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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lan Baker
艾倫・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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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也許是理性的，但歷史不是。”——路易・鮑威爾和雅克・伯杰爾
“‘我是一個懷疑論者’。‘不，你只是不願相信，寧願做一個不信者，這兩者是不同的。’”——翁貝托・埃可《傅科擺》
致謝
在此我必須誠摯感謝以下這些材料的引用許可：
・E.G.E・布爾沃・利頓《即臨之族》，薩頓出版社，斯特勞德，格洛斯特郡，1995。
・喬斯林・戈德溫《阿爾克托斯：極地神話的科學，象徵主義以及納粹倖存者》，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倫敦，1993。
・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納粹主義的神秘學根源》，I.B・陶里斯出版社，倫敦，1985。
・W.A・哈賓森《UFO計劃》，1995，黃楊樹有限公司首次出版，經作者許可援引。
・特雷弗・拉文斯克羅夫特《命運之矛》（約克灘，塞繆爾・約瑟出版社，1982），經許可援引。
・海倫娜・彼得羅夫娜・布拉瓦茨基《秘密教義》，神智學大學出版社，帕薩迪納，加利弗尼亞州，1999。
・亞歷克斯・康斯坦丁《美國的精神獨裁政權》，野蠻出版社，林肯大道2532號，#359，威尼斯灘，CA 90291。
・尤金・戴維森《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納粹主義興衰史》，密蘇里大學出版社，1997。
・吉姆・基思《替代方案3》，光明出版社，利爾本・喬治亞州，1994。
・尼古拉斯・洛里奇《香巴拉》，尼古拉斯・羅里奇博物館出版社，紐約，1978。
・休・特雷弗・羅珀《希特勒末日記》，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倫敦，1995。
・羅恩・羅森鮑姆《解謎希特勒：追尋他的邪惡之源》，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99。
・喬基姆・C・費斯特《第三帝國的尊容》，魏登菲爾德和尼科爾森出版社首度出版，1970。
・肯・安德森《希特勒與神秘學》，普羅米修斯圖書出版社，阿默斯特，紐約，1995。
儘管我已經竭力聯繫所有版權所有者好獲得所有引用許可，但疏漏的情況仍然無可避免。如果有任何版權人有意，請不嗇向出版商聯繫，以便本書能在未來的再版裡補齊這些缺憾。
另外，我也要非常感謝我的經紀人，朱利安・亞歷山大在過去兩年來不斷給予我或不可缺的幫助與建議，還有我在維爾京出版社的編輯，洛娜・羅素，多虧她承擔了這本書的案子，當然我也不會忘記凱利・夏普，是她使這一趟旅程成為可能。
序言：追尋地獄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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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與20世紀末的其中一個最富爭議的概念有關，由於它是如此的令人匪夷所思又駭人聽聞，因此那些嚴肅的歷史學家經常將之斥為奇談怪論。簡而言之，這個概念就是：納粹主義，這個震驚世人的夢魘及其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暴行，其實全都是希特勒和他的人馬企圖聯繫並尋求超自然力量的幫助，進而統治地球的結果。
讀完這段話後，年紀大一點的讀者可能會聯想起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那異乎尋常卻又富饒趣味的神秘學驚悚小說，像《古怪的衝突》（Strange Conflict）就是在以非常危言聳聽的方式來探討納粹的魔法實踐，所以它反而可能回過頭來讓人覺得，這種想法真是荒誕不經。至於其他讀者可能會暫時卸下他們腦海中的那些納粹暴行陰影，並為20世紀的一大悲劇居然會被與這種荒唐想法劃上等號感到不齒。
毋庸置疑，直到今天人們仍舊對第三帝國這個主題情有獨鍾，以其名義所犯下的所有恐怖與殘忍至今也仍然是激辯的課題。自從希特勒在1945年於元首地堡中開槍自殺後，歷史學家，心理學家還有神學家便從未停止去理解並解釋納粹主義的可怕過錯的嘗試。
