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溫斯頓・邱吉爾當年就是在這裡（雅爾達會議）用三根火柴決定了波蘭在戰後的命運，他用它們向史達林比劃了戰爭結束後各個國家的邊界將如何改變。德國的東部邊界將西移至奧得河和尼斯河，波蘭東部的部分地區將被併入俄羅斯。但邱吉爾也警告說：‘總有一天，德國人會試圖奪回他們的故土，屆時僅憑波蘭人是阻止不了他們的。’”
——蒂莫西・艾許（Timothy Garton Ash，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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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剛一倒塌，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的政府就向東德“揭示了未來”，新統一的德國幾乎立即就開始恢復了那些沉寂已久、卻始終在暗流湧動的傳統象徵。其中一個最早被復興，或者說是重新安葬的象徵，就是“老弗里茨”，即腓特烈大帝本人：
“1991年8月17日，伴隨著午夜鐘聲的響起，裝有腓特烈大帝遺骨的靈柩被重新安葬回了其在波茨坦無憂宮的原址。黑色馬車列隊、帝國旗幟以及儀仗隊在這場盛大的皇家歸鄉儀式中悉數登場，並有德國電視台進行現場直播。除了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之外，還有八萬名民眾也紛紛來到現場悼念這位普魯士的傳奇君王，他曾在1740−1786年間統治著這個正在不斷開疆拓土的王國。在人群中有一幅上面寫著‘普魯士萬歲！’的標語，圍觀的群眾們無不對它點頭讚許。這場華麗盛大的葬禮標誌著‘老弗里茨’在經歷漫長的旅程後終於得以安息。他的遺體在二戰末期被秘密運往德國西部，以避免其被蘇聯佔領軍奪走。隨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共產黨統治的終結，腓特烈也終於能夠重返他的故居。”（註2）
當儀仗隊在那晚揮舞著一戰時的帝國與軍團旗幟前進時，即使是普通的旁觀者也肯定可以感覺到：“新德國”正積極地想要重拾與舊德國的聯繫。
當然，科爾總理也不忘假惺惺地提醒人們凡事皆有好壞兩面，他表示腓特烈固然廢除了普魯士的酷刑傳統、喜好創作音樂與支持藝術發展，但他同時也十分窮兵黷武，為了擴張普魯士的疆域而發兵侵略波蘭。然而，似乎卻沒有人指出，眼前的普魯士軍隊儀式分明就是在歌頌腓特烈的這些“壞”的一面，而它們恰恰是科爾才剛提醒過要小心遠離的“壞”傳統！這也許是因為，正如我們將會看到，在這些象徵主義的背後其實還隱藏著其它東西，因為重新統一的德國不僅正在試圖恢復其尚武傳統，而且它還想要重拾腓特烈所代表的外交、經濟和軍事實力。
然而，一些專長研究地緣政治和歷史的學者卻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其中一位學者是吉米・卡特的前國家安全顧問、波蘭裔移民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他本人就曾接受過德國歷史學家的教導——他堅持統一後的德國必須被納入北約，而這也與俄羅斯的安全息息相關：“透過將德國納入更廣泛的歐洲−大西洋框架，北約的擴張將一勞永逸地解決20世紀歐洲的最核心的安全問題，即該如何面對一個捲土重來的德國。”（註3）
不管布熱津斯基對德國重新崛起的預言有多麼富有先見之明，我們從前幾章就可以知道，納粹國際才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他們早就已經預見了這一天。此外，如同前面的章節所論述的，這正是他們有意促成的結果。他們不只是參與策劃，而且還企圖通過將德國重新定位為“統一的歐洲”的核心來引領後者的未來。當鐵幕逐漸鏽蝕，被鐵十字勳章取而代之後，德國這次並沒有急於重新統一，而是盡可能地利用了蘇聯解體和《華沙條約》失效後在東歐留下的權力真空。德國將趁著這個機會對東歐進行經濟滲透、進而取得對它們的主導地位，所以德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努力煽動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兩者都是因為《凡爾賽條約》被人為創造出來的“國家”——等多語言國家的民族分裂，通過巧妙地“承認”分離勢力並動用德國的軍事力量支持它們，而這也是德國自二戰後首次在境外有了駐軍。
- A. 奇怪的插曲：GSG-9和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的救援行動
- 1. 兩德統一：科爾、君特・施特拉斯邁爾和納粹紀念日
- 2. 事件背後的真相：美國是否參與其中？
- 3. 科爾的新納粹聯繫與新納粹推動的兩德統一
- 4. 倉促的聯姻
- 5. 兩德統一的醜惡一面
- a. 羅斯托克事件
- b. 兩德統一後的恐怖主義浪潮
- B. 耀武揚威及其它第三位置的古老傳統
- 1. 蘇聯解體
- 2. 德國的投資戰略
- 3. 脫離北約
- 4. 德國與軍火貿易
- 5. 德國和薩達姆・海珊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秘密警察
- 6. 德國在東歐和中歐的“第三位置”政策
- a. 重修《凡爾賽條約》：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
- b. 西里西亞、“加里寧格勒”和波蘭
- c. 向《凡爾賽條約》復仇：德國、克羅埃西亞與南斯拉夫解體
- 7. 統一後的首任聯邦國防軍總司令和“機動打擊部隊”
- D. 深層歷史與“深層政治”：串連線索
- 1. 新任企業大使：魯德爾和斯科爾茲內作為鮑曼在西門子與克虜伯的納粹黨聯絡員
- 2. 蓋倫：一切的關鍵
A. 奇怪的插曲：GSG-9和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的救援行動
兩德統一後，德國所發動過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境外軍事行動之一便是派出GSG-9——當初就是他們在索馬利亞摩加迪沙擊斃劫持漢莎航空181號航班的恐怖分子並救出所有乘客——去營救一名十分可疑的德國公民：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Andreas Strassmeir）。
只不過，這次GSG-9出動的地方不是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而是美國！
施特拉斯邁爾之所以會陷入需要GSG-9出動營救的境地，是因為他疑似“間接地”涉入了臭名昭彰的奧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美國菸酒槍砲及爆炸物管理局在奧克拉荷馬城塔爾薩（Tulsa）當地的線人卡蘿兒・豪（Carol Howe）曾目擊施特拉斯邁爾和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一起出現在謝里丹大道的一家叫做戈黛娃（Godiva’s）的脫衣舞娘酒吧。但是，施特拉斯邁爾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才會讓GSG-9不惜勞師動眾也要將他救出美國？
這個德國年輕人憑什麼如此重要？
在奧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發生的數日乃至數個星期內，隨著越來越多廣播節目主持人和獨立記者開始加入調查，圍繞著施特拉斯邁爾的謎團只有不減反增。《群眾廣播》（People’s Radio Network）的主持人查克・哈德（Chuck Harder）在他的節目中分享了爆炸案發生後與施特拉斯邁爾有關的一些奇怪的事情。據哈德和他的記者們表示，在奧克拉荷馬的馬爾德羅（Muldrow）和羅蘭（Roland）交界點上有一處常設的臨檢點（就在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Fort Smith〕對面），施特拉斯邁爾在那裡因為無照駕駛或車牌有問題而被警察逮補了。據說，施特拉斯邁爾當時還帶著一個公事包，他拒絕打開它，並聲稱裡面只是裝了一些“文件”（註4）。
逮捕他的警官立刻察覺到不對勁，於是便先將施特拉斯邁爾拘留在了當地監獄。過了一段時間後，當地的治安部門（另一說是公路巡警隊）卻接到了要求釋放施特拉斯邁爾的電話。然而，奇怪的是，打電話來的人竟然包括了奧克拉荷馬州州長弗蘭克・基廷（Frank Keating）和五角大樓的一名中將。兩人都堅持施特拉斯邁爾享有外交豁免權，因此無論如何都必須放他出來！（註4）
事情正是從這裡開始變得奇怪起來。
1. 兩德統一：科爾、君特・施特拉斯邁爾和納粹紀念日
隨著記者們進一步調查麥克維的這位神秘同夥，他們得知他來到美國主要是為了參加與南北戰爭有關的歷史重演（reenactment）活動。施特拉斯邁爾告訴他的律師稱，他只是南北戰爭的愛好者與“歷史重演迷”，他此行只是想去參加在當年的戰場遺址上舉行的重演活動而已。
但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
原來，施特拉斯邁爾以前是效力於德國聯邦國防軍的中尉，並畢業自德國知名的漢諾威戰爭學院（相當於德國版的西點軍校），還曾在德國陸軍自豪的機械化裝甲步兵部隊中服役（註5）。不僅如此，施特拉斯邁爾那時正住在“耶洛因城”（Elohim City）中，這是奧克拉荷馬州的一個聲名狼籍的白人至上主義宗教團體，其與美國的各路地下新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組織有著深厚而廣泛的交集。另外，施特拉斯邁爾也是該團體的“安保主管”，負責為團員們進行野外求生、輕型武器操作、游擊戰等方面的訓練。
但這還不是全部：
“...這位德國軍武狂人在一份法庭證詞中承認，他在韋科慘案發生後不久曾在塔爾薩的一次槍枝展售會上見過麥克維。當時施特拉斯邁爾賣給了麥克維一把格鬥軍刀，並給了他一張名片。就這樣，施特拉斯邁爾堅稱他之後與麥克維就沒有任何來往。在暫住塔爾薩的那段期間，施特拉斯邁爾還拜訪了他的酒友丹尼斯・馬洪（Dennis Mahon）的家，馬洪是奧克拉荷馬城當地的三K黨成員，他還曾在統一後的德國主持過一次焚燒十字架的儀式。馬洪經常與施特拉斯邁爾一起在耶洛因城度過週末，一同飲酒作樂...
