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8日 星期二

飛碟、卍與心理戰:分離的文明史-序言

https://www.amazon.com/Saucers-Swastikas-Psyops-Civilization-Psychological/dp/1935487752 


Saucers, Swastikas and Psyops
《飛碟、卍與心理戰》


A History of A Breakaway Civilization:
 Hidden Aerospace Technologies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分離的文明史:秘密太空科技和心理戰行動


Joseph P. Farrell

約瑟夫・法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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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全世界面臨著一個冷峻的陰謀,這個陰謀主要通過秘密手段來擴張其影響力——依靠滲透而非入侵、顛覆而非選舉、恐嚇而非自由選擇、夜晚的游擊隊而非白天的正規軍。這是一個掌控了龐大人力與物力的體系,它儼然就像是一部結構嚴密、運作高效的機器,將軍事、外交、情報、經濟、科學和政治行動全都集於一身。它的行動很隱蔽,始終秘而不宣、它的錯誤被掩蓋,從不為人所知、它的異議者被噤聲,而非受到讚揚。它的任何開支都無人質疑、任何謠言都無人刊登、任何秘密都無人揭露。簡單來說,它正在以一種戰時體制的姿態來介入冷戰,而這是任何民主國家都無法也絕不願意企及的。”

——約翰・甘迺迪,紐約市華道夫酒店,1961年4月27日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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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一本“令人興奮”的書,但它確實是一本必讀之作。在本書中,我們將闖入一座迷霧繚繞的鏡像迷宮,因為與我過往的其它所有作品不同,這本書甚至算不上什麼有理有據的推理,而更像是對一個極其複雜的故事的超級濃縮版本,並附有一大串註腳。現在請想像一個充滿混亂的世界:經濟長期不景氣,富人卻變得越來越富有、懶散且腐敗,他們被權力慾望沖昏了頭,卻又依然昏聵無能,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們妄圖奴役世界的宏偉計劃。人們對他們的仇恨正在日益增長。試圖推翻舊秩序的暴力活動在街頭迅速蔓延。隨著混亂持續不斷,人們愈發開始渴望重拾秩序、和平與穩定。現在繼續想像,就在這時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突然出現了,它宣揚著古老的教誨,同時還擁有近乎魔法般的科技。這個不可思議的文明迅速終結了前述的混亂局面,並承諾將為所有人帶來友愛、和平與繁榮,甚至是分享其先進且宛如魔法般的科技;它允諾,這一切都將屬於我們,只要我們願意信任它的和平意圖與領導,放棄我們的好戰本性。


不,我正在談論的不是我們的“太空兄弟”,也不是我們在第三千禧年、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初所身處的現況,而是納粹政權,世界上最早的“分離”文明。納粹最初是源自於一股地下暗流,而在經歷了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血腥的戰爭後,它現在又再次潛伏到了地下。本書所要盡力娓娓道來的就是這其中的故事。


你即將翻開的這本書中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古怪人物、離奇概念與可疑資料來源,這些來源包括了新納粹分子、早期的著名UFO“接觸者”到一些更權威的人士,例如軍工複合體的資深工程師、歷史學界的泰斗、UFO專家,還有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糾葛。過去幾年來,我陸陸續續撰寫了幾本探討納粹的奇異科技的著作,並試圖用符合那個年代知識水平的地球科學和工程學原理來解釋這些成就。在研究的過程中,我還通過過去的幾本書仔細梳理了這些科技對歷史進程造成的影響。


每當我在書中闡述完自己的結論,以及在之後作為特邀嘉賓出席各種研討會時,我總是會被一些我姑且稱之為“UFO−外星人信徒”的人問到,納粹能夠取得如此驚人的科技成就,是不是因為他們回收過墜毀的UFO並對其進行了逆向工程。不用說,在寫過好幾本關於納粹鐘的書、並盡可能地解答了其中的若干細節後,現在的我只覺得這種問題實在是令人惱火,甚至——誠實地說——讓人深感被冒犯,因為如果所有奇異科技,不管它們是納粹還是其他人的,都必須被用這種方式來解釋的話,那我們又何必辛苦做這些研究呢?


然而,這些問題確實讓我想到了另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那就是納粹科學家在戰後對第三帝國何以能在短短的十二年間取得如此飛速的科技進步所做出的解釋,那些外星人假說的忠實擁護者也總是無一例外會引用他們的話來反駁我。其中一位UFO原教旨主義者,他因為我質疑關於羅斯威爾事件的傳統外星人解釋與那些捍衛該教條的、自封的權威人士而感到十分憤慨,於是他接著又向我拋出了逆向工程假說,即納粹曾經回收過一架墜毀的UFO並逆向研究了它。當我回應說我根本不相信這種解釋時,他立刻指出馮・布朗博士和奧伯特博士都曾親口說過納粹“得到了來自外太空的幫助”。這下子他就像是打出了一張王牌,足以徹底終結所有關於納粹的科技成就是純粹源自於地球的討論。對此,我的反駁是——我看不出馮・布朗和奧伯特的火箭有哪裡看起來像是從墜毀的UFO身上逆向研究而來的先進外星技術(何況這方面的證據本來就十分乏善可陳),而且既然我們不管在戰前還是戰時都不信任納粹,那憑什麼我們就要在戰後相信他們說過的任何一句話——這時,他除了不斷反問“那他們為什麼要這麼說”之外,就再也無話可說了。