在關於希特勒的討論中，其中之一便是聚焦在他到底代表了人性光譜中的哪一種傾向身上。
誠如記者羅恩・羅森鮑姆（Ron Rosenbaum）就指出，這個光譜的存在著實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令人不寒而慄的問題：
“我們能不能說，希特勒的本質與過往那些大屠殺劊子手並無什麼不同，他們都身處在同樣的框架內，在那個我們認為傑佛瑞・丹墨與聖雄甘地都分享到其中某些特質的同一個人性光譜中的極端一側那邊？”
又或者，他其實是一個完全超脫在這個人性集體之外的某種絕對而終極的邪惡體現？
神學家埃米爾・菲克漢姆（Emil Fackenheim）就認為，希特勒的罪行已經嚴重到我們完全可以直接把他視作“激進之惡”的化身，他代表著一次“已經步入歷史的魔鬼崇拜的爆發”。（註2）像是菲克漢姆這樣的思想家清楚看見了希特勒的邪惡，這已徹底超出普通人所能及（所以更令人深感恐怖）。事實上，對他們來說，其極端程度甚至已經讓這個問題超越了行為科學，轉而落入神學範疇：換言之，希特勒的終極本質最終只能交由上帝定奪。
由納粹所設計的工業化大規模屠殺在20世紀後半葉引起了難以抗拒的共鳴，它當然也是英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稱之為“對德國的著魔式迷戀”的主要成因。
在總結西方強權的歷史時，戴維斯（Davies）即指出：
“德國既被認為是催生出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惡性帝國主義的罪魁，也被指責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鄙法西斯主義禍首。”（註3）
在戰後那些歲月間，這促成了所謂的“盟軍歷史敘事”的誕生，西方國家藉此將自己描繪得（且至今仍舊如此）宛如文明，道德以及利他主義的頂端。雖然這種敘事之所以根本是在架謊鑿空的諸多原因已不是本書所要聚焦的範圍，但盟軍敘事的態度與我們對納粹的持續迷戀卻大有關係。
戴維斯對此即寫道：
“‘反法西斯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令發生在193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形容成是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也是標誌著‘邪不勝正’的一次重要事件。”（註4）
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按這種態度來定義事件（尤其是那些距離我們也才僅僅55年的）便可以強硬的維護他們自己在公眾意識中的名聲。
雖然歷史學家更傾向於探討影響納粹意識形態的種種重要經濟，社會及歷史因素，但他們顯然沒有對納粹對於神秘之物與秘儀信仰體系的著迷付出同等的關注，即便它們對希特勒，那些國家社會主義的建築師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有著無可置否的影響。正因如此，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要力圖弄清納粹神秘主義與偽科學中的一些不合理和未明之處，並嘗試解釋為什麼他們能對支持者產生那種奇怪的吸引力。
鑒於人類的神話編織天賦，也許我們不應該為在接下來十幾年裡，對於大名鼎鼎的第三帝國的歷史註腳將會補上納粹黨員，他們一如字面上的與某種邪惡，超人類的智慧進行過接觸，且後者選擇通過希特勒及其他帝國高級成員來對人類施加影響的說法感到奇怪。
在本書的調查過程中，我們將會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那些身先士卒的反猶，泛日耳曼兼種族民族主義者，例如圭多・馮・李斯特、喬治・蘭茨・馮・利本弗爾斯還有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他們對於神秘主義，神智學與作為失落雅利安文明的亞特蘭提斯，以及純種德國人的血液中富含的神奇力量等想法。希特勒的直屬手下也都很熱衷於諸如占星學等神秘學科學也是不容分說的。
神秘主義同樣也在黨衛軍的成立和禮儀中扮演著重要作用；相關的史料還透露出了納粹對一如海爾維格的冰世界理論（這也為他們提供了抨擊猶太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機會）這些荒唐宇宙論的深信不疑。