施特拉斯邁爾堅決否認自己與奧克拉荷馬城爆炸案有任何關聯。然而，毫無疑問，他與美國的地下暴力恐怖主義組織有著不淺的聯繫。施特拉斯邁爾在耶洛因城的室友邁克爾・布雷希亞（Michael Brescia）後來也承認自己是雅利安共和軍（ARA）的成員，這是另一個狂熱的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其目標是推翻美國政府、肅清美國境內的所有黑人和猶太人，並建立一個完全基於他們對《聖經》的古怪詮釋的新法律體系（在已知的六名ARA成員中，有四人生活在耶洛因城或經常前往那裡）。為了籌措資金，ARA在20世紀90年代中旬搶劫了美國中西部八個州的二十二家銀行。這些行動正是由接受過施特拉斯邁爾的武器和游擊戰訓練的ARA極端分子們實施的...
儘管奧克拉荷馬巡警隊已對施特拉斯邁爾發出了BOLO（密切注意）警報，認定他是一名持有武器且具有潛在危險傾向的‘非法外國人’，不過ARA的這位德國教官仍成功躲過了抓捕。即便美國的 多個政府機構都知道施特拉斯邁爾人在耶洛因城，但移民局卻從未嘗試將他驅逐出境。”（註6）
然而，當記者們想繼續追蹤施特拉斯邁爾的蹤跡時，他卻突然完全不見了蹤影...
...當這個德國年輕人再次出現時，他已經在他位於柏林的老家中，並召開了一場簡短的記者會，表示自己還活著，沒有失蹤——畢竟，當時全美國的執法機構都在追捕他——之後他就再無音訊。所以，在奧克拉荷馬州羅蘭市的執法部門接到基廷州長和五角大樓的匿名中將的神秘電話，到施特拉斯邁爾突然出現在他的祖國德國的這段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原來，根據施特拉斯邁爾的密友兼美國律師柯克・萊昂斯（Kirk Lyons）——此人同樣也與美國激進地下右派團體有來往（註7）——及其他人的說法，施特拉斯邁爾是被GSG-9偷偷營救出美國的！彷彿是為了印證施特拉斯邁爾與情報部門和精銳軍事部隊之間的聯繫，研究人員維克多・索恩（Victor Thorn）又分享了另外兩件軼事。在入境美國不久後，施特拉斯邁爾最後選擇落腳在德州：
“他在那裡加入了一個名為德州輕步兵旅（Texas Light Infantry Brigade）的民兵組織。唯一的問題是：該組織很快就對施特拉斯邁爾的動機和忠誠產生了懷疑，於是他們在一天深夜跟蹤他來到了一棟聯邦大樓。他們看見施特拉斯邁爾在電子門鎖上輸入了密碼，然後就直接走進了大樓。這一幕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那棟大樓恰好是ATF辦公室的所在地。無論如何，德州輕步兵旅後來就以他是政府的臥底特工為由，趕走了施特拉斯邁爾。”（註8）
索恩接著指出了這段插曲所引發的一些顯而易見的疑問：
“於是，我們不禁要問：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究竟是何許人也？據1996年7月14日的《麥柯廷公報》（McCurtain Gazette）報導，FBI情報部門的一位高層消息來源透露，施特拉斯邁爾其實是受ATF僱用的線人或特工，他被派去耶洛因城擔任臥底。1998年，蒂莫西・麥克維的律師史蒂芬・瓊斯（Stephen Jones）在接受奧克拉荷馬城的《KTOK電台》採訪時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瓊斯聲稱施特拉斯邁爾是德國公民，他是被FBI局長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招募來為FBI從事深度臥底與情報工作。他還表示，他曾與美國檢察官貝絲・威爾金森（Beth Wilkinson）討論過施特拉斯邁爾、FBI以及德國政府之間的複雜關係。另外，一份已公開的FBI備忘錄還表明，施特拉斯邁爾是德國政府出借給CIA使用的特工。正如你所注意到的，關於施特拉斯邁爾到底是為誰工作，現在已經出現了三個不同的對象——FBI、ATF和CIA。在我們的政府願意公佈更多資訊之前，除了他是被借給美國政府、並在不同部門之間遊走的特工這一點之外，我們無法確定任何事情。”（註9）
換句話說，隨著調查的深入，施特拉斯邁爾現在已經被證明具有以下這些聯繫：
- 他與蒂莫西・麥克維有交情；
- 通過他的律師柯克・萊昂斯可以知道，他與美國極右派和“白人至上主義”團體有關聯，並在耶洛因城中擔任安保主管；
- 他有德國陸軍背景，曾有中尉軍銜，並畢業於漢諾威戰爭學院，即德國版的“西點軍校”；
- 他很可能與美國情報部門——FBI、ATF和CIA——有聯繫，並且他似乎還有強大的人脈，以至於美國軍方、國務院和奧克拉荷馬州州長弗蘭克・基廷都出面力保他。
鑒於上述這些關係，施特拉斯邁爾的律師柯克・萊昂斯聲稱他是被GSG-9營救出美國的說法就顯得有些多此一舉了，因為光憑他在美國的人脈其實就可以很容易地將他秘密送出美國。
不過，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卻使GSG-9營救施特拉斯邁爾的說法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意義，而且還讓它變得很有可能是真的了。當柏林圍牆倒塌、西德在實質上吞併了東德時，安德烈亞斯和他的父親君特・施特拉斯邁爾（Günter Strassmeir）一起跟著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出席了兩德統一的慶祝儀式。這件事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這是施特拉斯邁爾突然從美國失蹤後終於再次出現，而這次他就已經在柏林了，負責調查奧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的美國官員曾試圖在1997年對他進行訊問，並要求德國政府提供相關的情報文件和資訊。
毫不令人意外地，德國政府辯稱它沒有任何關於施特拉斯邁爾的警方或情報文件，更絕對任何與他有關的個人檔案，考慮到施特拉斯邁爾曾是德國陸軍軍官、畢業於德國戰爭學院，而且他的父親君特・施特拉斯邁爾還是柏林基督教民主黨聯盟黨魁、科爾總理的幕僚長、無任所閣員（minister-without-portfolio）以及兩德統一的幕後推動者之一，這實在很難令人信服（註10）。
東德人和西德人翻越柏林圍牆、親手將它推倒的時間是1989年11月9日，它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納粹紀念日，臭名昭彰的“水晶之夜”就是發生在1938年的同一晚，當時納粹衝鋒隊大肆洗劫、破壞和砸搶了德國猶太人開設的商店，並公然對他們進行暴力攻擊。此外，1923年的同一天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發動針對巴伐利亞州政府的未遂政變的日子。
2. 事件背後的真相：美國是否參與其中？
看完了上面這些聯繫後，我們現在又該如何解讀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突然從美國失蹤，然後又現身在柏林呢，因為他很明顯獲得了一些幫助，這才讓他能順利躲過負責偵辦奧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的美國調查人員的追捕。問題是，究竟是誰在幕後操控他，並安排他離開美國？對於上述的種種線索，我們可以提出三種假設：
