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你在1960年發現了一個雷達訊號。這個訊號看起來像是來自一顆正在繞行地球的人造衛星...但這顆衛星既不是史普尼克號也不是探索者號，事實是沒有人（或任何國家）知道它是哪裡來的。不僅如此，這顆名為‘黑騎士’的衛星——居然就遊蕩在繞極軌道上！不管是美國或蘇聯都還沒有能力發射繞極軌道衛星。黑騎士的體積更比目前已知任何一顆繞行地球的人造衛星都還要大得多。”
——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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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大約是1944年聖誕節前後，第三帝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妻子瑪格妲（Magda）曾私下向她的弟媳透露，她的丈夫在不久前受邀去見證了一種“非同凡響”的武器，據說其足以徹底扭轉乾坤（註2）。當然，對於傳統或常規的解釋來說，這裡最大的問題在於當時德國的V-1與V-2火箭已經對倫敦及其它西歐城市造成了毀滅性地打擊，德國的噴射機也已升空迎敵，還有各種防空飛彈正在痛擊來犯的盟軍轟炸機。換句話說，無論宣傳部長本人看到了什麼，它都肯定不是上述的任何一項武器。然而，正如伊戈爾・維特科夫斯基所指出，這項武器“必然確實已經以成品的形式出現在了那年年末”，而且它甚至僅憑外觀就讓人留下了“非同凡響”的印象——這說明它肯定與當時已知的任何武器都不一樣（註3）。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希特勒最信任的突擊隊員、黨衛軍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顯然也見過類似的東西，他還提出應該要大膽地將其投入實戰。縱觀第三帝國的所有奇特且精妙的武器，似乎沒有什麼比吸氣式飛碟和具有無限潛力的納粹鐘計劃要更加非同凡響。
A. 世界觀戰爭：納粹鐘與先進科技和心理戰結合的開端
將像是UFO這樣的先進科技與心理戰結合起來的想法，同樣也是源自於二次大戰，而始作俑者依然是納粹。我最早是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提出了這個觀點（註4），但它對我們此處的討論至為重要，因此我將在這裡更詳細地論述我的看法。毫不令人意外地，將先進科技用於進行“特種行動”或“特殊作戰”的想法，最早也是由波蘭研究人員伊戈爾・維特科夫斯基提出的，他在其關於納粹秘密武器計畫的傑出著作《奇蹟武器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Wunderwaffe）中寫道：
“後來，我從在華盛頓附近的大學公園市（College Park）的美國國家檔案館中借閱的文件裡發現了一份報告，其中包含了對奧托・斯科爾茲內麾下的一名突擊隊員的審訊紀錄，這個人是斯科爾茲內的副官、黨衛軍突擊隊大隊領袖卡爾・拉德爾（Karl Radl），他同時也是帝國安全總局（RSHA）第六安全局第二處處長。拉德爾聲稱——真令人不敢置信——斯科爾茲內自從1944年初之後就完全喪失了指揮敵後破壞作戰的熱情，這都是因為他接觸到了‘奇蹟武器’，自那之後他便成為了一種名為‘特殊作戰’（Sonderkampf）的理念的‘俘虜’，他相信這是贏得戰爭的唯一方法。”（註5）
但斯科爾茲內所心心念念的、將由他麾下的黨衛軍突擊隊“黑騎士們”來負責執行的“Sonderkampf”，或者說特殊作戰到底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特殊作戰指的是一些具有突擊隊風格的行動，例如敵後破壞作戰，但在納粹的語境下它也可以表示反游擊作戰。但很顯然，結合維特科夫斯基的觀察，這些都是斯科爾茲內已經指揮過的行動，所以他肯定另有所指。
答案或許就在於納粹對Weltanschauungskrieg，即“世界觀戰爭”的理解，這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心理戰”，只不過這個德語術語包含了更豐富的含義。但是，世界觀戰爭與通俗的心理戰究竟有何不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先深入研究它在美國的參照對象——心理戰——如同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看到，種種跡象顯示納粹與美國的企業和基金會其實存在某種聯繫，且其甚至早在戰前就已經形成了。換句話說，我們要在本章與下一章所進行的“逆向工程”對象不是某種先進科技，而是一場與科技緊密相關的、精心策劃的心理戰行動。
