藉以警告德國人，被他們認為是由猶太人的商業和金融影響力會對小企業造成的威脅。
這兩個組織就是鐵錘聯盟（Reichshammerbund）和日耳曼騎士團（Germanenorden）。出生於1852年10月28日的弗里奇是薩克森的農夫之子，他曾做過磨子工程師，後來又轉行擔當《小米爾斯雜誌》（Kleine Muhlen-Journal）的編輯，與當時的其他活動家相同，他的反猶主義思想主要是受到因國際猶太人的影響力而帶來的快速工業化，科技及批量化生產，還有其對小零售商和手工業者造成的威脅所刺激。
儘管他有如此政治傾向，弗里奇卻對加入德國的兩個主要的反猶政黨，也就是在1889年於波鴻成立的德國社會黨與反猶主義人民黨，並成為其候選人興趣缺缺，因為他不相信反猶主義事業會在議會內取得成果。
對於弗里奇這個人，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說：
“最起碼他認為想在議會內宣揚反猶主義是白費力氣這點不假。在波鴻會議之後，各種政黨比比皆是，它們之間的競爭使得原本一時得勢的反猶主義候選人最終在國會中的人數變得不如預期。”（註59）
此外，當這兩個政黨在1894年合併為德國社會改革黨後，為了“伸張更加保守且屬於中產階層的經濟利益”，反猶主義的問題也被擱置在了一邊。（註60）就在這個時候，差不多是1860年代中葉，諸如法國貴族瓦舍・德・拉普熱伯爵（Comte Vacher de Lapouge）和歸化德國的英國人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這些種族主義作家也因為深受生物學和動物學影響，所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了針對種族問題的“科學式”研究（儘管他們如此認為，但那些研究當然沒有半點科學依據）。
這些作家斷定猶太人就是優越的雅利安人的最大威脅，而且他們還試圖用頭髮和眼睛顏色，還有頭顱的形狀這些物理特徵來支持自己的想法。（註61）在拉普熱眼裡，猶太人比其他種族都還來得更加有害，因為他們已經完全融入歐洲社會（註62），張伯倫則是更為關切在德國普及種族主義神秘學。
據斯坦利・G・佩恩（Stanley G. Payne）指出：
“除了雅利安人的種族印象（高挑，金髮碧眼），（張伯倫）還強調存在著一種極其特別的‘種族靈魂’，向雅利安人賦予了更富想像力和深刻的精神，使他們能夠開創‘日耳曼宗教’，儘管後者仍然（在部分上）與基督教有某種模糊的關聯。
與雅利安人最不共戴天也最可惡的種族之敵就是猶太人。張伯倫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相結合，並據此強調純種雅利安主義與猶太人及劣等民族（包括斯拉夫人和拉丁人）的鬥爭的重要性，幾乎是描繪出了一幕種族戰爭的情景。”（註63）
為了實現在無能的議會之外掀起一場強力的反猶運動的野心，弗里奇在1902年1月創辦了一份名為《鐵鎚》（Hammer）的刊物。到了1905年，它的讀者已經將近有3000人。這些讀者後來一同成立了鐵錘會（Hammer-Gemeinden），這個團體後來在1908年更名為德國復興會（Deutsche Erneuerungs-Gemeinde）。“其成員熱衷於那些力求振興農民的反資本主義式的土地改革，如城市花園運動和生活改革運動。”（註64）
1912年1月的國會選舉令保守派和反猶派都大失所望，109個席次中有41個盡落他人之手，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席次則從43席一躍而上到110席。（註65）弗里奇在《鐵鎚》中積極的回顧了泛日耳曼聯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所著的《如果我是皇帝》（Wenn ich der Kaiser war!）的暴力反猶著作，並鼓吹現在就是組建一個不受任何一方控制或影響的反猶組織來展開行動的時候了。