- 施特拉斯邁爾為德國情報部門工作，並被出借給美國情報部門以擔任臥底特工，滲透那些與歐洲組織有聯繫的美國新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在這個設想中，可能是他的父親動用了外交關係向美國高層施加壓力，迫使當地執法部門放了他。由於美國情報部門也在調查奧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美國人可能私下與德國人進行了協商，由於這件事情太過敏感，他們無法親自將施特拉斯邁爾護送出美國，德國人必須親自出面接他回來，美國不會干涉；
- 施特拉斯邁爾直接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隨著他的身份在爆炸案發生後被曝光，他的父親也許是認為情況危急，於是便出手施壓要求釋放他，並拜託他的好友、德國總理科爾出動GSG-9來將他的兒子救回德國；
- 施特拉斯邁爾同時耍了德國和美國的情報部門，他是真心忠於他的美國極右派和白人至上主義組織，甚至可能是效力於某種秘密的“新納粹指揮部”。鑒於新納粹在德國國內，尤其是科爾政府中確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已足以對德國政府施壓——甚至不需要太多壓力——令其派出GSG-9去營救施特拉斯邁爾。
最後一種設想聽起來似乎有些牽強，但確實有間接證據顯示，納粹的隱性影響不僅在兩德統一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而且GSG-9也的確是在未經美國同意或知情的情況下出動，將這位德國間諜兼密探救回了德國。
3. 科爾的新納粹聯繫與新納粹推動的兩德統一
要弄明白這些間接證據是什麼，就必須先仔細了解當時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科爾曾親自授予德國實業家弗里茨・里斯（Fritz Ries）一枚聯邦十字勳章。里斯在二戰期間是靠著對被送進集中營的猶太人手中的財產進行“雅利安化”而發家致富的，他甚至還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附近開設了工廠，直接利用那裡的奴工來作為勞動力（註11）。科爾的這次授勳並非出於意外或疏忽，也不是他的幕僚沒有事先審查里斯的背景，因為科爾在過去就經常代表西里西亞被驅逐者協會（Silesian Expellees’ Society）發表公開演說，並從該協會獲得了大量的競選捐款。在德國有不少類似西里西亞被驅逐者協會的組織，它們往往是由當初在波蘭西擴並併吞德國東部省份時失去家園和土地的德國人或其後裔組成的。這些組織大多與新納粹有聯繫，而科爾政府有時會公開支持它們，有時則是默許它們的活動（註12）。
毫不奇怪的是，隨著科爾政府開始公然復興德國的軍國主義象徵——以普魯士軍禮為腓特烈大帝重新舉行葬禮就是一例——以及他與那些被驅逐者組織的相互支持，現在在新統一的德國，針對非德裔人士的暴力事件開始有了日益增長的趨勢，新法西斯主義政黨在地方與州選舉中取得勝利的例子也越來越屢見不鮮。例如，最近德國警方“在耶拿查獲了一座新納粹炸彈工廠，並繳收了大量的炸藥、機槍、彈藥和軍事裝備。據當地檢察官表示，這些軍火工廠的存在反映出德國的新納粹團體‘正在重拾武裝與暴力行動’。”（註13）類似的例子在整個德國時有所聞，我們稍後就會看見。
更重要的是，兩德統一揭露了統一後的德國——與東歐——另一個險惡的政治事實，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共產黨統治後，新納粹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和極右派民族主義團體卻在整個東歐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滋生，特別是在前東德各省。譬如，在1998年4月的選舉中，幾乎毫不掩飾其新納粹色彩的德意志人民聯盟（Deutsche Volksunion）在薩克森−安哈特州的地方選舉中竟然贏得了驚人的13%選票。另一個同樣毫不遮掩其新納粹傾向的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也在前東德地區的地方選舉中斬獲了不少選票。這些政黨的成功通常被歸功於它們利用了德國民眾對大量非德裔外國勞工的不滿情緒，讓他們相信就是這些外國勞工搶走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註14）。可是，似乎卻沒有人注意到，在前東德地區的人口中這些外國勞工只佔了不到1%。
隨著這些選舉結果出爐，以及科爾的連任前景未卜，他的政府和基督教民主黨聯盟在政治上也跟著開始越來越右傾，以至於到了“令人幾乎難以分辨這究竟是權宜之計，還是貨真價實的極右派主義”的程度（註15）。為什麼科爾和基民盟會變得如此右傾——哪怕在兩德統一之後，這也是一個十分危險的舉動，因為絕大多數住在前西德的選民都絕對不會支持右傾的政府（至少不會公開支持）。
4. 倉促的聯姻
為了全面理解科爾政府和新納粹主義的交集、其政黨的右轉，還有他的“左派”社民黨繼任者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接下來推出的政策，現在必須先來弄清楚——美國人對此幾乎完全一無所知——新納粹團體在策劃並推動兩德統一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當反對共產主義統治的呼聲在整個東歐地區宛如星火燎原般一發不可收拾，首先是波蘭的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領導的團結工聯運動，隨後它也延燒至了其它東歐國家，而這些抗議最初其實就是源自於東德，它是前華沙集團中最臭名昭彰的“共產政權”與親蘇聯政府。起初，這些抗議活動是由東德的知識分子領導，他們的訴求並非推翻東德政府，更沒有想要與同樣專制的西德政府統一，而只是想在東德推動改革，將混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新制度——這再次與納粹的“第三條路”有著異曲同工！——引入東德。
但隨著抗議活動在東德各地接連爆發，最終蔓延至柏林，並促使西德人和東德人紛紛越過並推倒柏林圍牆，這時另一件事情發生了。在東德潛伏已久的新納粹團體趁勢出擊，將這股民粹主義的能量釋放引導到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統一東德與西德：
“這種情緒轉變也反映在了群體集會上最初的口號‘Wir sind das Volk!’（我們是人民！）很快就被另一句更激動人心的口號‘Wir sind ein Wolk!’（我們是一個民族！）取代了。”
當然，“ein Volk!”即“一個民族！”本身就是源自於納粹經典的宣傳口號：“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就在這句口號出現後不久：
“德國民族主義就露出了它醜惡的一面。在萊比錫和其它東德城市，年輕的光頭黨們高舉著1937年的帝國旗幟，與呼求統一的人們一同遊行。很快地，包括新納粹分子在內的統一支持者就與那些仍舊希望東德維持獨立的人們發生了公開衝突。”（註16）
