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UFO現象是一場騙局，它故意將那些所謂的‘駕駛員’塑造成來自外太空的使者，而且我懷疑地球上的某些團體似乎正在利用這場騙局。我之所以決定寫下這本書，就是因為我相信外星人入侵這個概念，無論其真實與否，所引發的變革是一個值得嚴肅關注的問題。”
——雅克・瓦萊博士（註1）
“如果二戰期間的欺騙行動，在與德國的敵對關係結束後卻依然被延續下來又會怎樣呢？”
——雅克・瓦萊博士（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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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飛碟到底是來自地球還是外星球，它們都提供了一個進行世界觀戰爭與社會工程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UFO本身既是一種煉金術技術，也是一種煉金術實踐，因為煉金術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改造人類及其意識，而UFO毫無疑問已實現了這一點。
沒有人比法國知名科學家兼UFO研究者雅克・瓦萊博士更明白這個道理。在本章中，我們將透過回顧他的著作來探究心理戰行動所可能使用的技巧，進而嘗試勾勒出這個分離文明的意識形態。的確，瓦萊在他的《欺騙的使者》（Messengers of Deception）中的一開頭就暗示了天外來客這個概念所代表的巨大社會工程潛力：
“來自外太空的訪客顯然是一個最方便的插曲。他們將賦予太空探索——連同其相關的所有工業技術——全新的意義。他們將拯救如今深陷精神困境的西方文明。他們將幫助我們放下政治分歧、一步一步走向統一這個龐大的經濟市場：地球。考慮到這些含義後，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天外來客這個概念並不只是科學上的玄想，而更是一個社會與政治問題。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軍方才一直想方設法地迴避這個話題。當然科學界也是如此。”（註3）
但我們已經指出，雖然兩位著名的納粹科學家——奧伯特和馮・布朗——在戰後發表了一些關於“外星人”的曖昧言論，但某些先進的“飛碟”技術卻其實早在納粹德國時期就已經存在了。此外，奧伯特博士還是當年參與納粹鐘計劃的其中一員。
簡單來說，至少在納粹的這個例子中，這兩名科學家明顯都在說謊，而且他們這麼做似乎別有用心，那就是為了讓外星人存在的觀念變得深入如心——進而暗示存在一種外星威脅——同時通過操縱大眾的認知來掩蓋先進科技的存在。所以這是一場典型的世界觀戰爭中的特殊作戰。
另外，正如我們將在本書的下一節所探討的，納粹分子在戰後與英美企業精英之間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而當年正是這群精英幫助納粹奪取了權力。我們在上一章已經看到，為了生存與在日後捲土重來，如何重建這些關係就成為了戰後納粹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本書的大部分讀者應該都知道，英美企業和銀行精英一直以來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一個全球性的企業法西斯國家，因此這些精英有強烈的動機去促使或默許這樣一場世界觀戰爭的發生。此外，如同我們在上一章說過的，精英們已經透過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美國資助了不少心理戰方面的研究，這意味著他們能夠輕易地掌握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
瓦萊在思考類似的問題時得出了一個相當令人吃驚的結論，即從社會工程的角度而言：