同前面所提，在1912年5月的萊比錫的弗里奇家中舉辦的那場會議上，有兩個組織應運而生：
・鐵鎚聯盟，它是組建自所有鐵錘會團體
・日耳曼騎士團，它的隱秘性反映出了反猶主義者的信念，即猶太人能有如此影響力只可能是秘密國際陰謀的結果，而且也只能是類似共濟會這樣的組織才有能力將之付諸實行，因此騎士團成員的名單也應該被嚴加保密，以防敵人滲透。（註66）
日耳曼騎士團的會館在同年於德國北部和東部到處林立，並且一致呼籲應該將“寄生蟲”猶太人驅逐出境，好重新提煉出純粹一個的德國。隨著時間來到7月，弗茨瓦夫、德累斯頓、柯尼斯堡、柏林還有漢堡這些地方也都建立了會館。到1912年末，日耳曼騎士團宣稱自己已經至少有316名成員。（註67）
這些會館的主要任務就是監視猶太人活動；除此之外，會館成員也會在商業及其它事務上互相幫助。
日耳曼騎士團深受雅利安秘學的學說影響，凡是想要加入騎士團的德國人都得先展示自己的頭髮，眼睛還有皮膚顏色，並想辦法證明自己是確鑿無疑的純種雅利安人。任何患有身體障礙——就這方面來說，還有那些只要看起來“不太順眼”的人——都會被禁止加入。
雅利安秘學同時還啟發了這個社團的徽記。
據古德里克・克拉克說：
“從1916年中伊始，這個社團的官方發聲管道《時事新聞》（Allgemeine Ordens-Nachrichten）便開始在封面上加上了一個疊在十字架上的彎曲卍符號...雖然卍這個符號在那時的德國已經被幾個種族民族主義團體採用，但正是通過日耳騎士團及其在慕尼黑的戰後後繼組織圖勒會，國家社會主義黨才會採納這個符號。”（註68）
日耳曼騎士團的入會儀式非常古怪。入會儀式會在會館內的禮儀室舉行，被矇住雙眼的新人將會被帶去面見大師，兩名身穿白色長袍病頭戴有角頭盔的騎士，佩戴白色共濟會肩帶的司庫和秘書，還有傳令者會一同站在房間的中央。
“在房間後面的聖杯之森裡，穿著白色長袍的詩人會身站在那，在他面前的是穿著藍色長袍的禮儀大師，其他會館中的兄弟會在他周圍圍繞出一個半圓形，就在司庫和秘書的桌臺旁。聖杯樹林後是一間音樂廳，由‘森之精靈’所組成的小合唱團會在那裡演奏小風琴和鋼琴。”（註69）
在儀式開始之初，成員們會齊聲歡唱華格納的《唐懷瑟》中的〈朝聖者之歌〉，然後他們還會一邊排列成卍的形式。接著，新手會被曉諭這個社團的世界觀，然後詩人就會點燃森之聖杯的聖火。
“就在這一刻，大師會抓住沃坦的長矛，把它拿到他面前，然後兩名騎士會將他們的劍交叉疊合在它上面。伴隨著一系列取自《羅恩格林》的乎告，響應還有伴奏，新手的誓言就這麼完成了。”（註70）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爆發後，日耳曼騎士團也被迫面臨人員和財政上的窘境。社團中的許多成員先後戰死沙場，社團的領導人赫爾曼・波爾（Hermann Pohl）非常憂慮這場戰爭最終會導致無可挽會的破壞。
波爾的領導地位在這時也開始受到其他高階成員的質疑，他們已經厭倦上述那些儀式和禮節。在1916年10月8日，柏林會館的代表更呼籲波爾卸下職務，對此波爾下達了一道分離命令來作為回應，於是日耳曼奧丁聖杯騎士團於焉而生。
至於原來的騎士團則交由歐文・馮・黑默丁格（Erwin von Heimerdinger）繼續領導。（註71）
經過1916年的分裂後，日耳曼騎士團元氣大傷，許多成員甚至已經對組織的定位感到彷徨困惑（有很多人認為這已經形同解散）。
然而，戰爭在1918年11月末的結束卻為這個社團重塑其命運和影響力帶來了一絲曙光。