我們不需要是納粹火箭科學家就可以看見這有多麼似曾相似，當年納粹黨就是藉由衝鋒隊來逼迫所有政治對手就範或閉嘴，現在那些反對統一的人也同樣遭到了暴力攻擊，根本無法獲得任何提出意見的機會。
在這面迅速崩塌的鐵幕的另一頭，西德總理科爾也正在“迫不急待”地推動統一進程（註17），他很快提出了“一項關於如何統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波昂共和國的單方面計劃”（註18）。這項彷彿是早已準備好的統一方案背後的關鍵功臣不是別人，正是西柏林基督教民主聯盟黨魁君特・施特拉斯邁爾，他的兒子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曾是德軍軍官，並與美國的極右派勢力關係匪淺。這一事實比其它任何一切都更說明為什麼德國很可能確實曾派出GSG-9前往美國，以及為什麼它可能是在美國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況下執意這麼做。因為如果施特拉斯邁爾被美國逮捕入獄，那麼就會有更多對科爾政府不利的消息曝光的風險。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什麼？依照主流媒體對兩德統一的描述，我們現在有了一系列的“巧合”：
- 東德知識分子領導的反共產黨抗議來得正逢其時，他們要求大刀闊斧的改革，在維持東德的前提下採取一種介於西方資本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之間的“第三位置”，而這也符合德國自古以來的外交立場與納粹對戰後的規劃，其已多次反映在那些深受納粹影響的地區或國家；
- 緊接著，一群新納粹分子開始出現，他們利用了這場東德自發性爆發的民粹主義浪潮，順勢將抗議者的訴求從改革引導向統一，並一邊重新搬出過往的納粹宣傳口號、公開展示納粹帝國的旗幟和橫幅；
- 這些事件在1989年11月9日晚上“巧合地”進入了高潮，分隔東西的柏林人們紛紛在這一晚越過並搗碎柏林圍牆，而那一天也是水晶之夜反猶太暴動、1923年慕尼黑啤酒館政變的紀念日；
- 科爾政府迅速提出了單方面的統一方案，這說明其早已對東德的事態發展有了一定程度的準備與預判；
- 然後科爾政府允許並推動了德國軍隊傳統象徵的復興，並通過在柏林為腓特烈大帝舉行隆盛的重新下葬儀式，從而確立了其政府與“舊德國”的傳承，之後他們又在布蘭登堡門舉行了普魯士風格的火炬遊行儀式，慶祝盟軍和紅軍的撤離，與此同時：
- 科爾和基民盟開始公開向被驅逐者協會示好，他的心腹的兒子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則在這時被美國調查人員懷疑是蒂莫西・麥克維的同夥，接下來他就被秘密營救出美國。
鑒於新納粹在推動東德統一時所發揮的巨大影響力與公開行動、科爾本人似乎醞釀已久的統一方案、他與被驅逐者協會之間的聯繫，以及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與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和新納粹團體的關係，我們終究不能完全排除有某種“深層政治”和幕後操縱者隱身在所有這些事件背後的可能性，而這些幕後操縱者肯定與納粹有著極深的淵源。
科爾的統一方案很聰明地故意選擇讓東德人自己決定是否要與西德統一，這不禁令人回想起1935年希特勒在盛產煤礦的薩爾（Saar）地區舉行的公投，公投的結果是法國人被趕出了薩爾，這也為希特勒接下來開始著手逐步撕毀《凡爾賽條約》鋪平了道路（德國在同年恢復了徵兵制，並在一年後實現了對萊茵地區的重新佔領與軍事化）。不用說，東德人當然是壓倒性地支持統一，當時在戈巴契夫領導下正深陷經濟困境的蘇聯對此幾乎毫無辦法。正如作家馬丁・李說的：“與其說這是一樁平等的聯姻，倒不如說它更像是一次搶劫。”（註19）
5. 兩德統一的醜惡一面
a. 羅斯托克事件
除了所有這些“巧合”之外，新統一的德國各地很快又“自發性”地爆發了一連串針對非德裔族群的暴力攻擊，它們主要集中在前東德地區。這些新納粹團體建立了一個名為“圖勒”的網路空間，這是一個由各個線上留言板、部落格以及手機所組成的國際“電子法西斯主義”論壇，它們會在上面發佈各種政治集會資訊、新聞通訊以及進行政治暴力活動的建議指南（註20）。針對非德裔族群最嚴重的其中一次暴力攻擊事件就是羅斯托克（Rostock）暴動：
“有時，憑藉著電腦、對講機、便攜式電話和答錄機等工具，德國新納粹的領導人們也能夠在這場貓捉老鼠的遊戲中反將政府當局一軍。新的通訊手段使新納粹分子得以避開警方設置的路障，並在極右派分子準備動員進行政治示威動的過程中向他們發號施令。當埃瓦爾德・奧爾滕思（Ewald Althans）和他的數百名同夥在1992年8月末趁著夜幕的掩護潛入德國東部緊鄰波羅的海的港口城市羅斯托克時，就曾使用過這些高科技手段。他們其中有些人還是特地從奧地利和斯堪地納維亞半島遠道而來，就為了參加這場瘋狂的種族清洗暴動。
當這群新納粹分子衝進一間專門收留羅馬尼亞吉普賽人的難民中心開始大肆破壞時，當地的居民卻在一旁拍手叫好，令人一時間竟有了回到20世紀30年代的錯覺。隨著收容中心燃燒起熊熊大火，激動的群眾們紛紛開始高唱起‘Tannenbaum’（聖誕頌歌）和‘Deutschland über Alle’（德意志高於一切）。當地執法官員尤爾根・德克特（Jürgen Deckert）後來甚至承認，‘警方早已私下與這群暴徒達成了協議，不會介入。’
警察的袖手旁觀只是讓新納粹分子的氣焰變得更加囂張，他們隨即又朝著另一家旅館丟擲了燃燒瓶。有一百多名越南勞工和他們的家人被困在失火的旅館內，還有一支德國電視台的攝影團隊也在那裡。記者們趕緊撥打電話給羅斯托克的消防和警察部門求救，卻無濟於事。旅館內煙霧瀰漫，慌亂的房客們只能不斷往上跑，直到他們跑到十二樓的頂樓。下面的暴徒們仍在不斷高喊著‘處死他們！’、‘這是正義的鮮血！’就在整棟旅館即將徹底被惡火吞噬之際，房客們終於撬開了一扇被鐵鍊鎖住的門，他們爬上屋頂，然後孤注一擲地朝著另一棟大樓跳了過去。結果所有人都活了下來，這簡直就是奇蹟。
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政府事後坦承，他們在這場暴動發生前就已經獲悉新納粹分子企圖‘清洗’羅斯托克，但他們卻並未採取任何動作。內政部長魯道夫・塞特斯（Rudolf Seiters）以人手不足為由拒絕派出憲兵隊去保護羅斯托克難民中心。然而，當另外一千多名反法西斯分子湧入羅斯托克，聲援這些被圍困的外國人時，卻有大量荷槍實彈的執法人員在現場戒備。警方在這時突然就想起要維護自身的權威了，他們迅速逮捕了九十人，其中有分之二的人是來抗議新納粹分子的暴力行為。透過收聽警方在民用波段廣播中的閒聊內容與干預官方的信號，新納粹分子在這場街頭衝突中掌握了明顯的優勢，一時間羅斯托克幾乎變成了貨真價實的戰場。‘這太可怕了，簡直就像一場內戰，’一名震驚的羅斯托克本地居民表示...
持續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暴動最終在德國政府向新納粹分子屈服、下令將所有難民送出羅斯托克後才逐漸平息下來。自那之後，這座經濟蕭條、人口只有區區二十五萬人的城市再也沒有了外國人的身影，就像霍耶斯韋達（Hoyerswerda）及其它同樣遭受過種族清洗的城市一樣。政府之後又宣布要將近十萬名吉普賽人驅逐到羅馬尼亞和東歐的其它地區...
