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O問題：惡魔與高度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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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rian Soler

“惡魔退散！”小時候，我們一家人經常收看電視佈道家的節目，邊看邊哈哈大笑——尤其是歐內斯特・安吉利（Ernest Angley），他總是會在電視上幫我們驅魔。總之，在我那略帶福音派色彩的成長環境中，惡魔通常只被認為是一種幽默的元素，而不是需要嚴肅看待的事物。吉維・蔡斯（Chevy Chase）在《弗萊奇歷險記》（Fletch Lives）中飾演的那個傳教士可以說是完美地詮釋了這種滑稽感。

事實證明，還真的有不少知名人士，包括The Unz Review上的幾位評論者都相信UFO現象其實是惡魔假扮的。所以，今天我想來認真地探討一下這種可能性。

目前關於UAP問題，我們只有一個能夠在公開場合放心地討論而必擔心遭人白眼的敘事。在這個敘事中，我們有軍方飛行員親眼目睹性能遠超任何已知飛行器的不明物體，有雷達紀錄能夠印證他們的證詞，也有一個數十年來一直在就這個話題撒謊的政府。這個敘事包含了國會聽證會、被官方認證的證人，以及《紐約時報》的重點報導。借用國家安全部門的話說，這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有某種未知的事物正在隨意進出我們的領空，現在的問題就是它是什麼，又是被誰製造的。這個敘事最大的好處在於它既有足夠的話題性，又不會顯得過於天馬行空。參議員可以討論它、國防承包商可以關注它、記者可以報導它，而不必擔心會被編輯私下叫去談話。

這個敘事所沒有觸及，且出於結構性的原因而無法觸及的就是被排除在它之外的那些紀錄。這指的不是將各種稀奇古怪的案例排除掉後所剩下的乾淨樣本，而是這些稀奇古怪的案例本身，它們實際上構成了相當一部分的證據，並且還是由資歷並不遜色於那些國會證人的研究人員記錄下來的。光是以外星人綁架事件為主題的文獻就反映了一位哈佛大學精神病學家、一位專業歷史學家和一位藝術家出身的調查人員長達數十年來所進行的系統性調查，他們三人撰寫了大量的作品，涉及上千名證人，這是任何客觀公正的UAP研究者都不應該忽視的。牛隻被肢解的證據包括了執法部門的證詞、獸醫的分析、FBI的調查，以及一些在半個世紀後仍無法被合理解釋的物理痕跡。叢集現象（cluster phenomena）——即多種不同類型的異常現象同時發生在同一地點，甚至跟著調查人員一起回家——已被不止一位擁有高等學位的科學家記錄下來，而他們最初在開始各自的研究時，都絕對沒有料到自己最後居然會寫下這些報告。所有這些資料都無法被簡單地歸入技術問題的範疇。於是，它們就都被悄悄地轉移到了無人問津的角落。

技術研究人員之所以忽略高度異象，是因為這會讓他們的核心論點變得更難被認真對待。保密調查人員之所以忽略高度異象，是因為這會讓人覺得他們的消息來源不夠可靠。國會證人之所以忽略高度異象，是因為他們的律師要求別去談論那些東西。所有人都是出於理性所做出決定，可是這最後造成的結果卻是讓公眾對UAP的討論從一開始就缺少了最重要的證據。這些缺失的證據非常令人震撼。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有哪些證據被移除了。

倒是有一些嚴肅的神學和形上學文獻就是在探討這一現象的本質及行為——而不是關注它使用的推進系統是什麼——這些文獻並沒有選擇將高度異象排除在外，而是圍繞著它們建立了完整的分析框架。這不是因為神學家和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t）哲學家不如國防分析師嚴謹，而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提出了不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更符合我們觀察到的數據。對於那些始終堅持這是一個技術問題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結論。然而，證據卻支持這個結論，或至少是這個結論值得進一步研究，而不應直接被斥為無稽之談。

在開始檢驗這個結論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先來了解為什麼這一現象是如此難以被清晰明確的解釋所闡述。要弄清楚這一點，就不得不提到一位關鍵人物−雅克・瓦萊（Jacques Vallée）。照理說，既是天文學家也是電腦科學家的雅克・瓦萊本來應該要成為ETH（地外文明假說）陣營最強而有力的擁護者。瓦萊曾在20世紀60年代與J・艾倫・海尼克（J. Allen Hynek）一同在西北大學共事，他在那裡負責對UFO目擊紀錄進行嚴謹的數據分析——這不是因為他是外星人愛好者，而是因為作為科學家，他注意到這些報告在時間和地理上的分布呈現出了一種不尋常的模式。最終他選擇了與ETH陣營分道揚鑣。

他不是因為懷疑外星人的存在而反對ETF，反而恰恰是因為他認真研究了過往的數據。瓦萊越是仔細研究各種紀錄，就越是覺得這一切根本無法被用外星人正在造訪我們來解釋。首先是數據本身呈現出的問題。在他出版於1969年的著作《馬格尼亞的通行證》中，他發現如果按照那些近距離接觸報告發生的頻率來計算，那麼這些接觸事件所需要的飛行器數量和著陸次數，將遠遠超出任何合理的星際探索好幾個數量級。有能力橫跨光年的距離來觀察人類的先進文明，顯然不太可能會需要在法國的鄉村進行數十萬次低空飛行。先進文明要觀察我們根本不需如此大費周章。瓦萊最後得出結論，ETH不僅無法解釋這些數據，反而它本身就已經被數據推翻了。

隨著瓦萊開始將目光轉向更遙遠的過去，更令人不安的問題又接著出現了。這一現象並非濫觴自1947年肯尼斯・阿諾德（Kenneth Arnold）在喀斯喀特山脈的目擊事件，或二次大戰時的火焰戰鬥機（foo fighters），也不是19世紀90年代的神秘飛艇或其它任何現代的轉捩點。各式各樣的接觸報告——實體狀的飛行器、非人類實體、消失的時間、對目擊者和周圍環境造成的物理影響——都是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就一直貫穿著人類的整個歷史。中世紀關於精靈擄走人類的故事與現代的外星人綁架報告驚人地相似，如此精確的相似性很難用巧合來解釋。數個世紀以來，這些非人類實體一直在變化成不同的形象，他們曾扮演天使、惡魔、精靈甚至是小灰人，他們總是會採取與目擊者本身的文化背景相符合的形象。無論究竟是什麼引發了這些接觸經歷，它顯然都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且還一直在密切關注著人類的反應。

這促使瓦萊提出了所謂的控制系統假說（control system hypothesis）——即這種現象的作用並不僅僅只是單純的造訪，而更是一種試圖影響人類的信仰、感知和社會發展的機制。飛行器、非人類實體和接觸經歷都是真實的。但它們的目的或許不在於進行物理偵察，而是要影響人類的心靈。這種現象還往往會週期性且以透過不同的形式來將訊息——或者說接收訊息的體驗——引入人類文化，以對既有的信仰結構產生衝擊。它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只是帶來了更多問題。這讓目擊者無法解釋他們看見了什麼，調查人員無法解釋他們發現了什麼，就連相關機構實際上也無法解釋他們到底在掩蓋什麼。這究竟是某種外部力量在暗中干預人類的發展，還是其它更奇怪的現象，瓦萊並沒有打算明確回答這個問題。