1. 心理戰的構造
1948年初，美國陸軍發布了一份絕密的心理戰定義文件。這份文件是美軍在與其同樣擅長輿論宣傳的對手交手後的經驗總結：納粹德國。
“就美國陸軍的角度而言，心理戰是指運用除了正統軍事手段之外的一切道德與物質手段的作戰，其目的在於：
（a）摧毀敵軍的戰鬥意志和能力
（b）粉碎敵軍盟友及中立國的支持
（c）鼓舞我方與盟軍的求勝意志
心理戰可以使用任何武器來打擊敵人的意志。這些武器之所以具有心理戰層面的價值，是因為它們所產生的效果而非它們本身的性質。從這個角度來說，公開（白色）、隱蔽（黑色）和灰色輿論宣傳、顛覆行動、破壞行動、特種作戰、游擊戰、諜報戰、政治、文化、經濟和種族壓力都是有效的武器。這些武器之所以有效，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是宣傳策略或心理戰機構設計出來的產物，而是因為它們能在敵人的心中製造分裂、猜疑、恐懼和絕望。”（註6）
請仔細注意這些陳述的含義，因為很明顯美國陸軍將這些技術性的概念——“武器本身”——放在了某種特定的框架或背景下，這讓它們具有了引起目標受眾“分裂、猜疑、恐懼和絕望”的能力。
雖然文件並未具體說明這些技術是什麼，但它們無疑必須足夠先進，才能被用於進行心理戰；換言之，我們正在研究的是一種心理戰行動的概念框架，而這場心理戰行動似乎是旨在利用UFO——無論其究竟起源於地球或外星球——來迷惑和瓦解目標受眾的士氣。
對於黑色宣傳與白色宣傳的區別，傳播學研究人員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我們上面已經引用了他的觀點）曾指出，黑色宣傳“...更著重於製造麻煩、混亂...與恐怖（註7）。黑色宣傳策略的其中一種變體是故意偽造敵方文件，將其散播給目標受眾，以此來打擊競爭對手。美國官方一向否認其曾使用過任何黑色宣傳，但事實是黑色宣傳長久以來一直是美國的外交與內政政策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註8）
請仔細思考最後這段話...
熟悉“洩密文件”在UFO學中的重要性的人應該立刻就會想起兩個惡名昭彰的案例，它們都涉及了被匿名人士寄給不同收件人的UFO文件，即MJ-12檔案和“黨衛軍的漢內布和維利飛碟”檔案。
這對我們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義。前面已經指出，黨衛軍和美國陸軍都考慮結合先進科技來進行心理戰的想法，再加上我們會在更後面看到的雙方在戰前與戰後的聯繫，這就引出了一種可能性，亦即我們正在面對的實際上是同一場心理戰的兩個不同部分，其中一個主張這些科技源自於外星人，另一個則主張它們源自於納粹。另外，這兩個部分——美國人的版本與納粹的版本——既互相協調，卻也可能代表了我們這個“分離文明”內部的不同派系或不同“既得利益者”。
按照辛普森的說法，進行這種看似難以置信的龐大作戰的目的之一就是實現“帝國治理”（manage empire），同時“維持既有的社會結構體系，尤其是南北半球之間不對等的現狀。”（註9）在我們所說的“分離文明”的例子中，這一點可以被修改為維持它與“宿主”文明之間的那種剝削與寄生式的關係。
此外，為了維持這樣一個秘密的帝國，分離文明將必須像其它更傳統的文明一樣，積極採用各種心理戰手段，包括“說服技巧、輿論測量”，也就是輿論控制，“審訊、政治和軍事動員、意識形態傳播”（註10）到“社會心理學、傳播效果研究、對外國傳播系統的人類學式研究”（註11）等等。在我看來，由於分離文明有著先天的人口劣勢，再加上它必須依賴既有的基礎設施網路才能使用與部署其掌握的先進科技，因此它只能利用心理戰來作為主要的軍事行動方式，以彌補其在人口基數上的不足。
2. 操控輿論：建構科學共識