這一決定令新納粹領導人們欣喜若狂。當德國政府選擇向他們讓步時，這就形同於是讓少數暴力分子綁架了這整個國家。”（註21）
籠罩在這些事件身上的似曾相似感是無法被輕易否認、淡化或推卸的，就連科爾政府和德國媒體中的那些比較負責任的人也不敢做這種事。絕大多數德國公民都對這些事件感到十分震驚。這或許就是科爾在1998年敗給社會民主黨人格哈德・施羅德、從而失去總理寶座的原因。
當我們結合前七章的綜述和接下來的章節時，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這一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正如納粹國際在戰後成功地利用了其它地方的種族和經濟矛盾，他們現在又在歐洲故技重施了一遍。這意味著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旬，馬丁・鮑曼領導的納粹國際依然十分活躍，甚至有能力在歐洲的腹地發起如此大規模的行動，以一種典型的黑格爾式手法挑動危機中的正反兩方，一邊謹慎地扶植“東德第三位置改革”運動，另一邊又利用新納粹主義來將其吸收、轉向支持統一的方向，而這又是另一種“第三位置”，同時“深受被驅逐者協會影響”的科爾政府也順勢提出了單方面的統一方案。這當然不是什麼“德意志民族與生俱來的劣根性”或條頓人的基因天生有什麼毛病所導致的結果；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種邪惡、殘暴且熱衷於種族滅絕的意識形態，曾經叱吒一時的它至今其實仍維持著緊密的組織和充裕的資金，只要有一機會它就會嘗試再次作亂。可以說如果沒有新納粹分子，兩德統一就不會發生。
b. 兩德統一後的恐怖主義浪潮
但兩德統一及其背後的推動力也帶來了另一個尚未被仔細探究的後果，而它之所以遲遲沒有被探究恰恰是因為其實在太過明顯。根據德國官員自己的說法，1992年德國發生的燃燒彈和炸彈攻擊事件相比起前一年激增了近33%。與此同時，他們還注意到有組織的極端右派分子的數量同樣在大幅上升，其人數已經超過六萬五千人，其中“大約有10%是狂熱的新納粹武裝分子。”（註22）
暴力事件的激增與德國民眾乃至科爾政府本身始終消極去面對它的態度有明顯的關聯性，甚至連美國陸軍也發布了一份報告，對被派駐當地的美國軍事人員，特別是非高加索裔的軍事人員的人身安全表達了擔憂（註23）。的確，還有越來越多德國及其它國家的人都開始質疑，新納粹分子是否“在實際上扮演了政府的第五縱隊，由他們扮黑臉來逼迫外國人在子彈、炸藥與球棒的威脅下滾出德國。”（註24）就連社會民主黨也屈服於科爾的要求，與基民盟達成了一項關鍵的共識，這讓他們在聯邦議院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同意票以修改德國憲法、關閉邊境，讓政治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再也無法進入德國。幾乎就是在1949年西德重新從西方盟國手中取回自己的主權不久後，新納粹團體就開始呼籲進行這項修憲。毫不令人意外地，德國政府隨即就招募了那些曾經參與推動兩德統一的新納粹光頭黨，將他們編入聯邦邊境警備隊（Bundesgrenzschutzpolizei），以確保邊境被徹底關上（註25）。
一言以蔽之，兩德統一或許是納粹國際在戰後將黑格爾辯證法玩弄得最爐火純青的一個例子，因為在這個辯證法中的每一個階段——正題、反題、合題——都可以發現新納粹分子、他們的夥伴或他們的思想的身影。
B. 耀武揚威及其它第三位置的古老傳統
1. 蘇聯解體
隨著祖國再次成為“一個幸福的大帝國”後，德國幾乎是立刻就開始重新在歐洲舞臺上秀出它的經濟與軍事肌肉：
“蘇聯突如其來地解體、分裂成了十五個獨立國家，在歐洲大陸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統一後的德國憑藉其中心位置和經濟實力，正躍躍欲試地準備要填補這一空白。德國不甘心在大西洋體系中淪為邊陲，而是渴望再次成為中歐地區的仲裁者，由於聯邦德國的特殊地位，這個地緣政治野心在冷戰時期曾一度被迫擱置。現在德國在這個地區的霸權，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看來似乎都已成定局。‘中歐如今再次被籠罩在了德國的氣息之中，’美國國務院的退休官員道格拉斯・瓊斯（Douglas H. Jones）說。‘即便並非有意為之，德國也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破壞區域穩定的角色。’”（註26）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蘇聯解體和華約組織的崩潰所留下的真空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德國無論如何都會，就像過去一樣，成為主宰東歐的一方之霸。
2. 德國的投資戰略
但德國政府和企業界並非沒有為這種可能性做好準備。兩德統一的高昂成本使得德國現在只能以重質而不重量的方式來對東歐各國規模較小的經濟體進行滲透。正因如此，“德國在東歐的投資是具有戰略考量的，而不是單純地大撒幣，這些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電信以及大眾媒體等關鍵領域。”（註27）很快地，這就會讓德國成為世界舞台上冉冉升起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同時這也讓它變得“更有底氣叫板”，德國開始主張自己有資格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並要求“將德語列入歐盟的官方語言。”（註28）
3. 脫離北約
與此同時，德國也對北約及其自身的武裝部隊的問題擺出了類似的強硬態度。德國憲法法院在1994年的一項關鍵裁決中宣布，德國武裝部隊可以自行參與超出北約管轄範圍之外的軍事行動。同年，時任德國國防部長沃克・魯厄（Volker Rühe）亦在一份最初僅限於國防部和情報部門高層內部傳閱的聯邦國防軍白皮書中明確表示“德軍今後將會盡其所能地扮演‘推動外交政策的工具’。”（註29）這堪稱是經典的普魯士軍事和外交思維，因為馮・克勞塞維茲（Von Clausewitz）曾在他的名著《戰爭論》中留下了“戰爭是外交的另一種形式”這句名言。重新統一的德國正在悄然而堅定地詔告全世界，今時已不同往日，華盛頓和莫斯科已無法再對德國的國防與外交指指點點。如同德國外交部長克勞斯・金克爾（Klaus Kinkel）所言，1994年的法院裁決和聯邦國防軍白皮書已賦予了德國“外交政策的行動自由。束縛我們的煞車已經失效。”（註30）
4. 德國與軍火貿易
所有這些聲明和動作都是在悄悄間進行，大部分的西方主流媒體對此幾乎沒有任何報導，於是，新統一的德國迅速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全世界第二大軍火出口國，也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了（註31）。在收編了前東德軍隊後，德國現在將常備軍規模縮減至了三十五萬人，這支裝備精良、領導有方的德軍依然是歐洲規模最大的軍隊（註32），也是全世界人口相近的國家中常備軍規模最大的軍隊之一。
但德國的野心並不止於此。北約成立的目的本來是為了遏止蘇聯，同時防止德國在未來再次擴張，如今它卻終於露出了馬腳，至少對德國而言是如此：
“儘管北約成立的初衷是為了遏止德國和俄羅斯，但其實際上卻反而是幫助德國重新恢復了軍事力量。現在，超級大國之間的對峙已經結束，德國領導人公開表示，他們已準備要在北約之外建立新的安全架構，包括一支由三萬五千名法國和德國士兵組成的歐洲聯合部隊。”（註33）
今天的法國軍隊——其與1940年在德國防軍面前一敗塗地的那支第三共和國法軍已不可同日而語——不僅裝備精實、指揮分明，並且法國作為世界第三大熱核武器國家，它一旦與德國聯手，本身就會形成一個不容小覷的經濟和軍事聯盟。不用說，才剛重新將首都遷回柏林的德國政府提出的這項提議，在華盛頓和華爾街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因為這兩個充滿戰略野心的歐陸大國很可能真的會合作開創“新的安全架構”。
但更令人擔憂的是，德國的軍事智庫現在更開始強調德國的主權不容他人指點，甚至提出“德國的核武研究計劃”（註34）。甚至連德國的“自由派”雜誌《明鏡周刊》的出版商也公開宣稱，“即便有現有的條約限制”，德國在未來也很可能將不得不擁有自己的核武器（註35）。然而，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伊朗的擁核問題時，西方主流媒體卻忽視了德國才是更可能掌握核武——以及熱核武器——的一方，就像日本一樣，如果真的到了有需要的時候，它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研製核武，事實上，德國從未停止完善和發展其在二戰時的同位素濃縮技術（註36），它與法國、俄羅斯都是該技術在世界上的主要出口國之一。