在瓦萊的理論框架中，還有一個元素叫做“搗蛋鬼”（trickster*），這是主流的UAP研究最難理解的一個部分。瓦萊系統性地整理了任何人在對近距離接觸報告進行誠實的研究後都會發現的一件事：這種現象具有一種令人費解的、彷彿一切都是在按照程序進行的荒謬性質。非人類實體經常會執行看似毫無意義的任務、目擊者會被給予一些隨後會自行消失的物品、雙方的溝通即使發生了也往往要嘛十分平淡，要嘛像是在故弄玄虛。就以一個最著名的綁架案例來說，貝蒂・希爾（Betty Hill）在飛船上看見了一張似乎是星圖的東西——這立刻就引發了一個問題，一群有能力進行星際旅行的智慧生命體，怎麼會需要，用她本人的話說，一張看似隨意放在桌上的紙質地圖。ETH陣營經常會刻意忽略這些令人尷尬的細節，因為它們實在不好解釋。瓦萊的理論框架卻提出了解釋：這種荒謬實際上是具有功能性意義的。接觸經歷從一開始就是被設計成讓人難以解釋與歸類，其目的是要讓目擊者陷入一種永久的認知失調狀態。無論在幕後操縱這一切的是何方神聖，它的目的很顯然就是為了製造混亂，這可能是我們無法理解非人類智慧生命體到底在想什麼，也可能是其實背後有什麼更險惡的目的，如果我們願意的話，這種目的或許不是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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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kster”是19−20世紀的人類學與比較神話學提出的一個概念，其源自於學者們發現在很多古老的薩滿文化中，都存在一類神明，他們的行為往往令人無法理解，並經常在做出各種荒唐舉止的同時帶來某種啟示，北歐神話中的洛基就是一個典型的Trickster；瓦萊發現很多接觸報告所描述的“外星人”的行為舉止就像是Trickster，例如明明駕駛先進的飛船降落地球，卻拿出一個瓶子希望目擊者幫忙裝水——譯註

瓦萊自始自終都沒有對究竟是什麼形而上的存在在背後操控著這一切提出推測。他只負責描述行為，而不打算找出始作俑者。這項任務落到了另一群來自完全不同傳統的思想家身上——而他們對這些行為模式的描述更是遠早於當代的UAP研究。

現代的外星人綁架事件文獻，大致上可以說是起源於1961年的一次催眠回溯。當時，來自新罕布夏州的巴尼和貝蒂・希爾，他們是一對異族通婚夫婦——巴尼本人是一名郵差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成員——他們據說在一次深夜駕車的途中近距離目擊了一架不尋常的飛行器，並在事後出現了消失的時間和記憶碎片化等典型症狀。兩人之後在波士頓精神科醫生本傑明・西蒙（Benjamin Simon）的催眠下，說出了非常詳細且互相印證的描述，包括他們被帶上一艘飛船並接受了非人類實體的身體檢查。西蒙本人並不相信他們真的遭遇了這些事情——他認為兩人的敘述反映了某種共同的心理體驗——但他卻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能顯示他們是故意胡說八道，何況巴尼和貝蒂在分別單獨接受催眠時說出的內容之間的一致性也很難解釋。這個案例於是成為了一個模板。此後幾乎所有外星人綁架事件的文獻報告都會重複它的核心結構：近距離接觸、消失的時間、恢復記憶、身體檢查、不需透過語言溝通的非人類實體，以及給人感覺十分冷漠的臨床檢查。當然，還有放在桌上的星圖。

巴德・霍普金斯（Budd Hopkins）沒有精神病學或其它任何學術背景。他是一位來自紐約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並從20世紀70年代中旬開始傾聽那些事件遭遇者自述他們難以解釋的異常經歷——同時他還有著敏銳的調查本能，能夠從看似互不相干的證人之間找出潛在的模式。他在出版於1981年的《消失的時間》（Missing Time）一書中確立了該領域在未來二十年的核心現象學：全身麻痺、醫療檢查台、生物樣本採集、繁殖育種計劃，以及記憶消除。他為了這些研究而賠上了自己的前程，但卻依然有許多人對他的努力不屑一顧。

隨著他接觸到的被綁架者越多，大衛・雅各布斯（David Jacobs）對這整個現象的看法就越來越令人不安。他本來是天普大學出身的歷史學家，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人進行催眠治療，他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不斷埋首進行著研究，最終得出了一個令UAP社群和他在學術界的歷史學同事們都不敢恭維的結論。在1992年出版的《秘密人生》（Secret Life）中，他描述了一項針對人類家庭進行的系統性跨世代生物和基因干預計劃。接著在1998年出版的《威脅》（The Threat）中，他終於認定這項雜交計劃正在威脅到人類的未來——他所接觸的那些被綁架者是被一項他們沒有同意加入且無法退出的計劃給選中了。在這三位主要研究者中，他是最少受到前述的神化（god-like）思維影響的人。他研究了與霍普金斯和梅克相同的數據，並得出結論認為我們現在需要的反應不應該是驚奇，而是警覺。

哈佛大學曾經成立過一個教職人員特殊調查委員會——這在該校的歷史上堪稱史無前例——以決定是否該因為一位已獲得終身教職的精神病學教授選擇認真看待被綁架者的證詞，而對他做出紀律處分。這位教授就是約翰・梅克（John Mack），他為T.E・勞倫斯（T.E. Lawrence）撰寫的傳記曾榮獲普立茲獎，他是在20世紀90年代因為巴德・霍普金斯的引領而開始研究外星人綁架事件。梅克最終沒有被哈佛處分，但他的遭遇仍讓所有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學者清楚意識到了自己可能得付出的代價。

梅克在其1994年出版的《綁架》（Abduction）中以十分嚴謹的學術態度來看待被綁架者們的證詞，不過他最後得出的結論卻無法讓所有人都滿意。他認為這些經歷是真實的——不是幻覺、不是杜撰，也不是因為誘導性的提問方式而產生的心理幻想。至於這些經歷在本體論層面上的真實性，他卻拒絕像批評者所要求的那樣，針對這一點提出確切的解釋。他發現被綁架者們的證詞顯然是可信的，但是現有的詮釋框架卻又無法解釋這些經歷，於是他只能止步於此——他仍然比其他所有學者都還要走得更遠，不過當然還是不及那些早已迫不及待想要證明自己的結論的人。

還有一本直接將外星灰人的臉印在封面上的暢銷書，它的作者其實不是研究人員。《交流》（Communion）出版於1987年，作者是惠特利・史崔伯（Whitley Strieber）——這位恐怖小說家創作了後來被改編成電影的《狼人》（Wolfen）和《飢渴》（The Hunger）——他在這本書中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一切要從198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開始說起，他在紐約州北部的小木屋突然遭到了不速之客闖入，他的遭遇既非純粹的外星接觸事件，也不是精神失常，而是更令人不安地兩者皆是。這本書賣出了數百萬冊，還被改編成電影，史崔伯從此成為了家喻戶曉卻也充滿爭議的人物。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裡，他一直在努力回應人們對自己的種種議論。他的敘述與正統的外星人綁架文獻最大的差異不在於內容——全身麻痺、非人類實體、生物檢查，以及與幕後黑手之間的一種揮之不去的連結感——而在於它使用了文學式和現象學式的表達方式。史崔伯並沒有把自己描寫成受害者、被接觸者或被選中的使者。他認為自己就只是一個經歷了某些事情的人，而這種經歷顛覆了他原有的經驗，卻沒有為他提供任何替代的框架。他在後來的研究中更是直接踏入了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斯所未曾涉足的領域：將那些訪客視為遊走在生與死的意識邊緣、觸發某種轉變的推動者，這些遭遇無法被簡單地歸結為物理或心理層面，否則反而會阻礙理解其本質。究竟這是真正的現象學式洞見，抑或只是一個經歷深度創傷的人所產生的心理保護機制，這個問題至今仍未有明確的解答。或者答案是兩者兼而有之。