“飛碟是不是真實存在這個問題其實已經不重要了。當然，作為科學家，我個人仍然對此十分感興趣。我曾多次聲明，且直到今天依然堅信UFO是真實的，它們是某種科技產物。我之所以說飛碟真不真實已不再重要，是因為它們已實實在在地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影響。
你可以找到一些學者，他們會向你‘證明’耶穌基督的超自然能力是虛構的。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學者，他們會向你‘證明’這些能力是真實的。問題是這重要嗎？當然不！這個問題只有對那些賭上了自己的學術信譽的專家來說才重要。對於耶穌的信仰，以及基於他的生平事蹟所衍生出來的影響，毫無疑問是真實存在的。無論從社會還是歷史的角度，這些影響都產生了十分明顯的結果。我認為，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飛碟，因為有足夠多的人們相信它們的存在、相信與它們進行接觸是有可能的，甚至相信它們已經秘密與少數人進行了接觸。”（註4）
值得注意的是，從社會工程的煉金術架構的角度來看，UFO與宗教之間其實存在著相似之處，而這種相似性我們之前已經在亞當斯基和其他早期接觸者身上看見了。的確，從後來所謂的納粹漢內布型“場推進飛碟”與亞當斯基的飛碟看起來如此雷同，以及亞當斯基傳達的“外星人訊息”與納粹的教義之間的明顯相似性，無不表明亞當斯基的接觸經歷非常有可能是一場大型的心理戰，尤其要考慮到他最初接觸的對象是美國軍方，這更是大大提升了這種可能性。
簡而言之，從社會工程的角度而言，UFO可以說是發生在“公眾與媒體精英”身上的“大規模皈依”（註5），因為“這種現象正在被作為一種載體，來傳播精心設計好的意象，從而慢慢地改變人類的信仰體系。”（註6）說得更直白點，對心理戰專家來說，UFO就像是一種煉金術技術，而人類就是等待被嬗變的賢者之石。
A. UFO和新興宗教的社會工程
我們曾在第二章指出，亞當斯基所傳達的號稱是來自外星人的“訊息”其實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對天啟的盼望、被欽點負責傳遞訊息的“教權者”，以及某種隱含的科技威脅，即人類如果還不改過自新、不肯接受外星人的“忠告”，那麼末日審判就會在不遠的將來降臨。
但瓦萊博士認為，這種與宗教的相似性遠不止它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簡單，正因為UFO現象與宗教神話之間存在著極為明確的相似之處，這再次表明它是一個正在被刻意操縱的現象，其目的就是為了改變人類的心靈，包括個人和社會層面；這種操縱背後的原理就類似於條件反射：
“最容易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現象似乎就像是一種條件反射機制。條件反射的邏輯就是利用荒謬和混亂來達到目的，同時隱藏其自身的機制。類似的結構同樣存在於UFO故事中。
隨著我開始思考UFO代表了一種控制系統的這種可能性，並意識到它們與人類意識之間的關聯，現在我終於第一次對‘飛碟’現象有了全面的理解。我仍然確信這背後有某種真正的技術在起作用，引發了目擊者所看見的那些效果。但我並不打算立刻斷定它一定是‘宇宙人’的技術。”（註7）
現在值得先停下來仔細思考這段話的含義。
有意思的是，瓦萊在這裡也提到了對極化技巧的運用，即故意製造兩種互相對立的脈絡以混淆真相，從而影響公眾的認知與判斷。我們有必要從這個角度來重新審視那些外星人與人類接觸的故事。正如我們從亞當斯基及其他早期接觸者的例子中看見的，這些“外星人”看起來幾乎就像是人類，至於那些接觸經歷——儘管它們的“訊息”也許不盡然是正面的——基本上也相當溫和。但是到了20世紀70−80年代，“灰人”與蜥蜴人卻逐漸取代了舊有的外星人形象，據說他們會綁架不幸的人類受害者，然後進行各種侵入性的實驗，這些實驗對人類來說是毫無疑問的肉體折磨，甚至是心理折磨。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其實都存在著一個微妙的“迷因”，即人類是弱小無助、科技落後的，只能服從精英的領導。在後來的外星人綁架故事中，甚至還時常出現一種觀念認為既然人類的理智完全無法理解“外星人”的行為，所以他們必然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比我們更優越，就像我們比動物更優越一樣。無論如何，這些迷因始終是一致的。但無論是哪一種接觸敘事，都必須記住極化本身就是一種非常人類的心理操縱技巧。