5. 德國和薩達姆・海珊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秘密警察
如果有人對德國在核武器的擴散背後所扮演的角色還有任何疑問，那麼只需要看看波昂當局是如何暗中助力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進行軍事擴張就知道了，雖然美國媒體對這一點往往語焉不詳，但德國的作用實際上遠遠超過了蘇聯，因為正是德國而非俄羅斯為薩達姆的核武、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計劃提供了最初的支持：
“在（德國）聯邦政府及聯邦情報局的全權知情與配合下，數十家德國公司在幫助薩達姆・海珊打造其放眼全世界也是最具多樣性的非常規武器庫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西德的幾家最大的公司提供了設備和專業技術，以用於建立負責生產核武、化武和生物武器的工廠。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國家也曾在20世紀80年代伊拉克大力發展高科技軍武的過程中分過一杯羹，但波昂當局的角色卻遠遠超過了其它競爭對手。除了幫助薩達姆建造地下碉堡、將飛毛腿飛彈的射程擴展到能夠打擊以色列之外，德國工程師還發開了一套新型毒氣投放系統，並就該如何以最具效率的方式將鈾濃縮成武器級核武的燃料提供了建議。”（註37）
德國和納粹情報部門早在很久以前就對伊拉克產生的興趣，如今終於結出了果實，這些聯繫並未因為戰爭而被抹去，反而為現在的德國帶來了豐厚的軍火合同。更重要的是，如同我在拙作《宇宙戰爭》中指出的，德國對伊拉克的援助還體現在了對海珊政權啟動的眾多考古計劃的支持上。雖然德國考古學家和他們的法國同行們早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就已經撤離該國，但德國聯邦情報局依然在這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註38）。
事實上，從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到2003年英美第二次入侵伊拉克期間，波昂當局曾多次違反美國和聯合國對伊拉克實施的貿易禁運，“繼續向伊拉克提供飛彈零件、化學製劑與先進的工程設備，”而且“德國聯邦情報局後來還被曝光曾協助訓練過伊拉克和利比亞的秘密警察部隊。”（註39）
6. 德國在東歐和中歐的“第三位置”政策
波昂和柏林當局在德國統一後迅速改變了過往的政策與態度，緊隨其後的是德國開始展開了一連串的獨立行動，以展示其強大的軍事和外交實力，這些行動標誌著德國已重新在國際地緣政治舞台上獲得了自主地位。
這些行動的核心就是要再一次“重塑《凡爾賽條約》”，也就是利用因為該條約而被創造出來的那些多民族“國家”內部日益尖銳的民族主義矛盾，比如南斯拉夫——這是一個多語言國家，其境內有相當多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波士尼亞人和科索沃穆斯林，以及佔據多數的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然後還有捷克斯洛伐克，這是另一個由波希米亞捷克人、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人和魯塞尼亞人等各種族群東拼七湊組成的多民族國家。更讓人警惕的是，德國正在悄悄地發出訊號，表明它已經準備好要收復自己過去喪失的東部省份，這些地區如今正被波蘭和俄羅斯佔領。的確，假如新統一的德國想要再次主宰中歐和東歐，那麼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這兩個相對較強大的多語言國家就必須被分裂，畢竟它們倆當初就是《凡爾賽條約》為了包圍德國而創造出來的。如果說這聽起來似曾相似，那是因為阿道夫・希特勒當年也做過一模一樣的事，他先是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後又將其併吞，他也對南斯拉夫故技重施，並承認了克羅地亞的一個被納粹控制的傀儡政權。
a. 重修《凡爾賽條約》：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
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淪為了統一後的德國為了在歐洲建立後冷戰新秩序的第一個受害者。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兩個國家：
“一個與基督教社會聯盟（科爾領導的基民盟的巴伐利亞姐妹黨）關係密切的德國基金會必須為這場分裂負上一部分的責任，因為它一直在暗地裡向斯洛伐克分離主義分子提供資金，並促成了斯洛伐克強人弗拉基米爾・梅恰爾（Vladimir Meciar）的崛起，而後者也始終與波昂當局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那段期間，蘇台德德意志同盟（Sudetendeutsche Landsmannschaft）及其新納粹盟友們一直在極力鼓吹，應該允許當年被驅逐的德國人及其後裔回歸蘇台德地區——其佔了捷克共和國（剩餘的）三分之一領土——同時保留他們的德國國籍。”
值得一提的是，捷克斯洛伐克這次被分裂的方式幾乎與1939年納粹對其採取的手段如出一徹：
- 德國暗中資助斯洛伐克民族主義運動，最終導致該省宣布獨立，成為德國的傀儡政權。現在是1939年3月？還是1992年？這是現場直播？還是歷史重播？
- 新納粹分子（或者其實是老牌納粹分子？）要求給予生活在波希米亞邊境的蘇台德地區的德裔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特殊地位。現在是1938年9月？還是1992年？這些人是新納粹分子？還是老牌的正港納粹分子？
最終，捷克斯洛伐克又再次被四分五裂。但新德國這次卻比希特勒要謹慎得多，或者應該說是它充分汲取了希姆萊的經驗：
“在被要求賠償希特勒對捷克人造成的傷害後，波昂當局反過來提出了對兩百五十萬蘇台德地區的德國人在第三帝國戰敗後被充公財產的歷史賠償問題。”
（這是現場直播還是歷史重播？）
“捷克法院否決了這項索賠，”
（這是現場直播還是歷史重播？）
“德國財政部長特奧・魏格爾（Theo Waigel）旋即發表了一份言辭激烈的政治聲明，公然揚言要阻擋布拉格政府加入歐盟。”
（這是現場直播還是歷史重播？）
“捷克官員氣憤不已，但他們無法直接與波昂當局抗衡。因為捷克共和國的大部分外來投資者都是德國資本，”
（還記不記得德國人精明的商業戰略，他們只投資能源、交通、電信業和大眾媒體？這聽起來像誰的做風？）
“波昂當局如今已經可以對它的鄰居說一不二。‘在好不容易擺脫了蘇聯後，捷克共和國現在又成為了德國的保護國，’《布拉格郵報》的一名評論員坦言。”（註40）
《布拉格郵報》的抱怨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加入由德國主導的歐盟確實深刻地改變了捷克共和國，它說白了就是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省，從俄羅斯的衛星國再次淪為了德國的經濟保護國。《布拉格郵報》使用“保護國”一詞並非偶然，因為任何一個捷克人都知道，當年希姆萊就是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將這個國家變成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這是一個完全由希姆萊的黨衛軍及其所建立的私有經濟體制所掌控的國家，而這套經濟體制的背後則是那些強大的德國卡特爾。
只不過這次沒有黑色制服和軍靴而已。
b. 西里西亞、“加里寧格勒”和波蘭
波蘭一直在密切地關注著這些事態發展（再問一次，這是現場直播還是歷史重播？），它肯定會感到唇亡齒寒，因為德國正在西里西亞、波拉美尼亞和“曾經的東普魯士”（註41）展開類似的行動，只不過這次更加明目張膽（所以這到底是直播還是重播？）：
“奧得河−尼斯河一岸的新納粹分子正試圖動員民眾支持德國佔領波蘭的大片領土。與發生在蘇台德地區的情況類似，新法西斯主義的煽動活動與波昂當局支持的那些（被驅逐者）團體既互相平行又互相配合，以向波蘭境內的德裔居民進行復仇主義宣傳。一些新納粹團體將目光聚焦在了上西里西亞地區，這裡盛產煤炭、鐵礦及其它自然資源。”（註42）
然而，這一次他們的策略卻有所不同，一些新納粹團體在來自“某方”的資助下公開從陷入財政困境的波蘭政府手中買下了部分原屬於德國的土地，並在那裡建立廣播電台、印刷廠、張貼波蘭語和德語的雙語路牌，一旦德國人的人數多起來後，他們就會將村莊的名字從波蘭語改成德語（註43）。
換言之，新納粹分子很可能是在波昂當局的暗中支持下，通過收購原屬於德意志帝國的東部省份中的一些地產，從而蓄意在波蘭境內製造了一群德裔少數族群。