心理戰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要操控目標群體或受眾的認知，從而控制或以其它方式影響他們的決策和世界觀，且鑒於美國陸軍和黨衛軍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都明確地認為應該將先進科技與心理戰結合起來，所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認知管理”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科學界本身。正如辛普森指出，連對心理戰和傳播學的研究本身“都已變得像羅夏墨跡測試一樣，那些受體制青睞的學者被允許侃侃而談他們所認為的世界應該是什麼模樣，然後他們的世界觀就會被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至於其他人提出的不同觀點則會被排斥。”（註12）嚴格來說，這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心理戰”，而更接近納粹所說的Weltanschauungskrieg或“世界觀戰爭”，在這種情境下某些特定的觀點及簇擁它們的科學家會受到刻意的吹捧，其目的就是要建構一種“詮釋矩陣”或“認知矩陣”，從而將人們的決策與行動桎梏在特定的範圍內。
這種策略——至少在美國是這樣——最終徹底改變了科學方法和科學界，使其一分為二成為了“公開且受官方認可的‘科學’”與僅僅在黑色圈子中分享的秘密科學（關於這一點詳見後述）：
“美國在1945−1960年間所進行的心理戰行動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它展示了一個掌控權力的社會群體是如何將其自身的目標與價值觀轉化為被科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奉為圭臬的‘公認共識’。這是一個包含了兩個面向的故事，一方面是政府在試圖操控本國與外國的目標受眾的認知時所遭遇的成功與失敗，另一方面則是政府如何透過各種機制來讓受僱於協助這項工作的科學家們成為這種共識的俘虜。”（註13）
當然，辛普森正在談論的不是我們的分離文明，而是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鞏固其在西方與第三世界的盟友、對抗共產主義陣營及其意識形態擴張而發動的心理戰行動。
但我們不難想像一個分離文明會如何運用類似的手段，在所有與其秘密研究相關的科學領域中——從物理學、遺傳學到社會學——製造出虛假的科學共識，以盡可能避免它的秘密研究的基礎思考或概念外流出去，以及在終究掩蓋不了的時候，引導人們誤解這些概念。這就直接引出了...
3. 混淆視聽技巧
在美國的心理戰行動框架下，出現了各種旨在混淆視聽的技巧，它們的目的都是要直接抑制目標受眾的認知和決策能力。這些技巧中有兩個最顯著的元素分別是“透過‘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原則來讓政府否認實際上確實是由美國發起的各種‘黑色’行動”與“刻意將所有中立國家劃分為‘親美’或‘反美’。”（註14）對於分離文明而言，這兩個技巧可以說是特別重要，一方面這個文明需要盡可能隱藏其所掌握的科技，甚至掩蓋或否認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如果它的科技終究還是被發現，這時就必須要想辦法引導人們對這些技術的本質產生誤解。
關於最後一點，我曾在拙作《羅斯威爾與第三帝國》中提出了一個我稱之為“羅斯威爾辯證法”的概念，我認為美國軍方是刻意想透過這種方式來控制人們對羅斯威爾事件的認知，讓他們只能在兩種選項中擇其一：要嘛它純粹只是一場烏龍；要嘛它就是墜毀的外星飛船或氣象氣球之類的東西。換言之，羅斯威爾事件——無論它背後的真相究竟如何——其實完美地反映出了心理戰行動的特徵（註15）。這種辯證法堪稱是運用“極化”（polarization）策略的經典案例，只不過在這個例子爭它不是要通過親美或反美的概念，而是通過相信外星人或不相信外星人的概念來分化人們。
4. 美國私人基金會資助的心理戰研究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仍不足以證明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一個如多蘭先生所假設的、我們在第一章中討論過的分離文明。要想讓這個假設獲得初步的可信度，就必須先證明在心理戰行動的策劃與實施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力量、勢力和／或“工具”——用奎格利的話來說——且其或多或少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幸運的是，我們確實有證據，而且是極具說服力的證據能證明情況的確如此，因為在二戰期間不僅美國政府每年會“撥款七百至一千三百萬美元給各個大學和智庫進行與傳播相關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傳播效果研究”以及“對外國傳播系統的人類學式研究”（註16）而且包括卡內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內的一眾基金會也都在私下資助類似的研究（註17），並因此獲得了它們的成果。