在繼續討論下去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談談催眠回溯作為一種證據的效力，因為有大量的外星人綁架文獻都是以催眠作為基礎，但是催眠在科學上的可信度，說得委婉點，卻是有待商榷的。美國醫學會曾在1985年認定，透過催眠喚醒的記憶並不能被當作有效的證據。美國心理學會數十年來也一直堅持著類似的立場。問題的癥結不是催眠可能會產生虛假陳述——而是它會產生充滿自信的虛假陳述。這種記憶是重構而非再現的，催眠會強化受試者本身的易受暗示性，同時也會讓他們對自己說出的記憶內容更加深信不疑。即使是老練的催眠師，就算他完全是發自好心，也可能在無意識間因為自己太過具有引導性的提問，而在雙方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影響了受試者的陳述。這不是什麼邊緣觀點，而是臨床上的共識，並且同樣適用於霍普金斯、雅各布斯和梅克採取的方法論，當然梅克在這一點上受影響的程度是三人中最輕微的。

這個問題在雅各布斯身上最為明顯，他曾將自己與一位名叫艾瑪・伍茲（Emma Woods）的受試者進行的催眠回溯錄下，並公開讓所有人檢閱。這些錄音呈現出的是一種在方法論上頗有問題的暗示和引導模式——給人的感覺就像這位調查人員早已對綁架計劃的性質與目的有了自己的結論，並試圖引導受試者印證這些結論。不過這並不等於雅各布斯是個騙子。這只是說明了作為一名研究者，他的理論立場在某種就連他本人也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影響了他的研究方法，這在某些方面的確很糟，因為這意味著有些問題從內部是看不見的。他的受試者在催眠狀態下所說的內容，到底有多少反映了真實的異常經歷，又有多少只是催眠者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暗示，這一點到現在仍沒有定論。總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效力問題，確實值得再三思索。

然而，它卻沒有像批評者們所希望的那樣終結整個問題。對虛假記憶的批判在催眠資料上或許是有效的。但它仍無法解釋前催眠（pre-hypnotic）資料——那些被儲存在表意識層面的異常記憶、證人在催眠發生前報告的物證，以及證人即使從未接觸過外星人綁架文獻，卻在接受來自不同國家、主張不同理論的調查人員催眠時，提供了具有相同結構特徵的證詞。它也無法解釋希爾夫婦的案例，因為本傑明・西蒙——一位與ETH毫無瓜葛，且事前對外星人綁架事件的真實性也未抱有任何預設立場的精神科醫生——卻在分別對巴尼和貝蒂進行催眠時獲得了能夠互相印證的證詞，這是很難用幻想來解釋的。所以那些批評確實有其道理，但它們仍只觸及了部分紀錄，其餘的紀錄依舊難以解釋。

雖然上述的三位研究人員與一位親歷者在方法論和個人取向上皆有其各自的問題，但他們卻共享著一份主流UAP社群從未認真看待，更不用說是認真反駁的證詞紀錄。這些證詞的數量十分驚人，而且證人們明明互相不認識卻又能提供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證言，因此它是無法被用三言兩語就輕易打發的。這些證詞被駁回的唯一原因就是它們太令人毛骨悚然——但這又是另一個值得單獨討論的問題。

在圍繞著UAP的所有紀錄中，牛隻肢解事件一直佔據著一個令人不安的位置——這是因為它們可以說是所有相關文獻中被記錄的最為詳盡的異常事件，而這又讓它們變得更加難以被駁斥。有些異常事件會因為缺乏足夠充分的紀錄而被忽視。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執法人員、獸醫、FBI探員和牧場主卻已經記錄了不下數千起牛隻肢解案例，它們往往會留下大同小異的物理痕跡，卻始終無法被令人滿意地解釋，所以要駁斥這種現象就只能採取一種比較拐彎抹角的方法——也就是直接斷定這些人肯定搞錯了什麼，卻從來沒人能說清楚他們到底搞錯的是什麼。

這些物理痕跡具有足夠的一致性，足以構成一種特徵。當已經死亡的動物被發現時，牠們身上總會少了特定的器官——舌頭、眼珠、耳朵、生殖器官、直腸——有不止一位獸醫形容這些器官切除的手法有如外科手術般精準，還有些切口的邊緣似乎有灼燒痕跡。現場沒有任何血跡，這很明顯不是動物正常死亡的方式，也不是被掠食者攻擊的結果。現場甚至沒有任何足跡——不管是人類的還是掠食者的都沒有，更不用說是輪胎痕跡。在積雪或鬆軟的土地上，遇害的動物自身的足跡有時會保留下來，但有時卻會突然消失在某個位置，彷彿牠們最後是被從那裡直接垂直地吊起一樣。現場經常會殘留一種奇怪的化學氣味。一般來說，野狗是能夠證明掠食者存在的可靠跡象，可是就連牠們也不會靠近這些動物屍體。FBI在20世紀70年代末應三位州檢察長的要求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調查，並在80年代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絕大部分的案利都是自然捕食造成的，但報告卻沒有提到究竟是哪種掠食者能夠以宛如外科手術般精準地方式摘除內臟，還不留下任何血跡和痕跡，而只有奇怪的化學氣味。當初請求調查的牧場主們自然無法信服這個結論。他們會不買單也無可厚非。

地理分布本身就暗藏玄機。查克・祖科夫斯基（Chuck Zukowski）曾是科羅拉多州的一名預備役警長，他花費數年時間將所有已報告的動物肢解事件整理成地圖，結果發現它們幾乎都集中在北緯三十七度線附近——其橫跨了整個美國西部，有很多軍事設施、UAP目擊熱點和異常現象高發區都集中在這條線上。

本・梅茲里奇（Ben Mezrich）在《北緯三十七度之謎》（The 37th Parallel）中介紹了祖科夫斯基的發現，並指出就在祖科夫斯基進行研究的20世紀90年代，他自己也發現了還有另一個資金雄厚的團隊也在暗中研究相同的事情。他們是羅伯特・畢格羅（Robert Bigelow）的員工。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曾私下要求民間飛行員，如果遭遇UAP不要向管理局報告，而是要直接報告給畢格羅的組織。諸如此類的細節常常被淹沒在那些天花亂墜的敘事中，但偏偏就是這些細節才最值得關注。顯然聯邦政府將對異常現象的調查工作外包給了拉斯維加斯的一位酒店億萬富翁。這說明牛隻肢解事件已經嚴重到需要採取特殊應對措施，但卻又不至於到需要向公眾解釋的程度。

牛隻肢解事件並非僅限於美國西部。全美各地、澳洲、南美洲和歐洲都傳出過類似的報告，而這些橫跨不同地區與年代的事件卻都呈現了相同的特徵。據澳洲昆士蘭州的一位牧場主米克・庫克（Mick Cook）在2021年接受記者羅斯・庫爾特哈特（Ross Coulthart）採訪時表示，這些年來他已經有十五頭牛慘遭毒手，每頭牛的器官都是被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摘除，現場沒有血跡也沒有足跡，而那座牧場照理說只能通過他家農舍旁邊的一條路進入。沒有人能夠在不被他發現的情況下進出牧場。他還曾在深夜裡看見有光點在他的牧場上盤旋。他養的狗都不敢靠近那些動物的屍體。《懷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是那些認為這一切很容易解釋的人心目中的權威刊物，它在1977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宣稱肢解現象的真相其實就是集體歇斯底里。那些牧場主、獸醫、執法人員和親自對動物進行屍檢的FBI探員，這下終於能夠安心了。