但憑什麼說波昂當局在這些行動中扮演著“藏鏡人”的角色呢？答案很簡單：波蘭直接向波昂當局就這些行為表達了抗議。波昂方面的回應則是要求給予西里西亞和波美拉尼亞的德裔族群特殊權利，允許他們持有德國護照與參與德國選舉。華沙當局“別無選擇，只能妥協”，最終滿足了這些要求（註44）。然而，德國聯邦議院中的法案卻沒有通過，所以無法承認波蘭境內的德裔少數族群的特殊地位（註45）。畢竟，如前所述，科爾和本來是反對派的社民黨之前才聯合起來修憲過，廢除了給予難民特殊庇護的法條。我們前面也已經看到，德國執法官員還對發生在羅斯托克的新納粹主義暴動視而不見。這些事情很快就引發了外界的擔憂——這當然是指少數有在仔細留意德國統一後的局勢的人——他們擔心波昂當局正在試圖復興德國自古以來的強權政治與外交傳統（並摻入了一點點納粹和新納粹佐料，註46）。反觀美國的電視媒體對這些事件及其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卻幾乎隻字未提。
類似的陰謀也發生在了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省，它曾經原屬於德國，是東普魯士省份的北部地區。德國城市柯尼斯堡被蘇聯改名為加里寧格勒，其在二戰結束後直接併吞了這座省份，並一直積極地在這裡推動俄羅斯化，致力於將這座港口城市打造成蘇聯海軍在波羅的海的重要海軍基地。可是，隨著蘇聯解體和華約組織的瓦解，加里寧格勒的處境現在變得十分微妙，它被孤立在了深受德國影響的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之間。
這次，波昂當局可以說是完全演都不演地直接鼓勵所有德國人，包括該城市的原德裔居民的親屬，重新回到“加里寧格勒”定居，甚至還大方端出了財政補助。於是這座城市很快就成為了“吸引右派極端分子的磁鐵”（註47），他們前仆後繼地湧入了這裡，然後許多德國企業也跟著在這裡開設了分部，其中就包括德意志銀行。值得注意的是，德國政府的法律雖然明文規定禁止宣傳納粹主義或新納粹主義，但它卻還是向那些希望移民“加里寧格勒”的極端團體打開了國庫。這座城市就這樣成為了歐洲新納粹團體的避風港，另一個“梵蒂岡”。
c. 向《凡爾賽條約》復仇：德國、克羅埃西亞與南斯拉夫解體
如果說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甚至俄羅斯在面臨德國人試圖奪回原本屬於他們的領土時，好歹沒有碰上坦克、轟炸機和大炮，而只是敵不過德國馬克的金彈攻勢的話，那麼南斯拉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隨著受新法西斯主義煽動的民族主義思潮在前東歐共產國家中接連興起，南斯拉夫很快就走向了四分五裂，在過去曾經是納粹傀儡政權烏斯塔沙的首都薩格勒布，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宣布獨立了。歐盟的其它成員國和美國曾一度嘗試過要阻止南斯拉夫分裂，但德國卻逕自踢上了最後一腳，它在1991年末單方面宣布承認克羅埃西亞為獨立國家，此時距離兩德統一也才過了僅僅兩年而已（註48）。
儘管老布希政府公開譴責德國的行為無疑是加劇了南斯拉夫局勢的惡化並導致內戰升級，但德國卻完全不甩華盛頓的抗議和聯合國的武器禁運，並向克羅埃西亞提供了價值大約三億兩千萬美元的軍事裝備——包括米格戰鬥機（註49）、地對空飛彈和最新的坦克（註50）。德國憑著這番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一手製造了巴爾幹半島危機，隨後當克羅埃西亞及其它從前南斯拉夫解體產生的少數民族共和國向北約求救，以對抗軍事實力更強的塞爾維亞時，畢竟從它的角度來看這可是在保衛自己的領土，德國這時又巧妙地躲到了北約的背後！於是，在北約的官方外交保護下，德國空軍的轟炸機和戰鬥機開始在克羅埃西亞與波士尼亞上空巡邏，不讓塞爾維亞空軍來犯。當克羅埃西亞在1995年請求德國在其領土上部署軍事人員，好維護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之間的和平協議時，德國欣然同意了，這也是自二戰以來德軍首次大規模地被派駐到海外（註51）。
7. 統一後的首任聯邦國防軍總司令和“機動打擊部隊”
德國統一後的外交和軍事行動還揭示了另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德國聯邦國防軍不僅規模和實力雄厚，而且它還有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向海外調集大軍的能力，這一點過往就曾體現在GSG-9對漢莎航空181號航班的營救行動上，以及據說是由同一支部隊執行的針對安德烈亞斯・施特拉斯邁爾的救援任務。但這些對統一後的德國而言不過只是小菜一碟：
“統一後的德國的首任參謀長克勞斯・瑙曼（Klaus Naumann）力圖將他的軍隊打造成一支擁有‘勝利心態’的獨立軍事力量...瑙曼是聯邦國防軍的進攻戰略改革的幕後推手，該戰略強調要‘保持戰略警覺而非消極地迴避戰爭’。德國前海軍元帥埃爾馬・施馬林（Elmar Schmälling）曾公開指責瑙曼正在效仿從前的普魯士，意圖組建一支充滿侵略性的軍隊。
這種朝向進攻性軍事力量的轉變，與（德國）政府開始重新評價納粹時期的德軍的態度是一致的。瑙曼堅持要修改西德陸軍的一項舊法令，其規定‘聯邦國防軍不得與（希特勒的）國防軍產生任何關聯性。’在瑙曼的主導下，這樣的關聯性不僅變得可能，甚至是可取的。同樣的態度轉變也反映在了與德軍關係密切的《歐洲安全》（Europäische Sicherheit）雜誌上，它呼籲要‘公正地看待我們的父輩和祖輩，這在其它任何國家都是理所當然的。’自那之後，聯邦國防軍便不再‘迴避我們的國防軍祖輩努力守護、以身作則的那些深植於大地的奉獻精神，因為它們是深深紮根在德國的過去和軍事史中的傳統。’
作為重新弘揚‘傳統精神’的一部分，聯邦國防軍現在又宣布過往所有軍階的軍人（包括黨衛軍軍官）都應該要在德軍墓碑上享有一席之地。根據瑙曼將軍的說法，這項決定也適用於中歐和東歐的戰爭公墓，他更直言不諱地表示：‘東歐國家如果想反對就要自食其果，因為它們十分依賴我們提供的大規模經濟援助。’”（註52）
然而，瑙曼將軍的目標並不只是要恢復過往的傳統以及與國防軍、更早以前的帝國和普魯士軍隊的傳承而已。
事實上，正是瑙曼向波昂當局施壓，要求派兵前往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以累積實戰經驗。這一決策：
“標誌著德國領導人精心策劃的、逐步擴張其在歐洲大陸的影響力的計畫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批評家們警告稱，出兵波士尼亞將為打開未來繼續向其它地方進行軍事干預的大門——而德國顯然早已為此做好了準備，其已備齊了一支高度機動性的、總計打五萬人的打擊部隊，可以迅速被派往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註53）
德國在瑙曼將軍的授意下組建了一支強大的打擊力量，這意味著它再次擠身入了少數能夠將裝備精良、具有高度機動性且領導有方的軍隊部署到任何地方的軍事強國之列。
為了強調對這些“舊傳統”的復興，1994年6月18日，瑙曼將軍率領聯邦國防軍在柏林布蘭登堡門前舉行了一場“普魯士風格的火炬遊行”，以慶祝英國、法國、美國和俄羅斯軍隊的佔領終於結束，而德國政府從頭到尾都沒有邀請這些國家出席儀式（註54）。
但說實話，這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當希特勒生前最信任的空軍王牌飛行員、鮑曼戰後的納粹國際的重要成員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Hans Ulrich Rudel）在1982年去世時，有兩千多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現場有許多人行了舉手禮，齊聲高唱被禁止的親納粹歌曲《德意志高於一切》以表達他們的敬意。”（註55）就在這時，還有兩架德國空軍戰鬥機從眾人的頭上低空飛過，向這位昔日的王牌飛行員致敬。
如同我們將在下一節看到的，魯德爾實際上是協助納粹國際在戰後的企業界中進行運作的重要人物。
D. 深層歷史與“深層政治”：串連線索
如果讀者到目前為止一直有一種揮之不去、令人翻腸攪肚的不安感，就好像“這一切彷彿似曾相似，但它們到底有什麼關聯？”的話，那麼現在是時候將線索串連起來，好讓納粹國際的戰後陰謀、兩德統一及其與阿道夫・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之間的奇怪“巧合”變得更加一目瞭然了。
1. 新任企業大使：魯德爾和斯科爾茲內作為鮑曼在西門子與克虜伯的納粹黨聯絡員
各位應該還記得，在他的資產轉移計劃中，鮑曼為了維持對戰後德國企業的持續影響力所採取的辦法之一，就是在這些德國企業即將在海外設立的各個技術研究部門中安插“聯絡員”。德國王牌飛行員漢斯・魯德爾和黨衛軍突擊隊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毫無疑問就是其中兩位聯絡員，他們兩人既是希特勒的愛將，也是納粹運動的忠實信徒。斯科爾茲內曾在裴隆統治下的阿根廷擔任過克虜伯軍火公司及其它德國企業的代表，為它們爭取利潤豐厚的合同（註56）。同樣地，魯德爾也在戰後移民到了阿根廷，並在那裡擔任西門子這家電器巨頭的企業大使。其他前國防軍軍官和納粹官僚同樣在戰後找到了類似的工作：斯科爾茲內、沃斯、雷默、沙赫特等人無一不是如此。