正如我將在本書的最後部分所探討的，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都早在二戰前就已經與納粹建立了聯繫，而這正是對孕育分離文明而言所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不過，眼下我們只需要注意到，強大的私人團體與金融利益集團，還有心理戰作為“帝國治理”手段興起之間的確存在直接而悠久的聯繫，而在由這個例子中，帝國指的是由這些利益集團所掌控的私人帝國。
5. 回到納粹因素：世界觀戰爭的惡果
需要記住的是，心理戰這個概念是在二戰期間發展起來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付納粹德國這個極權主義政權，及其將心理戰視為“世界觀戰爭”的意識形態認知：
“‘心理戰’這個詞彙出現在英語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941年，它最初是對納粹術語Weltanschauungskrieg（世界觀戰爭）的翻譯，它指的是將輿論宣傳、恐怖主義和國家意志以科學的方法加以應用，以在意識形態戰場上戰勝敵人。當時新成立的OSS局長比爾・多諾萬（William “Wild Bill” Donovan）就認為有必要仔細借鑒納粹的心理戰策略，好將其‘美國化’以為我方所用。”（註18）
當然，這就引出了一個哲學問題，即在納粹意識形態開始反噬師長這套做法的社會之前，這種本質上就屬於納粹的觀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借鑒’和‘美國化’。透過輿論宣傳、恐怖主義和國家意志來對目標受眾進行“科學操縱”，這與捍衛人民的自由與獨立的理想如何能夠共存？
答案是當然不可能。因此，西方的“納粹化”其實早在戰爭結束前就已經發生了。彼得・列文達（Peter Levenda）就對世界觀戰爭所隱含的這種“心理總體戰”帶來的影響進行了一番十分令人不寒而慄地總結：
“‘世界觀戰爭’可謂十分一語中地：這是一場發生在我們的認知與敵人的認知之間的對決。有人可能會說，戰爭的本質不就是這樣嗎？即使是最瘋狂的自殺炸彈客也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確的、符合正道的，並且還會受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們：上帝的子民的認可。‘最好的人，’有一首詩曾如此寫道：‘就是最不需要任何信念的人。’但如果最糟糕的人失去了信念，戰爭也就結束了。這就像醒來時發現床邊有一個扎滿針的巫毒娃娃...或是像馬里奧・普佐的《教父》裡那樣看到有人在床上放著一個被割下來的馬頭。你已中了詛咒；你必死無疑。然後你的腦袋就會自己完成剩下的事。這就是心理戰，或者說‘世界觀戰爭’的價值所在，而且它確實很有效...至少它的效果不下於巫毒娃娃或死馬頭。真正的高手甚至不需要開槍也能殺（或左右）人。
心理戰從未被當成現實戰爭的替代品，它只是對現有武器庫的補充。最基本的心理戰技巧唯有在敵軍士兵已經喪失了對他們的軍隊和國家能取勝的信心時才會奏效。動搖這種信心的方法有很多：羞辱、捏造末日預言、訴諸理性或情感。還有一種方法是利用恐懼。
當我們談論‘心理戰’時，我們通常指的是如何製造敵人的恐懼，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了解敵人的心理：是什麼驅使他們去愛、恨、戰鬥、逃跑。我們必須了解敵人在面臨壓力時的反應：他們是會頑強抵抗，還是繳械投降？還是他們會開始不斷犯錯，最終讓我們能夠贏得這場戰爭？心理戰最承受不起的錯誤就是對敵方思維的誤判。心理戰軍官必須要像演奏小提琴一樣操控敵人的思想。這需要對人類心理學有極為深刻的認識，而心理學本身就是一門充滿奧秘的學問。由於這是一場認知之戰，一場‘世界觀’之戰，心理戰軍官必須精通藝術、音樂、文學、戲劇及其它文化載體，以及各種世界觀是如何通過它們被呈現，甚至是改變與修正。在皮奧里亞奏效的，卻未必——且幾乎可以肯定是不可能——在金邊奏效...