瓦萊以他一貫直率的口吻，闡述了UFO接觸事件隨著時間所積累起來的影響：
“如果將這些經歷造成的社會、政治和宗教影響從事件發生後的幾天或幾個星期，延長到一代人的時間跨度來思考的話，就會發現它們的影響其實極其深遠。這種影響究竟是不是有人故意通過某種社會的規訓機制造成的？難道信奉者與懷疑者都是被玩弄的棋子嗎？是否有人正在利用這些UFO目擊者來傳播某些革命性的新思想，從而誤導公眾使其得出錯誤的結論？”（註8）
緊接著，瓦萊就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認為UFO的背後存在一套大規模控制機制。它試圖通過轉移人們對某些人類問題的注意力，同時釋放其它問題所引發的緊繃情緒，來實現特定的社會與政治目標。那些接觸者只是這套機制中的一個環節。他們正在協助創造一種新的信仰：對與外星文明進行接觸的期盼。反過來說，這種期盼又讓數百萬人所苦等已久的那個古老夢想變得不再遙不可及：來自天上的救贖，臣服於宇宙中某些充滿智慧的先行者的強大力量。
隨著越來越多UFO電影受到歡迎，許多本來抱持懷疑態度的人現在也跟著加入了這場來自外太空的狂熱浪潮。我只能祝他們一路順風。然而，如果你願意靜下心來與我一起分析現代UFO神話，就會發現人類其實一直在受到某種神秘力量的操縱，它以一種十分荒謬的方式玩弄著人們，迫使他們參與這場令人困惑的欺騙遊戲。這股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會變得極其重要，如果社會條件的變化使得有必要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向遙遠的星辰，同時讓過時的人類制度被淘汰並以新的方式重建。歸根結底，有沒有可能這些操縱者其實只是一群掌握了高度先進的力量的人類？
讓我先總結一下我目前的看法。UFO是真實存在的。它們是被用來影響人類意識的物理裝置。它們也許並非來自外太空。它們的目的可能是要透過一套信仰體系來推動這顆星球上的社會變革，這套系統正在系統性地操縱目擊者和接觸者；同時還有各種教派與團體正在利用它來控制‘太空訊息’傳遞的渠道，而這些訊息正在對大眾產生影響。”（註9）
我完全同意上述的結論，在我過往的所有探討納粹秘密武器的著作中，我一直致力於證明以納粹鐘計劃作為代表的那些非凡技術實際上是完全土生土長的地球科技，並試圖通過“逆向工程”來盡力還原其可能的物理學原理，而且我還證明了這些技術在戰後被延續了下來，甚至得以在不被盟軍發現的情況下繼續研究。簡而言之，要解釋納粹的科技成就，我們其實並不一定需要依靠外星人假說。
如同我在上一章指出的，如果奧托・斯科爾茲內的證詞可信的話，那麼納粹極有可能在戰爭結束前就構思並策劃了一場規模龐大的心理戰，它在戰術上是一場特殊作戰，在戰略上則是一場旨在讓納粹主義東山再起的世界觀戰爭。我同時也提到，鑒於奧伯特博士參與了納粹鐘計劃，他聲稱UFO起源於外星人的這一說法實際上應該受到質疑。
此外，這些心理戰行動還是在一個更巨大的背景下被策劃的，其目的是要恢復納粹主義與英美企業及銀行精英之間在戰前的關係，我們已經看到，這群精英曾資助過大量的戰時心理戰研究。瓦萊的觀察不僅印證了這一切存在著一個十分陰險的層面，更有力地表明了有某種信仰體系正在這之中發揮作用，而我們都知道這種信仰最早是由亞當斯基提出的，稍後我們會再回來談論他。
瓦萊認為，如果再不阻止這種社會工程，其最終將對全世界造成無可挽回的影響：“若繼續放任各種關於UFO的玄想肆意蔓延，有心人士就可以輕易地操弄大眾。這意味著任何抱持這種企圖的組織，都能夠巧妙地利用飛碟神話來動搖我們的社會...”