除了這種現象本身足夠怪異之外，牛隻肢解事件之所以值得細究還在於它們衝擊了所有既有的詮釋框架。純精神實體假說無法解釋一頭母牛的直腸何以直接被挖空了十八英寸深，卻沒有留下任何血跡和足跡。ETH可以解釋物理上的可行性，卻無法回答為什麼一個星際文明會需要如此大量的牛隻生殖器。人類犯案假說與現有的物證不符合——包括現場沒有任何作案痕跡、切口精準得令人難以置信、奇怪的化學氣味——這大概也是FBI最終只能兩手一攤的原因。沒有任何一個既有的詮釋框架能夠解釋牛隻肢解事件。肢解事件彷彿是故意為了摧毀這些框架而發生的。正如瓦萊所觀察到，這一點其實是有跡可循的。

在20世紀80−90年代初，猶他州東北部尤因塔盆地的一個摩門教農夫家庭−謝爾曼夫婦（Shermans）報告了發生在他們自家牧場上的一連串無法解釋的事件。這些事件包括目擊UAP、牲畜被肢解、動物在確定不是被捕食的情況下失蹤、疑似騷靈的異常現象、疑似非人類實體的遭遇——伴隨這一切的是一種始終揮之不去的怪異感，就好像不管幕後黑手到底是什麼，它似乎都知道自己正在被觀察，甚至某種程度上它是在故意表演這些怪象。謝爾曼夫婦並非譁眾取寵之輩。所有採訪過他們的人都同意，這對夫婦為人十分誠懇，且對這些怪象充滿恐懼。最終，他們決定賣掉牧場，永遠離開那裡。但據說，那些怪象卻沒有隨著他們的離去而消失。

羅伯特・比格羅在1996年以二十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這座牧場，並讓他自己出資成立的國家發現科學研究所（NIDS）在那裡建立研究站。他組建的團隊可不是一群手持攝影機的超自然愛好者。他的團隊包括了一群博士級的科學家、訓練有素的觀察員以及擁有物理學、生物學和情報工作背景的調查員。馬里蘭州大學的物理學家埃里克・戴維斯（Eric Davis）也加入了NIDS團隊，並在當地進行了持續數年的調查。分子生物學家科姆・凱勒赫（Colm Kelleher）負責協調不同的調查工作。他們在牧場安裝了監控設備，並以絕對嚴謹的標準來紀錄所發現的一切。然而，最後的結果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發生在這座名為皮行者（Skinwalker）的牧場上面的種種怪象本身就是一項極具價值的數據，它們徹底挑戰了標準的調查方法。監控設備總會有選擇性地發生故障——不是隨機故障，而是很明顯只有在調查人員打算檢查的時候才會故障。奇怪的事物經常出現在觀察者的眼角餘光中，但只要一直視就又會消失不見。飛行器被多次目擊與紀錄，但科學儀器卻無法偵測到任何物理痕跡。有人在牧場中遇見了一隻體型巨大、看起來像物理實體的動物——其據描述是一隻體型大得不可思議的野狼，或是某種不明四足動物——結果當牠被近距離開槍擊中，本來應該當場斃命，而且子彈還在地上留下了明顯的痕跡後，這隻動物卻只是直接消失了。值得稱讚的是，NIDS團隊沒有選擇隱瞞，而是如實報告了這些事情。他們承認自己完全無法解釋這一切。

皮行者牧場與其它高度異象頻發地點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怪象的密度和多樣性，而不是只限於任何單一的怪異事件。UAP目擊事件和牛隻肢解事件有遍佈數百個地點的廣泛紀錄，每個地點均有相應的調查文獻可供查閱。騷靈現象則屬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研究傳統。在皮行者牧場，所有這些現象幾乎是同時傾巢而出，這就為既有的理論框架帶來了巨大的難題，因為每個框架都是為了解釋特定某一類型的事件而建構的。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所有這些現象會同時出現在皮行者牧場，而且還是在同一個十年裡。這座牧場簡直就是異常現象的風水寶地——彷彿這些現象其實只是同一個潛在過程的不同表現形式，或者是多種不同的現象確實以某種現有的理論無法理解的方式交織在了一起。

然後，異常現象甚至跟著回到了人們的家裡。凱勒赫和記者喬治・克納普（George Knapp）在他們於2005年合著的《追捕皮行者》（Hunt for the Skinwalker）中記錄了這一現象，它又被稱作“搭便車效應”（hitchhiker effect）。在皮行者牧場長時間停留的調查人員紛紛報告他們的家中也發生了怪事——物品自行移動、燈光異常閃爍，以及去過牧場的人們經常提到的那種奇怪的存在感。就連他們從未去過牧場的其他家族成員也報告了類似的現象。這種效應似乎是透過人而非空間傳播的，這顯然不是物理現象應該具有的屬性，相比起航空工程學，它似乎更應該被歸入惡魔學（demonological）文獻的範疇。埃里克・戴維斯本來是一位鐵骨錚錚的物理學家，對任何超自然現象都不感興趣，但現在他卻不得不承認有些事物超出了自己的理解。

搭便車效應對既有詮釋框架的破壞力，可以說是遠超其它任何單一的異常現象。那些異常先進的飛行器，無論它們有多麼不可思議，終究還能算是技術問題。被肢解的動物，無論肢解的手法有多麼難以置信，終究還能算是法醫問題。遭遇非人類實體，無論有多麼毛骨悚然，終究還能算是感知問題。可是一種依附在科學家身上，並跟著他跨越全國各地、最終出現在他自己家裡的現象，卻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範疇。它不是可以被逆向工程的技術、不是可以通過改變調查者的位置來控制的現象。它似乎具有某種意圖性、選擇性，並且是透過人類來傳播而非僅僅在他們周圍作祟——這些都是古典惡魔學文獻會立刻辨識出的元素，但ETH卻拿它們束手無策。不管究竟是什麼纏上了皮行者牧場的調查人員，它顯然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在這個領域中，很少有人像榮格一樣被如此嚴重地曲解。他1985年的著作《飛碟：現代天空神話》（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ies）經常被懷疑論者引用來當作UFO純粹只是人們的心理投射的證據，ETH陣營則將這本書視為神秘主義的囈語而不予理會。問題是榮格的意思根本就不是那樣。這位堪稱是本世紀繼佛洛伊德後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家在當時已年近八旬，卻依然保持著與他以前研究煉金術和集體潛意識時的臨床精確性與形上學嚴謹性來看待這一現象。他的論述其實遠比那些懷疑論者所認為的還要更有趣，也更令人不安。榮格明確表示自己並不懷疑這些物體的真實性——雷達紀錄和飛行員的證詞都能夠證明確實有東西出現了。但他更感興趣的是飛碟這個形象所反映的含義，而非其物理本質。飛碟的外形基本上就是一個曼陀羅——這是一個象徵完整性的圓形符號，在人類文化中屢見不鮮——而且它還偏偏是出現在戰後的天空中，也就是人類文明的傳統宗教象徵逐漸式微、核戰爭的恐懼籠罩著所有人的時代。在榮格的理論框架中，心理和物理並不是應該被一分為二的兩個範疇。一種現象可以同時在這兩個層面上存在。