沒有人能夠忍住在自己的人民身上試驗這些原則的誘惑。畢竟，我們最熟悉的就是我們自已的思考方式。還有什麼比我們的人民更適合被用來檢驗這些心理戰理論呢？還有什麼比巧妙地利用輿論宣傳，利用地球上最覺醒、最亢奮、最受心理塑造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的強大媒體力量，更能有效地控制我們的人民呢？”（註19）
因此，世界觀戰爭因此可以被視為一種心理戰形式的“全方位優勢”（full spectrum dominance），其目的是要透過大眾傳播、宣傳宣傳以及最重要的是恐怖主義等手段，來徹底掌控目標受眾對現實的詮釋與決策。事實上，這種心理化的“全方位優勢”理念正是源自於納粹主義的“全面極權主義”世界觀。
但這個分離文明在美國的派系實踐“心理戰”的方式與它在納粹的派系卻有很大的不同，造成這種區別的是兩者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在這方面，必須強調的是，納粹主義的本質其實就是一種分離文明，它最初是由各個神秘學團體和秘密社團所孕育，後來反過來掌控了一個大國，並且徹底割斷了這個國家在西方文明中的根基，使其轉向一種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體系，它的組成部分包括：
- 相信自己在基因、文化與科技方面都優於其他種族；更重要的是，
- 在黨衛軍這個“國中之國”中，他們還相信雅利安人的祖先是“從天而降”的，正是這種血統賦予了他們在種族、智力和基因上的優越性；最後，
- 任何傳統的道德觀念或約束都將不再被允許——甚至必須被直接拋棄——好讓這個“優等種族”重返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合理地位”。
簡而言之，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從根本上就是與西方文明相悖的，因此，納粹德國其實可以被視為分離文明的一次“公開化”嘗試。正如我們稍後將看到，這種觀點所隱含的精英主義與美國企業精英的思想非常相似，這也為分離文明在戰後的復興奠定了基礎。
不過，現在還是先讓我們回到黨衛軍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和他的“特殊作戰”，還有它們在世界觀戰爭這一更廣闊的背景以及上述納粹意識形態的構成要素中的意義吧。讓我們重新回顧一下維特科夫斯基說了什麼：
“後來，我從在華盛頓附近的大學公園市的美國國家檔案館中借閱的文件裡發現了一份報告，其中包含了對奧托・斯科爾茲內麾下的一名突擊隊員的審訊紀錄，這個人是斯科爾茲內的副官、黨衛軍突擊隊大隊領袖卡爾・拉德爾，他同時也是帝國安全總局第六安全局第二處處長。拉德爾聲稱——真令人不敢置信——斯科爾茲內自從1944年初之後就完全喪失了指揮敵後破壞作戰的熱情，這都是因為他接觸到了‘奇蹟武器’，自那之後他便成為了一種名為‘特殊作戰’的理念的‘俘虜’，他相信這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唯一方法。”（註20）
在通常情況下，特殊作戰指的是“特種作戰”或“特種行動”，即游擊戰、破壞行動、暗殺及其它敵後行動（註21）。
但顯然，斯科爾茲內所目睹的武器既不是V-1、V-2也不是噴射機，因為它們都不可能被用於敵後“游擊戰”。換句話說，他看見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科技。
此外，正如維特科夫斯基指出，斯科爾茲內後來已經完全放棄了繼續進行敵後作戰的打算，或者換個方式來說就是，他跟其他許多納粹軍官一樣都意識到這場戰爭已無力回天，沒有必要再繼續折騰下去。既然如此，斯科爾茲內所說的特殊作戰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既然戰爭已經失敗，那麼“敵後”的意義就變得完全不同了，這意味著戰後的納粹殘黨將展開一種全新形式的游擊戰，它將真正意義上地“深入敵後”，把全世界都變成戰場，世界觀戰爭的專家們將透過他們手上的先進科技來進行這場游擊戰，通過散播恐懼、恐怖和混亂來瓦解敵人的士氣，進而控制他們的世界觀與決策過程。