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十年裡，有些歷史學家開始將納粹神秘主義視為是第三帝國從根本上來說就是非理性的證據，並且將之作為神話是如何形塑人心的寶貴教訓。這樣的觀點當然也是基於一個事實，即神秘主義（無論它在人類追尋真理的歷史中有多麼重要）永遠也不可能是描述宇宙本質的正確方式。
然而，我們在本書中所將會遇到的概念、信仰、態度以及行為卻都是根據自與上述截然相反的觀點，那就是堅信神秘主義是一個真實且管用，是可以認識並影響自然運作方式的系統的信念。
假如我們同意菲克漢姆，相信希特勒就是“已經步入歷史的魔鬼崇拜的爆發”，他的是非成敗只有上帝才能裁決，並把這種想法套用入納粹神秘主義的話，如此一來很顯然，各種對於納粹神秘學力量的斷言也就無可避免了。
人們可以輕易而易舉的想像這些作家的想法：第三帝國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殘暴脫軌，即使是按最稀鬆平常的血腥標準，它也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災難。
・這一切究竟是如何可能？
・假如希特勒的邪惡是前所未有的，那麼他何以能夠如此？
・在他的心智、本性、本質及行為中到底潛藏著什麼，以至於它們足以讓他超脫人類的行為集體，置身於絕對的，僅有宇宙創造者可以理解的程度？
・如果他的邪惡已經超越人類，那麼有沒有可能這股邪惡的起源也是源於人類之外？
由於納粹的邪惡是如此極端，因此必然存在著某種邪惡實體（宇宙層級的邪惡）在向人類呫囁耳語的想法會出現也在情理之中，何況納粹的領頭人物也的確曾試圖與超人類實體進行接觸，希冀能在這些實體的幫助下統治世界並創造出雅利安人超人種族，當然這在許多人眼裡簡直就是最不好笑的玩笑，幾乎是在羞辱那些希特勒暴政下的倖存者的記憶。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適的概念，正如英國作家喬斯林・戈德溫（Joscelyn Godwin）所言，
“介於事實與虛構之間的那個黃昏地帶，往往是培育神話想像並將它們安放在集體空想中的最合適的沃土。”（註5）
然而，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真正的納粹神秘學的能耐才會這麼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它已經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20世紀下半葉歷史中的一個重要（和不受歡迎的）方面。
就這點來說，我應該先在這裡澄清我之所以要提筆撰寫本書的原因和用意。
鑒於時下關於納粹神秘主義的想法之風行，我認為現在已經是時候該對它進行重新評估——特別是當人類已經身處在跨過一個新千禧年的門檻的當下。隨著2000年的到來，人類文化遲早會發現自己正位處在一個頗為有趣的位置，套英國作家托馬斯・德・昆西的話來說，這是代表著過去與未來的兩個永恆交匯的時刻。
當我們帶著好奇，希望以及些許的恐懼來看待就在我們面前的新世紀與新千年時，我們同樣也必須回首一瞥我們剛剛歷經過的那一千年，尤其是方才結束的那個世紀——一個當之無愧是有史以來最血腥又暴力，但亦是科學進步得無與倫比的世紀。
不過，即使是五花八門的科學與技術進步將我們引領到了歷史上的這個時刻，但要說科學本身已經完全戰勝了神話似乎還有些言之過早。就某些方面來說，這絕非壞事：人類並不是機器，而且一切皆以硬科學原則為依歸的全球文化也與人性相違，追求靈性，神話與奧祕才是我們的天性。
雖說如此，可是人類對神話的固有需要卻仍有可能會嚴重阻礙對真理的追求，其中尤以歷史真理為最。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Huge Trevor-Roper）就曾鞭辟入裡的指出，“理性在碰上對虛構的頑固痴迷時往往無能為力。”
當他寫下這句話時，特雷弗・雷珀所指的其實是所謂的“希特勒生還神話”，也就是認為這位元首並沒有死於1945年的柏林地堡，而是以某種方式順利逃生的臆測——依照版本不同，他可能淘去了南美洲，南極甚至是西藏的一間寺院。
身為歷史學家與英國情報官員的特雷弗・羅珀曾從在德國的英國佔領區反情報組織負責人，迪克・懷特爵士（Sir Dick White）那獲命前去調查希特勒的生死之謎。最終他在1945年11月1日向柏林的四角情報委員會呈交了調查報告，這份報告也啟發了有史以來最出色的傑作之一的《希特勒末日記》（The Last Days of Hitler，1947）。特雷弗・羅珀在這本書裡平心靜氣的斷定，希特勒確實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不容置疑。
儘管如此，希特勒倖存的神話仍舊廣為流傳，特別是在極右派和新納粹圈子中，直到今天它仍然偶爾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