2. 蓋倫：一切的關鍵
但這一切——包括德國忽然興起的“民粹主義”統一浪潮和科爾政府立刻端出的“方案”、德國迅速從經濟上滲透東歐、資助新納粹“定居者”移居往原屬於德國的領土——究竟是怎麼實現的？德國是如何在倫敦、巴黎、莫斯科或華盛頓幾乎一聲不吭的情況下，就利用鐵幕背後與西方的資源完成這些計劃的？
這時我們只需要將目光轉向艾倫・杜勒斯與萊茵哈德・蓋倫之間的協議，以及蓋倫組織後來的變遷，就可以明白這一切是如何早在戰爭結束前就被精心設計好並付諸實行的了。上一章我們看見了從前的納粹官員格羅巴在後來卻成為了蘇聯外交部的阿拉伯事務主管。與此同時，CIA大量收編了蓋倫手下的間諜，他們有許多人同時是戰後東西德與歐洲的新納粹組織的成員，而這些團體往往十分仇視美國（註57）。眾所周知，蘇聯KGB對蓋倫組織進行了相當深度的滲透，以至於有不少特工實際上已被“策反”成為了雙面諜。
當然，這群雙面諜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效忠的主子到底是誰從一開始就很值得商榷，這是因為蓋倫組織中的這些特工最初本來就不是效力於美國而是納粹德國。因此，KGB或許以為他們已經成功“策反”了蓋倫手下的特工背叛西方，但這些特工其實很有可能只是在演戲給他們的蘇聯“主子”看，因為他們效忠的對象自始自終都只有一個：納粹主義。
如果說這聽起來太過離譜，那麼請仔細想想光是實現兩德統一這麼一件大事所事先需要準備的情報工作該有多麼龐大：科爾政府是怎麼知道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將不會反對他單方面地統一東德的決定？他又怎麼敢篤定東德的民粹主義可以被成功引導成為“民心所向”的統一呼聲？德國工業界為何能夠如此迅速地滲透才剛剛擺脫共產主義統治的東歐國家？新納粹團體怎麼會這麼快就開始動作，買入波蘭及其它原屬於德國的領土上的地產？所有這些無疑都需要相當龐大的情報網路和資金支持。
假如真的像許多研究人員一再指出的，蓋倫組織——西德聯邦情報局的前身——早已被KGB滲透成篩子，那麼有沒有可能這些“雙面”間諜其實是“三面”間諜，他們既不效忠於西方，也不效忠於東方，而是一直在謹慎而耐心地玩弄著雙方陣營，並聽命於一個屬於“第三位置”的秘密指揮部。蓋倫組織最鼎盛的時候曾在東歐和蘇聯境內擁有超過四千名特工，其實質上就是北約情報部門的核心，關於華約集團的情報有三分之二都是他們提供的（註58）。總之，德國聯邦情報局在過去，並且某種程度上直到今天仍然是北約情報部門的核心。
要是有人對這種可能性心存疑慮，只需要考慮一件事實：蘇聯解體的消息在美國國內引發了一陣針對CIA的質疑聲浪，因為它竟然完全沒有預料到蘇聯會這麼快崩塌。但如今顯而易見的是，西德不但早已為與東德統一做好了準備，而且它還迅速利用了前華約國家還在混亂中的局面。所以，這究竟是美國情報部門的失職，還是它的德國盟友沒有分享其從“被蘇聯KGB滲透成篩子”的蓋倫組織那裡獲得的情報？如果蘇聯真的有能力如此輕易地操縱西德獲得的情報，那又為什麼只有西德是唯一一個預判到蘇聯解體在即的“西方”國家？
這樣的情況也並非第一次發生。
我們知道，蓋倫組織在與艾倫・杜勒斯達成了那樁臭名昭彰的交易後，就被改組為了CIA早期負責處理蘇聯事務的行動部門，而它卻向美國提供了不少誇大不實的情報，為的就是要煽動美國公眾對蘇聯的軍事能力和意圖的恐懼，從而促使美國繼續在軍備競賽中下注、加劇它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馬丁・李對此總結說：
“蓋倫僅僅是為了敷衍上級才炮製了這些有關於紅軍的唬人情報嗎？還是說，他其實是有意想要將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冷戰捆綁在一起，以此來實現他自己的目的？蓋倫的企圖是基於一個十分簡單的等式——冷戰越冷冽，希特勒遺志的繼承者們就越有斡旋的空間。他很清楚，只有在冷戰繼續下去的情況下，他的組織才能蓬勃發展；因此，蓋倫組織最大的任務就是要讓美蘇衝突無法輕易結束。”（註59）
如果蓋倫的“組織”能夠向美國傳遞虛假的情報，即使照理說這些情報是由組織內部已經被蘇聯“策反”的雙面諜提供的，那麼同樣地，通過那些實際上是在為納粹的“第三位置”效力的“雙面”諜，他們當然也能向蘇聯傳遞有關於美國的實力與意圖的虛假情報。
最有力的證據就來自於當蘇聯解體時，德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為此做好準備並迅速採取行動的國家；這些都需要準確且詳細的情報、組織策劃和資金支持。透過利用美國情報部門在二戰末期開始逐漸轉向反共的態度，蓋倫與杜勒斯之間的協議不僅有效地避免了德國情報部門在戰後遭遇去納粹化清洗，同時也消除了美國情報部門可能會對其構成的阻礙。因此，“通過與蓋倫的合作，美國情報部門反而讓自己在不知不覺間被一個充斥著蘇聯間諜的外國情報機構給掌控了。”（註60）雖然這或許是事實，但這一切的背後其實隱藏著更深層次的納粹的議程與意圖。的確，就連馬丁・李也承認，這或許才是蓋倫組織真正的目的，也與其與杜勒斯達成協議的原因，因為他們的終極目標“是要努力確保納粹運動的延續，並在將來實現它的復興。”（註61）換言之，蓋倫和他的聯邦情報局必定是鮑曼領導的納粹國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任務就是要一邊蒐集情報、一邊將重要的人員秘密運送往拉丁美洲和中東的避風港。
因此，對戰後局勢的操縱甚至早在戰爭結束前就已經開始進行了，首先當然就是對科技戰利品的瓜分，當奧托・斯科爾茲內通過廣播呼籲所有德國人和忠誠的納粹分子一起跟著他撤退往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國家堡壘（National Redoubt，註62）時，盟軍的情報部門當然也監聽到了這段廣播，於是他們立刻派兵南下哈爾茨山脈、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和波希米亞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攔截，結果他們並沒有在那裡發現什麼固若金湯的堡壘，而只有大量的科技“寶貝”以及相關的科學人才。在這件事上，艾倫・杜勒斯和美國情報部門可以說是完全被耍了，因為杜勒斯：
“還在為自己接收了這麼一批帶著虛情假意的禮物的納粹分子而感到沾沾自喜。其中一個經常在杜勒斯耳邊說三道四的人就是狡猾的黨衛軍中校威廉・霍特爾（Wilhelm Höttl），他後來承認自己故意誇大了（納粹）即將在高山地區展開最後一次決戰的傳言。‘有人編造了這樣的傳言，然後它被當作軍事情報洩露給了美國人，他們最容易相信這種帶有一點浪漫色彩的軍事陰謀了，’霍特爾回憶說。”（註63）
換句話說，正是德國故意放出軍事情報與策劃心理戰，才成功讓喬治・巴頓將軍率著美國第三集團軍直奔漢斯・卡姆勒龐大的秘密武器庫而去，與此同時，德軍則在西里西亞的布雷斯勞（Breslau）繼續頑強抵抗俄軍，以為將他們最高機密的兵器−納粹鐘安全地轉移出歐洲爭取時間，絕不能讓它落入俄軍和盟軍的手裡，另一邊馬丁・鮑曼也已經安排了他自己和穆勒登上U-234，並利用美國人對這艘潛艇提供的安全保障順利前往西班牙，因為美國急需上面所載運的濃縮鈾235和紅外線近炸引信來製造原子彈。
納粹國際不僅操縱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還親自武裝了埃及、促成它與蘇聯的結盟、訓練大穆夫提的敢死隊、扶植阿拉法特、將用來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設施賣給海珊、暗中支持裴隆的“第三位置主義”，並在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召開了國際恐怖主義大會，但納粹國際同時也操縱了二戰結束的方式，它巧妙地引誘美國和蘇聯去瓜分科技戰利品，卻將“真正的好東西”留在自己手上，然後它還讓這兩個超級大國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軍備競賽；它故意誘使巴頓將軍的第三集團軍突襲卡姆勒的秘密研究設施，而且它的新納粹後裔——如果他們真的是“新”納粹，而不是原班人馬的納粹——還利用了東德的民粹主義思潮，西德情報部門也順勢出手，讓科爾政府名正言順地端出了統一方案...
...如果有人覺得這些“巧合”還不夠明顯，那麼就請停在這裡吧，不用再繼續閱讀下去了，因為儘管納粹國際的這些議程已經足夠引人注目，包括辯證地操縱衝突、滲透歐洲的戰略產業以及在德國的主導下實現歐洲的統一，但這些還不是它的全部野心。
納粹鐘可能的去向，及其所暗示的納粹的意圖和計劃，無不表明了納粹國際的野心實際上並不僅侷限於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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