但是，這種先進科技是什麼呢？
很幸運的是，我們根本不必去猜測或爭論它究竟會是某種德國吸氣式飛碟，還是縮小版的納粹鐘：
這篇報導寫道：
“各國間諜嘗試競標佛朗哥的秘密武器
間諜特工曝光了‘飛碟’與新型火箭
里奧內爾・沙普里奧（Lionel Shaprio）
日內瓦——根據一名為一個獨立的歐洲間諜組織效力的特工從西班牙偷運出的技術文件和圖紙顯示，有三名德國科學家正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的手下研究兩項極為先進的戰爭武器。
第一項武器是電磁火箭，據說它就是去年夏天北美大陸上空出現的‘飛碟’的真面目，並至少造成了一、兩起至今仍無法解釋的運輸機事故。
第二項武器是核能炮彈，它似乎具有相當驚人的破壞力。
該武器的設計圖已被私下兜售給至少三個大國。這些大國的軍事情報部門皆對這些設計圖表現出了高度重視，其中兩個國家——據筆者所知——正在竭盡全力試圖取得它們。
巨額報酬
這些計劃的曝光引發了自二戰結束以來歐洲各國特工最激烈的爭奪行動。各方的談判中涉及了巨額的資金，甚至還有死亡威脅。
一邊採取死亡威脅、一邊提出競標的那個國家正是蘇聯。
筆者是在三個星期前偶然獲得了一份列出這些武器清單的文件，才因此得知了這個故事。這份文件是在歐洲錯綜複雜的特工網路中流傳。後來，有不止一個國家的軍事情報部門已經確認了如下事實：
各個大國都相信，佛朗哥正在積極研發一些新型武器。
這些武器（尤其是電磁火箭）確實存在，就在西班牙。
根據現有的消息，這些武器被藏匿在西班牙南部海岸的馬貝拉（Marbella）附近，即直布陀羅以東。去年夏初，這些火箭才在佛朗哥的見證下進行了試射。該火箭又被稱作KM2火箭，這是取自它的發明者諾克（Knoh）與穆勒（Mueller）兩位教授——當火箭在馬拉加（Malaga）進行測試期間，佛朗哥就在他的私人遊艇上旁觀。
那名將設計圖偷運出西班牙的特工當時似乎也在現場，據他聲稱，這些火箭曾被射向北美大陸上空，並至少擊落過一、兩架運輸機。由於缺乏合理解釋，這些運輸機都被認為是因為設計有問題而墜毀。
核能炮彈的發明者是哈克曼教授（Halkmann）。據說該彈頭有二十二公分長。這名特工聲稱，佛朗哥已下令大量生產能夠發射這些新型炮彈的槍枝，而且炮彈的首次測試還表明，它們具有相當驚人的破壞力。”（註23）
這篇報導提供了一些相當具體的內容，而在假設它代表了某種心理戰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對文中的內容提出兩種解讀方式。
第一種看法是，這篇報導包含了一些事實，即德國科學家確實正在西班牙研究某種先進科技。第二種看法是，這篇報導完全是無稽之談，它從頭到尾就是一場心理戰，其目的是要讓蘇聯相信戰後的納粹科學家已經掌握了先進科技，而他們的盟國及其它中立國也可能分享了這些技術。
這兩種可能性似乎都有一定道理，這就讓我們再次回到了黨衛軍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如同我和其他人都曾指出，就跟其他許多納粹分子一樣，斯科爾茲內在戰後曾經流亡於佛朗哥的西班牙，更具體地說是它的首都馬德里（註24）。斯科爾茲內的存在大大增加了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我們正在看見的是一場由納粹精心策劃並發動的心理戰，而且它還結合了被他們帶去西班牙並在那裡繼續研發的先進科技。換句話說，種種跡象明確地顯示出，一場特殊作戰確實正在戰後的“敵後”上演。
但納粹真的有可能在戰後一邊進行心理戰、一邊著手建立“納粹國際”這個不受任何國家管轄的境外政權嗎？這正是故事開始變得有趣起來的地方！
B. 納粹的戰後心理戰計劃
毫無疑問，納粹確實計劃過要“東山再起”，而且這與他們在經濟層面上的“戰略撤離”計劃以及在戰後建立“納粹國家”這個境外“國家”的行動有著環環相扣的聯繫。心理戰或世界觀戰爭正是為了建立這個“國家”而發動的軍事作戰：