這個神話故事的依據乃是源自於可靠資料的缺乏。就希特勒倖存神話這件事來說，的確沒有人知道元首在1945年9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憑空消失了。這自然引起諸多流言蜚語，特別是ㄧ些新聞記者更相信，他早已透過某種方式從柏林廢墟，從那個已然殘破不堪的千年帝國的地堡中死裡逃生。
當特雷弗・羅珀的最終報告發表後，這種主張希特勒確實已經自殺，而且其它理論無不“與唯一可信的證據相抵觸，全都不足為信”的說法很快便招致了一些批評。
“批評家並沒有否認證據，但他們認為，逃脫依然是有可能的結論；他們相信，被火化的那副屍體並不是希特勒，而是在最後一分鐘被帶來的‘影武者’...”（註6）
特雷弗・羅珀用的“逃脫依然是有可能的”這句話對本書來說非常有趣且重要，因為逃脫理論實際上與人們對於希特勒有沒有可能已經逃過法網制裁的恐懼有著極為深刻的共鳴。確實，不止一位評論家曾說過，希特勒的逃跑其實具有雙重含義：這意味著他不僅逃過罪責審判，也使我們從此失去了所有解釋這個人的機會。
我們始終無法對希特勒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這被羅恩・羅森鮑姆稱之為“證據的絕望”，他透過評論諸如特雷弗・羅珀，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還有猶太學者艾文・羅森斐爾德（Alvin Rosenfeld）這些歷史學家來闡述這個概念。特雷弗・羅珀至今仍然認為希特勒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謎”，布洛克則更直言，他對希特勒瞭解的愈多，便愈難以解釋他這個人。
羅森斐爾德很好的總結了這問題說道：
“任何對阿道夫・希特勒的陳述都沒能真正呈現出這個人，或是對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註7）
當然，也有許多人嘗試想解析希特勒的心思，繪製出他從作為一個毫不起眼，窮困潦倒的維也納人，搖身一變成為歐洲猶太人的劊子手的心路歷程。令人出奇（或者該說是令人震驚）的是，半個世紀以來的辯論幾乎都是圍繞在希特勒究竟能不能被準確的認為是“邪惡”的身上。
對艾倫・布洛克的疑問，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大概會是“如果他都不能算是邪惡的話，還有誰稱得上？”
然而，回答這個問題其實遠沒有我們所想像的容易，因為我們同時也是在面對著其中一個自古以來一直困擾著人類的質問：那就是究竟何謂邪惡。
正如羅森鮑姆提醒我們，“不管我們如何形容希特勒，這都不會改變那些受難受害者的數目。”
“我們如何看待希特勒，評斷邪惡以及希特勒的選擇的本質，都不斷在反映出關於個人意識和歷史因果關係的重要文化假設與各執一詞，這是一場爭論自由意志，決定論以及個人責任的孰是孰非的無盡衝突。”（註8）
這裡有必要慎重強調，質疑“邪惡”一詞是否適用於希特勒並不會以任何方式赦免他的罪行（多麼可怕的想法）。即便如此，我們直覺上認定的邪惡的存在及其與希特勒的聯繫，卻對我們追尋它的確切定義並無多少助益。羅森鮑姆甚至告訴我們，作為收錄在他的著作《解謎希特勒：追尋他的邪惡之源》（Explaining Hitler: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His Evil）中的研究內容，他曾訪問過不少歷史學家，結果卻令他大吃一驚，因為其中居然有許多人不願斷定阿道夫・希特勒是邪惡的。
羅森鮑姆在定義邪惡這個問題上極具指導意義，他在這一問題的深入程度為嚴肅而縝密的探討驅策希特勒的犯罪的主要因素透露出了一絲曙光：
“在學術領域中，格外值得注意的是，竟然有如此之多學識淵博的思想家都不願去找出一個合乎正道的理由來主張希特勒的十惡不赦，至少這在嚴格意義上是刻意這樣。認真探究這些問題的哲學文獻為惡行作出了明顯的區分，例如大規模謀殺，而且行為者的意圖也並不總是顯而易見，它們更喜歡用‘惡劣’來形容那些在明知不該為之的情況下仍然行惡的人。
討論惡劣這個問題的哲學文獻深深吸引住我...這在我認識到了另一位希特勒解釋者時尤其明顯：這一切要從我與前牛津大學當代歷史系欽定教授H.R・特雷弗・羅珀在倫敦的談話說起，他是戰後最早也最廣為人知的希特勒解釋者之一。
我馬上便向他問起了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這也是我經常向所有希特勒解釋者詢問的問題：
‘你認為希特勒是否在有意識的犯罪？你覺得他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嗎？’”（註9）