總大師埃伯哈德・馮・布羅克哈森（Eberhard von Brockhusen）相信，騎士團絕對能夠在他在1921年成功建立的新章程下浴火重生，
“這部章程規範了一個由不同等級，圈子還有省級的“堡壘”（Burgen）所層層堆疊而成的複雜組織，這為維持全國上下與武裝種族民族主義協會互有聯繫的地方團體的保密工作提供不少方便...”（註72）
在戰後那段時期，日耳曼騎士團口頭上的暴力叫囂終於變成了針對公眾人物的刺殺行動。新生的共和國被視為是失敗的象徵，日耳曼騎士團已誓言要暗殺前帝國財政部長兼簽署停戰協議的德國代表團（即“十一月罪犯”）（註73）之首馬蒂亞斯・埃爾茨貝格。
刺殺他的兇手，海因里希・舒爾茨和海因里希・蒂里森是在1920年移居到雷根斯堡，他們也是那裡認識了日耳曼騎士團的當地領導人洛倫茲・西姆（Lorenz Mesch）。由於他們對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富滿興趣，而且也深受其宣傳熏陶，所以騎士團便決定指派他們去刺殺埃爾茨貝格，最後事情即在1921年8月成真。
自1921年開始，日耳曼騎士團已經成為了在令人憎惡的魏瑪共和國中的右派和反猶勢力的據點。
當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Roudolf von Sebottendorff）在1917年加入赫爾曼・波爾的日耳曼奧丁聖杯騎士團（Germanenorden Walvater）後，傳說中的圖勒會（Thule Society）的種子也就在此播下了。
圖勒會
圍繞著圖勒這個極北之地的傳說又與另一個神話之地，亞特蘭提斯有所不同。
儘管亞特蘭提斯這座“失落大陸”曾一度存在於大西洋的“海克力士之柱”之外（參見柏拉圖的其中兩篇對話錄《蒂邁歐篇》和《克里底亞篇》）的想法已流傳有好幾個世紀，但這一觀點卻在17世紀末遭到了瑞典作家奧勞斯・盧貝克（Olaus Rudbeck，1630-1702）的挑戰，據他所說，失落文明涵蓋的範圍實際上是9000年前的北非和大部份歐洲，而且瑞典才是這個文明的中心。
這個稀奇的概念被18世紀中葉的法國天文學家兼神秘主義者讓・西爾万・貝利（Jean-Sylvain Bailly，1736-1793）所接受，他進而得出結論認為，埃及和中國等文明的偉大成就都是繼承自位處遙遠北方的一個先進文化的結果。
貝利認為，地球內部的熱量在過去要比現在大得多，因此北極地區在遙遠的古代曾經非常適宜人居。他的這種觀點也與他認為這樣的氣候最有利於科學和文明誕生的見解相符，貝利相信盧貝克口中的亞特蘭提斯人其實就是古老傳說裡的許珀耳玻瑞亞人。這個發達文明被認定位處極北，所以北歐體質（高挑，金髮碧眼）也被認為是最完美的人類型態。
納粹對於圖勒以及圖勒會的認識都可以追溯到圭多・馮・李斯特，喬治・蘭茨・馮・利本弗爾斯還有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1875-1945）。正如我們已經指出，所有這三個人都是故意將“馮”添加進他們的名字裡，好據此宣稱自己擁有高貴血統。
如同喬斯林・戈德溫在它的《極地神話》（Polar myhtology，Arktos，1993）中所言：
“這種主人種族哲學的其中一個純正標記就是，沒有人能知道擁護它的人到底是不是這個種族的一員。更誘人的是，他們可以認為是自然或上帝揀選了自己的種族，然後便不用在乎自己是否能真的身處貴族會議之中？”（註74）
一如我們所見，利本弗爾斯在1907年創立了那個充滿儀式性且種族主義強烈的新聖殿騎士團，我們有理由懷疑它可能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萊的SS（黨衛軍）的原型。利本弗爾斯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狂熱學生，後者認為人類是誕生自一系列的“根源種族”，在千年來的時間中，這些種族原有的純粹精神本質已經逐漸退化成現在這般粗獷的野蠻生物。