但究竟是什麼構成了這種神話、這種宗教？它的核心信仰或教義又是什麼？
1. 神話的相似性
在第二章中，我提到了亞當斯基式的接觸者神話與西方宗教本身的相似之處。瓦萊更是直接整理了一份極具參考價值的概要，闡明了這些接觸者的基本信仰：
“以下是我根據各種訪談整理出的一份關於這些接觸者的概覽：
知識上的放棄——他們普遍認為人類已經完全無力自救，只有外星人的介入才能‘拯救’我們。這種哲學的危險之處在於，它會讓信徒變得只想依靠外力，而輕視個人的責任：既然來自外太空的天神即將下凡，我們又何必著急呢？
種族主義哲學——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想法，即認為地球上的某些人是外星人的後裔，因此他們算是某種意義上的‘優等種族’。任何還沒有忘記二戰時的種族滅絕教訓的人應該都知道這種思想有多不可取，那些暴行正是基於認為某些種族比其他種族‘更純淨’或更優秀的思想而發生的（順道一提，亞當斯基的金星人、博爾達在卡尼古〔Canigou〕看見的外星人，以及其他接觸者描述的外星人，幾乎都是身材高挑、一頭金髮的雅利安面孔）。
技術無用論——這種觀點認為地球文明的誕生並非人類自身的智慧與努力的成果，而是因為我們受到了高等生命的幫助。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早已對“古代工程師”（借用L・斯普拉格・德・坎普〔L. Sprague de Camp〕的話）在各大洲的不同文明中所發明的卓越技術進行了仔細地研究。古早文明的成就其實根本就不需要被用超自然力量來解釋。這些接觸者的觀點恰恰反映出了他們對人類天賦的悲哀輕視。
社會烏托邦——各種不切實際的經濟理論，包括認為‘世界經濟’可以在一夜間建成，以及應該廢除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某種烏托邦式的制度，且它們經常帶有獨裁色彩。”（註11）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獨裁統治、種族和技術優越論、人類起源於外星高等生命還是社會烏托邦，這些迷因或思想其實都非常契合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如同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的，契合某些美國企業和銀行精英圈子的思想，尤其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
然後，這裡還可以再繼續補充我們之前在亞當斯基的例子中發現的迷因：
- 某種全面的啟示或“大揭露”的迷因；
- “皈依”的迷因，即某些人會聲稱他們經歷了類似聖保羅的“大馬士革異象”，只不過他們接收到的是外星人的訊息，然後他們就會自詡為啟蒙與真理的代言人，並宣稱自己的言論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不受充滿懷疑論且缺乏信仰的“外部世界”的批判。
最後這一點應該無需多談，因為這正是“三大雅威教”或者說三大一神教的拿手伎倆，它們都聲稱自己獲得了特殊啟示，並通過“對武力與恐怖的巧妙運用”——換言之，就是心理戰——從而成功地征服了其周邊文化中原有的長青哲學（philosophia perrenis）。簡而言之，三大雅威教創造了與後來的外星接觸者宗教完全相同的結果：
- 在“真理”與“謬誤”或“信徒”與“非信徒”之間劃出了一條人為的界限，或者以這些接觸者的例子來說，是信奉者與懷疑者之間的界限；
- 前者會賦予自己絕對的正確性；因此，
- 敵我雙方之間的衝突將永無止盡；（註12）因此，
- 烏托邦式或彌賽亞式的承諾將在未來某個時候實現（註13）。
瓦萊十分敏銳地意識到，傳統意義上的宗教與外星接觸者主義（contactee-ism）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他認為摩門教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非常像是一種接觸現象（註14）。總而言之，僅僅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理解UFO現象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種現象實際上涉及了更廣泛地社會層面的、煉金術式的轉變（註15）。
也許我只有在一件事上與瓦萊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認為人類與外星生命存在聯繫的古老信仰未必就一定等於我們的祖先是一群非人類生物，因為正如我在之前的著作中所闡述的，這些外星人與我們可能是人屬上的“基因近親”，我們或許與他們有生物學上的親緣性（註16）。