特雷弗・羅珀的回答是一個斷然的否定：希特勒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並沒有錯。
儘管他的所作所為令人髮指，但他卻自欺欺人相信這都是正確的。羅森鮑姆還指出，認為猶太人一定會率先出來駁斥這種“正直論證”的想法也是錯誤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的耶路撒冷總部主任兼以色列首屈一指的納粹獵人，伊姆・蘇羅夫（Efraim Zuroff）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當被問及希特勒是否意識到自己的作為是錯誤的時候，蘇羅夫幾乎是喊著說道：
“當然不！希特勒覺得他是一個醫生！只是在進行殺菌的醫生！那些猶太人對他來說就是這種存在！他深信自己是對的，而不是邪惡的！”（註10）
很多歷史學家都選擇接受這個正直論證，這令羅森鮑姆假設性的得出了一個寓意深遠的結論：
“這種蘇格拉底邏輯所呈現出的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人，雖然幾近情緒化，令人想要拒絕——讓人難以忍受——因為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在神智不清，甚至已經是充滿妄想的情況下主導大規模謀殺。
如此一來，希特勒便能夠從個人仇恨，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麼也知道它有多糟中解脫。”（註11）
附和著這種所謂的偉大抽象化歷史理論，其著重於一種深刻而無法避免的趨勢，並以犧牲單一個人的自主性為代價，就像出現在現在已經較為不流行的那些偉人理論中的那些。
根據這種偉大抽象化理論：
“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大屠殺的發生。沒有人會因為沒能阻止希特勒崛起而被責備。畢竟如果沒有希特勒，也一定會出現‘某個像希特勒的傢伙’成為那些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的工具。”（註12）
這種替代方案被許多歷史學家和哲學家認為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它表明，是一個純粹的人類渴望大屠殺發生——一個道道地地的人類...是我們這個種族的一份子。（讀者可能會發覺，這種概念與有些人不願將希特勒置於前述的人類集體裡面有些相似）
雖然偉大抽象化理論可能算得上是某種安慰（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大屠殺發生：這是不可掌控的歷史力量的必然），但它也在某些方面也因為隱晦的把希特勒從最終解決方案的唯一制定者的位置剔除出去而受到批評。即使是在最近的分析中，他仍然是最緊要的謎：任何想要解釋第三帝國的邪惡的起源與本質的嘗試，都必須以阿道夫・希特勒為中心——不是把他當作更大力量的棋子，而是納粹主義的主要推動者。
所有這些都將我們拉回了問題的中心，如羅森鮑姆簡潔明確的指出：問題就是，到底是什麼造就了希特勒？究竟是什麼使他從一個顯然是再平凡不過的人類，變成惡毒的體現，並一手造成超過六百萬無辜群眾的生靈塗炭？
根據大屠殺研究學科的開山鼻祖，耶胡達・巴爾（Yehuda Bauer），儘管在理論上解釋希特勒這個人並不是沒有可能，但恐怕已經為時已晚。
關鍵證人的過世和重要文件的遺失都會可能會使我們再也沒能回答這個問題，沒能描摹希特勒在這顆地球上所創造出的地獄地圖。
當然，有很多理論被隨之提出，其中包括主張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源自於他的祖母，瑪麗亞・希克格魯伯（Maria Schicklgruber）與猶太人的未經證實的不倫關係，其最終孕育出了他的父親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 Hitler）。據這個理論所說，希特勒一心一意要滅絕猶太人就是為了徹底消滅流淌在其血液中，被他認為是毒藥的那些成份。另一個猜測則認為，希特勒發現了他的姪女蓋莉・勞芭爾（Geli Raubal）和一位猶太音樂老師之間的事情，他最終更逼她自殺，或是謀殺她。
這個結果導致希特勒從此極度渴望報復猶太人。另外也有理論認為，猶太醫生愛德華・布洛赫（Eduard Bloch）的錯誤療法也許令希特勒逝世於1907年的母親蒙受了不必要的痛苦，所以他才決定遲早要復仇。
正如我們剛才所見，這種對充分解釋希特勒這個人的絕望嘗試造就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論，它們許多都是建立在脆弱不堪的證據之上。