正是榮格在目擊者現象學中所辨識出的東西，將外星人綁架文獻與宗教經驗直接聯繫了起來。與神聖之物的相遇往往會使人產生一種混合恐懼與迷戀的特殊情緒，也就是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在《神聖的觀念》（The Idea of the Holy）中所說的“聖懼”（tremendum），被綁架者們經常因為這樣的經歷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但這些經歷卻也讓他們充滿了恐懼，不同傳統的神秘主義者也描述過他們與神靈或魔靈邂逅時的情景。至於這種現象究竟算不算是神聖體驗，抑或只是對前者的逼真模擬，以及這種差異是否真的那麼重要，這些都是傳統主義思想家比榮格更深入探討的問題。

勒內・蓋農（René Guénon）並沒有寫過以飛碟為主題的文章。他在1951年逝世於開羅，彼時美國公眾仍在爭論肯尼斯・阿諾德在喀斯喀特山脈上看見的到底是氣象氣球還是其它東西，不過他的研究關注的則是他認為遠比異常空中現象還要重要的問題。蓋農是一位有數學背景的法國形上學家，並被普遍視為傳統主義的奠基者，他在開羅度過自己的晚年，並畢生致力於探討他認為西方文明所面臨的根本困境——這個困境不是政治或經濟上的，而是形上學層面的。在他的理論中，西方文明正在系統性地背離曾經引領其認識超驗實相的傳統原則，並因此開始自食其果。他在1945年的著作《量的統治與時代的徵兆》（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中對這一過程進行了鞭辟入裡地描述，後來數十年所發生的事情更是一再印證了他的先見之明。物質界與他口中的精微界——即支撐並貫穿著笨重的物質界的精神力量世界——之間的界限正在慢慢消失。這不是因為人類的精神發展有所進步，而是因為傳統文明為了抵禦精微界中的較低層次而建構的防禦體系正在潰堤。蓋農認為，那些會趁著這個機會滲透進來的實體，絕對不會是友善的天使。

蓋農宇宙論中的精微界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種充滿靈性的世界。精微界是一個精神層面的世界——它是介於物質界與純淨的靈界之間的中間領域——其中棲息著各式各樣的力量和實體，它們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是工具性的，而不是仁慈的。傳統文明對這一點非常清楚，所以它設計了各種儀式、教義和制度性結構，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屏障作用，避免人們與那些心懷不軌的實體產生接觸。現代西方以理性和進步之名拆除了這些結構，結果就是使得科技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失去了這種形而上的屏障，以至於在面對高度異象的入侵時變得無能為力。蓋農甚至不需要閱讀任何有關於外星人綁架事件的紀錄，就能說出導致這類事件激增的原因。他在1945年就描述了這些原因，而他的觀點似乎的確有其道理。

美國詩人、研究蓋農思想的學者查爾斯・厄普頓（Charles Upton）在2004年出版的《長城的裂縫》（Cracks in the Great Wall）一書中就嘗試從蓋農的角度來思考當代的UAP問題。蓋農描述了促使入侵發生的條件，厄普頓則指出這些入侵行為——綁架、搭便車效應、搗蛋鬼、對人類的生物機能的明顯興趣——正是各種超心理力量正在穿透屏障的例證。他對蓋農的形上學框架並沒有補充什麼，而只是指出現代紀錄完全應驗了蓋農的預言。

在東正教的教父傳統中有一個術語就是專門用來形容惡魔假扮成光明、智慧且靈性的實體，然後迷惑毫無戒心的人們：靈妄（prelest），它的意思是靈性欺騙。塞拉芬・羅斯（Seraphim Rose）是一位修士，他在1982年去世，享年四十七歲，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東正教與宗教的未來》（Orthodoxy and the Religion of the Future）中，他聲稱現代的這些UAP遭遇紀錄與教父傳統中對靈妄的描述高度相似，這並非巧合。羅斯在研究了比較宗教學和東方哲學後，最終選擇皈依東正教——他在皈依前曾仔細研讀蓋農的著作，而後者對現代社會的形上學困境的診斷也成為了他日後的思想基礎。出現在UAP紀錄中的非人類實體經常表現得充滿智慧、彷彿這些邂逅具有宇宙性的意義，並且他們還會帶給當事人某種深刻的意義與轉變體驗——可是，他們卻不會對當事人的道德或靈性成長給予任何指導。在東正教傳統中，最後這一點恰恰是判斷這究竟是欺騙還是真正的靈性經驗的標誌。

20世紀50年代初，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在一本米蘭當地的週刊《義大利子午線》（Meridiano d’Italia）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以自己一貫嚴謹的態度對飛碟的證據進行審視，最後更得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雷達報告、性能特徵、軍方飛行員的證詞——如果這些飛行器真的是機器，那麼ETH無疑就是最合理的可能。但我們卻從未看見有任何飛碟墜毀。鑒於目擊事件的數量以及基本的概率論，很難用所有墜毀地點都太過偏僻來解釋為什麼至今仍沒有任何被回收的飛碟殘骸。這就暗示了另一種可能性——即這些物體或許擁有埃佛拉所說的超物理性，也就是它們並非任何純粹意義上的機器。埃佛拉並未具體說明這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只是指出，只有等到我們真正取了一架飛碟或是它的殘骸時，才能解答這個問題。過了幾十年後，現在終於有人出面宣稱我們其實早就回收了飛碟。至於埃佛拉會怎麼看待這種說法就不知道了。最起碼他明確指出了需要滿足的證據標準，這的確是有道理的。

傳統主義哲學家們所共同建構的理論框架，為高度異象的行為特徵提供了一個更為連貫的整體解釋——比ETH、機密科技假說乃至純粹的心理學解釋都更加自洽。它確實有著相當的解釋力，卻也有著一定的侷限性，並且這一點需要明確指出：這個框架並不是為了解釋實體硬體而建構的。蓋農的精微界在本質上是精神性的——它確實能夠引起物理效應，但不管我們如何看待這個框架，都很難將其與具有異常同位素比例、被儲存在政府設施中的飛行器聯繫在一起。厄普頓和羅斯對於接觸經歷本身所進行的現象學式探討確實相當深刻，但他們卻從未提及那些被回收的生物實體。埃佛拉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硬體證據，所以他選擇先對這個問題持保留態度，可惜他沒能活到親眼見證這些證據的那一天。傳統主義框架以極其驚人的準確性言中了這一現象對人類的影響，但它並未充分解釋這現象所留下的後續影響。這才是問題最棘手的地方，也是所有論證最終都必須要解決的難題。

黛安娜・沃什・帕蘇卡（Diana Walsh Pasulka）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過往的學術研究幾乎都集中在聖母顯靈現象上，直到她開始為自己後來在2019年出版的《美國宇宙》（American Cosmic）進行研究時，她才意識到自己正在見證的是一個全新的宗教。作為曾經的北卡羅萊納大學威爾明頓分校宗教學教授，她接受過該如何判斷一個新興宗教正在形成的方法論訓練。這就是她所發現的——但這個宗教並不是形成在少數邊緣人士之間，而是在美國的國防與科技機構的最高層。

《美國宇宙》想要論證的並不是UAP究竟是真是假，或它的真面目是外星人、惡魔還是心理因素。這本書想要說明的是，不管這個現象的本質是什麼，其如今已在事實上變成了一股正在孕育宗教的力量，而且這個宗教的信徒還不是大眾想像中的那種狂熱怪人，而是科研機構的最高層人士。帕蘇卡在研究過程中接觸到的都不是鄉村地區的外星人綁架受害者或熱衷於參加各種外星研討會的狂熱分子，而是擁有安全許可的科學家、能夠參與機密計劃的矽谷人士，以及那些正在用宛如皈依者般的口吻談論自己的工作的航空工程師。她為他們每個人都取了化名，不過這些化名背後的真實身份後來幾乎都被扒出了。