根據布拉瓦茨基，類人猿的起源是第三根源種族與怪獸雜交的結果。利本弗爾斯承襲了這個概念，並以最令人髮指的方式予以歪曲，他宣稱非雅利安人種都是雅利安人在離開他們位處北方的天堂家園，失落的阿爾克托斯（源於希臘語，意為“極北之地”）大陸後進行人獸雜交的結果。
這些想法都該歸功於圭多・馮・李斯特，就像利本弗爾斯這個奧地利人一樣，他在種族民族主義運動的成型中功不可沒。同前面所說，這個運動的特徵就是呼籲找回未受汙染的自然、素食主義、古代智慧、占星學以及地球能量。李斯特在那秘密的，猶如共濟會一般的日耳曼騎士團中發揮著無可比擬的作用，而這個社團的宗旨顯然就是要對抗猶太人為德國造成的腐敗，這被他們認為是一個秘密國際陰謀的結果。
日耳曼騎士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依舊相當活躍，它既有專門的刊物也會在報紙上刊登自己的廣告，並熱烈邀請不分男女的‘血統純正的雅利安人後裔’加入組織。多虧有這些廣告，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才有機會認識日耳曼騎士團的領導人，赫爾曼・波爾。
塞波騰道夫最初的志向只是成為一名工程師；然而，他並沒有在柏林理工學院完成學業，因此他在德國幾乎沒有辦法找到什麼像樣的工作，所以他後來便決定遠赴他鄉。1900年，經過輪船工作和在西澳大利亞不怎麼順遂的淘金事業後，塞波騰道夫走過埃及，接著來到土耳其，他在那裡埋首於研究土耳其人的種種，同時他也在這時展露出了對神秘科學和古代神權國家的興趣。
1916年，已經結婚的塞波騰道夫就住在巴特艾布靈，那裡是巴伐利亞州的一間時髦的水療中心。就在同年9月的柏林會面上，塞波騰道夫開始接觸到了波爾的思想，例如其他種族（尤其是猶太人）已經玷污了雅利安人的知識與深奧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只能透過種族純化來重新找回等等。塞波騰道夫在返回巴特艾布靈後，便二話不說的為巴伐利亞的日耳曼騎士團組織了招募活動。
塞波騰道夫在1918年邂逅了一位名叫瓦爾特・瑙豪斯（Walter Nauhaus）的藝術學生，他曾在1914年的西線戰場上受到重傷，並且因為這場戰爭從此變得一蹶不振。瑙豪斯也受到塞波騰道夫對神秘學的熱情所影響，他很快就成為了巴伐利亞日耳曼騎士團的招募運動中的有力同志。
瑙豪斯認為，應該把日耳曼騎士團這個名字改為Thule Gesellschaft（圖勒會），據古德里克・克拉克說，“這是為了去除掉其不受歡迎的社會主義和親共和體制元素。”（註75）
圖勒會的成立儀式最終在1918年8月17日完成。
這個社團的總部就設在慕尼黑的四季酒店，屬於該社團的房間還裝飾著圖勒的會徽：一支被像樹葉包圍，疊加在閃亮的彎曲卍符號上的長匕首。
在鑄成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的《康邊停戰協定》簽署前夕，圖勒會就已經對皇帝的前景感到非常擔憂，更不用說是在巴伐利亞甚至還爆發了蘇維埃工人及軍事委員會奪權的革命，於是這個社團在1918年11月9日連忙召開會議，塞波騰道夫在會上向他的圖勒同志發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號召：
“就在昨天，我們見證了所有我們無比熟悉，摯愛且視之為珍寶的一切分崩離析。在我們的日耳曼血統之王所身處的那個地方，同樣也潛伏著我們的致命死敵：猶大。這片混亂接下來還會如何，我們無從得知。但我們可以揣測，最艱苦的鬥爭遲早會來臨，那是最危險的時候（...）