耐人尋味的是，這個追尋過程也為它自己產生了一些神話，就像羅森鮑姆所說的，
“丟失的保險箱。據說裡面藏著秘密文件——它們可能會展示出一些缺失的環節，是探究希特勒心靈的失落之鑰，他的變態的真正來源——似乎又開始變得難以捉摸。”（註14）
這種神話的靈感其實是源自於1933年發生在慕尼黑的真實事件，當時那座城市的最後一位反希特勒記者，弗里茨・格利奇（Fritz Gerlich）正在大肆報導一些未經證實的醜聞，力圖讓全世界認清希特勒這人的本質。到了3月9日，當格利奇自家的報紙《向前報》（Der Gerade Weg）即將出版之時，衝鋒隊便突然闖入房屋，把報紙從印刷機上搗毀。
儘管一直沒有發現格利奇的報導的副本，但關於格利奇試圖向全世界揭露希特勒有多麼危險的致命消息的傳聞已經流傳多年，其中一個傳言聲稱，有一份副本被瓦爾德伯格・澤爾男爵（Waldburg-Zeil）走私出境（連帶著一些紀錄片材料），據說它們被帶到慕尼黑北部的某座莊園埋藏起來。
不過根據格利奇的傳記作家埃爾溫・馮・阿雷丁（Erwin von Aretin），瓦爾德伯格・澤爾由於害怕會被納粹當局找上，所以在戰時就把它們都銷毀了。
羅森鮑姆也告訴了我們這些事件的另類版本，這回則據說是足以證明蓋莉・勞芭爾確實是被希特勒下令殺害的文件。據馮・阿雷丁的兒子，歷史學教授卡爾・奧特曼・弗賴赫爾・馮・阿雷丁（Karl-Ottmar Freiherr von Aretin）回憶，他的父親把文件交給了他的表弟，卡爾・路德維希・弗賴赫爾・馮・古滕貝格（Karl Ludwig Freiherr von Guttenberg），他是《慕尼黑新聞快報》（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的所有者之一，並把它們都存放在瑞士的保險箱裡。後來他在1944年7月20日參與了對希特勒的未遂政變後遭到處決。
基於安全起見，他並沒有把保險箱的密碼告訴任何人。
這種認為瑞士的某個地方陳放著某些足以解釋阿道夫・希特勒是如何走火入魔的重磅文件的想法，自然又連帶引出了其它更多充滿爭議的說法。
舉例來說，德國小說家恩斯特・韋斯（Ernst Weiss）就宣稱，希特勒自稱自己在帕塞瓦爾克醫院養傷時曾聽見一道聲音告訴他說，他的使命就是要重振於1918年投降的德國去復仇，而這一切其實全都是該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埃德蒙・福斯特在從中作梗。
“福斯特，‘他試圖治療希特勒的歇斯底里失明症狀，於是他向希特勒施展催眠，在他陷入恍惚狀態的時候告訴他說，你必須恢復視力，好接下讓德國再次偉大的使命。’”（註15）
韋斯他顯然是弗斯特的好朋友，他還聲稱這位精神科醫生在治療希特勒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驚天秘密，這是一個有可能解開這位未來的元首的心靈之謎的秘密，福斯特是在韋斯於1933年逃離德國的時候將這件事告訴了他。在他自殺前不久（被蓋世太保所迫），福斯特已先把他的帕塞爾瓦克醫院治療筆記存放進巴塞爾銀行的保險箱內。作為附加的安全措施，福斯特是以他自己發明的密碼來編寫這些筆記，這就是被他帶進墳墓裡的鑰匙。
誠如羅森鮑姆所言，丟失保險箱的無法解讀密碼實際上是在有力的隱喻希特勒的難以解釋：
“這些丟失的保險箱的故事，清楚的表現出了一種焦慮——針對某種不可思議之物——從別的角度來說，這顯然是一種無法解釋的致命之惡。事實上，儘管保險箱神話總是帶著一絲的失望，但它們仍然象徵著一種樂觀主義的認識論，是對可見世界的信念。
是的，是有些東西丟失了，但雖然我們手上沒有那些部分，但至少它們還好好的藏在某處。
至少在某個地方還藏著揭開希特勒心中的惡意的鑰匙...一個失落的環節，無論它有多世俗或離奇...但總有什麼還留在地球上，可以在我們的想像中被安全的安置在瑞士銀行的保險箱內。沒有什麼是超出我們的眼界之外的，頂多就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不會再有什麼比那莫名其妙的邪惡還要更加可怕的了。”（註16）
如果我在前面幾頁中引述羅森鮑姆的話有些太多了，那也是因為他的研究實在對本書所要側重的主題非常重要。起初我在撰寫《隱秘之鷹》的時候，我只不過是抱持著想要試著評斷納粹涉入神秘主義與黑魔法的證據而已。然而，隨著我開始閱讀，我旋即發現儘管類似種族民族主義運動，還有泛日耳曼運動這樣的早期種族主義組織的確都有受過神秘主義概念影響，但關於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他納粹領導人是否有實踐黑魔法這方面的證據卻相當薄弱。