“據繳獲的文件顯示，納粹分子曾經制定過一項捲土重來的計劃。他們企圖利用他們在其它國家的朋友和法西斯同情者——尤其是在美國——來幫助他們掌權與重建德國。根據這些文件，直到1944年時納粹仍然寄希望於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獲勝，因為這會更有利於他們達成停戰協議。他們計劃的第二階段是要挑起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全面戰爭，好讓納粹能在美國無瑕顧及的情況下重新奪回德國的政權。”（註25）
納粹之所以能對他們的計劃如此有信心，或多或少與戰後的德國與納粹領袖們本身和美國社會與政府高層人士之間的複雜關係有關。
比方說，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在二戰前曾經是I.G・法本的美國律師，甚至還在柏林奧運會期間與希特勒同坐過一間包廂，戰後更成為了美國駐德國高級專員（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是負責調查甘迺迪暗殺案的華倫委員會的成員），同時他還是美國將軍德雷珀（Draper）與西德首任總理康拉德・艾德諾的妹夫，因為他們三人都娶了約翰・津瑟（John Zinsser）的女兒，而津瑟正是摩根大通的合夥人！（註26）
希特勒的前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也與希臘船王亞里斯多德・歐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建立了類似的聯繫。當然，臭名昭彰的畢德堡俱樂部既是大衛和勞倫斯・洛克菲勒、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傑作，也是納粹黨衛軍軍官、前I.G・法本高管，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幕後推動的產物，在20世紀50年代德意志銀行行長赫爾曼・阿布斯博士（Dr. Herman Josef Abs）經常出席該俱樂部的早期會議，他曾經為希特勒的政權提供過金融服務。當然，別忘了斯科爾茲內本人還娶了沙赫特的女兒為妻（註27）。正如我們將在本書的下一節看到的，這還只是這座巨大的美國−納粹冰山的一角而已。
然而，納粹所企圖倚仗的正是這些網路與人脈關係，這一點從他們概述世界觀戰爭的書面文字中就可見一斑。例如，1944年發行的《奮鬥》（Angriff），這是一份旨在向法國民眾進行納粹宣傳的法語版德國雜誌，曾發表過德國將軍馮・施蒂爾普納格爾（Von Stulpnagel）的一篇文章，它不僅承認這場戰爭的大勢已去，而且還概述了接下來要進行的長期心理戰的目標：
“在下一場戰爭中，它最快會在二十五年內爆發，我們絕不能重蹈覆徹。美國是我們最大的敵人，這次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集中全力打敗這個國家...眼下這場戰爭的失敗，無非是德國未來征服世界的凱旋之旅中的一小段歪路，德國雖然戰敗了，但我們卻必須永遠保持征服者的精神。如果將來我們能夠徹底打垮敵國的人民和物質財富，從而獲得比1939年以前還要更大的經濟與人口優勢，那麼暫時的失敗又算得了什麼呢？只要我們能實現這個目標，這場戰爭就不全然是失敗的，因為接下來有二十五年的時間可以讓我們做好準備、發動一場新的戰爭。我們的敵人會比我們先撐不住。我們必須展開一場博取同情的運動，好誘使他們為我們提供所需的物資。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守住存放在中立國的資產。這場戰爭只是我們邁向霸權的一步。我們無需擔憂和平條約的掣肘，因為我們的敵人遲早會重新陷入內鬥與分裂”（註28）
雖然馮・施蒂爾普納格爾說得很含糊，但他仍然清楚地暗示了（西）德國戰後的“謳詐”外交政策，即以避免被共產主義陣營併吞作為要脅，來換取自身的重新工業化與再武裝化。