我堅決的宣誓，圖勒會不會臨陣脫逃。我們的組織是屬於日耳曼人的，我們的忠誠也同樣屬於日耳曼。（...）老鷹是雅利安人的象徵，為了描繪老鷹不惜玉石俱焚的決心，牠往往都被描繪得赤紅火熱。從今天開始，紅色的老鷹就是我們的象徵，它會告誡著我們，我們必須做好拋頭顱灑熱血的準備。”（註76）
就在圖勒會不斷在四季酒店召開會議的同時，塞波騰道夫亦持續透過大眾媒體，來將社團的影響力從中產階級進一步拓展到工人階級。
他在1918年花了5000馬克買下一家在尼黑出版的週報《觀察家報》（Beobachter）。在將這份報紙重新更名為《慕尼黑觀察家報》（Munchener Beobachter und Sportblatt）後，塞波騰道夫在報紙上增加了體育新聞的版面，好吸引更多年輕工人階級，帶有反猶主義的社論也也被從這份報紙原來的業主，弗蘭茨・埃爾（Franz Eher）手中轉移了過來。（《慕尼黑觀察家報》在1920年改頭換面成為《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它後來還會成為納粹黨的官方報紙）
1919年4月26日，七名圖勒會的成員遭到共產黨人抓捕，他們隨後被帶往路易博德文理中學，那裡在兩週前就成了紅軍控制的地方。
被抓捕的人質包括沃爾特・瑙豪斯，赫拉・馮・韋斯塔普伯爵夫人（Hella von Westarp，她是圖勒會的秘書）還有圖恩-塔克西斯家族的古斯塔夫（Prince Gustav von Thurn，他與許多歐洲皇室成員是親戚）。在四天後的4月30日，人質在中學的地下室遭到一一槍殺，這是對他們在施塔恩貝格殺害紅軍囚徒的報復。圖勒會成員慘遭屠戮激勵了慕尼黑民眾的暴力起義，最後在白軍部隊於5月1日進城的援助下，共產黨的統治終於結束。
塞波騰道夫在1918年就已透過體育記者卡爾・哈勒（Karl Harrer）成功將圖勒會的新聞影響力擴展到工人階級身上，哈勒對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深感興趣，並開闢了一個工人圈子。這個小團體在那年冬天的每週都會開會，他們討論的主題大多是關於如何捍衛德國，挫敗猶太敵人。
在安東・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的煽動下，這個工人圈子在1919年1月5日改組成為Deutsche Arbeiterpartei（德國工人黨，DAP）。DAP後來在1920年2月改制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
就在這個時候，這個政黨已經受到了一位軍方間諜的滲透，他接獲的指令就是要監視這個政黨的一舉一動。然而，這個間諜卻決定支持該黨，他甚至為其起草了新的委員會規章，後來他更一舉成為了黨魁。
他的名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埃達會
如同我們在本章前面所見，圭多・馮・李斯特和他的追隨者都相信冰島史詩《埃達》實際上是古雅利安人的編年史。李斯特的神秘學-歷史學體系爾後又受到了魯道夫・約翰・戈爾斯萊本（Roudolf John Gorsleben，1883-1930）進一步闡述，他是一名出生於梅茨，並在阿爾薩斯-洛林區（這裡在1871年被併入德意志帝國）長大的劇作家出身的記者。