儘管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數十年後，圍繞著這個非常概念的縝密神話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有許多細節（通常都可怕得沒有什麼事實根據）已經被很多流行書目所接受，在1960-1970年代大行其道。
於我來說，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與我們在這篇前言中所討論的內容絕對有脫不開的關係：這是因為人們有這樣的需求，他們絕望，甚至該說是注定要功敗垂成的——想要對希特勒與納粹的災難性邪惡找到合理的解釋。事實上，這個概念最先就是被戰時的靈性團體提出，後來又被許多人接受（據估計，在1941年時有25%的英國人都相信超自然現象）。
對神秘主義與靈性主義的興趣，對那些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在閃電戰中痛失摯愛的人而言都是很大的慰藉，因為這能為他們塑造一個存在於來世的真實世界，一個所有苦難都被終極的和平與愛取而代之的精神世界。至於對許多熱衷於秘儀主義的人來說，這場戰爭毫無疑問可以說是宇宙意義上的善惡之戰：光明與黑暗力量的鬥爭。納粹正在利用（或者是被利用）駭人的神秘學力量，唯一阻止他們的辦法就是發揮與其截然相反的，善或愛的魔法力量。
靈性團體在不列顛戰役中為英國飛行員所做的事情特別引人注意。這是一件鮮為人知的事，那就是原來當時還發生了另一場戰鬥，這些靈性主義者紛紛向挺身捍衛這個國家的天空的勇敢飛行員投射他們的心靈力量。這場戰鬥又被稱為不列顛魔法之戰。
靈性主義者同時也得到了一群深怕納粹入侵英國後會大開殺戒的白人女巫幫助。藉由提升各自的神秘學力量，他們希望這能夠保護英國不在1940年的夏天被入侵。這些女巫集結到肯特海灘，並將一種被稱為“去去粉”（go-away powder）的物質投入海裡。根據古老的食譜，這種物質在與強大的魔法相結合後，就會（這些女巫這麼相信）在英國的海岸附近建立起一道難以穿越的心靈屏障。
另一群女巫選擇在漢普郡海岸齊聚一堂，她們企圖在那裡製造出一個魔法錐體，藉以扭轉黑暗力量的進展。全國上下的女巫都在施展各自的魔法行動，她們專注於弄亂希特勒的高級指揮官的思緒，讓他們相信入侵英國會非常困難。（而對英國的入侵計劃也在1940年秋天被無限期推遲）
至此我們應該暫停一下並注意，我會在本書多次使用兩個乍看之下似乎是同義詞的片語，但它們的含義實際上大有不同。
・其一是“納粹的神秘主義”，我對它的定義是納粹對於神秘學與超自然的信奉
・其二是“納粹的神秘學力量”，它指的是神秘主義者與另類史學家，對納粹通過與所謂的超人類智慧接觸後掌握了超自然力量的信念
我希望本書會在後面把這解釋得更清楚，後一種概念儘管在歷史上較為難以證實，但它對20世紀的神話以及我們今日看待現實的方式都相當重要。
現在就讓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本書在接下來的這些頁中所要呈現到我們面前的研究。這項調查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被歸類為陰謀論文學的類別。正因如此，它對投身探究這一切的作家，以及願意陪伴在他或她身邊的讀者都提出了一些問題。另外，關於這本《隱秘之鷹》，本書起初的內容都是參考過已被驗證且被專業歷史學家所接受的資料。
然而，讀者一旦繼續閱讀這本書就會發現，認為納粹與神秘主義及黑魔法有所關聯的想法會顯得越來越荒誕不經，猶如天方夜譚，特別是在當它們是被幾乎沒有受過任何關於法西斯主義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正式培訓的作者提出來的時候。
讀者可能會因此覺得，本書大概只有一半的內容可信，因為只有那一部分是依據自可供核實的歷史材料，然後另一部分則盡是奇怪又不真實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歷史憑據。不過，這種結論實際上未必準確：畢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這些年裡，各種關於納粹涉及神秘學的說法都已經開始在第三帝國神話中佔據著核心位置，蓬勃發展了起來。
正如納粹神話化了他們所謂的“雅利安”祖先的歷史，好賦予其種族優越說合理性（至少他們如此確信），所以他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神秘主義與陰謀論領域的作家神話化了。
如此一來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納粹德國往往被與一種橫蠻的歷史揣測相提並論，而且一個令人難以置信但卻無法否認的事實是，這種揣測是構成公眾現在對希特勒和納粹的態度的重要組成部份。雖然如此，但我們仍將在本書的後面逐一審視這些想法，我們需要討論它們，好了解第三帝國對我們展露出的那股可怕魅力。