這種“謳詐”策略的構想源自於二戰末期，當時鮑曼正在制定他的經濟“戰略撤離”計劃。一份來自海軍上將卡納里斯（Canaris）領導的國防情報局（Abwehrabteilung）、日期為1944年3月15日的機密文件就呼籲要“盡一切可能”來進行心理戰，並利用“中立國和敵對國的一切可用資源、透過政治和宣傳運動來支持我們的軍事行動”，其最終目標是要打敗盟軍，因為後者試圖“從軍事、經濟和文化上徹底摧毀德意志帝國。”（註30）
然而，如同我過去所指出的，這些行動的預兆早在1943年初德軍從史達林格勒敗退後就已經出現了（註31）。最早的戰略撤離與戰後心理戰計劃，正是在這一時期擬定的：
“1943年7月27日，德國外交部的美國問題專家、地緣政治學家科林・羅斯（Colin Ross）在一份長達十五頁的備忘錄中提出了‘對美國的意識形態作戰計劃’。
在意識到德國大勢已去後，羅斯主張如今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可能削弱美國獲得的勝利果實。羅斯認為公眾的輿論是美國最薄弱的一環，因為美國民眾特別容易被散播恐懼的宣傳所蒙蔽，所以必須向他們大肆宣傳戰敗後的德國可能會加入布爾什維克陣營的風險。這份寫給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馮・斯廷格拉赫特（von Steengracht）的備忘錄後來便成為了戰後德國面對美國的謳詐外交的核心思想。下面是備忘錄中的部分重要內容。
美國意識形態作戰計劃
心理戰的實踐取決於幾項前提：
- 分析世界輿論的具體走向。
- 正確評估可行的意識形態武器。
- 向世界展示一個戰略構想，其不僅要打動我們自己的國民，也要能說服中立國和我們的敵人。
- 選擇最有效的戰術方法來實現上述目標。
- 利用這些意識形態作戰來支持我們的軍事和經濟作戰。
軍事勝利的前景越是渺茫，就越是迫切需要展開全面的心理戰...
因此，我們必須在每一個國家都建立組織，在進入敵佔時期後它們將轉入地下工作。我們務必要竭盡全力讓美國公眾相信，歐洲的解放只是意味著他們將被捲入另一個更加棘手的無盡迷宮。”（註33）
請注意，這份備忘錄明確指出納粹主義必須轉入地下並建立一個龐大的國際網路——這需要巨額的資金支持——才能展開這場全面的世界觀戰爭。還要注意的是，這項行動將採取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極化策略，即故意製造出互相矛盾的敘事框架或語境，從而讓美國公眾的輿論陷入麻木。
美國國務院對這些計劃並非一無所知，其在1945年3月30日發布了一份文件，它顯示美國其實十分了解這項戰後計劃的其中兩個面向——經濟戰和心理戰：
“納粹黨員、德國實業家和德國軍方深知勝利已無可能，所以他們正在積極發展戰後的商業計劃、努力重建並鞏固與外國商界的友誼，乃至試圖恢復戰前的卡特爾協議。他們將在戰後透過代理人向各國法院提出訴訟，指控盟軍在戰爭期間‘非法’沒收了他們的工業廠房及其它財產。如果這個方法行不通，德國則會嘗試通過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臥底’來將它們買回...
...德國將主動出資支持各種計劃，提供各種現代化的技術學校和研究實驗室，好讓德國人有機會繼續參與新式武器的研發機會。我國政府目前已掌握數卷德國的計劃影印副本。德國的宣傳計畫將成為其戰後總體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註34）
這裡有一個重點務必要注意，那就是這個計劃的其中一個核心是要重建戰前的德國，或者說納粹主義，與美國企業精英之間的商界與私人關係。
換句話說，納粹是想要利用他們戰前在美國建立的人脈，來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們發動這場世界觀戰爭。
不過，在我們開始考察這場戰後的世界觀戰爭背後的美國人和納粹因素之前，我們必須先轉向這場戰爭的另一個層面，也就是它如何將先進科技變得就像魔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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