在這種人們困惑於究竟是該忠於法國還是德國的環境下，戈爾斯萊本站到了泛日耳曼主義那一邊，並成功將他的祖先追溯到14世紀圖根林州的一個貴族家庭。（註7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戈爾斯萊本首先服役於巴伐利亞兵團，然後又同阿拉伯的土耳其軍隊協同作戰，在戰爭結束後他人來到慕尼黑，開始密切參與圖勒會及右派政治團體的活動。就在這多事的三年裡，戈爾斯萊本成為了德國民族捍衛與奮鬥聯盟（Deutschvolkischer Schutz-und Trutzbund）在南巴伐利亞的分支的負責人，這是一個曾與早期的納粹黨相互競爭的反猶團體。
他也與像是朱利葉斯・斯特賴歇爾（Julius Streicher）這樣的右派份子攜手合作，後者就是後來納粹的刊物《絕妙的人》（Der Stunner）的編輯，另外還有洛倫茨・梅斯（Lorenz Mesch），也就是日耳曼騎士團（Germanenorden）的領導人，就是他策劃了對埃爾茲貝格的刺殺行動。
藉由他的《自由德國》（Deutsche Freiheit）——那份之後被更名為《自由雅利安人》（Arische Freiheit）的期刊——戈爾斯萊本得以大肆宣揚他的種族主義神秘學思想，種族純潔的觀念，還有重新發掘雅利安人已經失落的神秘力量的觀念都是其中核心。一旦能夠再次找回這些力量，雅利安人就能夠完全擺脫自然的束縛，進而主宰與統治這個世界。
他還堅稱，種族通婚不僅對高等種族危害甚大，而且只要一位女性曾受過劣等種族的汙染，那麼就算她之後再與同等的種族交媾，生下的後代也同樣會受到汙染。（註78）
論及《埃達》，戈爾斯萊本相信，斯堪地納維亞的盧恩文字蘊含著深奧的魔力，為那些明白其深意的人提供了精神渠道，藉由它就可以掌握驅動宇宙本身的力量。
最強大的盧恩文字是星形的哈格爾符文，因為其它所有文字都可以透過它來表現。此外，戈爾斯萊本也許還是第一個尤其強調水晶的神奇用處的神秘主義者，他認為水晶就是盧恩文字的三維投影。根據這個理論，每個人的靈魂都匹配著特定的水晶，這方面是靈媒的專長。
1925年11月，戈爾斯萊本在法蘭克尼亞的丁克爾斯比爾的一座中世紀小鎮正式創立了埃達會（Edda Society）。這個社團的司庫是弗里德里希・謝弗（Friedrich Schaefer），他是之後將對海因里希・希姆萊產生重大影響的卡爾・馬利亞・威爾古特（Karl Mary Wiligut）的助理。當戈爾斯萊本在1930年8月因心臟病逝世後，沃納・馮・布洛（Werner von Bulow，1870-1947）於是接替領導埃達會，他設計了一副“世界盧恩鐘”，其中描繪了盧恩文字、黃道十二宮、各種數字以及諸神。（註79）
布洛也接管了戈爾斯萊本的期刊，現在它的名字又從《自由雅利安人》再被改成《女巫盛宴》（Hag All All Hag），接著又變成《哈格爾》（Hagal）。
儘管埃達會的主要宗旨是通過解讀盧恩文字、北歐神話、失落亞特蘭提斯文明的歷史還有各種歐洲史前古蹟來研究古代雅利安人的宗教，但它還是在1933年向國家社會主義宣誓效忠，而《哈格爾》更在一篇刊載文章中聲稱，納粹主義的崛起非常符合宇宙法則。
《哈格爾》也討論了威爾古特關於遠古祖先的遙視記憶，這些材料被認為對了解日耳曼人祖先的神秘學遺產至為重要。
有趣的是，並不是所有盧恩學者都完全認同埃達會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詮釋。例如，在接觸到圭多・馮・李斯特的著作後開始鑽研如何將盧恩研究與占星學相綜合的盧恩神秘主義者弗里德里希・伯恩哈德・馬爾比（Friedrich Bernhard Marby，1882-1966）。
在他的文章《我們的方式》（Der eigene Weg，1924）和他的系列著作《盧恩圖書館》（Marhy-Runen-Bucherei，1931）中，馬爾比強調了盧恩冥想的益處，但他在1936年開始被第三帝國冠上反納粹的罪名，接著就被押往維爾茨海姆集中營，然後又被帶往弗洛森比爾格和達豪集中營，直到盟軍在1945年4月解放集中營時才獲釋。（註80）