泰勒・D是《美國宇宙》一書中的核心人物——這個名字是取自電影《鬥陣俱樂部》中的泰勒・德頓，這很能反映帕蘇卡的幽默感——他的真實身份是NASA工程師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曾參與過幾乎所有太空梭的研發工作，並在離開NASA後成為一名生物科技企業家。泰勒相信他的幾項專利實際上是非人類智慧給予他的饋贈。他還讓帕蘇卡和她的同事蒙著眼睛，然後帶她們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探究他口中的UAP墜毀地點。在書中的尾末，他與帕蘇卡一同前往羅馬，並在參觀完梵蒂岡檔案館後皈依了天主教。一個人能像這樣從一種信仰投向另一種信仰，其背後的邏輯究竟是否合乎常理，則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詹姆斯是書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他的真實身份是加里・諾蘭（Garry Nolan）——史丹佛大學的免疫學家，曾發表超過三百五十篇同行評審論文，擁有五十項專利，更創立了至少七家生技公司，他聲稱早在自己五、六歲大的時候，他的房間就曾經出現過奇怪的小人，十歲時曾有一團模糊的光影飛越他的頭頂，而他在三十多歲時還有一次醒來卻驚見床邊站著一個纖細的、霧狀的人影，對方還要他繼續回去睡覺。諾蘭相信，這種現象會在經歷過它的人類身上留下能夠偵測的生理印記，應該可以從生物學的角度去研究它。就在五角大樓於2021年公布了UAP報告後，他也公開了自己的UAP研究者身份，並在塔克・卡森的節目上接受了長達一個小時的採訪，當時他將UAP形容為領先人類數百年的科技革命。一位堪稱是世界上最資深的免疫學家，聲稱自己從小就在自家臥室裡被非人類實體造訪，其甚至還曾化為霧狀的人形出現在他的床邊。這些描述聽在塞拉芬・羅斯耳裡肯定會很熟悉，但他絕對不會認為這是什麼好事。

帕蘇卡在研究過程中結識的另一個人就是雅克・瓦萊本人，後者在那時研究這一現象已經有六十年了，儘管他仍無法回答它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但瓦萊卻堅信這一現象對人類意識的影響是真實、深邃且無法被任何現有的詮釋框架概括的。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上也是在紀錄帕蘇卡本人的轉變——作為宗教學者，她原本只是打算要研究一種新興的信仰體系，卻發現自己漸漸地越來越難像其他學者一樣，在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保持著那種標準的學術距離，因為這種現象正在不斷在她身邊引發各種事件，但在標準的學術框架中卻沒有適當的詞彙能夠解釋這些情況。據她本人所述，她現在也成了這種現象的信徒。當然，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長久以來的許多調查人員身上。

帕蘇卡探討了這種現象是如何影響那些絕頂聰明、受過良好教育且事業有成的人們，這是蓋農、羅斯和厄普頓的分析中所缺乏的。傳統主義框架已經預測了其最終的結果——信仰的重構、與超乎尋常現實的某種事物建立連結的感受，以及伴隨這種超常經歷而來的對自身生活的徹底重估。帕蘇卡詳細記錄了那些按照懷疑論者的邏輯，本來應該最能免疫這種影響的人的遭遇。事實證明，擁有五十項專利和安全許可並不能使人免於皈依宗教。事實上，這反而可能更容易讓他們受到宗教影響，因為他們經歷的是與自己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的體驗，這使他們比起一般人更容易因此陷入迷茫。當你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越多，你在經歷超出常理的事情時就越可能會變得茫然無措。

帕蘇卡的研究思路與傳統主義框架之間的張力是真實存在的，不過這並非本文試圖解決的問題。帕蘇卡的本體論立場接近不可知論，她更關注結果——即這一現象對人類和人類機構的影響，而非現象本身。羅斯和厄姆頓則致力於弄清它在本體論層面的含義，卻也因此缺乏社會學層面的探討——他們相信自己知道這些實體的真面目是什麼，並認為我們應該採取的對策是防禦而非調查。這兩種立場並不相容，但這種不相容本身就很具啟發意義。如果羅斯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帕蘇卡等人就是正在踏入一個已經愚弄了人類數千年的騙局而不自知。如果帕蘇卡的觀點是正確的——本體論的問題並不如功能性的問題重要——那麼羅斯的自信就可能是這種現象在它的長期接觸者身上引發的某種閉合性詮釋。這兩種可能性都應該被保留，而不是輕易否定。這種現象總是會獎賞那些自認為已經領悟其奧秘的人，只不過它的獎賞卻未必會符合他們所願。

綁架現象學、牛隻肢解事件、皮行者牧場的異象叢集、搭便車效應，還有帕蘇卡所描述的宗教重構——所有這些都能在傳統主義的框架內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釋。精微界的精神實體，正在像蓋農所預言的那樣穿過裂縫，他們可以引發物理效應與感知經驗，但其存在本身卻又無法被簡化成某種物質。這個框架確實可以解釋一些事情。但一旦將論證轉向被回收的飛行器和生物樣本，這個框架便又會變得毫無用武之處，因此一定要記住它的侷限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大衛・格魯什（David Grusch）曾是情報官員，他是國家偵查局的UAP工作組成員，之後又在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成為UAP分析組的共同領導人。2023年6月，他向情報監察長提交了多位吹哨者的證詞，他們宣稱美國政府已經暗中擁有被回收的非人類飛行器和生物樣本有了數十年之久。格魯什描述了一個持續數十年、規模龐大的逆向工程計劃，它通過被專門設計來規避國會監督的管道來獲取資金，並由持有特殊權限的承包商負責進行實際的科研工作，只不過這些工作的進度十分緩慢、零碎且缺乏溝通。他在私下場合中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卻在公開作證時拒絕透露這些名字。他聲稱自己的同事受到了死亡威脅，並且還有至少一人已經遇害。他在國會作證時承認自己並沒有親眼見過被回收的飛行器，但與他看過的人交談過，這些人的敘述是一致且可信的。

格魯什的證詞並非孤例。前空軍特種作戰直升機駕駛員傑克・巴伯（Jake Barber）也出面披露了自己參與回收墜毀飛行器的經歷，他可以肯定那絕對不是人類製造的東西。埃里克・戴維斯曾在一份被外洩的備忘錄中提到，他在2002年與當時剛卸任的國防情報局長托爾斯・威爾遜中將（Thomas Wilson）有過一次會面，兩人談論了被回收的非人類飛行器。威爾森與這位前國防情報局長二人均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備忘錄的真實性，其目前也仍未被證實是偽造的。這些人都不是會輕易上當的民間人士，而是確實擁有一定權限的內部人士。他們的證詞要嘛是真實的，要嘛是某種精心策劃的騙局——如果是後者，那麼誰能夠又為什麼要從這種騙局中獲益，就是一個十分值得思索的問題。

生物樣本對所有現有的框架提出了最嚴峻的挑戰。就算被回收的飛行器再怎麼先進，只要它還屬於科技產物——由某種智慧生命體利用我們尚未理解的技術製造——那麼，回收和逆向工程就只是一個極為困難但終究還是有希望攻克的技術問題。但非人類的生物樣本卻是另一回事。它們暗示了操控這些飛行器的是某種血肉之軀，或者說他們能夠產生或留下血肉之軀——這意味著這種現象在最字面的意義上被賦予了一個物理基礎，它有血有肉，卻不屬於人類。蓋農的精微界實體不會有血肉。教父傳統中的惡魔不會留下遺骸給政府的冷凍庫保存。如果格魯什關於生物樣本的說法是真實的，要嘛我們需要大幅改寫傳統主義的框架，要嘛就是需要同時考慮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一個適用於遭遇現象學，另一個適用於硬體。