無論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昨日的“接觸者文化”在今天幾乎已成為了主流的常識，近期發表的一篇由NASA資助的論文《與外星人接觸對人類究竟是有益還是有害？》（Would Contact with Extraterrestrials Benefit or Harm Humanity?，註17）就是一個例子。這類論文，以及一些知名軍事或政治領導人的發言其實都應該被放在心理戰的背景下來進行解讀，被植入在那些行動中的迷因往往會因此被普及化，同時它們還會助長“政府知道的比它透露的更多”的觀念，從而造成更多混亂與懷疑。
接觸−綁架者信仰的迷因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其幾乎與“中世紀的精靈、西爾芙（sylphs）和魯丁（lutins）”神話沒有任何區別（註18）。事實上，正如瓦萊觀察到，不僅僅許多綁架故事都具有一致的細節，而且這種一致性甚至已經橫跨了數個世紀，例如在著名的貝蒂・希爾（Betty Hill）案中，“外星人”在對她進行身體檢查的時候將一根長長的針插入了她的腹部，瓦萊指出了這一細節也曾出現在15世紀時法國的《牧羊人年鑑》（Kalendrier des Bergiers），其中就描繪了惡魔“用長針刺入受害者的腹部”（註19）。這種“信仰連續體”涵蓋了古往今來“從原始魔法、神秘經驗、精靈信仰、宗教到現代飛碟”的整個時期（註20），甚至連人類與外星人結合產下嵌合體後代這種古老的信仰都換個方式重新出現了（註21）。這些主題的持續存在，尤其是在與納粹主義有關的語境中，再次強烈表明了它們如今在以UFO為代表的先進科技背景下反覆不斷出現，很可能就是斯科爾茲內所構想的“敵後”特殊作戰的一部分。
2. UFO的三個主要影響
因此，根據瓦萊的說法，UFO現象包含了三個主要構成部分，而我們之前已經指出，它們每一個都符合一場世界觀戰爭中的特殊作戰的要素：
“第一個構成是物理層面。UFO往往只需要很小的尺寸（大約十公尺）就能夠儲存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經常表現為強烈的彩色脈衝現象、其它形式的電磁輻射和微波，它們都會讓現實者產生一種彷彿現實被扭曲了的感覺。
第二個構成是心理層面。是否有人真正目睹過引發這種現象的實際技術，這一點仍有待商榷。大多數時候人們所看見與講述的都只是一種表象；也就是說，只是人類目擊者對UFO的主觀印象。各種UFO報告已經證明，目擊者在事發當下經常會受到某種身心影響：感知扭曲、潛意識偏見與思維阻斷。亦有不少目擊者會出現彷彿是被催眠暗示後的反應。接觸這種現象甚至會引發異象、幻覺、生理影響以及長期的性格改變。
第三個構成是社會層面。相信UFO是真實存在的信念正在世界各地的各個社會階層中迅速蔓延。”（註22）
我相信黨衛軍，斯科爾茲內也是其中一員——憑藉其對精神控制技術的研究、對“優等種族”意識形態的執著、對中世紀時的那些記載了綁架與侵入性手術的神秘手稿的調查，再加上部分軍官本身對外星人的信仰（註23）——完全有能力意識到其所掌握的先進科技具有多麼巨大的潛力，因為它可以將這三個要素完全地結合在心理戰中。
但是，是否還有什麼更有力的論點能夠將心理戰、UFO接觸者和納粹主義連結起來嗎？答案是確實有，而且提出這個論點的人還是瓦萊博士。
3. 納粹聯繫：亞當斯基的接觸訊息的法西斯含義
瓦萊首先提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問題，假如真的像他所懷疑的，有一個身居幕後的勢力正在利用UFO現象來影響社會，他將其稱之為“操縱者”，那麼他們的目的會不會是要進行某種大規模欺騙？
“這是我為這個可能在幕後策劃了這些UFO接觸事件並操縱其影響的假想群體所取的名字。現在，問題的重點就在於他們的角色、身份和目的。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來自銀河系盡頭的外星人？來自‘彼岸’的靈異實體？受某種非人類意識控制的自動機器？全息夢魘？但或許答案其實就在最近的地方：他們有沒有可能其實就是人類？他們會不會是一群詭計多端的謊言大師，如今正在策劃一場虛構的外星入侵？”（註24）
瓦萊曾跟他在美國軍方內的一名線人−墨菲少校聊過，而後者卻幾乎一字不差地複述了納粹飛碟神話的所有內容！
“‘在1943年的時候，’我們坐在他的書房裡，他說：‘我們就已經掌握了證據可以證明有幾個國家正在暗地研究圓形飛行器，以作為秘密武器。德國人也在進行可控放電和“可控閃電”的研究，並試圖將這兩種技術結合起來。’”（註25）