所以，在第一章中，我們將會研究：
・納粹德國在諸如種族民族主義和泛日耳曼這些運動中的神秘主義淵源
・神智學觀念的影響程度
・被稱為雅利安秘學的神秘學-種族主義學說的發展過程
・被當作宣揚種族秘儀主義和雅利安至上說之渠道的那些神秘學社團
在第二章中，我們將會著重探討被納粹認同的古怪神話，例如在遙遠的北方的失落雅利安家園，同時我們也會調查卍字符號的起源。
頭兩章都會包含可供歷史核驗，並為嚴肅的歷史學家所接受的內容。
自第三章開始，我們會發現自己開始逐漸脫離這條得體的道路，並轉身踏入被法國作家路易・鮑威爾和雅克・伯杰爾稱之為絕對的他處的領域：那是一個由極端觀念所構成的知識境界，相當於戈德溫所謂的“事實與虛構之間的黃昏地帶”。
本書的其餘大部份都會致力於處理這些概念，不會通過任何有誤的觀念來扭曲其真實性，而是試圖確定它們所屬的神話在過去五十年間之所以被強加在第三帝國歷史上的原因。因此，第三章將介紹一個被稱為維利會的神秘組織，及其所仰賴的一種廣泛卻隱蔽的“維利”能量，據說這種能量一直被居住於地底下的超人類種族加以利用。
接著我們會在第四章遠赴西藏，考察那些關於納粹曾與某些德高望重的喇嘛接觸的奇怪概念，據信納粹試圖透過他們來與生活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強大種族結盟。第五章將專門討論納粹神秘學力量中最流傳已久的其中一個神話：那就是希特勒對命運之矛的追求，相傳那是在基督被釘十字架時曾刺穿過他的聖槍，凡是擁有他的人便能夠統治世界。
在第六章中，我們將會詳細調查黨衛軍的起源及其儀式，並嘗試確定其中到底含有多少真實的黑魔法成分。第七章將帶著我們進一步涉足絕對的他處，在那裡我們會見識到納粹宇宙學的怪異學說，包括地球空洞說（這是一種或多或少也在某些UFO圈子中受到歡迎的理論——這些圈子幾乎可以說是邊緣中的邊緣）。
即便這在討論納粹神秘主義這個主題的書叢中應該會顯得相當不合時宜，但我仍決定在第八章中探究納粹在戰爭末期竭力研究的激進又高度先進的飛機設計，這些設計最終被連同曾試圖將它們付諸實行的許科學家和工程師一起在1945年被盟軍捕獲。
我加入這個主題是因為它提供了在據稱的第三帝國神秘學哲學與儘管險惡，但在今日愈發流行的納粹倖存理論間的一道聯繫。有些研究者和評論員皆認為，現在的UFO（不明飛行物）目擊事件很可能其實都是美國或俄羅斯根據所捕獲的納粹秘密武器設計所研發出的成品。
無論是盟軍還是德軍的空勤人員都曾在歐洲各地遭遇過非同尋常的空中現象，他們見到尺寸不大（差不多直徑三至四英尺）的發光球體似乎在緊跟著他們的戰鬥機和轟炸機，而且還會對飛機的電力系統產生干擾。
這些發光球體通常被稱為“火焰戰鬥機”。有不少人（包括某些新納粹團體）都曾鄭重其辭的宣稱，這些UFO其實都是納粹以維利能源驅動的產物，而且納粹至今仍在北端與南端的極地地帶苟且偷生，尤其是南極的毛德皇后地（這是挪威探險家的命名）更在1939年被納粹宣布歸屬德國，並被改名為新施瓦本。
在第九章中，我們會繼續探討納粹在許多秘密地點倖存下來的想法，根據這些說法，第三帝國（或更確切的說是第四帝國）依然存在，而且仍舊企圖統治世界。
最後，我們會在結論中嘗試總結所有我們涵蓋到的材料。
到了本書結尾，我希望我能夠明確的勾勒出納粹神秘主義信仰的歷史，並將之與納粹對於超自然力量的追求相結合，來為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的動機作出解釋，這個精心鋪設的神話體系對我們就官方保密的態度，還有在戰後世界的政治與經濟權力濫用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我們所要探討的信仰結構其實有兩方面：我們一方面可以從中了解納粹的有害秘儀主義與所造就出的殘酷；另一方面則涉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納粹神秘主義信仰為起點所發展至今的現代神話。
讀者將會發現，自己正在步入一趟朝著一個不受歡迎且令人不安的領域前行的旅程；我們必須勇於探索那些被大多數學者不屑一顧的概念，我們也會見證那些絕大部分理性人士都會覺得難以接受的聲明與信念——如果那些暴行其實不是以他們的名字所犯下的，這著實是大大貶低了我們這個物種。
同時我們還會目睹，屬於納粹神秘主義與偽科學的那些恐怖且非理性的概念是如何殘存至今，並為未來蒙上一層令人望而生畏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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