雖然他沒有同時代的其他種族民族式神秘主義者的種族思想，但馬爾比仍然抱持與利本弗爾斯類似的理論：那就是主張宇宙的電力本質，這都是受到當時新發現的輻射和新電力用途所啟發。
根據馬爾比的觀點，這個宇宙本身就充斥著可以被人類接收並利用的射線。除此之外，這些射線的益處還能被通過用身體來模仿某些符文的形式（非常類似於瑜珈）來加強。
1927年，齊格弗里德・阿道夫・庫默（Siegfried Adolf Kummer，他出生於1899年）在德累斯頓創立了一間名為“盧納”（Runa）的盧恩學院。盧納學院專注於實踐儀式魔法，其中包括繪製涵蓋日耳曼諸神之神名的魔法圓圈，還有教導如何操作像是獨台和香爐這樣的傳統魔法工具。在這些儀式中，符文的名字會被喚出，並在空中畫出形狀好幫助魔法的進行。
與馬爾比一樣，庫默也遭到了威爾古特的非難，後者認為他們的方式已經不合時宜。（註81）
其他神秘主義者更為關心占星學，還有別的比盧恩神秘主義更為直觀的超自然現象（套今天的說法）。喬治・洛默（Gerog Lomer，1877-1957）原本是一名醫生，但在接觸到神智學後他便轉而投身於替代療法，特別是透過夢境的象徵主義以及掌紋來診斷疾病。
自1925年開始，洛默也對占星學萌生了興趣，這就是日耳曼異教神秘主義與占星學結合的源頭。
如同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
“與其他戰後的雅利安神秘主義者相同，洛默也使用神秘學材料來發掘失落的雅利安遺產。”（註82）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盛行於德國與奧地利的神秘主義思想認為現代世界邪惡又腐敗，其中散發著敗北，無力以及頹廢惡臭的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尤其受到鄙視。對於像李斯特、利本弗爾斯、塞波騰道夫及其追隨者那些人來說，人類的未來絕對不是工業化，城市化還有國際金融化（他們認為那些都是對傳統農村生活的威脅，甚至是在踐踏祖先的祖產），而是復興古代雅利安文化與種族純潔。
於雅利安人而言，他們被認為是神話般的，屬於亞特蘭提斯、雷姆利亞、許珀耳波瑞亞以及圖勒這些失落之境的史前遺產繼承者。閃爍於時間的迷霧中，已經遠去的黃金時代的巨人和神人們曾一度擁有無可比擬，宛若超人一般的能力，但這一切都因為與劣等種族的雜交而一無所有——再不復返。
抱持種族民族思想的神秘主義者渴望能通過他們的努力，來與這些失落的時代再次建立起玄奧的文化聯繫，並藉由種族隔離和淨化來重建雅利安超人的全球霸主地位。
對20世紀的日耳曼神秘主義的發展與之實踐的調查至此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現在我們必須橫跨數千年的光陰，把注意力轉向那個遠去的黃金時代。
我們即將邁入一個奇怪的加密歷史領域，這將會把我們帶離身處烽火年代的德國的遠邊之外——幾乎可以說是超脫整個正統人類歷史。如此一來，我們便能夠在失落的雅利安家園傳說中找出種族民族神秘主義的神話之根。
在下一章中，我們會發現自己不僅在橫越北極的冰冷冰洋，同時也是在已為今天的戈壁沙漠的古老海域漫步。
我們還會重新審視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她的根源種族理論；在接下來這一章末尾，我們也會詳加研究卍這個符號的起源，神秘意義還有最後是被如何歪曲，這樣我們就為深入納粹神秘主義的噩夢世界的艱辛旅程做好了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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