（我在解釋納粹鐘的物理學原理時曾提到，該裝置會製造出強烈的高壓脈衝——其本質上就是可控閃電，註26）
“‘當初我們在攻入德國的時候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裝備，但大部分的好東西都被俄羅斯人搶走了。然後，瑞典從1946年開始出現了現代的UFO目擊事件。’
‘但這跟UFO、火箭或秘密武器有什麼關係？’我語氣生硬地問說。
他很耐心地聽完了我的困惑。‘從表面上看，如果你只注意一些孤立的案例，例如科學家們所爭論不休的UFO事件，嗯，我同意這說明不了什麼。但假設有人曾在戰爭結束時獲得了一種裝置，它未必一定是能投入實用的武器。或許它的飛行性能有所欠缺，無法攜帶槍炮或炸彈，但卻具有其它方面的能耐。例如，它在天上飛過去時會釋放出輻射，從而引發麻痺或幻覺，讓目擊者看見被他們的想像力加工出來的幻象。是否有人曾在1946年的瑞典和1947年的美國測試過類似的裝置，並發現它雖然不是合格的飛行器，卻非常適合作為宣傳工具？是否有什麼組織已經了解了UFO現象的本質，並正在透過模仿它來混淆視聽？還是說，這整個現象其實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註27）
需要注意的是，納粹鐘在20世紀40年代中後旬的時候仍處於原型設計階段，其仍不足以為作為成熟的飛行器或武器。
接著，這場談話終於進入了正題，而它正是關於納粹，正如“墨菲少校”繼續說道：
“‘你必須正視所有可能性，考慮所有的後果。也許有人已經解決了（UFO）問題。也許存在一種巧妙地跨維度旅行方法，而且它已經在被使用了。我不是物理學家，你應該問問你的理論物理學家朋友們的看法。我只能告訴你，無聲的碟形飛行器是完全有可能被製造出來的。它們只要搭配適當的裝置，就能產生驚人的效果，乃至成為人們口中的飛碟。我真希望我現在還能找到那堆德國實驗文件。’
我心想，這不也只是一種揣測。只是一個假設而已。只想靠這些東西來解釋整個UFO之謎是遠遠不夠的。‘少校，我實在很難相信某個納粹組織居然能掌握這樣的科技，甚至還秘密倖存了下來。’”（註28）
但瓦萊自己隨後卻提出了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可能性，那就是或許有一個秘密的國際組織正在暗中進行這些活動：
“這個組織擁有外人無法窺視的通訊管道、隱秘的物資和資金來源以及招募方式。對於‘是否真的可能有這樣的國際組織正在偽造、利用或操控UFO活動’這個問題，答案顯然是肯定的。認為這種秘密無法被長期隱瞞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註29）
請仔細思考這個結論，因為正如我在之前的著作中反覆論證與在此提供的證據所證明的，納粹不僅作為一個完整的境外政權在戰後倖存下來（註30），而且它還擁有足夠的資金和組織架構能繼續在戰後研究先進科技（註31），而且假如斯科爾茲內的說法可信，那麼他們甚至還策劃了一場結合這些科技的心理戰行動。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亞當斯基的法西斯與納粹聯繫才值得關注，因為它們大大增加了這一切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心理戰的可能性：
“據我的一些線人透露，接觸者喬治・亞當斯基早在戰前的時候就與美國法西斯領袖威廉・杜德利・佩利有所交集，後者曾在戰爭期間被拘留。另一位同樣重要的接觸者，喬治・亨特・威廉姆森（本名邁克爾・德・奧布雷諾維奇）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曾追隨過佩利創立的‘靈魂飛船’（Soulcraft）組織。事實上，威廉姆森和亞當斯基兩人很可能就是通過佩利而互相認識的。威廉姆森還認識其他在飛碟熱潮期間出現的接觸者，像是約翰・麥考伊和史丹佛兄弟−雷與雷克斯。
這些對美國UFO神話的形成有重大影響的人們之間往往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威廉・佩利逝世於1965年，他本人是銀衫軍的領袖，這是一個成立於1932年的美國納粹組織。該組織的成員與居伊・巴拉德（Guy Ballard）發起的‘永有’（I Am）運動的教徒有著高度的重疊。1936年，佩利拒絕與其它法西斯團體一起支持萊姆克議員，而是選擇以‘基督教黨’候選人的身份在印第安納州獨立參選。由於他越來越直言反對羅斯福，這最終導致他在1942年被以煽動叛亂罪判處了八年監禁。戰爭結束後，他創立了一個名為靈魂飛船的神秘組織，同時還創辦了一份叫《無畏》的種族主義雜誌。1950年，他出版了《星際訪客》（Star Guests）一書，這是一部採用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的方式完成的作品，這一點不禁令人聯想起所謂的賽斯訊息。”（註32）