這不是要反駁傳統主義，而是在確定邊界。這個框架或許正確地描述了這種現象對人類的影響——控制系統、宗教重構、搭便車效應、刻意為之的荒謬感——但卻無法解釋它的物理本質。蓋農的宇宙論並沒有排除精微界的智慧實體能以某種方式獲得物質形態的可能性。精微界與物質界一直是相互滲透的關係。蓋農預言過兩者之間的界限正在逐漸消融，各種關於高度異象的報告似乎也正在印證這一點，而這或許就是導致如今這種局面的原因——這些非人類實體確實主要是在精神層面活動，但只要有需要，他們也完全有能力製造出可觀的物理效應，包括看起來像是物質實體的飛行器和像是生物體的軀體。這只是一種推測。另一種可能性——即這些證詞根本是假的，格魯什、巴伯、戴維斯以及他們的消息來源要不是在說謊，要不是被刻意利用——這本身就不是鬧著玩的。格魯什向情報監察長提交的是正式的吹哨人證詞，在這種情況下吹哨人一旦作假將面臨嚴重的法律後果。格魯什本人曾親赴國會作證，即使在持續不斷的惡意質詢猛攻下，他也始終堅持自己的說法。那些試圖詆毀他的人無法拿出任何證據證明他錯了，反而只是讓人們看見他們有多麼希望他是錯的，所以這完全是另一回事，類似的情況我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哲學家傑森・雷薩・喬爾賈尼（Jason Reza Jorjani）在其2021 年出版的著作《近距離接觸》（Closer Encounters）中一開篇就指出，他本來根本沒有打算得出書中最後的結論，何況撰寫一本這種話題的書對他早已飽受爭議的聲譽更是沒有任何好處。但他最終還是寫下了這本書。在開始討論他的理論之前，這種猶豫與坦率結合的矛盾態度尤其值得注意，因為這個理論具有一種大多數現有的UAP框架都不具備的全面性——它拒絕迴避任何紀錄——而且這個理論的含義確實非常令人不寒而慄。

簡而言之，他的理論大致上是這樣。零點能——其極有可能是UAP背後的推進原理——同時也有操縱時空的潛力。大約在1944年，納粹的一群精英工程師和物理學家在一項代號為克洛諾斯計劃（Project Chronos）的工程中利用一個鐘形的零點能裝置成功撕裂了時空連續體。不過這個群體並不完全屬於德國人：它實際上是盎格魯−撒克遜精英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暗中推動的以太技術研究的延續，這些精英壓制了特斯拉的研究、資助納粹主義和美國的優生學計劃，並透過J.P・摩根、約翰・洛克菲勒和艾倫・杜勒斯等人來各國之間協調他們的計劃。這個群體並沒有隨著法西斯主義表面上的戰敗而解散。它現在徹底脫離了既有的體系，形成了喬爾賈尼所說的“分離文明”（Breakaway Civilization）——一個如今已經掌握了時間旅行能力的文明。

掌握了時間旅行能力後會發生什麼才是重點。當一個群體能夠接觸未來，就等於是掌握了未來的所有科學知識。他們可以穿越到未來，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然後再回來。他們也可以穿越回過去——不僅僅是為了觀察，更是為了干預、重塑自己誕生的條件，甚至是在史前時代建立一個屬於他們的文明。喬爾賈尼認為，這正是他們所做的。數十年來，在各個大陸都有接觸者、被綁架者和目擊者聲稱自己遭遇了北歐型外星人——一群身材高挑、皮膚白皙且具有北歐人特徵的人形實體——但他們很可能其實根本就不是外星人。他們是這個分離文明的後裔，只不過他們來自遙遠的未來，所以才會看起來像來自另一個世界。他們就是我們，是未來好幾個世紀後的我們，他們正在回到過去干預自己當初留下的文明。

喬爾賈尼的理論之所以這麼令人不安，就是因為他們的干預程度或許比我們想像得還要深。綁架計劃，包括生物採樣、雜交實驗和代際追蹤，都是他們的計劃——這是針對被他們視為私有財產的人類群體的基因管理計劃。所謂的灰人其實是這些北歐人製造的生物機器人，負責替他們執行各種任務。牛隻肢解事件是生物研究計劃。在喬爾賈尼看來，世界上的各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實際上都是管理工具：亞伯拉罕諸教的上帝是駕駛UFO的飛行員、天使是執行任務的特工、耶穌是接觸者，他被利用來傳遞經過精心設計的訊息，以建立一個在心理上更容易被管理的奴隸文明。《吠陀經》中的天神族和阿修羅族只是同一套伎倆的早期版本。喬爾賈尼甚至懷疑，瀕死體驗或許其實也在他們的控制之中——一個有能力進行時間旅行並且擁有先進精神能力的文明，應該也能夠輕鬆地在生與死的邊緣之間穿梭，進而掌控人類在那裡所經歷的一切。在他的理論中，月球是被刻意放置在那裡的人造衛星，目的是在核浩劫摧毀了他們在火星上的先進文明後，作為改造地球的中繼站。火星文明的廢墟至今依然存在，而且在它的地表下也還有城市。

喬爾賈尼承認自己的理論幾乎是遊走在狂想的邊緣，誠實的讀者應該謹慎看待他的坦率。與其它大部分的UAP理論相比，喬爾賈尼的理論具有更嚴密的自洽性——它同時解釋了北歐型外星人、灰人、綁架計劃、回收證詞、宗教歷史以及故意釋放的揭露等各式各樣的問題。但這個理論卻是建立在一個他自己也無法完全自圓其說的循環論證之上：這個分離群體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回到過去創造了自身存在的前提，這意味著這一切的起點本身就是一個悖論。他同時也明確指出，他所描述的分離群體並非這場遊戲中唯一的玩家。還有另一種力量也在扮演玩家——他稱之為詭計者（搗蛋鬼）——這是一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宇宙智慧生命體，他認為它正在積極地將北歐型外星人限制在我們這個宇宙的資訊處理系統中，而不讓他們進一步向外擴張。高度異象紀錄中最離奇、最難以解釋的一些元素——甚至連他的理論都很難解釋——或許正是其它力量的體現。換句話說，喬爾賈尼的分離文明本身也還是受制於某種其無法完全掌控的力量。至於這種力量究竟是什麼，到頭來我們又回到了蓋農和羅斯所熟悉的領域。

本文所考察的這些紀錄無法被用任何一個單一明確的解釋來概括。這並非分析的失敗，反而或許恰恰是這些紀錄所想要傳達的最重要的訊息。

也許有不止一件事正在同時發生。這麼說不是在迴避問題，因為這是證據所支持的結論。高度異象層面的證據——綁架現象學、搭便車效應、重構身份認同與宗教信仰的接觸經驗——對這些現象最連貫的解釋來自於傳統主義的框架。蓋農預言了精微界的實體正在穿越逐漸消融的邊界，然後引發那些在教父文獻中已被清楚警告、現代的世俗思維卻早已不知道該如何描述的體驗。物質層面的證據——包括飛行器、生物樣本和回收計劃——則需要一些傳統主義框架所無法提供的東西，無論它是平行運作的獨立現象、精微界對物質界的顯化，還是喬爾賈尼所說的分離文明。政府層面的證據——保密架構、受控的揭露，以及持有安全許可的科學家們經歷的宗教體驗——要嘛需要喬爾賈尼設想的分離文明，要嘛需要其它具有與前者相似的作用的東西。