在我們交流各種想法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我們話題的最後,而它也的確一直困擾著我,因為我非常懷疑戰後的迴紋針納粹分子的回答其實是刻意在故弄玄虛——既不完全是實話,也不全然是假話——而且他們很可能是服務於某種不可告人的議程,就像是一種心理戰和虛假情報策略。這正是本書所要探討的部分內容。


任何熟悉從二戰後初期到20世紀50年代中旬的UFO研究的人,應該都會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現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50年代的外星接觸者喬治・亞當斯基(George Adamski)所談論的太空飛船與傳說中的納粹飛碟−“豪內布”(Haunebu)之間的驚人相似之處。長久以來我曾不止一次在接受採訪和私下談話的時候強調,我認為後者往好的說只是捕風捉影,往壞的說就是純粹的無中生有,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那些描述納粹飛碟的文件的真實性。但是問題卻依然存在:為什麼它們兩者會如此相似?


其它問題無疑只會令這一切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比方說,為什麼亞當斯基的“外星人”看起來那麼像人類?為什麼少數早期的UFO接觸者都明確報告說,飛碟裡的乘客說的是德語?(註2)這些乘客試圖向接觸者們傳遞的“訊息”究竟是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些特定的接觸者?他們又有哪些同夥?


最重要的是,為什麼——如果納粹鐘及其它源自於第三帝國的先進航空技術的存在屬實的話——德國卻要同時發展兩種完全不同的科技:一種是以馮・布朗的V-2火箭為代表的過時科技,另一種則是以所謂的納粹飛諜、還有更重要的納粹鐘為代表的奇異科技?


正如我曾在拙作《黨衛軍之鐘兄弟會》(The SS Brotherhood of the Bell)中總結的,這兩種迥然不同的科技幾乎就像是日後的兩種不同的太空計劃的雛形:一個是“保密”的太空計劃,它採用的是火箭及其它常規科技;另一個是真正意義上的秘密計劃,它作為最高機密採用的是更加不可思議的科技,而且或許還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既然如此,又為什麼還要堅持那些公開的科技都是“外星人”在戰後給予的呢?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一個採取雙軌制的太空計劃,以及一個完整的外星人神話。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為什麼?


在某種程度上,本書要探索的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如果真的存在這樣一個雙軌制的太空計劃,這是為什麼?為什麼要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和財力?它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就隱藏在本書的書名中:《飛碟、卍與心理戰−分離的文明史:秘密太空科技和心理戰行動》。這裡我們只需要指出,書名中有兩個關鍵字分別是“秘密科技”和“心理戰”。在本書的正文中,我對心理戰的定義是指所有被情報機構(當然也包括廣告公司及大企業)利用來操縱大眾認知的手段。但如同書名中的“心理戰行動”所暗示的,我們同時也是要探討那個分離文明的活動。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將主要著重於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這個主題,因為我們發現了一些證據表明進行這種管理主要有兩個目的:


  1. “狹義”的目的是為了掩蓋正在被公開實驗或被公眾偶然發現的各種科技,同時控制人們對他們所看見的事物的解讀方式。在這種情況所涉及的科技可能有兩種類型,這意味著也許有兩項“計劃”正在被秘密測試或部署:

    (a)涉及先進物理學原理的科技,無論它們是航空、空氣動力學或其它物理學領域;
    (b)涉及生物乃至基因層面的科技(遺憾的是,這超出了本書的範圍);
    (c)這種掩蓋也可能是為了隱瞞一場正在發生中的秘密戰爭,而這場戰爭正是部分透過這些計劃,由“某些人”針對“另一些人”發動的;

  2. 更廣泛的“文化”目的是要將某些“迷因”植入整個社會,這些迷因包括了外星人、外星人入侵、外星人綁架、末日浩劫、天啟(或者用UFO學中更常見的術語來說就是“大揭露”)。


過去其實也有其他人曾就這些問題的不同方面進行論述,但只有理查德・多蘭(Richard Dolan)和雅克・瓦萊博士(Dr. Jacques Vallee)曾在他們各自的開創性著作中嘗試將這一切整合起來,從而形成一幅全面而連貫的學術研究圖景。


因此,考慮到這個分離文明很可能與納粹有某種關係,我認為現在有必要採取一種全新的方法,這並不是要推翻過去這些學者和研究人員的工作,而是要更好地補充他們,在目前已知的線索中挖掘出更多新的可能性,並深入探究為什麼這些可能性與聯繫似乎都可以追溯到那個黑暗可怕的、名為第三帝國的歷史時期。


一如既往,我要感謝我在《字節秀》(The Byte Show)的好友喬治・安・雨果(George Ann Hughes),謝謝她的不斷禱告與鼓勵。然後,我要特別感謝與我認識將近二十年的老朋友斯科特・德・哈特博士(Dr. Scott D. de Hart),與他的談話總是令我獲益良多,其中一些內容也體現在了本書對宗教的思考中。


——約瑟夫・法雷爾

寫於某處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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