這種與法西斯主義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在這麼多的綁架−接觸者圈子中都會如此流行“優等種族”的觀念（註33），即他們這些人是被選中的存在，然後他們還經常提到“亞特蘭提斯和古代太空人”（註34）以及“世界和平”、“太空探索”和“單一世界經濟”等極具象徵性的理念（註35）。
不過，就像我在上一章所說的，美國同樣也參與了這場全球範圍的心理戰，而瓦萊對此非常明白：
“我推測，美國政府內部有人正在利用墜毀飛碟的故事來掩蓋其它事情。五角大樓無疑掌握著全世界最豐富的UFO照片、錄影、電磁紀錄和雷達報告。但數據並不等於資訊。空軍的公關部門曾在某個時期被委派去故意散播各種有關於UFO的混亂且不實的資訊。它利用那些軍官和公關機構...到處散播謠言，刻意接近UFO愛好者團體，釋放各種虛假的資訊...他們利用自己在好萊塢和出版界的資源散佈了美國已經回收墜毀飛碟的謠言。我的那些研究UFO的朋友們是時候該醒醒了，他們總是樂此不疲地在傳播有關於MJ-12和外星人的故事，殊不知它們其實都源自於五角大樓，這清楚地表明這些故事很可能從一開始就是被精心炮製的。”（註36）
但瓦萊認為，美國方面的參與可能還不止如此：
“又或者，美國情報界內部可能隱藏著由一群極端的政治和宗教信仰者所組成的秘密團體，他們正在利用機密管道來散播虛假訊息，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假設並非天方夜譚。在過去二十年裡，聯邦執法人員已經揪出並起訴了多個疑似與邪教，例如文鮮明牧師的教派、山達基教以及神秘的拉魯什（LaRouche）追隨者有關的滲透團體。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認識到那些號稱要揭露被掩蓋的真相的人，其實很可能正是被利用來掩蓋真相的工具，所以我們要尋找真相就必須另闢蹊徑。”（註37）
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方向必然是當時OSS的蘇黎世分局局長、後來的CIA局長艾倫・杜勒斯與納粹德國的東線軍事情報局局長萊茵哈德・蓋倫達成“交易”後，CIA便成為了這些抱有極端意識形態的人們最好的藏身之處。
在瓦萊看來，這些心理與社會工程行動正在引發非常危險的後果，因為“它們暗示著我們的文明很可能正在走向一場非常嚴重的危機，非理性的力量正在撕毀舊有的結構，並用盲目的、非人道的信仰取而代之。”（註38）的確，瓦萊還指出，“發現外星生命”甚至是人為假造出這些發現：
“...顯然將有助於終結各國的衝突，並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實現原本可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改變。如果這就是UFO現象最終要實現的目的，那麼我們很可能正在見證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變革。”（註39）
這恰恰就是心理戰的目標，亦即不費一兵一卒戰勝敵人。
4. 作為一種煉金術式精神控制技術的UFO
在結束這一章之前，我們還有最後一件事需要說明，這一點對細心的讀者而言可能已經非常顯而易見：既然我們懷疑這些心理戰行動正在試圖利用UFO來進行社會工程，那麼它要成功就必然得取決於其是否能“巧妙地利用人類的原型（archetypes）觀念來推動一場全球性的行為轉變”（註40）。不用說，原型這個概念正是榮格分析學派的理論基石，而卡爾・榮格本人就是納粹支持者。這就是為什麼瓦萊認為，UFO實際上反映出了一種煉金術式的精神控制技術，它不但能夠直接在物理層面產生作用，而且還在持續不斷地影響人類的意識（註41）。縱觀迄今為止的證據與數據，所有要素皆已齊全——從對原型的心理學研究、外星人−人類血統的神秘學說到對某種先進科技的運用——這一切無不允許了戰後分離文明的美國與納粹派系能夠分別展開各自的心理戰行動，以推廣其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和世界秩序。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將探討允許這個分離文明誕生的其它前提是否真的成立，但在那之前，我們需要先來總結前兩個部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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