現在我們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本文一開頭提出的迴避問題了。ETH的支持者和政府機密研究者們之所以選擇迴避高度異象，不僅僅是因為這會使他們的論點變得站不住腳，而更是在於一旦認真看待高度異象，接下來只需要透過一條相當簡短的邏輯鏈，最後就必然會得出一個現代西方思維結構所無法容忍的結論。即使傳統主義的框架只有部分正確——假如這種現象確實有著前現代傳統所熟悉、卻被現代理性主義摒棄的本體論層面起源——那麼，保密體系、逆向工程、國會揭露聽證會其實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物理學家、情報官員和航空工程師正在使用唯物主義科學的儀器，去研究唯物主義科學所不願承認存在的事物。這肯定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結論。然而，證據卻偏偏指向這個結論，而人們對它的感覺好壞從來就不是決定一個結論是否可靠的依據。

這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如今愈發如火如荼的揭露運動。當前的這波UAP資訊透明化浪潮——國會聽證會、吹哨人、五角大樓報告——無不散發著一種刻意的溫和姿態。路易斯・埃利桑多（Luis Elizondo）、大衛・格魯什和他們的同事曾多次強調要小心維護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揭露應該循序漸進地進行，以免讓人們陷入恐慌。這種擔憂說實話其實有些令人費解。這個文明正在小心翼翼地權衡揭露UAP真相可能會帶來的心理影響，即使其曾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以及長達數十年的核戰爭恐懼，當時可從來沒有人在乎過公眾的感受。為什麼一定要循序漸進地揭露，這一點必須要有合理的解釋。一種解釋是官僚機構的作風使然。另一種解釋是揭露運動本身就是被操控的——它是由過去七十年來始終掌控著這些資訊的人所精心設計，其真正的目的也並非是要讓大眾知道真相。第三種解釋則是喬爾賈尼的理論所提出的，也是揭露界中無人願意認真考慮的，即真正會對全面揭露感到不安的其實不是公眾，而是一直以來掌控秘密的那些人。如果一個分離的人類派系已經在暗中運作了數代人的時間，而像伊隆・馬斯克這樣的人現在卻正在建造足以與之競爭的技術基礎設施體系，並且還擁有無需任何人的許可即可調動的資源與獨立性，那麼繼續隱瞞真相就變得尤為重要——這指的是對那些保密者而言。從這個角度來說，揭露運動的保守本質並不是為了保護大眾免受可怕的真相衝擊，而是為了保護那些依靠掌握秘密來維護自身地位的人。

如果全面揭露意味著曝光一直在背後操弄這一現象的幕後黑手，那麼這恰恰就是傳統主義中的“驅魔”（exorcism）的含義——揭開潛伏在黑暗中的事物，使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並非僅僅是一種修辭上的比喻。古典意義上的驅魔並不只是一種自我防禦行為。它代表隱藏的事物可以被揭開、面對與驅逐。無論這個對象是非人類精神實體、人類分離文明，或兩者皆是，其邏輯都是一樣的。避而不談與循序漸進都是打算與問題共存時才會採取的策略。驅魔則是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策略。人類文明已經花了七十年的時間試圖思索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卻從未想過它是否真的能夠被解決；回首過去的一切，這個問題其實早該被提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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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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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D Vance on aliens as demons: youtube.com/shorts/iDn_RNvZkbY

3. Tucker Carlson on demons and UAP: youtube.com/watch?v=-imt-PEHb_s. Also: Redacted podcast, December 2023, reported at 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23/12/17/tucker_carlson_ufo_story_really_scares_me_spiritual_component_the_implications_are_too_profou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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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eslie Kean, UFOs: Generals, Pilot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Go on the Record (Harmony Books, 2010). Documents FAA arrangement directing UAP reports to Bigelow’s organization.

19. Ross Coulthart, In Plain Sight (HarperCollins Australia, 2021). Includes Mick Cook Queensland interview and mutilation documentation.

20. Colm Kelleher and George Knapp, Hunt for the Skinwalker: Science Confronts the Unexplained at a Remote Ranch in Utah (Paraview Pocket Books, 2005). Primary source for Skinwalker Ranch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Sherman family history, Bigelow purchase ($200,000), NIDS team composition, and hitchhiker effect documentation.

21. C.G. Jung, 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i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as Ein moderner Mythus (Rascher Verlag, 1958).

22. 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as Das Heilige (Leopold Klotz Verlag, 1917). Source of the mysterium tremendum concept.

23. Rene Gue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Luzac and Co., 195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as Le Regne de la Quantite et les Signes des Temps (Gallimard, 1945). Guenon died in Cairo, January 7, 1951.

24. Charles Upton, Cracks in the Great Wall: UFOs and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Sophia Perennis, 2005). Note: some sources list 2004; verify against copyright page.

25. Seraphim Rose, Orthodoxy and the Religion of the Future (Saint Herman of Alaska Brotherhood, 1975). Rose was born September 13, 1934 and died September 2, 1982, aged forty-seven. His engagement with Guenon in his pre-conversion period is documented in Hieromonk Damascene, Father Seraphim Rose: His Life and Works (Saint Herman of Alaska Brotherhood, 2003).

26. Julius Evola, flying saucer articles in Meridiano d’Italia, approximately 1950-1952. The ‘superphysical invulnerability’ formulation is from these pieces. See also Nick Cook, The Hunt for Zero Point (Broadway Books, 2001), which Jorjani draws on for Project Chronos material.

27. Diana Walsh Pasulka, American Cosmic: UFOs, Religion,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Her earlier work is documented in Heaven Can Wait: Purgatory in Catholic Devotional and Popular Culture (LSU Press, 2012). Her account of finding non-Marian apparitions in ancient manuscripts as the origin of her UAP interest has been stated in multiple podcast interviews, 2019-2022.

28. Timothy Taylor identified as Tyler D. via Vatican Observatory 2017 annual report and Chris Bledsoe, UFO of God (self-published, 2023). The Tyler Durden naming confirmed by Pasulka in interviews; specific citation to be verified. Taylor’s NASA career and biotech work confirmed via public records.

29. Garry Nolan identified as James in American Cosmic; Nolan confirmed his own involvement publicly following the Pentagon’s June 2021 UAP report. Stanford Medicine faculty profile confirms credentials. Nolan’s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bedside presence account from his own public statements in interviews 2021-2024. Tucker Carlson Tonight, Fox News appearance — date to be confirmed.

30. David Grusch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 July 26, 2023. Roles confirmed in testimony and in NewsNation reporting by Ross Coulthart and Bryce Zabel, June 5, 2023.

31. Jake Barber public statements and NewsNation reporting, 2024.

32. The Wilson-Davis document, dated October 16, 2002, leaked publicly in 2019. Vice Admiral Thomas Wilson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July 1999 to July 2002. Eric Davis’s precise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during the NIDS period requires verification — he was subs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EarthTech International (Austin,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nnection referenced in this article should be confirmed before publication.

33. Jason Reza Jorjani, Closer Encounters (Arktos Media, 2021). Jorjani holds a doctorate from SUNY Stony Brook. All specific claims regarding Project Chronos, the Anglo-Saxon elite network, Nordics, Grays, Moon, and Mars are from this work. The figures named — Morgan, Rockefeller, Dulles — are Jorjani’s claims within his framework rather than independently verified historical assertions.